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上升的起点 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半年前，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就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三大。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的协调下，中共通过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即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也就是所谓的跨党党员。
对于共产国际明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是国民党”的提法，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的命令，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组织，中共其实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甚至就连陈独秀在做三大报告时也宣称：“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正确。”当时还仅仅是湘区代表的毛泽东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不同意见。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也仅是对既定的国共“党内合作”政策做一些补充说明，从湖南工人运动经验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等等。
和理论说明比起来，毛泽东在三大中地位上升才更加关键：
由于他在湖南地区工作极为出色，陈独秀对这位早在北京就有所交往的青年相当欣赏。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特别表扬了湖南：“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因此，三大之后，毛泽东不仅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中央局秘书，直接对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负责，成为他的助手。这项任命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因为中央局秘书的权限极大，不仅肩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这种一般事务性工作，而且有着“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的联合署名权!
而更让毛泽东收获巨大的是人脉的拓展。在担任陈独秀的秘书之后，他需要陪伴陈独秀参与国共合作的具体操作中，因此接触到不少国民党上层人物，除了著名的左派廖仲恺之外，他还接触到了元老级人物、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建设部长的谭延闿，由于同为湖南人，谭延闿对这位后辈很是热情。可以说，正是陈独秀的青睐有加，不仅使得毛泽东在共产党内进入核心领导层，拥有了让国民党不可小觑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他还以陈独秀助手的身份，得以进入了国民党高层的法眼，为其在国共合作时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级职务奠定了基础。
1924年1月20日当国民党一大召开时，毛泽东不仅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还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只是，此时的毛泽东还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在会上除了一些常规性发言之外，他基本都是给队友做助攻：
方瑞麟提出要在章程中列入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实质反对国共合作，这个提案遭到了汪精卫、胡汉民、李大钊、廖仲恺等大佬的驳斥，而毛泽东看气氛合适，趁机发言要求立即付诸表决，最终否决了这一提案。
但话说回来，助攻得好也还是有收获，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的活跃表现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时候，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个名单，钦定他为候补委员。
出任代理宣传部长
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当选候补中央执委的毛泽东被派到了上海的国民党执行部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和叶楚伧负责，而毛泽东则以胡汉民秘书的身份兼任上海执行部组织秘书。由于与叶楚伧有矛盾，所以毛泽东干到12月就干脆请假回长沙了。这段短暂上海经历，对毛泽东来说只是一个小插曲，但也不是毫无收获，正是通过在上海工作的经历，他不仅结识了汪精卫，还得到了这位当时著名国民党左派、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头号人物的器重。
其实，毛泽东和汪精卫也算是有渊源，毛泽东的同乡、恩师，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是汪精卫的挚友，早就向汪精卫引荐过自己的学生。通过上海这段短暂的共事经历，汪精卫对毛泽东的才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尤其对其才思敏捷、文辞颇佳颇多好评。1925年7月广东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之后，汪精卫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到10月5日，汪精卫以自己事务繁忙为由，特地指名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职务。10月7日，从长沙返回广州的毛泽东正式就职，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
由于长期偏重军事，不注重政治宣传工作，在毛泽东到任之时，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几乎是死水一潭，没规划，也没有规律，更没有组织，甚至到了宣传都不出广东一省的地步。毛泽东到任之后：
首先就以宣传部的名义在上海开办了交通局
作为中央和各地党机关联络、宣传的机构，嗣后又陆续将交通局扩张到了12个省市。依靠这些交通局作为据点，在当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
随后，他又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主持全面整顿国民党报刊宣传系统工作，创办了一大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刊，一时间让国民党的宣传看起来颇有声势。
据统计，到1926年6月北伐前夕,国民党系统出版的报刊有近百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更加注重宣传工作的共产党人主持的。
毛泽东自己主持发行的刊物是《政治周报》，这也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创办这本刊物的主要目的，他在发刊词中说得很清楚，除了反击当时的国民党右翼势力的“西山会议派”之外，还要向“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政治周报》的编写工作，以子任、润之等笔名发表了政论、新闻、时评和通讯等20多篇。刊物除了大篇幅用于批判“西山会议派”，还开设了一个叫作“反攻”的专栏,专门刊发短小犀利的时评，注重用事实说话,通过大量事实报道和评论,宣扬在广东政府领导下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揭露国民党右派和军阀势力的阴谋活动。
从1925年10月5日到1926年5月28日，毛泽东一直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除了《政治周报》之外，还负责了当时国民党“二大”各项草案撰写和宣传工作报告，直到1926年5月《整理党务案》获得通过，方才不得不辞去部长一职。不过，这时他已经找到一份更加适合的工作——农运。
农运考察报告出炉记
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曾出了一部《国军政工史稿》书，在里面酸溜溜地反省当年国共合作道：
“中共分子??(1)争事不争权。愿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将握有实权之党代表职位尽量让与国民党党员;(2)你不干我干。凡某一政工职务为国民党党员所不愿为，不屑为或不能为者，他们欣然接受，全力为之;??表现能力，表现服务精神，劳苦毁誉在所不计??”
无论怎么看都更像是在夸奖中共肯吃苦——事实上就连鲍罗廷也说：“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
或许是和国民党最开始的人物大都有吃洋面包，喝洋墨水的背景有关，他们在对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似乎总是有那么点隔阂，抓不住，或者说不愿意深入到底层去抓重点。反倒是一贯的“革命苦力”中共对中国社会底层问题非常有兴趣，在农运这个问题表现尤其明显。早在北伐时代，两党对农运问题就表现出了不一般的兴趣取向：中共是一直投入精力狠抓;国民党则是听之任之，中共要搞就搞，中共搞出什么成果就直接作为自己的政绩——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通过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严禁对农民之高利贷”“规定最高组额及最低谷价”，但整个议案都是中共建议和推动的，会后国民党农民部成立的一个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9名委员中，毛泽东、林伯渠、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萧楚女等6人都是共产党员。而这个《农民运动决议案》其实只是中共长期重视农运的结果：从1924年7月到1925年12月，中共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在广州已经开办了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而1926年5月至9月，刚从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一职卸任的毛泽东，又在广州番禺学宫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担任所长。为此，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还每月拨给办学经费。
或许是因为出身农家，对农民问题有深刻体会的缘故，毛泽东对农民运动讲习所投入极大的热情。第六届农运讲习所有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学员327人，教员23名，其中16人为共产党员。在讲习所中，毛泽东主要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恽代英讲授《中国史概要》;彭湃讲授《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李立三讲授《中国职工运动》。除了专职教师之外，瞿秋白、陈延年、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谭平山、汪精卫和何香凝都先后到所里做过报告。
对于毛泽东来说，农运讲习所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能通过学员材料真正地了解中国社会现实，获得革命现状的第一手材料。因此，他非常重视学员写的材料，还选出一部分编进《农民问题丛书》出版发行。而在序言中，他写下一段至关重要的话：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在毛泽东主持农运讲习所期间，总共编辑出版了52种《农民问题丛刊》。而且这批农运积极分子还被送到黄埔军校接受军事训练，前往韶关、海丰等地农村参观。这些学员毕业回省之后，绝大多数都成为当地农运的骨干。在北伐期间，这些农会组织起来支持北伐，给北伐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使得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在内不少国民党军官，都对其保持了好感。
在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又在武昌举办了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被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周以栗为教务主任，邓演达、毛泽定和陈克文为教员，共招收900多名学员。一时间，北伐军所到之处，农运如火如荼，尤其是在湖南“湘乡、衡山和湘潭等县，农民已完全获得胜利，一切乡村政治都归到农民手里”。但由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在这些农民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过火行为，同时反动派对农运的反扑也是极其残酷血腥的，光湖南安化县，被杀戮的农民就有200人至多。农运是不是过头了?农运搞得对不对?一时间国民党内对此议论纷纷，而毛泽东泽通过32天的调查，于1927年3月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三湘大地上的农民运动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历史的使命”，“乃乡村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乃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中国国民革命中心问题是什么?不用等到1946，早在20年前的1926年，毛泽东已经清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他才会对农运保持如此高的热情，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做出全盘肯定——事实上和所有的运动一样，农运自然也有“过火”的问题。但在此时的毛泽东看来，矫枉必须过正，必须造成短时期的恐怖现象，因此这些“过火”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此时，他毕竟还不是以后那个经验丰富的领袖，他只看到了农运震撼整个社会的力量，却未能考虑这种震撼会多大程度上激化社会矛盾。随着农运深入，土地革命变得迫在眉睫，而这种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革命则远不是此时的中国所能承受的，早就对农运心存疑虑的国民党更是产生激烈的分化，大量的人开始站到敌视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一边，国共合作的破裂已经不可避免。
但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已经找到了属于他的未来之路、革命之路。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清党之后。中共决定起义，首选地点就是毛泽东等人前期工作充分，农运基础好的湖南等地，而等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拉起队伍上了井冈山，真正扎根到农村，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成绩超过了中共成立以来所有工作的总和。
发表于 2016-7-4 1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