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文 孙建荣 | 基于LDA的“一带一路”中文学习者叙事框架与传播策略
作者：微信文章基于LDA的“一带一路”中文学习者
叙事框架与传播策略
摘要：基于LDA模型与文本分析方法，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文学习者故事的新闻报道展开系统挖掘与结构分析，揭示其呈现出以“中国梦”为核心，以“文化交流”“中文学习与汉语桥”“来华与留华”为辅助的“一主三辅”主题矩阵。结合框架理论视角，识别出报道在叙事结构上集中体现“中国中心”与“中文学习者向心”两大主题焦点，并从空间建构与主体建构两个维度解析其双核心叙事框架。在语境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分析该类报道在宏观社会语境与微观互动语境中的结构性逻辑，指出当前叙事结构性不足。有鉴于此，基于“两个结合”原则，提出五项传播策略优化建议，推动“中文学习者故事”实现从单向传播向共建共享的叙事转型，释放中文作为世界重要公共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潜力，提升国际中文教育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文故事的综合能力。
关键词：中文学习者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国际中文教育；LDA模型；叙事框架
中图分类号：H195.3
DOI：
10.20247/j.issn1671-1106.2025.04.003
引用格式：徐浩文，孙建荣.基于LDA的“一带一路”中文学习者叙事框架与传播策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6-37.
作者简介：徐浩文，澳门科技大学（中国澳门999078）国际学院博士研究生，国际中文教育南方联盟理事；孙建荣，西安欧亚学院（西安710065）副校长，教授，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目 录
一、引言
二、相关研究现状
（一）中文学习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中的角色定位与核心价值
（二）“中文学习者故事”的概念界定
三、研究方法、数据收集与预处理
（一）主题挖掘方法
（二）数据收集
（三）文本预处理
（四）主题分类
四、文本分析与主题构建
（一）关键词分析
（二）文本分析
（三）主题权重分析
五、“中文学习者故事”的叙事框架与报道逻辑
（一）叙事框架分析
（二）报道逻辑
六、“中文学习者故事”传播策略建议
（一）推进“学习者中心”叙事转型，强化个体主体性表达
（二）增强差异化内容供给，推动“想讲”“想听”有机结合
（三）优化传播结构设计，强化“两个结合”叙事路径
（四）提升国际传播视野，突出中文作为全球公共文化产品的价值
（五）建立传播效果评估体系
七、结语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①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的国际传播指明了方向。在全球化纵深发展和中西文化深度互动的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既是关系中国自身发展与构建新型国际合作格局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提升国家形象管理与跨文化沟通效率的复杂技术性议题。②
作为中外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关键载体，国际中文教育在这一时代使命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①据统计，当前全球中文学习者规模已达3，0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接近2亿。②如此庞大的学习者群体既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受众基础，也构成了连接中外人文交流的天然桥梁。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逐渐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阵地，更肩负着培养知华、友华中文人才的天然使命。③
研究引入Gensim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库，构建了LDA主题模型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框架，以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收录的40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文学习者的新闻报道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中文学习者故事”的主题特征、叙事框架与报道逻辑，希望为中文学习者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策略优化提供实证依据。
二、相关研究现状
（一）中文学习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中的角色定位与核心价值
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传统观点更多关注教师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载体，相对忽略了中文学习者在这一过程中所具备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⑤有学者评价，中文学习者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要素，而且是具有独特优势的最佳要素。⑥已有研究开始聚焦于挖掘中文学习者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潜力与价值定位。一方面，中文学习者被视为中国故事的积极传播主体，具有“中国故事讲述者”“国际形象宣传员”等多重媒介形象。⑦另一方面，中文学习者凭借其跨文化背景与亲身经历，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了“二传手”的媒介功能⑧,在面向全球受众以及向本土社会讲述中国故事时，更易提升故事的可信度与接受度⑨,实现社会、文化、历史等多维度的跨文化传播。
虽然学界对中文学习者的传播潜力和价值定位形成一定理论共识，但多以宏观论述为主，较少通过具体的传播实践或故事文本加以验证与分析。尤其对中文学习者作为叙事主体进行的系统性研究依然缺乏。这一状况使我们难以深入把握中文学习者故事究竟如何有效实现“两个结合”的基本原则，也难以指导具体实践中的传播策略优化。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文学习者故事的实证分析，填补这一研究不足，为完善理论构建、优化传播实践提供实证支撑。
（二）“中文学习者故事”的概念界定
“中文学习者故事”作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讲好中国故事的特定叙事形式，强调以中文学习者个人经历为核心内容，集中呈现中文学习者学习中文、参与跨文化交流、实现个人成长及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典型经历。这种故事形式突出学习者个体的主体性表达、他者视角与跨文化互动性，反映出中文学习者作为故事主体和文化交流媒介的双重价值与功能。在本研究的具体语境中，“中文学习者故事”在外延上特指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由官方媒体或权威平台针对共建国家中文学习者进行的专题性人物报道。这一外延的限定强调故事文本的来源权威性、典型性与代表性，明确了研究边界与选择标准。
三、研究方法、数据收集与预处理
（一）主题挖掘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潜在狄利克雷分配主题模型（LatentDirichletAllocation，LDA）对“中文学习者故事”进行主题挖掘分析。LDA模型是一种经典的无监督机器学习文本挖掘方法，由布莱（Blei）等人基于概率潜在语义分析（pLSI）提出，其基本原理为假设文档集合由若干个潜在主题构成，而每个主题则表现为一系列关键词的概率组合。①不同文档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主题的混合比例不同。通过LDA模型可有效识别文本中的潜在主题结构，并将每篇文档的主题分布以概率形式呈现，从而实现文本的聚类与分类。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手动编码，LDA模型不仅具有更高的一致性和客观性，还显著提高了主题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当前已在新闻报道与媒介文本分析等领域广泛应用。②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将LDA模型具体应用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文学习者故事”新闻报道文本分析。本研究构建了“中文学习者故事”语料库，基于LDA主题模型深入挖掘该类报道的主题特征与叙事结构，以期为传播实践与策略优化提供更加清晰、客观的实证依据。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网站的“微专题”栏目，具体选取第17期（“‘一带一路’上的中文铺路人”之“情系中文”板块）③和第18期（“‘一带一路’上的中文追梦人”之“逐梦中文”板块）④的新闻报道文本。这两期专题旨在回顾国际中文教育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多年来的发展成效，报道涵盖中文教师、志愿者、本土中文教师以及中文学习者等群体。
本研究从上述两个板块收集的40篇以中文学习者为主体的新闻报道作为分析语料（约45，000字），具体报道时间为2017年至2024年。这些新闻报道的来源广泛，既包括官方主流媒体，也涵盖高校平台，保障了报道的代表性和全面性。中文学习者国籍分布广泛，涉及3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中文学习者群体的地域多样性与文化异质性。
（三）文本预处理
第一步，确定分词。通过反复对比中文分词工具（如JIEBA、PKUSEG、THULAC）对所研究语料的分词效果，最终采用THULAC分词工具包。①此外，为实现更准确的文本分词效果，根据新闻共同主题与人工识别的特殊词汇，增加了自定义词：国际中文教师（设置同义词：中文教师、中文老师）、中国文化（设置同义词：中国的文化）、中国、中文、孔子学院、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汉语国际教育、汉语桥。第二步，过滤停用词与无效字符。首先将“中文停用词表”“哈工大中文停用词表”“百度停用词表（中文）”“四川大学机器智能实验室停用词表”合并后去重，作为本研究的停用词表；其次，将分词结果中的“中国”“中文”“一带一路”等超高频词加入停用词表，以减少对主题提取造成的干扰。最后，从分词结果中去除所有停用词。第三步，从分词结果中过滤文档频率少于5的词语，强化主题聚焦。经过预处理，最终提取词数4，178个，构建了使用LDA模型进行主题分析的语料库。
（四）主题分类
1.最优主题数
主题提取的最大难点在于确定最优主题数。②布莱等人最初提出通过计算困惑度来评估LDA主题模型的有效性，困惑度越小则主题数的选择越优。③然而，当样本量较少时，仅根据困惑度选择最优主题数，会出现主题之间相似度较大、主题辨识度不高的问题。因此，确定最优主题数常用的方法还有：计算主题相似度、主题一致性，以及LDAvis可视化等。考虑到目前没有一种“标准方法”来确定最优主题数，为确保主题数量提取的准确性，本研究采用困惑度、主题一致性和LDAvis可视化三种方法相结合的形式来确定最优主题数。由于样本数量较少，尝试预设主题数为1至10个。由图1可见，困惑度指数虽然随着主题数量的增加而减小，但并没有明确显示出最佳主题数。同时，主题一致性在主题数为4时达到最高峰，随后出现波动。综合困惑度和一致性指数，主题数设置为4较为合理。为验证主题数的合理性，再次使用LDAvis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如图2所示），发现当主题数为4，主题间的分布较为分散，差异明显。结合以上三种方法的分析结果，最终将主题数量设置为4。
2.主题关键词
本研究统计了每个主题排名前10位的高权重关键词及其权重系数（见表1）。借助关键词和权重系数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和理解各自的主题内容。
四、文本分析与主题构建
（一）关键词分析
观察表1各主题下的关键词可得到以下发现。
主题1关键词如“文化”“大学”“学生”“中国文化”等，表明该主题涉及学校开展的中国文化活动。结合“参加”“学校”“语言”“世界”“交流”等词，发现世界中文学习者以参加中国文化活动的方式进行文化交流。
主题2关键词如“努力”“老师”“孩子”“学生”“汉语桥”等，突出了中文学习者的努力，以及“汉语桥”这一比赛活动；而“交流”“大学”等词，则可能显示了中文学习者将“汉语桥”比赛视为进入中国大学或来华交流的重要途径。
主题3关键词如“世界”“北京”“文化”“希望”“发展”“留学生”“机会”等，突出了北京这一城市与“来华留学生”这一群体。结合其他关键词来看，大致传递如下信息：北京的知名度及其作为中国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主要城市的地位；出于学业发展、未来工作机会的考量，北京或是大多国际学生来华留学与留华工作的首选目的地。
主题4关键词如“大学”“文化”“希望”“老师”“专业”“发展”“梦想”等，表明该主题与中文学习者的个人梦想与个人发展相关。其中，“大学”“文化”可能与中文学习者的学业梦想以及兴趣爱好相关；“中国文化”“语言”“老师”则可能与其专业及职业梦想相关。
结合对各主题关键词的分析，初步将主题1—4分别命名为“文化交流”“汉语桥”“来华与留华”以及“中国梦”。
（二）文本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引入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关键词的关联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为提高主题分析的区分度，本研究选取各主题中具有区分性的关键词作为分析对象，并将其置于原始文本语境中进行关联分析（见表2）。
如表2所示，结合文本分析的方法，使关键词与其关联内容的语境关系清晰呈现，有效弥补了单一关键词分析的局限性。具体发现如下。
第一，在“文化交流”主题中，关键词“参加”的典型关联内容主要涉及夏令营、文化活动和中文比赛等场景。这表明，相关活动是中文学习者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第二，“汉语桥”主题中，关键词“努力”的总词频为54，其中14次来自留学生“爱努力”的姓名实例，结合“努力”的关联内容，该主题不仅涉及“汉语桥”比赛，还广泛涵盖中文学习相关内容。因此，最终将该主题修正为“中文学习与汉语桥”。此外，“孩子”这一关键词在该主题中的显著性反映了中文学习者群体的低龄化趋势。
第三，在“来华与留华”主题中，关键词“青年”突出了来华留学生群体的年龄特征。而“北京”不仅指向地理概念，更涵盖了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这折射出北京作为中文教育中心的吸引力，及其在来华留学教育领域的重要地位。
第四，“中国梦”主题的关联分析显示，关键词“专业”的词频数为51次，其中有26处直接关联中文类专业（如国际中文教育、汉语言等），且有11位学习者（拟）将中文教师作为职业选择。这一发现勾勒出中文学习者的学业与职业发展愿景。同时，关键词“第一”多与学习者初次来华或接触中文的经历相关，体现了中国社会与语言文化的初始吸引力；而“梦想”则集中体现了学习者与中国相关的美好愿景。
（三）主题权重分析
基于关键词与关联内容的语境分析，本研究进一步通过主题权重分析揭示文本的深层语义结构。主题权重系数由LDA模型输出的各篇文本在每个主题上的概率值经加权平均计算获得，具体公式为：
其中，Tj表示第j个主题的权重系数，pi表示第i篇文本在第j个主题上的概率分布，N为样本总数（本研究中N=40）。为更直观地呈现主题权重分布，采用词云面积方式进行可视化呈现。如图3所示，各主题权重系数由左至右按降序排列，词云中关键词的大小与其在主题中的权重系数成正比，直观反映了关键词在主题中的重要性。这一分析方法有效支持了冯·戴伊克（VanDijk）关于传播意图的理论观点：传播主体的意图往往隐含于话语主题及其语境关系中，且“意图使意义明确”。①通过量化呈现主题权重分布，本研究为解读传播主体的深层意图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明确主题权重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借鉴维曼（Wimmer）和多米尼克（Dominick）在传播学研究中对相关系数解释的原则，引入分层分析方法对主题之间的关联强度进行分类。具体分层标准为：强关系（系数＞0.7）、中关系（0.7＞系数＞0.4）、弱关系（系数＜0.4）。②该方法能揭示文本对不同主题的倾向程度和关联强度。通过这一分层标准，研究得以更精细化地识别主题间的结构特征，为后续分析提供更丰富的数据支持。
1.“一主三辅”主题结构
如图3、图4所示，本研究通过主题权重分析发现了显著的“一主三辅”主题结构。具体而言，“中国梦”主题以0.4673的权重系数占据主导地位，其强关系样本数（13篇）占全部强关系样本的44.83%，中关系样本数（8篇）也显著超过其他主题之和（6篇）。这表明，在“中文学习者故事”报道中，传播主体存在明显的倾向性，即着重突出“中国梦”这一核心主题。辅主题的分布显示，“中文学习与汉语桥”（权重0.2265）与“文化交流”（权重0.2062）主题在强度上基本持平，分别包含7篇和6篇强关系样本。相比之下，“来华与留华”主题权重最低（0.0926），仅包含3篇强关系样本，其原因为内容多分散融入其他主题，消解了该主题与样本的关联强度。
2.主题结构特征与传播策略
从关键词构成来看，“中国梦”主题通过“大学”“文化”“专业”等客体关键词，与“希望”“梦想”“发展”等情感关键词的组合，系统描绘了中文学习者对中国的积极认知图景。数据显示，这些核心关键词在“中国梦”主题中的共现频率显著高于其他主题。
相比之下，其他三个主题主要承担了实现“中国梦”的路径叙事功能：“文化交流”主题聚焦文化活动参与，“中文学习与汉语桥”主题突出语言学习经历，“来华与留华”主题呈现来华期待与留学体验。这种主题层次分工反映了传播主体的明确策略：着重强调在中文教育领域的中国中心地位，以及学习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向往之心。但这一策略对学习者个体的主体性反思，以及中外人文交流的双向沟通特征展现不足。
因此，在结合主题挖掘与文本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将“中文学习者故事”报道的主题结构归纳为“一主三辅”向心式传播矩阵。这一传播矩阵通过核心主题的高强度与高频度的强势呈现与辅助主题的协同支撑，构建了具有明确导向性的叙事体系。其传播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第一，核心主题的重复强化确立了显著的叙事主导权；第二，辅助主题的系统化配置为主导叙事提供了逻辑支撑。然而，这种向心式结构在提升传播效率的同时，客观上牺牲了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批判性，可能对受众认知产生影响。
五、“中文学习者故事”的叙事框架与报道逻辑
国际新闻报道文本分析领域已形成一定共识：文本意义具有模糊性，其具体内涵会随着特定框架和语境而变化，因此需要借助框架理论和语境理论来解析意义的生成过程。①框架理论（Framingtheory）从结构维度揭示意义的生产机制，而语境理论（ContextTheory）则从内容维度阐释意义的呈现方式。二者结合能够立体地解读新闻报道故事中的动态意义建构。
（一）叙事框架分析
通过主题挖掘与文本分析，本研究揭示了“中文学习者故事”报道中“一主三辅”的主题矩阵。而在主题矩阵之中又集中体现为“中国中心”和“中文学习者向心”两个核心聚焦点。这一结构特征与框架理论中的“意义结构化生产”机制深度契合。戈夫曼（Goffman）的经典论述指出：“框架使原本无意义之物变得有意义。”①在媒体的传播实践中，这种框架选择直接决定了事件意义的生成路径。②具体到本研究中，在“一带一路”的宏观叙事框架下，以中国为叙事中心的根本策略被报道者内化，并通过空间建构与主体建构两个维度，将抽象的故事结构化呈现。首先，通过空间建构呈现“中国中心”的地缘文化框架，即以提供发展平台、语言资本兑换为叙事坐标系，以构建“中国梦”作为核心意义锚点；其次，通过主体建构呈现“中文学习者向心”的主体认同框架，即通过学习者对中国/中国语言文化的认同行为，如学习中文、来华留学等，强化以中国为目标的向心力叙事；最后，通过二者结合实现“中文学习者故事”的系统性整合。这种结构化处理不仅使叙事内涵具有高度一致性，更在受众认知层面塑造了特定的意义图式。
1.空间建构维度：地缘文化框架的呈现
（1）中国作为梦想实现地的空间定位
“中文学习者故事”频繁出现将中国描述为中文学习者实现梦想的理想场域的叙事手法，强化了“中国中心”的地缘空间定位。例如《“一带一路”十周年非洲青年圆梦中国：收获成长》③将卢旺达青年华尔特·南吉姆瓦的人生经历嵌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观叙事之中，塑造中国为非洲青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理想空间。这种空间定位不仅体现在地理层面上，更延伸至经济、文化与社会价值层面，体现了报道者在特定框架下借助空间意象，使中国作为叙事中心的意涵更为凸显。
（2）文化认同的空间延伸
“中文学习者故事”还通过个体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强化了“中国中心”的文化空间定位。以《爱上中文学以致用南非姑娘与世界青年相遇北京》④为例，通过南非青年曼莎参加“汉语桥”夏令营的个体经历，借助学习者视角，强调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的主导性角色和中心地位。这种叙事策略体现了框架理论强调的选择性呈现机制，报道者通过刻画具体事件，以结构化的叙述方式影响受众对“中国中心”的认知。
2.主体建构维度：主体认同框架的呈现
（1）中文学习者作为群体象征
“中文学习者故事”常将个体学习者塑造为特定国家或群体的代表，以传达中文教育的普遍价值与广泛影响。如《中文助力安哥拉年轻人奔向更广阔天地》⑤,通过劳尔·卡瓦略的个体成功经验，将其塑造为“安哥拉数千名中文学习者的缩影”，彰显中文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不断崛起的图景，以此凸显中文作为语言资本在共建国家中的现实价值⑥。这种叙事策略有效架设了个体与群体、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象征性桥梁，通过个体成功的具体案例突出特定群体对中文价值的集体性认同和向心力，体现了报道者借由微观故事达到宏观叙事效果的框架选择策略。
（2）中文学习者个体主体性
一些“中文学习者故事”也尝试通过呈现学习者的个体主体性和能动性，凸显其向中国或中国文化积极靠拢的心理态势。如《马耳他武术父子的“中国梦”》①,以主人公对中国武术文化的本土融合与创新为切入点，展现个体学习者在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的积极主体性和创造性。然而，这类个体主体性的叙事整体上仍聚焦于对中国的积极认同与主动接受，较少关注学习者自身的批判性反思或跨文化互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张力。
3.双核心叙事框架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
（1）积极作用
“中国中心”与“中文学习者向心”构成的双核心叙事框架在国际传播中展现出独特的结构性优势。从功能属性来看，这种框架通过“中国梦”核心主题与“文化交流”“中文学习与汉语桥”“来华与留华”三个辅助主题的矩阵式联动，在宏观叙事层面确立了话语权威性，同时在微观行为层面构建了可模仿的文化认同路径。具体而言，“中国中心”的地缘文化框架以提供发展平台、语言资本兑换等为价值参照点，将中国塑造为梦想实现地的空间定位；而“中文学习者向心”的主体认同框架则通过学习者参与“汉语桥”、来华留学等具体行为，强化了以中国为目标的向心叙事。二者相互支撑形成传播合力：辅助主题为“中国中心”提供案例支撑，学习者的向心行为又反向验证核心主题的吸引力，共同构成了“中文学习者故事”的独特讲述方式。这种结构不仅避免意义碎片化，提升了跨文化传播的系统性，还通过个体化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认同具象为可感知的行为范式，显著降低了国际受众的理解门槛。
（2）局限性
双核心框架在传播实践中呈现出若干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框架过度强调“向心力”而弱化了人文交流双向互动的本质；多数报道聚焦学习者“接受”中国文化，却较少展现其在本国语境下的文化调适过程以及中国社会如何受外来文化影响，造成非对称传播的感知偏差，可能导致受众的片面理解。另一方面，传播者将特定学习者塑造为“群体缩影”的策略虽然提升传播效果，却可能导致个体经验的符号化，甚至隐含“他者化”风险——即从中国视角定义学习者的身份，而非呈现其自主表达。此外，这种框架还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特征：如对中文学习者的文化适应困境、语言霸权担忧等批判性议题保持沉默，以及在讲述中文国际传播时，侧重中国的推动作用，忽略海外本土社会的多元发展与社区支持等。这些局限本质上反映了结构化叙事的固有矛盾——在强调传播效果的同时，“框架”也可能通过排除机制固化特定认知模式，影响叙事的批判性和公信力。未来的叙事框架优化需要在保证传播效果与增强叙事真实性之间寻找更佳平衡点。
（二）报道逻辑
基于叙事框架分析，研究进一步探讨“中文学习者故事”报道的深层逻辑。冯·戴伊克（VanDijk）的语境理论指出，“语境影响话语的生成与理解”②。因此，话语意义的解释往往需要在特定语境中去寻求答案。“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文学习者故事”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实践，其语境涵盖了宏观社会语境（如国家战略、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等）和微观互动语境（如报道者、叙述主体、受众的互动关系）。这两种语境层次共同影响着故事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并决定了其内在的逻辑结构。
1.宏观社会语境：国家战略导向
“中文学习者故事”的宏观报道逻辑深刻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国际传播战略的意识形态导向。这类故事以“中国梦”为核心叙事主线，通过主题矩阵结构安排（如“文化交流”“中文学习与汉语桥”“来华与留华”），明确体现出一种结构性的叙述意图，即通过中文学习者个体故事的选取与再现，呈现中国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借助学习者个体故事对“中国发展机遇”和“中文资本价值”的积极诠释，实现了以个体叙事服务于宏观叙事的结构性转换，展现了合作互惠共赢、推广语言文化的战略意图。这种逻辑不仅确定了故事内容的选择与表达，也构筑了一个清晰的意义生成框架，使故事内涵与国家宏观战略相互协调。
2.微观互动语境：传播主体、叙述对象与受众关系的建构
在微观互动语境中，“中文学习者故事”报道逻辑表现为传播主体（报道者与中国媒体）、叙述对象（中文学习者）与潜在受众（国内外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传播主体通过对学习者个人经历的选择性呈现，以及特定修辞策略（如“梦想成真”“文化桥梁”等积极话语）的运用，强化了传播意图与受众的共情关系。这种微观互动不仅体现为话语文本的表层互动，更体现为通过意义呈现策略，引导受众从特定角度（如中国提供的发展机遇）解读报道内容。
总体而言，“中文学习者故事”的报道逻辑建立在宏观国家战略导向与微观互动语境的双重基础之上，有效构筑了传播者期望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外人文交流图景。在宏观上服务于国家叙事的战略导向，在微观上通过一致性的结构安排和叙述策略，实现了对故事的意义阐释与价值引导。这一现象体现了冯·戴伊克（VanDijk）所强调的“意义在语境中建构”的基本原则，反映出在意识形态的要求下，不同的传播者遵循高度一致的叙事逻辑。尽管其有效彰显了“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的中心地位和中文学习者对中国的向心力，但从语境理论的角度看，这一报道逻辑仍存在结构性不足。具体来说，其叙事多聚焦于“中国中心”的宏观视角与“中文学习者向心”的单向叙述，缺乏多元文化视角的融合与受众语境的差异性考量，较少体现出不同文化背景学习者的独特传播实践与能动表达。这种相对单一的报道逻辑，可能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弱化叙事的说服力与情感感染力，制约“中文学习者故事”在全球语境中的传播效力。
综上所述，传播者通过特定的方式整合了预设的叙事框架与语境范畴内的意识形态要求，将“中文学习者故事”置于特定框架中进行语境重构，从而赋予其独特内涵。
六、“中文学习者故事”传播策略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传播的“两个结合”，即“把我们想讲的和外国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①。针对当前“中文学习者故事”叙事模式趋同、“中国中心”与“中文学习者向心”单向性突出，以及学习者主体性不足等现实问题，本研究提出如下五项传播策略优化建议，希望为突破现有叙事模式的局限提供参考。
（一）推进“学习者中心”叙事转型，强化个体主体性表达
现有报道普遍存在主体性呈现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学习者缺乏批判性反思，其角色往往被简化为国家形象传播的符号或他者认同的工具。这一问题弱化了学习者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能动性，也削弱了叙事对国际受众的情感感染力与认同基础。未来传播实践应思考如何从“自我主导”的话语逻辑转向“学习者主导”的叙事取向，充分体现“别人讲”的价值取向，实现学习者在叙事中的“自塑”，提升其形象的真实感、复杂性，避免将学习者符号化或群体化。例如，在内容层面，展现学习者经历的语言障碍与文化冲突，并赋予其表达这些经验的空间与话语权，强化学习者的主体能动性。在形式层面，结合第一人称讲述、互动对话等形式，增强故事的代入感，从而提升故事的可信度与感染力。
（二）增强差异化内容供给，推动“想讲”“想听”有机结合
“中文学习者故事”的主题高度聚焦于体现学习者的“中国梦”，话题领域相对单一。这与部分国际受众对中国社会新闻及文化话题的兴趣缺位形成鲜明对比①,传播主体应致力于“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寻找传播意图与受众需求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未来应重视拓展故事话题领域，涵盖学习者在科技创新、经济合作、社会参与等领域的多元丰富经历，以满足海外受众的多样化信息需求。这种差异化内容供给策略，有助于深化传播效果，提升传播内容的多元价值与国际接受度。
（三）优化传播结构设计，强化“两个结合”叙事路径
研究结果显示，现有传播模式存在显著的单向性特征。这说明缺乏多元文化视角的融合与受众语境的差异性考量。借鉴霍尔（Hall.S）关于文化传播“编码—解码”缺乏对等性的经典论述。传播主体在“编码”过程中往往带有意识形态立场，而受众在“解码”时可能以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体系进行“主导性或霸权”“专业性”“协商性”甚至“对抗性”的解读。②因此，应批判性审视当前叙事框架与报道逻辑，在传播内容的构建过程中，更多从国际受众的语境和文化经验出发，促进“想讲”“想听”的语义协同，进而提升“中文学习者故事”国际传播的语境适应性。例如，在宏观社会语境层面强化双中心叙事结构，突出中国与学习者祖国的双边互动，既借助个体故事反映国家叙事，也体现“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提升受众的“解码认同率”。在微观互动语境层面应重视报道者与学习者的平等对话，考虑通过区域化定制叙事增强文化嵌入度，尤其注重展现学习者/本土社区如何在文化互动中实现双向理解与交流，体现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真实过程。
（四）提升国际传播视野，突出中文作为全球公共文化产品的价值
尽管“中文学习者故事”在当前的叙事框架下，通过空间建构与主体建构两个维度凸显了中国的中心地位与向心力，但这也可能导致国际受众对传播意图和中文价值的认知偏差。因此，“中文学习者故事”国际传播应当“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③。具体而言，应超越单一的“中国输出”模式，更真实地反映中文在海外社会的多元发展过程。未来应考虑提供更多中文本土化案例，重视本土的声音，并通过真实展现中文在海外本土社区的发展与应用，回应不同文化社群的本地需求与兴趣，强化跨文化共情与对话，凸显中文作为世界重要公共文化产品的国际价值。
（五）建立传播效果评估体系
当前“中文学习者故事”已有相当丰富的传播实践，然而，实际传播效果如何却难以客观评估。因此，亟须建立基于传播伦理的多维度评估体系。基于研究结果，多维度评估体系应涵盖真实性维度（叙事内容与现实契合度）、多样性维度（文化表现的丰富性）、互惠性维度（文化互动的双向性）三个基础评估层面。未来再根据实际评估效果逐渐完善评估体系。通过定期对传播效果的系统评估，可采用内容分析法与受众反馈法相结合的方式，动态调整与优化“中文学习者故事”的传播策略，不断提升其国际传播的整体效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七、结语
当今世界，文明多元共生、交流互鉴已成时代主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引领下，中国不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推动构建多边互惠共赢的全球文明新格局。中文作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逐渐成为全球人文交流的重要媒介与多元价值载体。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中文学习者故事”正在成为认知中国、展现中国形象、促进民心相通、体现中文价值的重要窗口。
当前，“中文学习者故事”在塑造国家形象与彰显文化吸引力方面成效显著，但同时也在叙事多样性、文化互动性、学习者主体性等方面存在结构性不足，限制了中文在多元文化语境中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的传播潜力。面向未来，应以“两个结合”为基本原则，推动“学习者中心”叙事理念的真正落地，以更加包容、多元、互动的方式诠释“中文学习者故事”，提升全球传播价值。只有将“我们想讲”与“受众想听”“世界可感”深度融合，构建起具有情感共鸣力、文化 理解力与全球传播力的叙事体系，中文这一世界重要公共文化产品才能真正实现“走出去、留 得下、讲得好”。唯有如此，中国故事才能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边界，在国际语境中实现从“传”到“达”的跃升，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智慧与中国话语。
【参考文献请参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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