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为何没有侵占澳门？三种说法，哪一种更接近真相？
作者：兵说作者：武陟东旭
二战时期，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不仅悍然侵华，还侵占了东南亚十几个国家。
当时被英国人占领的港岛，也被日军占领。但日军却没有侵占澳门，让人百思不解。
有人说，那是因为日军看不上澳门。
因为澳门位于珠江口，面积太小了。
而且澳门当时没有机场，经济体量也不能跟港岛比，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低。
这些原因听起来有一些道理，但仔细一分析，却不全然如此。
澳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后，要说日本人“看不上澳门”，那是高估了日本人的吃相。
晚清名士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认为，日军未占澳门的真正原因是巴西的日侨问题。
巴西在16世纪30年代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1822年巴西虽然独立，但依然受到葡萄牙的很大影响。
刘成禺（1876～1952），亦名问尧，字禹生，著作《世载堂杂忆》
巴西地广人稀，为了开发巴西，从日本引入大量移民。
为了让日本移民扎根巴西，当地推出两项举措：
凡是到巴西去的，必须举家前往，不接受单身。
在巴西工作的日本人，必须加入巴西国籍。
同属于南美的秘鲁当时也是这样做的，比如曾经担任秘鲁总统的藤森，就是日裔，他的父母当时是举家迁往秘鲁。
至二战时期，在巴西的日裔达到300万。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葡萄牙殖民者很担心日军对澳门下手。
于是他们给巴西施压，给日本发了一个照会说：“如果日本人以武力入侵澳门，巴西就把所有日侨撵回本国。”
对于这一阻吓，日本人是不能忽视的：若300万在巴西的日本人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还必然带来许多社会问题。日本投鼠忌器，在二战中从始至终没有对澳门下手。
刘成禺的分析解释，给人们留下一个很大的疑问：在战争中，人是最宝贵的资源，二战时期日本最缺的就是人。特别是随着侵略战争的进行，日军在战场伤亡加剧，兵源短缺成了极为严峻的问题。为了扩大兵源，日本不得不放宽身高、放宽年龄等。
如果巴西真的会把300万日本人赶回本国，对极度缺人的日本来说岂不是雪中送炭，日本岂不是要感谢巴西？
因此，“日本侨民说”引起一些讨论。
研究这一问题的澳门学者陈锡豪到处奔走，甚至借助澳门总督，也没有找到巴西在二战时期给日本发的照会，也没找到澳门总督给巴西的去电和文件。二战结束多年，文件也早已解密了，为何查无实据？这也让学者们感到困惑。
那么，还有什么原因，让贪婪狂妄的日军放过了澳门？
表面的原因，是澳门当局的“中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葡萄牙预感到日军胃口很大，不会满足侵占东三省，肯定会南侵，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于是，葡萄牙外长费尔南多·阿乌古斯托·布朗克，于1932年3月5日在瑞士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发表公开声明，表示“葡萄牙是中日两国世代的朋友”，在中日冲突事件中，葡萄牙将会永远保持中立，以此取得中立国的法律地位。而澳门作为葡萄牙“海外管治的一个地区”，也成为不受交战国任何一方侵犯的“中立区”。
可是别忘了，侵略者是从来不讲什么国际法的。二战中德国就入侵了中立国，日本也不会有什么顾虑，要说葡萄牙宣称“中立”就能保住澳门，显然也不是特别有说服力。
陈锡豪经过多年研究，发现日本和葡萄牙曾经签订过一个秘密协议。
早在1940年，中统就获得一份情报，日本在当年初向澳门当局提出五项要求，作为不入侵澳门的条件：
一、驱逐澳门的抗日分子。
二、必须跟汪精卫方面进行经济合作。
三、必须准许日本在华发行的军票在澳门市场流通。
四、必须停止与英国以及港岛的经济联系。
五、必须辞退在澳门当警察的印度人，改用亲日分子。
（摘自《抗战侧影：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宋毅军、杨晓编著131页）
获得这一情报后，蒋氏当局立即指示驻澳公使李锦伦，正告澳门当局，要拒绝日方的要求。
澳门当局则矢口否认跟日本方面有接触，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将来也不会那样做。
可是在1940年底，军统得到了澳门护理总督毛殿弩在9月中旬与日本南支陆军派遣军司令部代表安藤几南签订的秘密协议《日葡澳门协定》，协议主要内容为，澳门停止中立，与重庆断绝联系，和汪精卫进行合作。协议共28条，附文120项。
陈锡豪指出，协定中虽然没有写明日本方面保证不入侵澳门，但正是因为澳门当局以牺牲中国利益为妥协，日本才没有入侵澳门。
——《抗战侧影：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宋毅军、杨晓编著132页，宋毅军，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传记《邓小平》作者）
一个佐证是，1945年8月下旬，日伪在澳门的特务头子黄公杰被我游击队抓获。澳门当局得知后，慌了手脚。
这个汉奸曾经对外宣称，他掌握不少澳葡在二战期间与日军交往的证据，以此勒索澳葡方面。
澳门当局非常担心，一旦黄“乱讲”，澳门“中立”的假象就会被揭穿，南京方面就可能借此收回澳门。
因此，澳门当局想方设法将黄处决。
事实上，在抗战中，葡萄牙采取了很多措施，迎合日本侵略者。
比如，他们允许澳门的汉奸报纸《西南日报》《民报》宣传日本的侵略，还设立了“华务科”，进行新闻检查，不许澳门报纸刊登抗日文章。
综上所述，除了“巴西日侨说”和“中立说”，还有一说：葡萄牙跟日本做了秘密交易，让澳门免于战火。
尽管如此，澳门还是受到战火波及，并没有成为世外桃源。
战争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向澳门，先后达6万，是当时澳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尽管葡萄牙对日本侵略者妥协，但澳门当局没敢公开向日方移交抗日志士。
相反，随着日军的节节失利，澳门当局跟抗日武装开始接触。
1944年，葡澳当局通过在澳居住的中山籍人士黄槐与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队长欧初联系，要求派人前来，洽谈合作事宜。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研究之后决定，批准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先后派梅重清、郭宁、黄乐天等人赴澳，和澳葡当局警察厅的代表、秘书慕拉士会谈之后，达成四项协议：
一、双方互相协作，打击骚扰澳门的敌军、土匪，共同维护澳门治安；二、澳葡当局同意五桂山部队到澳门进行不公开的活动，包括发动在澳门的爱国人士进行募捐、收税、筹集抗日经费；三、同意我党领导的五桂山部队在澳门购买部分物资，比如弹药、药品及其他设施；四、双方建立一定范围内的合作关系。
根据协议，五桂山抗日游击队积极行动，将在澳门干尽坏事的汪伪汉奸、特务黄公杰抓获，迅速移交给了澳葡当局，澳门居民拍手称快。
根据协议，中山抗日义勇大队还在澳设立了秘密办事处，为抗日部队开展募捐筹款、筹集所需给养。
不仅如此，义勇大队还送少量伤员到澳门救治。
正因为澳门环境宽松，游击队得以在那里动员和组织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参加中山敌后游击队。
五桂山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欧初
当然，澳门当局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两面不得罪的考虑，另一方面是考虑澳门的民意。
因为澳门广大同胞虽然在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但依旧是中国心，是支持抗战的。
在抗战中，澳门同胞成立了“四界救灾会”等组织，他们慷慨解囊，为内地抗日募捐。1938年，澳门民众举行了为期40天的义卖，声援抗战。不仅如此，大批澳门爱国青年奔赴珠江三角洲和东江等地区的抗日前线，为抗战事业奉献青春热血乃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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