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云鹏：辽沈战役中我所见的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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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初，东北国民党的部队已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据点和地区之内。除了攻击这三个点的敌人外，已无仗可打。这三个点中，打沈阳是当时不可能考虑的。因为连杂牌部队在内，有近三十多万人据守，并且有好几个美械装备的军，还在城周和市区内构筑了相当坚固的工事，又是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敌人势必死守。这样，就只有长春和锦州可供选择了。
　　在究竟是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的问题上，林彪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有过多次的摇摆，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如果从1948年4月18日第一次正式向中央军委建议打长春算起，那就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以后，在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坚持，甚至在严厉的批评下，才最后定下了打锦州的决心。
　　从打长春到攻打锦州
　　1948年东北秋季攻势的主要目标，4月18日，曾正式向中央军委请示，拟攻取长春，并已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因为长春久已孤处于我军包围之中，长春沈阳两敌之间，相距甚远，沈阳之敌鞭长莫及，并且敌人十分惧怕我军围城打援的战术，沈阳之敌也不一定敢出来。
　　1948年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曾组织过两个纵队的兵力，对长春作过试探性的攻击，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从5月下旬以后，就把攻占长春改为长围久困了。
　　7月20日，在林彪担任第一书记的东北局会议上，对秋季攻势的主攻方向重新进行了研究。认为要攻占有两个正规军(其中包括一个美械装备的第七军)和一些杂牌部队据守的长春，要想一举歼灭长春守敌，仍然没有把握。故向中央军委建议改为先南下攻击北宁线。7月22日，主席也已复电同意。
　　收到主席的复电后，具体考虑如何攻击北宁线及锦州时，林彪思想上又犹豫了起来。
　　林彪的心病
　　林彪思想深处的顾虑是：长春郑洞国所部有十余万人;沈阳的卫立煌有近三十万人;锦州的范汉杰连同锦西、葫芦岛、义县之敌还有十几万人;特别是华北的傅作义所部还有五六十万人。如果攻打锦州不能顺利得手，上述四处之敌协同动作，像1947年6月对四平的攻坚战那样，我用两倍于敌的兵力，苦战半个多月，我军以重大的伤亡为代价，最后四平只剩下东北一隅了，但由于沈阳敌人的援兵逼近，我军不得不撤退的沉痛教训，如果攻击比四平还强大的锦州，有让东北敌人抄我后路和遭到东北和华北之敌夹击的危险。
　　所以，收到主席回电的7月22日当天，林彪忧心忡忡地叫我去起草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要求中央军委令华北我军围攻大同，以吸引傅作义主力向西援救大同，然后林彪再向锦州下手。
　　7月23日，中央军委已电示华北杨成武率第三兵团向绥远方向发起攻击，相机夺取归绥(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然后向包头、五原、临河地区攻击，吸引傅作义部西援，配合东北我军作战。军委这个电报，在发给杨成武兵团的同时，已抄发给东北野战军，我们都看到了。
　　但林彪想来想去，仍不放心。8月6日，林彪到我办公室来，又口授了一份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进一步明确提出：“东北部队不宜先向北宁线出动，而应由华北第三兵团先行动。”8月7日，林彪还觉得言犹未尽，又向中央军委发电，再一次强调了这个先决条件：“东北部队行动的时间，须视杨成武兵团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
　　军委、主席的严肃批评
　　8月9日，中央军委回电，严肃地批评了林彪。虽然是以军委的名义发的，但我们一看就是主席的口气，电报直截了当地批评说：“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由于中央军委的批评，林彪不好再正面坚持杨成武部必须先行动了，但他的思想顾虑并未从根本上解除。所以，8月11日，林彪经过再三考虑后，又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另外的理由，以延迟东北部队出动的时间：“今年雨水大”，“大军南下，粮食无法解决”，“全军皆无雨具”，“只待郑家屯南北运粮道路修通，雨势稍减，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迟早为准。”
　　8月12日，毛主席回电，就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是放在敌情上，放在杨成武能否提前出动上……当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把南面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尤其不应以杨成武行动为准之后，你们又归结到粮食问题上。对于你们，敌情、粮食必须考虑周到;而对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让杨成武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大力援绥，把杨成武赶走，回头对付你们，对战局究竟有何利益?”并且批评：“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即已指出你们努力准备，现据来电，此项准备全未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虽然同意了把进攻重点放在北宁线上，但只调了五个纵队前出锦州至唐山一线，仍把十二个纵队中的七个纵队，置于长春、沈阳至锦州的西侧，重点是防止沈阳敌人西援和防止长春之敌突围逃跑上。
　　直到9月8日，主席制订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明确指出：“你们应当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山海关)、唐山一头为宜。”这之后，林彪才进一步把重点明确了起来。
　　被迫离开双城
　　从这以后，虽然林彪同意了南下北宁线作战，并且指挥主力往北宁线开进，但那时，我们的前线指挥部仍在距哈尔滨市南面六十里地的双城县。
　　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主席来电，询问现在我们的指挥部在哪里?并且指出：“你们既已同意南下北宁线作战攻占锦州，部队主力也已先后向北宁线开进，你们的指挥部应尽早移至锦州附近，便于就近指挥，务必打好锦州这一仗。乍看起来，好像这只是一个具体问题，实质上，这是一个是不是真正下决心、集中精力打锦州的问题。
　　在主席的督促下，我们才于9月21日乘专列火车，从哈尔滨绕经齐齐哈尔、白城子等地，往锦州前线开拔。
　　离开双城之前，有一天晚上，罗荣桓同志到林彪处来，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电。他们两个讨论起南下作战的问题时，罗荣桓同志站在办公室门口身子倚在门柱上，说：“中央军委坚持要我们先打锦州，是怎么考虑的?”林彪不满地说：“还不是任大胡子(指任弼时同志)搞的!”罗荣桓同志听了只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虽然林彪已同意了先打锦州，部队大多已到达指定位置，就连我们的指挥所，也在主席督促下，向锦州开进，但事情并没有完。
　　再一次动摇
　　10月1日，当我们乘坐的专列到达彰武车站时，收到了一份中央军委的“敌情通报”，里面谈到傅作义所部第五军第九十四师共四个师经海运从葫芦岛登陆。这样，加上原来的部队，总共已达八九个师之多。这当然对我军攻击锦州构成了较大的威胁。起先，林彪顾虑较大的是从沈阳西窜之敌廖耀湘兵团(共五个军，十二个师)，所以在沈阳以西、以北的彰武、新立屯、黑山、大虎山一线摆了三个战斗力比较强的纵队(六纵、五纵、十纵)，而在锦州、锦西之间只摆了一个当时战斗力不算很强的第十一纵队。而锦州、锦西两敌之间前沿阵地，相距不过五六十里地。如果葫芦岛敌增援之后，两敌相向拼死进攻，难保其不能汇合。
　　等我把中央军委这份“敌情通报”送给林彪看了以后，他就有些紧张，拿着电报，沉思良久。
　　我回来后不久，林彪就把我找了去。说要给中央军委发电，大意是：由于傅作义部增援锦西、葫芦岛，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去打长春，“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中央军委同时考虑并指示。”一句话，打锦州的决心又动摇了起来。
　　我当时也有些纳闷。整个决定攻锦的过程，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多次反复，好不容易定下来了。整个部署业已就绪，好比箭在弦上，怎么又动摇起来了呢?但这么重大的问题，当秘书的不好说什么。林彪口授，我整理后由林彪阅过，照例速送罗荣桓、刘亚楼同志圈阅后，即以特级绝密电发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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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次动摇到真正决心打锦州的真相
　　听说，有的同志反映，林彪发的这份电报是以林彪个人名义发的;还有的同志认为是林彪背着罗荣桓、刘亚楼同志，却以“林、罗、刘”三个人的名义发的。
　　经我反复回忆，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时，军事指挥方面的电报，不论是对上的还是对下的，一切都是出自林彪。操作程序是：林彪口授，我记录整理，林彪认可后，由我回去加上电稿封页，并由我代林彪写上“请罗、刘核后发”的字样，连后面林彪的落款也是由我代写的，林彪从来不管这类具体事务。然后，由我派警卫员给罗、刘送去。并且打起仗来，由于军情变化紧急，电报稿送去之后都是立等退还，不论早晚。罗、刘阅后退回来，当然我得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修改、补充的地方。如有，不论大小、多少，我都得再去请示林彪定夺;如没有，就由我视电文的内容，批上“机密”、“绝密”、“加急”、“特急”之类的字样，派人直接送机要处发出。
　　有的同志以为按照一般人的常规，电报大概是最后由林彪亲自签发的，实际上不是这样。林彪是从来不过问这类具体事务的，这也可以说是林彪作风上的一个特点吧。
　　这次对攻锦作战发生又一次动摇的电报也是照例按照上述程序办的。不仅从我的记忆来说是这样，而且从林、罗、刘他们三个的关系上来说，林彪当时大概也不会这么干。别的不说，就我给林彪当秘书这一段来说，据我的观察，他们三个可以说是团结的，互相尊重的。罗、刘对林彪在军事指挥上是十分尊重的，对林彪在军事指挥上的电报，还没有发生过一次提出过不同意见。因此，也没有发生过电报稿送罗、刘看后，因为有不同意见，需要我再去请示林彪定夺的事情。如果有，那我的印象会是很深的。而林彪那时对罗、刘的工作也是十分放手的，从来不去干预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如果林彪在这么重大的军事决策上，用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主席发电报，首先就会在中央军委和主席面前，暴露了林彪同罗、刘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这只是林彪个人的意见。其次，不论中央同意与否，必然会在回电的抬头上写;“林并告罗、刘”，并且写明“林XX日电悉”之类的字样。这样，林如果背着罗、刘发电，终究瞒不了罗、刘。而且，如果是林彪背着罗、刘以个人名义发电的话，那中央的批复中多次批评“你们”、“你们”，没有一处只写“你”。那不是把完全无辜的罗、刘，同错误的林彪捆在一起批评了吗?主席是不会这么糊涂的。
　　如果林彪是背着“罗、刘”，却用三个人的名义发电给中央，如前所述，到头来不可能瞒过“罗、刘”的，那林彪以后同“罗、刘”如何共事呢?
　　既然如此，那“罗、刘”在这件事上是不是同林彪没有区别、完全一致呢?据我所知，不是的。在我们离开双城之前，他们三个之间虽然也有区别，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但在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多次批评教育下，应当说，罗、刘是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一心一意的打锦州了。而林彪虽然勉强同意了打锦州，但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一看傅作义所部增援葫芦岛，马上就动摇了。
　　那罗荣桓、刘亚楼同志为什么又在林彪起草的电稿上划了圈呢?我以为，罗、刘在思想上并不是真正同意林彪的意见的，但由于时间紧急，送去之后立等阅后退回，来不及仔细加以考虑，又出于对林彪军事指挥的尊重和保持他们之间的团结的愿望，他们两个大概是有些勉强地在电稿上划了圈。但事后不久，他们两个感到确实不妥当了，才两个一道跑到林彪处来，比较委婉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当时我正在场。
　　罗荣桓同志说了以后，林彪一听，也后悔了。马上让我到机要处亲自查一下，看电报发走了没有，如果尚未发出，就扣下不发;如已发出，是否向中央机要局申明此电作废。
　　我急急忙忙地跑到机要处去，一查，因为是特急电报，机要处早已随到随译随发了。并且，这是特急电，按照一般常规，已经过了好几个钟头，中央机要局早已译印送到中央首长手头，也不可能申明作废了。
　　这回才真下决心了
　　我从机要处勿勿忙忙地回来，他们三个正焦虑地等我查的结果。当我把查的情况向他们三个汇报以后，林彪半闭着两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为了补救，这时罗荣桓同志提议说，是否重新给中央军委发个电报，还是继续打锦州。好在上次电报也没有说死，只是说由于傅作义部增援葫芦岛，正考虑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打长春，并且请中央军委考虑这两个方案并指示。
　　林彪解释了一下，他之所以起草那份电报，是因为“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人”，才犹豫了一下，并且表示同意再给中央发个电报，还是坚决打锦州。
　　接着，林彪对罗荣桓说：“是不是请你执笔?”罗荣桓客气了一下，就说：“好吧，大家凑。”他们三个由罗荣桓起头，边议边写，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起草完了。最后，由罗荣桓从头到尾又念了一遍，没什么意见了，就交给我于10月3日上午9时送机要处发出了。
　　这份电报，同时对攻锦部署作了一些调整。原来只派第十一纵队对付锦西、葫芦岛之敌，考虑到敌情变化，又增派第四纵队和热河两个独立师共8个师对付锦西之敌。
　　但在10月3日17时和19时，毛主席大概还没有看到由罗荣桓执笔的决心继续攻打锦州的电报，所以就打锦州还是打长春的问题，接连发了两份电报，对林彪等作了直截了当的、不客气的批评。毛主席指出：“我们坚持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并且指出：“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份，长春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已经完毕，锦西、滦河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是很不妥当的。”
　　10月4日，收到了毛主席对10月3日上午林、罗、刘决心继续攻打锦州的回电。毛主席在回电中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对林、罗、刘调整攻锦部署一事，主席表示：这种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这样作，才算真正把重点放在锦州、锦西了，纠正了平分兵力的错误。”并指出：“回头打长春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并未受影响。”毛主席还鼓励说：“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大胆放手和坚决实施。”
　　从此以后，林彪才真正下定了攻打锦州的决心，一心一意地按照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意图，直奔锦州以北的亡牛屯，具体指挥攻打锦州，再未发生过动摇。
　　林彪用个人名义发过的电报
　　那么，林彪是否一次也没有用个人名义发过电报呢?我当秘书那一段，有过一次。那是东北野战军奉令入关作战，我们从沈阳出发，坐汽车经过朝阳附近时，林彪把我找了去，点明了要用他个人名义给党中央发个电报。林彪口授的大意是：我已奉命入关作战，不可能再兼做东北局的工作了，希望中央对东北局第一书记的人选问题，及早作出决定，以免影响东北地区的工作。林彪建议东北局第一书记由陈云同志担任，如中央对陈云同志另有任用(当时在极小范围内已有议论，估计中央可能要调陈云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则建议由高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就是现在看，这种性质的电报，当然也只能用林彪个人的名义发，而且是不便于让别人知道的。
　　朱瑞同志牺牲在义县解放之后
　　10月1日，在主席的督促下(主席曾在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动作太慢，并且点明了锦州外围的义县“至今”尚未解放)，为了扫清锦州外围，我军攻克了义县，歼灭了敌暂二十二师。这一仗本来并不算大，却牺牲了东北野战军的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同志。
　　10月5日，我们往亡牛屯去的途中，经过义县时，曾在义县城门外朱瑞同志牺牲的地方，下车看了一下，林彪并亲自询问了驻守当地的我军有关朱瑞同志牺牲的具体情况。
　　原来，朱瑞同志并不是我军攻打义县时牺牲的，而是在攻占了义县之后。当时，我军炮兵部队为了更好地配合步兵的攻城作战，采用了一种新的战术，叫做“抵近射击。”即把大炮抵进到尽可能距城墙和工事近的地方，大炮变成了平射炮，对于有力地、准确地打开缺口，便于我步兵突入极为有利。实际上，这也可以说是攻打锦州的一次预习。攻打义县，是我炮兵部队第一次比较集中地采用这种战术。所以，义县解放之后，朱瑞同志要亲自到几个突破口去观察“抵近射击”的实际效果，却不幸踏中了敌人布下的地雷而牺牲。
　　解放锦州比预料的快得多
　　攻打锦州，是我东北野战军头一次大规模的攻坚作战。主席曾指出过，“力争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在开始攻击锦州后，“望你们每两日或三日将情况告我们一次。”我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也打了八天之久。所以，大家估计，攻克锦州，大概至少也得三五天。
　　为了迷惑敌人，尽可能少受干扰，以利我集中力量攻打锦州，林彪令包围长春的我军，白天大摇大摆地向长春开拔，晚上隐蔽地回来。第二天照样如此。目的是企图制造一个假象，好像我正调集兵力，马上要攻打长春的样子，使我攻锦部队都尽可能隐蔽地进入攻击锦州的前沿阵地。
　　为了确保攻锦迅速取得胜利，正式攻打锦州前，林彪他们几个曾亲赴锦州市以北的北山上，观察了地形，最后确定了入锦的具体部署。决定第二、第三两个主力纵队由北向南、第七和第九两个纵队由南向北对攻，第八纵队由东向西攻击，作为辅攻方向。第一纵队作为总预备队，置于高桥方向，以便需要时就近支援攻锦作战或用于狙击锦西方面可能援助锦州之敌。
　　当时，我东北正规野战军编制都很足，一般的一个师约一万四、五千人，少数主力师甚至每个师达到一万八千人以上。加上炮纵，直接攻锦的部队达二十五万之众。这次攻锦，还用上了坦克车，共十五辆，都是日伪时期的旧坦克。这是我军第一次把坦克用于战场。
　　10月14日上午11时，正式开始攻打锦州。由于准备比较充分，几个小时之内我南北两个主攻方向，均已先后突破敌人防线，攻入市区。当天午夜，我南北两路攻击部队就已在锦州市内会师，将锦州之敌一分为二，并继续分割围歼。南北两路我军的四个纵队，捷报频频传来。林彪原来把敌人估计过高，甚至不敢打，以后真正开始打起来，心里也没有把握，估计至少得打个四五天。等到15日上午，罗荣桓、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处来，大家已是喜气洋洋，谈笑风生，一扫过去那种相当紧张的心情。
　　唯独从锦州东面辅攻的第八纵队，在我南北两个方向在锦州城内会师以后，仍然站在锦州城东门之外，组织多次攻击，均告无效。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都颇为生气，锦州攻克不久，第八纵队的司令员就换人了。
　　活捉范汉杰
　　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激战，即15日下午5时，锦州攻克，全歼守敌。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等全部被俘，唯独国民党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线指挥所主任、冀热辽边区司令”的范汉杰，却不知下落。锦州解放几小时之后，我们就收到了电报，说范汉杰化装成农民，穿一身旧棉袄，戴一顶旧帽子，腰上还扎了一条草绳，但让我外围搜索部队在锦州市以南约三十里的地方查获，即将其押送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有的同志可能有个疑问，范汉杰既已逃出锦州三十里以外，又化了装，我军下面的同志根本没有见过范汉杰，不认识他，怎么能查得出来呢?原来，在总攻发动之前，我前线指挥部早已把范汉杰等几个敌军主要将领的照片及其主要特征(如范汉杰是广东人，五十岁左右，身材比较高，块头比较大等等)印发各部队，令其严加监查。以后，俘获部队将范汉杰押送到东北前线指挥部时，我还去看了一下，范汉杰果然穿着一套农民的旧棉袄，腰上还扎着一根草绳，但他那个大个子，一口广东口音，再对照印发的照片，不难把他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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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流血的“浴血抵抗”
　　长春守敌“东北剿总副司令”的郑洞国所部第七军(军长李涛、美械装备及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云南部队)及一些杂牌部队共十余万人，经我军围困长达五个月之久，部队补给已陷入无法维持的困境。攻打锦州之前，由于长春近郊的大房身机场，已在我军的控制之下，仅有的一点可怜的空投也断了。死守不能，突围逃跑也肯定会遭到围歼，反正是死路一条了。
　　在我攻锦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南北两路大军已在城内会师之际，蒋介石再次窜到沈阳，他还专门向郑洞国空投了一纸手令，严令郑洞国“立即突围”，并且威胁说：“如再有延误，有失机宜，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制裁。……”
　　蒋介石的这个手令，更加促使早已同我军开始接触，并准备起义的曾泽生所部的六十军，痛下起义决心，于10月17日(即锦州解放的第三天)午夜宣布起义。曾泽生起义后，原来由六十军布防的长春市东半部地区，当即由我军接防。
　　在这种情况下，第七军只有放下武器或等着被歼了。过去，六十军尚在，虽蒋介石多次令其突围，尚且不敢，如今六十军已起义，锦州业已解放，我军可以全力对付从长春突围逃跑之敌和沈阳可能北援之敌。
　　为了争取郑洞国起义，10月18日，周恩来同志因为同郑洞国有师生之谊(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由我围城指挥所通过关系，把周恩来同志写给郑洞国的信交给了郑洞国。信中大意是：全国胜负之局已定，逃脱也不可能，劝其毅然起义。但经过接触，郑洞国既不同意起义，也不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因为当时他还存在某些幻想，这个幻想被下面的情况证实了。
　　10月18日晚，郑洞国派代表出来谈判，达成从19日起全部放武器的协议。但谈判时，对方代表却提出，希望允许郑洞国和其警卫营晚两天放下武器。当时，我看到电报还有些纳闷：这是什么意思?你们部队起义的起义了，放下武器的放下武器了，你郑洞国带个警卫营躲在长春市伪满中央银行的地下室时又碍什么事?所以，我方谈判代表也就同意了。
　　谁知，10月20日晚，我机要处截获并破译了郑洞国躲在地下室里，给蒋介石、卫立煌发的一份莫名其妙的电报。电文的大意是：共军已攻入市区，曾(泽生)叛、李(涛)降，”他正“率余部浴血抵抗中”。我当时看了觉得很可笑，我送给林彪看后说：“解放长春根本没有打仗，哪里来的浴血抵抗?”
　　我这才了解到，当时郑洞国之所以一方面同意李涛所部放下武器，一方面他却要求我方允许其晚两天放下武器，好躲在地下室里给蒋介石发一份尽职尽忠的电报。大概是当时郑洞国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当然，以后由于形势发展之快，为郑洞国始料所不及，郑洞国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也就再没有提出返回国民党区的事情。虽然觉悟晚了一点，也不失明智之举。
　　眼睛盯住廖耀湘了
　　锦州、长春相继解放之后，西出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共五个军十二个师之众，仍然滞留在黑山、大虎山、新立屯、彰武一带，既没有积极援锦，也没有及时缩回沈阳，像是举棋不定的样子。
　　当9月底、10月上旬，我大军开始云集锦州地区之时，廖耀湘兵团即西出沈阳，逐步推进至新民以西以北地区并占领彰武。国民党还大吹大擂了一番，说是切断共军攻击辽西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取得了多么重大的胜利。直至我正式开始攻击锦州，甚至到10月15日，我攻锦战斗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照国民党当时的说法，锦州已“情况不明”时，廖耀湘兵团还是不紧不慢、似进非进，不像个真正急于要救援锦州的样子，游弋于黑山、大虎山、北镇一带，10月15日廖耀湘兵团才占领了新立屯。新受蒋介石之命，刚从徐州战场调到东北任“剿总副司令的杜聿明，还在廖耀湘的陪同下，亲赴新立屯“视察”。攻锦战役尚未正式开始以前，林彪还未完全摸透国民党援救锦州主要靠沈阳方面(即廖耀湘兵团)呢，还是锦西方面，并且有些倾向于沈阳方面。故放四个纵队对付廖兵团，仅以一个纵队对付锦西之敌。以后，由于傅作义部队四个师从葫芦岛登陆，才在锦西方向增加了一个纵队和两个独立师。并且，锦西之敌四、五个师实实在在地轮着猛攻塔山，一个阵地竟一天九易其手，可见战斗的激烈程度。这就是有名的塔山狙击战。我看到四纵、十一纵的电报，两军阵地之间双方伤亡的战士，因战斗激烈异常，不能及时拖回来，又因天气还较热，有的都腐烂了，臭气薰人。对比之下，林彪已看透了廖耀湘在敌人援锦中只是一个策应性质，不必过份认真地对待它。
　　攻锦战斗尚未结束，但已基本见分晓时，林彪信心大增，眼睛就盯着廖耀湘兵团了。盯住他，不是怕他援锦，而是怕它跑了。
　　别让廖耀湘跑了
　　经中央军委批准，锦州一解放，东北我军决心乘胜围歼廖耀湘兵团。第一着棋，就是要死死抓住廖耀湘，坚决不让其逃走。
　　要堵住廖耀湘兵团东逃沈阳，任务就不得不首先落在处于廖兵团侧后的第六纵队身上。
　　林彪首先命令第六纵队以强行军从彰武方向迅速插到新民以西地区，坚决堵死廖兵团东逃的企图;命令原在正面堵截的第五、第十纵队紧紧抓住廖兵团，实施正面攻击;命令参加攻锦的部队，不顾伤亡和疲劳，星夜兼程，回师合力围歼廖耀湘兵团。
　　为了麻痹敌人，还通过新华社发了一篇长的报导，详细介绍我攻锦部队业已转入休整，总结攻锦作战经验，评选战斗英雄，补充兵员弹药等等，好像真有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我攻锦部队，已如离弦之箭，返身直扑廖耀湘兵团。
　　一切布置就绪，只等合围部队是否已经抓住廖耀湘兵团的消息了。
　　非枪毙黄永胜不可
　　但消息就是不来。特别是第六纵队，经过一天一夜的强行军，不仅他们是否堵住了廖耀湘兵团不得而知，连六纵队进到什么地方了也不知道，完全同前线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林彪、刘亚楼不停地问我：“有消息没有?”他们着急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们两个说着说着就火了起来，林彪平素是很能沉得住气的，这时也生气了，吊下了脸，说：“这个黄永胜(黄当时是第六纵队司令员)，简直是乱弹琴嘛，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呢?要让廖耀湘跑了，一定要严加处理!”刘亚楼同志火气更大，他瞪着眼，加大了嗓门说：“要让廖耀湘跑了，非枪毙不可!”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发这么大的火。
　　林彪泄气了
　　这时，在林彪的心目中，廖耀湘已经跑掉了。
　　当天晚上，我非常紧张，不敢上床休息。快午夜时，机要处突然送一份电报来。我一看，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的卫立煌发给廖耀湘兵团的，被我机要处截获并破译了出来。这份电报，具体规定了廖耀湘兵团各军各师当晚的宿营地。
　　我兴奋极了，拿着手电，一边看电报，一边查看地图，一看廖兵团今天晚上基本仍滞留在黑山、大虎山、北镇一带，还没有跑。
　　我特别在口袋里多装了几张发电稿纸，就往林彪的房间里跑。林彪听见了我的脚步声，就问：“是谭秘书吗?”可见，那天晚上林彪虽然提前上了床，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入睡，肯定是认为廖耀湘已逃走了而窝火。平常他都常失眠，出现了这种情况，当然更睡不着了。
　　等我走到他床边，林彪就问;“有什么事?”我掩藏不住内心的喜悦，大声地说：“廖耀湘还没有跑掉，廖耀湘还没有跑掉!”林彪问：“怎么回事?”我就把机要处截获了卫立煌发给廖兵团各军、各师今晚的宿营地，并且我已对照了地图的情况说了一下，接着，我就把那份电报念给他听。我满以为，他听了一定也很兴奋，并且一定要发一系列电报，把部队指挥上去。谁知我念完以后，他无动于衷，一声也不吭，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我非常着急，但我作为秘书，又不好正面说什么，只好说：“刚才我是不是念得太快了，所以你可能没听清楚，是不是我慢点再念一遍?”我看他虽然没有表示同意，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放慢速度又念了起来。但我第二次念完以后，林彪仍不吱声。我焦急万分，要是耽误了时间，真让廖耀湘跑了，怎么得了?但我已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再也无计可施，只好大失所望地回我的房间里去。
　　刘亚楼非要我再去不可
　　刚走到我门口，我听见电话铃响。我赶快三步并作两步，把电话抓了起来。一听口音，我就知道是刘亚楼参谋长亲自打来的。
　　刘亚楼同志非常急促地问我：“刚才卫立煌那份电报你看到了吗?给一○一(当时林彪的代号，罗荣桓是一○二，刘亚楼是一○三，谭政是一○四)看了没有?一○一怎么说的?”一连串的问题向我提了出来，可以听出，他是非常着急的。
　　我就把刚才收到电报以后的情况向他汇报了。刘亚楼同志严肃地对我说：“你再去给他讲一下。这可是军机大事，耽误不得的呀!”我说：“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当秘书的实在不好办。是否请参谋长亲自来一下?”刘亚楼同志说：“参谋长去更不好，你是当秘书的，没有什么关系。你还是再去一趟吧。”我想也是如此，要是刘亚楼一去，可能有伤林彪的自尊心。所以，我也顾不得多想，放下电话又去了。
　　一进林彪的房间，林彪就问：“是谭秘书吗?又有什么事?”我一路走，一路想，实在也找不出其他新的理由了，更不能说这一次是刘亚楼同志让我来的，我只好说：“刚才那份电报，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回去以后，又仔细看了一遍，又重新查对了一下地图，我看廖耀湘确实还没有跑。我怕耽误了大事，所以我想再给你念一遍。”我看林彪并没有反对，就抓紧机会连说带念地又给他念了一遍。但林彪听了，仍不置一词。这时我真急坏了，因为有刘亚楼同志的指示，所以，我就大着胆子对林彪说：“看来廖耀湘真还没有跑，是否得赶快发几份电报?”
　　我猜此时林彪虽然还是不大相信廖耀湘没有跑掉，但他也得盘算，万一真的还没有跑呢?如果真的还没有跑，让林彪错失时机给放跑了，他不是要负责吗?退一步说，就是已经跑了，把部队调上去，也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所以，这一回倒很好，林彪沉思了一会儿，就说：“你记一下吧!”这一下我可高兴死了，问题解决了。接着他就一气口授了好几份电报，有的电报是同时发几个纵队的。因为敌我形势，林彪都很熟悉，所以，他仍旧躺在床上，根本没有起来看地图。
　　这几份电报，我赶快整理了一下，念给林彪听。他认可以后，我迅速按老规矩，让警卫员立即送罗荣桓、刘亚楼同志核后交机要处发出了。我可以想像得到，当刘亚楼同志看到了这几份电报稿后，也是极为兴奋的，当然也用不着他再打电话催促我了。
　　东北国民党军难免全军覆没
　　前几年，我曾陆续看到过原东北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范汉杰、廖耀湘等人写的回忆录，才进一步明白了廖耀湘兵团西出沈阳之后，既不坚决西进援锦、又不及早撤回沈阳、也没有下决心从营口逃跑、迟疑不决的原因。
　　原来，在攻锦战斗之前蒋介石曾多次严令廖耀湘兵团西撤锦州，只以周福成所部的五十四军和一些杂牌部队守沈阳;卫立煌则唯恐我采取攻锦打援的办法，使廖耀湘兵团遭到歼灭，而坚持要等到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先向锦州发起攻击，打通锦西、锦州通道，西锦部队汇合后，合力向东攻击，这时廖耀湘兵团再全力西进，两下对攻，妄图那时再同我主力决战。因为意见不一致，拖延数月之久，方针始终定不下来。为此，蒋介石曾多次电令卫立煌、杜聿明、廖耀湘赴南京面商，并多次派大员到东北，逼卫立煌就范，甚至蒋介石曾两次专程到沈阳，也未能得到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卫立煌也不敢公然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只好拖延应付，派廖耀湘兵团西出新民，甚至到达彰武、新立屯、黑山、大虎山一带，但要他走得更远，他也不干。10月15日，锦州已经解放，廖耀湘一看形势不妙，曾向卫立煌建议走营口，从海上逃跑，但卫立煌复电，仍令其撤退到沈阳。甚至10月26日，我围歼廖兵团的部队已完全包围了廖兵团，廖兵团已溃不成军，连兵团司令部都已被我军冲散，廖耀湘带几个人仓皇逃到新二十二师师部，给卫立煌发电请示后，仍指令其撤回沈阳。
　　原来如此
　　林彪终于根据卫立煌规定廖耀湘兵团当晚各军各师的宿营地的信息，发了几份调动部队包围廖兵团的电报以后，10月24日凌晨，终于收到了黄永胜的电报，说该纵第十六师已经先期占领了新民以西的厉家窝铺车站，正构筑工事，廖耀湘兵团所部蜂拥而来，拼命向沈阳方向逃窜。战斗十分激烈，十六师伤亡颇大，但六纵十七师也已先后进入阵地。他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坚决堵死廖兵团东逃之路，以待兄弟部队到达后围歼。并且说明：他们之所以一天一夜没有同总部联系，是怕把廖耀湘放跑了，部队全部强行军，走了一段，为了减轻战士负担，加快行军速度，干脆把行李和干粮袋都扔了，战士只携带枪支、弹药，有的战士都跑得吐血，二十多个钟头，根本没有休息，也没有埋锅造饭，也就没有时间架设电台等等。
　　林彪看到了黄永胜这个电报，才高兴了起来。这回算是一块石头落地，廖耀湘兵团确实是被抓住了。当天上午，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处来，两个人说说笑笑，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并且谈论起廖兵团歼灭之后，何时进入沈阳的问题。当然他们两个再也不提起要枪毙黄永胜这个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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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兵团的土崩瓦解
　　廖耀湘兵团辖五个军、十二个师十几万人之众，又主要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如新一军、新六军、新七军，全是一色的美械装备。
　　1946年到1947年期间，他们真个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有时一个不大的据点，一个营守卫，我军去两个团还打不下来，敌人援军一到，我们就只得撤出战斗。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十几万敌军据守的锦州，仅仅用了31个钟头就解放了，守敌全部被歼，敌酋范汉杰、卢浚泉等均被活捉;长春守敌，曾泽生的六十军已光荣起义，郑洞国及李涛所属的第七军也已放下了武器，长春业已解放;廖耀湘东逃沈阳的企图，被我六纵队坚决顶住，不使越过雷池一步，逃跑绝望;同时，屁股后面，我五纵、十纵等阻击部队，又返过身来紧紧追击，不能摆脱;以后又发现我攻锦部队也上去了，就知道大祸临头，完全处于听任被我分割围歼的绝境。
　　在围歼廖兵团的过程中，廖兵团很快就上下失去联系，像是无头的苍蝇，纷纷各自逃命。真是兵败如山倒，整个围歼廖兵团，可以说没有经过严重的战斗。
　　我看到一些部队的报告，十分清楚地证明：敌人已完全乱套了。有的敌人，稍作抵抗，就缴械投降了;有的敌人，一碰上我军部队，马上放下武器，毫不抵抗;甚至我军炊事班，未带武器，拿个扁担也抓了几十个俘虏。并且，只要抓住一批俘虏，一经盘查，竟然哪个军、哪个师的都有，不成其为队伍了。
　　虎师撞到了大虎山
　　据我的记忆，好像敌新二十二师倒还抵抗了一阵子。
　　新二十二师，这个在抗日战争中立过功勋的缅甸远征军，曾被蒋介石授过锦旗，并被命名为“虎师”。解放战争初期，也曾耀武扬威，骄气十足。
　　10月26日，廖耀湘在他的兵团司令部被我军冲散之后，曾带了几个随从，跑到了新二十二师师部，直到被俘。
　　事有凑巧，这个新二十二师的“虎师”，恰巧在大虎山被歼。所以，当地老百姓说：虎师犯了忌讳，在打(大)虎山被消灭了。
　　“一个不小的失着”
　　早在10月19日，军委就明确指出：“应派必要兵力控制营口，防止敌人从营口方向逃跑。”但当时林彪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0月20日只调了一个地方独立师向营口方向前进。但10月24日，林彪又令该独立师北上，参加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大会战，以至营口完全空虚。该独立师刚刚奉命北上，就被敌五十二军所属二师、二十五师袭占，并构筑工事，企图掩护沈阳之敌从海上逃跑。
　　林彪接到这个消息后，才又急电九纵，以急行军奔袭营口之敌。接着，又令七纵、八纵及辽南独立二师开往营口，但已经来不及了。
　　由于穿越辽河水网地带，交通不便，路途又较远，接到命令最早的九纵，经过五、六天的急行军，才于10月30日、31日先后到达营口附近。虽经九纵奋力抓住，歼敌一万多人，但敌五十二军军部，二十五师大部及一个特务团，共一万多人，还是从海上逃跑了。
　　以后，中央军委曾来电批评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着。”但因辽沈战役取得了这么辉煌的胜利，中央军委以后也就再没有提过这个问题。
　　敌人的狼狈相
　　廖耀湘兵团覆灭之后，沈阳的解放自不待言。可以说，我大军开到之日，即沈阳解放之时。
　　当我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围歼廖耀湘兵团时，我担任牵制和包围沈阳之敌的，主要是几个地方独立师。廖耀湘兵团被歼灭之后，各地方独立师受到了鼓舞，立即向沈阳市外围积极展开了攻击，取得了一些胜利。及至我围歼廖兵团的主力部队，乘胜东向沈阳时，基本没有经过多少像样的战斗。我军于10月2日完全解放沈阳。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当时，我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的亡牛屯，上上下下，喜气洋洋，欢欣鼓舞，都在等着一声令下，就奔向沈阳了。10月3日就下令准备动身，10月4日，我们就从亡牛屯出发，第二天晚上就进入了沈阳。
　　我们的住地，早已由后勤部门安排好了。可是，当我们进入那栋日本式的小楼时，看到室内一派狼藉，满屋都是扔着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几个箱子都开着，放了一些衣物，看样子是还没有收拾好;桌子上放着几盒美制肉罐头，已经打开了，旁边还放了几把刀叉，可是罐头一动也没有动过。可见其最后逃跑的是多么的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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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伯：抗战时期农村的童年记忆


　　抗战，距今已七十余载，亲身经历者已不多。此文是将个人经历事情的回忆和根据党史书的框架，对当时老百姓的日常社会生活做白描式的叙述，不是从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角度进行取材和理论分析。著文的目的是提供一些真实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材料 ，澄清当前史学研究和评论中一些误解，尤其是针对一些影视剧中对抗战情节的胡编乱造，说明历史的真相。
　　我农村的家乡在冀东路南区的陡河之岸，频临渤海，土地肥沃，人口密集，蕴藏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在抗战时期，属于敌占区也是游击区，是两面政权。人民群众即老百姓的社会生活活动，总的说遵循的还是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准则和为人之道， 共产党在当地的活动也是如此，是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准则交织融合在一起的。
　　抗战时的沦陷区的社会是所谓的旧社会，有人称其为万恶的旧社会，“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 是其写照。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一个阶段。人们在这样社会环境中满足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我们首先介绍社会生活状 ，然后介绍与之相关的抗战的一些事情。
　　真实的社会状况
　　当时的农村中，保留着传统文化中所谓封建的社会制度，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具体表现在人们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思想意识之中。
　　社会关系种类众多，分类各异。一般是采用按照性质的划分，如亲情关系，即夫妻关系;血缘关系，即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堂兄弟姐妹的关系，伯叔侄关系等等 。亲戚关系，即由亲情关系和血缘关系结合派生出来的关系，如姑侄，姨甥，进而按照远近派生出众多的表亲···此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关系。这些关系的观念与准则表现在社会生活活动的方面面。
　　辈分划分和交往中的称呼
　　家庭成员和亲戚关系之间有严格的辈分划分。每个辈分成员在相互关系中都有相应的行为规范，如孝，是子女对父母的关系的首要准则，儿媳对婆母的绝对服从。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准则。 。
　　称呼是说话者在交往中对他人不是指名道姓而是按照社会关系的指称。人们之间的称呼是由血缘关系，亲情关系，亲戚关系，友情关系以及职务关系等决定的。如子女称自己的父母为爸爸和妈妈，孙子孙女称自己的祖父母为爷爷奶奶……与个人没有亲情和友情关系的人彼此的称呼就非常复杂。涉及场合，年龄，性别，关系，职业，感情 等等。如父母是标准语，口语中则叫爸妈或爹妈。大妈，大娘，大姐，大嫂，大爷，大叔，可泛指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尊称。人称代词用“你老”代替“你”。不用您。你老，他老表示尊敬礼貌，不能说我老。有表示说话者与对话者共同的人称代词咱，咱们。用名称代替人称，妈妈(我)对你说。以第三者的身份的关系称呼对方，他哥哥，他可指任何的第三者，如儿子的哥哥，妹妹的哥哥，丈夫的哥哥。辈分词很多具有多义性 ， 如大哥，可以是同族兄弟中弟妹对排行第一的兄长的称呼，在社会交往中则指比自己年龄大的男子的尊称，群体中为首者。
　　男女不平等
　　重男轻女的范围很广泛。男性是家族继承者，女儿没有家产的继承权，女儿未婚早逝不得入祖坟。女儿在家一般没有大名(学名)， 只有小名，嫁入夫家后属于夫家的人，与一些西方民族相同，改为夫家的性，如张董氏，张夫人。过继只限兄弟之间的儿子。妻室早逝，丈夫的续弦继承前房的一切社会关系，后夫不行。入赘须改性， 养子有继承权。
　　婚姻制度
　　被称作封建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授受不亲，讲究贞节和从一而终等。婚龄一般是十六七岁，通行女大于男一两岁。这样的婚姻制度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如人均预期寿命短，大致不到四十岁，要完成传宗代的任务必须早婚。自由恋爱成婚不可能，十二、三岁不到恋爱年龄。当时的农村闭塞，青年男女没有交往的机会。童养媳，听说以前有过，三、四十年代没有了。只是有的家庭因为战乱将未成年的女儿提早送入夫家。
　　尽管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盛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娶小(妾)，有两种情况，一是妻子不生育，娶小用于生儿育女，较为多见。二是在外地事业有成的男人纳小做外室，老家的妻子管理家业和照顾子女与老人。有一种不多见得现象，兄弟二人膝下只有一子，娶两个儿媳不分大小，分属两家，看来这种婚姻主要是生育后代的问题 。女儿外嫁有陪嫁，也要彩礼。小时候没听说乡里有离婚的。妇女丈夫死后，即使没有子女，一般也不再嫁，仍是夫家成员。如果无以为生则携子女改嫁他人。
　　离婚普及是在解放以后，最初主要是抗战或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人。入城后以反对封建婚姻为借口，换老婆。或是高级干部在革命队伍中又结婚，以一夫一妻制为由，与农村老家的妻子离婚。
　　贫富观念
　　贫富主要是按照所拥有的财产的划分，不是生活水平，当时农村吃穿的生活水平不高，讲究勤俭持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贫富差别是客观的存在，历来如此。人们追求的是富，以富为荣。如何致富。普遍认为是勤劳节俭 。当地的富户多是经商，从军，耍手艺，做官等致的富，不是靠多种田。有一突出特点是贫富的流动性，贫富不是永恒的，不时地在转换。流传“富不过三代”的格言，的确如此。因素有二，一是出败家子，二是分家 ，家产由儿子均分，如果是多子家庭，两三代人就可把家产分得人均难以为富 。贫富差别是人的生产劳动积极性的刺激因素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富与文化相关，富人一般文化教育水平较高。 当地最早接受共产主义的差不多都出身富家的知识分子。带头起来来组织队伍抗日的也多是士绅富人，参加伪军的多为贫家子弟。
　　对盗匪贼和乞丐的看法
　　当前文史著作中的主流观点认为，盗匪贼和乞丐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造成的 ，盗匪是官逼民反，是对统治阶级的反抗与斗争 。那时乡里的人并不这样认为。对盗匪是憎恶的，他们杀人放火抢夺财物，没有人性。没听说当地真有过劫富济贫，打抱不平的侠盗义匪，那是评书说唱中的故事。至于贼虽然不打杀他人，但他们也是毫无同情心，不论对何人能偷就偷，即所谓贼偷方便。有一种被称作小偷小摸的人，经常遇到和听说，很典型。他们不是以偷为生，而是一种嗜好，如同赌博一样，官无法追究，群众也无可奈何。至于乞丐，一般年景下，本地人的乞丐很少见，我们村子里没有以乞讨为生的人，偶见外地人路过行乞，人们可怜他们，尽量给以施舍。人们对乡里人行乞不同情，是懒人不劳动，随便干点活，就能能有吃的。
　　信仰
　　在思想意识方面的信仰是多元的，有宗教，也有迷信和风俗习惯。信仰特点是具有包容性和融合性。与西方不同，宗教之间是不斗争的，宗教徒之间也是如此，老百姓也没有将他们对立起来。遇到丧事时，往往同时请和尚和道士来念经超度，分站两排，各念各的经。在生活中的各种准则和信条也是不分来源的。比如我家同时供奉的有道教 的张三爷，佛教的观音大士。至于像尉迟敬德的门神，八月十五敬奉的兔儿爷是来源于神话故事。
　　包括宗教在内的许多与命运相关的人生信条，用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如好人有好报，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人之一切命中注定，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把人的命运都寄托在老天爷的恩赐上。遇到惊恐之事，烧香磕头，求老天爷保佑，老天爷到底是谁在哪儿谁也不清楚 。
　　阶级意识
　　那时农村里的人，基本上没什么阶级斗争，剥削等社会意识， 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反对蒋介石，尤其是土地改革时提出来的，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 。近代文学与影视作品立足于宣传教育而夸大了剥削的程度和残酷性 ，与家乡的事实不符。在我们的家乡地富同佃农和雇农的关系一般是协调的，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的。
　　在经济方面，佃农用租金租用地富的土地或是将收获按比例分成， 地富还要担负各种税务。雇工与雇主的合同口头协商制定。雇主负责雇工吃住，预付全年工资，如有意外工资不退。工资的数量同一般小学教师差不多。总的讲，雇工的收入不少于供养两三口人之家的需要。这是社会规定性决定的，因为这样才能维持劳动力的延续，否则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的雇工就会停止存在，社会生产就会停顿。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是互助合作的关系， 因为是市场经济，两者由供求关系来平衡。雇工不等于农奴，是自由人，农业劳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不能对立也不能相互斗争，否则就没有劳动效率。
　　这种社会意识，在在乡亲和亲友之间的关系中也表现出来，在抗日时期，在一个村子里，一户人家的亲友中，甚至一个家庭里，有当八路的，也有当汉奸和伪军的，还可能是国民党的人。在村子里，无论是何方的家属，彼此之间不会因此而相互仇视，仍然是乡里乡亲，守望相助。 村里的村长，保长，对乡里人遇到事情时，也不是落井下石，而是尽力保护。难道当时的农村就是这么风平浪静，没有矛盾和冲突嘛。不是的，矛盾和冲突是社会的常态。在那里，一般发生在家庭内部，邻里之间，族群之间，是利益之争，名誉之争，不是政治之争。没有听说过，两个家庭由于子女在敌对方而发生冲突。双方家庭之间甚至还会彼此照应，互通消息。
　　八路军
　　八路军最初是军队的编号，后来范围扩大成了一个政权的名称。不仅指作战的部队，还包括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政权的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 后者的工作不是打仗，主要是宣传教育 ，税收，动员群众参军，支前，为部队提供粮食和安排住宿，收集各种信息·····
　　将两者的工作性质区别开来很重要，否则会出现误解。如作战部队会不时地进行转移，而地方干部必须坚持在自己工作的地区。地方干部在敌人讨伐和清乡时必须躲开 ，而不是同敌人交火。有的评论者说这是游而不击。在现代的影视剧中，几乎把抗日与打仗等同起来。把八路军的地方党政人员都当做战斗员，不能见敌人就跑， 而是奋不顾身，与敌人枪战，击毙数个敌人，冲出重围，或是英勇牺牲。实际上党政干部用短枪是打不了仗的，应该转移。或是把枪藏起来，化妆成农民 ，躲过敌人的搜查。
　　军队本身的职能也不相同，像区级武装队伍区小队，属于军队的编制，相当于一个排，二、三十人。主要是配合区干部做区的政治和行政工作，如打击土匪、盗贼、为非作歹的警察特务、汉奸以及交通联络，护送过往同志等。县有县大队 一般百十人，相当一个连，主要是维护地区的社会治安，间有小的作战任务和配合大部队作战。
　　主要用于作战的队伍 是隶属于军分区或军区的队伍，当时主要以团为单位 。被称之为大部队。在当时的路南区，很少有大部队活动，因为路南区的自然环境特点 是一马平川，不能设伏突击。
　　组织一次大战斗是要有一系列条件，评价一次交火的得失要从多方面进行估计 。不能只以消灭敌人的数量为标准，还要看自己的军队的损失，战斗中缴获多少武器弹药。 据统计缴获一挺轻机枪，要通过牺牲一二百战士的生命的大的战斗。
　　敌强我弱
　　从军力方面。不能只看人数，还要看士兵的素质和武器装备。如区小队的武器主要的汉阳造，少量的七九和三八，刺刀都配不齐，自造手榴弹人均两三颗，关键是步枪子弹，每人只有两三发，最多的是五发子弹。全队共有百、八十发子弹。日军步兵 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 出发时人均配有三百发子弹。一个步兵班的子弹有三、四千发。三八大盖 的性能远比汉阳造强的多。一百发子弹的队伍和三千发子弹的队伍是无法对垒的。
　　由此可见，说八路军如游而不击，不打大战，其实不是不打而是打不起，没有那么多枪支弹药。主要根据地有设备简陋的兵工厂能生产子弹和手榴弹、一般的游击区没有军工厂。 军队的武器弹药靠的是战斗的缴获和和用根据地的物资向伪军交换或是购买。伪军除了领薪水外，还卖弹药做外快。
　　敌人的报复
　　还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小的伏击，也还要考虑到群众的损失。扑杀个别作恶多端的伪军警察特务，汉奸，关系不大。打杀日本人则要慎重安排地点和机会。日本人是要报复的， 军队打完仗就撤离了。老百姓离不开自己的家园 ，日本人就会烧杀众多的老百姓，冀东的一些大的惨案，皆是如此。以冀东的潘家峪惨案来说，日军讨伐队包围整个村庄，除了少数人幸免以外，全村被杀光。原因很简单，哪里是八路军的集中地，在那里打过埋伏杀死过日本人。这就是当地群众付出的代价。只是我们不予报道。只说敌人的残酷。何况也说不清楚。这也是日寇策略，用此种手段对付八路军。因此军事领导在决定战斗时， 必须考虑到老百姓 ，否则老百姓就会说，我们帮你们打日本人。当日本人来杀我们的时候。你们却不保护我们，你们到底是为谁打鬼子 。
　　老百姓的艰辛与无奈
　　在抗战期间，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农村里的普通老百姓的处境很难，他们是处于层层叠叠的无奈之中。首先他们要承受个人和家庭生存的压力，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从事生产劳动，或者外出挣钱养家，于是有的人为日本人做事，当伪军。至于给日本人交税，交粮，出劳工，虽非人之所愿，但也只能是为之。有的自命为是气节高尚的人，把这类现象看作是中国人懦弱，没有骨气。尤其是把中国人面对日本人抢杀中国人时的麻木状态，大发雷霆。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难道能像文革期间歌剧《刘胡兰》中群众用挺起的胸膛逼退敌人的刺刀那样应对?
　　对日军研究中的空白
　　对日寇和伪军的请剿和清乡，文艺作品和影视剧中的描写，几乎是一个模式， 日寇士兵的惨无人道烧杀抢掠，伪军的为虎作伥 ，老百姓的怒目圆睁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种场面只不过是中日之间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的一个侧面，日军的行动有其复杂政治内容和社会背景 ，是日寇侵略中国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如何侵占中国领土并统治中国人民，除军事计划化以外还有其 政治蓝图。这方面的材料公开发表的 不多， 对其研究的也不多。有人能将局部的策略全局化，如三光政策，如果三光，则日本最后将一无所得。它不仅要占领中国的土地，也要统治中国的人民。两者不可得缺。在文艺作品中几乎没有提及日本人对付中国的政治策略与方针。给人的印象是日本人是一伙打家窃舍的暴徒，把抗战片拍成简单的交火片，使人厌烦 。
　　近年来，评论抗战的历史和以抗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和影视作品充满了报刊文泽，互联网和电视节目之中，为其提供一些最原始的最普通的确实的历史资料是本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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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醒：彭真、林彪在东北局


　　对于新中国的建立，东北的胜利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但这其中有一个战略上的转变，就是由最初的和平接收、独占东北到军事决战的转变。这一战略转变的最突出标志，就是东北局书记人选的变化，即由政治上强的彭真为首，转而为军事上强的林彪为首。这样的转变根本上是形势变换伴随着战略变化，导致东北局内部出现对局势判断上的分歧;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至少在当时并不存在路线上的对错。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在战争条件下能迅速决断的问题，在后来的和平环境中出现了不寻常的反复，并上升到路线对错，悲剧也由此上演。
　　中共中央为何任命彭真为东北局书记
　　自1941年12月上旬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2年夏天，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据此，毛泽东在当年7月9日给刘少奇的一份电报中判断：“整个国际形势战后一个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的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形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也有内战的另一个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从中国战败后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的部队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此时，毛泽东已经将东北问题与国共将来可能的合作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说有了一个方向性的思路，但并没有具体的计划。
　　循着这条思路，1943年6月，在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之下设立了一个北方分局，又称晋察冀分局，由分局书记彭真全面领导，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要为解决东北问题做准备，而其主要机构就是北方分局之下的冀热边特别委员会。冀热边特委会书记为李运昌，他还兼着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职务。1944年7月，李运昌所部建立的冀热辽根据地已伸展进东北的南满地区。194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后来改组为统战部)。该委员会的主任和部长均为彭真。城市工作中的很大一块就是东北城市工作，那里是中国当时主要的工业基地。1944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彭真在延安主持城市工作会议，其中就研究了开展满洲工作和调干部到东北的问题。12月5日，彭真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回答学员的问题时，公开了毛泽东的想法，八路军、新四军将来要到东北去。很快在12月15日，晋察冀分局专门向彭真汇报了开展东北工作的情况。
　　1945年10月9日，东北军区成立，彭真任政委，司令员是程子华。
　　在当时军政一体的情形下，东北又在苏联红军控制之下，毛泽东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造成“独占东北”的局面。且这种占领是和平占领，所以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彭真就成为合适人选，尽管这些经验是城市地下工作的经验，至于如何管理城市则大多停留在书本之上。即使如此，彭真在山西与阎锡山的合作，以及彭真本人所具备的城市工作经验在中共高级干部里，仍算得上最突出的。
　　彭真与林彪矛盾的症结何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忙着接收华东、中原，对于东北似乎是鞭长莫及。而共产党所在的华北正毗邻东北，且东北已在苏联红军的控制之下。在毛泽东看来，东北这块“肥肉”已经炖在“锅”里了，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甚至有建都长春之议。
　　10月19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了《关于集中主力与国民党争夺辽宁、安东的方针》。23日，中央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毛泽东甚至提出：关上东北的大门，海上守住安东(今丹东——笔者)、营口，陆上守住山海关、锦州，不让国民党军进入沈阳。即使不能达成此目标，亦可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迫使蒋介石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11月3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还有如下说法：“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当时，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开进东北，中共军队进行了武力拦阻。
　　但是，抗战后国内和平成为首要课题，军事力量处于弱势的共产党更是要极力避免战争;军事力量的翻转是在东北战事结束之后，因此在这个时候，共产党的首要目标就是在和平条件下参政议政。具体到东北，也由最初的“独占”，随着国民党进军东北，共产党部队逐步后撤，改变为“平分”。到1946年4月，四平争夺战之前，“平分东北”仍是毛泽东要坚持的一点。四平之战是和战决策的分水岭。失去四平后，东北联军迅速退往哈尔滨，平分东北已然不可能。
　　彭真遵照中央的指示，占领大城市以利将来的谈判达到和平;林彪则称遵照中央的指示，工作重点在于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
　　在当时，不论是国内连年战争人心思定，还是国际上的和平呼吁，盼望和平的声音是绝对的主流。具体到东北三国(中美苏)四方(美、苏、国、共)在和平的主流下，最终却选择了残酷的战争，这并非彭真和平努力的失败，实际上也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党派的努力能够达成，最终的解决只有靠枪杆子。而在这样具体环境下的彭真与林彪，正分别代表了最终是“和”还是最终是“战”两个相反方向的选择，两个人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1945年11月24日，中央通知东北局：国民党可能派兵袭击沈阳，我军准备在沈阳城与敌人展开巷战。为此，东北局的每个干部都发了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在次日，林彪两次建议东北局和自治军总部移到海龙，部队绝大部分撤离城市，准备建立以延吉、临江、通化为中心的根据地。彭真则坚持留在沈阳做最坏的准备。看似在走和留的问题上，彭真和林彪直接产生了分歧，实际上仍是目前方针的分歧。最后，林彪发火道：谁想占沈阳谁占，我可要把部队撤走了。林彪放弃了与国民党军队在沈阳决战的计划，主动采纳了黄克诚的意见，即放弃城市，到远离大城市和铁路线的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也就是回到了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套路上去。而彭真则缺少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央最初任命彭真的优越性与合理性正慢慢丧失。因为那些富有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经验的同志，在东北局又占有大多数，与居于领导地位的彭真在想法上以及做法上都有距离。也由此，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在东北局内部代表两条思路的彭真、林彪的冲突就公开化了。随着战争成为最后的解决手段，彭真离开东北局也就如最初任命时一样顺理成章了。
　　在撤出沈阳后，林彪又指挥部队先后撤出绥中、兴城、锦西等地。
　　就在大部队撤离沈阳的当天，苏军就将中长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全部移交给了国民党军。
　　11月26日，国民党军占领锦州、义县。东北门户洞开，中共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中央政策的变化因素
　　11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12月5日，彭真致电中央军委并林彪，提出我仍可集中主力与敌争夺沈阳、长春。同一天，高岗和陈云复电否定了彭真的意见，并建议建立根据地，整训部队，建立地方武装，以备翌年春天的决战。
　　12月7日，中央复电肯定了林彪的意见。在此前后，国共美三方开始商谈筹建“军事调处执行部”。此一时期的和战拉锯与此一机构密切相关，尽管这个机构只存在了短短一年。
　　林彪接电后，于12月11日发出关于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长电。
　　12月24日，国民党军进入沈阳。同一天，意识到问题严重的刘少奇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
　　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们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否则恐有一时陷入被动之危险。
　　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电：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正当林彪准备分散部队时，中央根据与国民党谈判以目前占领区域为界停战的先决条件，又要林彪主动出击。也就是说，在和战问题上，中央的态度是随着谈判所达成或可能达成的条件在转变。但对于前线部队来说，这样的转变却是难以适应的。对于彭真来说，因为缺少相关经验，如何布置工作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林彪在这个时候也产生了怀疑，他在1946年1月5日电询中央：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在东北主力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
　　1月6日，中央即回电：国内和平有望，目前阶段并可能是最后的一战。
　　这封回电表明中共中央对国内和平有很大的信心，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并不可靠。中共中央之所以有此判断，是源于1月初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的正式成立。“军调部”四处加派小组赴各战区督促停战，最初确实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但仅仅一年这个调停组织就在战争的巨大轰鸣声中寿终正寝了。
　　这封电报对于彭真来说则充满希望，完全符合他争取和平的思路。
　　1月10日，林彪报告：根据中央部署，此间作战部队决定明天，向阜新、新立屯一带出动，消灭该地之敌，争取有利结果。
　　林彪所部刚与敌人交上火，情况又出现了变化。就在1月10日，国共代表张群和周恩来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上签字，并与此前为执行“双十协定”，国共双方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一并交由国民政府主席公布。停战时间点定在了1月13日24点。
　　因此，在1月12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连电林彪、黄克诚：你们对顽军进攻务必于1月13日24点以前停止，否则违法。林彪此时已集中起兵力，很有取胜的把握，却必须停止进攻。1月14日，林彪再次电询中央：我驻军地区与城市，顽军是否有权进驻?如有权进驻，则我之后方即难设立。倘顽军开入后，实行高度分散，以合法地位控制政权，限制群众运动，则我既不能在军事上打他，又无合法地位进行群众工作。如我无政权、财权，则部队衣食、供给如何解决?如我无一定的整块立足地区，则顽军一旦翻脸，我岂不无立足地区?
　　也正是在1月14日，为执行并遵守停战协定，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委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此一名称的改变并非无的放矢，它显示了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共管东北的诚意。此前，之所以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即有“独占东北”的意图。另一个因素就是苏联当时与蒋介石签订有条约，不允许八路军在东北活动，故而进入东北的部队只得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行事。
　　当时，中共中央与东北局之间函电交驰。其中1946年1月26日《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具有标志性意义，和战问题尤其是彭真、林彪的政策选择在此都可以找到线索。因此，不妨抄录如下：
　　东北局并林彪、黄克诚：
　　(一)国民党新六军、新一军等正向东北输送，美国必须助蒋进占东北，苏联亦必须将东北交蒋接收。我方亦不能不承认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我在东北虽有实力，但尚无任何合法地位，因此苏军不能公开向我办任何交代。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这在蒋是被迫停战的并不是蒋的阴谋)，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但由于蒋军在进攻锦州、阜新、热河时，我未能给以有力打击，使蒋轻视我在东北力量，相信杜聿明报告，认为可以不费大力即能击溃东北我军，控制东北。因此蒋现拒绝与我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不想承认我在东北地位，而仍想武力解决。在此情形下，东北的武装冲突，暂时还难避免。
　　(二)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思想显然带着冒险主义性质，是目前客观形势下不能允许存在的。如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
　　(三)由于蒋介石现在还不愿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不愿和平解决并不愿实行民主改革，因此我们在东北要实行和平解决与民主合作的方针，还有严重困难，还必须经过严重的甚至流血的斗争，才能达到目的。但是这个方针只要我们明确地加以确定，并为之而实行不疲倦的斗争，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因为苏联和美国都不容许国共两党在东北进行长期内战，全国人民和东北人民反对内战，不论国共两党都不能违背人民意志长期内战。在全国停战后，政协改组政府谈判已获有结果，全国均须与国民党和平合作不能内战。我们在东北有力量能在东北长期坚持，蒋介石在东北有很多困难，只要他在东北打一二个败仗，他的威信必然降落。由于这些客观条件，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四)但要达到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及与国民党实行民主合作是有严重困难的，这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并做到以下几点：
　　(甲)必须我们采取一个完全坚定公开明白的和平合作方针，动员全党全军及东北人民为东北和平民主而斗争，并使自己的行动严格限制在防御与自卫的范围内，不给对方以破坏和平的任何借口，不给对方以难受的刺激，并采取一切办法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表示诚意与他们合作。
　　(乙)在军事上力求巩固自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在完全自卫的条件下力求打一二个大胜仗。
　　(丙)力求苏联在外交上配合我们这一和平合作的方针。
　　以上数点，望你们努力做到。我们采取和平合作方针，苏联和美国是赞成的，全国人民和各党派都赞成，如我在军事上能站住并给蒋以打击，我们必能打破蒋之内战方针，争取东北和平的实现与我在东北的地位。
　　(五)为了实行上述方针，中央已告恩来和国民党及马歇尔谈判，提出我们派人共同接收东北，我之东北武装编为地方部队，地方政府民选自治，国民党到东北武装不超过十万等条件，并派中美停战小组到营口，如国民党拒绝谈判则东北发生冲突将由国民党负责。中央还准备公布东北情况及我对东北主张。同时望你们立即实行下列各项：
　　(甲)在军事上避免在长春路沿线及其他若干大城市如抚顺、吉林、龙江(即齐齐哈尔—编者注)、牡丹江等地与蒋军冲突，切实退出长春路及这些大城市，以表示我方让步。但必须巩固地控制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切实准备在蒋军向我进攻时给以歼灭的打击。在军事上我应采取完全防御的姿态，不应有任何进攻挑衅的行动，在完全防御的有理的条件下来击败蒋军的进攻。不在大城市及铁路干线附近决战，在军事上想亦是有利的。
　　(乙)切实加强内地农村工作，发动群众，准备在决战不利时能长期坚持，而不陷于溃败。
　　(丙)对国民党派到各地之接收人员，一方面应有足够警惕性，同时要表示合作协助的诚意，不要一概加以拒绝，尤其不要加以危害，设法建立下层合作以推动上层合作。
　　(丁)对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官吏进行和平攻势，并设法公开某些负责人(如李兆麟等)设法找国民党谈判。组织地方绅士去与国方接洽。
　　(戊)将我们和平合作方针向辰兄(指苏方——编者注)切实说明，要求他们给以协助配合。以上各项望你们切实进行，并将情况电告。
　　中央子寝
　　从此电的重点来看，我党无疑倾向于和平，其他各点均处于从属地位。征之于电报所体现的策略，彭真的所作所为并无不妥。彭真在与苏军的合作上有重大进展，取得了苏军对中共军队的基本支持。当然，苏联也在利用此点从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捞取好处。
　　3月6日的梅河口会议，与会的东北局部分委员和部分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对和战问题、创建根据地问题、部队作战方针等问题陷入了争论。彭真、李立三等政工干部认为东北形势是共产党占优势，并据此提出“先攻打长春，后攻打四平”，完成中央建都长春的计划，与国民党平分东北。林彪、黄克诚等军事干部认为东北局势严重恶化，对军事行动极为不利，并批评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没有建立根据地，没有为军队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会议不欢而散。彭真等人向中央提出调换军事干部，林彪等人则向中央军委致电，反映东北局主要领导盲目乐观。
　　但好在在林彪在会议上作报告后，彭真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我个人工作有些问题，提得不及时和被动，整个东北是个乱的阶段。”
　　林彪紧接着彭真的发言后退一步：“我在发表意见时，提到东北局没有战争观念是不对的，而是时间长短问题，这个我说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只是由于补充兵源上得到的印象。”
　　梅河口会议时在平壤养病的罗荣桓，后来在1949年3月29日的四野高干会议上曾说：“当时东北党的领导上思想又不统一。在对敌我力量的估计上，有的认为敌强我弱，有的认为敌弱我强。由此出发，又产生了是以和平为主，还是以战争为主;是先控制大城市，还是依靠农村，这样一些分歧。”
　　彭、林分歧此时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林彪向中央和东北局建议：南满地区在我难以保持时，利用战事期间，在敌人逼近时，将这一带全部煤矿与工业进行大规模破坏。彭真接电后，立即报告中央，并表示自己的意见说，破坏南满工业关系全国，影响甚大，须慎加考虑，盼中央速复示。随后的中央复电说：“关于南满工业，不论和、战，我均不应有任何破坏。因为这将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并将在全世界留下长期极坏影响。希望不作此打算，并向有此思想的同志作坚定明确的解释。”此点可以看出，林彪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也可以不考虑战争后果。而彭真眼光更长远一些，还考虑到战争以后的建设。此一细节也说明，彭真与林彪在战争观念上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
　　1946年3月13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并东北局电》称：“不论他的兵力、士气与民心，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都无在东北大打久打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旧判断，东北问题最终会走向和平解决。
　　对于和平，因为有苏军的支持，彭真建议以战争来争取。他在3月16日致电中央：苏军代表表示，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都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彭真还提出：“在军事上可能的条件下，在国民党公开宣传东北军事调动在外，拒绝与我谈判，不承认我之地位的前提下，于苏军撤退时，可否在辰兄同情下，消灭四平以北各大城市之顽军，并占领上述各大城市，逼使国民党与我谈判，必要时再让出一部给国民党以换得和平?”
　　毛泽东赞同这个思路，在1946年3月23日致电东北局时明确提出，要不惜任何牺牲，以战争换和平，并称：“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据此，东北局在3月23日下达的作战任务中说：“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也就是说，战是为了和，而且预判形势的发展是非和不可。
　　由此展开的攻占长春、攻占四平，其主要目的也是要在和平到来之前，得到在谈判桌上难以得到的更大利益。
　　但四平一战，中共军队失败。最后又不得不放弃长春，渡过松花江北撤哈尔滨。
　　由谁承担失败的责任
　　四平的重大失败，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由谁承担失败的责任?作为东北局书记的彭真是首要责任人。
　　当年担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在《我在东北四年》一文中写道：当时东北的这种情况，曾造成东北局的激烈争论和下面干部的思想混乱。在东北局里，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等不同意彭真的方针和做法，而彭真则强调他是在贯彻毛主席的路线和指示精神。一直争论到第二年(即1946年——笔者)6月，中央才决定改组东北局，由林彪任书记，彭真(不久即回到中央)、高岗、陈云任副书记。
　　四平战后，和平已不可能，全面内战也已开始。战事第一，毛泽东要把重担交给只是中央委员的林彪，这样的安排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当时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除了彭真以外，尚有陈云、张闻天、高岗。毛泽东选择将军政全权交于林彪(既是东北局书记，又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并不是一个符合常理的选择，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当然，这样的安排并非一蹴而就。
　　1946年4月27日，林彪致电毛泽东提议，由高岗来前方代理生病的罗荣桓的工作。毛泽东于5月1日致电林彪：“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考虑调高岗等来助你。”这个时候，距离中共中央6月16日作出改组东北局的决定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四平战事激烈的5月10日，林彪除向东北局并中共中央提议高岗代理罗荣桓任第二政委外，又对彭真及东北局的工作提出建议：“除一般的领导和各种政策的领导外，其次为财政经济工作。”这一点无疑有着改变东北局最初成立时，“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的决定。
　　中共中央于5月12日致电东北局并林彪：“照林彪电以高岗代理罗荣桓为第二政委……此事如东北局同意，望速通知高岗。”但对于林彪提出改变的东北局工作职责的意见，并没有给予立即答复。
　　5月25日，彭真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会议，林彪因在前方没有参加此次会议。26日，会议讨论后向中共中央建议：东北局与北满分局合并，西满分局保留。关于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领导人分工的意见是：林彪在前方，由罗荣桓统一领导后方军事，陈云分管财政经济，高岗分管剿匪与兵工建设……彭真兼管军政工作……对林彪在东北局的职务，没有提出具体意见。
　　6月16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东北局主要领导干部重新分工的决定电报：“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
　　1946年7月3日至11日，改组后的东北局举行扩大会议，彭真参加了此次会议。此后，彭真即淡出东北局。
　　此次会议的决议，一如既往地肯定成绩，指出不足。《决议》指出的不足是：“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和土地问题的解决尚在开始阶段。我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我干部中有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共中央为何改任林彪为东北局书记
　　林彪出任东北局书记的首要因素是东北局内部矛盾引发混乱所致。关键点则在统一指挥权，这里不仅仅是军事指挥权，还包括政治以及经济(主要是后勤保障)的指挥权。东北局在一系列问题上不能形成一致意见，而分歧双方的代表人物就是彭真和林彪。实际上，这种工作上的分歧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何况其间中央决策的变化又起着重要作用。在彭真与林彪之间如何选择，首先考虑的要素就是谁能确保战争的胜利。在这一点上，林彪居于明显的优势。不论是统领千军万马的指挥才能，还是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不论是在军队中的威望，还是赫赫战功，彭真在白区斗争的经验都与林彪的战争经验无法相比。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这样的选择自有其合理性。特别是林彪成功指挥四平撤退，迅速退往松花江以北，在空间上与对手拉开距离，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确实展现了他作为军事指挥员的过人之处。
　　对于中共中央为什么改任林彪为东北局书记，毛泽东1949年3月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一番话可以作为解释：“东北局领导下的工作很有成绩。吃了苦，走了路，东北全部到手，很庆幸。七大以后，全党全军，用脚走到东北，大约半年到7个月的时间，有偏差，我们开头也不了解。山海关、锦州守了两星期，消灭敌人在锦州与沈阳间，也是这么希望的。后来林彪说不行，无枪、无粮、无政权、无经费、无鞋，老百姓正统观念。于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是陈(云)、高(岗)、洛(甫)的主张。中央接受了，指示他们执行了，集中起来，胜利了。彭真的错误，舍不得大城市，那是不对的。不要说路线错误，因为时间不长。中央指示后，没有坚持，但工作不能了，要调动。”
　　中央在东北局问题上，等于否定了自己的决定，是不是也要负起责任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应该一句“我们开头也不了解”就结束，还是把责任搞清楚才好。至于彭真与林彪的分歧与矛盾是不是存在路线错误，并且在以后几十年内又历经复杂演变，其间是不是被人利用，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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