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麻烦的祖国”——论德意志民族的德国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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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A Troublesome Fatherland: On The Crises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作者简介】李伯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教授（北京 100029）
【内容提要】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德意志民族始终被民族认同问题所困扰，德国也被德国人称为“一个麻烦的祖国”。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德国的发展和稳定的大问题。造成德意志民族的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的原因，是由于德国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所致，即德国位于欧洲的所谓“中间地带”，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德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即德国历史一再遭遇断裂，极不利于民族意识的形成。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德国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全民性的共同归属感的形成再遇障碍。在决定性的19世纪下叶，德意志民族国家终于建立，但是三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均以失败告终，致使民族意识一再遭受重创。德意志民族的国家—民族认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关 键 词】认同危机/德国历史/民族国家/断裂/建构
德国人的特点在于，“什么是德国的”这个问题在德国人当中从未绝迹。
——弗里德里希·尼采
一
1985年，德国女记者、作家玛丽路易斯·杨森－尤莱特给德国许多人发出了一封信，请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您爱德国吗？”这个看似简单并略显幼稚的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收信人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面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者有之，断然拒绝者有之，愤怒申斥者有之；而多数人则感到心绪不宁，有些人甚至被这个问题折磨得夜不能寐，或者是噩梦不断。很多人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倾诉欲，于是纷纷奋笔疾书，把自己的答复诉诸笔端。杨森-尤莱特把这些信件整理出来，集结成册并附上序言，以《您爱德国吗？——德国人对于德意志民族当前状况的情感》为题出版。该书一经问世，立即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从这本书的许多作者的感受中，编者得出一个结论：“身为德国人（Deutschsein）是痛苦的——我从收集到的许多文章里得知了这个事实。”① 时至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德国举行，德国人终于为自己的国家自豪了一次。但是这种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再正常不过的自豪感对于许多德国人尤其是德国的青年人而言却颇为奇怪：“这感觉好奇怪——好像突然之间，‘作为德国人’是一件被容许的事。更奇怪的，你竟然还可以流露出你的身份和你的感情来。”在国家／民族认同的问题上，战后德国人的处境极其尴尬：“一方面在心里关心自己的国家，为德国骄傲，另一方面又要表现得很冷漠、很不屑；像拔河一样，内心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要小心翼翼才能不说错话。觉得德国是个不错的国家这种感觉是没有人敢显露、大家都要藏起来的。在别的国家你常看到国旗，德国很少；我们也没唱过国歌。”②
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的一个大学女生卡特琳一直为一个问题所困惑，甚至她的私人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使她倍感痛苦。所以她冒昧投书历史学家封·克罗科，以求帮助。这个问题就是：“身为德国人”为什么这么困难、这样麻烦？这个问题既让封·克罗科颇费思量，也让他很感兴趣，所以他也不厌其烦地给卡特琳回信，与她共同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来往信件越积越多，最后封·克罗科把所有信件整理集结成册，以《论德国人》③ 为题出版。
这两个事例涉及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即德国人的德国认同问题。这不仅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问题。其实被这个问题困扰的岂止卡特琳等人，古往今来，德国的有识之士都“为伊消得人憔悴”。
贝尔纳·努斯指出，德国人有一个特殊的秉性，就是热衷于画自画像：“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像德国人这样，感到有一种迫切的需要，要分析自己、分析自己与世界的、与文化的关系，与其自然的生存条件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④ 对外国人来说，德国人、德国文化始终是一个谜。外国人看德国，常常有如雾里看花，始终捉摸不透。而对于德国人自己来说，正是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他们，他们也就特别热衷于找出自己的特性。因为只有先确定“什么是德国的”、“谁是德国人”，才能讨论“当德国人”的问题。于是长期以来，德国人不遗余力地研究、探讨德意志民族特性，有关著作汗牛充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也许正是因为德国的历史发展缺乏连续性，使德国人热衷于自画像的现象呈现出明显的延续性。
历史上，这个问题就已经困扰着德国知识界、政界的许多精英，他们对此痛心疾首，其情之切溢于言表。特别是18世纪下叶，随着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勃兴，这个问题愈发凸显。19世纪以降，大批德国知识和文化、政治精英均对德国特性的问题感到苦恼和着迷。音乐家瓦格纳就以《什么是德国的？》为题著文，从精神层面对德意志民族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发表于19世纪初的一首警句诗里，诗人歌德就曾无可奈何地感叹道：“德国？德国在哪里？我找不到这个国家。”⑤ 这句话流传之广，大概是得益于歌德的声望。但是除歌德之外，德国的诗人、哲人、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各界名流的有关论述和感慨同样数不胜数，例如诗人维兰德于1797年在一篇题为《论德意志共同意识的缺失》中所发的感慨也广为流传：“比较了解我们的外国人对我们的指责实在是太真实了：一个外国人在游历德意志帝国时只要仔细一点就会发现，他看到的只是奥地利人、勃兰登堡人、撒克逊人、普法尔茨人、巴伐利亚人、黑森人、符腾堡人，等等。这些人按照其所属的帝国等级来命名，他们中有些又分为数百个更小的部族群体；这些族群一个比一个小，却各自具有其形态，但是他就是看不到德国人。”⑥ 这段名言更为清楚地指出，在德国历史上，德国人的民族认同历来是一个困扰德国人的重大问题。从18世纪末浪漫主义席卷德国起，德国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关于德国文化特性的研究和颂扬更是热闹非凡，对德意志文化、德意志的民族特性即所谓“Deutschtum”以及什么是“典型的德国式的”（typisch deutsch）的研究成为显学，在第三帝国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德国人的德国认同问题在德语中表述为“民族认同”（nationale Identitt），而“民族”（Nation）一词同时也兼有“国家”的含义，也表示对于德意志国家的认同。德语中对于认同问题引发的种种现象的表述，有诸如“认同问题”（Identit tsproblem）、“认同缺失”（Identit tsdefizit）、“认同病”（Identit tskrankheit），而使用频率最高者，当数“认同危机”（Identit tskrise）。时至今日，德国人的德国认同问题仍未梳理清楚，纵观全世界，这大概也算独一无二，或许这也正是“德国特色”（typisch deutsch）。德国著名的民调机构阿棱斯巴赫民意调查研究所对此做了许多调查，得出的结果颇有说服力，也颇让人意外。对“无论在何处，当您看到黑红金的联邦德国国旗时感到愉快吗？”这样一个问题，1951年时只有23％的人回答“是”，197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0％，1986年也仅上升到50％。⑦ 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是：“有些东西是让人们为之感到骄傲的。我给您列举一些这样的事物，请您告诉我，您是否为之感到骄傲？”采访者列举的就是“您身为德国人，您是否为此感到骄傲”，回答的结果也并不出人意料，直截了当回答感到骄傲者比例并不高，而相当多的人则不愿回答。⑧ 事实上，回避本身也就表明了一种态度。1978年的一个问卷调查中，回答为自己是德国人感到骄傲的人数比例依年龄段为：12—23岁的年龄段当中，16％的人回答“非常自豪”，37％的受访者回答“自豪”，而同样的问题在英国的回答比例分别为26％和44％。⑨ 其他一些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也大致如此。时至1985年，对于“当您听到‘祖国’一词时，感到愉快吗？”这个问题，59％，的受访者回答“是”，39％的人回答“不”，而在16岁至29岁的年轻人中，则有多达61％的人表示不愿意听到这个词。⑩ 如果用民族自豪感来测量民族认同的强度，战后德国西部的情况也相当令德国人沮丧。在15个被比较的西欧国家中，联邦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排在最后。(11) 相当有代表性的事例，大概当属曾任联邦德国总统的古斯塔夫·海涅曼的一句名言：“我不爱这个国家，我只爱我妻子。”(12)
已经比较清楚的是，在各个年龄段的德国人中，认同程度与年龄成正比，与受教育程度则成反比：年龄越小，德国认同的程度就越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认同德国的比例越低，在知识分子当中，这个问题最为突出。萨宾娜·波德在《德国病——德国人的恐惧》一书中指出，21世纪初的德国人对待德国有三种态度：第一个群体是老年人，他们因为对德国的历史问题感到愧疚，德国文化使他们感到困惑、怀疑和不快，所以无法给后代传递一个积极的德国形象；第二个群体以青年人为主体，他们坚持德国认同，表明自己为德国人的身份而骄傲；“然后还有第三个群体，他们认为，纠缠于民族归属感等问题完全是不重要的，因为他们并不把自己看成德国人，而是看作欧洲人或世界公民”。(13) 这种种混乱、困惑和痛苦，都在诗人恩岑斯贝格于1961年发表的一首诗歌《国语》中倾吐出来：“是啊，只希望这些人与旁人并无二致，／只希望这里也完全平常、与别的国家同样，／而不是这个夜与雾笼罩的国度，／充斥着失去灵魂的住户，／既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愿知道，／被命运抛入这个国度，／而现在又要逃离这里，／无家可归，一直到坟墓”。(14)
正是因为民族认同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德意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方案的议论一直不绝于耳。设在杜塞尔多夫的“认同基金会”（Identity Foundation）即以研究德国人的民族认同为己任。2007年9月，基金会发表了题为《德国在寻找自我——一个不是民族的民族·在工作、忙碌中德国人是世界冠军》的研究报告，对当下德国人的认同问题做了总结和归纳。报告指出，当前德国人的德国认同仍旧模糊，并且“没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德国人也生活得也不错”；“‘民族的’对于德国人来说是陌生的，所以‘是德国人’对于德国人而言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实际的生活情感”，意谓“身为德国人”只是一种生活状态，与民族情感无关。(15)
诗人恩岑斯贝格尔于1964年撰文《我是德国人吗？》，“这就使人意识到‘民族认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并且表明长久以来，德国的知识分子无力超越此类民族问题”。(16) 在西德，这个问题一直被不断地提出，诺伯特·埃里亚斯甚至认为这是战后德国“被‘经济奇迹’所掩盖的最根本的问题”。(17) 在东德，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压制，导致后患无穷。两德统一后，随着历史问题的逐渐淡化，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所承受的精神负担减轻，而且爱国主义者日渐抬头并增多，德国人对于德国特性的兴趣日增，年轻人要求在民族认同问题上变革的情绪日益强烈：“年轻人，我这一代人，对这种老是小心翼翼、老是低着头怕做错事说错话、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确’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开始觉得受不了了，烦了。很多年轻人开始说：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说我自己想说的，让我自由吧，我受够了——这包括，我还要努力假装‘以身为德国人为耻’多久？”(18) 但是抱怨归抱怨，时至今日，什么是“德国的”？谁是德国人？“您爱德国吗”？这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二
民族认同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这里不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只是对德国人的民族认同进行梳理。简单地说，关于认同问题的研究，德国的知识界和媒体大致遵循着三条途径：一是历史的视角，从历史的发展中寻找认同形成的原因；二是民调的数据，用大量的数据来把事实量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结论；三是深层心理学的分析，通过与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的深度访谈来描述问题并寻找答案。当然各种方法和途径都有其缺陷，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圆满地回答关于认同的问题。本文将从历史的视角出发，沿着德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来审视德国人认同困境的形成，并梳理其原因。
德国人的德国认同为什么会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问题？认同危机源自何方？总的来看，这个危机源于德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崎岖，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包含了太多的断裂，因而影响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具体来看，这个危机又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德意志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不利于民族意识的形成，二是在这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德国的民族国家的“迟到”，三是近代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后不断遭遇危机，未能保持一个延续性，因此未能给德意志民族提供一个民族认同形成的政治框架和实体。
就一般意义而言，欧洲历史上各民族的形成走过了不同的道路。民族主义理论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此之前，有些民族已经形成，但并未有自觉意识。法国革命之后，像英吉利、法兰西、荷兰、波兰、俄罗斯等在民族主义理论滥觞之前便已获得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意识的民族，被称为“老民族”。16世纪以降，法兰西人和英吉利人已经基本完成了民族建构的任务，成了欧洲两个重要的“老民族”。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形成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框架条件：“在这两个国家内，国家的产生和民族的形成是齐头并进的：民族在国家疆域内形成，而疆域外的人们则不属于这个民族。”(19) 而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加泰罗尼亚人等“新民族”，直到19世纪初民族主义运动肇兴时才依靠民族主义理论逐渐催生和强化了民族意识。作为一个“新民族”，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不像英、法等民族那样，是在历史进程中渐进地生长起来的。因此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德意志人的民族建构比起各“老民族”，道路就更加崎岖和艰难：“在民族的起源和建构问题上，我们不像你们（指荷兰人）或是瑞士人那样简单。总是有些什么事情不对头。”(20) 民族意识是民族认同的基础，而长期以来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识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导致德意志人的民族认同也难产和混乱。但是造成德意志民族认同困境的决定因素，则主要是产生于德意志民族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所经历过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正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才使得问题日益突出。
德国人认同危机的产生，首先源于德意志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文地理和政治地理。这样的说法，似乎颇有地理决定论之嫌。不过德国的地理位置对于德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德国地处欧洲中部，这个“中间位置”或曰“中间地带”（Mittellage）对于德意志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既可能促进亦可能阻碍其发展。13世纪以后19世纪之前，德国所处的环境总的来看对于德意志民族的形成极为不利。“身处欧洲中央”的后果是：“中部位置规定着他们的命运；而构成欧洲的中部，被许多民族所包围，这也是德国人的命运。数百年来，这个中央是弱势的，所以它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各种各样的征服欲都是开放的。”(21) 至于“中部位置”是不是如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所言，是决定德国历史发展的终极因素，还有待探讨。但是这个特点对于德国历史的负面影响则是明确无疑的：“德国位于欧洲中部这个事实，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和政治后果。德国拥有数目庞大的直接与之接壤的邻国，还被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界线穿透，而这些边界更多地是由历史和政治决策、而不是由自然地理所规定。”(22) 早在德国还未出现之前的日耳曼人时代，这个“中部位置”就开始对日耳曼人的主要聚居地、后来的德国产生了负面影响，表现为德意志内部一系列的分离、疏远和异己化。
中间位置的第一个后果是日耳曼地区的部分罗马化。日耳曼地区即后来的德国位于整个日耳曼与罗马帝国的交界处，一边是广袤的“蛮荒”地域，一边是阳光灿烂的文明世界。罗马帝国在其扩张过程中，先后征服了高卢、英伦等地区，但历时160余年，始终未能彻底征服日耳曼地区。公元9年，罗马大军企图荡平日耳曼，把这些蛮族收归文明世界。但是在条顿堡森林，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罗马军团败在了以赫尔曼为首的日耳曼蛮族乌合之众手下，铩羽而归。为了防止日耳曼人的进攻，罗马人不得不于公元2世纪初修建了一条欧洲“长城”——莱姆斯防线，把日耳曼地区即现在的德国一分为二。莱姆斯防线罗马一方，即莱茵河以西、多瑙河以南的地区被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实施罗马的制度，受到了罗马文明的熏陶；而北部的日耳曼人则仍生活在日耳曼文化中，虽然也受到罗马的影响，但是罗马化程度不高。这个罗马化与否的进程在后来的德国留下了清晰的痕迹，造成了德意志地区内部的文化裂痕。所以早在德国成型之前，欧洲中部就已经开始被内部的不统一所困扰。
在语言方面，德语也受到分裂的困扰。德语脱胎于日耳曼语，于公元5世纪末至8世纪末之间经历了“第二次辅音变化”。从现在的德国西部的亚琛，途经杜塞尔多夫、卡塞尔、阿舍尔斯雷本、马格德堡，直达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一条“本拉特音变线”横贯德国，把德国一分为二。这次音变之后的德语分为中部和南部的高地德语和北部的低地德语，越向南行，音变的程度越高；最南端的阿勒曼和巴伐利亚方言中，音变最为彻底，西南部的法兰克福方言部分参与了变化，而东部的萨克森方言则完全没有加入到音变的行列中。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之间许多发音相差甚大，书写方式也迥异。所以某种程度上，历史上德国人说的、写的实际上不是同一种德语，而是很多种德语。直到宗教改革后，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才赋予德国人一种通行各地的共同书面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普通话”成了维系德国人唯一的纽带，意义非凡。但即便是路德创造的通用德语在德国的接受过程也是渐进的，只是逐步被德国其他地区所接受，所以共同的书面语在德国对于共同的民族意识的锻造进程是缓慢的。
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发端于德国，与德国的地理位置亦不无关系，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德国内部未能形成一个中央集权政权。小邦割据的政治格局，又被宗教改革的胜利者、各地诸侯割据一方的局面进一步强化。宗教改革结束后，本着“教随国定”的原则，其他国家都实现了一个国家一种信仰或以一种信仰为主的宗教格局，唯独在德国是天主教和新教两种信仰势均力敌，因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宗教格局。接受过罗马化洗礼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以天主教为主，未受罗马化影响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则是新教占主流。而且因为国家的小邦分治，宗教格局呈混乱局面，北部地区有天主教的邦国，南部地区亦有新教的邦国，有时两种信仰的邦国仅一步之遥，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信仰风景线。德国西南部的纽伦堡是一个天主教城市，而近在咫尺的班贝克则归属新教。长期宗教战争的惨烈，曾使双方信徒之间产生了刻骨仇恨。新教邦国普鲁士完成了统一德国的任务，在1871年后掌握了德国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中的领导权。与此相一致，新教文化也在普鲁士扶持下，成为德国的主流文化，天主教信徒和地区无论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中都受到压制。二战结束后，随着阿登纳的上台，天主教徒才在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而且宗教改革结束后，德国南北方的文化形态也产生了相互的异己化，北方新教地区创造出一个以阅读为主的知性文化，而南方天主教地区则发展出一个以图像和声音为特征的感性文化。以文字和阅读为载体的阅读文化，同以音乐和造型艺术为主的音像文化相互对峙，一方面丰富了德国文化，另一方面则使德国人在文化生活中也遭受着分裂，共同的相互归属感殊难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一分为二，东西德国分属东西阵营，成为各自阵营的桥头堡，相互对峙，这就是德国的宿命：“克里米亚效应”，即德国的统一与分裂不取决于德国人，而是取决于德国的强邻，这大概也是“中间位置”之后果的当代版本。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族国家——第二帝国的建立，就是得益于沙皇俄国在俄土战争中的败北；倘若沙俄得胜，俾斯麦未必能遂其愿。1990年的两德统一，若没有东欧阵营的衰落及由此产生的内乱，没有苏联的自顾不暇，大概也殊难成功。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加剧了敌对状态，相互的隔阂而非融合，在东西部之间制造着疏离，即便是两德统一后已经20年，双方在文化上、情感上的距离还未完全抹平。
除了地理位置之外，人口和版图面积也是影响德国人民族认同的因素。德国是欧洲除俄罗斯以外人口最多的国家，其面积也属于欧洲的大国行列。正是这个“大块头”，在德国的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使德国人备受尴尬。在外部，这个“大块头”对于邻居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使他们对于德国始终保持警惕甚至敌意；而在内部，“大块头”也阻碍了德国民族国家的进程。
从德国历史的起点就可以看出端倪。德国历史始于何时？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回答取决于如何理解德国历史。是否把德国历史与德意志民族（Volk）的历史等量齐观、以此确定德国历史何时开始，或是把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开始之前的几个世纪也算在德国历史之内，则又有所不同。因为这几个世纪虽然在德意志民族形成之前，但是德国人自己则视之为自己历史的一个部分”。(23) 公元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被德意志诸候选为德意志王国的国王，德意志民族共同归属的感情由此开始。亨利及其儿子奥托，为加强王权不遗余力，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由查理大帝开创的、奥托大帝和巴巴罗萨发扬光大的“神圣罗马帝国”曾经经历了辉煌的年代。但是这个由日耳曼人建立、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老帝国”，却从查理大帝开始，统治者就醉心于罗马文明，以罗马文明的传人自居，帝国的名称就说明了这个价值取向：“帝国的称谓就已说明，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法兰克或甚至是罗马帝国之中。”(24)“神圣罗马帝国”的罗马情结带来的后果，是帝国的定位不清晰，既是日耳曼，又是罗马，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亦非纯粹的罗马。但罗马情结也许只是老帝国内部问题的表象。老帝国并非只是由讲德语的人组成，而是囊括了众多非德语民族，如说捷克语的波希米亚王国、说古法语的勃艮第王国、意大利，等等。由是用语言来构建统一的归属感，殊为不易，而用一个超语言的概念来统摄国家认同，似乎比较可行。而就在说德语的德意志王国中，各种方言区之间的隔阂之大，使各个地域相互的认同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老帝国的国策和国家的身份一开始就经历了混乱，后来帝国统治者的“（罗马）帝国理念”和与此相关的“南进”政策又带来一种大国的多元意识。可以说，德意志民族的身份及民族认同一开始就遭遇尴尬。
但是欧洲中部“大块头”的后果并不仅限于此，而是使老帝国不断地体验着走下坡路的经历。曾几何时，身处欧洲中部的老帝国也可称为欧洲的“天朝上国”，奥托大帝和巴巴罗萨统治下的老帝国幅员辽阔，疆域广大，称雄于欧洲，周边的国家和民族大都曾经是老帝国境内的属地。但是随着老帝国的衰落，帝国边缘的各领地不断地从帝国脱落。从中世纪到近代，帝国的疆域不断缩小，从13世纪之后，老帝国的历史进程基本上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德国的影响力不断缩小，“九斤老太”的命运极不利于建立一种健康的、正常的民族情感。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因此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帝国理念”（Reichsidee）或曰帝国情结。这个帝国情结，不仅是为帝国的辉煌而骄傲，而更主要的是为帝国的衰落而感伤。当然，走下坡路的命运并非德国的专利，但是德国历史的特点之一，是德意志民族虽然在走下坡路，但是老帝国始终没有达到彻底崩溃的临界点。换言之，虽然“九斤老太”的情结使有自我意识的德国人产生压抑和自卑感，但是这种情结始终没有下降到极点，使得德意志民族始终抱有一种“祖上富着哩”的历史感，始终怀抱着恢复历史的辉煌的梦想。在很长时期内，这样一种“向后看”的观念构成了德意志人认同的基础，在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滥觞之时登峰造极，严重影响了德国人的认同观。
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日耳曼人是以部落为单位迁徙的，族群的因素也在德国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迁徙结束后，在后来的德国土地上有六大日耳曼部落或部落联盟落地生根，各部落就在那里繁衍生息，成了那里的“土著”。各部落内部的语言、习俗、生活习惯相当一致或相对一致，有利于一种相互归属的情感纽带的形成，而且他们和脚下的土地之间的情感契合日益强烈，“故土”、“乡土”（Heimat）的观念非常强烈。时至今日，德国各地的地方意识仍很强烈，各种各样的地域性的节庆数不胜数，仍在昭示和巩固着这种意识。但是另一方面，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政治分裂等原因，这些部落之间的关系则相对松散，相邻的部落时战时和，经常互为敌手。等到老帝国建立起来后，帝国内部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从各个部落演变出来的政治实体割据一方，大小邦国的邦君各自坐拥一方，彼此之间很难形成一种全民性的共同意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迟到，使他们长期缺乏一个形成共同意识的政治框架，成为阻碍德意志人形成全民性的相互归属感的瓶颈，所以就整体而言，德意志的民族认同淡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人局部的、地域的认同十分强烈。
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德意志民族的主体，即广大的平民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君主国里。这些王朝国家里，一切均以君主的利益为旨归，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鸿沟既深且宽，是典型的垂直型社会，这种垂直型社会只是服务于处于金字塔顶部的一小部分特权阶层。广大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平民阶层与特权阶层常常处于一种或明或暗的冲突之中，忍受着不平等的对待，深刻的社会鸿沟阻碍了全民性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德国生发。当西方国家已经朝向水平式社会发展时，德国社会却一如既往。对于社会下层而言，这个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是异己的，不属于他们自己。所以他们也不关心特权阶级的诉求，难以与这个国家认同。与此同时，王朝国家的主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常随着联姻或赎买政策产生迁移和变化，“庞大的疆域的控制权经常被分配给多位继承人，从而使庞大的政治权力中心出现分裂，延缓了国家的建立与民族的形成”。(25)
纵观德国人的德国认同的建构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对于这个建构至关重要的，或者说最严重地阻碍了德国人的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因素，不是别的，而是近代以来德意志民族国家建构的崎岖历程。换言之，构成德意志民族认同的历史困境的关键因素，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难产，以及民族国家形成后缺乏历史连续性的事实。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维也纳和会制定的欧洲新格局仍然极不利于德意志的民族意识产生。德意志邦联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但是仍然没有克服小邦割据的政治局面。在邦联包括的39个政治实体中，英国国王同时也是汉诺威王国的国王，丹麦国王同时也是石勒苏益格公国、荷尔斯泰因公国的大公，荷兰国王兼任卢森堡大公国的大公。因此，这几个外国元首却是德意志的诸侯，而最大的德意志邦国奥地利则拥有匈牙利、波兰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从这个意义上看，奥地利又不是纯粹的德国。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德国在哪里”、“何处是德国”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民族意识的轮廓仍然不清晰，德意志邦联甚至比神圣罗马帝国更加混乱，更加不利于民族意识的形成，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德意志民族，成了摆在德国人面前最迫切的任务。
什么是德意志国家？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国家或者是由德意志人统治的国家，但是这个定义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瑞士是一个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国家，但是瑞士早已于1648年脱离德国，自成一体，建立了瑞士民族，有着自己的独立民族认同；阿尔萨斯也是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地区，但是却处在法国的统治之下，而且多数阿尔萨斯人接受了法国的政治民族的理念，更加认同法国而非德国；波希米亚倒是长期受德意志人统治，但其人口主体不是德意志人，而是捷克人；同样处在德意志人统治下的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地区的主体居民都不是德意志人。因此对于德国人而言，要建构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可堪使用的仍旧只有“文化民族”的理念，当西欧国家纷纷开始朝向政治民族迈进之时，德国人出于无奈，不得不祭起“文化民族”的大旗，直至现在。1848年德国革命爆发，民主选出的议员们在法兰克福圣保罗大教堂里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到底要“大德意志方案”还是“小德意志方案”。最终“小德意志方案”胜出，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从此一步步与德国成为异己，最终在二战后彻底成为说德语的外国。这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帝国最大的文化中心的邦国，一直是出皇帝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外国，这就使“谁是德国人”的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德意志民族国家迟至1871年才凭借武力得以建立，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内部整合的任务。这个被史学家称为“内部建国”（innere Reichsgründung）的任务之艰巨，不亚于建立帝国的任务（外部建国）。此后第二帝国历经48年，直至第三帝国建立也未能彻底实现内部建国的目标，纳粹上台后，也只能动用强权才能在政府层面上撤销流传数百年的“邦”或曰州一级的行政单位，用中央集权的“Gau”（行政区）来取而代之。第二帝国建立后，俾斯麦进行过一场“文化斗争”，企图限制天主教在德国的力量。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俾斯麦的“文化斗争”实质上也是俾斯麦企图整合德国的努力，因为在俾斯麦及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德意志国家看来，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深厚的情感联系对于内部整合是极其不利的。而铁血宰相在文化斗争中的失利，说明德国内部自宗教改革以来的信仰分裂之深，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天主教会与新教主导的国家之间的裂痕之深。
俾斯麦就任首相后，在不到十年间发动了三场战争，最终打败法国，建立起第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史学家把这个过程描述为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意谓以市民等第三等级为主体的民众没有被纳入到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他们只是被动地参与，而不是这个进程的主体。市民阶级要求的政体是议会民主制，在此之前的1848年革命中已经遭遇失败。因此这个依靠武力和专制国家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是一个没有民主的民族国家，所以不能满足社会中下层的参政要求，因此从一开始就隐含了内在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然而，市民阶级从统一国家中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又接受与认同这个专制国家。可同时他们也心存芥蒂，实则是一种畸形的认同。因此，第二帝国实在是一个地道的“麻烦的祖国”。而正在壮大的工人阶级面对这个国家时也颇为尴尬。一方面，他们与这个国家经常处在矛盾冲突中，俾斯麦为了打压工人运动，一手拿糖和面包，一手拿大棒，于1878年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危害社会法》，工人阶级同第二帝国的关系从根本上看不可能是和谐的。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却又给他们提供生存的政治框架，在与列强的竞争当中，尤其是这样。但是无论如何，经过近50年的融合，德意志民族对于“小德意志”的认同已经轮廓分明，尤其是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民族主义情绪牢固地左右着德国人的情感世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德皇威廉二世站在帝国议会的讲坛上高呼：“现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党派，我只知道大家都是德国人”，受到了包括反对派在内的欢呼。几乎所有德国人都狂热地支持对西方开战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了一个全民性的德国认同已经初具形骸。但是从政治文化的层面来看，当代德国人在认同近代德国的第一个统一国家时不无障碍，因为第二帝国的专制性质和军国主义性质，限制着当代德国人与之产生认同。
所以从共时性的维度来看，第二帝国是德国人经历了数百年的孱弱和屈辱之后的第一个民族国家，它是在战胜夙敌法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极大地满足了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要求，顺应了当时大行其道的德国民族主义潮流；而且无论如何，德国人终于第一次有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都有了一个全民性的保护性框架，所以还是得到了德国人民的拥戴。这一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几乎全体德国人和政党都拥护对外开战的态度可以看出。德国贵族依靠武力终于实现了统一，迫使市民及工人阶级在政治自由与民族统一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迫使平民放弃了自己的意志，接受贵族的意志，臣服于这个以贵族为主导的专制国家。不管属于什么阶级、什么阶层，持有什么政治观点，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属于德意志民族，第二帝国的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感在稳步增长。压制民众的专制国家与满足民众统一意愿的民族国家的合二而一，给当时的德国人提供了认同的政治框架，在第二帝国存在的近50年里，德国认同在缓慢地变为现实。而且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时期，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发展到极端：“只要涉及民族，似乎就没有任何妥协可言；就必须无条件地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情”，(26) 在“民族”面前，政治自由和民主政治偃旗息鼓。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二战后相当一部分信守自由主义的德国人就难以认同第二帝国。在涉及第二帝国的问题上，知识界和舆论界中，左右翼人士各执一词，这个争论本身就说明了第二帝国作为认同基础是成问题的。
第二帝国是普鲁士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普鲁士在第二帝国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所以第二帝国也被许多人视为一个扩大了的普鲁士。然而上千年的封建割据、在其间形成的政治格局、德意志人在漫长的小邦割据状态下形成的地域观念、地域文化和族群认同已经相当牢固，接受普鲁士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还相对容易，要接受普鲁士的文化就相当艰难。尽管德国南部的邦国最终加入了统一的进程，但是普鲁士以外的人民自古以来就不大认同普鲁士这个“化外之地”，普鲁士文化、普鲁士精神虽然向整个德国辐射，但是德国西部和南部在文化上与东北边陲的普鲁士距离甚大，与之认同还要假以时日。而这个过程刚刚完成（或还未完成），第二帝国的大厦便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的炮声中轰然倒塌，此前构建起来的一切前功尽弃，德国人的国家认同再次遭遇危机。
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经过了二战的德国人，已经接受并适应了民主制度，俾斯麦帝国及威廉帝国的反民主性质不能给热爱民主的人们提供认同的基础，自由派人士谴责他葬送了德国的议会制度：“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这个民主缺陷，使我们难以把俾斯麦帝国作为德国历史意识的可靠的定位基点来利用。”(27) 时任联邦德国总统的魏茨泽克就持这种观点，在一次庆典上，他曾经说道：“尽管1871年有种种缺点，有种种时代精神的谬误，但是正是它用共同的意识锻造了我们的民族概念。从这个时候起——也只能从这个时刻起——我们今天的人才知道，我们才感觉到我们是德国人。”(28)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败北，1919年德国第一个共和政体魏玛共和国建立。但是不幸的是，魏玛共和国是作为负面形象进入历史记忆的，不但当时不被德国人认同和接受，而且在今天仍然无法给德国人提供国家认同的框架条件。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仅仅是德国与西方之间为争夺世界市场和世界霸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较量，同时也是“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孰优孰劣的观念之争。自18世纪下叶以来，德国的许多知识精英把德国与“西方”之间的差异解释为文化差异，用“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来解释这种民族间的异质性，并认为“德意志文化”代表着一种新兴的、上升的和健康的文化形态，相反“西方文明”则已在走下坡路，不但不符合德国，而且注定要没落。他们认为，与概括为“1789年理念”的西方民主政治相比，概括为“1914年理念”的德国政治文化不但符合德国的国情，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更高一级的文化。但是第二帝国的军事失败和帝国的崩溃，不啻给了秉承这个观念的德国人以当头棒喝。一部分德国人接受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模式，要求在德国建立西方式民主政体并获得成功；一部分人则认同苏俄的社会主义模式，试图在德国建立苏维埃式的共和国；还有的人是宁愿相信“背后捅刀子”的神话，把第二帝国的失败归咎于德意志民族被“叛徒”出卖。这样，在一片混乱和纷争中，德国人民并未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就仓促建立了德国的第一个民主政体。深刻的分裂是魏玛共和国最根本的特征，大众的观念仍停留在帝国时期，民主思想在当时的德国完全没有根基，托马斯·曼的《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见解》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立场。这个多灾多难的共和政体，尽管代表了德国人文主义的最高理想，但是却有着无法摆脱的先天不足（Geburtsfehler），因而在当时的德国是无法实现的。
魏玛共和国的先天不足，来自多个方面：一是必须承担旧帝国遗留下来的沉疴痼疾，这包括顽固颟顸的旧官僚体系和难以扭转的保守退化观念；二是必须应付战后国内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乱局，同时还要处理各政党派系之间的倾轧和纷争；三是必须承受来自国外的压力，即《凡尔赛条约》带来的沉重打击；(29) 四是要替战争的真正罪人——旧政府和军队领导曾承担失败的责任。此外，作为一个弱势政府，魏玛共和国在与战胜国打交道时总是处于下风，致使民众把失败和屈辱的愤怒都倾泻到这个脆弱的民主政体头上，“魏玛共和国＝民主＝软弱和屈辱”的公式牢牢地嵌在德国民众的头脑中。德国人憎恨这个使他们遭受屈辱的共和国，因为《凡尔赛和约》中清楚地写道，德国人是不可饶恕的“罪犯”，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打击。而《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赔款金额之大，为德国所无法承担，使德国人陷入经济困境中。共和国时期频频发生的暗杀、流血冲突、示威集会、暴力事件，不但干扰着德国人的生活，也与德国人对于“秩序”的渴望背道而驰。魏玛共和国除了文化的光彩夺目之外，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留给德国人的印象是，“民主多党政治的弊端、意识形态的纷乱和民主国家形式的机构性的不稳定”，(30) 所以魏玛共和国对于今天的德国人来说，只意味着政治混乱和民族耻辱，因而也不可能给德国人提供一个认同的基础。
至于第三帝国，就更无法为德国人的国家认同提供任何基础。这段黑暗的历史中唯一值得德国人认同的，只是反对纳粹统治和希特勒的抵抗运动。然而就连抵抗运动在战后的德国也长期遭遇尴尬，曾遭到许多老一辈德国人的消极抵制。时至今日，西方的民主思想在德国已经站稳脚跟，民族社会主义已经被绝大多数德国人唾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第三帝国是绝对不可能充当认同对象的；相反，对奥斯维辛的反省和悔过，为二战后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二战结束后，随着战争和大屠杀双重罪行的曝光，德国人的民族认同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滑坡：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之间，联邦共和国公民的民族认同的改变，必须用山体滑坡来形容”，(31) 尤其是战后出生的德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教育革命”中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面对第三帝国期间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无可奈何，只有选择与传统、与德国保持距离的逃避心态。德国人的德国认同再次经历了断裂的命运。然而即便是德国人最为意见统一的“大屠杀认同”的问题，也遭到极右势力的淡化；在承认和忏悔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全民性的历史认识，在此基础上达成民族和国家认同，仍然不是那么顺利。
纵观德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从第二帝国到魏玛共和国再到第三帝国，这些政体之所以不能给全民一个共同的认同，是因为这些政体之间缺乏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前后的各个政体在政治理念上处于对抗状态，每一个后来的政体都与上一个为敌，而且正是依靠批判前一个政体来建构自己的合法性，所以德国近代的政治发展真正体现了德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断裂（Bruch）。但是对于这个认同形成障碍的，还不仅于此，建构起来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仍然是多灾多难，并不能给德国人的德国认同提供一个政治框架：“三个政体在短时间内一个取代一个，三个政体没有一个给当时的联邦公民提供了一个认同的机会，而这三个政体加起来就更不能提供。每一个政治体系都与前一个为敌，都从针对前一个政体的斗争中汲取本质的力量，也在这个斗争中累得筋疲力尽；德国经历了一个不断变换的历史洗礼，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32)
在德国历史上，政治发展的断裂是一个普遍现象，德国历史是“一个充满断裂的发展”。(33) 老帝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却日益衰败，其大国地位的下降，造成了帝国意识的断裂；近代德国市民阶级在同贵族的对抗中最终失败，使市民被迫向贵族投降，从而造就了市民传统的断裂；三十年战争摧毁了德国的城市，造成了德国城市传统的断裂；小邦割据的政治格局，造成了大国传统的断裂；等等。缺乏传统，却恰恰成了德国文化的传统，“传统缺失”（Traditionslosigkeit）造成了“历史缺失”（Geschichtslosigkeit），其后果必然是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集体记忆。断裂意味着连续性的缺失，也就意味着民族和国家的认同缺少一个最重要的支撑点。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您爱德国吗”，或是“您为自己是德国人感到骄傲吗”的问题，缺乏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德国人当然是不易回答的。于是受访者对于问题就要提出限制性的疑问和修正：是哪一个德国？是什么时候的德国？您说的德国是什么？如此一来，民族认同就成了问题：“人们可以看出，如果联邦德国想要从她的历史中汲取认同的话，处境相当艰难。构成她的传统的脉络太多，可能的结合点又太成问题……历史学家阿努利弗·巴林疑虑重重地说，我们的历史中没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可以取得一致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有争议的。”(34)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国歌遭遇的尴尬看出。现在的德国国歌歌词取自19世纪德国诗人封·法勒斯雷本创作于1841年的《德国人之歌》。但是这首国歌在一个半世纪里经历了大起大落，有的时代把它定为国歌，有的时代里它又被废弃，直到二战之后才在没有国歌的尴尬中勉强被重新定为国歌。但是三段歌词中，前两段因为有
沙文主义嫌疑，而且在历史上已经被污名化，故而不堪作为一国之国歌，所以现在的德国国歌也只采用三段歌词中的第三段。一个国家的国歌有如此曲折的经历，在世界各国中或许也是独一无二的。
反观其他欧洲国家，都有一个象征传统和历史连续性的符号。在荷兰和英国，王室毫无争议地成为大多数国民认同的符号。以荷兰为例，现代荷兰是荷兰人民在18世纪抗击和驱逐哈布斯堡—西班牙统治的战争中诞生的，而奥兰治王室代表了这一传统，所以也就代表了荷兰民族的传统和根。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荷兰时，流亡到英国的荷兰女王在伦敦发表了广播讲话，号召荷兰人民进行抵抗。这篇著名的广播讲话极大地鼓舞了荷兰人，荷兰王室的正面形象因此而得到了加强。荷兰王室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问题：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大都有一个可供后代认同的某个政治事件，都有一个象征性的符码，而德国却饱受历史连续性缺乏之苦，没有一个这样的象征性符码以资使用。
由于缺乏民族国家这个最重要的框架条件，德意志民族在形成的过程中依靠的是其他的纽带，如地域、文化、血统、语言，等等。而这些纽带提供的认同都先天不足，所以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才会成为一个问题，才需要寻找一个替代品，经济就经常作为这样一个替代品被赋予了使德国人达成民族认同的使命。从近代开始，经济活动在德国认同中就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第二帝国时期，德国市民阶级迫切要求实现民族统一和民主政治这两个根本诉求。但是二者只实现了其一，民主进程被切断，政治文化出现断裂，市民阶级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以发展经济壮大起来的市民阶级也只有一心搞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价值或价值替代品，由此形成了以经济为基础的认同。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面对第三帝国的罪行，德国政府和多数德国人采取了回避和压抑的方法，把精力都投入到经济活动中，一则挣钱改善生活，二则依靠经济成就来实现自我价值，再次产生了一种经济认同，被称为“德国马克民族主义”。1959年所做的一次民调结果显示，令联邦德国的民众最感到自豪的是德国人的民族特性，比例为37％，而在头号经济强国美国，这一数字仅为23％；为德国的政治制度感到自豪的德国人仅占德国人的7％，美国的这一数字为23％；(35) 相当长的时期里，德国的经济成就，取代其他一切成为民族自豪之源。然而经济认同是脆弱的，一旦遇到经济不景气或其他经济问题，这个认同就会消失。所以，德国人的认同中最强烈的仍旧是文化认同。每当遇到危机、认同出现问题时，可资利用的认同资源仍旧是文化，于是德国人又不得不退回到历史，固守“文化民族”的概念。
德意志民族意识在中世纪末期就已曾经初露端倪，但是一系列战争、历史和传统的断裂剥夺了德国人形成民族认同的机会，到1800年前后的浪漫运动兴起之时，德意志民族意识才终于开始形成，但是民族认同却没有一个国家实体作为载体，于是认同的载体只能是文化，“文化民族”的理念支撑着德国人。18世纪德意志民族意识以井喷的方式爆发之时，德国的知识分子及有识之士却发现，德国人之间的联系纽带几乎无处可寻。德国不像美国、法国和瑞士一样，有一部宪法作为立国的基础，各色人等可以团结在宪法周围，形成一个政治民族。他们发现，联系德国人的纽带只有一条：这就是德国的文化。共同的语言、习俗，共同的传统、历史，是他们之间唯一共同的东西，正如诗人格雷特尔所说：“哪里有人说着赫尔曼的语言／哪里就是德意志祖国！”(36) 本来对于“新民族”而言，语言就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对于只能以文化来建构民族认同的德国人而言，语言的重要性就越发凸显：“在德国人那里，德语是某种特殊的东西。”(37) 但是“语言民族”和“文化民族”也包含着内在固有的尴尬。曾经囊括整个中欧的老帝国是一个由多个民族或曰部族组成的政治体，“帝国境内的各部族几乎包括了欧洲的所有居民”，(38) 而且德意志人在向东部的扩张中建立的殖民地并不全在老帝国的疆域之内。说德语的奥地利最终被排除在“小德意志”之外，而瑞士德语区的日耳曼人则早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地区就从帝国中分离出去，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说德语的人更愿意当法国人而非德国人。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困境：德意志人（说德语的人）并非都生活在德意志帝国，而德意志帝国境内的臣民也并非都是德意志人（说德语的人），“语言民族”再遇尴尬。随着德国文化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异军突起，德国文化突然间大放异彩。德国的文化成就不仅为德国人所陶醉，也为世界所惊叹，德国人的确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民族”。于是“文化民族”的概念又增加了新的含义，德国人的文化成就构成了德国人民族认同的支柱。但是德国的文化认同也存在其缺陷，“文化繁荣与政治落后之问的反差，被切实感受到了；但是对德国开明专制政府的自豪、对于一个伟大的过去的骄傲也随之被拿来炫耀”。(3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第二帝国以来初具形骸的德意志民族认同遭受了致命的一击。随着冷战的爆发和两个阵营的建立，“中部位置”的宿命再度显灵，德国再度被分裂成两个阵营，并且分别处于两大阵营的前沿阵地，给德国人的德国认同设置了难以逾越的藩篱：“有鉴于界定德国人的民族认同在过去就殊为不易，所以可以设想1945年以后，德国人很难认同两个分别以英美式民主或以苏联共产主义为理想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并且承认他们的合法性。”(40) 国家的分裂给德国认同设置的障碍是：到底认同哪一个德国？哪一个德国具有代表整个德国的合法性？许多人无法面对这个问题，最后只能选择逃避。
整个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还未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冷战的爆发和不断升级，使战后就已开始的罪责讨论未能全面深入地展开，多数人对待纳粹罪行的基本态度是回避，联邦德国笼罩在一片保守主义的气氛中。战后的首要任务无疑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而且埋头经济建设也正好是回避罪责问题的最佳途径。50年代的“经济奇迹”不但解决了民生问题，提高了生活水平，也给德国人的心理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当然，罪责是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犯下的，民族认同与历史问题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回避过去，也就屏蔽了认同问题。但是回避态度并不能解决问题，“第二次罪行”只能延缓和激化问题。随着战后第三帝国的战争和人道主义罪行逐渐被揭露，尤其是纳粹战犯的审判使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大屠杀成了德国人无法卸载的心灵十字架，德意志民族无法面对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犯下的罪行。50年代的回避心态，终于导致大学生运动在1968年全面爆发。这代大学生出生于战后，成长于西方的人道主义理念氛围中，接受了西方教育和西方的价值观。他们无法理解父辈的行为，为其回避的态度感到愤怒，终于与父辈全面反目，西方文学中“父子冲突”的母题在德国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在追问罪责的浪潮中，民族认同不可避免地再受冲击。
20世纪80年代，关于德国人认同危机的讨论达到高峰，各种各样的出版物、调研报告、民调结果大量面市，知识精英和政界人士对此纷纷发表言论，一时间热闹非凡，正好表明这个问题的重要和亟待解决。而且随着战后一代人的成长和步入政坛及社会各机构，德国的传统价值也在遭受冲击，新一代毫不留情地全面颠覆父辈的价值观，德国认同也降到历史最低点。相当一部分德国人似乎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所谓“德意志民族特性”早已被纳粹鼓吹的极端民族主义败坏了名声，所以大凡只要提到德国特点、“典型的德国式”，似乎就是与民族主义有染，甚至有纳粹嫌疑。许多德国人于是也回避讨论德国人和德国文化特点的问题，凡是谈到德意志民族特性，一概冠以过去德国的世界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用以讽刺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德意志狂”（Deutschtümelei），认同问题也广受牵连，被打入冷宫。与此相关的，德国人一向为之自豪的德意志的“美德”，如讲秩序、守纪律、严谨、勤奋、严肃、深刻等，也都被冠以“次级美德”之名，不同程度地被污名化。曾任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的奥斯卡·拉封丹就说过，次级美德也可用于集中营，意谓德国人缺乏对于终极价值的认识，所以“德意志美德”也会助纣为虐；德国人引以为骄傲的美德再受重创，德国认同又减少了几根支柱。许多人不愿意谈论这些问题，尽管他们自己在遵守这些规则、实践着这些价值。
对于德国人的民族认同缺失和淡漠，执著于民族、传统的德国保守主义阵营人士当然最为关切，甚至认为德国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中有人认为，第三帝国时期民族社会主义者叫嚣德国人是一个“没有空间的民族”（Raum ohne Volk），所以要去争夺“生存空间”；而现在却恰恰相反，德国人对于德国认同的漠不关心，使德国成了一个“没有空间的民族”。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还不是德国人在民族认同问题上的茫然和分歧，而是当今的广大青年人群体对于自己的民族持一种虚无主义或曰淡漠主义的态度，认为德国很“无聊”、“乏味”、不“酷”，因而对德国根本就不感兴趣。(41) 此外，即便在多数德国人都可以接受的、或是无法否认的大屠杀问题上，右翼势力也在尽力淡化纳粹罪行，把历史问题“历史化”、相对化，遭到了左翼和自由派的激烈抨击。“历史学家大争论”、“文学之争”等理论纷争就是这些分歧的表现。到底是抛弃被污染的传统、建构全新的民族认同，如“宪法爱国主义”，还是坚持传统，维持和发扬“文化民族”的文化认同，德国人至今仍然莫衷一是，不能取得共识。
民族认同的淡漠、混乱和分歧，不但直接影响着德国人的自我意识，也影响着德国知识分子对于德国统一的态度。1990年的两德统一，解决了认同哪一个德国的问题，但并没有克服认同危机。面对“过去”及“克服过去”的努力和争议，左翼与右翼势力的分歧之大，争论之激烈，使一个统一的民族认同的建构仍旧面临高大而坚固的壁垒。在统一后定都何处的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波恩共和国”派与“柏林共和国”派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波恩派认为，波恩象征着德国历时40年的民主传统，其间联邦德国已经成功地建构起民主意识，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政治的历史延续性。而柏林派则认为，若定都波恩，就意味着1700万东德人要放弃自己的身份，全面认同西部德国；倘若这样，他们将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最后议会表决时，柏林派仅以及其微弱的多数获胜。
德意志民族在民族认同的道路上经历了诸多的坎坷，但是民族认同仍旧是千呼万唤不到来。德国的历史不能给当代德国人提供认同，那么一个新的德国认同应该怎样建构？各种建议、方案均有其拥护者，但是一种全民性的共识仍旧难以达成。在最敏感的历史问题上，“左”派和自由派认为，德国的浩劫来自“德意志特殊道路”，源于德国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偏离了西方的轨迹，德国应当回归西方，接受西方价值，以此来终结“德意志特殊道路”；所以德国人最重要的任务是认同民主宪法——联邦德国的基本法，支持民主制度，发展和健全民主的政治文化。在涉及德国人身份的问题上，许多左翼和自由派人士认为，重要的是首先做一个民主公民，然后才可考虑自己是否是德国人。作家格拉斯首当其冲，公开反对“大德国”，反对两德统一；哈贝马斯则倡导“宪法爱国主义”，同“德国马克民族主义”对抗。在自由主义阵营看来，旧的资源已被证明是不能成为认同基础的，必须建构全新的认同，如哈贝马斯认为，德国的专制政治的传统已被历史抛弃，没有现成的历史资源可资借鉴，只有建构一个新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新的民族认同，这个新的传统的基础就是战后在德国已经生根的民主政治体制及相应的民主政治文化。与“文化民族”的理念相反，他们认为，认同德国基本法，就是新的德国认同的根本所在，即所谓“宪法爱国主义”。如果说德国历史给德国留下了遗产，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认清德国专制主义的传统，在“大屠杀认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认同。执著于德意志文化和历史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则认为，新的民族认同不可能建立在非历史化的基础上，脱离德国的历史是无法建构德国认同的；不论德国历史留给当代德国什么样的遗产，新的认同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比如对于德国历史特别是德国专制历史的认识，应当警醒德国人，不可重蹈覆辙。在他们看来，德国历史的主流是多元文化而非集中，历史上部族的、帝国的、邦国的、地域的意识都很强烈，各种分歧如血统的、宗教的、地区的，都不能、也不应当强行统一到一个单元的共同体中；如果强行这样做的话，必然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如民族社会主义推行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结果只会是一场灾难。他们认为，德国在历史上也有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传统，如法治国家、乡镇自治、福利国家等理念，似乎也应当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念念不忘大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企图让历史退场，让过去成为过去，一笔抹杀德国的罪责。
在保守派一方，右翼人士强调“民族利益”，例如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们就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德国人要摆脱历史问题看德国、看世界。他们认为，德国人已经不再是需要胜利者扶持和教导的孩童，德国已经长大。所以在内部，德国人必须重建和巩固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成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民族”（bewusste Nation），或曰“自信的民族”；在外部，德国不再需要一个精神导师，也不需要他人的扶助，而是要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与新德国的实力相称的国际角色。这个诉求被归结为要切断“西方纽带”（Westbindung）。
德国东部的发展与西部经历了完全不同的过程。二战后的苏战区于1949年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如何理解和对待纳粹德国的历史这个问题上，与西部产生了本质的区别。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在纳粹时期都是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被迫流亡苏联。所以他们回到战后的德国时，对于他们而言不存在赎罪的问题。而作为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统一社会党代表的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与工农是一致的。倘若流亡归来的反法西斯战士与东德民众产生对立，将会出现极为不利和尴尬的局面。因为如果只有海归的反法西斯战士是正确的，而占人口多数的民主德国工农大众都是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主义同情者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工农政党不能代表工农大众的局面。所以统一社会党领导把民族社会主义的罪责归结到“一小撮”法西斯分子头上，而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对东德地区的纳粹头目进行了镇压，用迅速培养起来的干部来取代有污点的老一辈官僚。另一方面，统一社会党宣布，“大多数”德国人民是受蒙蔽的，因而是无辜的。这样一来，东德的民众便被免除了“克服过去”的烦恼，也没有开展罪责与集体罪责的大讨论。的确，东德领导层一向认为，民主德国已经彻底肃清了纳粹残余，纳粹残余都集中在西德，并且在西德复活，民主德国是清白的。但实际上，罪责免除令并未使东德人民真正得到解脱，两德统一后，德国东部的排外情绪强烈，新纳粹势力强大，与这个责任免除大有关系。在40年的历程中，出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冷战的需要，东部与西部在对待纳粹历史问题上产生了根本的不同，不同的历史观又导致对于自己身份的不同看法，两个德国的德国认同出现异变。
此外，东德在经济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僵化，使一种已经初露端倪的民主德国认同未能成长，东德民众中对于两个德国同属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理解仍然占据主流。1989年东德民众反抗昂纳克政权时提出的口号是“我们是一个民族”，从这一点就可以解读出东德民众的民族观。但是在东德40年的历程中，东德人民毕竟生活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有着不同于西德的生活方式。可以说，由于生活方式的迥异，某种程度上已经产生了一种若明若现的民主德国意识。东德领导层的经济政策虽然失败，但是却不遗余力地发展竞技体育，东德运动员的骄人成绩也给东德人民带来了某种自豪感，东德民众中产生了某种以金牌为依托的群体意识。民主德国虽然破产，但它毕竟存在了40年。东西德的双重历史加重了东德人的认同困境，“新联邦州”是应当全盘接受西德的历史观而否定东德历史，还是可以部分认同民主德国？一些知识分子也认为，民主德国在40年的历程中建立了自己的价值和认同观，与联邦德国已经多有不同。
在政治层面上，一方面，东德是一个专制与威权国家，民众没有参与决策的可能，因此缺乏自己作主、参政议政的可能性和意识，仍旧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威权国家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德国与普鲁士及第二帝国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一个幽灵，德国历史上特有的概念“专制国家”（Obrigkeitsstaat）的幽灵仍旧在德国东部徘徊。另一方面，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西部从西占区发展到联邦德国成立，一直在“融入西方”，并把这一政策立为基本国策，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所有领域全面接受西方价值。换言之，随着西德社会的迅速西化和现代化，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大举“入侵”西德，西德民众的仰值取向、兴趣爱好都向西方看齐，尤其是青年人的生活方式相当西化。而民主德国没有进入全面西化的轨道，西化只是零星地、局部地产生。因此总体来看，东德民众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都更传统，比西德更“德国”。从这个视角来看，西德主动地、有意识地放弃许多“德国”的特性，德国东西部之间在文化上已经产生差异，要形成统一的德国认同又增加了一道障碍。
两德统一后，东西部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差距至今仍未被抹平，历时十几年的所谓“东部建设计划”（Aufbau Ost）宣告失败，“新联邦州”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约200万东德人移居西德。新联邦州遭遇的经济问题使其对于老联邦州的认同危机更趋严重，至少是老一辈人、社会的弱势群体对于西德的看法比较负面，甚至相当负面。如今统一已经20年，但是横亘在新老联邦州之间、“老东”（Ossis）和“老西”（Wessis）之间的心灵鸿沟尚未被填平，在德国东西部之间造成了裂痕和敌意。东部民众认为自己被西部欺骗和吞并，产生怨恨甚至仇恨情绪。而西部民众认为，数万亿马克、欧元流入东部，“统一税”及其他经济负担压在西德民众头上，西德经济大受拖累；但是“老东”们则不但坐享其成，而且并不领情，实在是忘恩负义。双方的情绪对立，给统一的民族认同的建构再设障碍。
三
一个群体，尤其是一个大群体，其成员之间必须有一个相互的归属感，即所谓“一家人”的感觉（Wir-Gefühl），否则这个群体就缺乏凝聚力。相互归属感即所谓认同，就是一个“同”（so sein）和“不同”（anders sein）的关系。当一个群体内部的成员意识到他们之间在许多事务中有着相同或相似性，而他们与另一个群体之间没有这种性质，认同就开始形成。处在“自己人”中，可以获得相应的安全感，而处在“外人”中，安全感就会缺乏甚至缺席，所以历史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有着深厚的集体心理基础。
安全感缺乏症，在德国文化中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这个症状的来源有多种，譬如德国长期经历的战争和各种动乱，而民族—国家认同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埃里亚斯在讨论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极左恐怖浪潮时指出，英国的历史发展极具连续性，而且近代以来英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成功史，值得英国人为之自豪，所以能给英国人提供充足的认同资源。英国人的国家—民族认同超越了阶级、等级、职业、阶层等所有差别。国家遭遇危机和困境时，英国内部的争端会很大、很激烈，但有一条底线，即不会危害国家，因此像德国红色旅那样以消灭德国国家为目的的恐怖主义在英国没有生存的土壤。缺乏对这个国家正面的情感联系，即缺乏对这个国家的爱，使德国的红色旅在肆意制造暴力事件时没有心理负担，因而是他们倒向恐怖主义的重要原因。恐怖主义浪潮之所以恰恰在德国出现，与相当多的德国人缺乏民族自豪感有关。(42) 除了英国以外，“西方”老牌的民主国家如法国、荷兰也是如此。在荷兰，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是强烈的，“我们荷兰人是一个民族，也将永远是一个民族，我们为此而自豪，尽管我们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43) 对于法国人来说，法兰西民族的认同相当清晰，这就是法语、法国的文化成就、法国的美食、法国的法制、法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念。这些国家在历史上也经历了大震荡，但是民族认同早已形成，民族认同成为其价值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所以民族认同的意义与价值未受颠覆，整个国家在遭遇危机时就比较稳定。
战后西德的各届政府意识到认同危机的危害，都不遗余力地建构民族认同。更重要的是，战后的西德在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成功。尽管40年的路途也历经坎坷，但是一个对于民主制度的认同已经逐渐形成。对于战后西德的民族认同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除了对于民主制度的认同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在促成一种民族认同的产生，如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就带来的经济认同、德国福利国家在两德统一之前的成功。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也极大地恢复了德意志民族的自信，促进着民族认同的形成，如1954年德国足球队获世界冠军带来的体育认同就是这样一个文化仪式。然则民族认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如果国际和国内环境有利，这个认同会发展得比较顺利；反之则会经历波折。2006年德国举行世界杯足球赛时，一向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德国国旗一时间遍布德国大街小巷，许多观察家断定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终于来了。然而世界杯结束后，一切似乎又恢复常态，黑红金三色旗又被收起来，放入箱底。
构建自身形象和民族认同，有不同的路径可循。依靠一个敌对形象来建构自我意识和民族认同，在历史上和当代都是屡见不鲜的。自18世纪下叶起，当德意志民族意识形成时，德国面临着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而且德国市民在同贵族的斗争中，把对于法国化的德国贵族的仇恨同对于法国霸权的不满结合起来，形成了仇法情绪。拿破仑战争把这种情绪推向极端，法国作为一个敌手的形象，帮助德国人建构着民族认同。19世纪上叶，德国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仇恨法国的作品。这些作品鼓动反法情绪，由此帮助德国人建构着德国认同。同样，英国作为一个军事和经济强国，也是德国强大起来后争夺市场及霸权的障碍。对英国的仇视，对这个“小贩的国家”的蔑视，也在帮助德国依靠仇英意识构建着德国的民族认同。二战结束后，两个德国分属两个敌对阵营，相互敌对也部分地在各自的认同构建中发挥作用。就西德而言，情况则更为复杂一些，保守主义者和右翼视东德和东欧集团为意识形态的敌人，而相当多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者虽然视东德为教条主义而非真正的社会主义，因而也与民主德国为敌。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抱有期望，某种程度上把东德视为社会主义的实验室，因而对东德抱有更加复杂的感情。而当意识形态的对抗随着冷战结束以及两德统一而告一段落，对于保守主义阵营而言，40年间曾经的敌人一夜之间忽然不见踪影；对于“左派”来说，不但使乌托邦的梦想破灭了，而且西德在各方面的优越感似乎没有了比较的对象。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一个没有了敌对形象的柏林共和国，建构自我意识的外部条件又少了一个，德国人怎么办？
1970年墨西哥足球世界杯上，德国队败北，但是德国队守门员舒马赫喊出了“我自豪，我是德国人”的口号，得到了德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右翼政治家弗兰兹·约瑟夫在1987年的联邦议会大选时同样喊出了这句口号。其实当代德国人并非没有民族自豪感，只是这种情感被历史问题所困扰，因而产生了错位和变形；“联邦德国的德国人普遍的自我指控和自我疏远，大概正是对于本民族仍然怀有强烈的情感的一个表征。这种民族情感不是表现为自豪，而是以自我怜悯、自我侵犯和羞耻的形式表现出来。”(44) 在现实中，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及与之相连的民族认同是存在的，只是很多人不愿意表达这种情感：当今的德国人“对一个强烈的民族认同的追求，通常只是发端于与其他民族的比较，但同时也是出于害怕被其他民族所淹没的恐惧，以及产生于全球化的压力。”(45) 因此德国人对待民族认同的态度是“矛盾的”（ambivalent），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中：“对于强大和一个正面的自我形象的向往，总是一再被德国人对自己的怀疑及其内心障碍所中断。这样一来，德国人对于自己的认同就变得步履维艰。因为一方面，‘身为德国人’已经被历史玷污，这是清楚可感的；另一方面，这又使得德国人出于自我保护及自我怀疑的目的进行反思，最终拒绝和放弃德国认同。”(46) 二战后，在西德“克服过去”的大讨论中，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认知在知识界导致了不同的德国统一观。但是不论是否要求两德统一，只有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观念却是清晰的。
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在申诉自己的诉求，例如要求放弃民族认同、直接融入欧洲的“后民族理念”也不乏支持者。但是总体来看，不论是找回传统的或建构新的民族认同，已成为超越不同党派的全民性诉求。寻找民族认同的努力不但存在，而且甚至超越了党派之争，在左翼阵线中同样有人要求思考并解决认同问题：“思考德国人的认同问题，成了所有党派的政治家们的保留节目。”(47) 在“左派”中亦出现了“爱国左派”，他们坚决要求结束德国的分裂，把两个德国统一起来。甚至连绿党政治家奥托·希利也提出要“重新获得一个德国认同”的主张，遑论右翼政客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谴责德国人对于德国认同问题所持的无所谓态度，连绿党的领导层中也有人提出建议，要求德国人重新找回认同。跟随着历史的脚步，对于“德意志美德”的呼唤和肯定逐渐得到响应，对于什么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讨论和向往，在近20年间越来越受到重视。当然，各种政治观念对于民族认同的理解呈现出相当大的分歧，新的民族认同建立在何种基础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根本问题。在民族问题上，政治民族的理念仍不为多数人所接受，文化民族的观念仍是主流。
如今，多数德国人已经接受并认同西方民主，从这个意义上看，把民主作为新的共识来建构新的民族认同，的确有现实的可行性。但是脱离历史的认同大概也是根基不深的，尤其是对于德国人这样一个特别注重历史、而且背负着超重的历史负担的民族而言，承认历史的作用，认清历史的教训，从德国的历史传统中寻找认同的基础，似乎也是非常现实的。左翼和右翼的理论似乎都有其合法性，德国人的西方认同正在面临考验。1990年的两德统一，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德国再次拥有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家和民族认同终于有了一个对象和实体。对于德国人的德国认同，这个实体的意义的确非凡，从第二帝国的作用便可以看出这个外部框架的意义。第二帝国初期，德国内部的各种矛盾之激烈，远甚于当前的德国。但是这个国家存在了近50年之后，毕竟给持各种政治态度的臣民们提供了一个认同。而1990年的两德统一，使德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依靠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统一，这本身就是与第二帝国的根本区别，给德国人以及外国人都证明了统一德国的合法性，减轻了德国人民族认同的负担。统一近20年后的德国，虽然仍然面临着认同危机的困扰，但是统一国家毕竟已经在发挥其作用。2005年的大选被保守主义者视为“决定命运的大选”，将促使德国统一的真正实现，默克尔的上台正是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默克尔当政所传递出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德国政治领导层终于实现了更新换代。果真是这样的话，似乎德国人民族认同的最大的绊脚石已经被搬开：“我们终于又有了理由，可以为我们伟大的民族感到自豪”。(48)
但是果真如此吗？德国的“认同基金会”于2006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的题目就很醒目：《德国人永远在寻找自我》，报告的副标题为“一个统一将近二十年后仍旧不是民族的——其实也不想成为一个民族的民族”。这份报告无可奈何又痛心疾首地道出了民族认同目前在德国面临的状况。报告指出：“统一和2006年世界杯之后的时间里，民族情感在寻找一个新的表达，这是很清楚的。”(49) 但是在认同困境的困扰下，民族情感没有通畅的表达渠道，想说而“说不出来”（Nichtartikulierbarkeit）的痼疾仍未消除，于是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表达方式。
战后德国的状况、德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给德国人提供了许多认同替代品，形成了当代德国人的三个认同基础：“不安”（Rastlosigkeit）、“抽象”（Abstraktion）和“忙碌”（Werkeln）。“不安”的实质是安全感缺乏症，导致了美英学者所说的“德国人的恐惧”（German Angst）；“抽象”实则是指德国人因为缺乏一个概括性的认同概念，所以在认同问题上丧失了抽象和概括的能力，在理解认同问题时往往倾向于作局部的、零星的理解；所谓“忙碌”就是“不管从什么事物中都搞点什么出来”（aus allem etwas machen），或者说一种“创造性的折腾”，却也发挥着建构民族认同的作用：“通过忙忙碌碌和钻牛角尖，德国人找到了一条通向认同的可行之路：把世界上存在的事物都拿过来并在其中建立联系时，德国人的认同活跃起来了”，“德国人从中发展出了他们的‘创造性的忙碌’这种独一无二的能力和特殊的天赋”。“创造性的折腾”消耗着德国人的精力，转移着他们的注意力，与德国传统的完美主义结合，反倒成了一种美德：“创造性的忙碌表现在具有世界声誉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当中，这种忙碌使德国人得以在‘中立’的领域为自己及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50) 德国人在科学、技术、文化中的创造性以及在经济中取得的成就无疑也得益于此，但是否能从中建构出一个新的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大可值得怀疑。基于民族认同的困境，德国人无法正常地表达其民族情感，只好把民族情感投射到所谓“次级价值”上，诸如勤奋、秩序感、节约、严谨、诚信、守时等“德意志美德”上。但是即便如此，多少也受到了认同危机的“牵连”，所以经常可以听到老一辈人的感叹：现在的年轻人不像从前那样勤奋、那样守秩序、那样听话。德国的“新新人类”虽然部分“遗弃”了德国的传统美德，但这是否成为建构一个新的认同的开端，也未可知。
总之，对于德国人而言，德国认同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问题。这个祖国很麻烦，身为德国人也不容易。旧的认同不再，新的认同尚在建构中，认同问题混乱而复杂。德意志民族的国家一民族认同何时真正归来，似乎路途还有些遥远，“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注释：
① Marielouise Janssen-Jurreit (Hrsg.), Lieben Sie Deutschland？ Gefühle zur Lage der Nation, Piper, München, 1985,s.19.
② 龙应台、安德烈：《亲爱的安德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2、23页。
③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über die Deutschea, List Taschenbuchverlag, 2001.
④ Bernard Nuss, Das Faust-Syndrom, Ein Versuch über die Mentalitt der Deutschen, Bouvier Verlag, Bonn Berlin, 1993, S. 38.
⑤⑥ Wolfgang Goethe, Heinz Ludwig Arnold (Hg), Deutsche über die Deutschen, Auch ein deutsches Lesebuch, dtv, München, 1975, S. 128, S. 122.
⑦ Allensbacher Archiv, IfD-Umfragen 040,050,061,1059,2123,3047,3098,4012-14,4078,Verlag Fritz Molden, Wien1987.
⑧ Allensbacher Archiv, Sample-Institut, in: Harro Honolka: Schwarzrotgrün, Die Bundesrepublik auf der Suche nach ihrer Identitt, C. H. Beck, München, 1987, S. 192.
⑨ EMNID-Informationen 3 und 4, 1984.
⑩ Allensbacher Archiv, in: Marielouise Janssen-Jurreit (Hrsg.), Lieben Sie Deutschland? Gefühle zur Lage der Nation, S. 15.
(11) Martin and Sylvia Greifhagen, Ein schwieriges Vaterland,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m vereinigten Deutschland, Paul List Verlag, München, 1993, S. 37.
(12) 转引自Harro Honolka, Schwarzrotgrün. Die Bundesrepublik auf der Suche nach ihrer Identita,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1987, S. 9.
(13) Sabine Bode, Die deutsche Krankheit-German Angst, Klett-Cotta, Stuttgart, 2006, S. 213.
(14)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üGedichte 1950-2000, Suhrkamp Verlag, F/M 1995, S. 13.
(15)w w w. presseportal. de/pm/0/1055400/,阅读时间：2008.8.27。
(16) Jan-Werner Müller, Another Country-German Intellectuals, Unifi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S. 2.
(17) Norbert Elias, Studien übet die Deutschen, Machtkmpfe und Habitusentwicklun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Suhrkamp München, 1989, S. 543.
(18) 龙应台、安德烈：《亲爱的安德烈》，第24页。
(19) 休·西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20)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über die Deutschen, S. 32.
(21)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Bismarck. Eine Biographie,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1997, S. 325.
(22) Rudolf Vierhaus, Historirsche Entwicklungslinien deutscher Identitt, in: Die Frage nach der deutschen Identitt, Schriftenreihe der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onn, 1985, S. 12.
(23) Bookmann/Schilling/Schulze/Stürmer, Mitten in Europa.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 Siedler Verlag, Berlin, 1999, S. 18.
(24) Bookmann/Schilling/Schulze/Stürmer, Mitten in Europa,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 Siedler Verlag, Berlin, 1999, S. 18.
(25) 休·西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第23页。
(26) Norbert Elias,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n, Machtkmpfe und Habitusentwicklun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S. 443.
(27) Martin und Sylvia Greifhagen, Ein schwieriges Vaterland,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m vereinigten Deutschland, S. 35.
(28) Richard von Weizscker, in: Martin und Sylvia Greifhagen: Ein schwieriges Vaterland,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m vereinigten Deutschland, S. 35.
(29) 彼得·盖伊：《魏玛文化》，刘森尧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页。
(30) Martin und Sylvia Greifhagen, Ein schwieriges Vaterland,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m vereinigten Deutschland, S. 36.
(31) Harro Honolka, Schwarzrotgran, Die Bundesrepublik auf der Suche nach ihrer Identitt, S. 104.
(32) Martin und Sylvia Greifhagen, Ein schwieriges Vaterland,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m vereinigten Deutschland, S. 34.
(33) Norbert Elias,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n, Machtk? mpfe und Habitusentwicklun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S. 17.
(34) Martin und Sylvia Greifhagen, Ein schwieriges Vaterland,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m vereinigten Deutschland, S. 37.
(35) Martin und Sylvia Greifhagen, Ein schwieriges Vaterland.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m vereinigten Deutschland, S. 37.
(36) Friedrich David Grter, Das Deutsche Vaterland, in, Heinz Ludwig Arnold (Hg), Deutsche über die Deutschen, Auch ein deutsches Lesebuch, S. 134.
(37) Christian Graf yon Krockow, über die Deutsehen, S. 47.
(38) Boockmann/Schilling/Schulz/Stürmer, Mitten in Europa,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 Siedler, Berlin 1999, S,9.
(39) Rudolf Vierhaus, Historirsche Entwicklungslinien deutseher Identitat, in: Die Frage nach der deutschen Identitt, Schriftenreihe der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S. 16.
(40) Jan-Werner Müller, Another Country-German Intellectuals, Unifi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y, S. 20.
(41) Mathias Matussek, Wir Deutschen, S. Fischer, F/M 2006, S. 16.
(42) Norbert Elias,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n, Machtkmpfe und Habitusentwicklun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S. 366ff.
(43)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über die Deutschen, S. 27.
(44) Harro Honolka, Schwarzrotgrün, Die Bundesrepublik auf der Suche nach ihrer Identitt, S. 129.
(45) Identity Foundation, http,//www, presseportal, de/pm/0/1055400/, 阅读时间：2008.8. 27.
(46) Identity Foundation, www. rheingold-online, de, 阅读时间：2008.8.28.
(47) Harro Honolka, Schwarzrotgrün, Die Bundesrepublik auf der Suche nach ihrer Identitt, S. 14.
(48) Harald Schmidt, Gesprch mit Matussek, in: Mathias Matussek: Wir Deutschen, S. 91.
(49) Identity Foundation, www. rheingold-online, de, 阅读时间：2008.8.28.
(50) Identity Foundation, www. rheingold-online, de,阅读时间：2008.8.28.
转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0年2期第105～123页
gateway 发表于 2016-1-7 16:02
更可笑的是我早前在朋友圈发了个新闻，也顺带算提醒下大家注意安全，
有个中国朋友，居然很不客气地指责 ...
同样的经历，握个手! 天鹅之歌 发表于 2016-1-7 20:44
楼主，我用这篇论文来回答你的疑问。看了你就明白，德意志民族的深层危机在哪里。
《“一个麻烦的祖国” ...
感谢你转的文章，看了一点点，看来德国人的＂德国感＂需要从历史中包括德意志的形成、发展等来看，并不仅仅是战后的负罪感。文章非常深刻，我需要好好读一下。然后再说说读后感，如果我能够全部理解的话。
相比而言，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幸福＂多了，他们没有那么沉重的心理包袱。
做一个德国的知识分子看来是一件不那么愉快的事情，多思即会多虑吧！
相当于此，中国人完全轻松多了，爱国主题永远不会有错
这个午后，夜晚，我和朋友们一起思考这个问题，谢谢你们。思考，痛并快乐！
himmelblau 发表于 2016-1-7 20:33
德国人尤其南德两州其实乡土观念还蛮重的，可能也和他们的历史有关，比如法德边境小城经常一会儿属于德国 ...
也许是旅行者的关系，我喜欢南德甚于自己居住的北德。南德的天那么高远，人们的表情那么轻松，不象我周围的人们有礼貌而严肃。
这也许就源于你所说的乡土意识吧！
来到这里几年，发现我现在才开始慢慢接近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 himmelblau 发表于 2016-1-7 20:33
德国人尤其南德两州其实乡土观念还蛮重的，可能也和他们的历史有关，比如法德边境小城经常一会儿属于德国 ...
也许是旅行者的关系，我喜欢南德甚于自己居住的北德。南德的天那么高远，人们的表情那么轻松，不象我周围的人们有礼貌而严肃。
这也许就源于你所说的乡土意识吧！
来到这里几年，发现我现在才开始慢慢接近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 himmelblau 发表于 2016-1-7 20:33
德国人尤其南德两州其实乡土观念还蛮重的，可能也和他们的历史有关，比如法德边境小城经常一会儿属于德国 ...
也许是旅行者的关系，我喜欢南德甚于自己居住的北德。南德的天那么高远，人们的表情那么轻松，不象我周围的人们有礼貌而严肃。
这也许就源于你所说的乡土意识吧！
来到这里几年，发现我现在才开始慢慢接近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 且听风吟15 发表于 2016-1-7 21:30
感谢你转的文章，看了一点点，看来德国人的＂德国感＂需要从历史中包括德意志的形成、发展等来看，并不仅 ...
{:5_377:}共勉！ gateway 发表于 2016-1-7 15:38
我自己的想法：德国人自己的国家概念非常淡化。 他们第一爱足球，第二爱party热闹喝酒，第三爱操心管闲事， ...
所以今年欧洲杯就是悲剧了，能不能踢成都是问题 gateway 发表于 2016-1-7 16:02
更可笑的是我早前在朋友圈发了个新闻，也顺带算提醒下大家注意安全，
有个中国朋友，居然很不客气地指责 ...
直接告诉他们，如果nm爱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园不应该一起去捍卫吗？不是全部想尽办法逃出来，一个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的人，他们这些人又怎么会去爱其他国家 天鹅之歌 发表于 2016-1-7 20:44
楼主，我用这篇论文来回答你的疑问。看了你就明白，德意志民族的深层危机在哪里。
《“一个麻烦的祖国” ...
马克了！有时间好好研读 且听风吟15 发表于 2016-1-7 16:42
亲，你认识的这个人也许觉得她自己非常潮流吧！
正因为你对德国还存有一分爱，才关心的。她这么说过分了 ...
通过这次nm事件，还真是看清了更多人性。几乎全人类都是有局限的，大部分人都是骄傲而愚昧的。
记得以前有个哲学教授讲过，人民群众都是愚昧的，这是老毛制胜的法宝，他很知道这个人的本性。
后来我的生活经验尤其是这次德国的事情，让我看到了，人的本性真是并无大差别。 只是一个环境有利于放大人性的善还是恶的差别，如此而已。
之前听故事一样看文歌期间夫妻反目父子翻脸，儿子举报妈妈这样的书，
现如今这样的事也发生在身边。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人的罪性自古至今都无法改变。
所以出了这事也算是分水岭，道不同的人只有祝福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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