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主题本身即透露出不安:在 AI 深度介入教育后,人类是否仍在塑造人类?问题的关键不在效率,而在谁定义“如何思考”。
当 AI 不再只是回答问题,而开始推荐学习路径、拆解问题结构、提供思维框架,教育便从人塑造人转向了系统训练人类。这并非阴谋或顶层规划,而是技术与教育耦合后的结构性结果。一旦思考方法由 AI 传授,教育即完成了范式切换。
AI 时代的教育并未消失,而是可能演化成三个不同层面:面向多数人的功能性训练层、具备有限判断力的能力增强层以及极少数人的价值与范式层。真正的风险不在分层,而在于当思考方式被 AI 预设,前两层人群并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塑形。底层和相当比例中层的这种“机器人化”不是来自被迫或主动选择,而是在效率与便利中无意识完成,并被体验为能力提升。
在以效率与协同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中,一个反向选择将会发生:高度依赖 AI 的人更适应系统,而努力保有认知主权的人,短期适应度反而更低。若价值型、反思型个体无法获得不低于平均水平的生活水准与人生体验,其数量将迅速下降。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选择机制。而且这将是比以往恶性社会的反向选择强度与效率高得多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