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盛专报:特朗普史诗级关税战及港口“类关税战”对中国的重大影响及应对--及是否会加速中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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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期会议）

特朗普史诗级关税战及港口“类关税战”对中国的重大影响及应对--及是否会加速中国统一

4月20日，国盛战略智库以“特朗普史诗级关税战及港口‘类关税战’对中国的重大影响及应对--及是否会加速中国统一”与“2025全球格局和局势的重大变化（及可能变化）给中国的机遇和挑战--应该主动积极谋些什么，做些什么”为主题，召开线下内部研讨会。智库副总裁、《求是》杂志原国际编辑部主任杨发喜、智库副总裁李湛军、智库副总裁黄跃建、国盛战略智库国家统一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唐永红、中国人大两岸关系中心主任 教授王英津、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夏国涵、当代智库论坛主席李肃、半月谈国际部主任周盛平、国盛战略智库未来中国全球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国盛战略智库智囊组副组长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国盛战略智库中国国际贸易/金融斗争研究中心副主任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彭波、中国现代院原副院长王在邦、国盛战略智库应对美国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光满、国盛战略智库未来中国全球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上海分部副主任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江时学、强军智库主编马飞国盛战略智库上海分部秘书长德纳、中央财经大学 教授刘建伟、金融专家，《走出美元陷阱》一书作者高德胜（一尘）、国盛战略智库专家组组长 国际战略蓝军组长张志坤、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原党委书记韩飞麟、强军智库总裁朱志高、全球创新中心总干事赵刚、香港大公报原高级记者 香港《明镜月刊》主笔马玲等20余位专家发言，有关系统人员列席。与会专家围绕主题各抒己见、热烈讨论，提出许多真知灼见。

一、把握中美关税战本质，洞悉复杂局势，提前布局应对策略。彭胜玉指出，美国发起的关税战不仅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更是一场美国试图联合全球多国对中国形成关税同盟的复杂战役。美国通过施压亚洲、美洲等多国切断与中国的产业链联系，并利用经济诱饵拉拢发展中国家加入对华关税封锁联盟。这种全球性的战略布局，使得中国面临的挑战远超单纯的中美贸易摩擦，必须从全球视角审视这场关税战的严重性。当前中国对美出口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出口换得的美元多流入沿海资本家手中，未有效促进国内循环和人民福祉；另一方面，大量出口导致中国物质财富和资本外流，形成恶性循环。中国制造业过度依赖出口和金钱买卖，忽视了国内市场潜力和内循环的重要性。此外，沿海资本家追求出口利润，忽视中西部发展，导致区域不平衡加剧。面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和关税战的长期化趋势。彭胜玉提出一系列应对策略：(一)调整出口模式，减少对美出口依赖，推动国内经济循环。例如，扩大内需，将优质产品转向国内市场。(二)调控商品流向，政府引导商品流向中西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三)解决就业问题，适应人工智能化趋势，减少对传统就业模式的依赖。(四)提高员工报酬，废除劳务派遣制，保障国家和人民利益。(五)灵活应对关税战，利用美国中期大选等时机，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六)反制跟随美国的国家，对跟随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七)开放全球军售市场，将全球市场的手段作为关税战的筹码。(八)加速抛售美国国债。(九)促进国内经济循环，推动企业将部分产能转向国内市场。(十)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引导东部沿海企业向中西部投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围绕关税战的应对和发展应培育战略判断。杨发喜认为，党中央对形势早有预判，回应及时有力，赢得全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拥护，有力反对了霸权主义。这表明智库虽能发挥作用，但党中央的决策更为关键，需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关税战涉及诸多方面，发展和结束时间难以预测。有人认为会是持久战，确有道理，但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提出战略防御、相持、进攻三个阶段，共24个问题，其结果需深入研究。分析战略问题时，历史思维至关重要。未来不确定时，回顾历史能帮助把握规律。真正的战略家、思想家需具备历史感。毛主席的抗美援朝决策曾遭反对，但他从战略全局出发，证明决策英明。抗日战争初期，速胜论、亡国论皆不可取，不能因短期波动而受影响。面对贸易战，需有战略定力和预判，不能被表面现象左右。“2025年留给美国时间不多了”。美国看似强大，实则因国内矛盾被迫采取冒险行动。我们虽不愿打仗，但若贸易战不可避免，要有战略判断，认识到美国的弱点，不随其节奏起舞。相比美国，中国承受力更强。外交部称贸易战没有赢家，但从战略角度看，需分胜负，这将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需要团结全球南方，重视农村建设等战略空间，利用时机。智库不必提具体微观政策，但对战略问题应提供参考意见，助力坚定信心，具备长久作战观念。研究中国历史事件及对美斗争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三、中美关税战的本质是争夺全球经济秩序主导权。李湛军认为，美国试图重构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新体系，核心目标是遏制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控制权的提升，并维持其在技术标准与产业规则上的垄断优势。这场博弈超越短期贸易摩擦，实为重塑世界经济规则的深层较量。中国当前的反制成效显著，打破了美国“极限施压”策略，遏制了国内“恐美”思潮蔓延。但阶段性胜利背后暴露深层挑战：90%进出口依赖海运而运力仅占全球3%，马六甲海峡等关键通道存在战略风险；世界500强企业多依托国内市场，缺乏全球供应链布局能力；中策轮胎、珀莱雅等企业虽具技术实力，却受困于西方标准体系难以突破。这些短板折射出中国产业升级面临的"隐形壁垒"。要长期竞争聚焦三大转型：（一）在地缘布局上，需加速构建中东、中亚等区域供应链节点，形成对冲封锁的"经济缓冲带"；（二）在规则制定上，必须抢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标准话语权，将技术突破转化为规则优势；（三）在企业能力上，推动从产品输出向技术、资本、服务输出的升级，天津港运用区块链重构跨境结算的实践，展示了突破美元霸权的可能路径。决胜关键在于系统性变革：调整决策人才结构，增加工程、金融专业背景比例；重构经济外交战略，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布局；更根本的是培育内生动力，通过提高居民收入、优化税制激活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内循环牵引全球要素重组"的新格局。当中国不仅能制造产品更能定义标准，不仅参与贸易更能主导规则时，全球经济秩序转型才真正不可逆转。这场较量本质是发展模式的终极竞争，胜负取决于谁能率先完成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塑造者"的质变。

四、通过认知革命塑造战略主动、以制度重构突破路径依赖、用规则创新实现弯道超车。黄跃建认为，首先在战略定位层面，一定要对“竞争”的中美关系有更加清晰明确的定义和认知。中美之间是“世纪战略竞争”，中美已进入“世纪战略竞争”不可逆阶段。必须直面竞争本质，不应回避“竞争”二字。我们不能再抱有“斗而不破”的平衡思维。面对美方一再的挑衅和激烈的竞争行为，我们应使用“以牙还牙”的对抗策略，如对等实施报复性关税等。在国际博弈中应摒弃儒家文化影响；应该用西方熟悉的强权逻辑来应对挑战，只有武力威慑才能获得尊重。还可以采取毛泽东思想中提出的“边斗争边交往”的实用主义：要即时反制与外交接触并行。在战术体系认为要善用“关税杠杆”，可以建立“出口贸易平衡调节税”机制，主动对美豁免清单加征出口税；实施货币差别关税（美元交易加税，人民币/欧元交易优惠）；更应该要结算革命：在战略物资领域强制推行人民币结算（稀土、光伏、锂电池等）；将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资源税/生态修复税实现合规性价格操控；打造“新三大件”（光伏、锂电池、稀土）的全球供给垄断。以铁矿石/稀土定价权案例为典型，我们明确知道中国长期处于国际规则被动接受者地位，未来我们要转变这种不利，要更加主动。这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可以成立国家竞争委员会，组建跨部门战略协调机构（外交+商务+工信+科技多部门联动），并可以实现快速反应决策、漏洞堵截、国际规则制定。将战略物资走私定性“危害国家安全罪”，更好维护国家安全。打铁还需自身硬。斗争局势瞬息万变，应在关键技术领域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增强面对斗争的底气与实力。

五、认清中美矛盾，将实力转化为祖国统一的条件，推动民族复兴。唐永红谈到，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当今的主要矛盾是中美矛盾。这场矛盾斗争的过程是百年变局之过程，结果注定了未来的国际格局以及在未来世界的游戏规则更有利于谁。第一，中美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第二，美国是没有底线的国家。第三，美国是奉行国际现实主义的。第四，中美之间是有巨大利益关系的。第五，中美是有相互毁灭对方的能力的。只有清楚认识这五点，才能认识中美关系。中美之间的下一步就是战略性战争，这个过程汇总大概会呈现三个阶段，包括不破，破局和破局后重建三个阶段。近期就是不破的阶段，但是不破不可能永久维持。中美矛盾难以调和的性质，注定了中美关系有破局的一个时间点。这涉及台湾问题，打台湾牌可以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这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目的。美国迫使我们在台海用兵，在外人看来我们是外强中干，他们确信我们不敢动手，我们总是被迫行动，基本上缺少主动布局。要把实力真正的用起来，软硬兼施。不能一味忍让，不仅无效反而有害。中美不破的期间维持多长，一方面取决于美国什么时候准备好，另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对于台湾问题，在政策层面，我们要搞差别化待遇政策，要把台湾分出敌我，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办法，要搞清台独势力是敌人，只有把台独势力压下去，把统一势力壮大起来，把民心民意争过来，才有助于和平统一。在发展上，我们一方面抓建设发展，另一手把发展起来的实力去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条件，要看到我方优势和对方局限在哪里，该出手就要出手，抢占先机，而不是一味的消极应对。

六、深入观察关税战对我影响，衡量收台时机。统一与民族复兴相挂钩。复兴实现之日就是台湾问题终结之时。现今我国实现国家统一遭到了美国的阻挠。若实现台湾统一，美国就会对我进行包括科技、贸易、金融在内的全方位制裁。面对这样的制裁，我国是有压力的。有迟滞经济发展，中断民族复兴的风险。从我国角度而言，实现国家统一有助于民族复兴。只要中国没有民族复兴，就无法与美国争夺领导权。需要为统一台湾寻找时间点，直接采取非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我们难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大规模的制裁，因此当下在经济方面的指标达不到民族复兴的指标。目前有三个问题，一是我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实力和能力，二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和时机，三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和意志。在实力和能力这一点上，我国基本具备。但是现在的条件和时机不成熟，主要是因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很大。（一）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未来的关税战到底对会我国造成多大的影响。（二）现在俄乌与巴以冲突短期内都无法彻底解决，这是一个战略机遇期，因为美国没有解决后顾之忧。（三）在拜登时期美欧之间形成联盟共同来对付我国。但现在美欧之间出现了裂痕，可以大胆的考虑介入的力度一定会受影响，这也带来了一个机遇。（四）美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从打关税战的角度而言，我国内部众志成城，民族情绪高涨。相反美国没有这种条件。

七、以战略智慧开拓统一新路径。朱松岭认为，特朗普政府以“美式文革”思维重构国际秩序，通过“三链战略”全面围堵中国：军事上强化第一岛链部署，聚焦台海制造新冷战对峙；经济上推动"脱钩断链"，构建排除中国的贸易科技新体系；价值观领域分化阵营，将意识形态对抗升级为“民主自由”与“红色价值”的文明冲突。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台湾问题牵制中国，既阻止武力统一，更阻断和平统一进程，企图将两岸推向代理人战争陷阱。面对挑战，中国需以战略定力破局：避免战争陷阱。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大义，但战争代价高昂且易授予外部干预口实。和平统一仍是首选，需探索“非战争路径”实现目标。 借力岛内民意。民进党"绿色恐怖"已激发深层民怨，2024其在台立法机构选举惨败暴露其统治危机。可借鉴白区斗争经验，支持岛内民众发起“反独反腐”民主运动，推动政权和平更迭。 创新统一范式。颜色革命非西方专利，其"低成本、低反抗、高可能"优势显著：通过社会动员瓦解“台独”合法性，以民意倒戈打破外部干预借口，最终实现“维稳式统一。 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变革往往始于社会底层。当岛内"反绿”浪潮积蓄至临界点，统一机遇窗口将自然打开。中国需以战略耐心培育这一进程，将武力统一作为最终底线，以灵活多元路径实现民族大义。统一方式可创新，但目标不可动摇——一个完整统一的中国，终将屹立于世界东方。

八、美国企图逼迫中国妥协，应联合欧洲有效反制。夏国涵认为，美国发动全球关税战的战略目标主要有三个。其一，凭空制造关税威胁筹码，迫使对方谈判以获取更多利益。其二，重塑孤立/排除中国的全球产业链格局，美国一直想把中国踢出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其三，逼迫盟友签署新的《海湖庄园协议》，接受零息置换 100 年美国国债，完成债务出清。面对美国的关税战，欧洲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首先是对等反，制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建议欧盟从关税战升级能力、数字监管武器库、关键技术断供权、金融脱钩工具箱、地缘杠杆等五大反制维度构筑威慑链。其次是借危机应对机会收束权力，倒逼欧洲一体化，欧盟应定义一个全面的经济力量学说并任命 “经济威慑沙皇”，建立“经济团结基金”等。最后是平衡中美，双向“去风险”，欧盟逐渐由只对中国“去风险”转变为对中美同时“去风险”，同时也双向押注。中国可以采取以下对策：一是联合欧洲对美国采取多领域的反向规则制裁。鉴于第二特朗普任期美欧意识形态战几乎必然开打，中国可以在优势产业和技术领域运用此前形成的某些规则反向制裁美国，比如华为等技术公司可准备专利律师与美国打专利案，中国也可考虑向美国征收环境税或碳税等。二是签署中欧数字主权货币合作协议，加强与欧盟在数字主权货币方面的合作，推动贸易结算多元化，降低对美元的依赖。三是支持欧盟战略自主，助力扩大美欧分歧。

九、中国应对美国关税战已做好万全准备。李肃提出，（一）中国早已做好“四角”布局，掌握战略主动。中美贸易战并非突发，中国自2018年以来已持续布局七年。在高关税环境下，中国主动降低对美贸易依赖，推进制造业转移与高端产业自主研发，同时重塑全球产业链地位。无论在贸易、金融、外交还是军事上，中国“四角”布局已然稳固，特朗普及其后继者难以再对中国形成压制。事实证明，美国试图通过贸易战遏制中国发展，已注定失败。（二）台湾问题是战略目标，当前正逢历史窗口。过去因疫情、俄乌冲突等因素延后行动，如今伴随中美博弈深化的战略时机，正进入“倒计时”阶段。中美贸易战与金融战交织，中国已占据上风。美国不仅未压制中国，反而自身陷入困局。中国通过调整出口结构、分散市场、推动科技自立，实现贸易格局重塑。（三）同时，在金融战上，美国妄图依靠美联储加息与资本流动控制打击中国，但反遭内伤，美债、美股承压，美联储内部矛盾激化。中国顶住压力，在高利率环境下保持经济稳定，展现出强大战略韧性。贸易与金融双战场已清晰显示，中国赢得了主动，特朗普团队已无胜算。（四）中美博弈关键环节拓展，涉及更广泛领域。中美关系博弈并不仅限于贸易本身，更涉及能源安全与战略资源配置。面对美国可能对中国发动极限加税，如200%的关税，中国提出以支持伊朗石油出口、开展能源替代合作等方式反制。一方面通过扩大与伊朗等国的能源合作突破西方封锁，另一方面以此作为新的谈判筹码，破解美国在关税和供应链上的极限施压。中美之间的真正博弈不仅在于税率本身，更在于背后的资源配置与金融格局。

十、当前中美博弈呈现多维战略竞逐态势，中国需构建“清醒-革新-前瞻”三维战略框架。周盛平认为，（一）战略清醒维度上，社交媒体"中国必胜"叙事本质是道德绑架式战略传播，新冠疫情初期政策教训警示战略自信需根植科学规律。美国社会展现"百族之穷死而不僵"的韧性，特朗普团队集中精锐应对中国印证其战略决心。中国应避免将复杂博弈简化为胜负叙事，警惕舆论泡沫导致政策闭环。（二）革新维度上，全球治理体系痼疾凸显制度革新紧迫性：美国公务员制度改革暴露行政效能短板，中国需探索"结构性优化+功能性重组"路径；马斯克对大学论文价值的批评折射科研资源错配，中国应建立成果导向评价体系，遏制论文代写产业链。数据显示中国SCI论文高被引占比不足15%，凸显评价体系改革必要性。（三）前瞻地缘思维维度上，特朗普政府将船舶制造业提升至战略高度，北极航道控制权争夺揭示未来地缘格局走向。中国需突破近岸思维，从“北极-北京”大视角重构战略布局。全球变暖加速北极通航进程，中国应加速破冰船技术攻关，深化与俄罗斯等北极国家合作，避免战略新边疆争夺被动。周边外交前瞻上，尼泊尔外交困局警示新兴大国周边战略挑战：处理小国关系需平衡实力投射与情感认同。中国应摒弃“老大心态”，以共商共建原则深化区域合作，避免战略机遇期因过度自信导致透支。历史经验表明，区域合作质量直接影响全球战略主动权。百年变局中，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培育“刀刃向内”的自我革新勇气。构建“问题导向-规律认知-制度创新”螺旋路径，在正视短板中夯实根基，在尊重规律中拓展空间。唯有如此，方能在历史大变局中实现真正的战略主动，将文明智慧转化为全球治理新范式。

十一、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结构性变革，中美战略博弈与周边外交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苏浩指出，特朗普上台后，全球化已从美国主导的“平面全球化”进入以区域合作为基础的“立体全球化”的新阶段。特朗普政府采取“新光荣孤立主义”，看似反全球化，实则是试图通过区域平衡，追求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新秩序。在此背景下，中美博弈主要围绕三大方面展开：经济方面，美国将经济作为与中国博弈的核心，表现为以关税战为代表的直接竞争；欧洲方面也是重要的一大博弈场：当前欧洲处于两难境地，虽因历史原因与中国存在矛盾，但美欧矛盾凸显使欧洲重新审视自身定位，中国应多做欧洲工作，争取让欧洲成为对自身有利的一“极”，需推动形成包含欧洲的“四边框架”以避免陷入不利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全球南方方面，尤其是东南亚，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核心，是中美博弈的关键基础。周边国家战略思维正发生变化，如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正调整战略向中国靠拢，但仍保持自身利益考量。越南在外交上出现“中国优先”的战略调整，其国内政治体制也在改革，强化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和战略需求上与中国有利益重叠。不过，越南为自身利益也会与美国周旋，如在关税问题上给美国“投名状”，但实际落实困难，因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双方在基建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但需保持战术谨慎。马来西亚则追求高科技发展，想与中国构建新的科技产业连接，同时与美国保持产业对接，以提升经济结构。 面对这些情况，中国应把握机遇，在周边外交中推动“融和发展”。一方面，利用与周边国家的利益重叠，深化合作；另一方面，在合作时保持战略主动，例如对越南的合作请求，战略上接受，战术上根据实际情况把控进度。此外，中国还应将硬实力延伸到周边，通过司法合作，让执法力量走出国门，在经济和安全领域获取更深入的合作切入点。

十二、关税战实质是美国巩固霸权体现，中国应在战略博弈中争取主动。朱锋指出，当前中美贸易战与关税争端已超越传统经贸摩擦范畴，演变为全面战略竞争的关键环节。特朗普政府的“革命性”政策叠加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变革，正重塑全球产业链、金融体系及治理模式。中国需以战略视角审视挑战与机遇，平衡发展优先与斗争策略，为未来国际格局调整做好充分准备。从中美贸易战关税战本质来看，这并非单纯经贸摩擦，而是市场规则、数据主权、科技主导权等多维度战略博弈的延续。特朗普政府以关税为工具，实质是对华产业链、金融及高科技领域的系统性压制，意图巩固美国霸权地位。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打破传统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进入“何去何从”的拐点。其推动的制造业回流、数字货币体系及人工智能产业化，标志着全球生产力与财富分配模式正经历革命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如英国制鞋业智能化转型，全球供应链面临重组。贸易战加速了这一进程，迫使各国重新布局产业链，中国需警惕被动脱钩风险。在此之下，中国面临这历史性的机遇与挑战。从战略机遇的角度，特朗普的极端民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鲜明对比，削弱美国对华舆论攻势，为中国争取国际支持创造空间。同时使得世界对稳定中国市场的需求增强，中国可借机深化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构建多元贸易网络。不过中国也面临着现实挑战。美国对华产业战、金融战、数据战全面升级，技术封锁与供应链切割威胁经济安全。况且美国国内强硬派推动对华全面脱钩，若贸易战持续，中美关系恐难缓和，外交沟通窗口收窄。当前中美贸易战已演变为全球秩序重构的缩影。中国需以清醒认知应对战略压力，既要把握技术革命机遇，亦需防范系统性风险。未来，唯有兼顾发展优先与斗争智慧，方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国博弈中占据主动，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十三、美国发动贸易战是误判，中国通过内需调整和深化改革成功抵御，加速自身崛起。彭波指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是一个重大错误，基于错误的战略判断。特朗普希望通过“贸易讹诈战”吓唬其他国家，迫使它们向美国输送利益。然而，这一策略忽视了其他国家的反击能力和决心。首先，特朗普希望通过对中国施加高额关税来实现快速谈判并获取利益，但中国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措施，导致贸易战不断升级，最终使美国陷入被动局面。其他国家如加拿大、欧盟和日本也纷纷对美国进行反击，削弱了美国的威胁力。其次，美国国内经济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贸易战打乱了美国资本市场的稳定，降低了美元指数，并推高了美债利率，增加了美国政府的借贷成本。此外，房价上涨和经济负担加重，使得美国经济难以承受长期贸易战的压力。中国的应对策略展示了其战略定力和成熟度。中国通过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和增强人民币国际地位等措施，有效抵御外部压力。同时，中国还利用此次贸易战契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当前的主要敌人不是美国本身，而是旧有的国际经贸格局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国际形势。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调整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中国在应对美国攻击的同时，应思考如何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最后，中国的主战场在国内而非国外。中国需要调整国内经济结构，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消费。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国内经济的韧性和竞争力，也为应对国际挑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十四、美国谋求多极世界中优势，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大国路线不同，竞争加剧。王在邦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逐渐从单极化向多极化转变。美国曾试图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但近年来不得不承认这一努力已告失败。特朗普及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不再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而是争取在多极化世界中保持有利地位。首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表明，在多极化进程中的大国竞争加剧了地缘政治的动荡。这场冲突加速了多极化的进程。与此同时，美国试图通过支持乌克兰来巩固其在全球的地位，显示出其仍希望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北极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气候变化使得北极航道变得更为重要，而北极地区在洲际导弹的战略部署中也具有关键作用。美国保守派战略家们已经开始重视北极的战略价值，并将其视为与中国竞争的新战场。再次，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中国已经具备反守为攻的能力，并有能力抓住对方的破绽进行有力反击。例如，在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时，中国的策略展示了其战略自信和外交斗争的成熟度。此外，美国的战略规划倾向于追求彻底胜利而非接受平局，因此我们需要警惕其孤注一掷的行为。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应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增强自身竞争力，同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和稳定的角色。中国有条件也有能力成为未来世界的建设性力量，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策略，促进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应在确保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五、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对中国是一次难得机遇。李光满指出，第一，当前关税战既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中的一个节点，也是美国战略东移后中美关系走向冲突、对抗甚至战争的一个结果，是中美战略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必经过程，是中美斗争由战略相持向战略反攻阶段转变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第二，从总体上讲，关税战对中国是一次改变战略主导权的重要机遇。如果能抓住这一机遇，对美斗争将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第三，美国发动全球关税战有其深刻的国内矛盾和原因。发动全球关税战是美国国内矛盾激化无法化解而向全球转嫁的需要，是维护和延续美国霸权的需要。第四，当前的美国有一种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关税战是一次动摇美国霸权的天赐良机，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制、反击。第五，这次关税战是冲击美元霸权，使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货币的一个重要机遇。第六，中国宁愿独自面对美国的关税大棒，也要跟美国硬刚到底是必然的，因为这是这既是实力所在，更是尊严所在。第七，这次所面对的既是关税战，更是政治战。我们应该把这场战略战当成一场关乎国家生死的政治战来打。第八，这场关税战是中国摆脱对美经济依附的大好时机。中国应该通过关税战让美国明白中国制造业才是王炸。第九，对美国脱钩是中国摆脱美国渗透、控制、剥削和掠夺的一个时机，是中国重新崛起的一个机遇。第十，这场关税战正是中国发展基于14亿人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夺回全球消费主导权的天赐良机。第十一，现在是启动建立全球以中国制造业为锚定物的全球新货币体系这一进程的大好时机。第十二，关税战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大好时机。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深度脱钩，中国应对财富外流进行严格的管控。第十三，关税战一定会加快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进程。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时机，需要的是坚定的意志和对国家对意志负责的担当和勇气，需要的是全体中国人凝心聚力、众志成城。

十六、中美贸易战双维胜利标准：精神不屈与经济反制的战略平衡。江时学提出，判断贸易战胜利需从精神与经济双重维度衡量：精神上，中国已通过“不屈服”取得胜利；经济上，则需以实现“美国蒙受巨大损失”与“中国自身损失最小化”为两大核心标准。这一双维框架为当前贸易战应对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导向。精神胜利的关键在于保持国家意志的坚定性。中国在贸易战中展现的韧性已赢得国际社会关注，但仅靠精神胜利不足以支撑长期博弈。经济层面的反制与内需驱动才是根本。当前应对贸易战的短期策略应聚焦于扩大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但此举可能引发欧洲等政治力量的担忧。中国已让美国部分行业承受压力，但需警惕欧洲等第三方市场对出口转移的抵触情绪。他强调经济胜利需兼顾“对外反制”与“对内减损”，因此长期根本之策仍是扩大内需。然而，扩大内需这一长期战略至今未能突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至今未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这一结构性短板严重制约了内需潜力的释放。对此经济学家与政策部门需要深入剖析症结，提出可落地的解决方案。此外，他批评当前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缺乏实质性的应对策略。从战略角度，针对当前讨论中“重批判、轻对策”的倾向，建议聚焦政策创新，避免想当然、泛化中美关系“糟糕论”；需集中研讨具体反制工具，如产业链韧性提升、非美市场多元化布局。中美贸易战是一场综合国力与战略耐力的较量。中国需在精神层面保持定力，同时以经济手段精准反击，并加速内需体系改革。唯有双维并重，方能实现“以战促兴”的长期目标。

十七、特朗普加征关税误判形势，中国升值货币扩大内需应对挑战。德纳指出，特朗普政府通过增加关税及汇率手段来维持美元霸权并减少贸易逆差，特别是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然而，这一策略基于错误的认知，即认为中国比美国更需要对方。实际上，中国的出口市场已多元化，美国仅占其GDP的一小部分。此外，中国通过反制措施，如人民币升值而非贬值，不仅抵御了外部压力，还增强了自身经济实力。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的战略误判加剧了其内部问题，包括资本市场波动和美债吸引力下降。具体来说，特朗普希望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中国迅速签订协议，但中国采取持久战策略，利用贸易战契机推动国内经济发展。比如，扩大内需市场，促进东西部经济平衡，并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中国政府还鼓励外贸企业转向内贸，让中国消费者能够享受物美价廉的商品，从而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通过建立统一反关税战战线，中国与欧洲、日本等地区加强合作，进一步孤立了美国。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贸易战也是一次对中国经济承受能力的压力测试，证明中国有能力应对各种挑战。同时，建议中国政府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增加黄金储备以替代美债投资，避免因美国政策变化而遭受经济损失。例如，过去几年由于购买美债导致的巨大损失，已经显示出持有大量美债的风险。总之，贸易战促使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加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领导者之一。这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也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将继续坚持自主创新，提升自身竞争力，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十八、在制裁问题上平衡理智和情绪。（一）要为“制裁”正名。“制裁”一词目前有一定程度上的被“妖魔化”。联合国安理会常以合法名义实施制裁，为我们提供国际法依据。（二）灵活运用制裁工具。作为新兴的制裁主体，我们必须运用经济手段维护主权与发展安全，但在对象选择上仍需谨慎。例如，同为反华势力，制裁资深政客比制裁政治新星更稳妥，过早制裁新星，若其未来执政，可能带来不利后果。（三）我们需客观看待经济“杀手锏”。常说中国拥有稀土、大市场、工业能力等优势，但部分“杀手锏”运用仍有局限，如美债，中国持有量仅8000亿美元，不足美国总债务的2%，影响力有限；稀土方面，虽资源丰富，但产业链地位下滑，缺乏定价权、话语权和国际组织影响力，数据掌控也依赖美国。除此之外，海外执法力薄弱，难追踪稀土流向，同样制约反制效果。相比之下，美国凭美元体系、盟友合作、海外执法与科技情报，优势明显。我们仍需优化策略，真正实现有效打击对手、保护自身的平衡。（四）经济武器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是关税、出口管制、制裁还是投资限制，都会带来反作用。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往往陷入合规困境：既要遵守中国法规，又不能违背美国法规，左右为难，利益受损。（五）需要在政策层面更清晰地区分“制裁”与“反制裁”。目前已有反外国制裁法及相关细则出台，但二者界限仍不够明确，长期可能引发政策逻辑不一致。例如，我们在公开场合批评美国的单边制裁，若同时实施类似措施，逻辑上就存在矛盾。因此，需厘清制裁与反制裁的定义与适用场景，维护政策一致性和国际形象。(六)应对制裁与反制措施的效果进行系统评估。对中国制裁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一些措施确实有效，但部分领域几乎无影响，原因在于中澳贸易结构、全球价值链和可替代性等因素。因此，建议加强对经济反制的法制效果与影响的评估机制，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针对性。

十九、美元霸权的衰落与中国应对策略。高德胜（一尘）认为，（一）美元霸权的崩溃已肉眼可见地加速演进。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毫无逻辑，任性胡为，引发了国际市场的混乱，严重损害了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其关税战最终失败，不仅使美国经济面临衰退和滞胀风险，更摧毁了美国的国家信誉，这是美元霸权赖以存在的信用基础。近期美债市场的暴跌，标志着世界对美元投下了不信任票，国际投资者正在远离美元资产。（二）美元主导的全球化走向终结。美国的保护主义上升是其对自身实力和竞争力衰弱的焦虑反应。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仅与中国为敌，也严重伤害了包括美国盟友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成为全球化的最大障碍。世界各国不得不重新评估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全球贸易格局走向分化和重组。中国作为世界货物生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不依赖美元，甚至可以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形成一个平行于美元体系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三）人民币崛起的机遇与挑战。人民币要为美元霸权崩溃做好制度性体系性安排。中国应重估人民币币值，对美元升值，打破美元主导的不合理国际货币体系。同时，加快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扩大人民币在贸易结算及国际投资中的使用。此外，应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依托，在进口贸易中大力推进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对外投资、对外援助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首选人民币对外投资。（四）抓住机遇、面向世界，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美元霸权的衰落是大势所趋，我们应当抓住这一机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要警惕美国可能采取的极端措施，如海湖庄园协议等，这些措施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全球经济秩序。我们应当加快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换，增加劳动者和全民收入，扩大消费和内需，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使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世界的影响力。

二十、中美经贸战是霸权主义扩张与中美战略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其影响深远且将引发更广泛对抗。张志坤指出，中美经贸战、关税战是霸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美战略矛盾的体现，其影响深远且将持续扩大，需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他认为，这场关税战仅仅是中美经济战争的开端，未来将蔓延至金融、科技等领域，形成全面战略对抗。这场斗争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沉重打击了亲美势力，包括主张投降的右派和倾向妥协的绥靖主义左派；二是教育警醒了中国人民，使民众看清美国霸权真面目；三是部分上层精英对美仍存幻想，希望冲突止步于关税层面。面对这一挑战，他提出以下策略：一是从内部清除亲美势力的干扰，包括投降派与妥协派；二是发动群众支持反霸斗争，强调人民群众是反霸主力，要避免斗争沦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博弈，应该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和动员凝聚全民力量，让14亿人同心协力；三是造就一支敢于冲锋陷阵的斗争型干部队伍，改变当前部分干部思维局限，摒弃对美妥协思维，培养敢于冲锋、善于斗争的人才，推动干部队伍战略转型，推动国家发展模式向自主自立转型。当前斗争是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唯有在思想、组织和战略层面全面准备，中国才能在日益复杂的中美对抗中掌握主动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发展。

二十一、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应对挑战。韩飞麟指出，特朗普发起的全球关税战及中国的强硬反制，已将世界政治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促使中美全面对抗白热化。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进入“立威立信”的关键阶段，需加强与全球南方的政治互信合作。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存在世族世袭性政治，其政治群体核心多到欧美接受教育，对西方认知有较强塑化，与中国在历史文化、政治思想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异导致心理距离远、信任度低。中国需通过文化输出和引领，影响这些国家未来的政治群体。他强调，过去中国以孔子学院为主要形式进行文化输出，但存在局限性，如分布集中在西方国家且影响力局限于低层面群体。建议中国更多着手海外联合办高等教育，融合文化、经济、卫生、科技等多领域，让当地社会中上层子女深入了解中国，从长远战略培养对中国友好的力量。以马中合作打造儒医文明对话平台为例，强调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拉近与伊斯兰世界的距离，增强战略合作互信。过去一个国家的政治群体认知需几代人迭代才能深入转变。中国当前应针对全球南方未来政治群体，强化文化输出。这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更要通过教育等方式，让这些国家的青年深入了解中国。他指出，总书记访问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提出让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到中国研修和研学，但到中国学习的人数有限，因此建议加强海外联合办学，聚焦社会中上层，因为他们是未来社会发展变化的主体。他最后强调，教育投资是战略性投资，境外办学可更具规模、更长远、更深厚地实现文化输出目标。中马合作中的儒医文明对话平台，是拉近与伊斯兰世界距离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增强战略合作互信。

二十二、当前研究重心应从特朗普政策转向反制体系构建。朱志高强调，要分化美国盟友圈层，争取国际中立/观望力量；要保持关税强硬立场，将经贸对抗转化为地缘政治重构机遇，遵循“先退让者失势”原则。政治博弈路径上，以菲律宾政局为案例：借中期选举窗口期，扶持亲华势力对冲南海问题负面影响；利用杜特尔特事件舆论转向，建立系统性政治培植机制。同步构建多边政治同盟网络，突破传统外交约束。经济突围策略上，要解析敦煌网现象（跨境电商单月下载量跃居美洲第二）可研判美民众囤货行为持续性；要建立政企协同机制：由行业协会主导标准制定与海外拓展，激活民间创新，同时也要看到民企自身追求盈利的智慧（如主动拆分产品以减免关税）。军事威慑体系上，要创新“安全输出”战略：针对中小国家安全焦虑，重构战略互信供给模式；技术震慑与非对称打击结合：敏感节点展示尖端武器，探索第三方向美军目标实施战略牵制（胡塞武装模式），重点研究航母打击可行性。多维协同架构上，要构建政治培植、经济突围、军事震慑三维体系：政治端建立20+重点国家亲华势力培育清单；经济端打造100家跨境平台突围矩阵；军事端形成“技术展示+代理战争”双轨威慑。通过关税战推动国际秩序重构，实现战略被动转为主动攻势。

二十三、关税战下的中国面临科技革新挑战和机遇。赵刚指出，（一）关税战背后的科技竞争激烈，美国发动关税战的目的是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美国凭借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推动制造业回归，试图建立智能化无人化工厂，重塑全球制造业格局。这对中国是巨大挑战，因为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严格打压，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必须冷静应对，重视科技发展方向和底层技术的突破。（二）美国民意基础与变革诉求美国国内民意调查显示，78%的选民支持大规模改革和变革，其中53%支持颠覆性变革。特朗普的关税战和内部改革得到了广泛民意支持。中国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同时关注美国国内的变革诉求，因为这将影响未来国际经贸格局。（三）中国科技发展的机遇与不足，中国在科技领域曾有四次重大发展机遇，包括改革开放初期的中美科技合作、苏联解体后的技术引进、加入WTO后的全面合作，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并购引进。这些机遇推动了中国科技的飞跃发展。然而，中国目前在科技发展方向的把握和底层技术突破方面仍存在不足。关税战限制了中国，但也促使中国科研人员和企业更加专注于技术研发，提升产品质量。（四）应对策略与建议，第一，加大开放力度，对海外人才开放绿色通道，引进包括美籍科学家和企业家在内的各类人才。放宽人才绿卡发放限制，不分年龄、肤色、信仰和国籍。第二，开放市场和应用场景，打破央企国企垄断，让民营企业和外企有更多机会参与市场，鼓励外企在中国设立工厂，雇用中国人，购买中国货。第三，开展科技外交，与“一带一路”国家、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建立密切联系，推动成立国际组织、制定国际规则，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第四，投资于人，推动人才就业，扩大高校、医院和养老院建设，增加就业岗位。政府和市场结合，支持人才创业和技术引进，推动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建设。

二十四、当前中美博弈呈现三维度战略转型特征，中国行动应“刚柔并济”。马玲认为，战略范式上（一）战略刚性建构要突破传统“韬光养晦”思维，在关税谈判等关键议题中主动设置"反制成本临界点"，通过非对称威慑重构对手决策逻辑。近期对美贸易反制案例显示，中国正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战略主动性，迫使美国重新评估冒险收益。（二）联盟政治要创新，要对“不结盟”原则进行当代诠释，在数字经济、气候治理等领域培育“议题导向型准联盟”。这种功能性合作既规避军事同盟风险，又有效对冲美国构筑的排他性经济体系。典型案例包括区域基建合作中对日韩的“选择性互惠”策略。（三）战略体系要升级，经济上通过产业链精准断链预警，建立“经济-政治”联动威慑机制；文化软实力上借鉴“甲亢哥”现象培育Z世代文化使者，运用短视频等青年媒介重塑国家品牌；规则重构方面，建立案例数据库揭露西方双重标准，运用数字传播技术实现认知矫正。台湾问题复合策略上，要构建“软硬兼施”多维体系：渗透岛内意见领袖网络解构“台独”叙事；建立产业链安全模型形成经济威慑；推动国际法历史法理阐释闭环。近期案例显示，通过精准运用经济杠杆与社会渗透，已有效压缩“台独”政治空间。战略机遇把握上，百年变局中需展现“有所作为”的进取性：在坚持底线思维的同时，以战术灵活性利用战略窗口期。通过体系化推进战略传播、创新经济外交工具、构建区域安全架构，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中占据规则制定高位。这要求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具备“乱云飞渡”中的精准破局能力。

二十五、世界已经失序，我们应创新保护自身。强军智库主编马飞指出，从长期看，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发动的时间越长，停止的难度就越大，已经对几十年形成的全球化乃至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无法挽回的影响。一是全球贸易碎片化。美国以双边谈判代替通行贸易规则的做法，以美国霸权迫使各国做出让步，各国企业只能调整自身供应链结构，部分国家将不得不加速推动区域贸易协定对冲影响，全球贸易大概率被分割成多个区域。二是地缘关系丛林化。在美国带头作恶下，世界各国可能进入大国欺负小国的丛林秩序。三是全球治理失能化。特朗普政府频繁“退群”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国际信任，导致国际合作的难度增加，各国之间的互信基础受到冲击，使全球治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建议我国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是出台政策保护中国制造业企业。一是加强企业救济政策，确保我国制造业企业的门类不消亡。二是实施国家商品收储政策。三是特殊时刻直接给老百姓发钱消费。其次是采取能让美国有所忌惮的反制策略。一是抛售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二是分化美国盟国。三是吸引泛中华文化圈国家与我国结盟。再次是加强研究尽快实施中国式安全输出。我国在全球各地存在大量高价值资产，但我国在保护这些资产安全的力量还存在不足，与我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也不匹配。我国应加快相关理论研究，破除封建王朝思想中的“消藩”思想桎梏，积极构建中国式的安全输出模式，切实保护我国在全球的各类资产。

（国盛战略智库秘书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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