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安仲裁 | “一带一路”项目与一事不可再诉:香港法院涉吉布提码头案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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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导语

在全球经济深度交融的背景下，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既搭建起跨国商业合作的坚实桥梁，也催生了日益复杂的跨国商事争议。本案正是这一背景下极具标志性的典型案例，其核心争议并非聚焦于实体权利的归属，而是直指诉讼程序的正当性问题：当原告在已提起的诉讼中因程序延宕而感到受挫时，其是否有权针对同一被告、就基本相同的事由，另行提起一场新的诉讼，以期打破僵局、迫使对方尽早披露抗辩理据？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在本案判决中给出了清晰而坚定的否定答案。法庭裁定，原告于 2023 年另行提起的诉讼构成对法院程序的滥用，依法应予整体驳回。判决不仅有力地重申了一事不可再诉这一悠久的法律原则，更重要的是，对两种主要的程序滥用形态（即重复诉讼与Henderson v Henderson滥用）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与适用。本案判决清晰地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程序的挫折感，无论多么情有可原，都不能成为采取滥用性诉讼策略的正当理由。当事人应通过修改诉状等现有案件管理工具来解决问题，而非开启新的战场。

本案案情

本案的当事双方均为全球港口运营界的巨头。原告DPWD是总部位于阿联酋的DP World的全资子公司。被告CMPH则是在香港注册成立并上市的中国港口开发与投资企业。

1999年起，DP World开始参与非洲国家吉布提的集装箱码头开发。2006年，其与吉布提政府及相关实体签订了《特许经营协议》（2006 CA）及《合资协议》（JVA），通过成立的合资公司DCT，独家开发和运营多哈雷集装箱码头。DPWD被任命为该码头的管理人。然而，自2012年左右，双方关系恶化。与此同时，CMPH与吉布提政府就新的港口项目展开合作，包括建设多哈雷多功能港等。2018年2月，吉布提政府颁布法令，单方面终止了与DP World的特许经营协议，并强行接管了码头的控制权与资产。同年7月，合资协议亦被宣告终止。

2018年8月，DPWD及其关联公司在香港对CMPH提起了首次诉讼（2018年诉讼）。在该案的诉状中，原告指控CMPH通过与吉布提政府合作新港口项目等行为，非法引诱或促使吉布提政府违反了2006 CA和JVA等多项协议，构成侵权。

该诉讼启动后，CMPH并未提交答辩状，而是展开了一系列程序性挑战，导致案件进展停滞不前：

CMPH首先以“香港并非方便审理地”为由申请驳回诉讼，该申请历经三级法院审理，直至2023年2月1日才被香港终审法院驳回，历时近五年。

在管辖权挑战失败后，CMPH紧接着于2023年2月28日又提出新的挑战，质疑原告律师事务所代表合资公司DCT的授权资格，理由是DCT已于2018年被吉布提法院置于临时管理之下，其后更被下令清盘解散，原董事会的授权已失效。这一挑战使得CMPH提交抗辩书的时间被再次顺延，直至该授权争议解决之后。该授权争议的实体审理排期在2025年8月举行。

面对2018年诉讼因上述程序战而陷入泥潭，且急于看到CMPH的实体抗辩，DPWD于2023年5月19日决定另辟蹊径，对CMPH提起了本案诉讼（2023年诉讼）。DPWD坦承，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2018年诉讼中因DCT代表权争议而造成的僵局，迫使CMPH就其侵权指控尽快提交抗辩书，从而推动案件取得实质性进展。

2023年诉讼与2018年诉讼基于完全相同的事实背景，核心诉因亦同为“促使违约”侵权。主要区别在于，2023年诉讼仅由DPWD作为原告，并在主张CMPH促使吉布提政府违反2006 CA时，增加了一些新的法律论据，例如明确依据英国1999年《合约（第三方权利）法》主张其作为非签约方的权利，并特别强调了2006 CA中保障其投资和经济利益的第3.7条。

CMPH认为，DPWD提起2023年诉讼的行为构成程序滥用，因此向香港法院申请，依据所有可用的法律理据，将2023年诉讼整体驳回。

香港法院判决及理由

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在审阅了双方律师团队提交的详尽陈词后，最终裁定批准CMPH的申请，将2023年诉讼整体驳回。其核心判决理由如下：

一、 滥用程序的认定：区分两种情形并适用严格标准

法官采纳了CMPH的观点，认为在判断是否存在程序滥用时，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案件：第一类是原告就同一诉因（cause of action）对同一被告提起两项诉讼。第二类是两项诉讼存在实质性重叠，但被告或诉因不完全相同。

法官指出，对于第一类案件，法院基于避免出现两个相互矛盾的判决以及保护被告免受重复诉讼滋扰的强烈公共利益考量，会采取非常严格的态度。根据具有约束力的上诉庭判例，这种行为表面上已构成程序滥用（prima facie an abuse of process），原告负有极重的举证责任来解释为何有必要维持两项平行的诉讼。

二、 对JVA主张的分析：典型的重复诉讼滥用

法官认定，DPWD在2023年诉讼中就《合资协议》（JVA）提出的主张，与其在2018年诉讼中的主张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无实质区别，是完全相同的诉因。这正属于上述第一类案件。因此，该行为表面上构成程序滥用。

对于DPWD提出的“因2018年诉讼延误而有理由提起新诉讼”的解释，法官表示不能接纳。他从现实和务实的角度分析指出：2018年诉讼中的代表权争议聆讯在即，一旦解决，CMPH就必须提交抗辩书。而2023年诉讼本身又会引发新的程序战（如此次的剔除申请及可能的上诉），DPWD并不能因此更快地看到抗辩书。要求被告就同一诉因在两个诉讼中进行抗辩，本身就是一种不公的滋扰（vexatious）。解决程序问题的正确方法应是在2018年诉讼的框架内寻求案件管理指令，而非开启一个新诉讼。

因此，法官裁定，2023年诉讼中关于JVA的主张构成程序滥用，应予剔除。

三、 对2006 CA主张的分析：构成 Henderson v Henderson 滥用

对于《特许经营协议》（2006 CA）的主张，法官承认2023年诉讼中增加了一些新的法律论点，与2018年诉讼不完全相同。然而，他认为这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程序滥用，即“Henderson v Henderson”原则所禁止的滥用。该原则旨在阻止当事人在后续诉讼中提出那些本可以也本应该在先诉讼中提出的事项。法官首先厘清了一个争议点，即该原则是否适用于“先诉讼仍在进行中”的情形。他通过分析香港上诉庭的权威判例，得出结论，该原则同样适用，并非必须等待先诉讼结束后才能启动。据此，法官认为：DPWD在2023年诉讼中提出的关于2006 CA的新论点，完全可以通过修改2018年诉讼诉状的方式提出。将所有相关主张合并在单一诉讼中处理，可以节省时间和成本，避免被告被重复滋扰，并消除出现不一致判决的风险。DPWD的做法也违反了 Aldi Stores 案确立的原则，即当事人有责任尽早将所有相关争议摆在法庭面前，以便进行有效的整体案件管理。

因此，法官行使其自由裁量权，认定2023年诉讼中关于2006 CA的主张亦构成程序滥用，予以剔除。

基于上述理由，2023年诉讼的两项核心主张均被认定为程序滥用，因此整个诉讼被驳回。但法官明确指出，这不妨碍DPWD未来申请修改2018年诉讼的诉状，以加入其新的主张。在讼费问题上，尽管CMPH胜诉，法官却拒绝了其要求惩罚性（弥偿性）讼费的申请。法官表示，他理解DPWD在长达五年的诉讼延宕后希望尽快看到抗辩书的“可以理解的情感”，虽然其采取的手段不当，但法官并未感到“应有的愤慨”。因此，他下令按常规的“非弥偿性”基准评定讼费。

本案的意义

本案为处理复杂商事诉讼中的程序策略和司法管理提供了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1.严格禁止重复诉讼原则的再确认

本案强有力地重申了普通法下一项古老而核心的原则，即禁止就同一诉因对同一被告重复起诉。香港法院表明，在面对此类明显的重复诉讼时，将采取严格的立场，除非有极其特殊的理由，否则后诉讼将被视为程序滥用而剔除。

2.程序性挫折不能成为滥用程序的正当理由

判决清晰地传达了一个信息：无论一方当事人对诉讼进程的缓慢或对方的程序策略多么不满，都不能成为其采取另起炉灶、开启平行诉讼等滥用性手段的借口。正确的做法是在现有诉讼的框架内，积极运用案件管理会议、申请修改诉状、寻求法院指令等合法工具来解决问题。

3.Henderson v Henderson 滥用原则的适用范围

本案厘清了香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观点，即 Henderson v Henderson原则（禁止拆分诉讼）不仅适用于“先诉讼已结束”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先诉讼仍在进行中”的情况。这要求当事人必须在第一时间，将所有基于同一核心事实的诉求或论点，整合到单一诉讼中。

4.强调当事人的案件管理协作义务

本案判决的背后，体现了现代司法管理理念对当事人协作义务的更高要求。法院期望当事人能像 Aldi Stores 案所倡导的那样，尽早“把所有牌都摊在桌上”，协助法院进行有效、全面的案件管理，而不是为了战术优势而隐藏或拆分诉求，从而浪费司法资源。

5.司法裁决的人性化考量

尽管法官在程序滥用问题上立场坚定，但在讼费裁决上却体现了司法的人性化和比例原则。法官区分了“行为不当”与“动机不正”，在理解原告行为背后的挫折感后，拒绝施加惩罚性的讼费命令，这展示了香港司法在维护程序刚性的同时，也保留了对个案具体情况予以体察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