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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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


作者：关纪新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院少数民族研究所


北京是我们祖国的首都，也是中华文明的首要渊薮和首善之区。作为中华古国北半部核心性的都会城市，北京是历史上各民族不同质地文化互相折冲、会融的一处重要焦点。北京城自古扼守于长城东段之要冲，南眺中州腹地且多向通达于华东、华中、华南，西指晋、陕、宁、青、甘而遥抵西域并南挽川、藏，北毗蒙古高原之大漠，东去白山黑水之广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之从久远以来，就肩负着中原农耕文化圈与塞外渔猎、游牧文化圈等数重民族文化彼此交流、汇通的过渡带的责任。
北京这座城市起源于商代后期。早期治所蓟城在秦汉时期已是边地重镇，对朔方多民族的交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有记载，蓟城的边贸市场到了西汉时期，已有汉人、匈奴人和挹娄人互通交易。北京对于国家全局影响较著的建都过程，应从契丹人主政的辽代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计起，当时北京称燕京，作为辽朝陪都之一（南京）始为中国北方的文化与教育中心。在女真人临政的金朝灭辽之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燕京，随后易名金中都，自此便以北中国Politik和文化中心的面目出现于世间。蒙古人的元朝在灭金之后，亦于至元元年（1624年）定都此处，更名大都，使之一举成其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Politik、文化与商贸中心。明初，成祖朱棣在永乐四年（1406年）由南京迁都北京，将之改称京师，明代虽说是汉族皇帝当权，朝野上下以及京师内外的少数民族成份却比重颇大，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仍在继续。至于清顺治元年（1644年）满洲八旗军入关后将其政权定鼎于北京，更教这座城市再度成为国内东西南北不同方向上的民族频繁往来会通的核心场域。可见，北京从来就是一座有着包容多民族文化胸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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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北京（其正式名称也是“京师”）建都近三个世纪，其间，这里成了满洲民族（后简称满族）首要的聚居地。为了进取中原，满族统治者曾将东北地区的八旗人口倾巢驱使进关。为巩固大一统的清帝国，京师被辟为满民族的大本营，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之策。大致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住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百姓，被迁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当代之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三个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四方八隅。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这种严整的布局，至清中叶才略微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找商人购物，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观览世风、看戏娱乐的瘾，他们须跟外民族打交道。渐渐，原来住在外城的“民人”[①]，有些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挟迫，部分贫苦旗人典出了城里的居舍，离开起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可资容身处所搬迁。虽然有了此类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亡清之际无大变化。在京师的八旗区划内分设着八旗都统衙门，不但掌管着京城旗人的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的驻防旗人统辖起来。原则上说，遍布全国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师“老家”派出的，如果战死外地，遗骸须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最高统治者将本民族中心由东北地区移到北京的整体部署对应的，正如同雍正皇帝所说过的那样：“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②]世居京师二百几十年的旗人们，对祖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发祥地”，记忆渐渐朦胧，只在为了**忆旧情感时才提提祖籍“长白”的说法。一代代的旗族人们，将北京作为家乡来爱戴，“京师即故乡”观念在他们中间根深蒂固。历经了十多代人的繁衍生息，他们已然成了北京城里的“土著”。
京旗满族有浓重的恋京情结。读一下满族作家老舍的作品，就会对此印象深刻。他1936年写于济南的《想北平》，不到2000字，所表达的情感，其真切与深沉，却是超乎寻常的：“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来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里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说而说不出”，是老舍写到自己与北平情感时反复提及的说法。本来很擅长表达的作家，写到此处竟然喑哑失语，足见动情之切和伤情之彻。北平（北京）对满族的文化人们来讲，实在不仅仅是一座古城，不仅仅是“枝枝节节”的记忆，那是一生都将叠印在心头的、母亲般亲切可感的热土挚园，是与自我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提起它，便会勾起子规泣血样的心理冲动。人们还看到，在满族作家老舍的叙事作品中，借人物思想表达这种满人恋京情结的，不胜枚举。《骆驼祥子》里面的祥子，把古城北平当成“他的唯一的朋友”，一度被抓到远郊去，仍“渴想”着这座“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的故都，认定“全个城都是他的家”。每逢在城里困厄到了极点，他也总是叮咛自己：“再分能在北平，还是在北平！”以至“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 [③]而老舍自身显示出来的满族人与北京城的不解情缘，更为教人惊异和回味的还有：他一生描写北京城的作品，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城市的西北部，而这个“西北部”，恰恰偏是当初他的父亲所隶属的正红旗和他的母亲所隶属的正黄旗这两个旗的驻防地盘！清时的八旗制度有所限囿：旗人未经许可不得擅离本旗驻防区域 40里，否则必以“逃旗”严查。谁会想到，这样的早年间制度，竟然一直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着某种潜在的心理约定……
清代，是满族文化出现了大幅度嬗变的历史时期。严酷的八旗制度，把世代的旗人无例外地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其他一切职业，不许做工、务农、经商，这虽然有助于Politik基石的牢靠，也在相当程度上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它也造成了八旗下层的日益贫困化。[④]贫寒难捱的下层旗人，何尝不希望摆脱困境，但是，一代又一代旗人的后代还得是旗人，从婴儿降生，八旗衙门就记去了名姓，统治者用少得可怜的“铁杆庄稼”（即所谓“旱涝保收”的钱粮），买走了他们的终身自由。不管你的日子过得怎样惨，也不许擅离驻地，不许染指经济活动。多一文钱没处挣，多一步路不让走，除非有了战事，你须开赴前线拼上性命去杀敌，平常的岁月里，人要像鸟儿似的，被关在笼子里一辈子。这不能不说是个绝大的人生悲剧。当时，即使是“天璜贵胄”王爷贝勒们，也活得不痛快，他们虽无冻馁之忧，却也没有随意离京出游外埠的权利，任凭有多少财富，却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同样是场悲剧。在世代承袭的悲剧里，旗人们精神上的苦闷抑郁可想而知。他们为了姑且规避人生悲剧的笼罩，普遍出现了追求艺术情趣的倾向，以找寻心灵间那怕是暂时的安慰和平衡。在这上面，他们肯花大力气，渐渐养成了几乎一整个民族的艺术嗜好。起初，上层有闲子弟多在琴棋书画等较为书斋式的领域里展露才华，而下层穷苦旗人则往往到吹拉弹唱等习见的文娱形式里寄托时光。后来，贵族阶层在艺术生活方面的世俗化走势，也一天天地鲜明。全民族生活的“艺术化”倾向，后来几近脱缰野马，竟至于把这个原本饱含尚武精魂的民族，改造成了一个文化气息十足的群体。
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八旗族众既然已将自己与北京城融为一体，他们在变革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就以本民族的现时文化风尚，充分濡染和变通着京师文化。在这个为时不短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城的地域文化，切实承受到了满族民族文化多向度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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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后半期，世间开始习惯地把大众型北京文化，称为“京味儿文化”。而在这种全方位多侧面的“京味儿文化”中间，最具文化播散力、最教八方人们为之着迷的，就要数“京味儿语言”即北京方言了。这种方言，语音明快悦耳，语汇五光十色，表现面丰富厚实，谈吐间魅力无限，时常能给听者以超常的享受和感染。在20世纪前期，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力推广汉语白话文的日程，北京话曾以多项优势登临“国语”的显赫恢茫缓罄矗?0世纪中期，新兴的人.民共和国又进而将这种地方性语言，认定为在全国推行汉语标准话的方言基础，更使北京话在祖国的文化建设上享有了非比一般的殊荣。
我国各地的近代及现代汉语，都是由古代汉语分流演变而来的。人们发现，对照华中、华南、东南等汉民族世代聚居地区，北京现代方言中所保留的汉语古音韵，是最稀少的。这显然与我国北方的阿尔泰语系民族在历史上先后进入并统治北京地区达七百余年，直接相关。在这七百年间，仅母语为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女真人与满人，就曾经在此建立过共计四百余年的金与清两个皇朝。在这四百多年间，女真语和满语必会与当地的汉语发生最密切的碰撞与会融。金代与清代，女真人和满人虽属统治者，在人口比例以及民族文化势能上却不占优势，故而其民族语言后来要为汉语替代是必然的。不过，这种大势上的必然却未让北京地区原有的汉语方言全面地称雄奏凯，女真语，尤其是后来的满语，尽管最终作为民族语言的整体淡出于历史文化场景，却在一个较长的阶段里，通过与北京地区汉语方言的双向交流互渗，潜移默化地将自身诸多的信息及特征，铸入于北京方言之内。
即以清代的满汉语言彼此互动而言，满语远非一味地只取被动守势，它不仅教汉语北京话收入了一系列的满语词汇，更让北京话平添了显见的口语轻重音读音新标准，以及大量“儿化”词的尾音处理新规律。这种具备了“轻音”与“儿化”新特征，并且收入了一定量满语词汇的北京话，便是经过原本操满语的满族人依据本民族语言特点来重塑汉语北京话的文化结晶——“汉语京腔”。“京腔的真正形成是在清初，京腔的创造者是往返于北京和东北之间满蒙汉八旗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辽金时期和更早定居在关东的东北汉人。从语言的外部因素来说，对京腔形成贡献最大的是清朝各级满族统治者和宗室、贵族；从语言内部的接触规律看，满语极大地丰富了京腔的言语库。可以这样说，没有满语底层的影响，今天的这种京腔是不会出现的。”[⑤]
在清代满族逐步改操汉语的过程中，京师满族整体投入了汉语“京腔”的打造工作。历史上，操阿尔泰语系母语的，除了有金代的女真族外，还曾有北魏的鲜卑族、辽代的契丹族和元代的蒙古族，都曾主宰过这片土地。这些民族要学习汉语，不单会保留许多讲母语的发音积习，优先亲近的也一定是汉语口语白话，而不会是汉语文言。“南方语言中至今保持着‘来哉！来哉！’等极近似古汉语的语言，在北方就没有。北方自《元曲》以来记录的极近似今天白话的语言，南方也没有。”“南方语言既近似文言，可见南方语言代表的是传统的汉话。北方语言则是新加入的北语（叫‘胡语’也没关系），北人说汉语也是‘汉语胡音’……” [⑥]
到了清康乾时期，经过京师旗族在原有北京方言基础上系统打磨的“京腔”渐趋定型。这种上自皇帝、贵族下至京师内城统治民族人人习用的方言模式，自然会对各地官民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这正所谓“上行下效”，亦即“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彼时，清廷还利用行政命令来推行京师方言作为国家官话：雍正六年，皇帝颁发了汉语正音的敕命，要求粤语区、闽语区、吴语区出身的官吏谒见皇帝时须说北京官话。《官音汇解》、《正音撮要》、《正音咀华》等规范标准音的语言学著作应时出版，并在南方各处开办正音书院。值得注意的是，《正音咀华》的作者莎彝尊就是一位满族人，这说明满族的知识分子此时已经承担起了北京话的音韵规范化和普及化工作。
八旗制度笼罩下的旗人们，群体性的文化艺术倾向已然在日常生活中崭露。而玩味语言、“撇京腔”，也成了他们的人生癖好：“玩”语言，或许是最 “经济”最不用破费的一种艺术活动，穷旗人都“玩得起”；谁能把北京话讲得更字正腔圆、更诙谐俏皮、更有滋有味，也都会引得人们备加羡慕和着意仿效。后来，旗人们发现自己的汉语居然能够讲得比许多汉人还棒，一种自豪感便油然而生。老舍先生有一段话常常被引述，表达的正是满人们这种在京腔创造上面的自负与自耀：“至于北京话呀，他（指小说《正红旗下》中的人物、满族青年福海──引者注）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轻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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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味儿文学，是满族对北京文化贡献良多的再一个方面。
清朝定鼎中原当时，统治者即由蒙元的败北之鉴意识到，政权是无法仅靠武力去长久维持的，为了控制大一统的国度，必须汲取汉民族高度发展的文化成果，攫取精神统治者的最大权益。尽管他们不甘心丢弃本民族的固有特点，却不能不向汉族文化领域大举进发。自顺治初年起，他们以儒学为基础，设立学校，实行科举，使满族人特别是其上层子弟得以接受中原文化学养，旨在尽快成为这种文化的占有者。与此同时，满族书面文学在顺治时代也出现了由使用满文到使用汉文创作的规模性转轨，尽管此后仍出现少量满语写作，但满族作家的大多数却已改用汉文写作。清代，满人用汉文写下的诗集约有600种之多，而长篇小说或小说集也有近10 种，此外散文、戏剧、曲艺作品亦为数甚多。京师是清代满人的聚居地，上述作品绝大多数均写作于北京，它们既带有北京的地方特点，又回馈于北京文化。
满族富有艺术创造力度。八旗作家在拜汉族文人为师而研习写作的路上，没有亦步亦趋拾人牙慧，而是有胆有识地标示出自身的民族文学个性风采。刚刚从白山黑水原初文化形态中走来的满族，精神气质的长处在于生性浑朴，崇尚自然，情趣真切、心胸袒露，而弱势则在于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参透艰涩拗口的汉文经典，很难像中原士大夫那样从容地引经据典“吊书袋”。经过几番摸索，他们懂得了扬长避短，独辟蹊径。清初，纳兰性德率先登上中原词坛，其悼亡词凄清率真，军旅词雄浑天然，给人以别样真切的审美享受。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指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⑦]可见，纳兰性德的创作个性中的确存有独到的民族气质，他“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和“未染汉人风气”的艺术个性，为中原词坛吹进了清新的气息，也为满族文学赢得了最初的光彩。纳兰性德所开拓的路，后来被一代又一代的满族作家们越走越开阔，有清一代，他们的创作差不多始终凸现着通俗晓畅、自然浑朴、贴近语体、朗朗上口的艺术特征。
这里引录几首清代京籍满族作家的诗词作品，可证这种艺术特征之鲜明：
中途口占
秋风落日平沙晚，身倦马疲前路远。四野苍茫不见人，碧天如覆琉璃碗。
——康熙朝q岳端
见城中少年
鹭翎缯笠半垂肩，小袖轻衫马上便。偏坐锦鞍调紫鹞，腰间斜插桦皮鞭。
——康熙雍正朝q文昭
挖煤叹
山间一簇人耶鬼？头上荧荧灯焰紫。木鞍压背绳系腰，俯身出入人相尾。穴门逼狭中能容，青灰石炭生其中。盘旋蚁穴人如虫。移时驼背负煤出，漆身椒眼头蓬松。我立穴上看，深怜此辈苦。因令僮仆前，转责煤窑主：“汝坐享其利，视彼陷网罟。人无恻隐心，何以为人父！”窑主依我言，按分青钱数。数付挖煤人，令彼去息午。挖煤人得钱，足蹈而手舞。饥不市糕馍，劳不息茂树。且去向村头，酒肉充馋肚。腹果有余钱，聚伴群相赌。移时钱尽心如灰，又向窑中去挖煤。
— ——道光朝q奕绘
江城子q记梦
烟笼寒水月笼沙，泛灵槎，访仙家，一路清溪，双桨破烟划。才过小桥风景变，明月下，见梅花。　梅花万树影交加，山之涯，水之涯，影塔湖天，韶秀总堪夸。我欲遍游香雪海，惊梦醒，怨啼鸦。
— ——道光咸丰朝q西林春（顾太清）
与京师旗族协力重造“京腔”方言相接轨，北京的满族作家们对运用这种方言进行艺术写作，显现了高度的趣好与信心。作家和邦额在乾隆年间创作过一部文言小说集《夜谭随录》，中间有个短篇《三官保》，这样描写了两个京城旗人相互斗嘴的情形：
— 佟大言曰：“汝既称好汉，敢于明日清晨，在地坛后见我否?”保以手拊膺，双足并踊，自指其鼻日：“我三官保，岂畏人者?无论何处，倘不如期往，永不为人于北京城矣！”
虽然这是一篇文言小说，所摹拟的京腔声口，却活脱毕现。满族作家在本民族早期状写北京故事的小说中，就格外注重传递京师口语的气口神韵，此处足窥一斑。
满族文坛诞生的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即正白旗包衣曹雪芹写于乾隆年间的文学巨著《红楼梦》。这部书的艺术成就无疑是全方位的，而语言运用上的高超造诣无疑是它给世人留下最突出印象的地方，北京方言作为鲜活灵动的艺术材料，被曹雪芹“烹炼点化”[⑧]，挥洒得得心应手、炉火纯青。诚如红学家俞平伯先生所指出的：“宋元明三代，口语的文体已很发展了，为什么那时候没有《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到了清代初年才有呢？恐怕不是偶然的。作者生长于‘富贵百年’ 的‘旗下’家庭里，生活习惯同化于满族已很深，他又有极高度的古典文学修养和爱好，能够适当地揉合汉满两族的文明，他不仅是中国才子，而且是‘旗下’才子。在《红楼梦》小说里，他不仅大大地发挥了自己多方面的文学天才，而且充分表现了北京语的特长。”[⑨]完全信赖北京方言语体来构建长篇，《红楼梦》之前并无先例[⑩]，可以说，假如没有清代京师满族对京腔口语十分上心地玩味与打造，曹雪芹要想达到如此完美的语言水准，也是不易想象的。“一部用北京方言写成的小说取得空前的艺术成就，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北京话具有极强的表现力。……曹家人肯定和绝大多数满清旗人一样，都是说北京话的。这是因为，满族人及他们的祖上女真人对北京话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1]
另一部为北京方言赢得大声誉的清代长篇小说，是道咸年间满族作家文康撰写的《儿女英雄传》。在思想性上它虽然距《红楼梦》相去较远，而在使用流畅悦耳、幽默动人的京腔语言写作上，文康却未让曹氏半步。胡适先生在他撰写的《〈儿女英雄传〉序》中作如是说：“《儿女英雄传》是一部评话，他的特别长处在于言语的生动，漂亮，俏皮，诙谐，有风趣。这部书的内容是很浅薄的，思想是很迂腐的；然而生动的语言与诙谐的风趣居然能使一般的读者感觉愉快，忘了那浅薄的内容与迂腐的思想。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12]
— 本民族历史上叙事文学传统悠久，促成了清代满族作家在小说领域表现出卓越的写作才能。“虽然它们各自的创作思想各不相同，选用的小说形式也不一样，但是他们笔下描写的家庭社会生活画面、生动丰富的人物形象，以及白话小说中鲜活上口的北京话，逐渐形成满族文学一种艺术传统，十分鲜明、突出。”[13]至清末民初，满族作家以北京方言来写作小说，已是蔚然成风。例如云槎外史（即西林春）的《红楼梦影》、石玉昆的《三侠五义》、松友梅的《小额》、市隐的《米虎》、冷佛的《春阿氏》、穆儒丐的《北京》、《同命鸳鸯》等等，均在这类创作中有过不俗的成绩。
20世纪20年代，杰出的满族作家老舍步入文坛，他在长篇处女作《老张的哲学》中使出的第一柄“杀手锏”，便是道地而传神的京味儿语言。而且，终其一生大约40年的创作生涯，京味儿语言，始终是他最叫读者痴迷倾倒的绝活儿。周作人《〈骆驼祥子〉日文本序言》指出：“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14]把老舍的作品在京语运用上的佳绩，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相提并论，确是切中肯綮的，这一肯綮，自然还是京旗作家在创作中始终如一的对北京方言的眷恋与砥砺。
到了20世纪晚期，“京味儿文学流派”形成，且在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中引起广泛瞩目。参与其间的，既有像赵大年、叶广芩、王朔、檀林、王安等许多北京籍满族作家，也有一批来自国内各地而在京城生活较久的其他民族作家。老舍已经成了这一流派的圭臬与旗帜。尽管这一流派的作家们在取材立意诸方面差异多多，在作品中间捕捉和体现京腔语言的风采神韵，却是大家一致的求索。
— 当然，满族文学对北京文化的贡献，远不止于运用京城口语写作这一项。限于篇幅，这里也只能是择其重点稍加阐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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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传统表演艺术，尤其是京剧和曲艺，也跟满族的关系分外密切。
京剧，顾名思义，是在北京这座城市形成的一个剧种。清代中晚期的一百多年，是京剧形成并且逐渐完善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也正是京师八旗族众空前热衷于文化艺术的时期。外界对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大徽班”晋京为皇上祝贺80寿辰而成为京剧缘起的史实，大多耳熟能详；不过，要提到满族在京剧的发展中起到的历史作用，却可能知之不多。
— 满族的先民有喜好表演艺术的习性，他们中间长期流传着一种叫作“朱春戏”的民间戏剧，是集传统的满语叙事文学、民歌曲调、舞蹈表演程式为一体的艺术样式。在满族未有文字及书面文学之前，口承方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上，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承思想、播撒文化的惟一途径，而带有形象可视性的民间戏剧受到人们特别垂青，是不难理解的。后来，满族跻身于北京这样的中原文化重镇，以传统的审美习性而去优先亲近戏曲类的直观的叙事性表演艺术，是再自然不过的。——在清代之先，金、元时期的女真人和蒙古人，不是有过同样鲜明的文化选择么。
清入关之初直到康熙朝，因政局波动兵事起伏，京城的娱乐业是受限制的。至乾隆朝大局稳定下来，社会生活相对平静了，戏曲等行业也渐显隆兴。随着徽剧晋京并与京师此前流行的其他戏曲形式结合，八旗上下的欣赏胃口被刺激起来。为适应皇族亲贵们的观赏需要，内廷创办了教习专业演员的太监戏学；而培养旗籍子弟为业余演员的戏曲“外学”，此刻也应运而生。至道光朝，又有湖北的汉调晋京，促使以“西皮”、“二簧”为主的京剧声腔体系日益成熟。虽然宫廷戏学这时已经衰敝，而旗族子弟中间的京戏“票友”们自组的京戏“票房”[15]，却愈来愈红火。
清代京剧艺术一直是在 “双轨制”下发展的。一方面，主要有着科班出身的专业艺人们的创作及商业演出，另一方面，又有旗族业余艺术爱好者们非营利性的切磋琢磨与表演实践；二者经常彼此沟通交流，使京剧艺术从一开头就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品位，且直接贴近了京城文化（其中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满族文化）的总格调。那时科班出身的艺人们大多短缺文化，而旗籍票友中间倒不乏知识分子和贵族人士——这些人对剧情戏理的探究较前者高深，且能把自身文学艺术综合修养移植到戏曲表演的鉴赏提高上面，这就为京剧舞台增添了不少雅致唯美的气息，也使京剧从问世之初就显现出某些地方剧种所不具备的审美基准。
“京剧，自道光年间在北京形成后，日臻完善∈到光绪年间，便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京剧史上有‘盛世‘之称。”[16]这一时段，满族最高统治者对京剧的热情是空前的。“无论是穆宗载淳（同治皇帝），还是执掌实权的慈禧太后，以至德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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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专家细说闽南话的“前世今生”

(2006-02-24 09:20:02)

李如龙，全国著名的汉语方言研究专家，曾经参与创建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会说五六种地方方言。他认为：闽南话最早形成于泉州，然后一直向南流传到漳州、厦门、潮州，雷州、海南，然后又传播到台湾和东南亚，说闽南话的总人数达到7000多万人，成为保留古汉语最多的强势方言。闽南话无疑是沟通海峡两岸和东南亚华人的一种无形而不朽的桥梁。这是22日下午李如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的。在访谈时，他还就厦门的闽南话和台湾闽南话的关系、如何学习闽南话，如何推广闽南文化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李如龙

闽南话：保留古汉语最多的强势方言

记者：作为方言研究的专家，您能介绍一下闽南话的形成过程和影响范围吗？
李如龙：闽南话形成于唐代，是东南部最早的汉语方言之一。吴语应该是形成最早的方言，由于离长江近，受官话的影响大，地方色彩有所淡化。闽南人偏居东南，与中原的交流少，闽南话反而成为保留最多古代汉语成分的方言，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极大兴趣。闽南话的形成是多来源多层次的，既有百越族的“语言底层”，也有古吴楚移民的语言，加上古中原的语言，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方言系统。闽南话最早形成于泉州，然后一直向南流传到漳州、厦门、潮州，雷州和海南，然后又传播到台湾和东南亚，说闽南话的总人数达到7000多万人，成为保留古汉语最多的强势方言。

闽南话是一种有向心力的方言，不同地方的闽南话大多都能交流，另外，闽南话还有一种“崇正意识”，就是以汉语的正统自居，保留了许多古音古词。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的 “行”，闽南话就是古代的意思；闽南话把“吃”称为“食”；“锅”称为“鼎”；“人”称为“侬”，都是很古的说法。会说闽南话对学习古汉语很有帮助啊。由于闽南话稳定、保守，注意语言的源流，所以对故土中原文化有浓厚的感情。不同时代说闽南话的人对全国流行的共同语都很尊重。唐宋时科举取士，考试时作诗押韵，用的是《广韵》，其中的反切法被闽南话吸收。形成了闽南话特有的“文白读”，即读书时按官话来读，注解时用闽南话，文白两大传统并存，这在全国方言中是保持得最完整最牢固的。罗常培来厦大期间，写了一本《厦门音系》，称赞道，文白读并存是闽南话的根本特征，在全国方言中属于少有的。闽南话对官话持兼容并蓄的态度。清朝雍正五年，曾下诏书，鉴于闽粤两省进京士子，官话不准，下令两省设立正音书院。这一诏令在广东没有得到重视，福建执行起来非常认真，设立了不少正音书院，编写了不少正音课本。

读书识字用正音，说话时用闽南话，我把这个现象称为“启蒙教育中的双语教育”。我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在今天推广。它的好处表现在：一是使得方言与共同语并存的传统得以“传宗接代”，不使方言断绝；二是使小孩从爹妈那里学来的方言知识得到发掘和利用，由“习得”变“获得”，这样方言就变活了；三是建立在方言系统上的地域文化得到保存和发扬。

厦门和台湾的闽南话沟通无距离

记者：台湾的闽南话有什么特点？

李如龙：台湾的闽南话和厦门的闽南话最相像。厦门的闽南话是漳泉两腔的混合体，台湾的闽南话也是“漳泉滥”，厦门的闽南话和台湾的闽南话沟通起来没有什么障碍，与诏安和龙岩的闽南话沟通起来反而费劲，就是语言的来源不同所致。我去过台湾，我们家族是李光前二房分出来的，台湾嘉义县元长乡则是从李氏家族的长房分出去的，我和那里的乡亲用闽南话交流，毫无困难，他们真的是“乡音无改”啊！闽南话真是很有生命力的语言，台湾曾经被日本统治50年，国民党也统治了50年，当政者都要求公共场合禁止说闽南话，大家只在家里和小范围内偷偷地说，就是这样，仍然“乡音无改”，很神奇啊。所以，我说闽南话是沟通海峡两岸甚至东南亚华人的一座无形而不朽的桥梁。

台湾当局现在有点反其道而行，提倡用“闽南话”当“国语”，这就像鲁迅所批评过的“一个人站在地球上，却想揪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必说台湾还有几百万不说闽南话的人，真要把普通话取消，那好，你把所有的中文报纸都停办，不准大家说普通话，这行得通吗？这只是居心不良者的Politik炒作，是发泄情绪的一种做法，容易导致族群之间的分离。台湾的“国语”和闽南话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

地方戏曲有利于沟通乡情

记者：两岸除了语言的交流外，更可以开展哪些相关的文化活动？
李如龙：开展地方戏曲的交流也很有必要。据说山东快板快失传了，因为没有舞台，后继乏人。我们的南音就保存得很好，现在还进入小白鹭艺术团，这很好，不断种，将来就可以和台湾来一个南音联唱。还有梨园戏，高甲戏、芗剧、木偶戏和布袋戏，这些戏曲，海峡两岸都有，应该保存并发扬光大，这些地方戏曲有利于跨越时空地沟通乡情。

壮着胆子说 方言不难学

记者：据说您会说五六种方言，能够透露一些学习方言的绝招吗？
李如龙：我上大学的时候，班上有几个上海人，我跟他们学会上海话；搞方言调查时，我学会说长汀话；在福州工作时，我学会说福州话和莆田话；在广州和香港工作时，我学会说广东话；我是南安人，闽南话是我的母语，很小的时候就会了。我这是职业需要，对于一般人则不必苛求，自己的母语不要丢，普通话会说就很好了。外地人学闽南话，到一些培训班学习固然重要，关键还是要在实践中学，争取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壮着胆子说，然后，多看地方戏，多唱闽南歌，学起来并不难。

本报记者 宋智明
(来源：厦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