今日德国及西方世界的问题来源于尼采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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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尼采-海德格尔化的左翼”，哈贝马斯对他们有一个更直接的称呼，那就是“左翼法西斯”。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是对人类永恒困境的一个有力比喻。我们出生在一个名为“文化”的洞穴底部，洞穴的顶部连着蓝天。洞穴无关善恶，有时还能给我们遮风挡雨，但是任何见过天空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向往洞外世界。或许是认为天空是神的领域，走出了洞穴就意味着接近了神，由此诞生了信仰（更确切的说法是价值观）和神学；或许是认为洞穴外有更广阔的世界，在那里有更丰富的资源，我们可以过上更幸福的生活，由此诞生了理性和科学；或许是单纯被天空的美丽所折服而心悦神往，由此诞生了审美和艺术。信仰、理性和审美，是人类走出洞穴的动机；神学、科学和美学，是人类走出洞穴的手段，哲学横跨三者，试图将三者统一起来。在启蒙运动后，理性取代信仰成为了人类观念的主宰，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道德下滑，人对自身定位的迷茫（价值迷失）、人的“物化”，以及艺术的衰退等。为了保护艺术，一个叫尼采的人站了出来，他勇敢地向“理性的教皇”——黑格尔发起冲击；他发现理性的背后有一个叫苏格拉底的幽灵，这个幽灵的肉身在2500年前被愤怒的暴民处死，精神却因此永远传承了下来，于是尼采决定亲手处死他的精神。尼采的美学造诣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他因为对理性勇敢（或许亦可称为蛮勇）的挑战更成为了19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尽管他本人未必知道这种挑战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此后，整个哲学界都迅速尼采化，艺术和文化变成了哲学的首要研究对象。这时，一个叫胡塞尔的人创立了一门叫现象学的学问。现象学认为，既然我们所感知到的事物都不是事物本来的模样，而是经过理性重新塑形之后在我们心中的投影，那么这个投影过程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在洞穴隐喻中，为什么我们会以蓝天为美，而不以洞壁上蝙蝠拉的粪便为美呢？胡塞尔创立现象学的本来目的是调停审美与理性之间的矛盾，然而到了他的接班人海德格尔那里，情况却急转而下。海德格尔使用的是胡塞尔的方法，继承的却是尼采的精神，那就是对理性的全面清算。胡塞尔发现了理性与审美之间的联系方式，海德格尔正好可以斩断这个联系。尼采靠艺术来反对理性，文化又是艺术的最大来源，但在文化之中却又蕴含着大量的理性因素（尤其是文化伦理方面），这就使得他陷入了自我矛盾、自己反对自己的境地。海德格尔却不需要陷入这样的僵局。他成功摒除了文化与艺术中的理性因素，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文化伦理不再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有任何位置（虽然他未必反伦理），而宗教伦理早已被启蒙运动否定，科学伦理早已被尼采否定。在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中，他又把死亡从他者变为存在的延续，把来自他者的声音——包括他人痛苦的呻吟以及社会良知的劝导——变为来自自己的声音，变为一种纯粹的心灵体验，就这样，他的一整套反理性主义+唯我主义哲学便完成了，这套哲学正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向“庸俗的地球技术”开战。 如果将信仰、理性、审美视为人类为了让自己避免沦为动物而对自身设置的束缚，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上述过程视为一个“解放”的过程，人类依次从信仰-理性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留下的只剩下审美。但它仍旧算是一种安全装置。个人通过长时间的梳妆打扮，穿戴那些穿戴流程繁琐的衣物及饰物来体现他人及共同体的尊重，同时也获得他人及共同体的尊重。因此影视及文学中的纳粹军官除给人冷漠或亢奋的印象外，又往往以仪容端庄、穿戴整齐、有较高艺术涵养的形象出现。让粉红阿宅去跪舔脓包遍体的乞丐，抑或崇拜大便绅士与小强妹，他们也多少会有心理抵触。然而，海德格尔式存在主义哲学从诞生之初就孕育着“解放”审美观这一最后安全装置的冲动。既然人的思考从来都是发自自身又终结于自身，既然人唯一能够获得的满足就是自我满足，那么对洞穴外的天空这一他者的追求就显得无效甚至虚伪了——它必定是社会强加给我的，而不是我自己真实的需求。人所能而且应该做的就是在洞穴里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为此必须重估一切价值，包括美学，第一步就是质疑：蓝天真的比蝙蝠粪便美吗？粉红死宅们不也正开始流行“美女拉的屎是草莓味冰淇淋”、“你连她的屎都不敢吃你凭什么说爱她”之类的话语吗？这就是存在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化的开始。
如果将信仰、理性、审美视为人类为了让自己避免沦为动物而对自身设置的束缚，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上述过程视为一个“解放”的过程，人类依次从信仰-理性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留下的只剩下审美。但它仍旧算是一种安全装置。个人通过长时间的梳妆打扮，穿戴那些穿戴流程繁琐的衣物及饰物来体现他人及共同体的尊重，同时也获得他人及共同体的尊重。因此影视及文学中的纳粹军官除给人冷漠或亢奋的印象外，又往往以仪容端庄、穿戴整齐、有较高艺术涵养的形象出现。让粉红阿宅去跪舔脓包遍体的乞丐，抑或崇拜大便绅士与小强妹，他们也多少会有心理抵触。然而，海德格尔式存在主义哲学从诞生之初就孕育着“解放”审美观这一最后安全装置的冲动。既然人的思考从来都是发自自身又终结于自身，既然人唯一能够获得的满足就是自我满足，那么对洞穴外的天空这一他者的追求就显得无效甚至虚伪了——它必定是社会强加给我的，而不是我自己真实的需求。人所能而且应该做的就是在洞穴里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为此必须重估一切价值，包括美学，第一步就是质疑：蓝天真的比蝙蝠粪便美吗？粉红死宅们不也正开始流行“美女拉的屎是草莓味冰淇淋”、“你连她的屎都不敢吃你凭什么说爱她”之类的话语吗？这就是存在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化的开始。
二战结束后，被纳粹压制的左派运动复苏，再加上亚非拉各地的殖民地解放运动，使得50-60年代俨然成为了“解放纪元”。左派的世界主义传统与开始解构文化性的后期存在主义一拍即合，加速了后现代主义的分娩。似乎最佳的选择不再是向往天空，而是打通原本互不连通的各个洞穴，让洞穴里的人都能愉快地生活在一起。以怀疑一切、解构一切为目标的后现代主义甫一登场，就让“正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惊失色，法国新左派在68运动中高喊着诸如“性解放”之类莫名其妙的口号展开的盲目破坏，更让哈贝马斯称他们为“左翼法西斯”：难道他们不正是纳粹思想的起源——尼采和海德格尔——与左翼思想交媾之后生下的怪胎吗？这场运动除了留下了无数冥顽不化的非主流派系，以及在战后日本人心中种下了对赤军这一青春期符号的怀念之外，并没有任何“成果”可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后，人们似乎并没有回归他们的“本真”。在性善论与乐观主义盛行的美国，后现代主义体现为相对温和、有一定乌托邦色彩的嬉皮士；而在性恶论与悲观主义流行的英国，后现代主义则体现为崇尚暴力的朋克（顺带一提，两个派系对毒品的嗜好也不同，朋克喜欢的毒品更“重口”，因此常视嬉皮士为软脚虾），可见他们仍然受着文化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兴也快，衰也快，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内在矛盾。第一是历史主义观念与革命行为的矛盾。在历史主义观念中，人是没有地位的，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能起的作用，最多只是在历史之神降下预兆时“推一把”。推不动的时候，无非就是说明神迹是假的，抑或神又改变主意了，大家回家凉快去吧。这种思想导致他们只要遇到一点挫败就会溃散。这一点在这本书里有着鲜明的体现——革命应该像撸管一样，舒爽而又简单。
第二是否定主义自身的矛盾，即否定走向“否定之否定”。由于后现代主义反对“元文本”及一切教条，导致不同派系之间难以协调甚至难以沟通，每个人都对后现代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那么最好的解决方法无非就是“我有我的见解，你有你的见解，我们各自知道自己是对的就行，不要互相干涉”，这反倒与“每个人的意见都应平等地被尊重”的现代美国价值观——多元自由主义有些相似了起来，而这原本应该是这场运动所反对的。尼采-海德格尔式反动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反而导致了美国政治模式在半个世界取得了胜利；尼采-海德格尔式反动在文化领域中的应用，反而导致了美国文化模式在半个世界取得了胜利。用历史主义的话来说，这真是“善变的历史之神又开了一个大玩笑”。
到目前为止，21世纪的主旋律是民族主义的复兴。全球化日益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它“让人感觉不那么自由”的一面也开始凸显，譬如形形色色的隐私侵犯。于是各种意识形态又重新拾起了民族主义，不仅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甚至连自由主义这一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支柱也在民族主义中寻找养分。新左派们自然也不甘落后。这似乎意味着，他们从德里达和福柯退回到了海德格尔，又退回到了尼采。那么这次他们能开创出一种新的哲学吗？抑或又是另一次集体抽风的开端？然而如果是新的抽风，它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可能达到过去所能达到的高度。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历史事件可以说都发生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好文！ 谢谢分享！ 我只能说，你不懂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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