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总统为何可以肆意挥舞关税大棒说开去

多客科技

作者：微信文章
美国总统可以肆意挥舞关税大棒，主要是因为美国法律赋予总统较大贸易权力，政治体制对总统权力制衡有限，同时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强势地位也为其提供了一定条件，具体如下：

- 法律赋予总统贸易权力：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征税和管理对外贸易的权力，但1934年之后，国会通过一系列法律将大量国际经济权力 delegated to the executive branch（委托给行政部门）。例如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该法赋予总统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应对来自美国境外的对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的“不寻常和非凡”威胁，总统可据此实施贸易限制措施。
- 政治体制制衡不足：虽然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理论上国会和法院可对总统权力进行制衡，但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国会党派分歧严重，难以形成统一力量制约总统，且部分议员可能因受利益集团影响，对总统关税政策持支持态度或不作为。法院对总统基于国家安全等理由实施的关税政策，审查力度往往有限，难以有效阻止。
- 美国经济强势地位支撑：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国内市场庞大，对全球商品需求大。这使得其他国家在贸易上对美国有一定依赖，美国可凭借其市场吸引力和经济影响力，以加征关税为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在贸易谈判中做出让步，而不用担心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制对本国经济造成致命打击。
- 政治利益驱动：美国总统可通过推行关税政策迎合部分选民和利益集团。一些国内产业集团出于保护自身利益，希望政府通过关税手段限制进口，增加自身竞争力，总统为获取这些集团的支持和选票，会采取关税措施。同时，关税政策还可作为总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示强硬姿态的手段，用于争取国内鹰派势力支持，或在国际事务中提升美国“影响力”。



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真实目的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经济利益、政治考量和战略布局等，具体如下：

- 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试图通过提高关税，增加外国商品进入美国的成本，降低美国企业境外投资收益，促使制造业企业回流美国，推动美国再工业化，以兑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承诺。
- 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关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特朗普希望通过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获取更多财政资金，缓解美国长期存在的财政赤字压力。
- 获取经贸谈判主动权：中美贸易规模庞大且结构互补，特朗普试图通过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中国在经贸谈判中就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关键议题上做出让步，从而获取更多经济利益。
- 争取政治支持：美国国内部分产业集团出于保护自身利益，希望政府限制进口。特朗普通过发动关税战，迎合这些利益集团，可获得他们的政治支持和资金捐助。同时，关税战也可作为其展示强硬姿态的手段，争取国内鹰派势力及底层蓝领工人选民的支持。
- 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严重地缘政治挑战”，特朗普政府企图通过关税战扼杀中国的出口市场，进而遏制中国先进科技和高端产业发展，将中国封锁在世界前沿技术之外，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 胁迫他国在非经济领域让步：美国还会打着国家安全等旗号，以关税为杠杆工具，逼迫加拿大、墨西哥等其他国家在解决芬太尼问题、管理非法移民等非经济领域接受美方要求。



从中国立场来看，美国的关税战难以达成其预期目标。美国试图通过关税战扭转贸易逆差、重振制造业，但加征关税会增加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成本，美方部分高关税措施已将中国产品采购价格抬高约18%-23%，远超其国内可承受范围，且未能成功“挤出”中国商品，反而迫使美企重组供应链、提高管理成本。同时，中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近年来积极构建多元化市场，对美出口占全部出口的份额已从2018年的19.2%降至2024年的14.7%，对美出口下降不会对整体经济造成颠覆性影响，美国无法凭借关税战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

面对美国关税战，中国可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 进行“结构性对冲”：不应拘泥于对等反击，要抑制对方不合理行为，稳定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有优势产品的主导地位，同时通过扩大同拥有替代技术国家的合作，形成相对稳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

- 构筑制度韧性：主动提出规则修订与制度协同议题，拓展话语权空间，推动国内外经贸规则的同步优化，包括关税法案透明度、企业服务机制与政策反馈机制等。

- 强化多边机制合作：强化“WTO+”路径下的制度议价力，在关键经济体间探索灵活规则联盟，构建产业定制型谈判框架，实现从“全面对抗”向“差异化谈判”的过渡。

美国关税战对中国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如下：

- 购物方面：美国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后，海淘物流成本增加，迫使消费者转向保税仓或国内平台。不过，由于许多美国品牌产品在中国生产，且中国对进口商品来源进行了多元化调整，大部分日常消费品价格受影响较小。

- 就业方面：依赖美国市场的电子、纺织、家具等传统制造业行业订单减少，企业可能裁员或降薪，东莞、泉州等城市失业率有所攀升，港口物流业也受冲击，部分码头工人面临转岗或降薪。但国产替代领域的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本土企业可能获得更多市场空间，带动相关就业，深圳、苏州等高新产业城市就业率保持增长。



面对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中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从自身实际出发，采取针对性措施来维护利益、稳定生活，具体如下：

生产者的应对策略

- 多元化市场布局：减少对单一海外市场的依赖，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同时深耕国内市场，利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消化产能，降低某一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
- 提升产品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改进技术和工艺，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质量，从“低价竞争”转向“品牌和技术竞争”，增强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 优化供应链管理：建立更灵活的供应链体系，比如分散原材料采购来源，与国内供应商深化合作，避免因国际物流受阻或原材料断供影响生产；同时，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供应链效率，降低库存和运营成本。
- 关注政策与风险预警：及时了解国际贸易政策、关税变化、汇率波动等信息，利用政府提供的出口信用保险、贸易救济等工具，提前规避贸易壁垒和汇率风险。

消费者的应对策略

- 理性选择商品：不必盲目依赖进口商品，国内许多产业（如家电、服装、电子产品等）的产品质量已达到国际水平，且性价比更高，可优先选择优质国货，减少对进口商品的依赖。
- 分散消费风险：若有海淘需求，可关注不同国家的进口商品，避免集中购买单一来源的海外商品，同时利用保税仓、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降低成本，也可通过团购、拼单等方式分摊物流费用。
- 增强财务规划：在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合理规划开支，优先保障必要生活支出，减少非必需品消费；同时适当储备应急资金，或通过理财、保险等方式对冲潜在的经济波动风险。
- 关注政策红利：了解政府针对消费者的补贴政策（如家电下乡、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等），以及进口商品关税调整、免税店政策等信息，利用政策优惠降低消费成本。

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核心在于通过“主动调整、降低依赖、提升自身韧性”来应对不确定性，同时借助国内市场的稳定性和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减少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在国际贸易不确定性下，中国消费者理性选择商品的核心是“降低依赖、优化配置、平衡需求与成本”，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 客观看待“进口”与“国产”：不必盲目迷信进口商品，如今中国制造业在多个领域（如家电、手机、新能源汽车、部分高端装备等）的技术和质量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且性价比更高。例如，国产家电在耐用性、智能化上不输国际品牌，价格却低10%-30%；新能源汽车在电池技术、续航能力等方面甚至领先全球。可优先选择经过市场验证的优质国货，减少对单一进口来源的依赖。

- 多元化选择进口商品来源：若有进口商品需求，可避免集中选择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产品，而是关注多个来源地。比如，购买母婴用品时，除了传统的欧美品牌，也可考虑日韩、东南亚等地区的合规产品；选购奢侈品时，可对比不同国家的进口渠道（如跨境电商、免税店、海外直邮等），利用区域贸易政策差异降低成本，同时分散单一市场波动带来的断供风险。

- 结合自身需求与成本核算：购买前明确商品的“必要性”，避免因促销、跟风等非必要因素消费。例如，进口高端护肤品、奢侈品等非必需品，可评估自身经济状况后再决定；而对于进口药品、特殊食材等必需品，则可提前储备适量库存，同时关注国内替代选项的研发进展（如部分进口药的国产仿制药已上市）。此外，通过比价平台、会员优惠、团购等方式降低购买成本，减少贸易成本波动带来的支出增加。

- 关注政策与市场信息：及时了解国家关税调整、跨境电商政策、进口商品检疫标准等信息，比如利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清单”了解哪些商品可享受税收优惠，避开因政策变动导致的额外成本（如突然加征的关税、物流限制等）。同时，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商品，保留购物凭证，避免因贸易纠纷或商品质量问题维权无门。

总之，理性选择的关键是不被“进口=优质”“国产=低端”的固有观念束缚，而是基于自身需求、商品实际价值和市场风险，做出更灵活、多元的决策，在保障生活质量的同时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