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免费 发表于 2025-7-13 14:14

关税不确定性与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与政策路径

作者:微信文章


巫云仙教授

摘 要

关税不确定性影响并改变着全球经济秩序,对中国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说,蕴含着重大战略机遇。关税不确定性通过加速供应链韧性重构、促进自主创新与技术标准突破、重塑要素配置效率、拓展内需市场潜力等多维机制,催生未来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关税不确定性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对未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形成冲击。为此,应基于新发展理念的理论框架,从创新引领技术攻坚、协调优化产业布局、绿色重塑竞争优势、开放聚合全球资源、共享平衡发展成果五大维度,系统构建关税不确定性下促进中国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进路。

阅 读 导 引

一、关税不确定性催生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

二、关税不确定性下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三、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突破进路:基于新发展理念的视角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显著标志是维持全球经贸体系的稳定预期出现结构性断裂,初期采用规则导向模式、依靠多国协调维持的全球化发展格局,正持续转化为头部国家零和博弈、产业链脱钩趋势与热点地区动荡并行的新常态。在当前格局下,关税杠杆的运用已超越单纯调节贸易收支或实施产业保护的范畴,逐渐演化为改变全球经济格局、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关税摩擦等一系列事件,表现为核心经济体关税调控的非连贯性和突发性,“关税不确定性”正形成常态化的宏观经济风险。这种不确定性既体现在关税水平变动上,更源于关税政策潜在的变动导向、规模、节奏及执行标准等丧失稳定预期,导致企业决策层难以依托稳定的法规体系制定长期战略,损害了市场机制赖以存在的关键点——可预期的连续性。

  具有全面渗透特征的关税不确定性,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扰动世界经济秩序,对中国出口产业产生较大冲击。跨国贸易秩序从开放稳定陷入保护主义抬头的困境,中国以出口为支柱、深度整合全球价值链的经济模式正面临转型压力。对境内经营的本土及外资企业来说,从固定资产投资到技术研发投入,再到全球供应链配置与区域市场进入,关税变化都是发展战略考量的核心,因为这可能导致企业运营费用增长,且会让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多,令经济主体被迫对长期战略重新规划,先前以静态优势与成本控制为主导的全球化布局模式,升级为平衡供应链韧性、市场覆盖度、技术话语权与风险管控能力的战略新格局。这类由外部变量引致的系统性改革,贯穿国民经济的所有层面,给各产业部门带来程度不一的改变。

  面对这一历史性转型,发展并培育未来产业被赋予极大的战略意义,成为中国突破外部制约、打造长效竞争力、促进高质量增长的战略支点。未来产业与既有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并非简单的继承和延伸关系,相比之下,前者依托突破性科技创新成果,具有更为突出的颠覆性发展潜力,能带动社会发展模式实现重大转变,是未来可能诞生全新产业模式的前沿方向。未来产业大多起源于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过渡阶段、产业化应用的早期实施阶段,主要涵盖AI技术升级、量子实用化、生物技术商业化,以及核聚变能源系统、商业航天与探测、深海资源开发、脑科学应用、新型材料等前沿领域。作为经济新增长点,未来产业是优化国家竞争格局、强化安全基石、提升国际能见度的要素产业,因此,阐释关税不确定性对国家重点布局的初创期战略性产业的作用路径,剖析后者特有的发展契机与重大挑战,并探索行之有效的政策实施途径,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研究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实践议题。

  未来产业具有由知识要素主导、靠创新生态支撑的产业特性,其发展路径紧密关联基础研究的重大进展、技术前沿的持续演进以及创新人才的高密度汇聚,因而未来产业对跨国科研协作的开放性、知识流通的便捷性以及高端人才库的稳定性反应敏感。未来产业通常依托多层次的生态体系,突破单一企业的封闭发展逻辑,需要构建由教育机构、基础研究部门、成长型企业、金融机构、技术寡头与政策主体等共同支撑的创新体系,其生态系统特征集中体现为全球化的节点互联。同时,未来产业具有投资周期长、成本高昂且风险突出的特质,由基础研究起步到技术体系成熟直至商业价值实现,过程既耗时又耗资,且失败率高,其发展路径依赖政策端的持久支持和资本端的长期投入,对宏观经济生态的稳定性和政策环境的可预期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一方面,现有文献正将关税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的作用列为核心研究课题,主要聚焦于关税不确定性对贸易、企业技术配置、劳动力市场、制造业供应链重构的效应分析。另一方面,基于未来产业的相关研究日益增多,研究焦点涉及技术发展规律、产业组织优化、创新生态系统完善、政策配套实施以及上述要素影响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动态路径。将“关税不确定性”这一特定的外部冲击与“未来产业”这一特殊的研究对象直接关联,进行系统性、机制性分析的文献严重匮乏,存在明显不足。本研究针对这一重要学术问题进行探索,为中国应对复杂国际局势、推进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方案。

一、关税不确定性催生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

  (一)加速供应链重构与韧性提升,催生未来产业新型本土化产业生态

  全球贸易体系面临关税不确定性的冲击,其效应远超短期进出口波动或某些产品价格的暂时波动,因为它重塑了企业长期投资模式的基础逻辑,继而改变产业长期走向,即原先以稳定低关税为基础构建的全球生产最优配置假设被否定后,企业决策转为充满变数的非稳态决策。在新环境中,企业战略核心需从静态效率的单一维度中跳脱,转变为构建灵活性强、韧性显著的价值创造体系,为引领经济新形态的未来产业开辟出结构性发展空间。诸如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工程、新能源、航天技术和深海资源勘探等突破性产业,普遍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依赖密集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快速更新;二是需要构建复杂且完整的产业链条;三是前期投入成本巨大。未来产业更要在关键技术自主掌控与满足本土循环发展的需求上迅速成长,从而推动资源向自身聚集。

  由于国家安全要求与关税不稳定的约束,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已上升至我国的国家战略层面。强化本土高潜力产业的发展,重点体现在推动高端芯片设计与制造、新一代通信技术、前沿生物技术、航空航天发动机及关键软件系统等重要领域快速发展,这些尖端产业对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若外源性供给的保障能力下降,核心工艺、关键组件或战略物资的进口风险突破安全边际,就会催生内生的替代需求,因此,未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就兼具战略必要性与现实紧迫性,这也给掌握核心技术的本土企业提供了关键的市场验证窗口与产品改进契机。从战略层面看,应该依托国家级战略部署,整合研发投入与示范推广资源,全面促进国内未来产业关键技术的研发突破与商业化落地。由国家战略需求推动、为降低外部依赖而实施的本土化替代转型,成为本土未来产业实现阶段性突破的有效方式,更与国家能否在未来国际技术体系中掌握关键主导权息息相关。

  (二)利用自主创新与技术标准突破,推动未来产业抢占价值链高端地位

  关税政策长期不明朗改变了企业及投资者的前景判断与布局逻辑,其影响范围从传统贸易领域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延伸,通过持续渗透与结构性调整重构产业生态格局。若通过技术引进达成国际分工协作的路径因技术封锁和关税壁垒变得不可靠,那么这样的外部约束条件就能反促各国形成新的内生动力,加速对本土关键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创新,进而引发对新一代技术标准主导权的争夺。各国的举动已突破单纯替代进口产品的层面,是关乎国家长期竞争力与经济安全根基的战略转型,也是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不能依赖采购或模仿获得,以及波动性成为既定现实的背景下,亟需打造内源驱动、独立自主的世界级创新体系,以实现价值链的高端主导权。

  中国企业战略转型将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基础科研与前沿探索置于优先地位。前沿产业需要基础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来支撑,诸如AI领域的算法研究、量子计算的物理学支撑、合成生物学的基因层面探索等,而外部技术获取的不可靠性会反促基础领域原始创新价值的提升。由此,中国的政企双方既要解决眼前技术受制难题,更要掌控新一代技术架构的话语权,以摆脱未来产业基础架构与核心技术对外依赖的困境,进而为本土未来产业体系的蓬勃发展打下牢固的科研根基。关税变数与地缘博弈的深度耦合,强化了全球新兴技术产业标准话语权的战略博弈格局,在6G通信协定、物联网互操作框架、自动驾驶安全指引、AI伦理规范以及碳中和技术标准等未成熟领域,只有尽早把控或深度介入标准形成,才能有效推动自身技术范式与产业竞争力成为国际标尺,搭建支撑长期竞争力的技术基础与准入壁垒。从全球产业的发展经验来看,在关税政策存在较大波动的时期,各国及区域组织更倾向于推进建设本土化未来技术标准体系,作为替代型贸易壁垒或产业发展杠杆,优化为本方服务的竞争结构,中国的未来产业也不例外。

  (三)重塑比较优势与要素配置效率,激发未来产业服务贸易潜力

  关税政策变动的外溢,其经济学意义远超对传统贸易成本的直接作用,冲击着长期以来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布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支柱。由于政策不可预测性颠覆了依赖稳定关税的成本优化体系,现有的制造产业,尤其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供应链跨国整合且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工业门类的相对优势陷入不稳定状态,在短期内制约了实体经济的效能提升,但长期来看却推动了资源要素在多维空间中的系统性评估与重组。基于此,以知识密度高、技术领先为特点的未来产业,展露出可观的扩张潜力,成为重构全球竞争优势分布并推动服务贸易新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具体来看,转型初期的突出特征是数字贸易与跨境数据流动的加速扩张,正好为AI算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关键平台。不同于需要跨越物理边境且受制于直接关税的实体货物,算法模型、数字设计等虚拟产品以及在线教育等服务通过跨国传输,显著弱化了传统关税的约束效力。因此关税的不稳定因素正驱动企业,特别是聚焦前沿产业的创新主体,加大数字化建设强度、延伸线上业务链条、健全全球数字服务网络。这类企业更侧重价值创造的重点环节——工艺研发、界面设计、数据挖掘、售后支持等,它们依托数字化网络实现全球资源的精准配置,在此过程中,支撑价值创造的未来产业基础设施(如高性能计算集群、全球化云服务平台、尖端网络安全体系)伴随产业需求加速迭代升级。若未来产业的实体商品因关税限制在主要外销渠道遇阻,则创新设计能力领先、拥有专利壁垒或可实施综合服务的经济体,会依赖核心优势,从基础制造向利润更丰厚的服务业业务倾斜,突破传统产品生产者的范畴,进而对外输送涵盖产业知识、技术创新及实践方案的综合资源。掌握前沿AI算法的研究机构可为各国客户提供模型训练服务与技术优化支持;持有先进材料专利的企业可实施技术授权或承接工程咨询项目;掌握系统集成核心技术的厂商能面向国际客户开展智能化系统改造的设计与实施。当前趋势正驱动着研发外包合作、专利许可经营及战略咨询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板块蓬勃发展,逐步形成承接制造业资源转移、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新增长点。因此,一些企业由生产要素成本驱动的优势,发展为依托原创性知识体系和定制服务的高维度竞争力,该趋势正重塑未来产业竞争的核心逻辑。

(四)拓展未来产业内需市场潜力与创新商业模式,构建更稳健的经济循环

  关税不稳定性的长期延续对全球贸易构成下行压力,必须通过创新驱动机制重塑经济格局,催生内生发展动力,尤其是加速未来产业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当前,国际市场稳定性变弱,以往通过出口导向和全球产业链分工来分摊新兴产业高额初始成本并实现规模效益的发展路径,风险系数急剧升高,同时,外部冲击造成的结构性紧张对经营主体产生强大的反促效应,特别是主导国家战略产业布局的规划方,需要再次评估并聚焦国内市场的战略容量与拓展前景,通过结构性调整突破既有的发展路径锁定,为国内未来产业开辟以内需拉动为主的新增长路径,推动商业模式的迭代升级与创新探索,以实现经济循环体系在稳健性和自主性上的双重提升。

  由于关税不稳定,外部市场依赖的风险明显上升,进而促进未来产业向内需市场深化布局并探索定制化创新。创新驱动型产业往往面临技术更新快、场景应用需深度结合的挑战,外部市场需求波动会影响标准化产品全球推广策略的实施。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压力提升了国内市场需求的商业价值与战略优先级,促使相关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因此,未来产业可以更好地聚焦于本土消费者的独特偏好、文化语境及现实应用挑战。以此角度,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促成了筛选机制,该机制将技术创新有效转化为未来产业的本土竞争优势,加速相关产业与国内发展环境的良性互动,为创新提供扎实且长线的需求后盾,实现对未来产业本土基础的夯实与扩展,这既能抵御外部风险,又能挖掘不确定性所蕴含的内需潜力。当前,建立全国性要素流通体系、破除市场藩篱的需求空前强烈,关税的不确定性恰好构成推动这一进程的外部依据与政治推力。

  关税波动导致的供应链脆弱及市场起伏现象,造成重资产依赖、供应链冗长的商业模式的风险积累,进而激发未来产业对商业模式的韧性与机动性的双重需求。因此,需着重开展平台驱动型与资源共享式商业路径的探索,依托数字化技术优化供需匹配、降低边际成本、唤醒闲置资产价值,促使未来产业的创新成果以更低成本、更迅速扩散的方式覆盖全国市场。同时,采用共享方式能提升未来高价值产业资产的使用率,降低初创企业的财务门槛,形成在波动性条件下的快速反应机制,进而实现企业更高水平的生存稳定性与适应性。关税风险的存在还能刺激企业对平台共享模式的采纳,促进该模式在创新产业领域的快速成长与渗透,继而成为提升国内市场活跃度、促进创新要素跨领域流动的基础载体。

二、关税不确定性下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关税波动、治理失灵与规则碎片化:未来产业创新生态面临的结构性障碍

  1.全球增长预期黯淡与系统性风险积聚下的未来产业发展桎梏

  关税波动突破了贸易往来短周期波动的范畴,持续制约着全球经济增长潜力,并加剧了系统性风险的聚集与蔓延。依托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前沿产业,承担着经济振兴的使命。未来产业承受着贸易政策的频繁调整、关税壁垒的反复冲击,导致其海外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急剧下滑,尤其是涉及高额资本投入、长发展周期和重大风险的前沿产业主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系统复杂性与风险不确定性。因其发展规律使然,前沿科技产业的初创企业需要大量长期资本投入,才能完成基础探索、技术研发、样品测试和市场培育全过程。面对增长前景黯淡、投资回本周期被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不断拉长的市场环境,风投资本被明显抑制,融资利率攀升,甚至造成一些前景看好的未来产业项目因资本支持中断而半途而废。此外,未来产业需依托国际市场的双重效应——规模分摊与网络协同,才能有效控制初始成本并实现技术快速推广。关税不确定性冲击下的国际经济增长预期走弱,会引发对产成品与服务的消费需求下滑,削弱新兴产业达成商业闭环与利润增长的能力,拉长负现金流阶段。从金融角度来看,关税政策摇摆及其衍生的贸易摩擦,会催生或扩大金融市场的全球波动,让国际投融资风险因汇率剧烈起伏被明显放大,而贸易争端或将引爆局部市场的债务风险,且市场与跨境金融风险传导因关税不确定性而加剧。系统风险的逐步聚集继而引发金融系统整体风险容忍度下滑,对本身具备高风险属性的前沿产业融资而言,会进一步叠加金融收缩的压力。为防止系统性风险积聚,政府监管部门会采取防范措施予以应对,包括提高对新业态的监管力度等,以免未来产业的融资渠道受到限制。关税变量未定情况下呈现的弱增长高风险的宏观经济样态,给未来产业的创新带来阻力,不仅导致其运行失稳的隐患增大,也制约其驱动全球经济形成新增长态势的潜力。

  2.国家政策调控空间受限与国际协调机制失灵的双重困境

  面对关税波动的复杂局面,各国在制定未来产业扶持政策时面临自主决策受限和执行效果打折的困境。国际贸易摩擦导致全球创新合作网络持续弱化,对未来产业的培育形成国内国际层次的双重制约。首先,长期关税施压与贸易争端已开始冲击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关税传导引发的输入性价格上涨压力,与出口受限、投资意愿降低导致的需求端收缩相互交织,造成货币政策制定者在控通胀与保增长之间承受压力。同时,财政手段也面临约束:一方面,经济增速下降造成财税收入下滑;另一方面,为缓解外部环境压力与经济震荡,需对重点受创产业(包括部分创新领域的初期探索阶段)提供支持,而追加预算支出会引发国库亏空与负债率走高,进而限制政府实施未来产业长期发展战略的财政操作空间。其次,需特别指出,关税政策的不稳定是国际经济治理失调与多边协调能力下降的表现,协调机制的“供给不足”给需要跨国协作的前沿产业带来打击,叠加经济孤立政策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给这类跨国协作协议的最终敲定增加了难度。受全球竞争格局影响,各国在技术准则制定、数据治理及准入机制方面设置壁垒,全球产业价值链出现割裂,不仅阻碍知识扩散与技术创新合作,还削弱了全球共同应对危机的能力。未来产业发展要求政府的相关政策具有长期稳定性与战略前瞻性,能够引导资本进行长期配置并推动科技创新实践。面对关税不稳定性带来的经济起伏与应急性政策调整,产业发展的既有稳定状态受到影响,企业经营者的可预判能力大幅减弱,前沿领域投资者与创新团队丧失确定性预判基础,抬高了企业和投资者的决策门槛与潜在风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未来产业的发展空间。此外,各国数据流通政策存在差异,将迟滞依赖海量国际数据交换的人工智能技术演进;标准化进程中的国家间矛盾,必然抬高产品互联互通的实施费用,对全球市场融合产生阻力。政策调控空间的受限与国际合作体系的失灵彼此影响、陷入僵局,暴露出未来产业在关税摇摆阶段治理能力的不足,进而造成制度性开支增长与风险敞口同步扩大。

  3.全球经贸规则碎片化与治理真空下的未来产业合规风险激增

  多边贸易体系式微与国际贸易规则裂变是引发关税不确定性的核心动因,大幅抬高了跨国经营的合规成本与政策壁垒,对正在形成行业规范的新兴未来产业产生突出的影响。以WTO为基础的多边架构无法充分约束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径,各国贸易策略逐渐转向侧重区域及双边协定谈判。在此背景下,部分国家持续采用关税制裁与非关税约束措施(比如出口报备、外资核验、标准认证壁垒)服务于地缘目标,致使全球经贸治理中统一规范、透明公开且可预判的制度框架崩塌。全球经贸治理由此呈现出割裂加剧、纵容歧视、规则冲突与监管缺失并存的特征,对发展中的未来产业而言,规则的碎片化特征及其不确定性会产生极强的破坏性。未来产业的发展包括基础理论探索、核心组件供应、精密制造、软件编码、数据运算以及终端应用等环节,表现出深度全球化与多层级价值链交织的特点。面对全球价值链运作中的规则碎片化现象,企业需处理各类差异明显或彼此抵触的合规标准,导致日常运作费用及监管达标成本大幅增长,最终造成供应链环节的断裂。数据、算法及基因信息等无形资产的跨国流通与应用,构成了多数新兴产业的关键基础。然而,因全球数据监管缺失、人工智能伦理框架与生物安全标准未统一,特定地区的法律架构或构成无形障碍,对尖端产业跨国技术整合与数据交换形成阻滞,对市场扩张形成桎梏。有鉴于多边治理框架的失效,各国从利益和安全角度出发,逐步实施强硬且模糊的规则,引发国际合作结构新的裂痕。创新主体会面临法律可行性范围界定困难,在进行前沿领域研究时,自身的创新积极性将会明显受挫。由此,世界经贸规则面临的条块分割,对支撑未来产业的制度化国际协作体系产生冲击,形成复合型合规陷阱与规制壁垒,推高了跨国企业运营的集成风险阈值与费用基准水平,对其成长空间拓展产生实质性的宏观层面约束。

  (二)暴露的脆弱性、加剧的割裂与抬升的壁垒:关税不确定性对未来产业生态的侵蚀效应

  1.未来产业价值网络的脆弱性暴露与结构性成本攀升

  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阻滞了国际经济交流进程,其负面影响在中观尺度表现为对由全球化贸易、高密度知识及精密技术构成的价值网络造成系统性干扰,引发结构性成本的阶梯式上涨。未来产业领域价值链结构普遍具有非线性特点,体现为在交织的网状格局下,资源与价值高度集中于全球产业链顶端供应商,产业发展依赖这些供应商提供的技术密集型材料、核心零部件、精密仪器及专业支持。在稳定低关税情境与自由贸易框架下,未来产业能够依赖全球资源最优分配形成的价值网络,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反之,在面对关税水平频繁变动的现状时,价值网络会暴露出脆弱性。主要经济体频繁采用关税手段或发出关税威胁作为政策筹码,甚至配合技术管控、出口禁令等非关税措施,让未来产业中的企业原先追求成本效益最大化的国际采购方案难以覆盖自有成本,使其不得不采取被动防御姿态,进行效率较低的价值链重组。相关企业耗费巨额成本进行替代供应商的发掘与资质审核,而备选合作方在工艺水平、经营规模、成本绩效与质量保障上通常难以匹敌原有供应商。部分企业被迫转向近岸外包(near-shoring)与本土回流(re-shoring),又遭遇本地资源成本攀升、配套体系不健全的瓶颈,其生产规模和生产品质的欠缺最终削弱成本竞争力。针对供应链断裂的潜在威胁,企业被迫增加主要物料的库存占比,甚至需要配置替代性的生产设施,这种模式加大了资金占用与成本压力。因此,由关税政策摇摆引发的企业网络重组,超出了基础供应商替换范畴,同时还伴随着摩擦开支、效率弱化及战略隐患,使企业运营的远期综合成本(具体表现为原料采购成本、供应链运作支出、风险防范投入)快速攀升,最终带来产业生产率的下降。这对于尚处高投入阶段、迫切需要通过量产摊薄研发费用的未来产业而言,将会大幅压缩收益空间,抑制投资回报,迟滞技术辐射与市场覆盖的节奏,甚至拖累其国际竞争能力,阻碍其完成从技术储备到实际产出的跃升。

  2.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割裂及其对集群外部性的侵蚀效应

  关税不确定性催生的政治对峙与战略防备,对保障未来产业竞争力的跨国研发协作网络形成持续侵蚀,引发知识交换阻滞、高端人才流通受阻、联合研发机制瓦解,致使推动未来产业成长的空间集聚优势持续衰减。未来产业是知识高度汇集、技术交互融合的产业,其发展包含AI系统的算法迭代、量子设备的物理实现以及基因操作伦理规范与实践的探索,同时涉及前沿通信标准的制定。其创新基于协作开放与知识外溢机制,亟需全球顶尖高校、科研单位、科技企业和投资机构间的多维联动、创意碰撞及要素整合,以国际化的联合创新架构,催化知识创造,调节研发风险,协调技术标准。在技术竞争领域出现关税壁垒、技术分享受限、境外投资审查严格化、特定学科人才流动设障及数据跨境转移强监管等情况时,全球创新价值链面临割裂。作为产业创新中坚力量,国际人才流动的阻碍升级,会导致用人单位难以持续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顶级专业人才。在政治风险与监管不稳定性压力下,跨国研发投资合作呈现衰退趋势,跨境资本流动中风险偏好明显收缩,创新协同的割裂局面削弱知识溢出的价值,造成创新速率与效能的衰减,削弱未来产业集聚区所拥有的外部规模效应。产业集群的独特优势表现为区域内高素质人才的集聚效应、上下游企业的协同效应、资本机构的规模效应以及知识交流的正外部性。若跨国连接减弱,相关产业集群可能转向内部资源整合,阻断从国际环境中汲取创意灵感、实行技术更新和人才输入的渠道,带来创新潜力衰退及对全球产业趋势引领作用的减弱,这种现象在需要统筹全球顶级知识储备与跨产业应用的突破型领域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创新要素分散及区位优势弱化,既抬高了创新活动的投入门槛与实施复杂度,还延缓了关键科技的突破进程,造成全球未来产业格局的分化态势加剧。

  3.市场准入壁垒的系统性抬升与产业标准冲突的激化

  关税不稳定性成为国际商业环境的固有属性后,会连带产生系列非关税壁垒(Non-Tariff Barriers,NTBs)的整体性抬升,进而引发针对前沿技术标准主导权的国际争端,逐步形成不断升级、错综复杂的市场准入限制体系。关税作为贸易领域易观测且可数据化的壁垒,其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风险敞口扩大,同时,这背后还隐藏着更复杂且不易应对的非关税壁垒网络。涉及未来产业领域,此类NTBs生效时往往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用户权益、强化数据管控、促进绿色发展等为理由,最终却形成对外资的市场准入门槛。各国日趋严格但标准各异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涉及机器学习算法披露规范、自动驾驶系统验证标准、基因组编辑商品监管流程等技术条款,会推高未来产业产品的国际合规认证成本,并延长其认证周期。特别地,关税不确定性下更容易形成带有孤立倾向的数据境内存储与流通约束,阻碍云计算等高度依赖国际数据交换的前沿领域发展。随着各国国家安全审查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它们会逐渐强化对与关键基础设施、核心技术及敏感数据相关的未来产业的外资准入限制。此类NTBs的叠加影响,造成新兴领域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隐性屏障不断升级。关税框架的波动性加剧,伴随地缘政治冲突不断蔓延,使未来产业赛道中技术标准话语权的角逐愈演愈烈。由于前瞻性领域的技术方案和操作范式仍在形成期,目前缺少国际通行的标准,各国及区域组织由此获得通过掌控标准制定权来抢占产业制高点和建立技术屏障的机会。伴随信任瓦解与竞争强度攀升的格局,各国更主动推进自身技术标准的实施,寻求把技术强项转化为规则制定优势,构建封闭型技术生态圈。以上趋势不仅催生出以技术为主导的贸易壁垒,更使得标准层面的矛盾持续激化,加速全球市场的区域化分割,为未来产业的产品与服务的互动设置更高壁垒。与此同时,企业在技术路线选择与市场布局方面承受着日益严峻的二元对立压力,其战略抉择的潜在风险显著提升。在关税不确定性条件下,多主体共同造就了产业发展必须应对的“政策丛林”,使企业运营复杂度与风险水平同步上升,或将加剧全球未来产业分布的区域性失衡态势。

三、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突破进路:基于新发展理念的视角

  (一)以创新发展为引领:构建关税不确定性下培育未来产业韧性与内生动力的政策架构

  面对国际贸易关税的常态化波动,推动未来产业打破困境并达成转型升级,创新必须成为突破发展瓶颈、提升内生动能的核心战略,是政策体系设计的中心要素。政策制定应摆脱被动补救的常规路径,着力构建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破解技术瓶颈制约、实现前沿领域科技自主可控的战略性制度安排。

  为构建支撑未来产业关键技术发展的稳定、持久且富有战略性的政策体系,需将关税政策波动纳入关键考察范围。在核心技术突破与高新领域探索阶段,利益分配模糊且风险敞口较大,市场主体存在内生性投资缺口。由于政府调控和市场自发运行存在根本区别,应主要采取三方面手段予以应对:一是创设应对经济周期的前瞻性资金池,对研发活动给予长期稳定的财力支撑;二是健全专利法规体系,增强市场主体与科研团队的原创活力;三是采用研发税负中性措施,减少创新实体的成本压力,营造受扰动较少、发展路径清晰的创新格局,着重维护技术突破的预期发展路径,在跨境贸易关税壁垒不断强化时,确保顶层创新架构的运作效能不受削弱。

  化解未来产业发展的重大阻碍,需摆脱技术研发的狭隘视角,推动创新成果迅速转化为规模化生产力。在此过程中,关税变动风险或将挤压全球市场发展空间,使前沿产品技术缺乏有效的应用测试与迭代环境,因此需依托政策支持拓展国内应用场景的覆盖面,打造坚实的本土初始市场基础。通过政府优先采购,制定促进新技术应用的行业标准,并资助智能电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未来产业技术搭建试验基地和市场化平台。富有活力的开放型国内市场,既可承载创新试错,又能确保资金有效流动,进而实现需求与供给相互牵引、彼此促进的良性关系,助力未来产业在国内市场扎根发展,从而强化应对外部经济冲击的防御力。

  政策支持还是构建高效产学研协同体系的关键推动力,能提升产业创新系统的整体抗冲击力。关税政策的不稳定性或将破坏既定的全球研发链条与产业协同体系,危及依赖跨国合作的前沿产业发展。因此,要依托政策激励形成跨专业、跨地域的创新资源整合平台,完善高校、科研机构向企业输送知识技术及专业人才的传导路径。我国应借助共性技术平台联合建设、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成果转化机制创新等手段,提高国内创新环境的紧密性与合作效率,助力未来产业在局部形成自主循环体系,构建应对外部压力的战略性缓冲带。

  基于关税政策难以预测的现实,政府部门应深度参与相关国际标准与规则体系的构建工作,此举既能提高产业竞争力,又能减少贸易壁垒的潜在影响。同时还应出台政策促进国内头部企业、科研机构及产业协会全面融入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制定体系,针对数字化技术、生物制造、低碳能源等前沿赛道核心环节,促成中国创新成果被国际标准采纳。标准制定权的掌控关联技术发展方向与市场准入规则的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绕开传统关税壁垒的阻碍,为中国新兴领域参与全球角逐提供战略缓冲。从规制角度缓解外部条件变化的消极作用,以技术实力支撑规则引领的模式,反映出创新驱动发展的升级路径。

  (二)促进协调发展:关税不确定性下促进未来产业布局优化与结构均衡的政策路径

  在关税政策波动带来的外部挑战与内部转型压力下,未来产业的发展既需要兼顾技术创新与实用转化,更要把握协调发展的关键内涵,优化区域空间配置,平衡产业发展结构,促进社会效益全民共享,以政策设计构筑保证国家长期稳健发展与产业质量提升的制度根基。这样的政策设计应跨越单纯追求发展速度或特定技术领先的层次,以空间格局再平衡、产业体系再融合、社会福利再分配为核心,构建产业发展新模式。通过系统性的政策架构,有效防范因外部变量冲击引发的区域极化现象、产业关联弱化及民生改善滞后等风险。

  当前产业政策的首要任务是推动产业空间布局由少数核心区域高度集聚,转向多元化、均衡化的区域网络发展,面对关税政策的不稳定性对出口依赖型地区的冲击,运用空间战略设计、资源梯度配置及跨行政区协同机制,破除行政分割,推进创新资源多维度空间整合与梯度配置。其关键不是简单转移前沿产业区位,而是重点布局多个功能互补、能有效赋能区域经济的特色未来产业创新中心,形成多集群、互为支撑的多中心体系,保持外部冲击抵御力与区域协同驱动力,继而推动区域经济差距收窄,构建国家经济网络的战略冗余与应变维度,促进产业发展与城乡融合的有机结合。

  关税政策变化突显了国内市场的战略优先级调整的必要性。广大农村地区作为内需市场的核心潜力所在,政策层面应当系统推进前沿技术在农业现代化、乡村环境治理、公共服务提质和新型业态孵化中的落地。当务之急是提升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水平,弥合城乡数字化水平差距,同时结合乡村实际构建适配的技术推广与应用路径,实施科技人员带领创新企业下乡帮扶计划,提供差异化技术支持和定制化解决方案,将乡村打造为未来产业创新实践的核心场域与价值转化的新兴载体,使其从单纯的技术推广终端转变为创新发展的关键节点。加强城乡间的积极互动,既能催生产业发展的新增量点,又切实推动乡村振兴,达成城乡互利共赢进而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协调稳定。就产业构成而言,促进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的高效融合是协调发展的核心要义,这就要求避免二者互不联通的双轨发展模式。不稳定的关税环境虽对传统制造业形成阻碍,但同时也促使其加快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步伐,因此应建立政策驱动的衔接体系,加强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力度与赋能效果,构建产业技术协作网络,实施联合攻关与标准整合。在制定政策时,需聚焦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现实问题,依靠“未来产业+”策略,实现产业体系的结构调整与层级突破,而传统与新兴动能的协同更替,成为应对外部环境波动时维持经济综合实力的核心要素。

  协调发展的实现依赖产业进步与社会共享的双向促进,这意味着科技发展应致力于减少社会分化,若出现外部风险扩大现有不平等差距,要系统分析数字化发展对就业岗位的影响,前置安排辐射面大、品质卓越的就业能力培训及转岗帮扶机制,保障劳动者顺利过渡到智能化工作模式。需形成与未来产业转型相匹配的社会保障体系,给予新型就业形态劳动者全面保障支持。重要的是,必须实现未来产业进步所创造的效率增益和财富积累的全民共享,通过改革分配制度、优化服务供给体系、促进公共服务公平可及,实现科技进步成果对民生改善的实质推动。制定未来产业发展政策需要同时建立针对伦理失范、法律漏洞与社会矛盾的预警机制,确立灵活应对的长期管理标准,使技术发展始终符合预期路径,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

  (三)以绿色发展为指南:构筑关税不确定性下保证未来产业可持续优势的政策工具箱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国际环保标准提高的现实背景下,绿色发展观需充分渗透到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面对上述情景,推动未来产业的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即通过形成绿色发展优势来构建国家长期竞争壁垒。对此,政策架构应当跨越技术对标与增速追求的初级阶段,将资源合理配置、生态健康与气候适应目标纳入产业发展顶层设计,依托体系化的政策安排,促进技术突破与生态文明良性互动,在全球转型中掌握可持续增长的主动权。

  具体来看,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把绿色标准深度整合到未来产业的技术开发与创新支持体系中,尤其是在公共预算方面,应重点扶持那些具备天然环保特性或能大幅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生态压力的前沿产业技术领域,如先进可再生能源存储转化技术、碳捕集技术、生物衍生环保材料、清洁生物制造工艺,以及优化能效与环境管理的智能系统。当前首要任务是实施贯穿项目各阶段的强制环境评价机制,将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占用、资源开发效率及废弃物回用潜力等关键数据,纳入重大科技项目立项与验收的核心考核要素。通过这一机制,在技术筛选阶段就排除初期性能占优但长期环境可持续性不足的项目,实现未来产业升级与生态保护的同步推进,夯实绿色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基础。此外,应加快形成并主导面向未来产业的绿色技术标准、产品规范与认证体系。鉴于关税变动风险常与以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为代表的绿色壁垒相互交织,应当采取预见性的资源投入,设计适应未来科技(例如神经网络计算能效分析、量子硬件原料回收、工程生物体野外释放管控)的量化、透明且可落地的可持续性规范及统计、披露、校验机制。依托此基础,一方面在国内全面实施绿色标准体系,提升准入监管力度;另一方面深度参与甚至牵头国际标准的建立,力求使中国绿色标准实践被国际社会普遍采纳,推动中国产业获得国际市场绿色准入认可,有效防范潜在的绿色贸易壁垒,使绿色发展水平成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未来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需借助绿色金融与市场机制优化政策工具的激励约束。一方面,要全面实行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举措,实施专项绿色债券发行、国家级绿色发展基金筹建等方案,促进民间资本及投资机构增加对可持续发展初创企业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分梯度推进未来产业融入碳交易体系及碳税框架,实现环境成本的内化承担。在税收调节方面,给予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制造低碳产品的朝阳企业税收扶持,向环保不达标企业追加征收环境税,将ESG考量整合至初创行业主体的放贷评估及上市规范中,构建市场引导的约束结构,依托此类机制,形成对绿色增长产业的投资聚焦,加速绿色科技突破与成果扩散。在全球供应链受关税波动影响亟需转型的阶段,政策层面应当着力培育既具韧性又符合环保要求的未来产业供应链系统,着重提升核心环节的自主控制水平,将可持续原则融入供应链各阶段。通过政策引导,促进资源高效利用模式、清洁生产技术及工业共生平台的研发应用,尤其在新材料与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未来产业方向。全面开展循环经济模式实践,从产品设计之初就强调可拆解、可回收和可再生的特点,形成高科技产品(含光伏、电子产品)全生命周期回收管理框架。推动企业借助区块链及物联网技术,构建环境友好型供应链的透明化追溯机制,增强供应链的环保特征与风险抵御能力。有鉴于创新驱动未来产业对数字平台的深度依赖,必须统筹实施数字基础设施绿色转型政策,重点推动未来产业带在低功耗芯片、服务器模块、高效制冷及节能算法等方面的技术攻关,促进数据中心、超算中心及通信基站等新型基础设施优先采用可再生能源供电,配套实施能效分级与准入管控。

  (四)构筑开放新高地:在关税不确定性下汇聚全球资源赋能未来产业的政策方略

  在关税政策摇摆加剧经济割裂态势、冲击既有开放模式的特殊时期,引领未来产业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大开放步伐,凭借坚定意志与战略远见,建立高水平、抗冲击的开放型新格局,是中国构建抵御外部风险的防火墙、打造全球创新要素的聚集地、重构国际创新体系的着力点。政策规划需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引领,聚焦于创建能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顶尖人才、前沿知识和先进技术的高效制度环境,形成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外部动力源。

  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当属世界级高端人才。针对关税变化或人才流动壁垒升级的风险情境,中国应推行更为精准、主动且积极的国际人才引进策略。当前亟需优化外国人才的工作许可及永居申请体系,针对未来产业研发领域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其随行家属,简化签证居留手续、完善医疗保障及子女入学等跨境服务流程。要构建开放性强、鼓励突破、包容多元的科研文化体系,发展一批跻身世界前列的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为国际顶尖人才提供展现才能的高端学术舞台,通过赋予其更大程度的科研自主权及资源掌控权,打造吸引全球未来产业智力资源的强效引力场,实现人才的自发聚集,为中国未来产业的技术创新输送智慧养分,缓解外部环境变化对技术引进渠道的潜在冲击。

  促进未来产业的跨国技术合作互动能够防止技术割裂,维系中国的创新主导权,对此,我们就要推动国内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及企业采取更高效的参与形式,全面投入未来产业国际科研项目与重大工程的实施,尤其在基础科学、气候合作、卫生防疫等跨国界共性课题方面,稳步构建多边科技协作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新兴技术领域标准制定与治理体系的对话,全面阐释中国主张,增强国际规则话语权,摆脱在国际标准制定中被动跟随或参与深度不足的处境。同时优先布局未来产业全球性协会、智库联合体及高端学术互动渠道,依托柔性互动机制推动理念互通与知识扩散,形成包容互鉴、协同共进且持久稳健的创新合作格局,推动未来产业借鉴境外先进模式,主动加入全球产业尖端博弈。

  鉴于国际经贸规则正经历结构性调整且存在割裂隐患,需要制定兼具稳固战略与灵活手段的政策,着力打造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国际规则框架。中国应该坚决捍卫WTO主导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地位及实际效力,破除保护壁垒与单边思维,更加积极地拓展和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的合作潜力,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寻求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代表国际高标准的经贸协定。全面对标上述协定中有关服务贸易、数字经济治理、环境规制、劳工条款、知识产权及竞争政策的高标准体系,构成国内相关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力度的强劲外部推力,并在深度合作基础上掌控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权,发展平衡可持续的高水平自贸伙伴关系网,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抵消全球关税不稳定的负面作用,推动中国未来产业进行跨国资源整合、市场开发及国际竞争,确立相对稳定且可预见的制度体系。

  (五)共享发展的价值旨归:制定关税不确定性下促使未来产业成果公平分配的政策框架

  为减少关税变化对产业体系的冲击,实现增进民生福祉与促进社会公平的核心目标,应以共享发展理念统领政策体系的制定实施,探寻实现发展公平、调和群体差异、坚守民生红线的制度架构,即在政策制定上跨越技术及经济维度的简单评估,让社会效益衡量、公平审查流程及普惠性策略成为产业发展中心环节。

  第一,需打造可预见经济结构调整、柔性应对的就业群体技能优化与保障制度,灵活应对产业转型与关税改革对就业形势的双重考验,发展普惠均等、伴随终身的职业能力建设与持续学习体系,着重服务受科技革命影响较大的传统就业群体,构建普惠性强、质量可靠的职业过渡培训系统,助力培养该群体应对行业升级的专业素养。从具体政策实施来看,政府可采取拨款补助、减免税款以及培训券发放等形式,激发企业、职业院校及社会培训机构的参与动力,开发匹配产业升级需求的单元化、可定制的职业培训课程模块,实施社保领域改革升级,实现平台经济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无遗漏,制定脱离就业形态、跨区域可衔接的社保(养老医疗失业)基础体系。构建面向结构性失业的专项补贴与再就业保障体系,为处于就业波动期的劳动者构建防护体系,缓解技术升级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

  第二,保障新兴领域的公共服务创新与数字福利全面惠及普通大众,预防技术接入不均或市场失灵引发的公平性衰退。特别是在关税波动引发潜在的国内市场割裂加剧的环境中,政府部门需发挥核心作用,优化城乡区域数字设施的资本投入规模,优先覆盖边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网络设施及费用补贴,构建覆盖全民的数字接入公平机制。以创新技术赋能商业化应用行业,诸如智慧医疗、在线教育、数字金融与智能交通等方向,在政策中强制嵌入通用设计要求,保证产品服务的简单易用与费用合理,且对特殊群体实施针对性的服务辅助或经济补贴。同时,警惕机器学习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偏见积累,实施细致的监管措施,落实人工智能等未来科技在公共场景应用的公平性、透明化原则及责任体系,探索公共数据资源(满足保密要求后)的跨域流通方案,加强公共数据支撑的创新成果转化,推动前沿产业成果向改善民生的公共产品转化。

  第三,为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效能,亟需形成促进创新收益公正流转的体制安排,抑制因核心技术独占、专利壁垒及平台效应(在国内市场整合受关税影响时更显著)造成的财富分化。政策层面需探索分级累进的征税机制,针对新兴产业领军企业的超额收益设立数字税,并将相关税收定向投入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及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同时,需健全未来产业的反垄断监管及公平竞争审查机制,防止市场被单一主体垄断,保障中小微企业创新积极性,促进不同主体协同构建未来产业生态圈,试点社区利益协同分配模式,在大型先进产业项目(如数据中心、智能工厂)实施阶段,与社区共同拟定居民受益条款。另外,还需推广员工持股计划及合作社模式,保障劳动者共享产业升级的增值回报。

原文链接:

https://www.xueshujie.net.cn/upLoad/magazine/month_2507/202507011258035776.pdf

责编:刘   毅

复核:刘   鎏

审定:马立钊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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