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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18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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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特立独行"是王小波的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标题中的名词《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也经常作为王小波杂文的代表作入选各种选集，比如林大中主编的《九十年代文存1990--2000》（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1年1月。
[2] 王小波不仅是一位作家，而且还是研究中国同性恋文化的社会学家（曾与其妻子合著《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成为研究中国同性恋问题最早的专著），在某种程度上，他具有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
[3]参Roland Barthes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New York :Hill and Wang,1975
[4]王小波小说的特殊性或者说与其他中国小说相比带来的陌生化，不仅来自于文本内部的一种张力，而且还在于他使用一种特殊的视角或叙述方式来处理文革的历史与记忆，并且在文本当中始终一个突出的因素就是"性"，当然，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这里的"性"会读解成不同的意思或获得不同的满足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小波的流行除了其逝世的事件足以调动人们的视野之外，其小说中的大量的"性"描写，也是使其得以流行的关键因素，虽然当代并非一个道德禁欲的时代，但中国文化当中的对于欲望的压制，往往使性的表达脱离其本身的身体快感，而成为一种禁忌，同时也使性的表达被意外地夸大成一种反抗/抗争的象征符号，所以说，尽管王小波对性的描写属于严肃创作的范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窥淫欲"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与满足，并且这种对性的赤裸裸的描写作为反抗XX的自由行动。
[5]知识圈/批评界/文坛是一个不确定的描述，但如果借用布迪厄的"文化场域"的概念，王小波一方面是文坛之外的高手，另一方面在文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矛盾的身份认同，始终缠绕着人们对王小波的接受，或者说一些"文坛中人"对王小波处在既爱又恨的状态，即一方面钦佩王小波的才华，另一方面又对人们极力吹捧王小波看不惯，这一点，在后面我会详细论述的。
[6]引自花城出版社《时代三部曲》中关于作者王小波的简介。
[7]参见李银河整理《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选自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第259--264页。
[8]这里用"都市文化"（urban culture），而没有使用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或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即一种非常明显的城乡差别，如果排除农村的话（农村基本是一个没有消费文化的自然经济的区域），大城市/大都市与小城市/县城/城镇之间的区分也是很明显的，姑且不辩驳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区分，可以它们广泛分布于除农村之外的其他区域，而都市文化则主要指存在于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具有较高的现代化程度的大都市当中的文化形态或样式。
[9]"经典"是一个意义不那么确定的词汇，经典显然与学院体制分不开，或者说学院在某种程度就是建立、维护、颠覆经典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知识生产与消费的，颠覆经典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重新书写历史，意味着现有的意识形态秩序已经变的无效，而书写经典的过程中既是新的意识形态秩序建立的开始，因此，经典序列的选取和建立成为学科是否已经被学院化或成熟的标志之一。如果结合中国语境，兆起于八十年代末期知识界对于文学史或其他专门史的重写行为，无疑暗示着一个变动不局的文化形态的出现，或者说处于新旧两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交织状态中，彼时的经典可能化为此时的垃圾，而这种重写在90年代的基本完成，似乎预示着经过了不安/调整之后，历史又达到某种平衡与稳定。
[10]关于王小波的图书真正成为图书市场的销售热点是在作家突然出世之后，比如王小波生前就已列入出版计划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年）、《地久天长--王小波小说剧本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黑铁时代--王小波的早期作品》（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杂文自选集》、《思维的快乐》、《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另外，还有两本纪念和评论王小波作品的书《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和《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8月），1999年又推出了带有偶像/明星写真集味道的《王小波画传 81个瞬间》（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而到了2002年， 因为是王小波逝世五周年祭日，出版社又开始重新再版王小波的作品其中包括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买断王小波作品的版权出了一套类似王小波全集性质的"王小波作品系列"，并且在一些杂志刊物上也刊登专门文章来继续哀悼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
[11]转引自赵国新著《<狱中札记>与英国文化研究》一文，此文登载于光明日报，张贴在http://go4.163.com/gadfly1974/articles/foreign47.htm链接上。
[12]"精英"是一个歧异丛生的词汇，在90年代市场化的过程中它又变得更加暧昧，由精英这个词延伸出大众这个概念，对大众/大众文化的态度成为确认一种精英立场的标准，或者说在承认精英身份之前，无可逃避地要面对一种大众视野的挑战，另外，精英又特指那种不能容忍/认同大众文化（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被认为是恶俗的、附庸的，尽管大众文化确乎也是如此）的保守立场甚至在中国本土语境中被形塑成保守的力量，所以，贸然使用"精英"这个词是很危险的，但在这里又很难使用其他的语汇来表达。
[13]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消费社会是与后现代有关的概念，它是一种结构性的历史条件，是逐渐形成的社会构造，它的生成、扩大、与表现直接受制于各地资本主义体质下的经济生产，如果将资本流动视为三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所推动全球化运动过程中的核心参考坐标，那么消费社会的形成，在特定的在地空间里，几乎全然奠基于资本的积累，可以说，没有资本的快速全球化，就没有消费社会的出现（参考陈光兴著《台湾消费社会形成的初步思考》一文中关于消费社会的论述，文章张贴在http://go4.163.com/gadfly1974/articles/local99.htm链接上）；消费主义，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时尚，与西方社会日益增长的商业化和大众消费有关，消费主义不仅影响商品的性质与商家生产政策，也影响到个人、集体和性别在购物、消费（如音乐）等方面的身份认同，同时影响到文化理论的变化（参考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288页）。
[14]在许宝强、汪晖选编的《发展的幻象》一书，对建立在以西方线形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基础的发展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所谓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15]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解参见[美]诺姆·乔姆斯基著，徐海铭、季海宏译：《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
[16]转引[美]戴安娜·克兰著，赵国新译：《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4月，第2页。
[17]借用戴锦华著《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中的说法，原文如下"如果我们将90年代错综纷繁的文化图景喻为一处话语，称谓与’叙事’之网，那么，王小波以及写作刚好是其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网结。"该文选自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8月，第136页。
[18]《三联生活周刊》上关于王小波的文章皆出自2002年4月15日出版，第15期，总第188期，第19--31页。
[19]《一个自由分子》，主笔苗炜，刊登在《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4月15日出版，第15期，总第188期，第19页。
[20]为了避免混乱，我用"作者"专指"王小波"，"论述者"专指"论述王小波的人"。
[21]关于"自由撰稿人"的概念参考丁东、谢泳著《论自由撰稿人--以王小波为例》，选自魏群主编《2001-2002·东方·人文备忘录》，第202--20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
[22]《王小波的精神家园》，朱伟著，刊登在《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4月15日出版，第15期，总第188期，第20--23页。
[23]文中提到，1995年9月，朱伟接手编《三联生活周刊》时曾邀请王小波为其写文章，后来王小波成为杂志的子栏目《晚生闲谈》的专栏作者，王小波重要的思想随笔大部分发表与此。
[24]这是朱正琳（在《东方》工作）在1994年9月28日华夏出版社专门为王小波举办的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
[25]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佘碧平译：《性经验史》中《第一卷，第一章，我们是"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11页。
[26]参见刘小枫著《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中对昆德拉的解读《沉重的肉身》一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69--104页。
[27]《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记者李伟、刑慧敏著；《熵增时代的自由分子》，无名氏著；《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成长史》，李红旗著；三篇文章连续刊登在《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4月15日出版，第15期，总第188期，第25--29页。
[28]本文几乎在每本王小波的杂文随笔选中都会出现，下面的引文取自《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163--166页。
[29][美]戴安娜·克兰著，赵国新译：《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4月，第9页。
[30]《王小波作为知识分子》，主笔舒可文，刊登在《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4月15日出版，第15期，总第188期，第29--31页。
[31]文中标注朱正琳的身份是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的策划人。
[32]把知识分子作为理解王小波的关键词，可以从一个有趣事情中看出，王小波与知识分子的联系，在祝勇主编的一本叫《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一部关乎命运的争鸣录》的书中，里面只收入了王小波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不幸》，却在书的前面特别突出地标著"王小波等著"，似乎有意突出王小波与这里的知识分子话题的关联。
[33]艾晓明著：《成长岁月--与宋华女士、王小平先生谈王小波》，选自艾晓明、李银河著：《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第75--105页。
[34]《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选自《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7页。
[35]《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选自《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1页。
[36]参见[美]阿尔文·古尔德纳著，杜维真等译：《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1月。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知识分子是一个形成之中的阶级，他向所有的形成之中、上升之中的阶级一样，它已经有了对于权力、政权的诉求，并且还探讨了知识分子角色的问题。
[37]《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选自《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2页。
[38]参见[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39]很多学者曾经指出说知识分子这个词本来就不是全球性的，它只属于两个特别的国家即俄国和法国，在这两个特别的国家里知识分子成为一种特别的传统，所以要研究知识分子史似乎不可能饶过俄国和法国的知识分子的历史。
[40]记得我刚入学时，上历史系阎步克老师的课，阎老师没有给我们推荐历史学的专著，而是让我们有空读一读《顾准文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和《我的精神家园》，现在想起来，1998年正是顾准、陈寅恪和王小波作为"文化英雄"呈现在九十年代的文化空间的时候，此事可以作为把顾准、陈寅恪和王小波放置在一起谈论的一个佐证吧。
[41][德]马克斯·韦伯著：《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页。
[42]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参见王岳川著《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第三章 知识分子：思想命运与精神定位》，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54-113页。
[43]参见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中的第一章《90年代文化英雄的符号与象征--以陈寅恪、顾准为中心》（杨早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44]王小波曾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叫《知识分子的不幸》，谈的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则不理智起源于价值观与信仰欺骗，实际上还是在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道德自恋。选自《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8页。
[45]王小波笔下的人物面对文革这个权力体制时，采取的显然不是一种压迫/反抗的二元对立的姿态，而是拒绝加入这样一种福柯所揭示出来的游戏关系，从而获得消解游戏的狂欢。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下面结合《黄金时代》详细论述的。
[46]《南方周末》上关于王小波的引文皆出自2002年4月11日出版的该期报纸，这一天既是王小波的忌日，也是《南方周末》每周首刊的时期。
[47]刘晓阳著《地久天长》，选自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第422页。
[48]《沉默的大多数》选自选自《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第5-19页。
[49]《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是在学术界集中讨论王小波的集子，关于王小波的重要的研究文本也多收集于此，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6月。
[50]本报特约记者李静著《依旧沉默--"文坛中人"对王小波的一般看法》，《南方周末》，2002年4月11日，第17版。
[51]《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
[52]关于布迪厄的论述参见王岳川著：《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539-562页。
[53]当然，对于他们的称呼很多，诸如晚生代、新生代、60年代、70年代、后新时期等等，但这些词汇或命名的涵义实际上相当含糊，除了似是而非地在能指的层面上滑动外，很难深入它的内部，更难从概念的外延上明确其所指，而且似乎也不具有文学史中习惯使用创作流派来指称作家群的惯例，但在有些论文中，把他们的个性化写作作为共性来研究，不过，从当代文学史上来说，他们大致指苏童、叶兆言、余华等人之后的一批作家，以朱文、韩东为代表。我在这里采用"新生代"的说法，一是因为这个称呼使用得相对广泛，另外，还依据一本书的名字，张钧著：《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
[54]"学院"也和"知识分子"一样成为90年代中国文化图景引人注目的词汇，它经常被叙述成与"民间"相对立的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与美学诉求，尤其体现在90年代末期关于诗歌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上。当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民间似乎成为一个更为有力更为合法的话语（因为民间似乎意味着与政治体制的脱离，从而寄予了更多的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的文化想象），而学院往往处在被动/指责的地位上，这显然也是梳理90年代文化地形图时不可绕过的话题之一。
[55]文章选自《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文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56]《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文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18页。
[57]凭我的理解，论述者对布鲁姆的解读本身即充满了一般意义上的"误读"，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他大胆地指出"误读"的前提或者说展开是由于后代的诗人在面对诗歌史上几乎不可怀疑的经典大师与文本即"父亲"时，便不能自抑地在受到"父亲"恩惠的同时也"产生一种负债之焦虑"，并在这种焦虑下从事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俄狄浦斯和拉伊俄斯情结）上的误读式（布鲁姆提出了六种修正比即误读方式）创作，在这个意义上，"误读"被建构成了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参见[美]哈罗德·布鲁姆著，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58]《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文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21页。
[59]拉家渡著《十问王小波追随者》，《南方周末》，2002年4月11日，第19版。
[60]胡坚著：《愤青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
[61]胡坚是新浪网文化频道的作家专栏里的"文嚎专栏"的作者，也是北大在线·文学大学堂里"文学自由坛"的斑竹，并且《愤青时代》的出版与北大在线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策划有很大关系。
[62]《我的师承》，选自《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14-317页。
[63]转引自《王小波的精神家园》，朱伟著，刊登在《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4月15日出版，第15期，总第188期，第21页。
[64][美]戴安娜·克兰著，赵国新译：《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4月，第2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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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18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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