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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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正萍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亡之
际，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在国统区
，为了镇压不断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推行“训政”，建立和加强特务组织，
实行法西斯统治。无数革命者和仁人志士遭到逮捕或杀害，人民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面对蒋介石
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为民请命，与国民党反动统
治展开斗争。
　　1932年秋，决定组织一个团体，“专门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为了实现这一“新目标”，
宋庆龄等四处奔走，积极开展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1932年1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终于在上海正式成立，宋庆龄当之无愧地被推举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宋庆龄提出了这个同盟
的任务是：“（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本同
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狱况和
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三，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
和结社自由的斗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根据其章程，设立全国委员会和大城市分会，总会设在上
海。1933年1月，上海、北平分别成立了同盟的分会，从而扩大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国内外的影响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在宋庆龄等领导下，高举“保障民权”的大旗，为保障人民的民主
自由权利，营救被囚的革命者，反对国民党的非法拘禁和杀戮，开展了许多工作，为中国民主革命
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践踏民权、屠杀革命人民的残暴罪行
　　1933年2月，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等人受宋庆龄委托视察北平各监押所，慰问被囚政治犯。之后，
他们将北平人反省分院政治犯揭露这所“活人的坟墓”的两封信在犹太人办的《中国论坛》第二卷
第一期上发表。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告中国人民——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
被捕的革命者》等纲领性文章中，将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统治、迫害革命者、践踏民权势罪行予以曝
光。她告诉民众，有不计其数的中国男女被投入了监狱，受到种种酷刑，他们没有任何为自己辩护
的权利，有的不经任何审讯就被秘密处决。
　　国民党军队几乎“全是用来进行军阀的混战和镇压为自己而斗争的工人和农民”。国民党政府
是一个“公开地、无耻地为少数的封建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服务”。宋庆龄对国民党
统治的揭露，唤醒了民众，使不明真相的人们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对本质，识破了国民党所谓正统合
法的骗人把戏。
　　　　　　　　　　　　　　　　　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针对蒋介石政府妥协投降的政策，宋庆龄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进行公开的反
蒋抗日宣传活动。她不断发表演说，谴责蒋介石政府“从来不会做真抵抗的准备”，反而“用它的
主要军队打中国的人民，阻止人民武装与组织义勇军来参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因
为它怕武装的人民比怕帝国主义的侵略者还厉害。”宋庆龄号召“中国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
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努力于这次解放的奋斗，努力
于中国统一的完整。这个奋斗与中国劳苦民众反对剥削的奋斗是不能分的，与中国民众要求言论、
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的奋斗是不能分离的。
　　1933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高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联合上海
20多个进步社团，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宋庆龄担任该会会长。她在该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
话，号召抗日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妥协并反对一切障碍一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的
种种罪恶”。她还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一、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配以适当的军械
与飞机，应开拔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复满洲热河、保卫祖国；二、人民应全部武装，组织人民
自卫团；三、人民的民权立即恢复，对革命分子的监禁酷刑与杀戳应立即废止；四、停止向中国苏
维埃区域的进攻。”由于自救会提出了武装抗日民众的主张，最后遭国民党取缔，但自救会在民众
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此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从1933年2月开始筹备在华召开远东反战大会，并于7月成立了由宋庆
龄、蔡元培等主持的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和朱德先后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及宋庆龄拍
来了贺电。经过精心筹备和布置，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反法西斯蒂的决议宣言》、《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等文件。这些文件的发表深深地振奋了全国人
民抗日反蒋、救国御侮的斗争。
　　　　　　　　　　　　　　　保护和营救大批爱国革命人士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大批反蒋抗日的勇士被投入了监狱，惨遭不幸。宋庆龄
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方面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另一方面又为这些失去的勇士们奔走呼救
，把保护和营救政治犯当作自己的一项重大任务。早在1932年10月，宋庆龄等就代表中国民权保障
同盟筹委会致电蒋介石、宋子文、于学忠等，抗议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
等人，谴责他们“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要求“释放在北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
重民权而张公道”。1933年4月1日，宋庆龄发表《告中国人民——号召大家一致来保护被捕的革命
者》，揭露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压迫反帝抗日战士的罪行，要求释放廖承志、罗登贤、陈
庚等人。为此宋庆龄等七人特成立营救政治犯委员会，致电汪精卫，并于4月5日亲自到南京卫戍司
令部看望罗登贤、陈庚等人。同时，她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再次向汪精卫提出书面要求：（
一）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二）废止滥刑；（三）给予政治犯阅报读书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
狱中待遇；（四）严惩狱吏敲剥犯人及受贿行为。
　　宋庆龄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持不懈地与国民党黑暗政治作斗争，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
恐慌。国民党特务决定使用暗杀这一最卑鄙的手段，以达到摧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目的。对于宋
庆龄，蒋介石虽然恨之入骨，早就想除掉她，但由于宋庆龄崇高的威望和特殊的地位，他不敢轻举
妄动。于是，蒋介石指使戴笠选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作为暗杀的对象，以“杀杨儆宋
”。1933年6月18日，戴笠手下的特务将杨杏佛暗杀于离宋庆龄寓所不远的中央研究院门口。宋庆龄
得知杨杏佛不幸遇害的消息后，异常悲愤。她不顾特务的恐吓和威胁，亲自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
还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杨杏佛的无耻行径，表示自己将再接再厉，“直到我们应达到
的目的”。
　　杨杏佛惨遭不幸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受到巨大影响，于当年7月被迫解散。虽然该同盟
存在不足一年，它却在中国爱国民主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