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OCAUST纪念碑会树立在柏林吗
讨论是最具特色的德国文化。从青少年交友、妓女工会到欧洲货币联盟，什么题目都讨论；从少男少女到国会议员，全民参与；讨论旷日持久，并不在乎一定要讨论出个结果；例如当前舆论界热门的关于在柏林为纳粹德国种族灭绝的牺牲者建立纪念碑的讨论。讨论自九三年起至今已逾四年，问题越扯越多，争论愈演愈烈，离题越来越远。首先问题的提法就如此相异，初看之下会使人以为他们是在谈完全不同的问题。最近法兰克福汇报连续刊载了两篇相关的讨论文章。一篇讨论“关于计划中的柏林HOLOCAUST纪念碑”－HOLOCAUST一词是专指纳粹德国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我们在下文中就直接使用HOLOCAUST一词。几年前在纽约有HOLOCAUST纪念馆落成，当时德国总统魏茨克尔受到邀请却谢绝出席纪念馆剪彩仪式。这里纪念碑一词所用的德文为MAHNMAL，具有追思警戒的意思。另一篇文章的编者按提示是讨论计划中的纪念欧洲被谋杀的犹太人的纪念碑。
问题的由来
问题的提出是在八十年代。当时一个团体倡议在柏林建立一个纪念Holocaust牺牲者的纪念碑，但一直没有引起普遍的反响。这一讨论的直接由来则是九三年联邦政府将“致战争和独裁的牺牲者”中心纪念馆迁往柏林一事。当时柏林的犹太人社团拒绝参加这一乔迁的剪彩仪式，并组织了经过当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计划决策中心的抗议游行。德国犹太人总参议会主席IGNATZBUBIS应邀参加了纪念馆剪彩，交换条件是：
一。要在纪念堂设立一个纪念碑铭记所有纳粹种族灭绝政策民族和群族，并且专门拨出两万平方公尺土地为纳粹德国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受害者设立纪念碑。
问题于是发生。例如，如果同意在柏林建立这样的纪念碑馆，那么其他纪念碑馆－如国防军阵亡者纪念碑－如何与它相处？－因为昭示纳粹种族灭绝罪行的纪念建筑对德国给自己的战争死者建立的纪念碑无疑是严重的挑战，是德国政府和公众社会以为尴尬而要极力避免的。
这样的纪念建筑物要建立在柏林市中心，该如何规划它（或它们）与未来迁往柏林的德国中央政府建筑物、国会大厦的地理位置与相互关系？－因为这样的纪念建筑物，建立在这样的时刻，处在这样的位置将与统一德国的迁都一同进入当代历史的焦点，并且将德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面与它的光荣统一起定格于历史的记载中，以及－虽然是炒得很热，实际上是衍生的次要的问题－，例如是树碑还是建馆？
为什么只纪念罗难的犹太人－事实上是只有犹太人通过自己的代表对德国“致战争和独裁的牺牲者”纪念堂剪彩提出抗议并且对德国政府提出要求－，要是其他纳粹德国大屠杀受害者的后裔也提出同样的要求怎么办？ ……常识的读者不仅要问，为什么在德国公众社会居然会发生这一系列问题？建立这样的纪念碑馆以警戒法西斯纳粹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罪行，表达战后德国民众对纳粹战争罪行的忏悔，对于民主的德国社会难道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德国人为什么会如此坐卧不安，忧心忡忡？或者读者的反应是健全的，现今这个德国社会就不是健全的，至少是与我们对它的理解－对第三帝国深刻反省的战后德国－ 有着相当的距离。
德国特殊的牺牲者逻辑
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德国社会的反应不合常情，便是犹太人的反应也令人费解，为什么犹太人对德国为“战争与独裁的牺牲者”立碑建馆强烈抵制乃至抗议？这还得回溯到八十年代德国议会党团对它的讨论。
六十年代德国联邦政府在波恩树立了一块纪念碑，题献给“战争和独裁的牺牲者”，于六四年六月十六日－东德五三年反对共产党专制抗议游行纪念日－由总统吕布克（L蹷KE）剪彩。次日为东德共产党专制的牺牲者献上了纪念碑落成后的第一只花圈。一九八零年纪念碑迁到波恩城北公墓－在那里已经埋葬着德国各次战争期间的死者－，表示对所有战争死难者的追念。崇尚思辨与正名的德国人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即“民族纪念碑应通过对牺牲者与被牺牲者共同的纪念中将两者统一于和解”。“牺牲者”，按照常识，一般被理解为被害者。献给战争牺牲者的纪念碑怎么可以用来笼统地纪念一切战争中的死者，包括那些死亡了的战争罪犯？犹太人抵制德国国家纪念馆迁址柏林的原由至此初见倪端。
通过慕尼黑大学德国古代史的退休教授CHRISTIANMEIER文章（FAZ，25.07.97）我们了解到：“牺牲者”在德国是有主动积极的意义和被动消极的意义之分的。前者是指主动的自觉自愿的对国家民族的奉献，例如士兵为祖国牺牲；而“独裁的牺牲者”则是被动的、不自愿的，是后者意义上的牺牲者，相对所谓主动积极意义的牺牲者，相对前者，这一意义被认为“牺牲者”的附带的、次要的意义。纪念那些“消极、被动和不得以”的德国人的战争的牺牲者，那些死于纳粹德国集中营和焚尸炉的六百万犹太人只不过是附带的。
至此，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柏林的犹太人抵制德国民族纪念碑迁址柏林的剪彩仪式了。
借着对“牺牲者”的双重定义，首先把纪念战争受害者相对化为纪念一切战争死难者，继而化为对那些为德国捐躯的主动牺牲者。藉着受害者的名义为屠杀者立碑，以几百万无辜的牺牲者永久地祭奠为屠杀、为战争、为德国殉难的民族“英雄”。这不是发生于战争中，而是今天，在联邦德国。任何一个对人性、对生命有着常识的尊重，对屠杀与受害，正义与罪恶能作常识区分的人都不能不对德国这种政治社会现实深感忧虑。
德国特殊的纪念碑文化
国家至上不仅是在昨日德国，而且依然是今日德国的写实。舆论界对建碑一事大兴讨论，是因为它被视为国家大事，是因为政府和国家的主导，是因为对于意见团体和个人而言，它事关德国的历史与脸面。一言以蔽之，因为它事关德国国家民族。
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联邦议会曾就民族纪念碑问题专门展开辩论。辩论中社会民主党警告，不可以回避战争罪责的问题，纪念碑不应局限于仅仅纪念战争中德国的死者。而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以及自由民主党则坚持，中央纪念馆是“应当特别追念战争中我们民族的死者”的。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国家民族在树碑建馆中被突出到如此重要压倒一切的地位？然而这也正是德国纪念碑文化的核心，由此而衍生出德国人对纪念碑功能异于常理的认知，由此而引出德国人对为纳粹德国受害者建立纪念碑而产生的一系列忧虑和抵制，由此而引发了德国舆论界对此事经久不息的讨论。对此，德国犹太人总参议会主席团成员SALOMONKORN在FAZ九七年七月十七日以“计划修建的柏林HOLOCAUST纪念碑与民族（国家）认同”一文中有精辟的分析。
自十九世纪以来，德国的国家纪念碑大都是题献给君主、重大战役和民族英雄的，而这至今仍然是德国人对纪念碑的基本概念：纪念碑是为了光耀民族的伟大并将它保存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的一种形式。纪念碑是民族荣耀的见证、民族认同－统治者、民族和祖国之为一体－的标志。至此我们才得以了解为什么联邦德国议会会理直气壮地把题献给“战争与独裁的牺牲者”的纪念碑解释为特别题献给“我们民族的战争死难者”的。民族价值在德国人、在联邦德国的政治家那里居然可以超越普遍的人性的价值。纪念纳粹德国牺牲者的纪念碑，对德国人，对他们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具有特别重大然而是负面的意义，是对其积极的，肯定的，理想化的民族国家认同，对努力营造的联邦德国正面形象的一种质疑，一种威胁，一种否定，是与他们群族历史的黑暗面的对质，一种德意志神话的破解。因此对他们毋宁是一座耻辱柱，这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德国人理所当然要拚命避免的。所以他们会认真地忧虑，要是真的在柏林市中心建立这样一座纪念碑，迁都柏林的联邦德国政府机构的建筑可怎么和它相处。因此，关于建碑的讨论历经四年愈演愈烈，离求得一个可能的解决益逾渺茫。他们想方设法粉饰历史，模糊战争罪犯与受害者的分别，提出种种次要的理由－例如，要给被杀害的犹太人树碑，那些同为第三帝国受害的群族也要求树碑怎么办，要是他们都要求在柏林市中心立碑，那位置怎么安排，……－，阻止这样一座纪念碑的建成。
报刊的编者按矫情地把它形容成超出常人承受能力的重任。CHRISTIANMEIER教授苦口婆心忠告国人和执政者：牺牲者共同体的神话必须打破，我们必须面对自己民族那一段黑暗的历史，我们无法借无瑕疵的光荣历史的虚构自欺欺人，国际社会也不会听任我们如此。我们不能战胜过去，我们也不能取消历史。我们必须承认曾经发生的事实，必须明确地区分罪犯与牺牲者，必须承认那犯罪的和同谋的是我们德国人。我们不能要求牺牲者的后代和我们一同去纪念那些曾经杀害了他们先人的国防军的阵亡者。
会有人听取他的忠告码？HOLOCAUST纪念碑会树立在柏林码？
如果你摸清了这一讨论的原委，如果你了解到眼下德国接三差五就发生一起仇外的难民营纵火案，如果你了解时至今日居然有相当的德国人、当政的德国政治家居然堂而皇之地声称国防军没有参与纳粹德国的犯罪，如果……那你对此一定不会报有奢望，那有毒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情结至今仍深植于德国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公众舆论和社会之中
还学文，德国，埃森，199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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