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建投:美国对华关税冲击影响及供应链调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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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文｜胡玉玮 周之瀚
本文将美国海关商品编码与申万行业分类精准匹配，在整体和行业层面上分析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动态影响。美国对华关税呈现阶段性升级：2018-2024年“301调查”驱动四轮关税，2025年叠加芬太尼关税及对等关税，综合平均关税大幅升至48.2%，关税覆盖率超90%。定量分析显示，关税影响呈阶段性特征：短期（5个月内）供应链依赖、合同约束等因素造成关税传导粘滞；长期（5个月以上）关税几乎完全转嫁给美国国内，进口额关税弹性系数企稳后约为-1.57，同时推动中国出口企业头部聚集。当前，关税成本主要由美国进口商通过库存和利润消化，向终端传导滞后，预计三季度末至四季度将更多体现在通胀中。中国对美出口压力或于7、8月开始在数据中展现得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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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美国海关商品编码（HTS-8）与申万一级行业分类精准匹配，从整体及行业层面解析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动态影响。

美国对华关税呈现显著的阶段性升级特征：2018-2024年，在“301 调查”驱动下历经四轮关税调整，覆盖范围从生产资料逐步扩展至消费品；2025年起，政策进一步叠加芬太尼关税及对等关税，综合平均关税大幅攀升至48.2%，关税覆盖率超90%，涉及中国对美出口的绝大多数品类。

定量分析揭示，关税冲击的影响呈现鲜明阶段性：短期（5个月内），受供应链依赖、贸易合同刚性约束等因素影响，关税传导存在明显粘滞性，成本难以快速转嫁；长期（5个月以上），关税成本几乎完全转嫁给美国国内主体，进口额关税弹性系数企稳后约为-1.57，同时推动中国出口企业向头部聚集，供应链经调整后形成新的均衡格局。

从当前态势看，关税成本主要由美国进口商通过库存调节与利润消化吸收，向终端市场的传导存在滞后，预计到三季度末至四季度，其影响将更多体现在通胀指标中。随着短期贸易合同陆续到期，供应链调整逐步到位，中国对美出口的压力或于7、8月在数据中呈现得更为显著，成为观察关税政策实际影响的关键窗口。

整体而言，美国对华关税政策通过成本传导与供应链重构，对中美贸易格局及行业竞争态势产生深远影响，区域化集聚与技术驱动效率提升成为供应链调整的重要方向。



为将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影响细化至具体行业，并建立与资本市场的关联，我们将美国海关商品编码（HTS-8）与申万一级行业分类进行对应。鉴于HTS编码的前六位即协调制度编码（HS），故而重点在于实现HS编码与申万一级行业分类的匹配。具体步骤如下：首先，依据联合国统计司（UNSD）核心产品分类（CPC）的转换表，将HS编码对应至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编码（ISIC）；其次，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把ISIC编码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建立联系；再次，依照《申万行业分类标准2021版说明》及其编制方法，初步完成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申万行业分类的对应；最后，我们参考Brandt et al.（2017）等相关文献，并结合全部A股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与申万一级行业对应关系，对HS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的对照关系进行精细调整与人工核查，最终实现HS编码与申万一级行业分类的精准匹配。

一、美国对华关税政策主要内容及行业特征

（一）中美贸易摩擦第一阶段（2018-2024年）：“301调查”驱动下的四轮关税调整

中美关税博弈第一阶段大致覆盖2018-2024年，其中关税政策的主要调整集中在2018-2019年，这一阶段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政策经历了四轮调整，其核心是依据“301调查”结果，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从生产资料扩展至消费品，意在全面遏制中国产业链升级。此阶段美国对华关税政策初期聚焦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等产业基础领域，逐步延伸至电子、汽车等中游制造环节以及轻工制造、家用电器、纺织服饰等下游消费品类，反映美国对中国产业链系统性遏制的战略意图，试图阻碍中国产业链升级。

第一轮：2018年7月6日，美国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HTS子税号、年度进口额约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行业中，机械设备占比44.0%，涵盖金属切削机床、泵、管道阀门、杂项机械等；电力设备占比14.5%，涵盖电机、变压器、电线电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电子占比14.1%，涵盖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器件、数据处理设备部件及通信相关电子设备等；汽车占比13.2%，涵盖机动车辆、汽车发动机、汽车传动及轴承相关部件等。

第二轮：2018年8月23日，美国又对第二批清单上279个HTS子税号、年度进口额约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涉及行业中，电力设备占比28.8%，在第一轮基础上细化了对电力设备核心部件的覆盖，尤其强化了对中高功率电机、特种导体、精密控制调节设备及能源计量仪器的针对性；电子占比26.9%，在第一轮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对电子行业核心元器件及专用设备的关税覆盖范围，尤其强化了对半导体集成电路、光通信器件及精密测量仪器的针对性；机械设备占比15.0%，在第一轮基础上更聚焦于半导体制造设备、农业机械、铁路设备、材料专用加工等领域；基础化工占比14.8%，是此轮新增的关税覆盖行业，涵盖初级形态塑料、杂项塑料产品等。

第三轮：2018年9月24日，美国对5745个HTS子税号、年度进口额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并于2019年5月10日将税率提高至25%。此次加征关税的商品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行业中，包括19.4%的轻工制造（涵盖家具、塑料包装、纸制品、玻璃制品等）、14.6%的电子（涵盖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核心部件、视听设备、光学仪器及元件、半导体原材料等）、13.2%的通信（涵盖通信交换与路由设备、通信传输与接收设备等）、9.5%的机械设备（较前两轮进一步覆盖更多细分机械品类）、9.4%的家用电器（涵盖各类厨房器具、照明设备、制冷制热设备等）、9.0%的汽车（涵盖各类汽车零部件和相关设备）等。

第四轮：2019年8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年度进口额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分两批实施，第一批自2019年9月1日起实施，第二批原定自12月15日起实施，但其后被中止执行。然而在相关措施正式落地前，美方又于8月27日宣布调整，把原定10%的关税税率提升至15%。在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2020年2月14日，该部分商品的关税税率再次变动，从15%下调至7.5%。此次加征关税的商品范围从生产资料领域进一步向终端消费领域延伸，涉及行业中，包括39.6%的纺织服饰（涵盖服装鞋帽、清洁用布等）、18.6%的轻工制造（涵盖体育用品、乐器等）、9.4%的电子（涵盖各类消费电子产品）、8.7%的家用电器（涵盖电视、洗衣机、空调等）等。





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2020-2024年拜登政府未取消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仅部分豁免或调整，且2024年5月针对高科技和战略性产业进一步上调关税。2020年1月15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国对中国部分商品的关税保持不变，但暂停了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并对部分商品实施关税豁免及关税下调。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但大部分已加征关税仍未取消。2020-2024年，拜登政府在上任后没有取消特朗普时期的关税，仅对部分商品进行了豁免或调整，并继续维持对华商品的高关税水平。2022年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重审301关税，并在2023年宣布维持绝大多数关税不变，同时恢复对一部分中国商品的关税豁免（如医疗用品、部分工业设备等）。2024年5月，美国政府宣布对部分中国商品实施新的关税上调，特别针对高科技和战略性产业，具体包括电动汽车（从25%提高到100%，2024年8月生效）、太阳能电池（从25%提高到50%，2024年8月生效）、钢铝产品（从0%-7.5%提高到25%，2024年8月生效）、半导体芯片（从25%提高到50%，2025年1月生效）等。总体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第一阶段内，美国受加征关税约束商品的月度进口额占比约50%。


（二）中美贸易摩擦第二阶段（2025年起）：芬太尼关税+对等关税
2025年2月4日，特朗普新政府再次对中国关税政策进行调整，将国内芬太尼滥用问题“甩锅”给中国，并以此为由对中国制造的所有商品加征10%的额外关税，3月4日再次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对中国制造的所有商品加征额外关税至20%。

2025年4月初，美国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对中国征收特定对等关税34%，并多次提升对等关税税率，一度使累计对华关税达145%，涉及商品几乎涵盖中国对美出口的所有品类，严重破坏了中美正常贸易秩序。不过在5月12日中美联合声明发布后，美方撤销多项行政令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共计91%的关税，其中24%的关税暂停加征90天，保留剩余10%的关税，同时美方还下调或撤销对中国小额包裹加征的关税，将国际邮件从价税率由120%下调至54%，撤销原定于2025年6月1日起将从量税由每件100美元调增为200美元的措施，这一系列变化反映出美国关税政策在政治博弈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复杂权衡。

在中美贸易摩擦第二阶段，美国对华关税政策呈现出税率飙升且覆盖范围广泛的显著特征，相较于第一阶段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冲击力度明显加剧。本文将美国自中国进口所有商品的关税税额占进口总价值的比例定义为美国对华综合平均关税，将应税价值占进口价值的比例定义为关税覆盖率。第一阶段，美国对华综合平均关税从2018年6月的2.8%上升至2019年9月的11.7%，此后较长时间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上下波动，关税覆盖率在加征关税后达到60%左右；而进入第二阶段，综合平均关税从2025年1月的11.0%大幅跃升至5月的48.2%，关税覆盖率也随政策调整逐步走高至5月的91.4%，呈现出急剧扩大的态势。显然，美国此轮关税政策凭借税率的大幅跃升与覆盖率的急剧扩张，正以更强的冲击力全方位、深层次地重塑中美贸易格局，让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从行业维度来看，不同类型行业在关税冲击下呈现出鲜明差异：

在战略性技术竞争领域行业中，关税税率形成的直接压力虽仍处可控区间，但美国政府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制造政策不确定性等手段，已对相关行业构成实质性冲击。具体来看，电子、通信、计算机等行业作为中美战略性技术竞争领域的代表性行业，关税税率低于多数其他行业，分别为37.7%、36.4%、19.8%，这一现象源于多重因素：一是美国对部分含较高比例美国成分的产品实施关税豁免，如电子设备中使用美国原产芯片且占比达标可降低税率；二是这些行业产品与美国民众生活及产业运转紧密相关，过高税率会推高通胀，加重消费者和本土企业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在4月11日即宣布对手机、计算机、存储器、显示器、无线通信设备、半导体等产品豁免对等关税；三是全球产业分工中中国在其制造环节占重要地位，美国难以短期内实现替代。然而，通信、计算机、电子行业的关税覆盖率提升幅度仍居前位，较两轮关税战前分别提升了92.5%、87.2%、85.6%；进口价值和进口依赖度的下滑幅度也最为显著，分别达-78.0%、-89.3%、-84.1%和-40.6%、-75.8%、-38.7%。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通过扩大征税产品清单，将更多细分品类纳入关税范围；另一方面，部分中国出口以转口贸易的形式存在，货物经第三方地区中转后再进入美国，这也在数据层面削减了美国从中国的直接进口量。

在民生消费领域行业中，关税税率形成的压力更为显著。以美容护理、汽车、食品饮料、纺织服饰、家用电器等行业为例，其2025年5月关税税率分别达到78.7%、67.9%、61.3%、60.9%、54.0%，在行业中居于前位。这主要源于美国在民生消费领域的本土产业保护需求与供应链替代可行性的综合考量——汽车等行业涉及本土大量就业与产业竞争力，而食品饮料、纺织服饰等行业的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存在更多替代选项，使得美国在关税政策上更具操作空间。从实际影响来看，这些行业的关税覆盖率均超过95%，进口价值也相应出现大幅下滑。高税率直接推高了进口成本，对相关行业的贸易流动产生了显著抑制作用。

在资源与重工业领域行业中，关税税率形成的压力呈现结构性分化，且与行业的战略资源属性密切相关。建筑材料、钢铁等行业关税税率高，美国政府试图通过高关税保护国内相关产业发展；机械设备、电力设备关乎技术竞争，高税率带有战略遏制意图；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石油石化等行业关税税率相对不高，这是因为这些行业与下游产业关联紧密，过高税率可能推高整体工业成本，同时部分产品美国进口依赖度较高，需平衡产业保护与成本压力。以稀土产业为例，其战略价值无可替代，直接影响美国汽车制造、机器人研发、国防军工装备生产等关键领域。数据显示，美国70%的稀土化合物和金属进口源自中国，这一现实迫使美国在制定相关关税政策时保持谨慎，避免因过度征税引发产业链反噬风险。总的来说，这种税率差异体现了政策在产业安全与成本之间的平衡。





二、美国关税政策对供应链各主体的影响及链条调整路径

（一）供应链的基本结构与运作机制

供应链是贯穿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物流配送至终端销售的全链条网络，核心涉及四类主体：中国出口商（生产端）、美国进口商（中间采购端）、美国零售商（分销端）及美国消费者（需求端）。商流、信息流、物流与资金流在四者间的循环流动，决定了供应链的效率与稳定性。例如，中国电子出口商生产的芯片组件经美国进口商采购后，由物流企业配送至美国零售商仓库，最终通过线下门店或电商平台销售给消费者，这一过程中任何环节的成本变动都可能引发全链条调整。

（二）关税政策对供应链各主体的影响及调整路径

关税加征通过直接抬高跨境交易成本，对供应链各主体形成差异化冲击，进而推动链条从采购策略、生产布局到销售模式的系统性重构。

1、对中国出口商：成本传导压力下的多维应对

关税加征直接增加中国出口商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若美国进口商或零售商不愿承担额外成本，中国出口商面临“降价保订单”或“保价失份额”的两难：

短期来看，依赖美国市场的出口商可能被迫压缩利润空间，通过降价消化部分关税成本，以维持原有订单规模；

中长期则倾向于调整供给策略：一是将产能转移至关税较低的第三国（如越南、墨西哥），通过“间接出口”规避关税；二是聚焦技术升级与产品差异化，以更高附加值对冲关税成本；三是减少对美依赖，转向欧洲、东南亚等非美市场，降低单一市场风险。

2、对美国进口商：成本转嫁与供应商替代并行

美国进口商作为关税的直接缴纳方，面临采购成本上升的压力，其应对策略直接影响供应链的货源结构：

短期倾向于将部分关税成本向上游（中国出口商）压价转移，或向下游（美国零售商）提价传导；

中长期则加速供应商多元化，减少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例如，美国汽车进口商可能增加从墨西哥、日本的零部件采购，电子进口商则扩大对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及组件采购，推动供应链从“对华集中”向“区域集聚”转型。

3、对美国零售商：定价策略与库存管理的平衡

美国零售商承接进口商的成本传导后，需在维持客流与保障利润间寻找平衡。对于价格敏感型商品（如家用电器、纺织服饰），零售商可能选择部分承担关税成本以避免售价大幅上涨冲击销量，导致毛利率承压；对于刚需或差异化商品（如部分医药生物制品），则更易通过提价将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库存策略上，为应对关税政策不确定性，零售商可能缩短采购周期、降低安全库存，或通过提前备货锁定关税加征前的低价，倒逼物流环节提升周转效率。

4、对美国消费者：终端价格上涨与需求结构调整

关税成本最终通过零售价格传导至美国消费者，直接影响其购买力与消费选择。日常消费品（如服装、家居用品）价格上涨可能导致需求减少，或转向性价比更高的本土替代品；高端耐用品（如电子产品、汽车）价格弹性较低，但长期涨价可能抑制更新需求，间接影响上游采购量。需求端的变化进一步反向传导至供应链，例如美国消费者对低价商品的偏好下降，可能加速中国低附加值出口企业退出市场，推动供应链向“高品质、高溢价”产品倾斜。

5、供应链的整体调整趋势

综合各主体反应，关税冲击下供应链呈现三大重构方向：一是区域化集聚：中国出口商向东南亚、北美近岸转移产能，美国进口商增加区域内采购，缩短供应链半径以降低关税与物流成本。二是技术驱动效率提升：物流企业通过数字化优化配送路线、零售商通过大数据精准控库存，全链条以效率提升对冲成本压力。三是头部化集中：具备规模优势、技术实力的中国出口商及美国进口商、零售商更易在成本博弈中存活，推动供应链各环节集中度上升。

三、供应链视角下美国关税对各行业冲击影响的定量分析

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进可划分为两个具有显著差异的阶段：第一阶段持续时间较长，贸易规模受产业升级迭代、国际产能转移、市场需求波动等长周期因素影响较深；第二阶段截至目前时长较短，但政策调整密集，且叠加第一阶段的政策累积效应，使得关税冲击的短期影响更为突出。基于此，可先以第一阶段为分析基准，从中提炼关税冲击在短期及中长期的影响规律，再结合第二阶段具体表现，分析本轮关税冲击的可能影响与节奏。

（一）关税冲击的影响：关税传导比例和供应链重构节奏

本节运用事件研究法构建实证回归模型，考察中美贸易摩擦第一阶段中关税冲击对美国自华进口额和价格的影响，用以分析在短期和中长期内关税传导比例和供应链重构节奏。分析层面为8位协调关税税号（HTS8）产品（i）和月份（t），并将中美贸易摩擦第一阶段四轮301关税实施浪潮的数据合并，将关税实施前一个月定义为“处理月份（第0期）”，时间窗口选取前后各12个月，处理期超过12个月的观测值合并至最后一个12月类别。我们衡量第s个月与最后一个未受关税影响月份之间的关税对数变化ln⁡((1+τ_is)/(1+τ_i0 ))，并将进口价格或进口额的对数（lnx_it）对处理月份指示变量（Ι_is）与该关税对数变化的交互项进行回归：



其中，参照组为最后一个未受关税影响的月份。我们加入产品层面美国自所有国家进口总量等控制变量（X_it）控制其他影响进口额或进口价格的非关税因素（如美国进口需求以及其他国家供给水平）；加入产品固定效应（α_i）控制最后一个未受关税影响月份的进口额或进口价格水平，并捕捉国家与产品之间在质量或比较优势上的差异；加入时间固定效应（δ_t）以控制影响进口额或进口价格的时变因素（例如汇率）。该模型具有“双重差分”的解释逻辑：第一个差分是受关税影响与未受关税影响的产品之间的差异，第二个差分是关税实施前后的差异。由于因变量和右侧的关税变量均以对数形式衡量，系数β_s表示不同时间跨度s下的关税弹性。

从回归结果中发现，美国对华进口关税政策对进口价格和进口额的影响呈现阶段性特征，短期看（5个月内）关税冲击的传导存在时滞，供应链调整相对缓慢，成本转嫁尚未完全到位；长期看（5个月以上）关税成本近乎完全转嫁给美国国内主体，同时推动中国出口企业结构向头部聚集，供应链经剧烈调整后趋于新的均衡。图12和13展示了关税政策实际生效后12个月期间，含关税进口价格和不含关税进口额的月度关税弹性估计值（由于处理期超过12个月的观测值合并至最后一个12月类别，故β_12可代表一年以上的长期关税弹性系数）。从图12中可以明显看出，关税实施后，进口价格关税弹性系数（β_s）呈现先升后降的走势。第1个月，关税弹性系数为0.79，这一现象可能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多轮关税政策在月中正式生效，第1个月为非完整实施期，二是政策正式实施前存在抢进口效应，二者共同作用使得关税冲击未能在价格中完全显现。第2-5个月，关税弹性系数维持在1左右，表明关税弹性系数每上升1%，会导致含关税的进口价格上升1%，这种完全同步上涨走势，或许是由于企业间供应链依赖导致短期调整困难、预先签订国际贸易合同中固定了价格和履约周期等因素抑制了进口价格的灵活调整。第6个月，关税弹性系数升至峰值1.24，随后逐月降至第10个月的1左右，或因产品层面关税完全传导由两种相互抵消力量导致：既有企业降价与低价企业退出市场。第6个月开始，企业间签订的短期国际贸易合同到期或约束减弱，供应商开始调整供应结构、重新签订合同以适应关税带来的成本变化，此时低价企业退出影响占主导，数据上体现为美国含关税进口价格上涨，上涨幅度甚至超出关税加征幅度，而后关税弹性逐步回落，代表低价企业退出过程逐渐完成。最终的长期关税弹性系数约1.14（统计意义上与1无显著差异），表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进口关税政策将近乎100%的关税转嫁给了美国进口商、零售商及消费者，而中国在总体上保持出口价格相对刚性，同时部分低价企业退出美国市场，出口企业头部聚集效应更加显著，具备规模优势、技术实力和品牌竞争力的头部企业在市场份额中占比进一步提升。

图13中，进口额关税弹性系数呈现阶段性下行后逐步企稳的态势，进一步印证了关税冲击对进口额的抑制作用存在边际递减。第1个月，进口额关税弹性为-0.55，其幅度偏小同样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关税政策多在月中生效，首月为非完整实施期，二是政策落地前的抢进口效应，使得关税对进口额的冲击在初期未能充分体现。而随着政策实施的推进，第2-4个月的进口额关税弹性月均维持在1附近，这表明此阶段关税对进口额的抑制作用逐步显现，但供应链仍处于调整粘滞期，企业受长期供货合同约束难以快速调整出口规模，同时供应链上下游的依赖关系也使得进口调整存在一定惯性，短期内难以实现快速收缩；而在5-9个月，关税弹性则大幅下降至月均1.75的水平，这意味着供应链在历经前4个月左右时间的调整粘滞阶段后，进入剧烈调整期，中国出口商开始显著收缩对美出口规模，甚至部分企业退出美国市场；长期来看，进口额对关税冲击的敏感程度绝对值有所降低，测算出最终进口额关税弹性约为-1.57，即关税每提高1%、进口额相应下降1.57%，此时供应链经过调整已完成重构，进入新的均衡阶段。



（二）各行业关税冲击影响

关税冲击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呈现显著异质性，短期供应链调整刚性下多数行业量价同步承压，长期行业分化则主要取决于技术门槛与竞争格局。总体回归模型结果可能掩盖了一些关税冲击下的行业异质性。从短期维度看，多数行业进口额与进口价格同步承压，例如电子、计算机等行业进口额关税弹性显著为负，同时进口价格弹性也处于低位。长期视角下，行业分化趋势显著：部分技术门槛较低、同质化程度高或具备充足利润空间的行业倾向于采取以价换量策略，国内出口商主动承担更多关税成本，以换取对美出口额相对温和的下降，典型如家用电器、建筑材料、汽车、电力设备、纺织服饰等行业；而轻工制造、机械设备、基础化工、计算机、有色金属等行业则更多选择以量换价策略，在保持价格相对坚挺的同时，对美出口规模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甚至有部分企业逐步退出美国市场，这也推动行业内出口企业加速向头部聚集。



（三）本轮与上一轮关税冲击的差异及后续影响与节奏判断

1、本轮与上一轮关税冲击的核心差异

（1）税率水平与覆盖范围全面大幅提升

上一轮美国对华关税是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阶梯式加征的，综合平均关税最高约11.7%，覆盖范围逐步从生产资料扩展至消费品，关税覆盖率长期维持在60%左右；而本轮（2025年起）关税呈现脉冲式飙升，综合平均关税一度跃升至48.2%，覆盖范围几乎涵盖中国对美出口所有品类，关税覆盖率达91.4%，冲击强度和广度远超上一轮。

（2）政策驱动逻辑的复杂性升级

上一轮美国对华关税核心围绕“301调查”，意图通过遏制中国产业链升级维持技术优势；本轮则叠加“芬太尼问题”与“对等关税”，政治博弈色彩更浓，政策调整更频繁，此外，5月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中提及的、暂缓90天征收的24%关税是否会在8月上旬卷土重来，目前尚未可知，这些都使得本轮美国对华关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高于上一轮。

（3）供应链调整的基础条件不同

上一轮美国对华关税初期，中国供应链在全球的集中化优势仍较强，企业调整以短期成本消化为主；本轮关税冲击前，全球供应链已历经多年区域化布局（如东南亚、墨西哥产能转移），企业调整具备区域化基础，理论上供应链重构速度可能快于上一轮。然而，考虑到美国此次与越南达成的协议，对转口贸易加征高额关税，这一政策针对性地打击了企业通过第三国间接出口以规避关税的常见策略，将直接制约部分依赖东南亚转口的中国出口企业的供应链调整路径，进而使得供应链调整难度较上一轮有所增加。

2、后续影响的节奏判断

（1）短期（5个月内）：政策消化与被动承压

短期内（5个月内，大致对应今年3月至7月），受短期贸易合同刚性、抢进口效应及供应链依赖影响，关税冲击的直接传导存在时滞，本轮关税冲击对中国对美出口额的影响尚未完全体现。在此阶段，中国对美出口额受政策生效初期的惯性及抢进口行为影响，降幅相对温和，从已有数据可见，我国出口数据保持韧性。与此同时，关税成本在此阶段主要由美国进口商通过囤积库存和企业利润进行消化，涨价并非首要选择，因此关税冲击向零售商及消费者的传导过程相对滞后，尚未完全反映在终端市场价格中，预计到三季度末和四季度才会集中体现在通胀指标中。



（2）中长期（5个月以上）：供应链加速重构

根据前文测算估计，5个月以后，随着短期合同陆续到期及供应链调整逐步到位，关税对出口的影响将更为明确，这一变化或许会从7、8月开始在中国对美出口数据中展现得更为显著。此阶段企业进入“主动调整期”：中国出口商加快向越南、墨西哥等区域转移产能，尤其是纺织、轻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美国进口商则加快推进供应商替代，如电子行业增加对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采购。

从供应链整体发展态势来看，区域化集聚布局特征进一步凸显。东南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能，北美近岸布局中高端制造，中国则保留技术密集型核心环节；同时，全链条数字化，例如物流优化、库存管理等，成为对冲成本的关键举措。行业分化将持续加深，拥有技术优势的头部企业，如高端电子、汽车零部件企业，凭借提升产品附加值来维持市场份额；而低附加值行业，如部分轻工制造行业，可能会逐步退出美国市场，转而开拓非美市场。最终，供应链将在区域化集聚与技术驱动效率提升的双重作用下，形成新的均衡格局。



（1）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出现超预期大幅调整，如推翻中美经贸联合声明形成的共识，推行更高幅度“对等关税”，或出台其他对华贸易限制性政策，进一步冲击中美贸易，抑制中国对美出口。（2）中国国际经贸关系大幅恶化，除美国外，其他国家跟风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增加贸易壁垒，阻碍中国产品出口。（3）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部分国家以产业保护等为由，针对中国出口商品设置技术、环保等各类严苛标准，影响中国产品国际市场份额。（4）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干扰中国出口产业链正常运转，削弱出口竞争力。



胡玉玮：首席政策分析师。经济学博士、牛津大学博士后、欧盟访问学者。曾担任中国证监会研究院国际金融部负责人、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驻华代表（养老金与保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顾问专家，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客座研究员。参与或主持多项国际、国家和部委重大经济金融领域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

周之瀚：中信建投政策分析师，中国人民大学理学学士、经济学学士，北京大学金融学博士，曾挂职于中信集团。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



证券研究报告名称：《供应链系列（四）：美国对华关税冲击影响及供应链调整路径》

对外发布时间：2025年7月22日

报告发布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分析师：

胡玉玮 SAC编号：S1440522090003

周之瀚 SAC编号：S144052409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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