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垃圾：该不该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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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广州番禺，这一串地名维系的垃圾焚烧厂争议，正从单纯的环境问题转向城市治理新的公共危机，而最近的江苏吴江垃圾焚烧厂在万人抗议声中下马，可堪标志性事件。

传统填埋方式已不堪重负，而焚烧方式作为西方社会已经成熟运行的主流处理模式，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大肆效仿。

反对声浪亦此起彼伏，以中国环科院研究员赵章元等人为代表的反对者坚称：垃圾焚烧所排放的二恶英对人体的不利影响不可逆转，且垃圾焚烧不适合中国垃圾分类严重不充分的现实。而在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博士毛达看来，无论强调填埋还是焚烧，都是在将中国的垃圾处理引向更深的歧路。

我们总说不要走别人的老路，但我们偏偏就在走，而且走得更吓人。当下中国的垃圾问题就是如此。

历史证明地球上没有垃圾的最终归宿之地：扔到城墙外，很快变成了公害，扔到地底下又进入了地下水，扔到河里很快被下游投诉，扔到空气中变成了温室气体垃圾。每个时代被吹嘘的垃圾处理技术都变成了下一个时代的梦魇或批判的对象。我们现在还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

就垃圾问题而言，我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于两阶段的历史，一是考虑地球环境承载力的历史，另一个就是把问题转移到别处（感官不能触及到的），或留给下一代的历史。前面这段历史我们还没有真正展开，包括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还停留在后者的历史阶段中。

垃圾问题从一开始就和城市文明同行，到了工业时代更加严重，物质生产的量和质逐渐超过了局部地区的环境承载量，西方所有大城市都经历过垃圾危机。解决办法虽然在变，但总的思路是一样的：把问题转移或留给下一代。到现在这些危机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更远的地方。而且过度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模式已经扩展到了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印度、巴西，垃圾问题也顺势蔓延。

从世界的总体来看，垃圾问题是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转移的。但它其实显示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人类社会物质消耗的问题，从资源开采一直到垃圾产生这整一个链条中耗费了更多的资源，威胁到其他物种生存，产生的问题比最后把垃圾放在哪里还要多。美国《生态经济》的作者莱斯特·布朗提醒世人：我们正用超过两个地球的可持续资源支撑我们的经济。所以我说垃圾危机不在于怎么处理，而在于它背后的物质生产，因为垃圾一旦产生，需要自然去销纳它，而不是什么人为的技术，好的循环利用技术能够减缓对销纳时间的压力，但也有极限。因为这个世界注定被地球上有限的生命整体控制着。

正因如此，焚烧最大的问题不是它可能产生的二恶英。相比其他处理方式，焚烧更容易掩盖整个物质流的过度耗费问题，给人以错误的信号，延缓了人们从根本上寻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很多人喜欢拿焚烧和填埋比较，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两个差的东西里比哪个更差，而不去找比这两个更好的方式？至少填埋有一点好，它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客观存在，而焚烧则是一剂安慰药：社会似乎可以继续走过度生产、过度消费和大量浪费的道路，因为后果可以一烧了之嘛。

少数的人们似乎已经意识到问题的本质了，所以才会有先锋式的人物在倡导节制物质消耗，减少垃圾的产生、让垃圾回到生产之链。所以，我认为能不能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就是人们能不能把解决垃圾问题和控制整个物质生产和消耗的体系联系在一起。一些国家如日本已经提出这样的规划，并在尽力实施，我们国家空谈得多。



垃圾焚烧受到普遍质疑图/明镜

看看现实，阻碍垃圾源头减量、扭转物质流恶化态势的因素，到处可见——

增长型的经济理论仍然统治学界和官员，GDP指标仍旧凌驾于幸福、健康和生态；发展经济基本等同于鼓励快速和大量的消费。

国家没有物质管理的政策，限制包装、塑料袋这样的政策落实不彰。有害物管理也跟不上，生活垃圾中的有害物质竟被排除出环保系统的管理。

国家没有对源头减量，也没有给循环利用足够的资金支持。相反，金融政策没有往前端治理倾斜，而是鼓励末端技术，包括CDM（清洁发展机制）。

环保部门不能独立行使环境监察和执法的权力。在巨大利益面前，在能够转移问题面前，决策者当然很积极。

继续歧视回收大军。不能把回收大军看作循环经济建设的一部分，也就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规范他们，减少环境污染。

全民环境知识还不足，将环卫等同于环保。

……

比垃圾本身更严重的危机是把问题推向危机，也就是不考虑整体的解决方案，不考虑优先次序，不向公众公开既有和将会产生的问题，依赖自欺欺人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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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警示：垃圾，筑成火山口？

2007年的厦门PX，制造出散步的连锁效应，已成为前车之鉴。2009年的今天，垃圾焚烧争议正从环境危害转变为城市治理的公共危机。吴江事件之后，其它城市反对垃圾焚烧的居民纷纷表示——“将把维权进行到底”。

持续经日的垃圾焚烧争议潮，两周前以剧烈方式袭击了京杭大运河边的苏州小镇。

10月21日，吴江平望镇，绿洲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绿洲）的垃圾焚烧厂外，数千当地居民聚集抵制工厂点火，并一度拥堵了国道，两天后，政府最终作出让步。

“我们现在已经停建了该项目。”11月2日，吴江市政府官员答复南方周末记者。

这个投入数亿，几乎具备了所有审批手续的工程，已如一堆废物被弃诸运河一隅。“打水漂”的钱中，有2亿多来自银行贷款。

“吴江事件”如今已经被各地反对垃圾焚烧的人们视为标志性事件，“获得激励，将把维权进行到底”。

一场由垃圾焚烧这一环境问题而可能引发的社会公共危机，已迫在眉睫。

不谐之音

2006年，吴江决定上马“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时，正是国内垃圾发电的跃进时期。“十一五规划刚刚通过了相关的鼓励政策，而国外的垃圾设备公司也大举进军中国。”以反垃圾焚烧著称的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说。

和许多被垃圾困扰的城市一样，吴江看似别无选择，继续建设填埋场需要3000亩的土地，在寸土寸金的经济地带，这几无可能。

彼时，在北京六里屯、在南京江北、在吴江所在及毗邻的苏州、湖州、嘉兴、杭州，垃圾焚烧的项目正加紧论证。“绿洲”电厂亦应运而生，作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丝绸”）被安排负责这个项目。“东方丝绸”董秘高健回忆，“从选址到开工，我们一直顺顺利利。”2007年11月，“绿洲”电厂获国家环保总局的批复；同年底获江苏省发改委批复。2008年5月正式动工建设，危机爆发前甚至已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工作。

但焚烧炉可能带来的另一面并未获得足够重视。

吴江平望镇的居民一度尚不清楚垃圾焚烧和二恶英之间的联系，以为不过是又多了一个大烟囱。

与垃圾发电厂隔运河相对的是热电厂，大烟囱每天排出的废气，虽然会带来酸雨，但对于人们的健康威胁并不那么显著。“选址的时候来征求过大家的意见。当时说垃圾焚烧其他地方也有的，是个好事。大家也没什么意见。”平望镇平西村主任王有才回忆。

但2007年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最终被缓建的报道传播到了这个小镇，一些居民坐不住了，

2007年12月24日，一名居民向吴江市环境保护局提出了质疑，“平望垃圾发电厂产生的二恶英，众所周知对人产生极大的损害，发达国家早就抛弃了这种处理垃圾的方式，为什么我们还要建造？”环保局对此的答复只有一句，“该项目已经国家环保总局批准同意建设。”“我们也向吴江市、苏州市反映过此类问题。但同样没人回答。”正处于电厂西北数百米处的南新社区一位居民说。此后两年，抗议相对于政府紧锣密鼓的筹备建设，只是不和谐的插曲。

危机爆发……

现在看来，2009年9月1日，中央媒体有关国际二恶英大会的报道是一个转折。

在报道中，专家们讲述了垃圾焚烧之害，指出了二恶英可能致癌的巨大危害。来自发达国家美国的专家，同样也发表了反对垃圾焚烧的意见。

吴江的官员们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正是这个被他们私下认为“误导”的报道点燃了民众的愤怒。

平望的老百姓很快把报道讲述的垃圾焚烧危害在各大网络论坛传播。人们引经据典，个个仿如专家。

2009年9月16日，即有居民不断向吴江市城市管理局表达抗议，“政府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置于何地？难道老百姓的命真的不值钱吗？”但这样“威胁式”的警告，换来的依然是简单的回复，“该项目是经过严格环评论证的，不会对周边百姓健康造成影响。”

但抗议也引起了官员的注意。按照规划，该电厂应该在2008年底就点火试运行，几经延迟，为了维稳，又推到国庆后点火。

人们在焦虑不安中等待点火的日子。“到了10月，有人说21日这天电厂将点火，我们才要抗议。”或许是聪明的抗议居民特意挑选的日子。这一天，“2009中国吴江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举行，国内外宾客云集。人们期待在这个非常时期发生的事能够获得更高层的关注，以便解决。

10月21日早上8点，电厂的门外开始聚集了抗议的居民，人们打着反对的标语横幅，四处散发传单。人群渐渐聚集。但“当时大家仍然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社区诉求”，高健回忆说。

企业的劝说工作毫无进展。“我们要求公开环评报告，他们一直不肯回应。”有参与的居民回忆。

第二天，平望发生的事通过手机短信、网络四散，住在外地的平望居民开始纷纷返乡，人群已至近万人。危机已不可遏止。

居民冲进了电厂，在撕碎了几本本子后被驱逐出了工厂，拥挤的人们又涌上了国道，并围住了前来协调的副市长。

吴江市政府不得不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该项目尚未完工，因存在争议，现停止建设。事后除了两名被认为在网络上发帖造谣的居民被刑拘外，其余抗议居民全数释放，风波暂歇。

汹涌的他处

吴江事件的连锁效应已被广泛传播，各地反对垃圾焚烧的人们对停建的信息欢欣鼓舞，继而被激励继续坚持下去。而在广东番禺等地，人们依然在等待最后的消息。

反对的暗流其实早已潜涌。2006年前后，在深圳清水河，中国第一家垃圾焚烧厂所在地，后来“发起不买房”运动的邹涛，就曾和以前的邻居们以“散步”的方式表达抗议。

几乎同一时间，在北京海淀区六里屯兴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也被这里居住的学者和部分人大代表设法阻止，最早将垃圾焚烧的争议引入公众视野。

最初的抗议还遵循着有理有节的步调。邹涛回忆说，先是反映到深圳官方网站，后来又面陈政府各部门，包括人大代表以及政府官员，“我们从1998年开始反映，一直到2006年，但理性的维权，得到的往往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回应。”

在南京江北，天井洼垃圾焚烧厂背后，亦胶着着三年或平和或激烈的反对历程。在最初的渠道反映效果不彰后，2007年4月政府主导的专家评审会上，消息灵通的数位维权代表强行闯入会场，其中包括一省政协委员，手持政协证件。

居民们一度将投诉信寄往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其中包括了83.40%的被调查者的反对意见。但2008年底，该项目审批权再次下放至江苏省环保厅，环评公示也被第二次挂于政府网站，焚烧厂上马看似势在必行。公示的最后一日，上百群众忍无可忍，自发前往省环保厅，以求“最后一搏”，最终出现混乱场面，情形一度失控。

现在，他们尝试最后的理性博弈，11月2日，南京江北地区居民诉江苏省环保厅的环境维权诉讼在南京市中院开庭，直斥对方在“违反法定程序，缺乏充分依据”的情况下，作出对江北垃圾焚烧厂环境影响评价的批复。

但谁也不能保证，倘若诉讼并不能带来相对妥善的解决方案，情势会如何演变。

相较南京江北，上海江桥地区居民的维权举动更有平民色彩，因为周边百姓“有话语权者极少”，最终选择以“散步”形式聚集于垃圾焚烧厂门前。官方亦在此后释放友善信号，但迟迟未有定论，居民怀疑，只是在世博会即将召开之际，“可以先安稳一年”，但抗议远未结束。

几乎与吴江事件同时的广州番禺，数万居民的签名请愿仍在进行，政府尽管顺应民意，召开了通报会，但因为与会专家的身份被指有利益代言的嫌疑，民众并没有被说服，在究竟垃圾焚烧利弊如何的舆论战中，事态的良性或恶性发展，都只在一线之间。

新的公共危机迭现

“中国的环境污染的后果已经到了一个集中爆发期。”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教授说，前30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环境欠账滞后的效应正慢慢显现。“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这些矛盾，对这些危害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类似的事件仍将出现。”“环境维权已逐渐成为农民维权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动因之一。11年之间，环境信访的数量增长了10倍之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黄家亮曾如是分析。

2007年的厦门PX，制造出散步的连锁效应，已成为前车之鉴。2009年的现在，垃圾焚烧正从环境危害转变为城市治理的公共危机，吴江事件之后，多个接受采访的地区居民均言及，“获得激励，将把维权进行到底”。

“环境维权的网络已在全国铺开。”有观察人士表示。在各地，通过网络结交异地有类似经历的维权者，正成为经验。而别处稍有进展，对当地维权者亦产生激励。

譬如论证垃圾焚烧危害的文章在许多QQ群传阅——精通英文或者专业特长者每每成为技术骨干。收集二恶英危害的报道更是成为重点。

有人因此成为至交，“我们的友谊自垃圾焚烧的开始而开始，但不会因为垃圾焚烧的结束而结束。”北京六里屯一居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环境维权正体现出几个新的趋势。王灿发说，“以前的个体维权正向集体维权转变。而维权的范围，也从城市开始向农村扩展。”

但遗憾的是，在此情况下，“国家处理环境突发事件的能力仍十分欠缺，缺乏相应程序和规则。往往是出现后盲目应付。”王灿发说，由于没有处理此类纠纷的立法，随意性、无序处理成了惯例，最终出现了为了应付群体性危机，政府作出许多“无原则的妥协”。

国家应该制定这方面的法律，“该建的坚决建，该停的坚决要停”。

但王灿发说，前提是，政府应该转变观念，加大公众的参与度，建设更透明化的决策程序。“管理者应该明智一些。如果政府不转变态度，结果会越闹越大。最终社会不安宁。”赵章元说，“吴江政府最后的做法是个表率。”

垃圾维权正体现民众维权意识的觉醒。赵章元表示，“参照吴江的模式”，民众之间相互借鉴成功经验来维权，这是必然趋势。如何解决，是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

垃圾围城的现实困境之下，亦有理性者放弃简单维权，开始反思城市垃圾处理的根本之道。“城市生活垃圾倍增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也应该为其埋单。”北京六里屯地区一居民说。在折腾数年后，据称，多个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居民小区也已开始倡言减少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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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独家披露中科院专家权威科研报告：中国垃圾焚烧排放起底

各地纷涌而起的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几乎都遭到公众的反对。

中科院选择国内19家垃圾焚烧厂调研二恶英排放发现，16％的厂家达不到中国标准，几乎70％的厂家达不到欧洲标准

垃圾焚烧带来的二恶英排放，是其面临的主要公共环境挑战。2005年，中国有垃圾焚烧厂67座，现已近百。最近一年，中国各地蜂拥而起的垃圾焚烧厂建设潮，引发各界争议，而对于可能带来的二恶英排放的环境危害，成为争议焦点。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二恶英排放一直缺乏全面的数据信息。那些已经存在日久的部分垃圾焚烧厂究竟排放如何，亦一直缺乏可靠数据的披露。

2009年，国际知名的化学科学杂志《Chemosphere》发表了论文，题目为《中国市政固体废物焚烧厂的二恶英/呋喃排放》。作者是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的科研团队，他们历时一年，对中国19个市政生活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进行了检测和分析，并发布了结果。

这份发表于国外的科研报告，至今未引起国内的关注，本报获准独家披露。

正是基于报告中数据的敏感性，论文的作者拒绝透露所涉及的焚烧炉的详细位置，但称，检测分析的结果已经反馈给所有接受检测的焚烧炉所在企业。

这份难得的科研报告提供了部分了解中国垃圾焚烧炉二恶英排放确切水平的依据。（为行文方便，文中数据所省略的单位均为ng-TEQ/Nm－3，即烟气中二恶英排放浓度）。

垃圾焚烧生成的气体必须在排入大气前进行清洁处理；由此也就产生了关于市政垃圾焚烧厂空气二恶英排放的种种严格的标准。中国环保部目前采用的标准和欧盟有所不同，前者为1.0，后者为0.1。但近年来，舆论普遍认为欧盟的标准更接近安全，即必须低于0.1。

此次检测分析显示：19个样本焚烧炉的二恶英/呋喃物质的排放量在0.042至2.461间，平均值为0.423，远高于欧盟标准。



14个医疗垃圾焚烧炉样本数据（加*者超出中国排放标准）

其中，16个样本的二恶英排放达到中国环保部目前的标准，即不超过1.0，所占比率为84%，但也只有6个样本达到西方普遍采用的欧盟排放标准，即0.1，所占比率为31.6%。19个样本中的排放最高值为2.461。较之已有大量研究证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市政垃圾焚烧厂都能达到0.1欧盟标准（韩国是个例外），中国的市政垃圾焚烧排放远不如发达国家，技术应该进一步改善。

根据检测结果估算，假如以2006年中国焚烧处理垃圾总量1138万吨来计算，中国随之带来的的二恶英/呋喃总排放量为19.64克。

据论文作者之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介绍，此次研究采用国际认可并通行的二恶英检测方法。样本采集得到焚烧炉所在企业的配合，由研究人员分赴实地采集带回实验室。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每个样本焚烧炉排放数值的结果，均为多次采样后的平均值。采样次数少则3次，多则5-6次。

研究者还在论文中表述了以下发现：

作为二恶英检测研究的重要学术指标，中国垃圾焚烧厂的二恶英产生因子要高于早前一些研究得出的数据。

各焚烧厂之间的二恶英产生因子差别很大。总的来说，国产焚烧炉的排放控制水平要低于进口焚烧炉。

通过对三座同一公司生产的焚烧炉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说明，经过一系列污染控制技术的应用，二恶英排放可以显著降低。

这一研究团队还对14个国产医疗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进行了检测分析，据此形成的论文也发表在2009年《Chemosphere》杂志。医疗垃圾焚烧炉遍布各地，是通行的医疗废物处置手段。

其中9座焚烧炉达到中国的医疗废物焚烧处理相关排放标准（低于0.5），但仅有2座达到或优于欧盟标准（0.1）。其余5座既超出欧盟标准又超出中国标准，有2座的排放量在10.0以上，最高者高达31.60。

14个样本中，二恶英排放水平最低、技术控制最优的焚烧炉位于四川，排放值为0.08。

研究员还表示：垃圾焚烧，并不是二恶英排放的首恶。二次冶炼等成因，在总排放量中的影响比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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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感受垃圾处理经验：同样的焚烧，不同的宿命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城市街道的拐角处总摆放着不同颜色的垃圾罐，分别标有：金属、有色玻璃、无色玻璃、报纸、硬纸壳等不同材质的名字。扔垃圾时，人们需要“对号入座”。

跟随着一辆黄色的垃圾运输车，记者来到了离市中心不远的一处垃圾回收中心，偌大的垃圾中心被分隔成为25个不同的区域中心，不同的颜色——红、黄和绿色，标志着这里放置了对环境有害程度不同的废旧垃圾。

离开回收中心之后，不同的垃圾又被按照对环境影响和再利用的程度由高到低分为预防、再使用、物质再生、能源转化、掩埋五个层次。以能源转化为例，瑞典事实上是欧盟中垃圾焚烧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一半的垃圾进入了焚烧炉，产生的热量再被充分利用。以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为例，全市约有1/2的暖气供应来自垃圾焚烧产生的余热。

而在中国，同样的垃圾焚烧却因可能释放二恶英等污染物质而饱受民众诟病。究其原因之一，或许就是那些街角五颜六色的垃圾罐。

环境学者早已指出，垃圾焚烧产生二恶英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含有氯元素。而垃圾当中的那些未经分离出来的塑料袋等含氯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是产生二恶英的“罪魁祸首”。

我国目前垃圾回收的现状是居民没有分类意识，即使进行了简单的分类，由于政府缺乏科学有效的分类体系，大部分“干湿”垃圾仍被混合在一起。明明可以作为肥料甚至产生更大经济价值的垃圾例如废弃包装，就被送进填埋场或焚烧炉，成为了环境的杀手。

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是：以个体户、清洁工以及拾荒者为主的“拾荒”大军，构成了中国垃圾回收链条上的关键一环。但他们缺乏有效管理和分拣知识的培训，无法在回收前端充分奠定分类基础。



许多英国人空闲时会志愿去垃圾站进行垃圾分类图/CFP

由于缺乏对许多垃圾再回收价值的认识，拾荒者仍然会青睐硬纸板、塑料瓶等传统回收物品。而在欧洲，无菌纸包装从进入垃圾桶开始，就踏上了良性的循环再利用道路。

这仅仅是中国垃圾问题的一个缩影：有效垃圾管理体系的缺失，包括源头减量到科学分类，都是如今垃圾焚烧面临指责的症结所在。

对垃圾焚烧依赖程度最高的日本，曾经对此深有体会。2000年，名古屋经历了一场“垃圾危机”，由于垃圾多到超出了焚烧炉的承载量，名古屋开始转变垃圾管理思路——将管理的重点从后端的填埋和焚烧转向源头的控制和分类管理。

结果证明：与1998年相比，名古屋当地的垃圾减少了32%，而整个日本在各种垃圾减量法规的实施下，“焚烧大国”的垃圾焚烧厂已经由最高峰时期的6000多座，减少至2008年的1800座。

欧州目前较通行的做法是建立一个与政府垃圾处理系统同时并存的回收利用系统。德国制定了一套“绿点”系统，以独特的收费结构形成对制造商减少产品包装数量以及使用环保包装产品的激励，这套体系目前在欧洲22个国家通行。

对中国借鉴意义更强的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将治理重点放在了拾荒者身上——由政府主导成立非营利组织将拾荒者作为一个个独立的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并提供优惠政策和免费场地。这一模式在成功解决了垃圾分类问题的同时，还为巴西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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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都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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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管委：不建垃圾焚烧厂番禺将垃圾围城


迫切

　　不建,番禺将“垃圾围城”

　　广州没有其他地方可建垃圾焚烧厂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在居民如此集中的大石建?

　　针对这一质疑,广州市城管委昨日回应说:“再不新建垃圾焚烧厂,番禺将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

　　广州市城管委指出,截至2008年,番禺区居住人口250多万,年产垃圾近60万吨。到2010年,每天将产生垃圾约2000吨。日处理1200吨的火烧岗生活垃圾填埋场预计将于2012年填满封场,按照现有垃圾处理设施的容量和日处理量,在二至三年内,将无法应付每日2000多吨生活垃圾的处理,“番禺将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

　　至于选址问题,广州市城管委指出,从2003年起,该区开始着手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工作,并会同市、区两级国土、规划有关部门历经三年多调研和选址论证。2006年,初步确定大石街会江村现大石简易垃圾处理厂作为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并取得规划部门的项目选址意见书。

　　广州市城管委在通告媒体时说:“该选址既符合垃圾焚烧发电厂用地规模,又符合番禺区自然条件、人文环境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

　　无奈，

　　番禺无地可建填埋场

　　有居民指出,国外采取焚烧发电的方式处理垃圾,是建立在严格的垃圾分类基础上的。而广州在没有落实垃圾分类之前,就将生活垃圾一股脑焚烧,可能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在未实现垃圾分类前,广州不适宜兴建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

　　“由于番禺区土地资源短缺,山体少,已无法找到可以建设大型卫生填埋场的地方,所以只能选择焚烧发电处理方式。”广州市城管委昨日如此回应。

　　市城管委认为,走以垃圾焚烧发电为主的路子符合广州市的实际。目前,国内外最常用的生活垃圾最终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卫生填埋、堆肥和焚烧发电。卫生填埋占用土地面积大、渗滤液处理难度大；堆肥处理占用土地面积大、产品质量难以保证；焚烧发电则有占地面积小、无害化处理充分、减容减量明显、资源化利用率高等特点,越来越多地被广泛采用。因此,“广州市确定了生活垃圾终处理走以焚烧发电为主、填埋和综合处理为辅的新路子。”

　　至于垃圾分类问题,广州市城管委强调,多年来广州市一直努力推进垃圾分类回收。2008年,全市共分类回收生活垃圾160万吨。

　　记者查询广州市环卫部门往年公开资料获悉。2008年,广州10区(不包括从化、增城)共产生的生活垃圾总量达357万吨,也就是说,只有大约45%的生活垃圾得到了分类回收。

　　市城管委同时还承诺:“将不断完善‘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市场化运作、法制化监管’的垃圾分类管理机制,以机团单位、企业、街道社区和学校为重点,辐射全市,力争在3-5年内使广州市的垃圾分类覆盖面达到80%、生活垃圾日产量减量20%、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30%以上。”

　　应对，

　　对二口恶英、重金属进行常规检查

　　“垃圾焚烧产生二口恶英会危害人体健康”是许多番禺居民共同的担心。在丽江花园、华南碧桂园等大型楼盘的业主论坛上,很多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以前在番禺买房子就是看中这里空气好,如果附近建了垃圾焚烧厂,该片区空气质量将会受到污染。

　　对此,广州市城管委回应称,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建设及运行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能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这在广州是有先例的。比如,第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生活垃圾1000吨。该厂投产四年来,除按规定每年一个月检修外,其余时间全天24小时不间断运行。各项环保监测情况表明,运行指标符合规范要求。其中,二口恶英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欧盟相关标准。

　　广州市城管委承诺,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营运过程中,将重点加强对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进行全面的环境监测,安装烟气综合在线监测仪,连续自动记录烟气排放情况。检测结果与环保部门实行联网,并在厂界显著位置同步显示在线监测数据,使公众及时了解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保排放指标。此外,政府主管部门还将委托有资质的检测部门对二口恶英、重金属等污染物进行常规检测,通过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确保各种污染物达标排放,确保垃圾焚烧项目的环保、安全。

　　声音

　　率先在番禺实施垃圾分类

　　曾德雄(广州市人大代表)

　　垃圾处理的最好方式是分类处理、回收利用,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只是权宜之计。

　　首先,政府应建立分类、回收、再利用的一条龙机制；其次,生产垃圾的个人应树立分类意识；第三,应扶持社会组织、NGO成长,提高社会参与度。

　　这场争论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大家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整体,只有政府、个人、社会三方共同面对,才能解决垃圾处理等公共问题。垃圾处理应该遵循“谁污染、谁处理”的原则,番禺的居民也不能把自己生产的垃圾扔到别人居住的土地上去处理。因此,应该借着当前兴建新垃圾厂的紧迫性,立即着手从番禺区开始,全面实行垃圾分类制度。

　　广州垃圾资源化率还应提高一倍

　　周永章(中山大学地球环境与地球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垃圾处理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垃圾的处理应该遵循“循环经济”的理念,首先是尽量减量化、尽量回收利用,实在用不了的才焚烧发电。“这个过程需要全体社会公众的参与,不是仅仅依靠技术就能解决的。”

　　去年广州回收利用的生活垃圾是160万吨,而当年全市产生生活垃圾总量是357万吨,只有不到一半的生活垃圾得到了回收。而在国外,一些垃圾分类做得比较好的城市垃圾资源化率可以达到70-80%。“广州的垃圾资源化率还可以提高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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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六里屯是填埋厂，以前说要修焚烧厂被驳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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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农村转移垃圾 不能以损害农民为代价

眼下，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市民与政府舌枪唇剑，环评是否该由公共参与、垃圾焚烧厂污染程度如何、技术是否已经过时等一系列问题被摆到台面，详细讨论。从厦门PX项目，到广州南沙石化项目，再到眼下的垃圾焚烧厂建设，民意在重大项目决策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这固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不过，笔者更希望看到的是由此事的争论引起社会对垃圾处理厂问题的全面关注。随着城市化步伐加速，城市生产、生活垃圾急剧增加。惯常的做法是，这些垃圾全部被运往农村处理。正如很多人预料的那样，番禺垃圾焚烧厂最终有可能选在人烟稀少、反对力量较弱的农村地区，而这几乎成为某些人的共识被写进了相关操作条文。从公共利益最大化、污染程度最小化的角度考虑，垃圾厂选址农村也不失为理性选择。然而，在城市拥有了整洁的环境，大多数人利益得到保证的同时，怎样保障垃圾厂周边那些少数人的利益，却是个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目前，中国农村垃圾围城已是不争的事实。有资料显示，广东全省垃圾处理场仅三成达标，多数垃圾场采用简单填埋方式处理，而这些垃圾场无一例外集中在欠发达地区的穷乡僻壤。其排放出的毒气、毒水直接危害着空气、土壤、水源，危害周边群众的身体健康。

在风险社会中，垃圾厂的选址说到底就是风险分配的问题。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没有人愿意和垃圾厂做邻居。事实上，番禺垃圾焚烧厂无论从技术设计还是建设程序，比起那些欠发达地区的垃圾填埋厂不知规范多少，但番禺的白领们懂得利用网络和媒体的力量，切实维护自身的权益，让垃圾焚烧厂的修建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而博弈能力较弱的穷苦农民，面对资本与权力的合谋，往往只能束手就擒。他们在被污染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年、几十年，有的经历了几代人，却根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甚至已经司空见惯，不再指望谁的关爱。

事实上，城市和农村生活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之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农村土壤、水源所遭到的污染，会通过粮食、蛋、肉进入城里人的餐桌。而垃圾围城的尴尬现实，更是一种结构性暴力，侵蚀着社会公共正义的根基。因此，番禺垃圾焚烧厂的讨论，不能只局限于番禺一地一事，更应着眼于眼下整个农村地区垃圾填埋厂的改造和升级。

城市作为社会经济文明的中心，无法容纳过量的垃圾，它所产生的各类废物向偏远农村转移，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但转移所应坚守的底线是，城市的整洁不能以牺牲农村居民的健康为代价。要守住底线，以下工作亟待进入议事日程：

首先，对于新建的垃圾处理厂，应进行严格的环评，整个过程应让公众深入参与，接受民主监督，务必使整个决策过程民主、科学。在民意的推动下，番禺垃圾焚烧厂建设已经做到这一点，但更多垃圾厂的建设环评远未进入公众视野。

其次，对于已经建成的各类处理技术简单、污染严重的垃圾厂(主要集中在欠发达县、市)，地方财政无力出资升级改造，省级财政应设立专项资金，以实现无公害处理为目标，逐个改造。无法一蹴而就，也应根据轻重缓急制定出技术改造的时间表。

最后，那些生活在垃圾厂周边的群众，实际上是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了自己部分的环境权。因此，财政应拿出钱给他们发放环保补贴，作为全社会对这一少数群体的环境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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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度设计化解垃圾战争

郭巍青：中山大学教授

报载，从2007年6月以来，全国多个地区发生十余起大型的公众抗议，反对在当地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其中，浙江吴江市在公众的抗议压力下，停止了已经投资数亿的垃圾焚烧项目。

这确实称得上是一场“垃圾战争”。在发达国家，这种类型的公众环境运动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NIMBY”，有人按谐音将它译作“邻避运动”。它其实是一句抗议口号的首字母缩写，原文意思是“不要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

邻避运动是整个环境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甚至可以说，邻避运动的出现是一种重要指标，表明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邻避运动还是最好的公众教育和公众自我学习的方式，它使每一个卷入者都要思考环境与人生幸福的关系，思考自己对环境应该承担的责任。每一次运动的新闻传播效应，都会带动更多的人一起来思考。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邻避运动频频出现，给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运营、管理以及评估等等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它迫使重大项目决策方式和决策过程不断改革，以求最大限度地吸纳公众的意见。这些方面的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领域中非常重要的进步。

举例来说，美国一家智库“卡图研究院”（Cato）曾经设计过一个以市场化方式解决“邻避问题”的方案，称之为“反向抬价拍卖模型”。它包括以下三个环节，缺一不可。第一是津贴原则，凡是给周边居民带来风险的项目，必须由政府支付津贴，用于提升当地社区的公益、环保、福利设施和服务，以此作为补偿。第二是多点原则，从一开始就提出多个可选的地点，不是只定一个。第三是拍卖原则，就是将该项目加上津贴款项，在多个选定的地点中拍卖。现在先假定一个津贴额度，比如5000万元，作为起拍价。假定没有一个地区愿意接受，表明大家都认为，这个价格补偿不了风险。于是需要将津贴额度提高到6000万元，还不行，就提到7000万元……直到有一个地区愿意接受为止。

一定有人问，各个地区无限抬价怎么办？事实上，建设方必然有一道上限，超过上限后就意味着，公众认为风险极其大，大到无人能够补偿，项目应当取消。

由此可见，这个“拍卖模型”是保证公平的。它首先保证对公民一方的公平，任何个人均无义务去替别人承担风险。它也保证对管理方或者建设方的公平，他们有权确定最大补偿额的上限。更重要的是，通过拍卖机制的设计，就在建与不建之间，此地建与彼地建之间，增加了大量的选择空间，尽可能避免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简单冲撞。假定在这个拍卖中确定了承接的地点以及津贴额度，那么这个额度应该看作是合理的市场定价，而不是政府的武断。对于其他公众来说，为什么给出这笔津贴，也可获得合理的说明。

“拍卖模型”能不能在中国实行？这需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和试验。但是必须要明确一些先决条件。头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社区基层民主，必须有能够反映民意的、有公信力的社区决策机构。倘若没有这样的民主决策过程和相应的民意机构，就不可能有代表去参加“拍卖”。其次一个条件就是信息充分和信息公开。需要有许多知识、数据、案例和材料，人们才能判断风险的概率，也才能形成自己的偏好，是更愿意冒险呢，还是更愿意规避一切风险。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互相信任与契约精神。共识和契约一旦形成，必须遵守，这就需要一个足够强的法制机构作为监督。

“拍卖模型”是一种模拟市场的运作方式，我们还可以设想其他类型的制度方式。比如说，按照家庭的垃圾产出量征收垃圾税，用于试验或实施更加绿色的垃圾处理方式，并且鼓励垃圾减量。这是高度依赖政府权力和政府管制的措施。又比如说，扶持各种公益或半公益的机构，辅之以大量持久的志愿者行动，促进垃圾分类、减量或者其他更加环境友好的处理方式。这是高度依赖公民社会与民间组织的方式。

“垃圾危机”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它的解决不可能靠单一的方式，而要靠先进技术、市场体制、公民社会以及政府管理共同组成的良好系统。而在中国条件下，公民社会的发展是最明显的短板。从这个角度来看，围绕着垃圾焚烧厂而广泛出现的“邻避运动”首先是好事。它揭露了我们身边的环境风险，提高了全体公众的警觉。由此还说明，如果不认真建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与平台，最终焦头烂额的还是政府自己。

爱上茉莉花

斑斑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