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集刊荐读 | “一带一路与一洲:中国与非洲新合作”调研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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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一带一路与一洲”新在哪里？北大不同学科背景的学人突破学科疆界，以开放研讨的方式，在集体一线调研基础上形成此专辑。本辑分为 “从基建到投资经营：中国角色变迁”“资本、教育与人力资源”“文化碰撞与对话交流““ 探索创新”四个栏目，研究对象国主要集中在埃塞、吉布提等非洲之角以及安哥拉，涉及的领域包括投资、教育、文化交流等，有助于使我们了解“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非洲合作的情况、进展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ISBN：978-7-5201-9521-8

刘海方 何峰 王进杰 主编

定价：1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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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辑目录 （向上滑动阅览）
导论：“一带一路与一洲”新在哪里？　刘海方／1

从基建到投资经营：中国角色变迁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吉布提港发展：经济地理条件、城市状况与PPC模式的可移植性　陈宇枫　许立言／23
中资企业对埃塞俄比亚投资的机遇和挑战：基于政治经济发展视角的分析　王敏　李晨阳　林雪芬　张丹丹／45
中资企业对吉布提投资的机遇和挑战：基于政治经济发展视角的分析　王敏　尚双鹤　杜雨帆／74
从吉埃相依到全球节点：吉布提物流业发展战略研究　〔喀麦隆〕门杜／91
从建设农场到投资经营：内战后中安农业合作研究　何书忱／108

资本、教育与人力资源
新一轮中国资本与非洲人口红利
——基于中非工业园区的调查分析　王进杰／129
教育、人力资源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新加坡经验对吉布提发展的启示　邹雨君　哈巍　陈东阳　郭圆圆／156
埃塞俄比亚、吉布提人口跨国迁移方式变化原因分析　孙威／188
南非职业教育发展与中南职业教育合作初探　姒海／211
中非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高校对非合作的策略选择、现实挑战与应对路径　任新红　任军／238

文化碰撞与对话交流
让吉布提建设得更像吉布提
——在对话交流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师曾志　李堃／257
庶民作物，绿色黄金或精神毒药？卡特草在非洲之角的社会生命史　谭威／275

探索创新
后殖民主义与亚非拉环境史研究　包茂红／293
如何学习非洲：基于哈佛燕京非洲研究访学项目的思考　罗楠／314
发展研究中的参与式评估：基于中国和非洲的实践项目　裘丽　唐•迪茨　尼基•波／324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19年度大事记／337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20年度大事记／343

文章试读

导论:“一带一路与一洲”新在哪里?

——非洲经济转型发展的视角

刘海方

任何好的政策设计都不是天生完美无瑕的,而是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认知的逐步深入而调整并趋近完善的,这也是决策过程科学化的一种体现。“一带一路”倡议显然也是这样逐渐丰满起来的:最初的设计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以及“零和格局”的战略思维在东亚地区遏制中国的背景下,是避开美国的对抗态势的需要;从最初的关注中国内部的平衡并“向西开放”,促进中国与这一带周边区域经济的整合,到2015年明确了与伙伴国家政策联通、生产部门与基础设施通盘设计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等重点方向,直至今天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五通”的概念。同样,“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地理范畴也存在着拓展延伸的过程,倡议公布后的很长时间里,非洲大陆(埃及除外)并不在其规划当中,甚至因占据红海而成为古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被认为是公元3世纪时候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阿克苏姆王国(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也没有被囊括在内。对此,国内国外观察家难免做各式各样的解读,非洲学者则不断出现忧虑非洲失去在中国的世界版图上的重要性的发声；其间中国多位非洲研究领域的学者先后表达了“一带一路”与“一洲”的相关性和对非洲发展的潜在影响的观点,林毅夫教授关于“一带一路”要加上“一洲”的声音在中国学者中间最响亮。林毅夫认为,非洲大陆是在经济转型升级中与中国匹配度最高的地区,是转移出去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天然承接地。中国政府首任非洲问题特使刘贵今大使同样积极看待非洲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2016年在北大举办的与来自全球近50位博士生的“对话大使论坛”上,刘大使说,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是先行先试的“一带一路”,因为两者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政策协商和金融合作,将区域交通体系联通起来。

一 非洲大陆联通之梦:从“把人送到乡村”到数字化跨越式发展

1969年阿姆斯特朗登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感慨地说:“发达国家忙着把人送到月球上去,而我们着急如何把人送到乡村去。”为什么要把人送到乡村去?在我的非洲课上,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学生经常给出五花八门的猜想,但是大家经常是猜了一大圈之后才终于有同学小心翼翼地“大胆假设”,“难道是没有道路吗”?显然,包括中国同学在内,生活在相对发达世界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没有交通基础设施的状况,而这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独立以来长期面临的困境。100多年前,殖民统治制造了一个二元的世界———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都是围绕殖民者活动的核心地区而建,现代交通手段并不是为大多数人设计的,广大乡村地区只在为殖民者提供原料和劳动力蓄水池意义上存在。苦于没有强大的投资能力解决城市和乡村的联通问题,独立以来的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向现代经济转型并从全球价值链中受益(而不仅仅是作为原料供应国)一直都受制于此。

正像吉布提的国家规划提到的,非洲2063议程、非洲国家的规划已经设计了各种大陆联通的蓝图,例如非盟下面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Program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Africa,PIDA)等,然而,投入从哪里来?非洲大陆实现经济转型,像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一样,需要看好其经济发展潜力的外来者的合作。我自己的一个肯尼亚学生在课上讨论的时候说,“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推力也作为机会被格外珍惜,因为它使得非洲人终于敢于梦想(dare to dream)非洲大陆的联通之梦。非洲开发银行受非盟委托成立的智库平台“非洲50”(Africa 50),专门研究如何解决非洲的基础设施问题,并网罗和汇聚各种开发者和投资者,共同促进非洲基础设施的发展。2017年年末,“非洲50”发表了报告《向着智慧、整合的基础设施努力:数字化、低碳化和流动性的议程》。根据报告的数据,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非洲人占到全世界总数的1/5,但实际上非洲只拥有全球2%的车辆,道路的缺乏和路况差是事故高发的主要原因,当然对民众生产生活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50%以上的非洲道路都是没有铺砌的;非洲的航空交通只占到全球2%的份额,而海上交通也只占到5%。《向着智慧、整合的基础设施努力:数字化、低碳化和流动性的议程》这份蓝图给出的规划,并不只是针对补足道路、海上和航空基础设施不足的短板,而且特别拥抱科技创新、低碳绿色、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这些概念,高度不输给亚洲或者其他发达国家。这是因为,非洲拥有了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信心。也就是说,这个联通,不仅仅是常规基础设施的联通,也包括了信息的联通。回溯20年前的世纪之交,人类社会开始普遍使用微机,大规模的数字化开始让“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概念越来越在全球成为现实的时候,很多关注非洲的学者都悲观非洲的未来,非洲伟大的学者萨米尔·阿明教授就曾经说,“非洲将有可能沦为第四世界”,因为数字鸿沟会将非洲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拉开距离。在当时看来,“数字化”,似乎一劳永逸地与非洲绝缘。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非洲国家领导人在集体和国别层面上开始严肃地讨论“数字鸿沟”的问题,并纷纷将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作为各国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方向,如南非的“2030年国家发展计划”中,信息通信技术被列为重要组成,因为它将“支撑一个充满活力的互联信息社会的发展”和“充满活力的知识经济”,而且“ICT基础设施将满足公民、商业和公共部门的需要”。显然,当全球的目光都习惯性地盯着非洲的负面形象,只关注战乱、贫穷、疾病、饥荒等,就很难看到非洲国家自身的努力和积极的变化。在我的非洲课上,经常有同学不敢相信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是全球实现移动支付比例最高的地区,更有同学听说卢旺达居然是领先全球实现5G网络覆盖的国家,而且早在2015年就开始用无人机来配送药品而大跌眼镜。当然也有学了我的课程之后趁假期跑去卢旺达的学生—他要亲身体会和拥抱这个“无人机友好”国家。很多国家近年来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都取得了快速发展。比如,吸引全球各种传统投资者的肯尼亚,同时还吸引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电商服务平台,各种创意产业层出不穷,很多在非洲大陆以外学习工作的优秀学生也乐于回去加入欣欣向荣的数字化和创意产业中。肯尼亚的近邻坦桑尼亚,一直被认为相对缺少商业气氛而对市场和外界的变化反应落后。然而2016年,我们采访调查发现,随着无线光纤网络覆盖到全国,电信部门迅速成长,相比市场已经被基本抢占的肯尼亚,很多的本土和外国投资者更看好该国更大的商业潜力,而信息通信技术显然也在推动坦桑从政府管理(税收和医疗)、生活支付(比如所有的水电杂费都可以手机支付)到旅游、教育等全方位的变化;制造业也许对于新技术反应比较慢,当然小制造业者协会已经开始使用各种信息平台销售本土生产的日用品甚至自制的烤面包机;农业部门更不例外,很多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小农互相组织的形式以及与市场相连接的手段,都在逐渐利用网络的技术,只是变化发生的更缓慢一些。

二 非洲经济的转型发展:外来资本福兮祸兮?

政治独立为非洲各国带来了经济自力更生的希望,二战后主导的发展经济学主张新独立国家应该通过国家计划实现工业化,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提升福利水平。很多国家采取的典型发展路线就是进口替代型工业战略,也就是国家组织制造业工厂,生产国民生活所需产品以减少国内市场对于外来进口的依赖。1965～1973年,非洲国家的工业发展增长速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仍然以矿业为主。因为很多国家几乎是从零做起,1960～1980年这一阶段的工业水平整体增长近7%,一些国家的制造业有显著进展,尽管新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石油危机发生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随之下降,非洲工业的增长迅速减慢。农业方面,因为汇率高估和市场委员会控制着产品价格,大大抑制了农业出口,黑市和走私兴起,很多国家更是忽略了鼓励和提升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在出口减少的同时,政府因为对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信念的支持而继续对生产部门大量投入,不得不更多依赖外国贷款来购买进口器具和技术,支持很多新公司和农业机械化的需要。到了80年代初,大部分非洲国家已经陷入了经济危机,巨额的贸易和财政赤字以及债务偿还的压力,都使得面临破产境地的非洲国家不断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帮助;而接受IMF和世界银行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直接后果是非洲国家实施财政紧缩,公共和私有部门的投入减少,新生的工业体系迅速遭遇去工业化,同时为了支撑财政赤字而不得不严重依赖西方援助。

中国被普遍认为是21世纪以来影响非洲发展的最重要的机遇,首先是中国本身的快速工业化带动国际大宗商品的需求和价格走高,很多非洲国家出现了10年的高速增长,而且在低利率和对于非洲政府债券高需求的推动下,非洲国家得以进入全球资本市场。这种变化引发非洲国际地位的上升,在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发生的2009年,中国金融机构推动中资公司在非洲进行“反周期的投资”,形成了南非学者所说的中国与非洲的发展耦合(coupling),这也使得非洲开始摆脱西方国家用援助等手段进行的控制,实际上与前宗主国形成“去耦合”(decoupling)趋势,即依赖性降低。正是因为21世纪以来中国对促进非洲发展的重要杠杆意义,国际上有学者认为,这是非洲对于中国资本形成了“新的依赖”的表现,因为随着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使得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降速;而且随着投资人对非洲经济应对金融危机能力的信心大减,国际资本市场上借贷的成本走高,非洲国家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缩水,加纳、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国又转而回头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救助。

显然,这些表象的深层本质,仍然是非洲国家就范于新自由政策开出的药方以来陷入的结构性困境:结构调整和良政改革并没有达到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的目标,相反,很多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非正式经济、脆弱的农业和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局面;因为没有新的出口产业,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引发整体经济持续显现出脆弱性;随着全球经济的变化引发的外部震荡,与汇率和贸易赤字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成为影响非洲发展的核心问题—非洲因为经济结构的狭窄和脆弱,相比世界其他地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加严重。相较20世纪80年代,非洲大陆当前整体经济体系虽然已经强健很多,但服务性行业如信息和银行领域仍无力帮助国家克服外汇兑换的局限,因为很多国家的经济还依赖少数几种自然资源的出口,而且需要进口制成品和城市消费的主要粮食产品(大米、小麦等)。因此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非洲经济整体增长显著,但结构性转型尚不明显。显然,只有那些已经成功地进行了更大程度上的结构调整,增加了新的出口产品并且有效地自给自足生产国内市场所需的国家,才能够承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压力。正是这样的发展经历,重新激发了非洲关于发展需要经济转型,激发内生性增长和收入的提高,实现自给自足的新一轮讨论。新的讨论从对于国际发展援助有效性的质疑开始,比如《援助的死亡》等引发广泛讨论的作品以及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前总干事卡洛斯·洛佩兹教授的《非洲在转型中:怀疑时代的经济发展》。

重要的是,非洲内部的讨论不再是以援助国为中心,而是从非洲本身视角出发,反思非洲国家已经实施二十年的政策议程,即大体是官方发展援助支持的社会服务供给的利弊得失———人道主义目标固然重要,但同时偏离了如何刺激经济转型,以便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也能够取得全方位的发展。2010年以来,国际捐助者和非洲国家政府都认识到这一现实并开始了新的方向调整,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甚至公开谴责结构调整政策开出的药方是失败的,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到必须支持本土公司和农业的生产及组织能力。在此背景下,一度长期作为首要目标的减贫政策让位给经济转型和工业政策,国际金融体制和非洲政府都纷纷倡导支持。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政府一直是呼声最为响亮的。与之相伴随的,是论争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来支持工业政策,在非洲这样的政治如何实施,国家与商业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模式等;外来投资是福是祸,当下在非洲转型发展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的讨论,无疑成为一大焦点。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已经开始讨论非洲国家为什么没有能够出现独立以来乐观预期的快速经济发展,反而不同程度地出现不景气甚至衰败。依附理论学派的文献一直将外来资本视为非洲不发展和欠发达的主要原因,很多学者直到现在依然坚持这一学说,比如强调非洲的不发展不仅仅是前殖民地宗主国的罪责,而且是全球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共同(co-produced)制造出来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像1974年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提出的“国际新经济秩序倡议”(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itiative)中指出的,大幅度提升原材料产品的价格,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工业化。

美国中非关系研究专家黛博拉认为,不能延续依附理论一概否定外来资本对于非洲转型发展的作用,因为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来,跨国网络为非洲本土企业提供了获得资金、信用和出口市场的可能,而这些原本都是非洲国家难以企及的。正如毛里求斯的案例显示,新的出口部类往往是由侨民资本或者外来投资者带来的;比较而言,同样受益于外来商业网络的尼日利亚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因中国台湾企业家没有在尼日利亚进行直接投资,当地企业并没有向中国台湾同行学到太多技术。总之,外来投资一方面固然可能会对于东道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因为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部类会对于实力不足的本土公司形成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外来投资也是学习如何形成新的产业部门、提升生产能力的最好办法之一。为了达成这样的效果,非洲政府必须积极地推进外来企业和本土企业之间的技术转让和学习,如此本土企业才有可能提升竞争力并进入到全球价值链。就当前中国的投资迅速进入非洲,不断招致传统玩家“酸葡萄”心理,甚至公开用“债务陷阱”等舆论战的方式污名化中国的全球语境而言,黛博拉教授这样的实证研究,可以平衡一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视非洲为“无能”“被动消极”,而外来者一定与非洲形成不对称的“新殖民主义”关系的舆论导向,也有力消解了对中国的恶意抹黑和攻击,为研究中国与非洲的不同于老殖民逻辑的新型国际发展合作开辟了理论空间,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加速中非合作的背景下有助于在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客观地讨论中国的投资在非洲工业化和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三 “一带一路与一洲”的实践与研究

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非洲各界精英在各种场合明确表达了对于非洲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期待和要求———了解非洲国家在冷战后被边缘化的国际处境,就会非常理解为何非洲人如此看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新世纪带来的替代性国际合作机会———不仅仅是可供选择的机会增加了,而且因为拥有了与前殖民宗主国和美国谈判的筹码从而获得更加平等的国际地位和自由选择的权利。笔者在跟踪观察非洲方面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时,也经常会被非洲政府、学者、社会组织等的富于想象力的“蓝图规划”所感动,例如一个叫作“创意人居”的组织(InnoHabitat),宣布自己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延伸,是“非洲一带一路”,是借助中国通过蒙巴萨港口将非洲与世界经海路和陆路连接起来之后的“创意可持续城市模型”。再如,国家层面的设计规划中,吉布提这个宣称打造“非洲的新加坡”的重要海港国家令人印象深刻,吉布提早就有了一整套“两步走”的国家发展规划:第一步成为东非和中东的转口贸易港,第二步要建设联通大陆东端和西端的高速公路,并与在建中的自贸区、天然气终端等连起来谋求在东非地区的发展。

这正解释了非洲本土的民意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2015年和2020年两度发表的关于“非洲人对中国认知”的入户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和受欢迎程度近年来大幅度提升———非洲国家民众整体上对中国的积极认知首先来源于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和经济生产领域的巨大贡献。人们曾经纠结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到底是怎样伸展的,哪个非洲国家称得上所谓“正宗性”的丝路沿线国家。随着更多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西非地区的学者因此提出过郑和曾经航行至此的猜想,津巴布韦和南非的学者更因为境内多处发现的中国瓷片和钱币等史迹而提出猜想:郑和曾经到访南部非洲,而且东南部非洲沿海应该有更早于郑和时代的中非文明交往。更重要的,借用这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符号联系起来的国家,愿意在去政治化、求同存异的倡议下共谋发展,更有敢于梦想和敢于有勇气、有创意地去携手迎接人类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实际行动。

2017年5月,肯尼亚总统和埃塞俄比亚总理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很多非洲朋友长舒了一口气,欣慰于“非洲没有被遗落在‘一带一路’之外”。继以上几国签约加入之后,非洲国家加速加入“一带一路”倡议,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塞内加尔、卢旺达以及跟着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传来的喀麦隆等多国签约加入的消息。2021年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新年首访,更促成了刚果(金)和博茨瓦纳分别成为非洲国家中签约“一带一路”倡议第45个和第46个共建国家。按照林毅夫教授的设想,落实“一带一路与一洲”,既可以为非洲经济发展造血,同时有利于中国自身;在非洲,可以产业转移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为辅。就像车子的两轮,成为对外发展合作的支撑点。尼日利亚阿布贾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努奈举先生(Onunaiju)给出了更高的评价,即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框架不是简单的偶然事件,而是面对国家行为体把持的难以撼动的民族国家主权利益与人类日益俱增的跨越边界的需求之两难困境中,探索创新解决思路的科学努力,是为了从当下人们跨越彼界的愿望、走向梦想的共同体。时至今日,这种发展合作是否如预期那样展开并为亟待经济转型发展的非洲大陆带来了实际的收益呢?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向何处发展,以及如何影响他国和全球,国际学界虽然难免存在争议,但大体上学者们都认为它会促进跨区域性合作、包容性参与并且带来新的全球化动力。中国学者、决策层和一线实施者都倾向认为,“一带一路”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努力,通过向外延伸到其他有潜能的市场探索新时期的合作共赢。目前中国学者的已有作品明显是政策述评性质为主,是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实际展开过程中的机会与挑战以及具体的解决建议展开的,政策决策参考意义比较明显。国外学者往往倾向于中观的视角,倾向于从外围视角把“一带一路”倡议解读为中国从新兴市场成长为全球大国过程中的战略需求。也有欧洲学者从深层的视角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是建立多方行为体的共同合作平台,中国、欧洲和双方都有合作的第三方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有望形成长期的区域间共生关系。

一位瑞士学者认为,自美国退出全球治理体系以来,在全球化逆流和世界贸易停滞的时刻,“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实用的替代选择,坚持和倡导多边合作,而且最大贡献可能正是通过建立自贸区(FTA)的公共产品的形式来保持世界贸易的持续,因为这种制度建设的贡献,不同于物资提供的方式,具备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和长远意义。该作者援引《财新》2017年的数据,指出2/3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亚投行与西方主导的多边银行共同投资的,比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

四 区域一体的转型发展路径——吉布提案例的启示

大多数非洲国家实际上原生于1884年欧洲人生硬地在非洲划分势力范围、完成实际占领,并且未经历革命斗争而是简单继承统治大半个世纪的殖民国家机器而来。这意味着新生的多数民族独立国家并非非洲人自主的选择,也很难说代表了非洲大多数底层民众的利益,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集体捍卫共同发展利益的呼声和努力明显在增强,但是政权维护其运转和稳定性的要求经常以牺牲本土经济发展、对外继续媾和为代价,殖民统治造就的国家的另一个重大缺陷则是大部分国家只有较小的市场和人口,这一缺陷随着全球化市场日益紧密连接而更加明显,非洲国家的发展除了走泛非大陆一体化(以及次区域范围内的合作)的道路外几乎没有其他替代选项。这正是当前非洲国家讨论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达成建立大陆自贸区(AfCFTA)共识的基础。每个国家如何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与大陆上的其他伙伴共同发展并将利益最大化,则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要素齐备。

从面积上来看,不管是按照非洲标准还是世界标准,吉布提并不是特别小;然而近百万的人口(在非洲国家中排倒数第五),加之尚未发现重大储量的矿产资源,这个东非之角的小国从1977年独立到90年代末的时间里都显得无足轻重,不为人知。吉布提获得第一次发展的机会,是厄立特里亚在1991年成功地从埃塞俄比亚分离,双方于1998年陷入战争并切断一切联系—作为内陆国的埃塞曾经长期依赖厄立特里亚的港口,此后不得不将其所有与外界的贸易往来都转向吉布提港口,包括商业船队也转向吉布提港口驻扎—这个印度洋小国的地缘优势终于得以显现,获得了平衡其近邻大国埃塞俄比亚的杠杆,而不至于像很多其他非洲小国完全被动地被前殖民宗主国所控制。

大部分国境线与印度洋和红海沿岸重合的吉布提,使它登临世界重要舞台的事件是2001年的“9·11”事件,美国此后把国家安全的大旗指向全球反恐战争,第二年开始租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并且与在非洲派驻军队最多的法国(吉布提的前宗主国)形成在情报、反恐等多领域里互相合作的局势。联合国倡导、北约领衔的国际多边反海盗行动以来,吉布提的国际重要性又实现了第三次跃升—各国纷纷租用军事基地,吉布提俨然成为欧美大国在东非地区和阿拉伯半岛一带的同盟国———美国通过新建大规模豪华使馆的方式高调宣布了将从吉布提向整个非洲之角和东非地区投射更大的军事影响,而日本借此机会也实现了第一次国民自卫队在海外的驻防。

从成为非洲之角大国埃塞的出海口以来的二十年间,三次外来局势变化带来发展机遇,这在当代全球地缘政治史上并不多见,对于吉布提本身而言也可谓意义非凡—独立以来,并没有加入非洲法郎区、没有通过“法非联盟”与其他法国前殖民地有多少联系的吉布提,如今国际地位实现三次大的跃升,这显然让吉布提的国际影响力“异军突起”,一举成为“反恐”“反海盗”等全球治理重大议题能得以解决的具有“四两拨千斤”的重要战略性“节点国家”:这不仅意味着逐渐摆脱单向度对法国依附地位的开始,而且显然在大国之间增加的多元选择性,给了吉布提开始获得独立自主决策的可能(虽然能力的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大量军事基地租金意味着在财政上更大的自主空间,经济上可以进行自主的建设和发展。

其实,吉布提从来不是仰仗法国鼻息在自家田地无所作为的依附者。复杂的历史渊源造成族群版图交错纵横,吉布提与东非地区的近邻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都形成某种爱恨交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地区大国埃塞俄比亚遭逢大旱灾,同时不得不面对战事正酣、急于一逞独立之志的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双重压力,吉布提出面组织了“应对旱灾和发展政府间组织”,调和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矛盾—时至今日,这个仍然以吉布提作为总部所在地的次区域组织与时俱进,逐渐成为非洲大陆发展比较好的地区组织,近年来南苏丹问题的解决正是得益于该组织长期的努力,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也表示通过参与该组织的协调来间接促进南苏丹和平。根据非洲开发银行测评报告(2019年春季),该组织是非洲实现交通基础设施联通最好的区域,这背后都离不开吉布提的筹谋,即20世纪90年代末接棒厄立特里亚成为埃塞俄比亚进出口贸易主要港口和西方大国在地区驻军的后勤通道的努力。如果说今天关于吉布提的众多国际报道,都离不开中国的后勤保障基地和吉布提自贸区,那么十年前跟吉布提的名字绑在一起的是迪拜—吉布提总统当年已经与迪拜政界商界精英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开始高调宣扬用“迪拜模式”实现吉布提的经济转型。阿联酋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意图积极向非洲大陆市场布局进发,在美国的反恐行动推高了红海地区的航运价格后,阿联酋与吉布提的伙伴关系一拍即合,实践上形成了抗衡另一个红海地区海运强国—阿曼的优势。2002年双方签订了长达20年的吉布提国际航空商业特许经营权,从2005年开始建设多哈雷油码头,包揽了进进出出所有的相关业务。2006年,迪拜环球港口公司(DWP)参照迪拜的杰贝阿里自贸区(Dubai’s Jebel Ali Free Zone),发布了金额为4亿美元的建设多哈雷多功能自贸区(Djibouti Free Zones and Port Authority,DFZPA)的计划,与吉布提成立的合资公司共同经营。迪拜的计划是,多哈雷建成为唯一的可以运作15000吨级以上集装箱货船的深水码头,就可以开设从远东地区、途径吉布提、最终抵达欧洲的新运输航线,不必经过本国杰贝阿里这条昂贵的航线。然而,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让西方世界元气大损、消费能力锐减,目标瞄准老欧洲市场的迪拜环球港口公司航运市场开始大幅缩水。吉布提总统长期依赖的索马里商人阿卜杜拉赫曼·博热(Abdourahman Boreh)是与迪拜建立联系、开始这一密切合作的操盘手,2010年开始因为反对修改宪法与总统出现龃龉,他被缺席审判为贪污罪,在港口业务中有数额惊人的舞弊行为。也门局势的长期不稳定引发途经亚丁湾线路日益困难,迪拜的航运公司尽管急需增加吉布提港口的货运量,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博热去职,吉布提任命了新的管理团队,双方的信任很难在短时间内重建,多哈雷合资公司也从此一蹶不振。

吉布提的筹谋能力更特别体现在与埃塞关系的把握、充分利用契机促进一体化发展上。1998年埃塞的对外合作开始主要依赖吉布提港口(甚至包括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提供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固然为吉布提提供了平衡这个周边大国的杠杆,但吉布提一直谨慎地维护着自己的主权,并力图扩大自己的利益和发展机会。埃塞俄比亚的最大私营部门投资者来自沙特大商人谢赫阿拉毛迪集团(Sheikh Alamoudi’s Midroc Corporation),该集团出资运作老港口的散装运输,向埃塞俄比亚的商人和国际合作者们提供包括卸货、打包和发送食品、肥料及其他大宗货物的所有业务。但是对于埃塞方面获得港口设施权益股份的要求,吉布提却坚决拒绝。吉布提自己的老火力发电昂贵且不稳定,经与埃塞积极谈判,获取了优惠的水力发电价格,建筑电网输送便宜的电力,对于民生和工业发展都可谓重大利好。吉布提也与埃塞达成协议,架设70公里的水管从埃塞向吉布提城市提供饮用水。双边还达成协议,建设几条干线和支线铁路网联通埃塞与多哈雷港口,包括2011年委托中土集团(CCECC)承建的途径德雷达瓦的铁路。吉布提愿意与埃塞俄比亚共同发展,既保持着自己的经济主权,同时还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实现了重建北方塔朱拉港口的心愿—该项目获得了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Arab Fund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总部在科威特)的支持,吉布提广泛交好各方的外交能力可见一斑。吉布提现任总统盖莱早在1999年当选后就希望尽早访问中国,近年来与中国的合作更多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怎样利用好中国这个发展机遇,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与吉布提的2035年远景实现完美对接,是吉布提政府重点考虑的事情。吉布提2035年远景提出的目标,首先是强调了青年人和广泛的政党、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发展。大多数人尚没有从本国的经济增长中分得红利,缺乏包容性的教育设施,青年人即便读书获得学位也缺少就业机会等,这些都是摆在吉布提政府面前最急迫的问题———全球化传媒造就的信息自由让吉布提的青年人要求与其他非洲青年人甚至全球的青年人有一样的发展机会和消费能力,而对于现实的不满则迫使他们走上街头,不管是修改宪法还是2013年和2016年的大选都可以看出来社会不公平激发的巨大反弹。

相比其他合作方,中国目前与非洲各国已经开展的合作显示,中非经贸合作有可能有效地提供工作机会、实现大规模减贫和包容性的增长,但这还是要求一线的企业家、工作者对于吉布提乃至非洲各国的社会民众最关心的民生、就业和青年发展有高度敏感性,并从各个环节提供满足民众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着中国企业人新一轮向全球南方的转向,但不难发现,这种转向是在各种历史线索交织、纠缠,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动力时而清晰时而晦涩的全球背景中展开的,这既是对中国的挑战,但也可能是中国带着自身实验的发展动力、在全球平台上迅速提升工作能力并参与书写新的全球历史的机遇,特别是当此非洲国家集体谋求区域(含次区域)合作发展之路的时机点。

（注：刘海方，北京大学非洲史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副教授。导论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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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列国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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