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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5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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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为医学院实习医生“ 光荣捐躯”（下）
为了那飘渺的希望，我不停地向小个子白人女护士Mary询问仪器上那些不停变换的图象和数字的意思。不久，就知道了哪些数字是表示心跳的频率，哪些数字是显示血压的高低，哪些是表示体温，哪些是肺活量指数，甚至连一小时出的尿量有否达到35毫升也没放过。眼睛一刻不停地注视着这些数字的变化，自己的心脏也跟着母亲的心跳忽快忽慢地跳动着。
正当母亲被疼痛扭曲的脸在镇静剂的作用下慢慢地舒展开时，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大个子俄国人推着一台笨重的超声波仪器进了病房，在母亲插着通往心脏金属条的大腿上使劲的用棒子挤压着，试图找出那主动脉管的血有否流到腿的下半部，使母亲那平展的脸又扭曲得变了形。看他在无休止地折腾，我终于忍无可忍地问道：“你能否快一点？能否下手轻一点？”折腾了一个小时后，他才撤走了那台该死的仪器。
然而，过了一小时，他又来了，说是，上一次没拿到足够的数据，而这一次，还带来了另一位穿白大褂的，他们倆，你一下，我一下，采标本似地摧残着母亲那可怜的大腿。
他们那又粗有硬的手挤压在母亲的腿上，痛在我的心上。每当我问：“还没好吗？”
“很快了。”他倆头也不抬地一边搪塞着我，一边继续用力在母亲的腿上挤压，寻找着已没有任何血液流通的脉搏。母亲又受了一个小时的折磨后，他们才罢休，大概是采到了需要的数据，终于可以离去，连母亲身上的被单也没给盖上。母亲在他们的眼里仿佛是一具试验的活标本。对此，我的心宛如刀割，站在一旁，眼泪止不住地滚滚而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抚摸着她那肿涨的手，小声地呼唤着:“妈，妈…… ”
儿子上班后通知了他的表弟表姐妹们。孩子们闻讯赶到加护病房，看见他们心爱的老人家仿佛绑在酷刑架上，苟延残喘，都不禁失声痛哭。
为了让母亲醒来时能看见自己，我便决意在加护病房里过夜，陪伴在母亲的身旁。
医生们听说我要在加护病房里过夜。这还了得？我简直是无视医院的规矩。于是，一位叫 Jonnathan的年轻白人便来做我的思想工作。 Jonnathan虽穿着护士们的绿色工作服，但印度裔医生和Steward 医生似乎还要看他的脸色。
这白人演戏的手法要比那两位医生高明得多。他不仅能言善辩，说话时，一双淡蓝色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一刻不停地捕捉我的表情变换，似乎要看透我的心思，然后，说出相应的话语，来化解我的抵触情绪，达到他劝说的目的。
“邦德太太,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天底下有哪个孩子不爱母亲呢? ”说到这，他那英俊的脸庞显得无比的悲痛，大眼里竟然泛出丝丝的泪花。“但你母亲能有你这样女儿的爱也是非常幸运的。她的一生一定很美好。因此，你不必替她太难过，她要是有知觉，一定不希望把你累倒。为了她，你应该回去好好地休息。”
“妈，Jonnathan 医生说的不错，你没必要在这守夜，这里有医生护士看着，你应该回去休息。”儿子马上附和起来，侄儿侄女们也紧跟其后。
“我就是太相信这些医生了，我母亲现在才会遭受如此的噩运，并且生命危在旦夕。”我冲着儿子说道。这一变相的指责使儿子马上闭了嘴。
为了明天母亲能醒过来，我把孩子们带到母亲身边，大家手牵手，替母亲作了十分钟的祁祷。
加护病房意识到我不是可以随意打发的人，更何况，我现在对他们的治疗方式有疑问，这意味着有潜在的官司风险。为不激怒我，他们只好允许我破例，在病房里陪母亲过夜。
值夜班的护士是一位叫Ayako 的日本女人。她长着一付娃娃脸，热情善良。她因我对母亲的爱而深深感动，便直言不讳对我警示: 母亲的生还希望非常渺小。她把这种手术带来的所有后果和治好的概率之微全兜给了我，叫我做好料理后事的思想准备。但为了保护医院的利益，她不得不加上一句：“你母亲的心脏病非常厉害。”
我不由得绝望至及, 对自己的这次粗心大意所酿成的恶果痛心疾首，面对着奄奄一息的母亲不停地自责，不停地忏悔，不停地祁求上帝，让奇迹在母亲的身上出现。
这位善良的护士为减少我的痛苦，便向我主动指出，母亲的心跳频率趋于稳定，达到80至90之间，血压在药物的支撑下由低到高，母亲的内出血也止住了，情况有所好转，令我那悲痛欲绝的心情稍稍得以缓解，心中还莫名地乐观起来，宛如掉进茫茫大海里的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哪怕只能苟延残喘片刻，也将那稻草紧抓不放。
当母亲咳嗽被痰堵得心跳频率上升到一百四十多下时，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Ayako一边安慰着我, 一边急速地用吸管把她的痰吸了出来，继而，又给母亲注进止痛药。
但令我不解的是，她在医生的指令下，每隔六个小时就从母亲身上抽走满满的六，七试管的血。母亲自身的血被他们的手术和那根金属条给逼出了体内，而输进去的两小袋血每六小时又被抽去作化验，就是好好的人也经不住这般折腾，更何况是没血的母亲。她的心脏是要靠血来跳动的，要是没了这如燃料的血，母亲怎能生还。对此，我忍不住提了出来，她说这是Fellow医生的指令，他们要拿这些血去化验，根据化验的结果来治疗母亲。她为了不让我太担心又会提出什么异议，便安慰我说：“你母亲的血液指数正常。”
只有天才知道他们的血液指数何为正常。然而，我心中非常明白，这些所谓的 “天使”们是在拿母亲作试验。我母亲是凶多吉少，难怪Jonnathan 医生下班时警告我说，母亲活不过今晚。
但母亲还是奇迹般的熬过了那一夜。早上六点多钟时，镇静剂药效过后，母亲竟然醒了，她睁开眼睛，看了看我，我悲喜交集地叫唤着她，把她的情况告诉她。她急得就去拔那些管子。我赶紧安慰她说：医生们正在用最好的药物在治疗她，希望她耐心，坚强，配合医生治疗，她很快就会好起来。
母亲听了这些话后，安静了下来。但她的脸被痛楚扭曲得犹如毕加索的人物画，完全变了形。Ayako立即给她下了镇静剂，又使她昏睡过去。
看到母亲的好转，我宛如打了强心针，精神为之一振，在外边等护士交接班时，向每个来上班的医生们说早上好，真希望他们也能分享一下自己对母亲有生还的希望那种莫名的喜悦。
但新来接班的白人女护士板着付臭脸，不许我坐在病房陪着母亲。我不由得想和她吵架。
好心的Ayako偷偷地跑到加护病房的负责经理那替我说情，那臭脸护士只好出来请我进去。
看看母亲在静静地睡觉，仪器上的指数都平稳正常，我那紧张的心情也得以放松。一放松，大脑皮层就把疲惫的信息传遍全身，眼皮沉重地难以睁开。同时也想，大白天，医生们都上班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于是，我把大儿子叫来替我。我回家洗了个澡，睡了两小时，又急冲冲地赶回医院。
回到病房，一看仪器，所有的指数都变了。心脏跳动的频率由80—90 上升到110—130，血压却低到了临界点，体温上升了一度半，由37度升到38度半，母亲发起了低烧。昨晚，Ayako怕母亲发烧给她的室内温度控制在华氏70度，而此刻室内温度是八十五度，那臭脸护士还硬给母亲盖上厚毯子。
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立即把温度调到70度，把那厚毯子拿走。随即，去找负责经理，要求调换另一位护士。母亲本来有所好转，自己刚离开几个小时由傻儿子替换一下，她病情便急转直下。这不是要催母亲早走吗？我不禁悲从心来，为自己无力保护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她受折磨，除了痛哭之外，无能为力。真希望此刻躺在病床上的是自己而不是年迈的母亲。
正在这时，母亲教堂的牧师听说母亲病危的消息后赶来看望。因那臭脸护士停止给母亲使用镇静剂，母亲便醒了过来。她微睁着眼，听了牧师的祷告，用点头和摇头的方式回答了牧师和我提的问题。
作完祷告，正好加护病房的代理负责人来找我，我便当作牧师的面，把自己发现的一切都倒了出来，并把Ayako 护士和这位臭脸白人护士进行比较，认为这位护士不是玩忽职守就是有心置我母亲于死地。因为我说的有根有据，那负责人道歉了一番后，答应会把我的投诉转告给护士，希望她注意，但无法调换护士。
这护士在上司和她谈话后，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对我非常客气，也对母亲多费了些心思。母亲的一切指数又渐渐地朝好的方向发展。
我的心才刚刚平静了一点，那印度人又来病房要说服我把母亲的心脏助搏器从大腿上抽出来，由她自己的心脏跳动。
我一听，不禁跳了起来。母亲的心跳频率才刚刚趋稳，马上就来拿走助搏器，没有这助搏器，她必死无疑。
他一看我反对，也没坚持，只是说，如不尽快拿走，母亲的那条腿可能要截肢。
我摸了摸母亲的左脚，冰得吓人，找了半天也摸不到脉搏的跳动。
接下来，穿白大褂的就如赶集一样，出入母亲的病房，每个人都在那条如僵尸般的大腿和脚上压来挤去，然后又说些只有他们才关心的话语，没有一个脸上显示出急切，或焦虑的神情。当我问他们时，他们只是模棱两可地回答说，要回去研究讨论后再说。而我那担心的内容又多了一项---母亲的左腿。
于是，我向Steward 医生要求用热水袋或暖气袋来敷母亲的下腿和脚，使腿上的血液能在热的协助下流通。我不停地撮着母亲那冰冷的脚，或双手捂着它，希望给它取暖。可我哪知道，那根金属条早已切断了母亲心脏动脉管和股动脉管的血液流通。从动手术的那一刻起，这条腿就被废了。更何况母亲输进体内的血液在每隔六小时就被抽走六,七试管，哪还有血能流到脚上呢? 难怪那臭脸护士看我在作徒劳的努力时，脸上抹过一丝讥讽的冷笑。
第二天，Steward 医生又来和我磨了一个上午，要在母亲的脖颈脉管里插进一根IV胶管，来替代右大腿上那几根管，按她的解释，这样药物能更快地进入心脏。
为尽量减少母亲的痛苦，也怕这些实习医生再来个不小心，把她的另一根动脉管糟蹋了，我死活不肯签字。
但Steward 医生耐心十足，她倒还学了点心理学，建议我申请大陆的兄弟来探望母亲，这样我的责任感也不会这么重。她会替我出示一份母亲病危的证明。过后，她又苦口婆心地说服我让她进行那项手术。
得知我的担心后，她详细地解释了手术的过程和风险以及必要性。我只好在那文件上签字同意。母亲又受了一次折磨。
母亲住院后的第四天，医生们轮番地来作思想工作。他们说，若不把心脏助搏器拿走，母亲的大腿将失去医治的机会。与此同时，母亲没有助搏器后，心脏有可能停止跳动。其实，他们从做手术那时起就知道这一结果，只是为了利用母亲这一活标本的价值，才让她多活了几日。如今，母亲的利用价值已告馨，他们便倾巢出动，来说服我放弃对母亲的医治。另一位穿白大褂的印度人竟公开叫嚣：若不当天取出母亲大腿上的心脏助搏器，他们的行医执照会被掉消。
他竟如此赤裸裸地表现出他的“医德”，真令我瞠目结舌。
无奈之下，我只好做最坏的打算。于是，在医生们取出助搏器之前，我把所有的亲人都召集到医院，准备向母亲做最后的道别。
医生们取出助搏器后，我们一家人围在病床边，哭唤着母亲，老公一边握着母亲的右手，一边哭着说:“Mom，I told you not to play with the doctors，look，now they got you。”（妈，我告诉过你，别和医生玩。瞧，如今，他们把你给逮着了。）
听到这，我伤心欲绝，嚎啕大哭。哭完后，我们一家人手牵手安静地为母亲祁祷。
过了一会儿，大儿子突然说：“外婆的心脏能自己跳了。”
我们的眼光不约而同“唰”地朝那心跳监测仪望去。大家破涕而笑地看到母亲自己的心脏在跳动，频率虽不是很稳，但至少不是太快或无规律。一家人对这一奇迹不禁低下头，感谢上帝。
侄儿从他的I-phone 里找出了奶奶平时爱听的一首赞美诗歌，放在她的耳边。房里顿时充满了宁静祥和的气氛，死亡的气息一扫而光。
护士原以为母亲要撒手人寰，便停止给母亲注射镇静剂。母亲不久醒了过来。她看到我们全围在她的病床边，嘴巴无法说话，但眼睛里的泪水滚滚而下，心跳频率又大起大落。
“妈，你没事了，你的心脏不需助搏器了。我把医生给的证明寄给哥哥去了，哥哥很快就可以来看你。 ”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好消息告诉母亲。母亲本打算八月份回去看大哥，机票都买好了。
母亲的脸上说不出是悲伤还是喜悦，她只是用那一双浑浊的双眼望着我们，也许在尽力辨认我们的脸，那样子恍如隔世。但她的苏醒和心脏功能恢复对我们来说无异于兴奋剂。
第五天，就在我和来探望的孩子们欢喜的当儿，几位穿白大褂的新面孔走了进来，介绍说，他们是来看看母亲那条坏死的腿的。我们刚振作起来的心情又被眼前这一残酷的现实抛向了痛苦的深渊。
母亲的左脚已干枯得似腊肉，下半截腿已呈暗黑色，膝盖以上也开始变黑了。
一位穿白大褂的年轻男士发话说：“这条腿是保不住了，必须动手术截肢，但鉴于她眼前的状况，十之八九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她的心脏不行。”他的结论很快就得到了其他几位同行的附和。
“这么说，你们束手无策了?”我急切的问道。心想，按他们的话来说，母亲是无药可救了。如不动手术，那腿的感染很快就会传遍全身。截腿不截腿都是死。
他摊开双手，耸耸肩，嘴唇咪了一下，表示无奈。一分钟后，他们鱼贯而出。留下我和侄儿侄女们面面相觑。商量之后，决定让母亲保持着完整的身子走，也免再受一次折磨。
医生们颇为赞赏我们的决定，因为，这个失去试验价值的“活标本”很快就可以从这加护病房里消失。他们不仅在医学研究课题上取得一定的成果，为政府和纳税人也除去了一个包袱，功德圆满！
于此同时，隔壁病房的一位黑人女子的母亲也因心脏手术，造成脑缺氧，成了植物人。医生们要她同意把她母亲挪到普通病房去，她却坚持着要请另一家医院的心脏科医生来珍断，得出第二个结论。在此之前，不许他们挪动她母亲。她得知我母亲的情况，也建议我这么做。可母亲已回天乏术了。与其叫她这么苟延残喘，受尽磨难，还不如让她早日解脱，一了白了，也替纳税人省点钱。仅管那黑人女子建议我去搜集资料，把这医院告上法庭，但我想身为基督徒的母亲是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她那颗宽宏的心一定会原凉这些年轻的医生。
当天下午，医生们又要我同意给母亲撤去呼吸机，借口是那喉管在里边太久会引起肺炎，拿掉喉管，母亲可以吃点东西。他们试了两次从她嘴里插管子进胃部，但两次尝试都失败了。母亲需要营养去助心脏恢复，如心脏恢复得快，也许还可以做截肢手术。
此时，我对他们的“也许”已失去兴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延长母亲的生命而尽量避免她遭受痛苦和摧残。因此，我坚决不同意。
第六天早上，从医院里回家洗漱完返回医院时，发现母亲已醒来了，支架上那些消炎药，葡萄糖盐水和其他的药物全消失了，只剩下呼吸机的喉管还套在母亲的嘴上。没了这些药物的支撑，母亲的脸又痛苦地扭曲着，脸上开始转为黄色，死亡之神已悄然而至。
病床右边，许医生带来个国语极其蹩脚的男翻译，趁母亲醒着，正在说服母亲拔去喉管上的呼吸机。那画面让我想起纳粹把犹太人关进毒气室前，骗他们进去好好地冲个热水澡一样，残忍至极。
母亲正巴不得去掉那令她难受万分的管子。医生们不到二十分钟就把那管子拔去了。母亲马上就吃力的喘息着，双手无力地移动。我忍不住对医生要求让我母亲平静无痛楚地走，求他们给母亲继续挂葡萄糖和镇静剂，若需要付钱，我会出。
护士把这两种液体的针管有重新插进了母亲的手臂。
这时，医生们和Ayako称之为Fellow的，在幕后指挥着这一大帮穿白大褂的年轻人的主治医师加教授出现在母亲的病房。他是Bendrid 医生，一个年龄在五十近六十之间，个子高大，头顶光秃的白人。他随意看了看母亲，问我有什么需要。
“难道我母亲的腿真的没法治了?”我怀着一丝希望问道。
“这个，我们正在研究，有结果会马上会通知你，”他一边四处张望，一边搪塞着我。
我意识到，这幕后总指挥是亲自来看看被他和他的团队试验完的又一个对象是啥摸样。
下午，趁我出去办事，只有侄女守在病房的当儿，护士把母亲从ICU里搬到五楼的普通病房去等死。按护士的话说，他们给了母亲全医院最好的病房。
我赶到时，发现母亲张着嘴在拼命地喘息。夕阳火红的余辉从偌大的窗户射在母亲的身上，母亲的脸色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苍白。
病房布置得还算不错，有梳妆柜，沙发床，和沙发椅。从这窗户，可以眺望城市美丽的景色。大概是让病人离开人世时不显得那么寒碜吧？或许这里离天堂更近些。
跟着我进来的是一位全身穿黑色工作服的护理人员。他拿着计时器，读着母亲每分钟喘息的次数。按他的判断，母亲过不了今夜。
于是，我通知了家人。大家吃完晚饭就赶了过来。家人坐在一起，围着母亲，诉说着她的好处，不停地替她祷告，祝她安心，一路走好，灵魂能越出这面玻璃窗，登上她祁望的天国。
在大家的含泪告别中，母亲于第七日凌晨的零点三十分停止了呼吸，面色由白转黄，但神情平静安祥。她终于彻底地摆脱了这人世间的苦难。
就在我痛不欲生的时刻，一位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拿着解剖验尸的文件来叫我选择签名。她有意指给我那不要求解剖验尸的栏目。反正，母亲已走了，为何还要骚扰她? 我一声不吭地在她要的地方签了下去。她如释重负地接过文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急着走了出去。
我们在医院的要求下，陪母亲最后呆了两个小时，随即，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去。母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我的心突然感到空荡荡的，这种空缺将随着母亲的离去永远凝结在我的心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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