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重症监护病房的实际情况到底有多危急？
卫生系统的负担是进一步封锁的最有力依据。哪怕是一个有争议的举措。德国在国际比较中算是拥有大量重症监护病床的国家。但是要获得对疫情的准确判断还需要其他评判标准。
“联邦紧急制动”案从周六开始生效。根据《感染保护法》修正案中，只要7天10万人口新增感染超过100，或165就会触发全国统一宵禁，商业和学校关闭。如果不采取更多措施，那么重症监护病房的巨大负担，乃至整个卫生保健系统崩溃将迫在眉睫。
德国重症监护和急诊医学（Divi）小组警告：“我们不希望出现像伦敦今年年初发生的状况，救护车在医院门口要等待数小时。”现在重症监护病房中也有30至40岁的年轻人；即使没有病史的30岁的年轻人也有需要插管的，而进行插管治疗的人中有一半死亡。这种说法让人毛骨悚然，这种说法有依据吗？
实际上，Divi和RKI运营的重症监护病床注册中心并没有提供有关患者年龄的任何系统信息。因此，目前尚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年轻人受到影响。
不过目前的趋势显而易见：目前的7天发病率似乎稳定，而新冠死亡人数与第二波大流行相比有所下降。同时，重症监护患者数量正在增加。年轻人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这些年轻患者接受重症监护的时间较长。也就是说，医学正在减少生命损失，但是年轻的病患在病房中的停留时间变得更长。
PCR阳性检出增加，死亡人数下降
在国际比较上，德国10万人口拥有的重症监护病床几乎四倍于英国。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科学家试图用其他数字应对德国疫情紧张的情绪。柏林工业大学的卫生保健质量发展教授曼斯基（Thomas Mansky）表示，自2021年2月以来，德国没有过过度死亡率，与2016年至2019年相比，死亡率明显处于低水平，原因可能是：非常老的人已经接种疫苗，并且由于新冠措施，人们感染流感的危险也降低了。此外，由于快速检测，PCR检测的阳性数量有所增加，但新冠死亡的人数却在减少。
柏林Igels研究所的医学社会学家Bertram Häussler也有类似的看法：自1月份以来，死亡率已大幅下降。实际上，几乎正好在三个月前的1月22日，当天有859人死于新冠，其中623人出自重症监护病房。4月21日有331人死亡，其中出自重症监护病房的有113人。显然，重症病房的护理工作没有丝毫减轻，但必须对之前总体绝望的评估有所改变。
根据Divi Register的数据，在德国，大约有1300家诊所能够为大约5000名正在接受强化治疗的新冠患者提供护理。德国有50万张病床，其中至多3万张为重症监护病床。可以在7天之内通过紧急储备调用约10000张床。显然各地的实际调动能力不一，例如柏林和基尔的情况大不相同。报道称，科隆大学医院推迟了30％的“选择性手术”。柏林Charité医院毫无疑问也做出了类似准备。
其实建造的新冠特种医院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派上用场，该设施可以立即减轻柏林医院500例新冠轻度至中度病例负担。然而到目前为止那儿还是没人。 “需求可能还没有那么大，”负责人Brömme表示， “无论如何，我不担心柏林医疗体系的崩溃。”
其他地方的紧急病床甚至在进一步的搬离中。石荷州大学医院（UKSH）在基尔和吕贝克经营400张重症监护病床。目前每分别报告了还有120和30个床位空置。上周，基尔对8名新冠患者进行了强化治疗，吕贝克对5名患者进行了强化治疗。 UKSH发言人格里夫（Oliver Grieve）表示：“目前我们不必推迟任何其他手术。”
无论如何，大流行病给护理人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我们不能忘记，大多数医院几个月以来都禁止进入。这意味着员工是患者的唯一联系人，他们还要和相关亲戚联系并通知病情进展。这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
全德大约有54000名重症监护室工作人员，医院全体护理人员大约为320000名。他们在大流行中受到了特别的挤压。Ingo Böing是德国护理专业协会（DBfK）的顾问他在重症监护和麻醉领域工作了17年。“除了薪水以外，工作条件也是我们的问题，”Böing说。早在新冠开始之前：护理行业就以节俭高效的名义，削减了5万多个全职职位。重症监护也一样。Böing说：“我们从未真正从这种森林砍伐中恢复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DBfK，德国护理委员会，德国医院协会和Ver.di要求为医院提供基于需求的人员配置的原因，尤其是在大流行时期，护理工作成为如此重要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去年，至少有9000名护士放弃了工作。根据德国内部重症监护医学协会的最新调查，有31％的重症监护护士不再希望从事其职业。
“我们需要对医院进行重大的结构改革，” Divi重症监护登记册的科学主管Christian Karagiannidis说：“它不能以经济为导向，而必须侧重于普遍服务。”
自第二波感染开始以来，所有地方都面临另一个困难：只有固定几家医院才为满床率到75％的医院提供空置床位。北威州作为储备力量的三分之二的小型医院都被取消，北位医院协会主席布林克（Jochen Brink）在11月就提出批评说：
“官僚的规章制度可能很快导致新冠重症患者迅速进入寻找空置床位的悲惨局面，因为有些诊所在没有遭遇到威胁时不提供空床转院。”同时，充足的应急能力的资金筹措也是一个问题。
“和第一波和第二波疫情初期一样，目前大多数医院的手术计划都被推迟了，”德国医院协会主席 Gerald Gaß说。这对受影响的患者是不利的，但还没有紧急迹象。“这是自德国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德国医疗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医院同时还要确保不受限制地进行定期手术。“
无论如何，整个国家都还不是正常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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