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流动秩序被打破，科技和文化如何催生新表达？

多客科技

作者：新京报
记者丨何安安

今年以来，弥漫全球的新冠疫情打破了现代社会的正常流动秩序，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群之间的物理阻隔，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以及无形但强大的文化力量，则在重构与维系连接中发挥了突出作用。11月26日，阿来、戴锦华、冯乃恩、葛剑雄、韩启德、李敬泽、饶毅、张胜誉等齐聚第五届腾云峰会现场，围绕科技将如何重构新连接，催生数字文化新表达，帮助人类开启新旅程等话题展开了深入跨界探讨。

在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看来，新冠疫情下，科技与文化的价值一起得到凸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能力成为维持社会运转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文化得以冲破边界，为人们带来美和希望。而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秘书长路易斯·欧斯特贝克（Luiz Oosterbeek）教授认为，科技是人类表达自我的方式。技术不仅是人类制作出的工具，更蕴含着人们的思考和选择，人依旧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由腾讯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2020第五届腾云峰会——“流动的边界”于11月26日在腾讯北京总部举行。之所以将今年的主题确定为“流动的边界”，是因为在主办方看来，层出不穷的技术手段突破时空限制，消融有形的边界，与各种文化持续融合，形成“流动的边界”，不仅帮助人们足不出户即可工作、学习、娱乐，更逐步催生出文化的新成果与新样态，展示出人类交流、发展的全新可能。

那么，科技和文化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又该如何融合？面对疫情下对“流动”的物理阻隔，人们如何建立彼此之间的新连接？在表达手段空前丰富的当下，我们应该如何自我表达？面对不同次元之间的疏离与陌生，如何避免网络火焰战争的蔓延？在圆桌对话环节，众多与会嘉宾围绕各自的主题，展开了对谈。

正是由于阻隔，由于连接的困难，

人才必须确认自己是自己

“由于不连接，由于弱连接，由于连接的故障和不畅，实际上构成了我们人类的大部分故事，以及至今为止的大部分戏剧性。”在2020第五届腾云峰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从连接的故障讲起。

如果没有连接的故障，如果有一部手机，我们的过去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杜甫有手机的话，起码1/4的诗是不必写的。”在阅读了1444首杜甫的诗歌后，李敬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写的都是地理、空间和时间上的阻隔，这种阻隔、不连接，使得杜甫变成了一个在地理和空间的阻隔中去惦念着、去建构着和世界联系的一位诗人，他使这种阻隔变成一个精神的空间，变成了一个产生诗的空间。

李白和杜甫初次相见于洛阳，那时候李白44岁、杜甫33岁，此后再无相见。但正是因为不相见，在漫长的岁月里，杜甫写了二十多首诗来怀念李白、想念李白、思念李白。李敬泽认为，如果杜甫有一部手机，可能这些诗歌也不必写，二人之间的友谊也无法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而这些都是生活和文化中的连接与不连接。

对于现在而言，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世界最大的一家文学博物馆，这家博物馆收藏着现代以来大量的作家手稿和信章。那么，进入现在这个时代，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作家的手稿没有了。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以后收藏什么。

当我们连接不畅、连接不强的时候发生的会是什么呢？隔膜和敌意。但又不仅是隔膜和敌意，也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对他人理解的欲望，产生着温暖、敬重，也产生着对他人的爱。李敬泽说，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由于阻隔，由于连接的困难，人才必须确认自己是自己，也必须从一个“自己是自己”这个地方出发怀着敬重、怀着好奇去认识他人和理解他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连接是我们的天性。

但李敬泽同时强调，“连接是我们的天性，不连接也是我们的天性，甚至我认为，某种程度上，不连接是我们更深的天性，是我们更根本的精神结构，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必须栖息在这个绝对的否定性的身边，我们才能开始精神上的征程。”连接与不连接，是辩证的关系。换言之，任何连接的前提，都是把自己从世界中区别出去，然后才能谈得上我和其他人、和这个世界的连接。正如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反而更关注隐私、个人信息安全等。

对照论坛的主题“流动的边界”，李敬泽认为，“‘流动’暗示着连接，暗示着我们这个时代无所不及、一往无前的技术上和交往上的连接能力，这可能就是科技需要和人文对话的地方，也是科技需要和人性对话的地方。”

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悲观吗？李敬泽说，尽管有了手机，尽管人们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交际、即时交际、碎片零散无时无刻的交往，向着全面拼命地打开。但拿到了手机，人依然为自己保持一个与他人、与世界的距离，以便用于他的理解、认识、观看、追忆和爱。没有这些距离，这些价值很可能就不会存在。李敬泽将此概括为：“既要流动，也要探索那个不断移动的、新的边界。”

当人人可以随时发声，

我们的相互关注何在？

全球化曾是过去近40年间最令人沉醉的乌托邦，如今它似乎已繁华摇落、激情消散。一个咒语在全球各地流传：“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了。”那么，“后疫情时代”究竟会如何，我们该如何把握这个时代？为此，在圆桌论坛环节，戴锦华、李敬泽和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王石进行了精彩讨论。



在年度腾云峰会圆桌论坛第一部分，戴锦华（左）、李敬泽（中）和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王石进行了精彩讨论。

互联网时代将人们带入到一个分众时代，它和工业文明所创造的大众社会、大众文化的时代开始发生快速的分裂，戴锦华认为，这是一个快速的同时也是流动性的重新形成过程。在戴锦华看来，2020年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临界终结，“每天有新的城市被封闭，有新的地区疫情暴发，不断的传来家人被分割，有家难回，天各一方的消息。正是这场疫情，在提示着我们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人类命运的共同承担这个概念没有比2020年更真切。”

戴锦华说，我们曾经享有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流动连接在一起，而当疫情暴发之际，人类社会唯一能够采取的应对是封闭，是重申边界，是关闭边界，是每个人被迫退回到自己的居所之中。这让连接与隔离，突然变成了一个问题，横亘在每个人的面前。一方面，全面的流动最终以疫病的流动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使我们被迫终止流动。另一方面，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全球前所未有的连接和流动，它提供了所有的连接、传播的硬件基础。

戴锦华发现，次元社会形成了不同次元的相互集结和彼此之间的绝对疏离和陌生及无法对话，几乎每天、每分钟，我们都在目击着、经历着传播学者所谓的网络火焰战争。网络上的各种冲突，迅速地被简化、被激化、被白热化，而这样的冲突，这样的敌意，这样的纷争，很容易蔓延到网络之下，以诸如人肉搜索的方式直接地侵害到我们的现实空间和现实生活，“彼此之间的连接与隔离，交流融合与对抗和极度的疏离，是我们在今天全新的网络生态当中所置身的现实。”

在这里，戴锦华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人人可以随时发声，人人可以随时发信，人人可以随时召唤，去连接、去表达时，我们的相互关注何在？戴锦华认为，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新技术革命，事实上已经在开启、制造、构成着一个福柯意义上新的知识型的形成，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所有的表达都可能是无效的，所有的连接都可能是难以到达的，所有的漂流瓶也许是投在一个想象的虚拟的大海之中，以至它不能漂流、不能抵达。

面对这样全新的形势，戴锦华认为，新连接不仅是形而下的连接，同时是思想观念知识的全新创造，是一种可以达成的新连接。

李敬泽认为，疫情之下，连接变得更重要了，使自己对他者、对自我有了重新的体认，“我把它看成一个充满了挑战性、充满了乐趣的一个连接游戏”。

“他者在这里常常被当成一个敌对的对象，是一个否定性的力量，但我觉得至少我也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去对付朋友圈，但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古人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需要我们在遥望中去破镜的他者，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确认的过程。”李敬泽说。

王石即将完整推出新版的《二十四史》，这是一个今注本，以此建立人与历史的连接。王石说：“有一次在会议上谈这个事情的时候，竟然当着那么多人面大哭一场，为什么大哭一场？因为太难了。1994年10月8日，人民大会堂正式开了今注本《二十四史》的开编典礼，本来认为5年左右时间可以做完，没想到做了26年，今年终于可以出前13部，明后年大致上可以完成。”

虽然《二十四史》已有两个注本，但王石依然认为即将推出的，是一套新书。“为什么我说它是一套新书？是因为它表达了当代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看法，像从前人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记载的历史，这可以看成是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当代认识程度以及其历史观、看法。”王石说。

葛剑雄：游戏其实是很好的自我表达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化步入空前低谷，表达的偏执引人瞩目。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迷恋上简单、直接的话语方式，喜欢用口号替代思辨，而这些表达却在互联网工具的帮助下，不断掀起庸众的狂欢。偏执表达的背后，是表达之难。在网络的马太效应下，表达也呈现出赢家通吃的趋势，如何正确地传达出自己的声音，让别人听懂，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议题。

“到了这个世纪，表达手段空前多样、丰富了，但我们表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传递信息、传播知识？还是宣示某一种价值观念，这一切都是对他人的。”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在论坛第二部分的主题演讲中提出：人类表达的最终目的，不只是传递信息与知识，更是自我表达、自我存在。他解释，从这个角度出发，游戏便是很好的自我表达；人们从中锻炼动作、思维、逻辑或接受教育，都是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新·连接”的主题下，“新·表达”成为引人关切的第二议题，葛剑雄（中）、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乃恩（左）和中国知名网络小说作家、阅文集团白金作家唐家三少进行了深入探讨。

因为担任《王者荣耀》的学术顾问，在今年早些时候，葛剑雄以一种“出圈”的方式引来了更多人的关注。在圆桌对谈环节，葛剑雄再度谈到了游戏。葛剑雄认为：自娱自乐其实是很有效的。表达也许只是为了消磨时间，但是能够有好的方法消磨时间，本身就是人类非常重要的需求，甚至是人类的天性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色，那什么是中国的文化？那我想就是中国人，中华民族这个群体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一种自我表达，要得到人家认同，我们首先是要人家了解我们。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我们各种文化产品，包括游戏在内，它恰恰是能够更有效地形成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更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葛剑雄认为，人类到了今天，更多的力量不是要花在解决物质，而是要花在解决精神，因为未来的人类肯定更注重精神生活，更需要有充足的时间来享受精神生活，这样的人类的幸福才是长久的、永恒的。

在这里，葛剑雄表示，希望找到一种恰当的自我表达和自娱自乐的方式，“我寄希望于我们的游戏，我到现在还没有玩过一款游戏，但是也许再过几年，在我真正进入老年的时候，我会用游戏来丰富我的生活，来丰富我的精神。”但另一方面，葛剑雄也强调，“我认为游戏是增强对历史的兴趣，不能代替学习。”

关于如何表达，唐家三少也从自身出发，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据统计，中国目前拥有1700多万网络作家，其中约70万人是专业的网络作家。但中国网络文学从无到有时间很短，只有22年左右。在唐家三少看来，网络文学其实是一个新的表达方式，“网络文学让我们通过网络共享的特性，作为一个创作者，想抒发的情绪、写的内容或者对美好的畅想，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然后通过网络让世界的读者都能看到，所以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表达。”

冯乃恩对此也有自己的理解，“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角色不同，那么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整个社会就应该是一个共融共通、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的环境。”在这里，冯乃恩对唐家三少的观点表示认同，“网络文学最开始的发展，是从个人的自娱自乐，利用网络这个平台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是逐步地越来越成为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发展到现在他所说的世界上四大文化现象之一。”据此，冯乃恩认为，“未来我们无论是发展当代的文化，还是发展当代的科技，走的道路必然是融合的道路，必然是文化加科技的道路。”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