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传奇

拔剑茫然

没有人会    觉得经历多一些，丰富一些，有什么不好。跟很多人比较，我的经历是太丰富了。这是我的骄傲，是我的光荣。当时光开始沉淀，当经历开始变成有益的经验，为什么不写出来，给大家带来阅历，带来经验，带来乐趣和未来前行的动力呢。如能达到如此目的，我写作这个十万字长篇的努力就算没有白费，这一番辛苦也就值得了。

       第一部 黑社会

黑云压城，大兵临境，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黑风带来黑社会的猖獗，黑流卷起社会黑暗的污泥浊水，这是一段历史，这是一段回忆，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真实经历。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一

    中国古人的哲学，是人之初，性本善。而善良的本性经过社会的污染，然后出现恶。所以，恶，不是人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污染造成的。
    与中国哲学相反，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尤其是天主教更认为，人是带着原罪降生到这个世界中来的，人的一生，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而且，人应该为自己的原罪而赎罪。
    确实，人在童年的时候，最为残忍的。经常看到年幼的孩子，津津有味地虐待小动物，他们用手指碾死蚂蚁。有时纯粹出于好奇，撒一泡尿，把成群的蚂蚁淹死。当他们长大成人后，往往会忘记这种残杀的暴行，文过饰非。也有些人大彻大悟，成为走路小心翼翼唯恐杀生的善者。也有一些人，他们醒悟了儿时的残忍与冷血，他们深深自责，深感忏悔，默默地用各种善行，为自己的过去赎罪。
童年和少年，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就连上帝都能原谅。我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能原谅所有年轻人犯过的所有错误。但很多少年时犯下的罪恶，确实是无法原谅的。无论是上帝，还是众人，甚至是自己。
我童年的时代，正是中国人狂热的东奔西突，忙碌于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的悲惨时期。人们的良知被各种宣传口号反复清洗漂染。善良和罪恶，正义与反动都被染上一层真假难辨的外壳。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我的童年更加馄饨茫然。
我对美好事物的热爱，表现在对音乐，诗歌，欧洲童话故事和美妙工艺品的欣赏上，但这种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却与社会流行的风潮背道而驰。人的童年都是需要被表扬，被称赞，被社会承认的。但这种承认和赞许，往往久久不来，或者变成巨大的打击，把心中所有的美景打烂击碎，变成一滩肮脏丑陋的东西。
比如，从小就同班，同院的同学祝尼尼。他热爱音乐，衷情美术。去东北兵团之前，我陪他去商店购买了大量的颜料和宣纸。他打算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大展才华，画出新一代工农兵的高大形象，以及现代农场的美妙田园风光。但是，一年之后，却传来他在东北农场被孤立，被批判的消息。由于把视角集中在简陋的茅棚，原始的耕作和冬日凄凉的残雪上，他的画被批判为消极，落后，仇视工农兵的反动作品。
我到农村后，曾给他写过一封热情洋溢而思维独特的长信。一个月后，接到他的回信，居然无缘无故，劈头盖脸把我大骂了一顿。从小就建立的友情一朝断裂，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往来。
很久以来，我无法明白我这位少年时代的朋友为什么会反目结仇。因为那时，我还没看到善恶的界限呢。
其实，文革期间，正是我15至16岁的少年时期，那时的我，思想单纯，简单蓬勃，积极向上。在这样的人生初年，我们除了原始本性外，就只剩下被彻底洗脑后的偏执和简单执著。
文革刚开始，我所在的中学全校学生进入军营，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军训。1966年8月，军训突然结束，得到的消息是，军训是刘少奇派遣的工作组的阴谋，走资派力图调虎离山，把大部分革命同学调离，趁机打击少数坚决革命的造反派同学。
带着一脑门糊涂概念返回学校，每天坐在教室收听学校高音喇叭播放的广播。革命歌曲，革命口号，还有语气铿锵的报纸社论被高音喇叭日夜不停轮番轰炸。我们心中忐忑，知道一场遮天盖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年轻的人，渴望热闹，渴望打破日常学习和生活的平静。终于有一天，一位高年级同学在高音喇叭里大声疾呼。同学们，大家不能坐在教室里了，这又是工作组的阴谋，北京广大的学生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要革命，要造反，要冲出教室，加入到革命洪流中去。
高声的呐喊，激动人心的语言，字字冲击着我们年幼而喜欢热闹的心灵。
全校学生动员起来了。先是造老师的反。所有老师都消失了，我们很快就知道大多数老师已被关押到一间大教室里了。各个班级可以自己组织批判会，从自己的班主任开始，寻找罪证，开展批判。全校沸腾，各班级批判会热火朝天。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些老师，除了正常讲课，实在找不出可以批判的材料。班主任老师，虽然他们逼迫我们学习，要求我们必须考上重点大学。但归根结底，还是为我们好啊。于是，高年级同学选择新的目标。他们带头批判我们学校的那些高级教师，以此让我们这些低年级同学认识阶级斗争的尖锐与复杂。作为重点中学，我们学校很有几名很凤毛鳞爪的特级教师，他们德高望重，身份特殊。此时，炮火击中到他们身上，按照级别高低，他们被挑选出来，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同学们批判。当然，这个批判，从一开始就是带有浓厚的人身侮辱成分的。特级教师在北京市教育系统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师，但现在，我亲眼看到一位过去无比钦佩的老教师站在椅子上，头顶是一个用铁丝废纸篓临时做成的高帽。老教师没有硬抗，但也没有屈服，他神态倨傲，一言不发，任凭同学们在他面前用极其侮辱性的语言拼命叫喊。当天晚上，这位不甘屈辱的老教师就和他的妻子双双来到我们经常去游泳的玉渊潭公园，在湖水中沉湖自尽了。
我当时很不理解，不就是戴了一顶废纸篓的高帽吗，不就是被革命群众批判了几句吗？没捱打没挨骂，至于自沉身亡吗？几十年后当我自己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人格的尊贵，理解了人格屈辱对于正直人类的可怕伤害。知道了宁死不受屈辱的人格力量。
同样身份高贵，而且是高级干部的校长很快受到了更大的侮辱。我亲眼看到平时身份尊贵的李校长被高年级同学用理发推子剃阴阳头。一推子下去，脑袋正中一道秃痕，校长用胳膊象征性地抵挡了一下，就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屈辱。与高级教师相比，李校长平日注重尊严，保持身份高贵。现在看，作为干部，他忍辱负重，承受屈辱的能力显然远远高于单纯的高级知识分子。
接着是斗争我们学校的付校长沈大逊。记住她，是这个名字太特殊了，更何况被拉上学校操场前的土台时，她是那样傲慢。戴着深度眼镜的脑袋高高昂起，让人不由而想起伟大的革命先烈，大名鼎鼎的江姐，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赵一曼。我心里不由暗暗担心，怕组织批判的高年级同学会下不来台。但我显然太低估高年级同学了。一位同学大声喝道，说，你是什么人？
沈大逊校长昂头挺胸，无比傲慢地大声答道。我叫沈大逊，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低头认罪，知道你犯下了什么罪行了吗？
不，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绝不低头。
台下的我们登时有种衷心钦佩，产生想热烈鼓掌的冲动。
高年级同学并没有被共产党员的高贵气势压倒，他们革命电影也没少看。早就没有继续跟这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废话的闲情逸致。一位平常经常在学校沙坑练摔跤的同学，人高马大，他早就上台，双手交叉抱胸，站在沈大逊校长身旁。他是高年级同学组织者专门请来，对付伟大共产党员的打手。摔跤手双手交叉，站在气场十足的沈大逊校长身旁，轻蔑地低头说，你再说一遍？
沈大逊毫不气绥，大声重复一遍。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低头！
土台上忽然烟尘弥漫。原来，沈大逊校长话音刚落，摔跤手已经一个大背挎，把她狠狠撩起来又横躺着摔在地上。沈大逊校长浑身尘土，脑门被摔破了，黑框眼镜被摔烂，斜挂在脸上。只一跤，沈大逊校长面目全非，但英气犹存。她竭力站直身体，大声吼，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低头。
通，又是一声巨响，摔跤手一句废话没有，动作简单麻利。这下沈大逊校长自己爬不起来了。不知是真摔坏了还是气势彻底倒下了。沈大逊校长浑身颤抖，满脸血迹，说话的声音嘶哑了，情绪低落了。摔跤手抓住她脖领子，就像拎起一只小鸡仔子。这一跤，把沈大孙校长的气势彻底摔出去了。她嘴巴嚅嗫着，半晌没有再出声。等到她能够说话的时候，你感觉到眼前那位气势如虹的英雄消失了，出现在学生们面前的，是一个丢魂落魄的走资派，一个被革命群众吓破胆的卑微渺小的叛徒。她的声音微弱，低得几乎无法耳闻。
我，我是走资派，我，我对人民有罪。我低头，我认罪。
失望情绪登时笼罩了我们这群低年级同学的心头。本来以为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共产党人英勇不屈的活报剧，却突然变成变节投降的丑剧。我们太失望了，我们太悲哀了，我们太悲愤了。悲愤化作力量，化作高声怒吼，打到反动走资派沈大逊！沈大逊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在沈大逊身上踏一万只脚！
其实，共产党员沈大逊已经垮掉了，屈服了，投降了。虽然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投降给谁了？她是代表共产党投降？还是代表反动势力投降？但无论怎么样，反正她已经投降了。
革命运动意想不到的顺利。我们第一次目睹了革命暴力的威力，无比巨大，无比威猛。紧接着，全校老师都被关起来了，天天批判，天天斗争，和平的，暴力的，和平加暴力的，暴力加和平的。但老师们屈服的屈服，认罪的认罪，自杀的也都自杀了，革命失去了斗争的目标。

                             二

这时，沉闷的空气被一首对联打破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根据这个对联，出现了一个学生组织，叫做红卫兵。
谁也不知道红卫兵组织是怎么出现的，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开的头。反正只知道，红卫兵成员的老爸都是革命的干部，而且是高级干部。最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至少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干部。所以，作为高级干部的儿女，红卫兵当然是最可靠的革命战士。
当时，对于高干和普通干部，是以中央行政级别作为划分。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是高干。是革命事业的功臣，是革命依赖的力量。而低于这个级别的干部，为普通干部，往往没什么太大功绩，革命不一定要依赖这种干部。
高级干部作为国家功臣，他们的子女当然就是这个国家最可靠的接班人。虽然，学校里每个学生都会唱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只要高干子女才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当之无愧的革命接班人。将来这个国家，理所当然要归他们所有。只是，平时，他们尽量保持低调。高级呢子的上衣外面，偏偏套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漂亮的锰钢自行车，宁可放在家里生锈也不骑。偏偏找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他们思想深沉，消息灵通，手眼通天。文革来临，他们是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
现在，他们亲手创建了红卫兵，有了一只完全属于自己的队伍。
我们学校干部子女比较集中，红卫兵的出现没遇到任何阻力。
我们学校的所在地是著名的祖家祠堂。
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所谓祖家祠堂的祖家，其实是明末清初的叛徒将领祖大寿的家族祠堂。
祖大寿投降满清朝庭，作为叛徒，却受到后人的敬仰和祭拜。原因，自然是因为他投降后不久，满清就统治了中华大地。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叛徒祖大寿被戴上了拥戴圣主的桂冠，得到后人的颂扬。其家族的祖庙檐高门厚。香火鼎盛，气势非凡。直至最后，成为我们学校的校址。
从学校大门进入，第一进院，是校长办公室和高级教师的休息室。第二进院是几间高年级教室。第二进院后面向左拐，才是一栋四层高的教学楼，我们低年级的教室都集中在教学楼内。
红卫兵总部就设在第一进院，原来的校长室内。
由于我的家庭既是高级革命干部，父亲又因为有历史问题没搞清楚，算不上纯粹的革命干部。所以，能否参加红卫兵，我的身份非常尴尬。
我经常反诘自己，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尴尬的身份，才使得我文化革命的洪流中，没有随波逐流，没有欠下无法偿还的良心债？我很难解答。但由于平日的善良和懦弱，无疑在这种身不由己的浪潮中，避免了坠入罪恶的深渊。
但那时候，红卫兵是个非常松散的组织。虽然威力强大，但内部不毫无管理可言。一位出身高干的高年级同学，是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他对我印象良好，几次行动，都积极安排我参加。我就这样妾身不明地参加了各种红卫兵活动。
在红卫兵出现的初期，辩论对联成了红卫兵的主要任务。
             一天，红卫兵总部忽然召集我们集合。原来，东城区一间中学，红卫兵组织受到反动分子攻击，需要我们前往支援。
    火急火燎地组织好队伍，我们紧急出发，很快就感到东城区的那所学校。原来，那所学校中的干部子女人数很少，全校百分之九十以上同学都是工农家庭出身。虽然他们出身工农，但他们反对由干部子女发起并为主力的红卫兵组织。
    首先，他们反对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
    说起来人家也没什么错啊。他们的老子虽然不是革命干部，算不上英雄。但人家也是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啊。所以，人家不服。为什么你们干部子女可以组织红卫兵，还当仁不让地充当红卫兵的主人？工农子女为什么就不能组织红卫兵。情绪所致，他们对那个对联也极其反感。
    辩论在各个教室进行着，该校邀请我们前来支援的个别干部子女，带着我们与那些反对对联的工农子弟学生激烈辩论。其实，那时辩论的论点本身就含混不清，谁也难以把话说明白。不知道什么时候，辩论忽然变成了一边倒，因为我们学校大批红卫兵前来支援，该校原来处于劣势的干部子女忽然元气大盛。很快，支持对联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带领我们前来的该校学生，和我们一起，把反对对联的同学挤到墙角。一开始还是口头辩论，只是声音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后来，不知道是谁人突然大喊了一声，打死这个资产阶级的狗崽子！许多拳头举起来，向墙角的同学猛捶。拳头上面，还出现了皮带挥舞的影子。混乱之中，耳中再也听不到辩论的声音了，而是反对对联同学的惨叫声。不知道是谁，把一根皮带塞在我的掌心。心里想着不要武斗，不要武斗，但皮带在手，情绪激昂，不由自主两皮带也抽了下去。
    这是我第一次打人。也是第一次尝到武器批判的威力。
    但那天，我的感觉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我抡起了皮带，带着无产阶级的怒火与威严。但我的皮带并没有落在反动分子的脊背上，并没有打在地富反坏右的身上，而是落在一个素不相识，刚才还跟我握手，双方决定通过辩论以理服人的同学头上。他的罪过，仅仅是不同意一首对联，仅仅是不能接受高级干部的子女独掌文革红卫兵大权的可悲事实上。
那一天，我到底做了什么？
而且，极其迟钝的我和其他中学生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副对联，其实是高级干部的孩子急于接班，急于掌握国家政权，获取自己和家族的利益的行动号角。直到几十年后的太子党纷纷上台，我们才在某一天，恍然大悟。忽然明天了几十年前的某个历史时期，热情洋溢的我们，早已经给一小部分野心勃勃的高干子弟，充当了忠诚血腥的打手。
只有打下江山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才是英雄。那些工人，农民，即使帮过革命的忙，即使对革命事业充满同情，但夸赞他们可以，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接班，那是绝对不能够的。他们只是革命的群众，但永远也别想当革命的英雄。
历史，就是由这种貌似美丽的居心叵测和荒诞可笑的愚忠一笔一笔书写了几千年，又花样翻新不断繁衍重复，直到今天。

第二天，我又参加了支援北京芭蕾舞学校红卫兵的行动。
北京市芭蕾舞学校，是一个纯粹艺术类的院校。学校中艺术气息浓厚，革命气氛自然低落。该校的红卫兵组织势单力薄，向我们学校请求支援。时间太早，红卫兵总部还没来几个人呢，我们七八个红卫兵就急不可耐地出发了。
    北京市芭蕾舞学校坐落在陶然亭公园北侧。到达后一看，形势果然严峻。芭蕾舞学校设立在一栋大楼内，一进门，就看到该校学生都聚集在大楼的楼梯上。女同学坐在楼梯台阶地面上，沉默不语。而男同学则在楼梯前，手挽手站成几排，显然在保护女同学。男同学们身材笔挺，脚步不丁不八，标准的芭蕾舞男主角的动作。就这样，这些反对对联的芭蕾舞校同学与该校为数不多的红卫兵支持者对垒。我们的加入，使得芭蕾舞学校红卫兵成员增添了巨大勇气。但虽然如此，我们都没有发动进攻的力量和想法。
    现场一片沉默。所有人都怀着自己的想法，做各种打算。芭蕾舞校的学生显然在防范我们的进攻。但我们是来辩论对联的。况且，当时的口号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无聊的对恃只维持了几分钟，校门外的喧哗提醒我们，对方大批援军来到了。
    不知道那个中学的学生大张旗鼓，排着整齐的队伍出现了。芭蕾舞校的学生受到鼓舞，他们迈着芭蕾舞的步伐向前挤来。我们几个人势单力薄，抵挡不住。很快撤到楼外，在陶然亭公园北门外地势稍高的地方站住脚跟。外校学生蜂拥而至，很快就把我们几个人团团围住，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们出于劣势，但仍顽强地与包围我们的外校学生大声辩论。大家似乎在辩论着对联，但似乎对面学生对对联毫无兴趣。他们只顾起哄般地向前拥挤，如同洪水冲击着堤坝。我们心中充满了悲愤，眼前的情景，多像电影里出现的五四游行的场面啊。悲壮，激昂，壮烈。对面学生有人不耐烦了，伸胳膊打人，脚下也有人使劲踢。我们手挽手站成一圈，抵挡着学生的进攻。耳朵里乱哄哄的充满了叫喊，怒吼和我们高唱国际歌的雄壮歌声。
    这时，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突然，所有的声音消失了，周围安静异常，大家都抬头看。
         芭蕾舞校三楼的一扇窗户，砰地一声被人从里面用力推开了。窗口出现一个年轻英俊的芭蕾舞男演员。男演员身材昕长，皮肤白皙，眉目清朗。宽阔的胸膛上雪白的衬衫上部衣扣全部敞开，露出宽阔的肩膀，发达的胸肌。他显然经常扮演王子的角色，形象非凡，气质逼人，充满自信。年轻男演员推开窗户，在三层楼上，居高临下，立在窗前，兴致勃勃地俯视我们。  
他双手叉腰，神情豪爽，看到我们被围攻的惨象，不由心头得意。突然仰起头来，发出一连串气势豪爽的哈哈大笑。笑声是那样欢快，那样愉悦，那样得意洋洋，又是那样震撼，声浪震得我们耳鼓嗡嗡作响。
    这一幕可惜不是出现在芭蕾舞舞台上，不是出现在记录历史一刻的纪录片上，只是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山呼海啸，直至今天。

                                三

    对联辩论只维持了短短数日。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站了整整一夜，终于见到毛泽东亲自出现。他身穿草绿色军装，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高高的一侧，向我们挥手。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一幕，宣布了红卫兵的彻底胜利。毛泽东对为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首都师范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
领袖一句话，不但宣布了红卫兵的名正言顺，而且也掀起了始终被压抑着的打人的狂潮。
昨晚看到一个视频，北京教师袁鹏飞讲述文化大革命时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时，毛泽东说的那句，要武嘛。然后宋彬彬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宋要武。并且，她亲手打死了一个走资派。
也许袁鹏飞老师讲述的有一点点不够准确，我对宋彬彬改名的事没什么印象。但宋彬彬的学校师大女附中改名为要武中学，确有其事。并且，要武中学打死人在北京市中学中是非常有名的。另一个视频中，一个老者辩解说，他向身在美国的宋彬彬求证，宋彬彬证明自己在文革中并没有打死过人。这个老者确实是老糊涂了，向杀人者求证她是否杀死过人，这本身就荒唐透顶。另外，宋彬彬作为当时的红卫兵领袖，不需亲自动手，只需一个指示，她手下如狼似虎的女红卫兵们就会把很多人活活打死。我很清楚地记得，文革初期，北京师大女附中打死人是破记录的。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辩解。
     北京女三中也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女三中的红卫兵女战士打人绝对不逊于世界上任何残忍的男性。女三中的校长被批判后，关进一间两面都有窗口的屋子。突然，一边窗户打开了，一盆滚烫的开水猛地泼进来，校长被烫得高声哀嚎。嚎叫声尚未平息，另一侧窗户砰地被推开，一盆冰凉的冷水泼在校长身上。只这两下，德高望重的校长已经奄奄一息，勉强维持了几天，可怜的校长就咽气了。
    为了报复工农子弟对革命对联的冷漠和反抗，红卫兵小将把周围胡同的小流氓全部抓了起来。又是一轮半夜出动，疯狂抓捕。接着，就是拷打和审讯。各校校园里充满了小偷流氓的哀嚎声。被抓获的小偷流氓，几乎百分之百是工农子弟，或城市市民的子弟。许多被打死的小偷流氓，甚至不必通知家属，直接被卡车拉出去火化了。拉出去的尸体，无一不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尸体中，有校长，有老师，有同学，也有周围的所谓小偷流氓。
     各校红卫兵战士，手捏皮带，双眼血红，竭力寻找下一个打击的目标。从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到抡起皮带扬起铁棍，打死老师打流氓。血红的目光四处搜寻，最后，终于定格在旧社会残存下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上。他们不是还活着呢吗？他们的家还在，财产还在，他们的子女还在，气势还在。
名义上，打出的旗号是破四旧，立四新。其实，很少有红卫兵能具体说出来四旧是哪几项，四新包涵什么内容？
红卫兵的眼中，只有蠢蠢欲动的地富反坏右份子，需要把他们都抓起来，毒刑拷打，斩尽杀绝。
当时，最经典的红卫兵形象，是一名剃了光头的妙龄美少女红卫兵。她手拎彭德怀皮带，脚下跪着一个脑袋开花的地富反坏右份子，鲜血横流，魂飞魄散。
所谓彭德怀皮带。就是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五十年代，史上第一次对解放军军官授勋。少将以上的军官，一律水獭皮帽，呢子军服，戴极宽的牛皮皮带，足登将校皮靴。
这种牛皮皮带是仿照苏军模式。皮带既宽且沉，顶头的铜扣粗大沉重，棱角尖锐。据说，当时有女红卫兵抡起彭德怀皮带，只一下，铜扣落下，地富反坏右分子头骨破裂，当场死亡。由此，可见这种皮带威力之巨大。
与继续不断落网的小偷流氓一起，押送进学校红卫兵总部受审的灰色身影变得苍老落魄了。很多已经无法自行行走，需要像拖死狗一般，被两个红卫兵拖拉着进入刑讯室。
我参加了捉捕小偷流氓的突袭。天色昏暗，红卫兵突然集体出动，按照已经核实的地址，撞开房门，直接进屋，把小偷流氓从被窝里抓出来，送到学校拷打鉴别。
小偷流氓的名单，大部分都是当时所谓的街道积极份子提供的。这些老太太为主的街道家庭妇女，就是成为街道居委会以及在北京臭名昭著的小脚侦缉队的前身。
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我从一开始就置身于一个学校外面的，半独立的红卫兵团体活动中。
一天早上，红卫兵总部接到消息，一个大地主兼大资本家夫妇，半夜三更偷偷把大量金银首饰倒入下水道，造成下水道阻塞。引起周围群众怀疑，今早终于被揪出来了。那个临时设在地主兼资本家家中的据点急需支援。当时我正好在总部附近，高年级学生的总部负责人招手叫我过来，临时组织几个红卫兵，派到那个据点支援。

                         四

地点离学校不远，只隔着几个胡同。据点已经被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的红卫兵占领了。我带着几个红卫兵，作为支援，正式加入她们的行列。
夜色昏黑，院子里灯光阴暗，墙角跪着两个老人，他们已经经受了幼儿师范学校红卫兵的轮番拷打。似乎也不需要继续审问了。昨晚，两个老人试图把几百个袁大头银元倒入下水道。这个愚蠢的行为不但造成下水道阻塞，而且引起了邻居的注意。街道妇女立即报告附近的红卫兵，老头的家被封锁，两个老人已经忍受了一整天的拷打，但他们什么也不肯说。我们到来，按照程序，应该再次审问两个老人，但我很快放弃了。我觉得与其继续审问，不如仔细搜索。老人的院子不大，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四间大瓦房，显示着这家主人的阔气。院子靠东北角有一间角屋，里面叠放着两口巨大的楠木棺材。城里人很少能看到棺材。这两口棺材，不但恐怖，而且也增加了阶级斗争的浓烈气氛。经过仔细搜索，我很快在西屋一口大缸中，发现一个沉甸甸的布包袱，打开一看，竟然是白花花的银元，经查点，竟然有一千三百五十块。
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巨大收获，我们可以雄赳赳气昂昂返回学校了。但如何处理这两个老人，还需要与当地派出所具体安排，我们留了下来。
当晚，我们临时躺在乱糟糟的屋子里，准备马虎迷一觉，第二天撤离返校。
但第二天，天色刚朦朦亮，我忽然被一阵叫喊吵醒了。
是隔壁邻居。原来，隔壁院子里，也有一家是大资本家。过去曾经是白塔寺中药店的大掌柜的。邻居叫喊，是因为怀疑这个掌柜的妻子可能出现意外了。
我一跃而起，跑到邻院。这是东北角上的一间小屋，按情况看，这个过去白塔寺药店的掌柜可能已经被革命没收了财产，所以他和妻子两个人才挤住在院角的小屋里。
邻居说，老头早就病了，半身不遂，问题是他老婆很年轻，本来每天大早都要起床。今天却不见女人的身影。邻居觉得情况不对，高声喊女人的名字，屋里没有答应，只能听到老人依依呀呀的声音。
我过去拉门，里面被拴住了。仔细看，栓门居然只是一根布条，招呼邻居拿来把剪子把布带剪断。门推开，一股浓烈的臭味，把我熏得退了一步。我只指挥一个院的两个年轻工人进屋看看情况。他们刚一进去就大声喊，不好啦，女人自杀啦。
我赶紧让他们把女人拖出来。
两个青工拖出来的是个年轻的女人。我当时只有16岁，我觉得年轻，应该最多20岁出头。绝对到不了30岁。
她竟然是屋里那个半身不遂，五六十岁年纪老头的妻子？
女人已经完全失去知觉了。院子里的人围着七嘴八舌，有人建议拍后背，有人建议灌凉水。我看出来这个女子显然是服药自尽的，灌水应该是良策。赶紧招呼人端过来一铁勺清水，照女人嘴里灌了下去。过不多时，女人吐出很多白色的液体。这时又有人说，这种情况应该赶紧送医院。我没顾上考虑阶级立场问题，满脑子是救人要紧。忙招呼找来一辆平板车，找人登着就往附近的人民医院送。很快到达医院了。这时医院也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急救室里似乎挤满了人。一个医生摸样的人迎过来问，什么出身？帮助蹬车的邻居不敢胡说，忙答道，资本家，是自杀。医生大手一挥说，赶快拉出去，我们不给资本家看病。
我一看火了，刚挺胸上前，医生医生断喝，什么出身？
我火不打一处来，大声回答，红卫兵！
医生登时气绥，低声说，我们，我们不给资本家治病。
我高声喊道，废什么话，老子是红卫兵，让你治你就给好好治。
医生一声也不敢吭，赶紧指挥把病人往急救室里送。
我已经几天几夜没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了。病人有了安置，神经立刻放松了。我家就在马路对面两条胡同外，我昏头昏脑回到家，吃饭睡觉。这一睡就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回到医院，却发现女人正躺在医院走廊的一张病床上，好在还挂着滴液的药瓶。
我过去看时，发现女子的母亲已经来了，她告诉我，女儿已经没有呼吸了。叫过来医生，医生简单看一眼，大声宣布，已经死了，拔管子，拔管子。
16岁的我明白什么叫已经死了，只好听任医生安排一切善后。女人的母亲居然找来一辆出租车。那个时候，我从来没听过世界上居然还有出租车这回事。
这是一辆当时非常时髦的华沙牌小轿车，汽车后座上还铺着雪白的纱巾。司机唯恐死人把车弄脏。我吼了一嗓子，都什么时候了，先把人放上去再说。
我没有乘坐这辆出租车，我宁可步行返回驻地。
第二天，街道已经安排妥当了女人火葬以及把半身不遂的资本家老头遣送回农村老家的事宜。我例行公事过去检查一下老头的情况。
小屋臭气熏天，呛得人根本无法接近。我捂着鼻子过去看了一眼。我看到，屋里有半间屋子被一个木板搭成的床占据了。床上，臭烘烘地只有一个半身不遂的老人，在屎尿中翻滚，老头嘴里发出赫赫的声音，如同一只受伤的牲口。
我不知道街道最后有什么神通，居然把半身不遂，浑身屎尿的老人弄上前往农村老家的火车。事后细想，这个女人肯定是老资本家生病以后，才从乡下买来的小女孩。说是娶为妻子，其实只不过是让女孩子当佣人，伺候这个半身不遂的病人。农村女孩没见过世面，看到外面闹红卫兵，又宣布把老头遣送回农村老家去。一时想不开，服毒自杀。如果不是我，她连起码的抢救都得不到。而过分年轻的我不懂得必须在医院守候，以防医生对病人置之不理。我的争取，使得她得到初步救治，我的无知，终于没能挽救回她年轻的性命。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她没死，即使她能陪伴半身不遂的丈夫返回农村老家。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也许，服毒自尽，对于这个涉世不深的农村女孩是一个最好的解脱。
回到驻地，幼儿师范的红卫兵负责人告诉我，在后面一条胡同，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官僚资本家。那个官僚资本家早就死了，家里只留下一个女人。说他是个大官僚资本家，你最好去他家看看相册，那里有几十张丧礼场面的照片。规模那叫一个大，人数那叫一个多，如果不是身份显赫，如果不是家财万贯，哪里能有如此场面？哪里能有如此气魄？
幼儿师范红卫兵的介绍到煽起了我的好奇心。三脚并作两脚赶过去，翻开相册，真猛吸了一口凉气。好大的气势，好大的规模，好高的规格啊。
几百人排成四列纵队，护送着一个由马车拉着的巨大灵柩。灵柩有一座房子那么大。灵柩上覆盖着黑色的幕帐，幕帐边缘是雪白的流苏。队列前面是一个服装整齐的军乐队。军乐队前面是引领的高级轿车长队。轿车有十几辆。这种规模的送丧队列，过去就是从书本上也从未见过。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官僚大资本家的家庭。
大官僚家里只剩下一个年轻的女人，这是大官僚资本家的太太，也就是死去的大官僚资本家的遗孀。现在看，那位遗孀顶多也就是30岁的年龄。大官僚资本家死于解放前，十几年前的这个女人恐怕仅仅是个十岁出头的幼女吧。
女人一声不吭，自始至终保持着沉默。这种沉默，在红卫兵的眼里，象征着坚持顽抗和冥顽固不化的反动立场。幼儿师范红卫兵已经把她毒打过好几次了，她还是不开口。其实，即使开口，她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一看，除了搜查，也没别的事情可干了。我把人手分配一下，在这个院子里展开地毯式搜索。
这家的院子好大，几十个房间，包围着是一个大花园。那个年代的北京城，除了王府和高级干部家庭，院子带花园的房子凤毛麟角。终于，我在院子角落一个落满灰尘的屋子里，找到一口大木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一卷一卷全是图画。我打开几卷查看，都是花鸟山水。一边检查一边往院子里扔。忽然，我眼前一亮，终于找到宝贝了，箱子底部并排放着两把带刀鞘的日本指挥刀。
我们大喜若狂，收获巨大。作为初中生的我们不懂艺术，不懂图画。但这两把日本指挥刀，后来出现在北京市红卫兵战果展览上。

                            五

这个大发现激起了巨大的阶级仇恨。我带来的红卫兵，主要是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纷纷涌上去，把女人围在脚下，皮带像雨点似的抽在她瘦弱的身上。我沉浸在巨大收获的喜悦中，没有参加这次毒打，也没有去阻止。我怎么可能去阻止呢？重大的战果恰恰证明敌人的丑恶。红卫兵战友的行为，在那个时候是绝对正当的。我没有动手去打人，一是我几乎不太喜欢动手打人，二是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不愿意打女人的本能。话虽如此，其实，即使对男人，我也很少动手去打。
这个家抄完了，附近的街道妇女不断赶来报告。又发现了诸多资本家，地主，旧官僚住在附近的几条胡同里，需要我们挨家去抄，支持群众挨个去批斗。
但下一家，我不但毫无成就感，而且，倍感疑惑。
这是一个旧县长的家。旧县长看样子年纪不大，顶多40岁左右。当时还不善于动脑子去想，否则，稍一思索就会发现，他现在40岁，抗战时期的县长，那时他顶多20几岁，比我们现在也大不了多少啊。
我们只知道，三年穷知县，万两雪花银。
他家的房子不大，一家人挤在三间平房里。翻箱倒柜，我只搜出一枚金戒指。戒指放在裤兜里，到学校交到红卫兵总部。当时不懂得贪污，更绝对不会贪污。我认识一个人，在抄家运动过后偷偷告诉我，他贪了一个小金片，后来请家里一个亲戚帮忙，把金片卖了，得了38元钱。那个时候，38元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抄完家，到院子里审问旧县长。但此人灰不溜秋，不显山不露水，从他嘴里也找不出什么具体罪证，打肯定是免了。有人在院子中间烧起一堆火，把搜出来没用的东西，尤其是书籍一类扔到火里烧毁。当一本书扔进火堆时，旧县长忽然蹦起来，伸手把书抢了出来，扑灭书上的火苗时，他的手熏得漆黑。
两只皮带同时挥向他的脑门儿。旧县长抬起头，我们却发现他淌血的脸庞上泪流满面。再仔细看他手中的书，居然是一本被烧掉一半的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
由于是旧版本是竖排版，我们居然没人注意这竟是一本旧版的毛泽东著作。

当天晚上，我第一次怒不可谒，动手用皮带狠狠地打了一次人。
这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那天晚上，一群工人对他父亲召开现场批斗会。父亲跪在院子的石板地上，身后站立着两个手握皮带的幼儿师范红卫兵。前面是参加控诉会的工人。工人发言，声泪俱下，女红卫兵根据群众激愤的程度挥动手中的皮带，皮带重重地抽打在资本家的后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女红卫兵下手狠，杀人不眨眼，这几乎是文革红卫兵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常识。越是年轻，越是貌美，革命立场就更加坚定，打人时，下手就越是狠毒。
就在这时，院子角落的厕所发出一声威胁的叫喊。叫喊声吸引了我们几个百无聊赖的男红卫兵。原来，资本家的儿子不知何时钻进厕所，把门锁上，任凭押解人员怎么威胁，都不出来。我们几个冲过去。我看到厕所门上面是一个窗户，一窜身，跃上窗户，伸头向里张望。但刚一露头，我就浑身一机灵，跳了下来。厕所里面，狗急跳墙的资本家的儿子正举着一只铁锨，做出要给我一下子的样子。现在想来，他很可能只是顺手拿起铁锨来吓唬我一下。但在阶级斗争神经质的年代，一个地主资本家的儿子胆敢用凶器威胁红卫兵，这不是反革命分子企图翻天的巨大罪行又是什么！
终于把资本家的儿子从厕所里擒了出来。几个男红卫兵把他五花大绑捆了个结识。由于受到他的攻击，我怒火中烧，抡起皮带，劈头盖脸一顿狂抽。前院批斗现场资本家被女红卫兵抽得血肉横飞，大声哀嚎。后面是我轮动皮带，皮带抽在皮肉上的声音清脆响亮。但这个资本家的儿子太坚强，连续抽了十几皮带，他竟然梗着脖子，一声不吭。这是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青年，身材微胖，皮肤白皙。如果在校园里，他也许能成为我的哥们儿。那天晚上，他的坚强，使得我气绥，我放下皮带，一时间感到不知所措。
这些天，我亲眼见到武力行凶的奇异功效。但现在，我的武力怎么毫无作用？
白天，学校操场举办各种活动。路过时，我偶尔看到一眼。体操台上，竟是一个平时跟我特别要好的朋友，初二年级一个老实巴交的孩子。他在操场前面的台子上，做出一种非常怪异的动作。原来，他在痛诉对联对他的作用。
老子反动儿混蛋，确实，我承认我是混蛋，但是，我不愿意做混蛋。。。。。
这个同学我后来再也没见过他。其实，我也不知道见到他，我该做什么表示？
大官僚资本家的妻子娇小白皙。现在回忆，应该长得很漂亮。只是那个时候，地主资本家在红卫兵面前都灰头土脸的。就像中国农村姑娘听说日本兵进村了，急忙往脸上抹锅灰一样。加上我们心中已经把他们设想为牛鬼蛇神了，从来没注意过他们长相美丑。我从来没听过她说话是什么声音。几天以后，北京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告诉我，那个女人今天在万人批斗大会上被打死了。女人始终保持沉默，即使在万人斗争大会上，她跪在台上，身后两个身材威武的红卫兵。一个巴掌宽的长皮带，轮流一下一下猛地抽打。皮带打在后背上的声音砰砰作响，但女人既不哀求，也不喊疼。她一声不吭，直到打手们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女人毫无动静？难道她麻木了吗？翻过来一看，女人早没气儿了。
当天晚上，带着好奇，我再次进入女人居住的院子。天色微黑，院子里灯火寂寥。昏暗的灯光下，幼儿师范红卫兵的负责人带我走到花园的一个假山前面。地上扔着几张散乱的报纸，女红卫兵用脚把报纸踢开，下面是浑身滚满泥土的女人娇小的尸体。
人被打死了，本来这个女人的故事就结束了。没想到，跟她有关的另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刚刚拉开序幕。

                             六

第二天傍晚，回到据点，就听到院子里高亢的叫骂声。进去一看，是幼儿师范女红卫兵正对着一个四十一中初年级的红卫兵在叫骂。一问才知道。这个四十一中红卫兵原来是个冒牌的。其实，他只有小学六年级，由于长相比较成熟，于是，冒充四十一中红卫兵加入了我们，我们居然毫无察觉。
这个小子冒充红卫兵也还罢了，但他居然从那个大官僚资本家的家里偷了十几张侨汇劵。那个时候，海外华侨回国，可以凭侨汇劵到友谊商店购买各种市面上见不到的商品。这两条罪状还不算，这个混蛋居然还对大官僚资本家的老婆耍流氓！
说起来，这个小学生确实够早熟的了。我们当时，无论是出于阶级立场还是成熟程度，甚至根本没注意到大官僚资本家遗孀的年龄。至于美丑，更无人留心。但这个小学生居然留意这位遗孀是位小家碧玉摸样俊俏的年轻女子。并且，在批斗会的前一天，趁院子里没人，竟然让那个女人脱光衣服，打着阳伞，在他面前表演走路！
后来才知道，这是女模特在T型台上展示时装的猫步。这小子从哪里学的，居然懂得这个？
幼儿师范红卫兵是怎么掌握这些证据的？我们无从得知。但这几条罪状，都是当时纯洁的革命青年根本无法想象，更是无法忍受的。简直罪大恶极！
作为负责人之一，我觉得这个混蛋算是把红卫兵的脸丢尽了。想也没想，就愤怒地抄起一条皮带，没头没脸地狠狠抽了他几下。我仍然觉得不解恨，但是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拦住我，说，算了吧。你打人就跟挠痒痒差不多，还是让我们来吧。
幼儿师范女红卫兵打人威猛。这些天来所有打人的重担始终都是她们来承担。虽然我觉得打几下不解气，但想想这几位美女这些天打人的威猛，心说，看她们打这个混蛋也照样解气。
幼儿师范女红卫兵首领当场宣布，这个冒充红卫兵的流氓份子必须被打死，否则，无以平民愤。
这个说辞，是当时打死人之前必须要照本宣科宣布的。
打人没我的位置，我正好自告奋勇带人去把他的家人找来。我带着自己学校的两个红卫兵去那小子的家。这是，其中一个红卫兵忽然说，你们俩去吧。我看着小子就气不打一处来，非打死他不可。
我只能容许这个红卫兵留下来加入审讯。我们两个人出门去假红卫兵的家。
到了他家，我们才知道，这个小学生家庭竟然是革命干部。他父亲是个局长，妈妈也是一个机关干部。他冒充红卫兵，仅仅因为当时小学还没有红卫兵组织，为了参加革命行动，他只能冒充初中生。
他的行为，特别像电影里小兵张嘎一类的人物。人小志气大，一定要参加革命运动，为达目的，只好冒充。
但问题是他还偷窃，耍流氓，这个罪过，可不是革命干部家庭可以替他减轻罪责的。
孩子的母亲，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干部，和孩子的哥哥，一个戴个黑框眼镜知识分子摸样的人，跟我们一块儿回到审讯现场，去证实那个孩子的身份。同时，聆听对他最后的审判决定。
回到院子，眼前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
本来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小院。四栋高阶大屋，加两个角门的建筑格局。小院地面青砖漫地，屋前，石阶高大。但现在，北房的石阶上，是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火炉上支架着几根炉条炉铲。炉子前的砖地上，那个小学生已经被扒光了衣服，只剩一条三角裤衩。他赤身裸体跪在砖地上，双手被牢牢捆绑在背后。他的身后，照例是两名幼儿师范的美女红卫兵，此时，美女红卫兵手中握着的不是普通的皮带，而是由四股橡胶电线编成的像棍子般粗细的皮鞭。
这种皮鞭，外皮是电线的胶皮，内部却是电线的粗铜丝。这个很容易造成内伤的皮鞭还不够，在每位美女的身旁，还各放置着一个盛满水的脸盆！
外胶皮内金属的皮鞭已经足够致命了，还要在每次鞭打前在鞭子上蘸水。天啊，难道幼儿师范学校的美女红卫兵今晚不打算让这个小学生活命了？
母亲和哥哥站在跪着的犯人身后，母亲抽噎，即使想装样子表态，也说不出话来。因为，幼儿师范红卫兵负责人刚刚对他们宣布了罪行，并且，宣布了人民对罪犯的最终判决。
死刑，今晚必须打死。明天早上你们来收尸！
哥哥满眶眼泪，但他终于控制住悲憾，声音颤抖地代表母亲和家人表态。红卫兵小将，我们全家都支持你们的判决。我弟弟自绝人民，不得好死。红卫兵打死他应该，红卫兵的判决是正确的，我们都支持。
一家人是怎么走出院门回家去的，我已经无从得知了。因为，几日来的劳顿使得我精疲力竭，严重的缺觉令我大脑昏昏沉沉。我一句话都没说，进到西边的屋子倒头就睡。
忽然，一声畜生般的惨叫声把我从深沉的睡眠中惊醒了。我惊恐地睁眼，四周一团漆黑，只有窗纸透过来院子里的灯火。使得我回忆起，原来我睡在据点的一堆乱被子中间，而院子里的审讯正在进行。刚才的惨叫，就是那个冒充红卫兵的小学生发出来的。我摇摇晃晃地起身，到院子一看，原来，刚才是我校那个留下来的家伙用炉子里烧红的铁铲烫犯人的后背。而在火烫之前，幼儿师范学校的女红卫兵已经用浓盐水在他伤痕密布的后背上使劲儿刷过了。
如果不是畜生临死前的哀嚎把我惊醒，今夜的审讯其实刚刚进入高潮。
我从来没见到过如此残忍的酷刑，我甚至从未听说过世界上真的存在过如此残忍的拷打！我的阶级立场不够坚定，我的心肠不够狠毒，我的神经不够强硬。
我忍无可忍，制止了我校那个红卫兵的继续烧烤。但极度的困倦使得我坚持不了几分钟，当我得知拷打暂告一个段落后，我倒在破被服堆里继续酣睡。再次醒来，天色已经大亮了。
我起床，院里毫无声息，推开房门，看到昨晚的狼藉还在。只是火炉早已熄灭，皮鞭扔在地上，满地都是水，但犯人和拷打者都不在现场了。
终于有一个幼儿师范女红卫兵出现了，她睡眼朦胧。我问犯人在哪儿？她指指院角那间放棺材的屋子。
我推开棺材屋门一看，犯人仍然浑身赤裸，身上只留下一条细细的内裤。他双手被铁丝牢牢捆绑，铁丝又被一个粗绳子与支撑棺材的地脚支撑木结实地捆在一起。
我心生一股寒意。这个孩子眼看气息恹恹，还这么狠地栓他干吗？难道怕他有本事逃跑吗？
我吼来幼儿师范学校的女红卫兵，让她把捆绑双手的铁丝解开。
费了半天劲儿，铁丝终于解开了。铁丝上鲜血淋淋，我看到，铁丝早已经深深嵌入手腕的肉中了。
我喝令犯人站起来。他摇摇摆摆终于站起身来。我让人到胡同里找电话。既然这小子冒充的是四十一中的红卫兵，就让四十一中来处理这件事吧。我隐隐约约觉得幼儿师范美女红卫兵还没罢休，拷打还会继续。想起前晚在不远的院落角落里那个寂寞的年轻女尸，我觉得还是不要再增添恶行了。
让四十一中去处理吧。四十一中是男校，我哥哥就在那间中学上学。我恐惧女红卫兵，交给男生，也许能理性一些。
我的匆忙一念，拯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小学五年级啊。
只过了十几分钟，四十一中派来一辆三轮车。没人搀扶，一缕生的渴望支撑着犯人，他摇摇晃晃地自己走出院门，爬上平板三轮车。三轮车登走了，我转身进院，并不知道身后发生的事情。
后来得知，平板三轮车刚刚移动，犯人已经昏厥过去。四十一中红卫兵毕竟理性，蹬车的红卫兵来不及请示，直接把犯人送到附近的人民医院。幸亏交接时我交代了一句，这小子可是革命干部出身。所以，医院接受了病人。当场进入急救室，经过了不知多少轮紧急抢救，这小子接着在重症监护病房里，整整躺了将近半年时间，才渡过了危险期，保住了一条性命。
由于本能地无法接受这种歹毒酷刑，我当天返回学校，向红卫兵总部汇报了我校一名红卫兵参与的这场拷打。当天红卫兵总部贴出告示，宣布开除那位参与打人同学的红卫兵资格。
这说明，当时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还保留着一丝做人的理性。
人性的本能，使得我避免了一场罪恶，拯救了一条生命。一年以后，文革运动形势趋于平缓。那个小学生通过父亲关系，终于得以获得平反。当时参与拷打，审问的幼儿师范美女红卫兵和我校那位被开除出红卫兵的同学都被招去参加他的平反会议。而作为男三中红卫兵组织现场负责人，我并没有接获通知。我知道，前去参加平反的同学，必须忍受某种程度上的屈辱。而我，由于一闪的善念而幸免前往了。
此后，我仍然参与了其他一些炒家活动，但大都规模很小，不值得记述了。
后记。我们据点的一对半夜偷偷往下水道扔银元的老人不久就被遣送回农村老家，两个老人勉强撑持到家，就双双离世了。他们到死也没有用上早已准备好的，放在院角屋子里的一对大棺材。
离开据点前，鬼使神差地出于好奇，我亲自去西四缸瓦市的殡葬服务部，联系死去的大官僚资本家遗孀的火化事宜，顺便跟服务人员闲聊了几句。服务人员告诉我，最近火葬场完全忙不过来了。仅仅那天当天，就有上百具尸体必须火化。当天晚上，火葬场的车来了，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上已经放了五具尸体了。女人瘦小的尸体，在卡车上，占据了很小的一块地方。
对于我来说，抄家活动已经彻底结束。回到学校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如火如荼的文革活动。
最后，破四旧运动结束后，我参观了北京六中的一个红卫兵据点。这个据点比起其他中学红卫兵据点其实并无差别。只是，北京六中，庛邻中南海，而六中红卫兵狂得有些昏了头，竟然在学校的高墙上设立岗楼。岗楼的样子很像正式监狱的样子，但他们忘记了，一街之隔就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南海。岗楼的高度，已经足够监视中南海内部了。于是犯了大忌，成为打砸抢的典型。我们前去参观，看到的是漆黑的监牢，肮脏阴森的刑讯室，还有固定在墙上的手铐脚镣。
现在很有一些呼声，希望当时参加打砸抢的红卫兵站起来，忏悔自己的罪恶，对历史负起责任。
我们参与那场罪恶的朋友，确实应该反思，应该反省，应该把当年的真相说出来。告诉善良的人们，告诉青年朋友，告诉后人们。让人们知道，并永远永远记得，我们曾经经历了一场给无数人带来巨大苦难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这场大革命中，虽然单纯，虽然渴望美好，但我们却用一双最干净的手干出了最肮脏，最恶毒的事情。
难道我们还能够让文化大革命的肮脏土壤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存在吗？
我的反思很肤浅，因为我幸免于进入地狱的罪恶。人的善良会在最关键的时候，阻止恶行。我幸运地是一个心地还算善良的少年。可是，如果我当时不那么善良，如果我不自觉地被卷入文革的可怕深渊。难道我现在不更应把这种罪恶公诸于众，让世人警醒，提高警惕，不要让我们美丽的祖国再遭受这种灾难吗？
当年的红卫兵们。请你们反思，反省，反躬自问。忏悔罪行，向人民公开过往的罪恶，让中国大地永远彻底避免这种罪恶吧。

拔剑茫然

这是第一章，后面各章，陆续贴出

拔剑茫然

我在文革中逍遥的三年
我不是一个乖孩子，学习成绩不好，经常闯祸，顽劣不堪。被父母斥责是家常便饭。但今天晚上，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1966年，正值文革进入高潮，一天晚上。
父亲照例坐在床边，摆他的扑克牌，一会儿摆开了，一会摆不开，骂声和训斥声随着扑克的开与不开时高时低。我像平时那样低头立在床边，耳朵暂时全聋，对他的言辞充耳不闻，一心期盼着他的扑克牌回回能够摆开，让我少受几句训斥。
看看你二姐，多有成就，多了不起，考上了清华大学，德智体全优，而且为人正直，你要像她那样。。。。。。
提谁也别提我二姐，考进清华大学就了不起了吗?入选学校乒乓球队就了不起了吗？我小学升中学考试，你还不让我报考第一志愿报考男四中呢，非说我考不上，结果怎么样？我稍一认真，语文，算数就考了双百满分，考上第一志愿北京三中。我心里不服气，但仍然不敢顶嘴，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
床上的扑克牌越摆越不顺，爸爸因为摆扑克不顺手声音变得而越来越高，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哼，当我还是那个因为考试不及格不得不挨家长骂的小学生吗，我现在是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了，而爸爸呢，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在接受批判，被斗争，甚至还要在机关里扫厕所。还像过去那样耀武扬威吗？还把我当三孙子似的狠骂一顿吗？今非昔比，我现在身份不同了，我要造反了。
     这么想着，身上像是被一种力量驱动着，我忽然抬头，抓起一件棉袄，一扭身冲向大门，拧开家门冲进漆黑的楼道。我已经顾不上父亲惊讶的目光了，我已经听不到父亲的怒喝了，外面正值隆冬，北风呼啸，雪花飘飘，我穿上棉袄，钻进外面的一片漆黑和寒冷之中。丝毫没想起今晚在哪里吃饭，在哪里睡觉。
      学校的教室黑暗，寒冷，由于文化革命，许多窗户已经没有了玻璃，一片破败的景象。但我无处可去，教室是我唯一熟悉，也唯一能找到的藏身之所。小时候逃跑，我曾经躲进大院的幼儿园，偷吃孩子们的剩饭，但那可是在夏天啊。
  但现在，窗外北风呼啸，室内冰寒彻骨。这是我今晚唯一的栖身之地，天下之大，竟无我的容身之所，除非回家向父亲认错，那是我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啊。一咬牙，我早忘记了肚子的饥饿，拼起四张课桌，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我把棉袄一半铺，一半盖，既当褥子，又当被子，蜷缩着躺下。一夜饥寒交迫，哆哆嗦嗦着忍着凑合一夜，好歹熬到天明。第二天依然饿着，好在用不上课，但到了下午还是忍受不住了，我趁着父母白天上班，家里没人的机会，偷偷溜回去，把干面掺上水，做成饼的样子，照瓢画葫芦地烙起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生火做饭，一会功夫，焦糊味飘出来，赶紧出锅，饼已经成焦黑色了。饥饿之中，我也顾不上生熟，抓起来就吃，居然吃了三张。觉得肚子饱了。就着自来水水管子喝口凉水，又跑出家门，回到学校。第二天晚上情况已经好转，我找到几个住校的同学，在他们的宿舍里挤出一块地方，打算继续熬下去。但天黑时分，父母一脸悲哀地来到学生宿舍，带来了铺盖，并且把十元钱塞到我手里。铺盖的温暖和十元钱诱惑着我，但我立场坚定，坚决不要。爸爸在这种时候还在喋喋不休地抱怨我，我心中不平，下定决心坚持到底，父母最后拧不过我，只好把铺盖和十元钱都留给同学，千般不舍地离开了，从此，我的逍遥日子开始了。
  我在学生宿舍找到一张空床，把姐姐那辆经常掉链子的26自行车偷带出来，每天东逛逛西逛逛，过上了无牵无挂的悠闲日子，那时候，各学校已经停课，老师们也都没有了踪影，整个学校，都成了我们这些逍遥学生的天下。
    这样过了几乎一年，我搬到一间新的宿舍。同屋的是一位高中学生，老成持重，不像我们初中学生成天叽叽喳喳。他叫卞立成，是一份校刊的学生编辑。我和卞立成住上下铺，我在上铺颠来倒去，他也不嫌吵，每天只知道埋头写他的文章。卞立成嘴巴也很严，明明做着传媒工作，我从他嘴里却从来听不到任何新闻。卞立成后来也去了延安插队落户。但仅一年，他就被调到县城广播电台工作，自然还是任编辑。几年后我返回北京，在安贞桥遇到他，他已经是附近一家杂志的编辑了。我每天拜访的另一位高中同学是一个典型的白专学生。他原是学校航模组的学生，着迷航模都快魔怔了。这种伟大的革命时期，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摆弄他正在组装的旋翼。旋翼是由薄三合板组装，需要用胶水一块块粘合，寒冷的冬天，室内经常滴水成冰，他的鼻子尖上挂着清鼻涕，弓着腰，兢兢业业地在桌前粘合模型，顶多抬起脑袋，给我讲解旋翼的飞行原理。门外，牛鬼蛇神老师每天列队认罪，他居然充耳不闻，好像外面的发生一切与他无关。我离校后不久，他的旋翼制作成功，那天在学校操场进行试飞。据说一开始还很成功，但飞了一会，旋翼坠落，摔了个粉身碎骨。据说，他又返回小屋，继续制作第二只旋翼。后来，大家都为找不到工作而发愁，只有他被北京市摩托车厂看中，专门拨款2000元，制作实用的旋翼，用于森林防火，据说，第一次试制很成功。但再次试飞时，旋翼被一辆摩托牵引，试飞时，偏偏撞在大树上粉身碎骨，这之后，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我同班同学蔡少卿是个老实人，跟我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一块练武术的共同爱好更促进了我们的友谊。蔡少卿的父亲是跑长途的司机，家住西城一条胡同中自己建造的简陋房子里，母亲是家庭妇女，干些糊火柴盒等收入极低的工作贴补家用。父亲很少在家。跟他一比，我简直是有钱的大财东，但我没有架子，也不摆阔，所以跟蔡少卿交情很好。他父亲有时候探亲回来了，总找几个司机哥们喝酒，大家用大茶缸喝酒，一人一口轮着喝，也让我们这些大孩子一块喝。虽然劣质酒很呛人，但每次我都强忍着大口喝下去。一次在校园碰到蔡少卿，他告诉我，有一个机会学习卢家拳武功，据说师傅很厉害，卢家拳就是梁山泊好汉卢俊义发明。我不由心生艳慕。当晚，蔡少卿带我去见他的师傅。何师傅30郎当岁，是师范大学的烧锅炉的师傅。他皮肤黝黑，身材精壮。坐在一张空床上对我们侃侃而谈。
  梁山卢俊义身怀武功，为人低调。卢家拳有着无比巨大的威力。文革武斗那会，一次，师范大学100多名武斗队员将何顺师傅包围在厕所，何师傅孤身一人，挥舞一杆卢家的疯魔棍，把100多名彪悍的武斗队员打得鬼哭狼嚎，从而杀出一条血路，脱离险境。何顺师傅讲时，我们听得着迷，还有一位据说是蒙古来的大力士，声称要与他比试比试，此人双手一使劲，能托起一头驴、交手后，何顺师傅只一招，就将他击退。这些，都是听何师傅自己讲的。何顺师傅当晚就让我跟大师哥一起练习过招。大师哥防守，我进攻。我用师傅刚教的两手进攻，大师哥不慌不忙地防守。脚下的防守，主要是在我踢的时候，用脚内侧抵挡。那晚他穿的是硬塑料凉鞋，踢得我小腿骨生疼。但我胶牙坚持着，我牢记师傅的教诲，坚持苦练。果然，当晚师傅大为满意，教授我徒手劈砖和武术摔跤的要领。我此前在什刹海武术学校学过一年武术。所以掌握要领特别快，很快就学会了武术摔跤。
  这个武术摔跤非常怪异，我先打一套拳，但比划的时候距离对方较远，打拳的要领，是搅乱对方视线又不让对方抓住自己，然后趁其混乱之机，突然袭击，只一招将对方摔倒在地。其中，使用几招效果很大的卢家拳。
    徒手劈砖其实是一种硬气功，首先必须运气到后掌，用后掌猛击砖头中部，将砖头敲断。
    我勤学苦练，甚至回到院里。每天晚上一个人都要到楼下找几块砖头练习，最后，居然也敲断过几块砖头。大院的孩子看到我的成绩都欢欣鼓舞，甚至把我的武功神话。比如，我听师傅说，右手运气，狠搓对方脸颊，能将脸颊搓紫，只是从未尝试过。院里孩子吹嘘，把这一招叫紫半截。大院一帮爱打架闹事的孩子多次邀请我加入他们的队伍。甚至一次胡同小流氓向大院发动武装进攻，明明那晚我在学校还没回家。也被孩子们吹嘘为，我展现神功，把胡同小流氓吓得屁滚尿流。
     这些功夫效果如何？很快得到检验。一天傍晚，我们正练功，来了两个彪壮的汉子，他们号称菜市口小白龙，要来向师傅讨教讨教，师傅袒胸露乳坐在光板木床上说，我就不必了。不过我这里刚来了一个小徒弟，你先跟他比试比试吧。说着就让我上场。我一开始想，菜市口小白龙，如雷贯耳啊，但想想这几天师傅教的几招，还有卢家拳的要旨。登时勇气倍增。按照武术摔跤的要旨，小白龙有些不适应，刚想擒住我的腰，师傅大喊，踢腿抓右脚。我虚晃一招，弯腰踢他的左脚，趁他重心不稳，忽然抄他右脚跟。小白龙咿呀大叫一声，仰身到地。我也被此招的神效惊呆了。小白龙倒也讲规矩。他起身，只道一声惭愧，转身离去，从此再不来较量了。武术摔跤倒也是新鲜事物，在陕北农村插队时，有一次在地头摔跤，我与同院的瘦兴国对垒，瘦兴国精瘦有力，又练过摔跤，居然被我武术摔跤弄得眼花缭乱，接连被我摔倒三跤，他根本搞不清是怎样回事。但我自己知道，虽然哥们们传的神乎其神，但我知道大家其实是因为不适应才被我打败的。但卢家拳似乎也确实有几分威力。
    我的另一个好朋友是初中二年级的顾阿四，他喜欢练单杠，而那时我酷爱单双杠和垫上运动，所以我们两个特别聊得来。文革中，我与顾阿四在校园里偶遇，我知道他也是干部子弟，更感到亲切。他说，现在大学里风行一个叫第三司令部的组织，风头正劲，咱们干部子弟倒被丢在一边，不受重视，太不公平。
    我说，咱们也曾经在八月份威风过，那叫做红八月风暴，但今天呢，我们虎落平阳遭犬欺。威风扫地呢。
   顾阿四说，咱们不如也风云一番，刷刷大标语，他们三司，咱们还八司呢。那时，干部子弟正不得志，成立一个叫联动的组织，还在萌芽状态就被镇压。心中正有不平之气，无处发泄，所以，我和顾阿四当即决定，当晚在教室里刷标语，抒发心中的怨气。
   当天晚上，我们两个人用毛笔在教室里涂写标语，什么
   八司万岁，联动万岁，红八月万岁，打倒三司等等，第二天，全校轰动，同学们都议论纷纷，以为昨晚联动分子来过了，以为这是一支联动队伍在行动。
    学校掌权的，是红卫兵后的高中学生，他们中的几个人跟顾阿四是好朋友，不知道怎么找到他，说服，动员，顾阿四动摇了，在他的高年级同学面前痛哭流涕，承认这些标语有他的参与，承认的同时，当然也出卖了我。
   学校一面墙上贴出了顾阿四的认错书，同学们都知道了我也参与其中，认错书旁边出现一张批判我们的大字报。行动暴露，我大吃一惊，也被彻底惹火了。我进入教室，抓起一只毛笔，饱蘸墨汁，当场写了一张怒气冲冲的大字报，把顾阿四的背叛行为臭骂一顿，直接贴在他的认错书旁边。为了吸引眼球，我甚至在新大字报跟前放了两只鞭炮。心中怒气发泄，我没事人似的回家玩耍，把这件事忘在脑后。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学校，还没到校门，就见街对面墙上出现了一人高的大标语，
    打到高宜，
    我的名字被倒着贴，上面打着大红叉。
     我在学校沉寂了几个月，高年级同学发现我们没有背景，没有组织，也懒得批判我们了，我又成天在校园瞎逛。
    我跟同校的著名作家曲波的儿子曲磊磊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磊磊是纯粹的高干子女，他与哥哥曲晶晶都对当时正当红的江青深怀怨恨。他们从小都认识中央级人物江青，并且对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很看不顺眼，曲晶晶在27中上学，因为不满江青的言论，竟然被公安局抓走，被判处20年徒刑。曲磊磊同情哥哥，自然也对江青不满，在我面前破口大骂，我们因此更聊得来。
1967年，新入校的一帮新初中进入学校，在分校上课，但师资不足，没有老师带领他们。学校招收低年级辅导员，我报名，被录取。担任初一一个班级的辅导员。
    我忽然换发了革命青春，决心以身作则，做一次新生的表率。于是，每天大清早到学校，给教室生火，扫地，运煤，累个半死，但心里非常痛快，在孩子们中间迅速建立了威信。我又大搞家访，跟孩子们交朋友，我们班团结在我周围。本来是全年级不可救药的乱班，在我的带领下，成为先进集体。每次闹得不可开交了，只要我悄悄在课堂后一坐，孩子们立刻安静下来，闹事的孩子一声不吭，把狼藉不堪的地面上收拾干净。教室马上安静了。我又破了几个盗窃案，担任分校保卫组组长。在学生中间的威信越来越高。就在我正春分得意的时候，忽然收到本校保卫组的通知，我因为东窗事发被扣押了。
   到达本校才知道，是保卫组想搜集曲磊磊反江青言论的证据。为整他的材料殃及到我。保卫组让我揭发他立功赎罪。但我一口咬定，曲磊磊在我面前从来没提过江青的名字。保卫组威逼利诱，还威胁要动用肉体刑罚，但我就是一口咬定，保卫组看我冥顽不化，又没有证据，只好把我的分校保卫组长的官衔撤销，释放回家。从此，我又回到逍遥状态。
    我到正在武斗的清华大学去玩。二姐也逍遥了。她带领我们在各宿舍楼之间穿梭。清华大学两派之间正在武斗，二姐说，最危险的是大弹弓。这是一种用自行车内胎充当皮筋，裹着一块砖头弹射的超大弹弓，整个窗户绷住内胎，内胎内裹住砖头，一放手，砖头弹出，飞向目标。但由于飞行很慢，只要注意天空，及时躲闪，还是能躲过砖头的。但有些学生没小心，反应慢，动作缓慢，被砖头击中，不但头破血流，而且会危及生命。我们在二姐的带领下，躲开飞舞的砖头，顺利到达宿舍。回来的路上，我碰到学生武斗队员出动。一个学生正好在我面前站住。他手里拄着一杆超长的铁杆，杆头上是一个尖锐的矛尖，炎热的夏天穿着棉袄，棉袄外是一块整铁皮剪成的裙子形状，护住下体，头顶柳条帽，帽前是一个铁丝纸篓剪开，作为护面。腰里插着一只超长的铁腰刀，样子非常严肃。我看着他的样子实在滑稽，特别像戏台上的演员，忍不住几乎笑出声。武斗队员毕竟是有文化的大学生，也觉得他的样子太唐突，他脸红了，一会儿工夫，伙伴们招呼他，他急急忙忙地转头跑了。
    1967年，我第一次见识了死亡。
    学校安排到积水潭医院统一体检。学习委员陈新苗负责集合全班学生。几个月不见，陈新苗面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柔弱地坐在台阶上，说话有气无力的。一问才知道。陈新苗病了，几个月前，他和同学结伴串联，步行去天津时，夜晚在老乡家宿营。陈新苗体弱，偶感风湿，回来后发现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很快又发展为风湿性心脏病，此时，正在治疗。我们整队到达积水潭医院时，正遇到一辆超大型载重卡车进门，司机显然生疏，怎么也开不进去。趁汽车费力的进门，正在减速，我们看到汽车上有一个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重伤号。伤员头骨破裂，露出可怕苍白的大脑。几块破布外行地包扎在伤口上。载重卡车由学生生疏地驾驶。送伤员紧急救护。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中专学校北京粮食学校的武斗学生。伤员被抬上二楼，紧急抢救。我们在一楼排队体检。
     都知道北京粮校武斗不要命，看到这个重伤员才意识到武斗的严酷。中午时分，体检结束，我们出门时，粮校伤员正好被抬下楼，伤员已经由于伤重不治，当场死亡。学生们把伤员依然放在担架上驾车出门。汽车拐来拐去，终于撞在门楼上，医院的一只砖头门楼摇晃几下塌了。粮校驾车的学生满不在乎说，我回去跟建工学校的哥们说一声，他们来修一下。建工学校学生武斗更凶。医院传达室工友不敢吭声。眼瞅着粮校学生驾车扬长而去。
    没过几天，就传来学习委员陈新苗病故的消息。由于已经有精神准备，这个消息在同学中没引起什么波澜。
上山下乡开始了，平静的学校变得人心惶惶，班上王志强家离我家不远，是我常去串门的所在，我与他妈很熟。有一次志强妈忧虑地说，志强被动员去晋西北，这可怎么办啊。我勇气十足地说，大妈，男子汉志在四方。让我留在北京我还不干呢。我想到更艰苦的陕北去。革命圣地延安，多激动人心啊。
学校已经由工人宣传队领导。工宣队看到我拒绝到晋西北插队，正式通知我参加落后分子学习班。凡是拒绝插队的，都要参加学习班，在你丢脸的时候接受教育，直到妥协，同意前往插队为止。但工宣队很快知道我不去晋西北是因为我等着去更艰苦的革命圣地延安，才撤销了逼我参加落后分子学习班的通知。提前批准前往陕北延安。
   
我约了一帮哥们在家喝酒，其中有两个军队的子弟，他们准备前往部队。那是中苏战斗正酣，这时候到军队意味着牺牲，象征着死亡。哥两个慷慨激昂，一副豪情。那天二姐正好在家，不但不责备我们抽烟把被子点着了，反而下厨给我们炒了葱爆羊肉。哥几个壮怀激烈，大口喝酒，击节而歌，
当天刚亮，在那船尾上，只见蓝头巾在飘扬。
      本来一瓶竹叶青一瓶二锅头，很快酒见底，我又跑出去买了一瓶竹叶青。兄弟们慷慨陈词，酩酊大醉。军队子弟扯着嗓子大吼，我死以后，哥几个把我埋在山顶上，让我看到咱北京，看到咱大院，看到院里的兄弟们。我也大叫，弟兄们，咱们阎王爷那里去报到，哥几个互相照应着，谁也别撂下谁。
     1969年2月4日，下乡插队动身那天，所有前往插队的学生在学校整队集合，集体前往北京火车站，我把行李堆在脚边，立在操场边的双杆跟前，第一次觉得形单影只，孤单可怜，我当辅导员的那个班一个小淘气来到我身旁。他看着我的眼，动感情地说，高辅导员，天气冷，您连个手套都没有，会冻坏的，我没钱送您礼物，您戴上这副手套吧。边说着，边把手上的一副线手套摘下来，塞到我手里。
    如果在平时，我会觉得一副线手套实在太廉价，但现在，泪水涌到我的眼眶，使劲强忍才没流出来。
    眼泪最终还是夺眶而出。因为，最后一刻妈妈出现了。
     本来说好不让她送的，我不喜欢伤感的场合，本来以为自己足够坚强，用不着妈妈送别。再说，爸爸还在五七干校，回不了家。妈妈形单影只，到火车站送行，算了吧，让我自己悄悄走吧。但妈妈在最后时刻，火车快要开动时，忽然在火车站台拥挤的送行人丛中出现了。我看到妈妈泪流满面，忽然感到突如其来的烦躁，粗声粗粗气说，说好不送的，您回去吧。虽然粗声粗气，看到人丛中妈妈哭肿的双眼，尤其最后她的黄头巾在人从中一闪，消失了，我忽然心头忽然空落落的，一阵孤单，觉得被人们抛弃了，被北京抛弃了，眼睛一酸，泪水不由自主涌了上来。

拔剑茫然

未完待续。让大家了解那个时代。知道并不久远的历史

拔剑茫然

               第二部 黄土地

    焦黄色的山包，像是黄河的波涛，一浪一浪布满周围的空间，从脚下，直至目力所及的天边。黄尘翻卷，黄土滚滚，一脚踩下去，鞋底鞋帮立刻被黄色的尘土包围。这是一个黄色的世界，这是一个荒凉的世界，这是一个贫穷的世界。。。。。。
    红卫兵抄家破四旧以后，由于政治诉求不断加码。终于到了上层无法忍受的程度。作为文革的一个步骤，大批红卫兵被送到农村，以改造世界观为名，分散到贫苦山区乡村。
在陕北农村四年，终于明白了很多道理，也由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终于成熟练达起来。乡村生活，另一个世界，稚嫩的学生娃，逐渐成熟。而乡村的往事，已如烟霞，逝入东流水。但陕北的形形色色人物，类类种种奇闻逸事，都时时涌现脑际。

我穿红鞋我好看
与你们年轻人逑相干。。。

                             1。 盲流

那些年，陕北活跃着数不尽的盲流。所谓盲流，是指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乡下二流子。但其实，在那个时代，这个名头并不准确。因为，盲流，大部分是附近的农民，冬季农闲，到别村打柴帮工，挣几斗粮食。还有一些上头下来的农民，到富裕地区找口食儿吃。所谓上头的，是指绥德，米脂一带，那里地少人多，丰收年景粮食也仅够维持半年时间半饥半饱的日子。年景一差，全年都要讨饭。陕北人善良，讨饭的来了，家家窑洞门前站一站，不但能吃饱，还能给装口点儿干粮上路。年轻力壮的后生，没脸去讨饭，就打短工为生。由于政策不容许，只好偷着干，缺少合法性，被算入盲流。天气一入冬，盲流来了，闹闹哄哄帮工一个冬天。开春后，大部分人会扛上行李卷回家去。也有个别不走的，继续找活计，这些就应该算是职业盲流了。那时节，我们村有个年轻的职业盲流，人们管他叫三花。三花年龄估计估计在二十四五岁上下，长板脸上，撒着几颗白麻子。长年累月，他身上总是翻穿一件破旧的老山羊皮袄，秃顶上片片疥疮上飘着几根软毛，三花之名由此而来。三花发音接近三毛，影射半秃的意思。三花家在县城近郊，算是好地界儿，根本无需出门找营生。但三花在家不好好干活，宁愿出门打短。就连搞女人，也不出我们这个深山沟里的村庄。但三花性格好，爱说爱笑,人缘不错，挣的钱全留在庄里。。。。，那是搞了女人！三花有事没事还愿意到知青的窑洞坐坐，向我们这些对男女能些名堂尚未开窍的小孩子，灌输一些性启蒙知识。就冲这个，我们算得上是半拉子朋友了。那一年上头来了新政策，打击盲流。一夜之间,两个职业盲流被押到我们村的大队部，其中一个就是三花。按照公社指示，被捕盲流必须由知青看管，并把他们押解到延安县监狱，统一处理。押解三花是个轻松的任务，但为保险起见，我们每人手里还是提着根烧火棍。就这么个假架势，三花还真怕了。一路上低头缩脖，哆哆嗦嗦。路走长了，三花胆子壮了点，媚笑着请我抽烟。碍于原则，我拒绝了，三花失望地垂下秃头，一路老老实实走到县城 。县监狱在宝塔山半腰，监狱墙建在几丈高的石壁上，探头看看头皮发麻。
一到监狱就听说昨晚发生了越狱事件。
几个囚犯在一个疆儿里来的带领下越狱。所谓疆儿里来的，是指早年被判刑送往新疆荒漠劳改的犯人。新疆劳改农场周围，几百里荒无人烟。犯人想逃，即使逃脱追捕，在方圆百里的大沙漠里，也会渴死饿死。侥幸逃出来的，都是意志坚强，心狠手辣的亡命徒，个个命案在身，罪大恶极，一旦抓获，必死无疑！

这伙逃犯到了石壁高墙上，眼前无路可逃。疆儿里来的是个亡命徒，据说当时监狱尚未发觉他的真实身份，知道再不逃脱，一旦被查明身份，肯定死路一条。顿时把心一横，硬是从几丈高的石壁腾身跃下。他先是脚朝下，半途碰到石壁，身体失控，横摔下去，到了山跟，已成半滩肉泥！
三花对监狱倒是有种宾至如归的样子，刚进门，立马跑到院子中央的大桶前去舀饭吃。我们任务顺利完成，觉得今后再也见不到三花了，心里多少有些凄凉。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年入冬，三花又来到我村来串门啦。他身穿一件崭新的棉袄，脖子上挂着一台簇新的半导体收音机。嘴里叼着香烟，满脸自信的笑。在村子里串东串西，到处传来他欢快的嬉笑声。不到半天功夫， 村里人人皆知，三花被押解回原籍的村子后，很快被延安铁厂招了工！现在已经是令人羡慕的，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了。三花有了固定工资，有了城市户口，真是鸟枪换炮，衣锦还乡！
三花倒真不记仇，见到我们不但不躲闪，反而象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递烟问好，殷勤热情，还一劲儿道谢 ，如果不是我们把他押解回村，他哪里能找到今天这样的好事 ！
三花在小村子里，着实掀起一阵热浪，把村里后生羡慕的眼睛都快掉下来了。此后，家长教育孩子，总是拿三花做榜样。转眼又过了一年，冬天来临，各路打短工的农民陆续在村里出现。一天下工回村，远远看见一伙人围着说话，中间一人翻穿破旧的老山羊皮袄，一张白板脸麻子泛光，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不是三花是谁！
三花又回来了！只是这次不但不风光，反而更潦倒！他对自己这种遭遇毫不在意。
工厂生活不适合三花，他受不了纪律的约束，喜爱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这不，在工厂屁股还没坐热，一抬脚，辞了。接着，一身盲流的装束又轻车熟路套在他身上，如此闲逸舒坦！又是那个整天恬着傻笑的三花。
知青算是半个公家人，与盲流间的差别何止十万八千里！谁能想到，有一天，我自己，竟然会成为半个盲流 ！
我们公社，有一川二沟，我们村在西沟。
西沟山高沟深，最远的村子，距离川面30多里，这个叫做枣柯台的小山村，就是我们插队的村庄。
从川面进沟，步行20多里路，地面稍微平坦。但过了余家沟，山卯变得陡峭。只是，有一个山弯很美，在满目荒芜的陕北山沟里， 忽然出现几道峭岭，直立如壁，象竖立的几块龟甲，壁上草绿藤青，缠缠绕绕，很象是西游记里的景致 ，给荒沟凭添了几许妩媚，到了这个地方， 转个弯，就到我们村了。
在深山沟里憋了将近一年时间，从文明跌入原始，从欢乐少年变成哑巴劳动力。几个月时间，我们的心情变得格外沉重。
这种单调的乡下生活过久了，让人产生被人类遗忘的错觉。所以，一次偶尔到接近川面的新瑶沟村串门时，得知三个好朋友收到家寄来的路费，准备请假回家时！我的心好像猛然苏醒，一下子狂跳起来。
回家！几个月来，多少次对着滚圆的窑洞顶子，做着回家的梦。猛然间，发现这梦境，居然可以变成现实！朋友们蛮仗义，答应只要我能脱身，他们就从自己的路费里挤钱，带我回去！
我连夜赶回村，伪造一封母亲病重速回的家信，塞到一封家里过去来信的旧信封里，到书记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假。本来是假装母亲病重，谁知没说几句连自己都觉得象真的一样，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坐在书记家的炕上，泣不成声。知青是新事物，书记自小没听说过什么叫放假，作不得主，他让我耐心等几天，听公社的回信儿。
但朋友们第二天就要动身，不能再等了。第二天大早，我打点简单行装，趁天刚亮的朦胧时光，趁黑溜出村子。
昨夜大雨倾盆，道上有点湿滑，刚走几步，听到前面略有人声，惊疑中转过弯，猛然看到乡村土路上都是村里劳力。原来昨晚的暴雨冲断了一段进村的土路，大早全村劳力赶来修路，让我碰个正着！村里男劳力聚集，大家都楞住了，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偷跑回家。停下活，看着我不说话。书记皱起眉头，但扭过脸，假装没看见。我满心惶恐，无计可施，只好硬着头皮，低头穿过人群。最后，只有谢华山大伯在人群中，冲我抬抬手，说了一句：回呀！我点下头就溜。脊背冒汗，全身发凉，双手打颤，感觉自己就是个逃兵。
赶到新瑶沟已经半夜，伙伴们欢呼拥抱，暂时忘记偷逃的窝囊。
第二天一早进城买去铜川的汽车票，女售票员脸色生硬，没介绍信不卖！原来知青探亲已很泛滥，县里没有前例，不知该不该放，无奈之下，采取简单的办法。。。。。。，没有大队以上介绍信，一律不售铜川的车票 。天无绝人之路，查地图，发现走绥德，过黄河，照样可以取道山西改乘火车回京。票很容易买到了，当晚到达绥德 。绥德城不大，但古已有名，军事政治意义不讲，这个靠近内蒙沙漠，土地贫瘠，而且地少人多，及其贫穷的县城，竟有非常好的水土。养活了皮光肉嫩的绥德俊男女！陕北人讲，绥德婆姨米脂汉，讲的是绥德的女子得天之赐，个个天生丽质，皮肤娇好。更何况古代美人貂蝉就是绥德人，而那个体格健壮，相貌英俊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则是地地道道的米脂人！身在绥德城，放眼看去，满街女子果然大多相貌端美，皮肤细嫩，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置身邻近沙漠的贫穷小城 ！在绥德车站又出现问题，去黄河边宋家川镇的车票已售磬，必须等三天，我们归心似箭，岂能坐等！当即决定步行去宋家川 。
    在绥德听说路程不远，约40里路，且一路公路大道，不怕走错。但真动身走起来，很快就发现不对了。快半夜了，明明走了五六个小时，且步履匆匆，怎么也得走过一半路程了。结果，一打问，前面还有好几十里！接连问了几个人，说法不一，情况各异。第一个说，快到了，还有三十里吧 。过两个小时后，再问， 却道：远哩，还有七十多里哩。也不知道为什么差这么多，难道我们是背道而驰？顿时情绪萎靡，走不动道儿了。前边出现一个大镇子，镇边有家亮着灯的车马店。店里黑灯瞎火，一溜大炕，靠里边黑不溜秋已睡下半炕人。极度疲倦管不了那么多了，倒头就睡，直到被一阵骡马的嘈杂吵醒。睁眼看时，那半炕人已经摸黑起来套牲口了。睡不着了，起身出门。外面，镇子里还一团漆黑，只有一家早点铺亮着灯，一打问，早起还对了，汽车一会儿就到。急忙买了每人一张大饼做早餐，另买半斤五香牛肉片。汽车到了，居然有座！这一夜好歹熬过来了。坐在舒适的座位上，困意袭来，想着美美吃几口大饼，嚼几片牛肉，好好睡一觉。大饼刚刚出锅，味道很香，牛肉入口嚼了半天，嘴里象咬着块橡皮，无论怎么使劲，软不拉遢，就是不烂。肉香也没有了，这时才知，我们买的是老牛肉，牛不知几十岁了。

    下午到达宋家川，滚滚黄河呈现眼前，黄河水混浊厚重，带着一点土腥气，滚滚浊流蜂拥而下，可以感到一种蛮横的力量。似乎一头黄皮猛兽，正在寻找宣泄的机会。河对面是山西省境，两岸沿着喘急的水流， 是高耸的峭壁，奇怪的是，陕西这岸全是黄土，与河水是同一种颜色。而对岸山西那边，则全是石头山！那就是雄伟而又荒蛮贫穷的吕墚山！黄河两岸正在施工，修建一座跨河大铁桥。但我们必须乘船过河，渡船很旧，有前后两个水手，一趟可以载客十余人。船舷有一根钢绳，用滑轮固定在一道横在黄河上空的粗缆上。梢公只要把住船舵，船就可以在跨河钢缆的牵引下驶向对岸。看着多少遍在书里读到过的黄河水在身下滚过，心里又是舒畅又是感到隐隐的恐惧，生怕万一钢缆折断，我们的船会象飘落的树叶一样，被深沉浑雄的黄水卷进深渊 ！
    山西境内的山路陡峭险峻，整个吕粱山地区荒山秃岭，满目疮痍。简陋的山间公路边，几乎寸草不生。一路缺村少寨，人烟稀少。只有山路崎岖，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汽车穿过离石镇，道路开始平坦起来，人烟也稠密了。到达杏花村，看到汾河，地势平坦，汽车已经进入平原了。杏花村胜产名酒，更由于那首：牧童遥指杏花村的优美诗句而举世闻名。大名鼎鼎，怎能不饮酒！果然遥见杏旗一角，近前看，名曰：杏花村酒店。进屋坐地，是一间简陋小饭馆，饭菜无味，但放开了出售当时国内短缺的山西杏花村汾酒。停车半小时，我们几个毫无酒量的傻小子放开豪饮，竟然每人喝干了足足二两白酒。豪饮后上车，本以为会酩酊大醉，不醒人事。谁知，只觉得脑子稍晕，累死昏车，一会儿功夫就清醒如常了。当时以为好酒不醉人，但时隔多年，了解社会人情了，回头一想，当年的酒里，一准掺足了白开水！
直到介休才听到火车的汽笛声。登时群情激昂，一路辛苦，总算可以直接到家了。但买票时又是一瓢凉水，原来山西省也是北京知青集中之地，买票回家，必须出示大队以上证明。。。。。。，心头焦急，就连扒运煤的货运火车的心都有了。好在，最后时刻，售票员告，买北京的票不行，但可以购买丰台票的火车票。哈 ，丰台离北京只有50里路,就是步行，我们也能走到家了。
真是虚惊一场 ！
    一路风驰电掣到达北京，回头一想，靠！我这一路奔逃，根本不顾形象，难道，我不象那个穿着翻花破羊皮袄，四处流窜的盲流三花吗！

拔剑茫然

                              2。赤脚医生

插队几年，好在没生过大病。但我发现，居住在山大沟深的农民，如果生病，就会是件非常可怕的事请，闹不好就会丢掉性命。
插队动身前，家里为我准备一大包常规药物，止痛药退烧药消炎药，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刚到村里，一天，发现房东大娘生病发烧，随便给了她几片阿斯批林，居然立刻退烧了。消息传开，登时登门求医看病的络绎不绝。我出手大方，毫不吝惜，对症下药，居然个个药到病除。不几天，村里就有人人开始叫我高医生了！很快，携带的常规药用完了。生产队长王玉安找我谈话：不能人家看病不收钱，药又不是你自己操的！不要钱咋成？我心说，生产队长怎么张嘴骂人，谁操啦！后来懂了陕北话，才知道操是造，在陕北发操的音儿！药源告罄已迫在眉睫，心生一计，学针灸！那年代通行一本叫农村赤脚医生手册的便携本。农村缺医少药，进城看病又承担不起。各村由乡里统一培养出一名土医生，名曰赤脚医生。我们村赤脚医生王存万当时正在乡里开会。我针灸手艺还没学好，王存万回村了。冲着我的仗义施财乐善好施的鼎鼎大名，王赤脚主动来访，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王存万三十出头，个头不高，一脸黝黑。一双眼睛机溜溜转，脑筋很活。村子里，他利用职务之便，是个搞女人的高手。少到刚成年的女子，老到高他一辈的婆姨，他都有本事勾到手。多年来，自己却孤身一人，早年娶了个婆姨，是河南讨饭上来的。虽是讨饭女，却是美人。王存万欢喜之余，难免以己之心度人，总觉得天下男人都要勾引他婆姨。白天下地干活，老婆必须与他挨着，晚上吃罢饭，不许婆姨串门。有时婆姨不出工在家，他也要把窑门前空地用扫埽仔细扫一遍，晚上回来检查脚印。他这样把婆姨当贼看，甚至生下娃娃了也毫不放松。婆姨终于忍无可忍，一朝爆发，后果堪忧。婆姨是抱着娃娃跑掉的。黄鹤一去，从此寥无音讯。王存万找遍天涯终于死心，知道这个俊婆姨彻底丢掉啦！他再次娶妻，是在第二年，相亲那天，婆姨家上门，他把我们知青最象样的箱子都搬到自己家。土窑洞登时增添光彩，蓬壁生辉。媳妇高高兴兴进了家门。进门才发现家徒四壁，却也无奈了。
    王存万对女人有浓厚兴趣，由于职业关系，对喜欢医的人，也特别共鸣。从此每次看病都要约上我，村里人一时闹不清我是不是专业医生，也不坚持要我出工干活，每次我都能高高兴兴地随他到各家行医。
    第一次是半夜，村民张生发的爹把我们窑洞的门敲得山响，他儿子犯病了，张家窑洞黑咕隆咚，一盏老麻油灯闪着豆大的光，张新发躺在炕席上，平时象牛一样的大眼闭得紧紧，窑洞墙上黑影幢幢，我正不知所措，王存万来了，他刚上炕，张新发忽然肚子一挺，两眼翻白，牙关紧咬，口呲白沫，发出痛苦而又奇怪的声音，王存万让我掐住他两手虎口，他朝人中一针扎下去，张新发在一阵痉挛中霍地停下来，身体象个泄气的皮球，软摊成泥。王存万冲我紧张一笑，把我从黑暗的恐怖中解救出来。我哆嗦着递他根烟，点着火，还没顾上抽，张新发又一声怪鸣，翻眼吐沫，两手乱抓，浑身痉挛。一阵忙乱过后，总算摊软下来，王存万趁间歇告诉我，这是典型的羊巅疯，终生难愈。看来这一晚要看着他。第四次发作开始了，我和王存万重操故技，正忙乱间，忽听脑后咚的一声响，响亮短促，是什么硬东西倒在土炕的石板上了，紧接着，幽暗的油灯影里有一只枯瘦如柴的手缓缓向上伸出，尔后重重落下，打在炕板上，浓重的黑影中，一个老人象被人掐着似的怪嗓子喃喃地唱起什么来，音调怪异，唱词含混不清，象是念经，又象是念咒，伴随着手砸炕板的咚咚声，半熄半燃的老麻油灯忽闪忽闪地，人影更加摸糊不清，时间在这片毛骨觫然的黑暗中不知不觉地流逝，不知过了多久，老人的怪唱停下来，他从黑影里坐起，干咳两声，掏出旱烟袋装烟慢慢抽起来，好象刚才什么也没发生。我们这时才缓过神来，互相安慰地看几眼，再扭头看病人，张生发已经安静地睡熟了！
    直到四年后我离开，张生发再没有犯过病，不知是我们的针灸效果神奇，还是他爹咒语有效。这种跳大神在陕北农村很普遍，是否有效，我经过的仅此一例，至今不明所以。
    第二次出诊是看村头刘婶的女儿香儿，香儿七岁，正上村小学，是一般的发烧。王存万知道我学艺心切，把打针的任务交给我，我似模似样地消毒，装药，在她臀部画一个十字，找准位置沉着地扎下针，但推药时怎么也抑制不住紧张，拿针的手哆嗦不止，直至药推完，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给人打针，就是这么不争气！
没多久，经过刻苦钻研了农村医生手册，并在自己身上多次成功试扎之后，我的针灸技术已非同一般。但自从村里人知道我不是什么正牌医生后，对我彻底失去了信心。没人求医看病，是医生最大的痛苦和失败，我虽处逆境但兴致不减，每日试针不止。谁知墙里开花墙外香，从北京回村后，很快到安塞县出民工。那里正兴建一座大型水库，来自周围几个县的民工云集。我在我们公社民工连任文书，连长是公社干部，付连长是个下台村支书。据说，他下台是由于不务正业，搞资本主义。此人煽猪手段一流，成天腰上别着把煽猪小刀，同时还有一手高明的扎针技术。说他扎针，是不能理解为针灸的意思，首先不消毒，太阳底下把针晒晒，或干脆在胳肢窝里蹭蹭，直接就下针。但奇怪的是，如此原始，却从没有人因此感染过！没过多久，我和付连长医名在工地上名声大盛，如雷贯耳。每天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有时甚至工地上躺靠着七八个扎着针的人。如此盛况，直接影响了工程进度。工程指挥部横加干涉，地头行医不得不停下来。
我遇到最奇怪的病人是一位50多岁的老妇人。她只是普通的胃痛，是陕北常见病，但奇怪的是，她对扎针毫无感觉，怎么重刺激都如打了麻醉针一般，那种无动于衷的样子，恨不得任由你活体解剖。我最后放弃努力，直接把她打发到医院去。而付连长医的一位怪病，头痛脚痛，其他部位无恙。头脚痛时，病人疯狂得满炕打滚。面对乱局，付连长从容取针扎穴，连消毒仪式都免了。不到半分钟，病人脑袋上已经扎满了针，象只卡通大刺猬，奇怪的是，病人已然安静了，头脚止痛。从此再未犯过此病！
给人扎针就算是医生了，我从此常有鸡蛋挂面吃，邻村知青外号小狐狸的，象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就为这一口食。我也医道渐深，不说手到病除，但也疗效甚佳，在工地上名声很响。
从工地回村，本想连续作战，成个真正的医生，甚至想拜临村驻扎的北京医疗队医生为师学习动外科手术。很快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知难而退了。
    在我们窑洞下脚，住着一户老人，有个畸形的女儿，从小小儿麻痹落下残疾，二十多岁，在农村是个难嫁的老姑娘，总算遇到个家境贫寒的后生愿意接受，做上门女婿。乡下人实诚，后生对残疾女真情深意重。几个月后，畸女怀孕，老两口乐得合不拢嘴。一夜，老汉慌慌敲我的窑洞门，他女儿得急病了，赶过去时，王存万正忙着打针开药，我一到就做他的下手。王存万讲，这是典型的脑膜炎，必须立即送县医院。村里找来人手，准备好架子了车。就在把病人往山下搬的时候发生了一点意外，人们是用门板抬病人，门板不易把握，下坡时，有人不小心，门板斜了，病人摔到地上。好在人们反应快，女人没有受伤。本来是一场虚惊，可老汉捂住架子车不让送了。他哭叫着，这是夜路有鬼呀，这可是老天爷示警，不让走夜路啊！书记队长给老人做工作，但再怎么劝，关心女儿的老人就是不妥协。好容易熬到天亮，几个小伙子跑50里山路，把病人送到县医院，女人刚好断气。医生抱怨他们，为什么不早一点送来，哪怕提前两个小时，病人还有希望 ！
    死人原车拉回村，老人哭的泪人一般。一夜失去女儿和外孙两个亲人的老人哀伤至极。他们很隆重地大办丧事，老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个阴医，开刀把女儿肚子里没成形的婴儿刨出来，鲜血淋漓地另行埋丧。这种原始的规矩，使我几个月心里缓不过味来！
    我再一次出民工是在一年以后，很快又成了名医，备受欢迎，这次，给农民治病无出奇之处，却目睹了一位优秀知青的离奇经历。
我们村有几位女知青，年龄都比我们大些，其中一位叫孙大平的体胖腰圆，象一段木桩。但她为人随和，笑口常开，人缘不错。一次去公社，认识了邻村的知青史朋华。史朋华是高中生，聪明绝顶，文才又好，曾发表过多部长短篇小说。尤其了不得的是，他的理工科基础极佳，非我们这些凡人所能及。我曾拜读过他写的一部关于相对论的书稿，书名：高狭和空间的定义。其中内容，我甚至大学毕业以后，还是不能完全理解。
两人一见钟情，共堕爱河。本来天生一对，但没过多久，孙大平听到史朋华家有海外关系，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政治污点。特别是，孙自己家也是同样情况，多年来饱受牵连，难以翻身。找这个男朋友，真是乌鸦落在猪身上。本来自己家庭出身就够黑了，现在倒好，凑成一双，岂不彻底黑到底了。
孙顿生悔意，两人关系坠入冰点。史当时正在公社的水库工地上，任工地小报的编辑，和我们这群知青哥们成天形影不离。一天休息时，大家聚在一块儿比赛举石头，轮到史氏了，他刚把石头高举过顶，忽然翻身倒下。淬不及防之间，只见他以头抢地，口吐白沫，双眼翻白，昏厥过去。大伙一团慌乱，忙用架子车把他县医院拉。急诊医生简单看看，凭经验诊断为破伤风。注射血清，却试验为阳性过敏，不能打针。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除了打针，肯定无药可救。病人只好被送入一间病房。史氏清醒过来，经过打问才知道，这是重危病房。他的床位，是一位刚送到太平间的死人腾出来的。仅一天时间，同病房的另一病友又被送进了太平间！
史朋华绝望了，他这意外，纯系心里压力太大，注意力不够集中所致。因为他爱孙大平，他的爱情情意绵绵，至死不渝！万没想到居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是史氏命不该绝。当时刚刚到达延安的北京医疗队偶然听到这个病例，由于是北京知青，且诊断结果蹊跷，医疗队就要求重验。县医认为丢自己脸，就是不肯。几经交涉，给足面子才勉强同意死马当作活马医。再验，原来是撞击出血后，凝血在脑部积淤，压迫神经造成病因，病灶并无大碍。
史氏很快痊愈出院。生死一场，感动女神。孙主动与他重归于好，从此结婚生子。史朋华不负众望，又搭上末班车。先是考上大学，后又赴美留学，很快取得博士学位。数年之后成为学界名人，终身教授。现在常常回国讲学，成就非凡。孙XX也夫唱妇随，相夫教子，生活安逸。
孙大平的哥哥孙大伟是北京美术学院附中的高中生，主修漫画，我们村斗争地主时，请他画了一系列宣传漫画。所以，我们与他相熟。此翁人瘦面黑，满腮浓须，常一付昂首天外的沉思状，与眉清目秀的妹妹，纯属两个模子。
孙大伟插队几年，由于能画，几乎没干过活。很快分配到县民众剧团做美工。但他思想前卫，行事怪异，我行我素，不拘一格。在那个封建保守的时期，尤其是在少见多怪的延安地区，不可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比如，为了神圣的艺术，也是条件限制找不到作画的模特，他不惜偷看女生宿舍，或趴公共女浴室。被人抓个正着，当流氓押送公安局。孙翁名声受损，索性破罐子破摔，干起与常人差异巨大的怪僻勾当。一日，有急事到枣园公社，等不来公共汽车，恰见一人进入商店而忘记锁自行车。于是，他小心推上车离去。一路风驰电掣，好不自在。当晚返回，到原来那家商店门口，把车小心翼翼按地上留下的车轮印放回原处，这才高高兴兴返回宿舍。刚进家门， 警察已经等侯多时了。
原来，丢车人家亲戚众多，延安城又小，分头把住几条主要路口。傍晚时果见孙大歌旁若无人似地踏车而归。
孙大伟被擒还满嘴是理，书生窃书不为偷，窃车亦然。孙大伟最独出心裁的妙论莫过于对中国战争史的论述，纵观中国历史数百次决定国运的战争。除明朝朱元障外，有一个最共同的规律，便是所有胜利的战争都是从北方向南方推进的。北伐战争中，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违反上述规律，半途而费，反被蒋介石篡夺政权。毛泽东主席明辨这条规律后，不惜率军长途跋涉达两万里，到达北方，从而完成了中国革命由北向南的伟大战略部署，终于在全中国取得胜利。妙论一出，立刻被一位宣传部的干事报告上级，大力险些因此跌进大牢。这位宣传干事年过五旬，长期郁郁不得志。但他擅长一个绝活，给篮球场划线。每逢县里举行篮球大赛，观众席坐满后，此人提一只装满划线粉的铁桶，一手拿盛白粉的铁勺，弯腰一溜小跑，一个溜圆的禁区线画好了，赢得全场暴雷般的掌声。问他具体做什么工作，必讲四句口头禅：
吹拉弹唱，打球照相，步置会场，带头鼓掌。
最后一句最重要，领导讲话，每到关键地方，都要事先布置宣传部的人及时鼓掌，以带动群众。这口头禅传到领导耳中，其中第四句犯了忌讳，从此不被重用。据说，告发孙大哥后，有立功表现，得到器重，这是后话。前不久在报上看到孙君大名，他在日本，已经是名震遐迩的陶瓷大师了。
    我再次行医已经是两年后进入工厂的事了。有一位民工的父亲身体偏瘫痪，半身不遂。我连针带灸，效果奇佳。两三个疗程下来，老人能扶着墙行走了。可惜好景不长，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位热爱领袖的老人听到广播，一时激动，竟撒手西去，带走了对毛的思念及我辉煌的医疗成果！从此，我的医术藏诸名山，再也没给任何人扎过针。

拔剑茫然

                          3。陕北老红军

    几十年前，中国中央红军打了败仗，从根据地江西瑞金大撤退。沿途在贵州大山里打转，牺牲了几万人的性命，还是摆脱不了大群敌军的围追堵截。走头无路时，偶然在个小县城街道上拣了张敌人的破报纸，发现在遥远的陕西北部活跃着一只红军地方武装。绝境中的红军象发现了一只救命的小船，调头向陕北急进。
    中央红军千里投奔的，是闯荡天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打出一只红军队伍，和一块小小根据地的传奇人物，在陕北大名鼎鼎的刘志丹。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埋头经营，卧薪尝胆，驻足十三年。终于在全中国取得胜利，于1946年移驻山西继而北京。从刘志丹到中央政府前后几十年，无数陕北人投身革命，很多人献出了生命，个别人进京当了官，也有很多人没有坚持到底。
    陕北人有句古话：俅毛擀不成毡，陕北人做不了官 ！
我们后村村头有一口烂窑，半蹋的窑洞里一张土炕，只剩半张炕席。满炕滚满半大孩子，晚上七八口人一张破被，盖上东头，西头哇哇喊冷。这个窑洞的主人老于头最爱忆当年，那时，他是中央政府驻地的总司务长。首长们的衣食住行他都管，人缘极好。中央政府离开陕北时，毛泽东拍着他的肩膀说：老于呀，走喽，跟我去坐天下吧！
老于头没有走，家里刚娶的婆姨，新分的几亩山坡地，舍不得呀。这不，孩子越生越多，日子越过越紧巴，穷的连虱子都嫌他血苦。
和我关系最要好的谢华山大伯，就最不愿意提过去。一天酒后，谢大伯吐露真言：原来他是刘志丹打队伍里的一名团长。这支红军队伍不易啊，到处是政府军和地方武装。有一次突围，在跑马山梁上急行军，摆脱追敌。忽然就遇上了一场急雨。陕北的黄土地平时走路蹋灰扬尘，一遇水，立码变成胶泥，滑溜溜的，没法走人呀。红军正在山梁上奔跑，一阵趔介，两个连一百多号人眼看着就滑下山沟，全部摔死了！
谢大伯最后逃跑是在东征的大撤退时。
红军东征是中国革命史中最模糊的一段，有太多疑点。刘志丹在陕北民望极高，人们把他当做活神仙。红军到达陕北时，正值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大员在陕北根据地大清洗，团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清洗干净并统统枪毙了。刘志丹出于信仰和愚忠，自缚受擒。死刑命令已经下达，被刚刚到达的周恩来及时撞到，刀下留人，救刘志丹一命。
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喧宾夺主，与地方干部发生矛盾。由原陕北红军为主组织的红军东征，向敌人实力最雄厚的山西发兵，无异以卵击石。说是杀出一条北上抗日的道路未免牵强，离石一仗，东征军全军覆灭，仅剩下几十名战士扛着刘志丹的遗体返回黄河边。对面竞没船接应，只好躲在黄河岸边陡峭的岩石下，逃过追兵。谢大伯是在离石战役的战场上溜掉的，他嘴里喷着酒气，结结巴巴涨红着脸讲。怕人哩，离石四面山上全是死尸，那炮一放就倒下一片，工事都是死尸搭的，死了没十万也有八万哩。再打下去，谁也没命呀！谢大伯带着弟弟谢明山从战场往回跑，绥德路口到处是红军的关卡抓逃兵。兄弟俩一商量，算求了，回不了家，就往下边跑吧。那时延安还是国民党占据区，红军抓不到逃兵。他们看看没人追了，在此地落户。
我们村当年做地方政府大官的是陈宝英他爸。那年宝英三岁，他爸已经是地区政府专员了，官职相当于现在的地委书记，属于高级干部。终于也在中央迁往北京坐天下时撂下工作回家了。老头子现在还精神抖擞，满面红光，讲起当年历史毫无悔意：那官当得没味儿咧，每月5元钱菜金，还不如咱庄户人家好过呢。家里宝英还小，还有婆姨哩。老爷子是陕北最善经营的人物，家里今天窑新粮足。宝英老子英雄儿好汉，后来当上了公社干部，吃上了皇粮，这是后话。村里当兵最风光的莫过于刘海老汉，刘老汉那时十八九岁，在枣园中央政府驻地的中央警卫团当战士，每天给中央首长站岗放哨，提起当年还真是威风八面！
    中央警卫团战士每人一杆冲锋枪，屁股上一把盒子炮。装备一流，非一般红军战士所能比。后来国民党胡宗南军占领延安，中央警备团其中一部分，组成第二教导旅，留下打游击。老百姓管他们叫二教旅，胡宗南兵按照谐音儿管他们叫二叫驴。由于装备精良，善打仗，胡军闻之丧胆。一听二叫驴来了，往往哭爹喊娘，调头就跑。刘海那时的主要任务，是在枣园站岗。枣园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干部办公和休息的地点。寻常人等不能打搅外，奇怪的是未经批准还不容许家属探访。虽然家属驻地仅仅一墙之隔，她们和战士们也很熟络。毛泽东夫人江青和战士们总有说有笑，态度和蔼可亲。林彪夫人是陕北绥德人，眉弯目秀，年方十八，是有名的陕北一枝花。警卫战士最怕的是刘少奇夫人。有一天晌午，刘海当值，刘少奇夫人没得到批准来找丈夫回家。按照纪律，刘海不能让她进去。夫人先还好好说，后来火了，探头探脑想往里硬钻。刘海搡她一把，刘夫人一趔介摔倒在地，索性大哭大闹。首长们都被吵醒，跑出来看。刘少奇满意的拍拍刘海的肩膀，好，好，有原则！有原则！后来刘少奇离婚娶了王光美，林彪也离婚娶叶群，这些都是后话。
刘海兵当得风光，但还是难以持久。那年头，根据地物资紧张，战士们都住普通土窑洞。窑洞口没门窗，搭张草帘子遮风挡寒。寒冬腊月，冰霜刺骨。最难熬的，还是冬天没有棉衣。中央警卫团士兵要站夜岗，特殊照顾每人发一件羊皮坎肩和一顶毡壳壳帽，抵挡陕北夜间的风寒。一个天寒地冻的深夜，单衣单裤的刘海打熬不住了。他把坎肩毡壳壳帽和驳壳枪往枣树枝上一挂，向毛泽东的窑洞深深鞠了个躬，嘴里低声道：毛主席，我实在打熬不住，对不起您老人家啦！
说完，扭头钻进黑夜。当了逃兵。
    老人们讲，当年陕北干部中，数高岗最色。他搞的年轻婆姨不计其数，还鼓励警卫员搞女人。奇怪的是陕北人不以为耻，反称赞有加。村里有一位虽老但特爱俏的婆姨，脸上仍留有一丝往昔的秀色。她最得意的事，是当年被高岗搞过。她自己讲是被强奸，估计言过其实。只是她在胡宗南兵进犯延安时，有一次没来得及逃脱，被一个排好色的胡宗南兵集体强奸，倒确有其事。
    村里参加革命最早，坚持时间最久的是李老汉。有一年，延安县一中不知怎么找到这位老革命，请他讲革命历史，他讲了如下一段：
    那晌我们游击队正在河庄坪摆赌桌耍明宝哩（陕北的一种赌具），侦察员来报，安塞县严河湾来了有一伙胡宗南兵。我一声令下，游击队员把明宝盒一甩，一个急行军就到了严河湾。趴山峁峁上，探头往下一看，奶奶的，胡宗南兵一伙子逑个旦旦，也在河滩上耍明宝哩。我们躺在山峁顶顶上，每人一颗手榴弹，拉着火，朝脑袋后边一甩。然后看也不看，又一个急行军，跑回河庄坪，继续耍我们的明宝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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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陕北赌博面面观

    陕北闭塞荒凉，乡村生活单调乏味，除男女关系外，乡村对赌博情有独锺。民间赌博历史悠久，基础雄厚，群众广大。乡村赌场条件简陋，一铺毡毯，一盏老麻油灯，便能招集一个赌局。赌具也简便，一只大小盈手的木头方盒，名曰宝盒。一块侧面印有红色图案的小方木块，是宝块。耍宝时，庄家手握宝盒，一只手指在盒下捏着宝块。手往空中一挥，捏着的宝块在盒内旋转，最后宝盒和宝块同时落地。宝块被压在盒内，外面看不到。此时，赌客纷纷将钱押在宝盒周围八个方向，钱押好放手。庄家掀开宝盒，谁的钱正好对着宝块上的红色标记，可以赢数倍的钱。押在两侧的，赢一倍，押在其他方向上的，钱输给庄家。陕北人贫穷，进城连五分钱汤水都舍不得喝。但一下赌场，个个平添无限豪气。开赌的主家只提供一条毡，一盏灯，一晚白得200元。旁边卖吃食的，都开出天价。一个馒头五元钱，一碗羊腥汤十五元！赌客随手就买，一点不嫌贵。听老乡讲，我们村也有过开场豪赌的历史。那年冬天，赌场就设在村边的河滩地上。几十盏老麻油灯，把河滩照得通亮。豪客纠纠下场，气冲干云。陕北赌风最炽是六十年代末全国大饥荒。与其他省相反，那几年陕北连年大丰收。那时一口袋土豆能换辆自行车。陕北人得天独厚，囤满钱足。有些人积年欠下的满屁股债，一下子就还清了。有了钱，赌业登时兴隆。很多人辛辛苦苦挣来的粮食和钱，几个晚上就丢在赌桌上。知青下乡，在老乡心目中是公家人，赌博暂时停止。直到初冬大部分知青探亲回家了，赌风才覆炽。我们村偏僻，山高皇帝远，首先开赌。赌场开在后山，十里八村的人聚来。后山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几天功夫，乡里听到风声，命令三里外于家沟党支部书记兼公社党委委员的余书记，带领民兵连连夜出动抓赌。余书记老远听到赌场喧闹，安排民兵把赌场团团围住。安顿停当，他告诉大家，自己先进场观察情况，一旦核实，民兵们来个漂亮的包饺子，不让一个漏网。民兵战士在冰天雪地里打埋伏，都惦记着回家吃年夜饭。但余书记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有人不耐烦了，爬起身子向赌场张望。却看到余书记已经吆三呵四地下注呢。训练有素的众民兵，把枪象野营一样架好，一声吆喝，就全钻进赌场了。
    农民参赌似乎只有输的份，虽没听说抛妻弃子的，但刚还债又欠钱，把一年口粮输光的却多有所闻。村里曾有一个把婆姨输掉的，还押了字据。这事让乡里干部知道了，差点把赢钱的抓起来，这才保住了媳妇。
    生产队长王玉安种庄稼是罕见的好手，他家自留地，永远高产得让人淌口水。但他父子俩就是娶不到婆姨。直到我们下乡那年，赌场停了一冬，他才顾上给儿子娶婆姨。本打算来年攒钱给自己娶，赶上第二年又开赌，他给自己娶媳妇的钱就永远泡了汤。
    大家都输钱，全村只有九娃无败绩。几年之间，统共赢过74元钱。这笔钱，差不多够给自己娶房媳妇的了。九娃人小鬼大，二十好几了，却精瘦得象个娃。走路倒背手，像个老头，一双眼睛却透着机灵。有天，我决心试试他是不是吹牛。我们俩把一满盒火柴均分，轮流坐庄象征性地赌了一场。不到一个小时，我手中的火柴棍迅速消失，最后一根不剩，看来这小子确是赌场奇才！他曾教过我听声辨向，还真很灵，只是学无所用，白费心了。
    后来知道张生海他爹没输过钱，还靠赌场赚的钱给生海娶了房婆姨。一了解，原因其实很简单。我村开赌场的时候，他爹只当主家，收取场费，再卖点馍馍面汤，从不下场赌博，所以不但没赔，还干赚了不少钱。但全村人只他一人从不手痒，其他人就是当主家，卖吃食赚了，很快又会在赌场原处输出去。
到我最终离开农村的前夜，几位特要好的老乡下午早早就向我道别。要好的，悄悄告我，他们每晚都要走50里山路，到安塞县一个村的赌场去赌，第二天打早赶回村上工，不能送我了。
苍茫的暮色之中，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看着三三两两登上脑畔山顶匆匆离去的身影，真不知该祝他们好运，还是祝他们从此洗手 ！
      知青是半个公家人，有知青在，老乡一般不敢赌，至少不敢在本县本乡开赌，即使知道知青不会干预，也宁愿多跑几十里山路到别县去，求得一个赌得放心，赌得踏实。但也有例外。我们乡有个村子叫刘老庄 ，全庄只住着一个知青，叫赵小山。小山名字带个'小'字，却长着一张大脸，红黑的脸庞上，两只突爆的眼睛黏鱼一样分挂在脸框两侧最外缘上，使脸的中部留下太大的空间。一颗不大的蒜头鼻孤零零地悬在中央，显得不成比例。好在鼻子下的一张又厚又撅的大嘴，使脸的重心找到了平衡。只是嘴宽，唇厚，牙爆，齿突，使整张脸粗俗不堪，也使他在人前缺少自信。久而久之，他的脸上习惯性地添上一种媚笑。小小的个子，腰已有些驼了。赵小山的长相使他失去自信，他的家庭出身更是与众不同。那个年代讲究出身，一种是出身在革命干部或革命军人家庭，达到一定级别，被称作'革干'或'革军'家庭出身。这种出身好的子女，自来生活条件优越，身上难免傲气。比如我们村四名女生中两名是革军出身，一位走路雄赳赳气昂昂的高大女人,有一个从北京带来的外号'老M'，显见是形容她身体的横向发展。老M的爸爸官拜中将。另一位胖得娇小，胖得可爱的，头小脚小肚子大，被我奉送上一个'枣核'的外号，还特意为她谱了一段类似日本鬼子进庄式的曲子。哼起来，与她颠动的步点很合拍。她爸爸是少将。赵小山的爸爸其实比她们俩爸爸的官都大，是一名上将！只可惜官衔前面错了一个字，他爸爸是国民党军的上将，我们戏称他是'国军'出身。革军和国军，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小山的爸爸作战勇敢，抵抗顽强，被捕后更是坚不投降。可惜的是，他打仗时不是嫡系，未被重用，被捕后由于同样原因而没被看做统战对象。更兼之大地主的家庭出身，被认做顽固的反动派，不久就被枪毙。留下腹遗子的赵小山和两个太太。有人去过小山家，见到炕上盘腿坐着两个小脚老太太，就是他的大妈和二妈。两个老太太倒是相处和睦，家里财产早被抄没充公了，一家人靠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勉强过着艰苦的日子。小山自小每天上学时都要带上一个破塑料网兜和一把用粗铁丝弯成的钩子。放学回家路上，遇到垃圾箱都要彻底扒弄个遍，把人家当作垃圾扔掉的烂菜帮子，黄瓜头子等拣回家，洗洗下饭吃。所以，小山自从上学开始，就背上了一个从未离身的外号'烂菜帮子'。这种生活和这个外号使他从小没在人面前抬起过头，到了农村，他索性破罐子破摔，衣服比老乡还破，身上的土渣子比农民的还多，一口陕北话地地道道，哪里还象个知青？
    老乡也没把他当作知青看。这一年冬天，别的知青都回北京了，赵小山没钱买车票回家，冬闲了还孤零零守在破窑洞里。老乡们就当村里没有这号人，在河滩地上搭伙开起了赌场。赵小山开始时还记得自己是知青，又没有钱，也没往心里去。但夜夜赌场传出来的吆喝喧哗声一浪高于一浪，他终于憋不住了。一天晚上，他把破窑洞里能抖搂出来的小米全部装进一只口袋，提着下了赌场。自小没人爱理的生活，反使他养成了一种善于观察，勤于模仿的习惯。他一个赌摊一个赌摊地转，看人家怎么压宝怎么开宝。特别注意庄家用什么手劲转动盒子里的明宝。几圈转下来，心里有数了。他选了一个花哨最少的赌摊，一升小米代替现金压在赌台子上。宝盒掀起，压中啦！庄家按时价，付给他三元钱。小山初战告捷，双手直打颤，立即又压上一宝，把一升小米加上三元现金全部压上。又中了！这东西过瘾，小山心里暗暗得意，死气白趔干一年农活能挣几个钱，还不如在赌场过几把，一年的吃食就挣出来了！
    赵小山好象生来就具备赌博的禀赋。自从踏入赌场，他连连得利，很少失手，一晚上连战连捷，赚进整整三十块钱。第二天继续上场，又净赚二十多，第三天小有失手，但还是只赚不赔，一个星期下来，总数达到六十多元，回家路费都够了。
    小山很惊讶自己的天分，平生第一次很大方地把村里与他最要好的后生李二蛟请到城里的小饭馆里狠吃了一顿。在二蛟由衷的称赞下，小山感到飘飘然了。他发觉自己是个多年被淹灭的天才，是个落难的秀才 。。。。后来，有人与他的两个妈妈谈起这件事。他大妈，也就是上将的原配夫人恍然大悟，小山的爷爷家，在老家济南府开着一家出名的大赌场！小山是如何继承了前人的禀赋，这是个难解之迷 ！
    没过多久，刘老庄开赌场的事被乡里知道了，很快遭到制止。但小山作为一名知青参与赌博却在乡里引起震动，大小会批判一通，又写了很多份检查，才算过关。乡里还是不放心，也是作为惩罚，决定让他参加夜间的民兵站岗。当时陕北阶级斗争观念还没有其他开放地区那么强，正值刚刚在附近山上发现了几张蔟新的蒋介石戎装彩照，在县里引起一阵紧张。各乡安排民兵日夜持枪站岗，（后来证实，这些彩照是台湾用热气球隔海放到大陆来的，不知为什么飞得如此遥远，到达几千公里外的陕北 ）数九寒天，当民兵站岗是个苦差事，但小山却乐此不疲，整天把一只五六式冲锋枪摆弄来摆弄去。也是合该他出事，这一晚，本该小山休息，但有好朋友李二蛟的班。小山愿意与二蛟在一起，一直孤零零的小山就只有二蛟这么一个朋友，二蛟家是几代老贫农，但俩人投缘，他没有看不起小山的出身和长相。二蛟在小山的生活中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安慰。小山硬顶了别人的班，与二蛟站同一班岗。夜深了，二人巡逻一圈回到乡政府值班室休息。他们面对面坐在两张光板床上，小山爱不释手地摆弄手中的五六式冲锋枪。他一下一下拉枪栓，把弹夹里的子弹一颗一颗地往出退，欣赏那种晶亮的子弹壳在灯光下跳跃的感觉。二蛟手拄一只步枪坐在对面床上打盹。这时，意外发生了。小山拉枪栓时一个不小心，枪栓从手中滑脱了。撞针击响了枪膛中的子弹，枪声一响，子弹不偏不倚射进对面坐着的二蛟的脑袋上。二蛟半个头盖骨被掀飞起来，红色的血白色的脑浆子胡乱甩在身后的土墙上，涂成一片。小山从一开始的震惊中醒悟过来时，又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本能地将身子缩进一个墙角，死死地把冲锋枪抱在怀里，一动不动又浑身打颤。其他人听到枪声冲进来，七手八脚地把二蛟的尸体往医院抬，一时还没人注意蹲在墙角的小山。天渐渐亮了，有人想起现场的小山，进屋拉了他一把。小山抬起鱼一样的眼睛，眼中飘浮着一层厚厚的雾汽，吓得来人赶紧退出去。紧接着，屋里传出一声闷闷的枪响，人们进屋看时，小山的头盖骨已经飞上了房顶。原来，小山把抱在怀里的冲锋枪枪口顶住自己的下颚，用脚趾蹬动板机，子弹穿过整个脑袋，把头盖骨击飞出去。
    小山的死在乡里引起轰动，人们这时猛然想起他的出身，再联想到刚刚出现的反动像片，不禁吓出一身冷汗。经过串联组合加工，成为一个生动的阶级教育的故事题材。结果是，一个一心想进行阶级报复的反动军官的儿子，在赌场输光了反动老子留下来的遗产后，遂生向贫下中农报复的歹毒念头。他把从台湾偷运进来的反动头子的像片偷偷撒在山上，然后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残忍地将贫农的优秀儿子李二蛟杀害！赵犯自知罪大恶极，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得到可耻肮赃的下场。
    几天后，乡里为贫下中农的好儿子李二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场就设在刘老庄开赌场的那片河滩地上。据说，参加会议的人口号连天，都被李二胶的英雄事迹感动得泣不成声 。


                            5. 土匪传奇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多少年来被严密封闭的社会敞开大门，中国年轻人有了走出国门的机会。一个记者代表团在访问了前苏联首都后，归途中顺便到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土库曼斯坦还是其他什么斯坦共和国参观。在苍茫的大草原上，孤独的记者居然碰到了一个中国人的村落。村落里的人，都是咱中国人的面孔，甚至说着带有浓厚陕西风味的地方语言。记者询问时，答曰，祖先来自中国陕西，来此定居已经上百年了。
但村民们并没有向来自故乡中国的记者们敞开心扉。因为，他们祖先出走的历史，是一段荒唐的，血腥的，不堪回首的历史。
100多年前的清朝末年，朝廷昏庸，外寇入侵，国力虚弱，民不聊生。世世代代居住在陕西成千上万的回族人开始暗地里秘密串联，蠢蠢欲动。他们打算杀尽陕西户县附近几个县的汉人，在陕西户县，建立一个由回族主导的伊斯兰独立国。
图财害命，人种灭绝，这种狠毒的阴谋迅速蔓延。周围的回族人团结统一，磨刀霍霍。但一位回族教师神经崩溃了。回族人与当地汉人世代居住在一起，互为近邻，友好相处。现在，自己的同袍竟然想一夜杀光所有汉人，这太可怕了，这个计划太疯狂了。回族教师终于承受不住良心的苛责，偷偷跑到县衙，向地方官府举报了这个可怕的阴谋。
但这位回族教师举报得太晚了。当天夜晚，夜黑风高，成千上万回族村民高举火把，挥舞刀枪，闯进民宅，疯狂杀戮平时友好相处的汉族人。
男人们被当场杀光了，女人们被杀光了，老人孩子，甚至襁褓中的婴儿，都被杀红了眼的回族暴民全部杀死了。大规模杀戮如同瘟疫般迅速蔓延，周边几个县的回民纷纷起事，整村整村的汉人被杀光，各个村庄浓烟滚滚，房倒屋塌。杀戮迅速蔓延到县城，县太爷关起城门。但城里城外的回民咬牙切齿，发起进攻。很快，城墙被攻破，暴民们蜂拥而入，城里汉族居民惨遭屠戮，城市人口被杀戮殆尽。直到回民们杀到省会西安城时，才遇到了最坚强的抵抗。多亏那位善良的回族教师，得到警报的西安在别人还懵然无知时，及时行动，抵制了杀戮的狂潮。
反击开始了，朝廷再昏庸，对付老百姓的力量还是无比强大的。受到朝廷委派，著名将领左宗棠亲挂帅印，率军反击造反的回民。面对正规军，回民承受不住了，只好扶老携幼，向朝廷势力相对薄弱的陕北方向逃窜。在陕北，他们比较容易与同时造反的甘肃回匪汇合。
回族人在前面逃，左宗棠的大军在后面追。回族匪徒到来，如同漫天蝗虫，逃到哪里，就把当地的汉族人统统杀光。而左宗棠的朝廷大军尾随杀到，冲到哪里，就把哪里的回族人斩尽杀绝。这场战争，不是两军对垒的军事对抗，而是乱民杀戮，和杀戮乱民的混战。回民不分青红皂白，见到汉人就杀，朝廷军队也难分皂白青红，见到回民就杀，双方杀性大起，杀得昏天黑地，寸草不留。回民来自波斯，他们在中国居住，已经几百年，从面相上看，他们与汉族人已经难分仲伯。所以，疯狂的杀戮中，从面相上根本分不出谁是回族谁是汉族。可是，回族人都会说那种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并在内部流传的波斯语。而汉人对此种语言根本一无所知。所以，回人杀汉人还容易分辨。但汉族军队杀回族人，就很难从语言上分辨了。这样一来，杀人狂性上来，肯定是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少。
经过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杀戮，大灭绝。陕北荒凉的大地，已经变成真正的无人区。回民被杀的被杀，逃得性命的，就继续逃窜，与兰州回匪汇合。然后，被左宗棠军队驱赶着，穿过内蒙古大草原，越过国境，进入土库曼斯坦的大草原。从此，定居国外，祖辈繁衍，再也无法返回祖国。
本来就地荒人贫的陕北大地，此时一片萧然。村村荒废，户户无人，大风扫荡过后，只剩下凄凄鬼影，伴风哀嚎。
匪患除尽，大地安宁。为了恢复陕北地区的生机，朝廷从富裕的江南地区，大规模向陕北移民。成千上万来自水乡江南的老百姓，扶老携幼，迁居到荒凉的陕北。陕北的生机渐渐恢复，终于出现了往日的喧哗。
江南人难以忘记自己的家乡，他们把家乡的名字也带到了陕北。所以，从来没出现过柳树的陕北村庄，起了个带柳字的名字，江南人出来，为了安全，预防匪患，必须建筑城堡。所以，很多镇子有了带堡字的名字。
江南人到达陕北后，开荒种田，筑屋结村，逐渐安顿下来。
但陕北的土地毕竟贫瘠，陕北的山水毕竟单薄。江南人显然没有改天换地的豪爽。陕北大地山岭相连，水土流失，黄土贫瘠。江南的水稻是无法种植了，人们只能漫山遍野，种植耐旱作物。谷子，玉米，是陕北的主要农作物。土豆，白菜是陕北人最重要的菜蔬。
水土流水造成陕北的黄土留不住养分。为了寻找土地肥力，人们只好在山坡地上大规模轮种。这片山坡土地贫了，下一年就撂荒在那里，换到另一块山坡上继续耕种。因为土地太单薄，缺少肥力，就把庄稼种的稀稀落落。这种比刀耕火种高明不了多少的耕种方法，使得陕北地薄人贫，老百姓生活疾苦不堪。
一些人忍受不了贫穷，或因为其他什么各种原因，离开人们群聚的村落，逃到无人的荒山野林。开拓出一小块耕地，种植些耐旱庄稼和罂粟。因为陕北极度贫困，就连地主老财家都没有什么财产，除了金银，家里私藏的鸦片，已经成为财富的象征。
陕北地区，山大沟深之处，是到达山沟尽头的地方，陕北人称为沟掌。这种地方，山沟狭窄，山坡陡峭，不适合耕种。由于人迹罕至，沟掌往往被一种叫做狼牙刺的灌木类植物紧密把持。所谓狼牙刺，是一种大约一米多高的灌类植物，夏季葱绿，无花无果。枝干是从那种非常粗壮发达的根部分发出，从地面成多根枝叉向上凶猛生长。到达一米以上的高度时，就开始往粗壮里发展。在严寒的冬季，狼牙刺枝干发黑，坚硬锐利。尤其枝干上密布的尖刺，外形像酸枣刺。但比酸枣刺锋利，坚硬。刺肉伤骨。这种狼牙刺虽然植物凶猛，但却是陕北老乡四季生活做饭的最好的柴禾。
冬季农闲，田里活儿不必操心了，此时，正是村里农民大举进山打柴的季节。一大早，村里壮劳力会三三两两，裹着厚棉袄，足登踢山鞋，哼着小曲，扛着小厥头进山打柴的大好时机。所谓踢山鞋，是那种乡下婆姨们粗针密线缝起来的鞋帮极其坚硬的鞋子。我曾尝试过穿一下这种鞋子，但刚走两步就疼得赶紧脱下来。但陕北老乡要的不是舒适，而是耐用。长年累月在山里干活，身背沉重的口袋，上上下山，踏土扬尘，什么样的鞋子都承受不住这种磨损和压力。唯有陕北的踢山鞋能够担此重任，长年累月在农人粗糙的脚下折来磨去，百年不坏。这种鞋子制作非常艰难，农妇们的手掌被钢铁般的鞋帮上硬碰硬穿插，不知费多大的力量，忍受着手掌的巨疼，把阵穿过鞋帮，麻线穿过，每刺一针，都要耗费很长时间，农妇们手上的皮磨破了，肉刺豁了，但针线终于像小溪流水般穿过鞋帮，线头拉紧，吃得上劲儿了，农妇们接着扎下一针。做一双鞋，有时需要整整一个夏天，弄出几次双手鲜血淋漓，才能完工。农村妇女们做鞋辛苦，农民脚下的羊毛袜子就由男人自己动手做。
羊毛剪下来，农民们一边串门，一边手里拎这个小旋转锤，锤子是用来缠线头的，羊毛被捏在手掌中，随着旋转的锤上羊毛绕城线了，把锤停住，绕就下，成品就绕在锤杆上，然后，继续旋转，继续续羊毛。一会功夫，锤杆上一大陀羊毛线就制作成功。有了毛线，这些农村的汉子们笨拙的双手就操起竹毛衣针，像城里妇女那样，用羊毛线织袜子。
男人织成的袜子，外观不美，但防潮保暖，结实耐用。外套踢山鞋，这一冬劳作，就有了保障。
农民身上的棉袄，如果不是外面光板里面羊毛的羊皮袄，那就必定是那种全身飞花的破棉袄。狼牙刺浑身是刺，牙刺尖利，棉衣稍稍沾上，立刻皮开肉绽，棉布撕开，的棉花飞暴出来，显得棉衣更加破烂。
战胜狼牙刺的工具，是一种窄面的小厥头。用这种长柄厥头顺着狼牙刺根部的周边深深刨下去，土松了，根部暴露出来，然后，找到最深处，狠狠一刨。根呻吟一声这段，庞大的狼牙刺悲惨地倒在一边。农民们用坚硬如铁的踢山鞋横向踏在尖利的枝干上，把厥头反过来，相当于锤头，重重地敲，知道把干枯的枝干敲紧敲实，便于捆扎。几根狼牙刺就能捆成一大剁柴禾，背回家里，跺在家门外面，继续晾晒风干。每日做饭，取下干枯的枝干，简单剁开，即可烧用。
狼牙刺浑身是刺，不小心就扎到手。但狼牙刺的根部巨大，而且特别好烧。农民们更喜欢用狼牙刺当柴禾烧火做饭。问题是，无知的农民并没意识到，狼牙刺的枝干部分砍掉没关系。但把深深扎入土壤中的根部挖掉，狼牙刺彻底死亡，没有再生的希望。这种做法，彻底破坏了当地的植被，使得本来绿油油的沟掌，变得黄土暴露，一片荒凉。
陕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自古以来，由于水土流失，农民们依靠撂荒换地的方法，广种薄收，一年忙到头，付出巨大的艰辛，却获得极少的收成。收获的这点庄稼，农忙是吃干，农闲是喝粥，勉强维持生计。由于陕北贫穷，当地富翁稀少，地主贫穷，就连强盗，都懒得光顾这种穷山恶水的荒凉地区。
再怎么艰难，每个村子总有一两个善于动脑子的农民，找到窍门，兴许三五年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也能积攒下几担余粮，囤积起来，赶上荒年，放放债。积下些年头，日子会过得远远好于同村的其他人。他们，就是村里的地主。
贺岁电影里有一句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这话用在陕北，绝对真实。很多地主，荒年照样吃糠咽菜，晚上照样喝照得见人影的米汤。但即使穷成这样，在荒凉的陕北，仍有可能成为土匪的目标，尤其活跃在陕北深山的小股土匪，名字叫硬豆。
硬豆的名称来自何处，已经不可考了，想必在陕北当土匪也很辛苦。地主家穷得没有余粮，老百姓家更是揭不开锅。忍饥挨饿成了土匪的常态。所以，没到秋天庄稼熟了。土匪走在山坡天地里的黑豆田时，抓上几把枝叶干枯的黑豆梗，点把火一烧。所谓煮豆燃豆萁，黑豆枝梗燃烧，一会功夫豆荚里的黑豆熟了，香气四溢。揉在掌心迎风一撒，香喷喷的黑豆落在地面，捡起来吃，既清香又劲饱。是否平日很多时候，硬豆们便是靠这种方法填饱肚皮，就不知道了。
既然是土匪，必定杀人不眨眼。
我们村唯一的地主李生春，当年他的哥哥就是在硬豆进村时，舍不得家里的几屯粮食，紧闭窑洞门，拼死抵抗。硬豆看硬攻无效，采取了火攻。硬豆把秋收后晾干的玉米杆堆在他家窑洞门前，烧起大火。李生春的哥哥负隅顽抗，但他婆姨被火烤的烧得打熬不住，打开炕上的烟洞门儿，想透透气儿。谁知，本来密封的窑洞内部立刻形成空气对流，大火忽地冲进窑洞，一家人被烈火烧成焦炭。
硬豆最愿意居住在山沟的沟掌附近。这里，人迹罕至，遍地狼牙刺。土匪的窑洞洞门低矮，只能容一个人低着身子勉强爬进爬出。但进入洞门后，内部却别有洞天，宽敞的洞穴如同老乡家的窑洞。内有灶台火炕，土匪们拥挤在大炕上睡觉，炉灶的烟筒直通窑顶，被密密的狼牙刺包围。土匪们都是在深夜造反，炊烟从狼牙刺丛中缓缓冒出，融化在浓深的夜色之中，不易被人察觉。
我们村后沟就有一个土匪窑洞，我曾经冒险钻进去一次，进入以后，发现不但干燥温和，而且光线也不算差，如果不是洞口低矮仄窄，放在村子里，应该算是一座很宽敞舒适的窑洞呢。
陕北土匪也有成气候的时候。最典型的成功案例，应该算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但山区农民的目光狭窄和短见，终于害的李自成没做成皇帝。刚刚打下北京城，不懂得安抚人心，反而大设冤狱，催逼粮饷，弄得人心尽失，逼反了前来投诚的悍将吴三桂，引领清军入关，花花江山刚刚拿到手，就仓惶退出北京，一路恓惶，命丧江西。


                    6 荒原上没有爱情

    在那个红色年代了，人的思维早已固化，甚至十几岁的孩子，也都憨头傻脑，不解风情。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张天栋。在家里，他是个独子。那个时代没有计划生育，每家都有一大屋子孩子。大多数自生自灭，很难得到家庭的温暖。加上物质短缺，父母每天上班繁忙。无暇顾及孩子们的衣食住行，普通孩子，只要能够达到温饱就算是阿弥陀佛了。所以，作为独子的张天栋，得到母亲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享受着我们这些半野孩子们无限羡慕的美好生活。
张天栋也报名参加上山下乡了。他自己倒是处之泰然，没产生什么特殊感觉。但他的母亲可愁坏了。孩子自小娇生惯养，从没离开过母亲的怀抱。现在，一下子给扔到千里之外，又是偏僻的穷乡僻壤。慈母岂能不愁白了头发担足了心！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国家专门补贴，可以平价购买一定羊剪绒棉帽，一个剪绒大衣领子，还有一双棉鞋。张天栋的妈妈把携带的衣服整理来整理去，把生活必需品买的足足的，一针一线，都留下了慈母的细心。终于，一切准备停当了，母亲仍然思来想去，唯恐漏掉了那怕一丝棉线，让儿子在无人疼无人爱的乡下受罪。
北京火车站人声鼎沸，锣鼓喧天。站台上孤零零的知青专列就像是被火点燃的炸弹引信。年迈的父母，抱着即将奔向苦难的孩子们，撕心裂肺地哭泣。懂事的乖孩子对父母家人恋恋不舍。孩子刚登上列车，父母就紧抓车门不放，让人简直联想到如同在荒年岁月，把孩子插根草出售的悲哀嚎啕。哭喊声撕心裂肺，叮嘱声声嘶力竭。就在列车响起洪亮的汽笛，车厢吭哧一声震动，缓缓移动的瞬间，人群发出的悲憾声如同爆炸的声浪。惊心动魄之时，张天栋的妈妈头脑里忽然亮光一闪，她忽然想起一件不得了的大事。这些天，愁苦的妈妈不分白天黑夜，为独生子准备，但爱子心切的妈妈却偏偏百密一疏。
她忘记了叮嘱孩子终身大事！
根据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辈子的事业。孩子们到农村去落户。伟大的组织早已如同慈母，把扎根农村的所有问题提前考虑得周到极了。落户到各村庄的知识青年，都是男女搭配，公平合理。也就是说，每个村子有多少男知青，就一定会有同样数量的同龄女知青。这样，将来组织家庭，完全可以按照中国宪法的规定，一夫一妻，合理搭配，一个不能少了。
作为独子的张天栋，从小被慈母无微不至关怀爱护。使得他自己缺乏起码的生活能力。出发前，母亲瞻前顾后，考虑周到，却百密一疏，偏偏遗漏了这最最重要最最致命的一环。
儿子已经登上火车，列车已经缓缓移动。猛然醒悟的母亲想到这样一个致命的事情，都快急疯了！
矮小的母亲淹没在送别的人群之中，她竭力踮起脚尖，这才勉强看到车窗前愁苦落泪的儿子。她用生平最尖锐的嗓音，喊出了无比急切，无比悲哀的大叫。
儿子，你要记住，知青都是男女上搭配好的，到了农村，你可别忘了谈恋爱啊！
列车轰隆，人声嘈杂，锣鼓喧天。张天栋呆呆地坐在车窗口，根本没听到母亲的呐喊。泪水朦胧之中，只感到周围悲憾到极点的知青中，有人竟然发出忍俊不禁的哄笑。这个印象，在张天栋简单而娇嫩的耳边，回响了很久，很久。。。。。。
我们公社负责招收知青的干部，是公社主任张新喜。
张新喜中等个头，黑瘦脸膛，模样淳朴，艰苦朴素。只有一幅塑料框的眼镜，使得人平添了几分亲切和文气。
出发前两天，我们几个同学还专程乘公交车，到他在东四的一家小旅馆去见他，表达我们扎根农村的决心。
在轰隆隆的列车中，公社主任张新喜忽然来到我们中间。
同学们，你们做好到农村忍受艰苦的准备了吗？张主任问道。
我们准备好了。我代表大家回答。这时，我已经知道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一个村庄，条件肯定错不了。
现在国家需要，让你们到更艰苦的生产队去，你们愿意接受吗？他问。
哪里？
还是我们公社，但是是在山沟最深处的村庄。
没问题，我们愿意。我斗志昂扬地代表大家表态。
就这样，我们被临时调换到一个大山深处，极其贫苦的小村子。
由于是临时调换，进了村子，看到比我们先期到达的女知青，大家都愣住了。
她们都是高年级女生。比我们至少大出3,4岁！
作为傻小子们，我们几个懵然无知，除了觉得年龄差距太大，玩不到一块儿外，也没顾忌太多。
但那几个大龄女知青不忿了。这时她们已经得知。原本分到这个村子与她们配对的四个高年级男生，足智多谋，早在一上火车，就巴结拉拢公社书记张新喜，要求调换到条件较好的生产队去。他们得逞了，公社书记张新喜找上我们几个傻乎乎的低年级学生，连骗带哄，临时顶包，任务完成。
但张新喜书记没想到的是，高年级学生一个小小的计谋，却带来几个大龄女知青的悲哀。几个大龄女知青眼见初入社会的拉郎配，眼前可供选择的居然是几个拖着鼻涕的傻小子。怒不可遏之下，把全部仇恨倾泻到我们身上。以后几年，孤单的女知青视我们为死敌。为此，我们因为不解风情，而成为史上最悲哀的冤大头。
张新喜书记人正中年，身居高位，志得意满。尤其数百知青对他言听计从，巴结奉承，暗送秋波，不由春风得意，得意忘形。不知为什么，竟然被多名早熟的女知青投怀送抱。头昏眼花的公社书记手握知青分配大权，初尝伟大爱情的滋味，左拥右抱，乐不思蜀。一年下来，终于东窗事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削职为民，遣送回原籍。
后来的事态发展，张新喜书记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被解职后不久，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对于奸淫女知青的乡村干部，将进行法律严惩。一般案例，判刑期可以长达20年！
这个中央文件的促成，竟然跟我们公社有着极大的关系。
刚到乡下，锣鼓喧天，很多人尚不知道，北京知青中间藏龙卧虎。其时恰值文革高潮，许多中央一级高级干部被打倒批臭。他们的子女被送到广大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中央级高官，有贺龙元帅的女儿，陈毅元帅的儿子，习仲勋副总理的儿子，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儿子。虽然他们都戴上一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大帽子，但父母毕竟中央一级高官，声名隆天，如雷贯耳。地方干部尚且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或者，父亲早已被批倒批臭，永无翻身之日了。但这些初次被权力熏得头昏脑涨的地方官员，只知道享受自己嘴边绵羊的香艳，却不知道身边还有很多通天的人物正在冷眼旁观。
这些高干子弟中，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傻小子，他叫周秉和。
周秉和在延安枣园公社插队。生活生产，表现平平，村里干部和同村知青，谁也没太把他放在眼里。
一日，周秉和得到消息，周恩来总理的妻子邓颖超陪外宾，前来延安访问。周秉和请假进城，到宾馆，声称要找他的邓妈妈。卫兵拦截，谁认识你的什么邓妈妈？正好这时，邓颖超的专车进门，周秉和隔窗大喊，邓妈妈，邓妈妈。
周恩来总理的侄子在枣园插队落户的消息如同炸雷，迅速传遍延安。各级领导如雷贯耳。当时，正值新疆部队在延安征兵。周秉和立即崭新黄军装上身，被征入伍。但尚未动身，周秉和就收到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告知。他到农村插队落户未满二年。不应离开农村。
部队得悉，赶紧将周秉和退回。
返回枣园已不适宜，考虑周到的县级领导立即重新安置，将周秉和放在我们河庄坪公社一个条件最好的村子。
也是这一年，周秉和回京探亲，抓住一个机缘，跟周恩来总理说起了陕北知青的真实状况。
听到陕北农村和北京知青的悲惨状况，周恩来总理动情了。他感慨到。当年延安作为革命根据地，老百姓尚且能够吃上小米饭。而现在，全国解放二十年了，老区的农民竟然连小米饭都吃不上了。（几十年前，老区的老乡家是三缸小米，一缸酸菜，今天的老区，是三缸酸菜，一缸小米）为此，中央召开专项工作会议，颁布了两条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北京市政府对延安革命老区建设提供巨大的援助。比如每个村子支援一部手扶拖拉机。
第二份文件，则与我们知识青年息息相关。因为，通过初步调查，中央已经掌握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利用提干，招工等为诱惑，奸污女知青，情况非常严重，必须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上面有了严厉的中央文件，基层就变本加厉地坚决执行。整个延安轰动了，各级法院全力开动，抓捕，审判犯有奸淫行为的基层官员。于是乎，整个陕北地区纷乱异常，无数乡村基层干部落入法律的罗网。延安地区各级法院很快达成一致，凡是与北京知识青年发生两性关系的，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判处20年有期徒刑。
法律的界定本身就有一定难度，不是延安地区官员们能够掌握，加上奸淫事件，很多女知青受害者，羞于启齿，难于论证。所以，执行起来，如果不是简单粗糙，快刀斩乱麻，是很难把中央精神好好执行的。
这条几乎算是地方临时立法的法律，得到了最坚决的执行。所有落网者，均严惩不贷。登时，偏僻的乡下，历史上第一次响起尖锐的警车呼叫，地县一级监狱，一时间人满为患。乡村干部有的气宇轩昂，锒铛入狱，大有当年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气概。有的哭爹喊娘，涕泪狂流，大喊冤死我也的，还有满脸惭愧，低头耷脑，羞于再见江东父老的。
奸淫女知青的风潮戛然而止。当地老乡丢魂落魄于北京知青的无比威力。老乡间，流传最广泛的一句带有陕北农民淳朴味道的议论是。北京女知青的X上长牙咧。一咬就是二十年啊。把咱陕北的好后生都咬遍了。在乡村任基层干部的，往往是村里最能干的年轻人，陕北人称其为，好后生。
参加过本公社另外一个村子召开的批斗会。那个村的支书搞了一个女知青，被抓了起来，批斗会后，据说很快被判了20年徒刑。但那位受害的女知青，今后怎么在这个村子里继续住下去，我们无从得知。
我们男知青对于这股风潮，没什么太大感觉。尤其是像我们村这几个年岁不大的傻小子。那时候不兴姐弟恋，我们也没有恋母情节。在本村谈恋爱，找那几位对我们横眉立目的超龄老大姐，免了罢，我们还想好好活几年呢。
转过年，我被村里派去安塞县红旗水库工地出民工。去工地的路上，我被带队的公社干部任命为连部文书。
就因为这个身份，我经常去工地指挥部宣传部门开会，并撰写稿件。就在工地指挥部所在地的真武洞镇，我经常看到了一个年轻妇女，容貌清秀，带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幼小娃娃，在公共汽车站等汽车。时间长了，不禁好奇。陕北农村贫苦荒凉，哪位乡下妇女这么富裕，竟然经常乘坐公共汽车？
几天以后，工地宣传部的干事悄悄告诉我。
这个女人可怜呐。她本来是一个北京知识青年，跟本村一个任共青团书记的后生谈恋爱哩。爱了一段时间，不当心生下了娃。中央文件一下，后生属于农村基层干部，奸污了本村北京知青，送到县里法院一判，就是二十年徒刑。
关进县监狱后，女知青这才回过味儿来了。这个后生跟她是自由恋爱，两情相悦，整个一个当代小二黑结婚。怎么说也不算奸淫啊。女知青到县政府告状，要求释放她的男人。但中央文件正在风风火火地执行，哪个县太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啊。案子就这样被拖着，女人几乎每天到县里告状，同时，到监狱探望自己被判刑的男人。。。。。。

拔剑茫然

          七  颓废，知青身上的胎记。

从望远镜的这一端
到地球的那一端
是十七世纪法国的
巴黎
这里的女人是时髦的
这里的绅士是爱好战争的
战争
战争
战争就像跳芭蕾舞一样
要知道福尔摩斯是怎样介入黑手的
先生
请给我来只烟

每到故事开场，张三峰都会说出这么一个桥段。
登时，大炕上，挤成一堆的知青，就会个个悄无声息，平息静听。
张三峰到了村子以后，只出过三天工。沉重的劳动，乏味的时光，令他几乎窒息。
按照当时对北京知青最讲究的说法，知青下乡，到农村后，首先要过劳动关。大有点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意思。但古代圣人说这话，是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张三峰当时还不知道，他那个小业主的父亲，当年怎么给他起的名字，竟然与历史上著名的太极拳祖师爷一样的名字。小业主的家庭出身，既算不上不光荣也算不上耻辱。既不是革命打击的对象，也不是革命依赖的力量。说难听点，甚至连被革命争取的力量都轮不上。顶到头，只能算是被革命看不起的力量。就凭这种心态，他身上也找不到半点努力向上的痕迹。
2月初，知青专列在嚎啕声中驶出北京火车站，列车车厢里，还沉浸在极度悲哀的沉痛气氛之中，张三峰已经把自己身边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张三峰记忆力超群，口才极好，是初三五班名闻遐迩的故事大王。
现在，在他周围座位上，同班的几个学生正在发症。张某已经开始跟大家说笑。一会儿，他大段背诵《红楼梦》中的章节，一会儿，又讲一段短小精悍的相声段子。坐在相邻座位上的几个外校学生尚不知道张三峰的口才，一个相貌斯文的学生上来挑战，他有意回避张三峰已经表现出才华的中国文学。这位同学聊起来了俄罗斯文学。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名字他谙熟于胸。就是当代作家，珂契托夫，车尔尼雪夫等等，也知之甚详。满心以为，这下能难倒眼前的故事大王了。哪曾想，张三峰轻松地接过话茬。
哥们儿，给你背诵一段《州委书记》吧。
远处的工厂，浓烟滚滚，安德烈的步伐登时轻松起来了，想起安娜，他的步点轻快，竟然划出了像探戈一样的舞步。。。。
再给你来一段《你到底要什么？》吧。。。。
外校的同学抱头鼠窜。张三峰仍意犹未尽，想听听咱内蒙插队的一个哥们儿写的长篇小说手抄本《九级浪》吗？现在，我就可以给你们讲这个故事。哎，如果不是这种公开场合不方便，我还可以给你们详细讲手抄本的《曼娜回忆录》呢。
张三峰乐天，开心，凭着一张生动的嘴巴，无论走到哪里，张三峰只要一张口，身边立刻围满专心听故事的同学。
火车车厢的气氛立刻变了。毕竟少年不知愁滋味，十二三岁的孩子，哪里能长时间沉溺人生苦难？
第二天，火车到达铜川。从张三丰口中，大家知道，这个以产煤著称的小城市，竟然拥有一个与铜有关的名字。全体北京知青下车，看到眼前空场地上整齐排列着覆盖帆布车棚的解放牌大卡车。很快，全部知青被分别安排在各列卡车的车厢里。卡车立即循序开出。
刚出城，车队就进入了陕北地区。
陕北的地形非常奇特。汽车一会儿驰骋在平坦的田野，一会儿，又会在平原边缘的断裂处，钻入苍茫的群山。几十辆卡车排成长列，如同一条绿色的长龙。轰隆隆地冒着风雪前行。卡车车队长得一眼望不到尽头，在冰天雪地的高原上婉延前行。冰雪覆盖着大地，山崖冰凌纵横。盘山公路险峻惊心。途中，一辆同行的解放卡车惊险万分地卡在公路边缘，一个车轱辘已经悬在冰雪坚硬的公路外面。而这只空悬的车轮之下，是白雪皑皑的万丈深渊。车队从这辆出事的卡车旁经过，坐在车棚内的知青们，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心都卡在嗓子眼儿了。汽车终于在一个山顶上冒出头，进入了一个宽广的平原。平原上依然冰天雪地，一片荒凉。但现在，也终于出现了若隐若现的人类活动的迹象。走了很久，车队路过一个在风雪中荒凉寂寞的小镇子。奇怪的是，沿途简陋的房屋，都房门紧闭，就连粗陋的商店，也都上板歇业。沉寂的街道，就像鬼子刚刚扫荡过一样，镇子里的老百姓早已纷纷逃难，躲到平偏远乡下去了。
就在这时，从街拐角转出来两个手衣衫破烂，执打狗棍的乞丐。风雪中，张三峰对这一片荒芜之中竟然出现了老乡而感到好奇。就这时，两个乞丐分辨出这是专门运输北京知青到延安落户的车队，他们忽然激动起来。两个衣衫破烂的乞丐拼命挥舞手中粗大的打狗棍，冲着卷起雪雾的车队大声吼出纯粹的北京腔儿。
要饭去吧，你们这群傻X。
一根粗大的打狗棍冲张三峰的卡车飞来，好在车速正快，打狗棍在空中旋转着，又颓然落在地面上，溅起几片冰雪。
这一幕，给张三峰留下深刻印象。一路的艰辛，已经使他畏惧，而这两个乞丐，显然是一个月前，先于他们一批到达陕北的北京知青。
未来的命运，像一道巨大而沉重的帷幕，被这两个途中偶遇的北京知青乞丐缓缓拉开。苦难的命运已经开始，任何力量也无法挽救这些被厄运选中的年轻人们。
张三峰仿佛看到了一个月以后的自己，头发蓬乱，浑身肮脏，身上一件飞起棉花的破棉袄，腰间系一条草绳，手中拄着一根粗大的打狗棍。沿着满目荒凉的陕北高原，一个村镇一个村镇地去乞讨。给人骂，被狗追，被虱子咬。人格尊严早已当然无存，美好愿望早已灰飞烟灭。未来从此一片铅灰色，人生再也没有希望，没有激情，没有信任，没有亲情。甚至，北京知青真的就像被押送到新疆荒漠上劳改的犯人一样，即将到来的，是皮鞭，是铁锁，是拳脚，是死亡。
张三峰的心彻底绝望了，他再也看不到前方会有什么希望。甚至，他们甚至不如那些劳改犯。因为，劳改犯还有刑期。北京知青，摆明了宣传是扎根农村。过去没仔细琢磨。现在，他明白了。扎根农村，明摆着就是无期徒刑，终身失去自由与希望。

一个旋律在寂寞的帆布篷卡车车厢内响起来。

。。。。我们来到这里，
已经是七十五天，
看了又看，眼前还是一片，
苦难和悲伤。
想起往事我心已碎，
泪水就流成了行，
亲爱的朋友，
你我都一样，
凄苦地去流浪。

这首据说是在新疆劳改的老泡们自编自唱的曲子，从这天开始，很快在知青中流传开来。
张三峰插队的村子，在一道陕北深山中一条极深的山沟里面。大山空旷荒芜，积雪漫山，几乎看不到人行的道路。想要走出这道山沟一趟，至少需要步行30多公里。站在陕北荒凉的黄土高山之巅，向四个方向看去，从脚底，直到薄雾朦胧的天边，全都是焦黄色的山包，没人能数清楚脚下到底有多少座荒凉的土包。但张三峰觉得自己已经被弹丸似的黄土山深深埋葬了。
逃生的恐惧，使得他一天都不敢在村里停留。春节刚过，他连个招呼都没打，就打点起简单的行装，离开了自己的村子。从此，开始到四处行走，一整年都没在这个小山村里照过面。
苦难，使得平时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产成了某种暂时的可靠联系。北京知青共同的命运，使得陌生人，只要说一句是北京知青，便能得到知青点的一顿粗茶淡饭。张三峰能讲故事，他吃的往往是知青平日舍不得吃的细粮，抽的是能达到中等档次的纸烟。
张三峰的名气很快就在全公社，全县甚至临近几个县范围内传播开来。张三峰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喧哗的市镇还是荒僻的深山，都会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北京知青会为他准备好热气腾腾的窝头，准备好刚刚购买的纸烟和茶点。晚饭后，酒足饭饱的张三峰坐在暖炕上，打着饱嗝。隔着炕上的油灯，大炕另一头，男知青们挤坐在一起，安静规矩，屏住呼吸。晚间的故事专场开始了。
这个时候，张三峰会甩出篇头那段清口。整晚的故事会，热气腾腾，经常会通宵达旦。
对于知青，缺吃少穿不算什么困难。从出发那天开始，所有北京知青没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北京知青，毕竟是有文化的一群，文化生活对于他们，比吃饭和呼吸更重要。
陕北乡下，贫瘠荒凉，原始落后。千百年来，当地老乡的文化生活，基本上就是零。
文化大革命曾经震撼过每个人的灵魂。陕北乡下村里召开批斗大会的上，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公社书记最愤怒指责是，XXX，那年，我们村明明收成不好，你却多收了我们几百斤的公粮！或者，每次下乡到我们村，你为什么不让村里安排，专拣XX婆姨家里住？控诉完，就是激昂的口号声。
乡下识字的人不多，连饭都吃不饱，村里连个小学都办不起来。唯一跟文化沾边的，就是从公社通往各村的一条喇叭线，家家窑洞里都能听到公社播音员喊出的各类上级指示。张三峰的房东大娘，见到北京来的有大学问的人了，从第一天起就不停嘴地追问。墙上那个小匣子里的女子，她为啥光在匣匣里说话，从不见也不见她出来啊？
张三峰进村后，听到了唯一一次乡村音乐。那是一群要饭叫花子进村，老人弹一种很奇怪的单弦，两个年少的女儿跳舞。跳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为此，张三峰一时情绪激动，二话不说，跑进灶房，挖了满满一碗小米，在目瞪口呆的老乡面前，倒进小姑娘伸出来的米袋子里。
张三峰被单弦这种乐器迷住了。
老汉左手高举，擎着长长的琴杆，右手拨弦，同时右腿使劲活动，带动小腿上绑着的扳子响亮地伴奏。老汉的曲目，只有薛仁贵征东这一个段子。但这种简单原始的娱乐项目，轰动了全村，村里所有乡亲们都聚集在唯一的院落里，听老人说书。
农村的娱乐如同焦黄的土地一般，太原始，太贫瘠，太单调了。
这种说书，对于张三峰和其他北京知青来说，内容是太古老，太单调，也太乏味了。
除此之外，村里乡亲们唯一的娱乐，就剩下上帝公平赋予人类每一个人的本能---性爱了。
张三峰逃出自己的村子，连行李都不要了。靠着一肚子精彩绝伦的好故事，他行走天下，吃喝不愁。等他再次出现在村里人面前的时候，已经是四年以后了。
他回来，是因为知青招工开始了。
后来，张三峰最悔恨不已的，是他实在应该晚回来一年。他被招工到陕西汉中的国防工厂后的后一年，北京几个大专院校在陕北的北京知青中招生，由于大部分知青上一年已经招工离开。这一年幸存的北京知青大部分都能快快乐乐地回北京上大学。名额富裕得，甚至可以在几所大学范围内随意挑选！

BEILEI

是你写的吗?  支持。。虽然我对你的人生不感兴趣，我父母也没碰上那会的事。。。但绝对有人感兴趣看的。。。我有个德国大阿姨上周过世了，3年前，我跟她说，她反正退休了，应该写本自传。。。她说有谁会看呢。。。实际上3年前我没兴趣看，现在我有兴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