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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纵横] 许赛锋:人种论与一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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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6 10: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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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历史》2016年第3期 作者:许赛锋


  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转向学习西方,整个社会在一边倒的欧化风潮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白种优越论”。但与此同时,西方针对日本的“黄祸论”攻击和移民排斥等行为,又令日本产生了强烈的人种危机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渐以世界大国自居的日本,在人种地位上要求与西方白种人平起平坐的意愿越发迫切。然而,随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日本的对外扩张开始受到限制。巴黎和会人种议案被否决、美国颁布排日法案等事件相继发生,更在“国家体面”上刺激了日本对英美的不满。正如后来曾担任日本首相的平沼骐一郎所说,“白色民族绝不会容纳有色人种为其伙伴,将来必起民族之争,时机一到,白色人种将联合起来征伐有色人种,能与之对抗者唯有我日本民族”。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东西方黄白人种对抗的思想,一度成为当时众多日本人解释世界局势的重要依据。本文着重分析了人种这一因素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外交的影响,考察了日本宣扬的各种“人种论”与东亚侵略之间的关系,力求从对外心理认识的视角,对日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对外政策进行新的解读。

  一、西方对日本的人种敌意与排斥

  1. 日本明治以来的人种忧虑

  萨义德曾指出,种族主义是19世纪欧洲人看待东方时的歧视性思维之一。虽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但在西方一些人种论者眼中,当时的日本人只不过是“与猿猴相近的人类,或是与人类相近的猿猴”,依然充满了愚昧和落后。欧洲早期的日本研究,也常在带有偏见的“人类学好奇心”下,将日本人视作“半开化”或“未开化”的人种。1883年,伊藤博文在考察欧洲后曾感叹,“每逢东西两洋交涉,欧土各国则连横合作,欺凌孤立之我。其心术毕竟无他,唯在人种与宗教之异同。…彼等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之类与山中野猿无异,……盖敬爱彼之不开化如山中野蛮者,却不认可我东洋之进步,是与彼等无同宗兄弟之谊也”。

  甲午战争中日本虽然取胜,但随之而来的俄、法、德三国干涉却令其始料未及。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环境下,西方渲染“黄祸论”造成的黄白人种对立感,深刻影响了日本对国际政治冷酷性的认识。既有研究已证明,“黄祸论”与三国干涉并无直接关系。但在俄、法、德抗议日本割占辽东的同时,“黄祸论”的最大鼓吹者德皇威廉二世,在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已有“捍卫欧洲,使它不致被庞大的黄种人侵入,显然是俄国未来的伟大任务”这样的论调,并于同年9月将那幅暗指日本为东方“黄祸”的“黄祸图”送给了尼古拉二世,这使得大批日本人将“黄祸论”和人种差异看作是三国发动干涉的缘由。日本著名学者寺尾亨曾愤然说道:“从欧洲人做出其最为忌讳之干涉之举看,足以知道欧人并未视我如同等,欧美人对同种表示同情,有危难时相救之情,而对异人种却无丝毫同等之感,也难生同情,一言概之,现今之世界乃人种竞争之世界。”

  此后,在是否派兵参加镇压义和团等问题上,日本陆军大臣桂太郎等一班重臣依然小心翼翼。由于顾虑到“欧洲列国与我日本人种不同”等原因,为避免引起西方猜疑,重蹈三国干涉覆辙,最终决定即便出兵也要做好迅速回撤的准备。正如德富苏峰当时所言,欧美中真心爱我日本者,几乎未有一人。我等与其在人种、宗教、风俗、习惯上之纽带皆无。日本乃广阔世界之一异客、一孤鸟。一旦日本固执己见,采取违反世界利益之行动,世界将随时出现“反对日本同盟”、“十字军”或“攻击日本同盟”,故而今日最重要之物乃是世界之同情。对于志在与西方为伍的日本而言,因人种差异而感受到的排斥感和危机感,成为其始终难以摆脱的心理困扰。

  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被认为是有色人种几百年来第一次打败白色人种,这在当时种族主义一统天下的情况下,给整个东西方思想界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以致“白色人种之以异常惊奇的眼光来注视日本帝国的跃进,其情况实在是超过了日本人的想象”。一时间,日本被视为有色人种反抗西方列强的领导者,“他们正在争夺整个亚洲,正在苦心孤诣地准备着给全体白种人以打击”,“黄祸论”中黄白人种大战的预言仿佛即将实现。

  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深知“鼓舞了东洋人种的日本的胜利”,在统治有色人种的西方列强眼中未必是好事。“一方面,白皙人种的嫉妒猜忌,至少也是不安,将如黑云一般向日本涌来,另一方面,其他有色人种听到日本胜利的号角,将如触电一样昂起头来。日本立于两者之间,…如误一步,胜利即变成亡国之端,成为世界未曾有之人种大战之原因。”1911年,伦敦举行了讨论种族关系问题的第一次世界种族大会,有参会者发言称,“人类的任何真诚的朋友要是不能看到在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以及因此在他们之间有斗争和仇视的可能性,那将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轻率”。随着日本在东亚势力的不断扩大,西方针对日本的人种歧视与戒备意识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2. 巴黎和会否决日本的“人种议案”

  一战结束后,为了解决战争遗留问题、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各战胜国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了媾和会议。被与会国戏称为“沉默的伙伴”的日本,其参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山东权益问题”和“南洋诸岛权益继承问题”,对其他议题只是抱着“顺应大势”的态度。即便是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设立国际联盟的计划,日本一开始也并不积极。事实上,由于担心“在国际社会中人种偏见尚未被完全去除之现状下”,国际联盟“可能对帝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日本政府曾训令代表团,要尽量使威尔逊的“十四条原则”延期成立。同时,“为消除人种偏见对帝国之不利,只要情况允许,都应努力采取适当保障之措施”。

  不过,和会召开后不久,考虑到要解决多年来存在的西方对日移民排斥的问题,并争取日本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日本代表团提出了所谓的“人种差别废除议案”。1919年2月13日,日方代表牧野伸显在国联委员会会议上发言称,应在国联盟约第21条的信教自由条款中补充加入如下内容,“各缔约国应尽快约定将种族平等作为国际联盟基本纲领,对于国际联盟全体成员之国民,不论其种族或国籍,均不在法律或事实上设置差别之对待”。

  对于日本代表团提出的“人种差别废除议案”,日本民众普遍持支持态度。例如,右翼领袖头山满等人,联合各政党及相关团体,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声援运动。一些舆论坚信,“我参会委员断然提出人种议案,乃是合情合理,在标榜正义人道之和会上,任何一国委员都无正面拒绝之口实。如有拒绝,则无异于暴露彼等之自相矛盾、自私自利,彼等行动之伪善。”与代表团随行的近卫文麿,也在和会召开前发表了《排除英美本位之和平主义》一文,称“希望欧美痛悔前非,改变傲慢无礼之态度,除撤去针对黄种人所设之入国限制外,亦应在正义人道上改正针对黄种人差别待遇之一切法律规定”。

  当然,除了上述各种实际利益之外,日本提出“人种差别废除议案”的目的,还包含情感自尊和对外宣传的因素。也就是说,作为世界大国的日本,一方面,不甘忍受与其他黄色人种一样,遭受白种人的歧视待遇;另一方面,却又要借此来向西方展示自己在亚洲黄色人种中的领导地位。在部分与会国看来,这称得上是“日本最为认真看待的重要声明之一”。

  日本提出的“人种差别废除议案”,首先遭到了固守“白人殖民主义”的英国及其各属领国的反对。例如,澳大利亚是当时反对最为坚决的国家。由于当时澳大利亚政府正因外来移民等问题遭到反对党攻伐,因此,总理休斯称,虽然在道义上理解日本,但“澳洲有澳洲之舆论及立场,余对此不得不慎重考虑”。法国也表示,尽管添加宗教和人种条款并非不对,但“目前两者都删除掉为最佳”。随后,最初曾持支持态度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意识到“人种差别废除议案”引发的各方分歧,有可能会成为其建立国联的巨大障碍,也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在此困境下,日本代表团做出让步,放弃了将“种族平等”写入国联盟约的要求,仅希望将“承认各国民平等及公正对待各国民”一句写入盟约的序言部分。但是,该建议依然遭到英美各国的否决。最终,仅将日本提出议案一事写入会议记录而了事。

  巴黎和会上,英美等国对日本在人种问题上的压制,在某种程度上是重新强调了东方与西方的差别。尽管日本被承认是一个强国,“但是在西方的心目中,它仍然是亚洲的一部分”。尤其在具体利益的分配问题上,诸如日本对中国山东权益的争夺,更使日本与欧美国家的关系遭到破坏。英国外交大臣寇松表示,日本在中国的要求令英国忧虑。西方甚至坚信,日本将会是“黄色普鲁士”。

  3. 美国对日本移民的排斥

  众所周知,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占据主流的美国社会中,种族主义情绪由来已久。随着欧洲以外的移民日益增加,“美国滋生了越来越普遍的排外情绪,从宗教偏见到经济原因,直至发展到带有种族主义特征的排外行动”。明治中期以后,大批日本劳工开始向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地区移民,由于低薪竞争等问题,下层白人劳动者和日本移民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排日运动中已出现“日本佬滚出去!”的口号。1890年,在瓦卡维尔发生的排日事件成为最早的排日记录。190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向中央政府提交了限制日本移民的议案。1906年,旧金山当局对日本学童一度实行了带有歧视性的隔离政策。

  日俄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开始在东亚重新进行利益组合。在日美两国关系中,逐步确立了强势地位的日本,利用战争中攫取到的权益,企图独霸中国东北南部,这使想在该地区扩张势力的美国十分不满。随着各种利益受到损害,美国开始抑制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排斥日本移民和对日人种偏见,开始更多地夹杂了唯恐日本势力坐大的担心。1906年10月,美国国务卿罗脱在一个备忘录中,分析了移民问题的严重性及后果。他悲观地提出,移民问题或将引发美日战争,日本有可能在美国拯救亚洲舰队和巴拿马运河完工前采取行动。在日军席卷菲律宾、夏威夷甚至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州以前,美国无力阻止日本人的进攻。虽然美军最终会把日军赶出北美大陆,但却无力进一步报复日本,美国将失去其太平洋贸易并且威信扫地。

  对日本的人种偏见与戒备,得到了美国部分主张采取强硬政策的军事家及政治家的支持,如1907年美国舰队的环球航行,就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向日本示威的性质。一战爆发后,总统威尔逊在决定参战的各种战略权衡中,也有白种联合起来戒备“黄种日本”这样人种方面的理由。20世纪20年代,很多美国海军将领认为,“日本一旦掌握了亚洲大陆的资源与人力,其控制下的黄色民族就会统一起来,有色人种的大浪将不可避免地涌向太平洋东岸,而美国的安全、白色人种的优势都将受到威胁”。

  作为政治状况的反映,日美两国都出现了大量以黄白人种对立为背景的战争小说。比如,曾经担任过孙中山首席军事顾问的美国人荷马李,就于1909年出版了《无知之勇》一书,在当时影响甚大。在此书中,荷马李分析了美国的防御力和日本的攻击力,称黄种日本人将成为美国最危险的敌人,并预言两国开战后的五个月内,华盛顿、俄勒冈、南加利福尼亚等地将被日军包围,两周之内旧金山就会被攻破。整个20世纪十至二十年代,美国市面上出现的反日书籍,“大多站在人种偏见的立场上,低级且具有煽动性”。

  现实社会中,集中体现“人种对立”状况的移民问题也愈演愈烈。191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制定了《外国人土地法》,规定没有市民权的外国人不能拥有土地以及租赁土地3年以上。这项法律逐渐蔓延到西北部各州,到1922年已有11个州都制定了类似的法律。紧接着,美国国会于1924年正式通过著名的“排日移民法案”,规定除外交官等情况之外,每年仅允许少量日本人进入美国,其余不能取得美国公民权的外国人一律禁止入境。尽管这些法案在名义上是针对所有的非白色人种,但由于日本人是进入美国的最大有色人种人群,因而,美国的上述行为具有了明显的排日色彩。

  除此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从19世纪末期开始,陆续出现了排日性的宣传、暴乱以及政府法令。受美国影响,以秘鲁为首的一些南美洲国家,20世纪20年代也产生了广泛的排日情绪和排日运动。随着移民被排斥的问题在世界各地接连涌现,并且西方针对日本在舆论和政策上表现出了强烈的人种歧视,这种歧视经过新闻界及政治界的进一步夸大渲染,更使人种问题成为日本政府在外交中不得不考虑的软性因素。

  二、日本对西方人种排斥的协调与抗拒

  1. 人种问题的表与里

  20世纪20年代,币原喜重郎多次出任日本外相,其对外政策被称为“币原外交”,最大特点是承认一战后的国际新秩序、对欧美奉行协调主义。其实,日本上层一直非常清楚正在崛起的美国的重要性。1907年,伊藤博文写信告诫外相林董,称“日美友谊之障碍在于劳动问题与移民问题”,由于两国部分人的言辞不慎和其他列强的挑拨,“形势日渐于我不利”,因此“决不可让日美关系如今日这般放任自流,我当局者应尽全力以图两国之亲交”。后来出任首相的原敬,也在1914年谈及外交政策时指出,“日俄同盟或俄法日英同盟之说,皆为一时之物不足为恃。一旦与美国有事,欧洲丝毫不可依靠。故而即便多少做出牺牲,也应采取缓和日美关系之方针”。

  基于这种理性的外交认识,日本在日美移民问题上始终坚持协调的态度。早在1900年,日本就表示,同意对打算去美国本土的劳工拒发护照。在1907年日美缔结的“君子协定”中,日本不但同意拒绝向试图移居美国的劳工签发护照,还承认美国有权拒绝接纳移居其他国家的日本人。一战结束后,为阻止加州议会提出的排日修正案通过,日本表示愿意采取有效措施,禁止日本女性通过“相片结婚”移居美国。这些外交措施表明,日本希望通过主动让步,避免在形式上被美国列为驱逐种族,进而影响日美关系。

  巴黎和会上,当“人种差别废除议案”遭到否决时,部分日本人不满政府外交上的软弱与退让,主张要强硬地“退出国际联盟”。然而原敬等高官就认为,人种议案“并非是值得退出国际联盟之问题”,只要适当地“保持体面即可”。陆军魁首宇垣一成也表示,“形势若允许,退出国联运动乃是痛快且有利于帝国之事。但周围形势不利,则必须隐忍放弃人种问题,将山东问题置于国联管制之下。不可迂阔如意大利般固执己见而误大事”。最终,在国际联盟是“一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维持现状的政治联盟”的戒备感与被孤立的恐惧感中,日本还是以政治上的妥协而作罢。

  华盛顿会议时期,对于是否再次提出移民问题,日本政府内部也争论得十分激烈。一部分人因不满美国对日本的大陆扩张进行压制,主张用移民问题作为牵制讨论中国问题的有力武器。事实上,就连欧美方面,也担心日本会利用人种问题大做文章。英国外交部称“日本通过提出人种差别、移民问题,手中掌握了可以随时推翻华盛顿会议的力量”。但权衡再三,避免与西方因人种问题发生冲突的意见依旧占据了主流,如外务省欧洲局提出,“若如巴黎和会般提出人种差别废除问题,仅能刺激澳洲等国之反感”,会令对方猜疑日本意在搅乱会议。亲美派的外务次官埴原正直也认为,如果重提移民问题的话,“必然会与参会诸国发生冲突”。

  毫无疑问,日本对欧美采取的协调政策,始终以外交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如何在协调中展开对抗与利用,才是日本与西方博弈的核心内容。例如,对于巴黎和会人种议案被否决一事,其妥协就包含多种政治考量。有学者就认为,精明的日本政府提出此议案,乃是“特暗示威尔逊乔治诸氏,使对青岛问题,知所让步而已”。日本历史学家清泽洌也指出,日本其实更有意在中国山东问题上取得有利立场,因为如果美国反对了人种问题议案,在山东问题上自然会让步。当时,美国政论作家洛斯罗普·斯托达德在《有色人种的勃兴》一书中提出,为了抑制有色人种的觉醒和反抗,白种人应该只占据南北美洲、欧洲和非洲,将亚洲和西伯利亚划给有色人种居住,从而保持世界的平衡和安定。宇垣一成读后表示,“尽管不甚满足,但彼等对吾人之立场多少有些同情,对此加以利用乃是当务之急”。在他看来,日本如能利用白人恐惧的黄色人种蔓延问题,顺势在亚洲大陆进一步扩张势力,则不失为一种获得实际利益的良策。

  为了避免与西方列强发生集体对抗,在有关人种的话语上,德富苏峰就经常表示,“请勿误解,吾人非欲统率其他有色人种与白种人相争”,“吾人未有作为亚细亚之代表者与白皙人种抗衡之野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日本要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吾相信,打破白阀,兴起黄种,救治东西方人种的民族的不平等,恢复其均衡,实乃吾日本帝国之使命,大和民族之天职”。在当时,很多日本舆论及政府上层,都认为“币原外交”是一种“软弱外交”,但就如币原喜重郎一再强调的那样,“外交原本并无强硬与软弱之分”,虽然田中义一内阁强行武力出兵中国山东,采取了所谓的“积极政策”,却“任何利益都未得到,最终以失败收场”。因此,从本质上看,“币原外交”所表现出来的有限度的自我克制,其实是避免与欧美发生摩擦以及在国际上被孤立,同时最大限度保全实际利益的最佳选择。这一点,在日本对人种问题的应对行为上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

  2. 移民矛盾与仇美情绪

  一战以后,美国代替欧洲成为世界政局的主导,在此大背景下形成的华盛顿体制新秩序,令日本旧有的“强权式”外交路线开始遇到巨大阻碍。而在移民问题上受到的排斥,更加引发了日本对美国压制的不满。“九·一八”事变的首要策划者、主张世界“最终战争论”的石原莞尔就认为,未来世界大战的中心将是日本和美国,实力日益增强的美国推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政策,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方针必然会在东方发生冲突。在排日问题上,他根据“既得利益国”与“非既得利益国”理论,把美国对日本的限制看成“不人道”的行为,指责美国嘴上讲人道,但内心却认为人道只适用于白人,而将其他人种视作牛马。对于这样的人种歧视行为,日本要“大力为正义助长气焰”,“以人道大义教授彼等顽固之白人”,如果最终白人无法教化,就“必须将彼等恶鬼通通从地球上消灭干净”。

  同样,每当美国各州制定移民排斥政策时,都会强烈刺激日本在人种问题上的抗拒情绪。在多数日本人看来,对日移民歧视不仅仅是美国本国的移民政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着美国对日本的态度。美国将日本人作为劣等有色人种而差别对待,是“伤害了日本人最为敏感的民族自尊心”。美国排日法案正式出台后,日本国内群情激奋,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美集会,要求政府抗议该条例,甚至对美宣战的呼声此起彼伏。一时间,诸如“国民对美会”“对美同志会”“大亚细亚会”“东亚联盟协会”“大日本国粹普及会”“爱国义会”等右翼反美团体相继成立,曾经一度消沉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想,也在有色人种对抗白色人种的语境下被再次点燃。国粹主义色彩浓厚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在当年接连发行了“对美公愤号”“大亚细亚主义”等特辑,刊载了大量以抗议美国、号召亚洲人种联合为主题的政论文章。对于一些长期将美国视作“开国恩人”的日本人来说,美国的这一举措更是巨大的打击。例如,在典型的亲美者、教育家新渡户稻造的眼中,排日法案犹如一个晴天霹雳,以致“我心被深深刺痛,感受到无比屈辱,仿佛我民族从受尊敬之地位突然被推入世界贱民行列一般。……将来此情感隔阂不消,我绝不踏入美国半步”。

  随着日本建立“伪满洲国”、退出国际联盟等一系列行动的发生,日本此前一直奉行的“协调外交”走向了终结。在导致日本与美国彻底对立、最终走向战争的原因中,人种问题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1923年,日本修改了《帝国国防方针》,将美国设定为军事上的头号敌国,称“帝国不久将来之国防,应以与我发生冲突可能性最大且有强大国力及军备之美国为目标”。而作为日美必然开战的依据,方针中提及,“加利福尼亚州对我国人之排斥,已渐渐波及其他各州,愈来愈根深蒂固。夏威夷之移民问题亦不容乐观。此类起因于经济问题与人种偏见之多年纠纷甚难解决,利害之冲突,感情之隔阂,将来想必会越来越大。……如此下去,与我帝国发生冲突乃是必至之势”。

  日本昭和天皇在战败后,也将巴黎和会日本人种议案被否决、美国对日本的移民排斥,视作日美开战的重要“远因”之一。还有研究证明,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外交政坛的革新派官僚,部分曾于排日最高潮时在美国工作,切身所受的屈辱感深深影响了这些人的对美认识。执行偷袭珍珠港任务的海军第八战队的一名参谋,在其日记中回顾了日美历史,认为此次打到英美之战并非是一朝一夕之故,其中原因除了中国问题和海军限制问题之外,就还有“令我受屈辱之差别待遇”的美国排日问题。

  毫无疑问,日美两国的矛盾,与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有关,“移民问题即便得到解决,也并不能缓解日美之间其他事关生死的对立点”。但是,作为日本制定外交政策的心理要因,移民问题的确是日美关系逐步走向破裂这一过程中“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著名学者桥川文三指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主张对外强硬的“田中外交”在某种程度上能获得日本国民的支持,其中暗含着国际局势等复杂背景因素,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受到人种问题的影响。然而,“将日本拉入泥潭的那种强大好战主义、侵略主义冲动,绝非可以按照合理的方式进行解读。宛如纳粹一样,日本出现了某种超越人类理性的恶灵。对于纳粹来说,那是一种出自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神圣信仰,但对于日本来说,反倒更像是被白种人事实上的优越感所刺激,在累积到几近绝望的压抑感中,产生出的一种错乱信念。”

  不过矛盾的是,日本在面对亚洲诸国时,在人种问题上却屡屡呈现出自私性的特征,如镇压占领地朝鲜、台湾人的反抗,长期剥夺当地居民的各项权利,其中种种压迫不一而足。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军警甚至根据毫无依据的传言,煽动民众对朝鲜人的民族仇恨,不分青红皂白地虐杀了6600多名侨居朝鲜人,并且还曾一度限制华人入境。对照日本极力抗议美国排日法案时的表现,可谓是“国内且有民族差别待遇,何以责白人乎”。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不管中国人如何,朝鲜人如何,只要日本人能够在白人之间获得对等待遇便得以满足,这种想法是利己的,卑劣的”。

  1926年和1927年相继在日本长崎、中国上海召开了两次“亚洲民族大会”,就举办主旨而言,是要“消除阶级、肤色、宗教之差别,推进全人类之幸福”。但是,实际进程远非宣传的那么美好。作为活动主导的日方,在长崎会议时,因顾忌可能会激发朝鲜的民族意识、危及自身的殖民统治,最初并不允许朝鲜人出席大会,且对于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撤回议案、印度提出的印度民族独立议案,都以各种理由搪塞或驳回。实际上,日方主办者“全亚细亚协会”在成立时就已坦言,其目的不在于与西方发生实质性对抗,而仅在于“以此次机会为契机,以亚洲民族中先进国之日本为中心及柱石,促进亚洲人民觉醒,团结一致,养成实力,防备即将到来之人种祸乱”。换句话说,在人种问题上遭到西方孤立的日本,召开这种“徒以亲善之空名,作欺骗愚弄之工具”的会议的核心意图,只是要表明亚洲国家须听从日本号令,“以日本为中心及柱石”而已。

  三、人种论与日本的东亚侵略

  1. “同种联合论”与对华渗透

  如前所述,日本这一时期奉行“协调外交”的政策,在对欧美实行协调主义的同时,也宣称对中国内政实行不干涉政策,但实际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只是在形式上转向了隐蔽和缓和。清末以来,在日方各种“对华亲善论”中,宣扬日中两国作为黄色人种需要相互提携的“同种联合论”,始终是其包装和掩饰自身的有效手段。比如,1908年“二辰丸”事件发生后,为平息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日方控制的《盛京时报》就开脱道,“中日两国,同处于亚东,隔一衣带水,唇齿之依,辅车之形,休戚相关,决匪浅鲜。况当此种族之界日剧,宗教之畋域益分,中日同文同种之语,岂外交家之口头禅哉?”

  1914年8月,元老山县有朋在给日本内阁提交的意见书中称,“按世界之近况,人种竞争逐年激烈。……白人与有色人种之竞争今将更加激烈,最终发生冲突亦不难预料。当此欧洲大乱停息,欧洲大陆政治经济恢复秩序后,各国再度瞩目东洋权益之日,或是白人与有色人种激烈竞争、白人共同与我有色人种为敌之时。……支那近来屡受异人种侵略,在反抗白人之斗争中,不难想象与我日本有同样之感受。支那人必深知四千年来未曾有受制于白人之事,若晓以情理、说服劝导,使之幡然醒悟信赖帝国,则未必不可期也”。他很清楚,露骨地宣扬“日支有色人种同盟”,会影响日本与欧美各国的关系,此“乃政治家最应警戒之举”。因此,实际的对华策略,还是要“以人种问题之趋势劝导袁世凯之后”,再给予其财政上的有力援助,于“隐约之间诱导牵引支那”,方能“徐图帝国将来之大计”。

  曾在护国战争期间担任过云南军政府顾问的政治家今井嘉幸也认为,在对华政策上,所谓的“列强分割说”、“列强共治说”皆对日本有害无益,而“最善之策”的“支那自治说”,因中国国内缺乏有魄力的中心人物而难以实现。不过,在将来最有希望的改革派“新分子”心中,已经有了“人种自觉意识”,这会成为日中两国亲近、联合的重要基础。鉴于“黄白人种斗争已是必至之事实,日支毕竟具有必须相互提携之命运”,因此他极力主张,“面对即将到来之人种斗争,支那与日本联合防备白人袭击”,才能实现“大亚细亚主义之真谛”。

  对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而言,各主要政治势力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乃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像孙中山等人,更是长期寄革命希望于日本。有学者指出,“孙中山早期的兴亚思想,其基础是民族主义,在国内是革命排满;在对外方面是反对西方侵略,包含黄白人种斗争意识”。孙中山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说,“中国而无发展之望则己(已),苟有其机会,必当借资于美国与日本。无论人才、资本、材料,皆当求之于此两友邦,而日本以同种同文之故,其能助我开发之力尤多。……中国于日本,以种族论为兄弟之国,于美国,以政治论又为师弟之邦”。强调中国与日本在文化和人种上的共性,一直是孙中山在对日交涉与寻求援助时的常用措辞。

  袁世凯当权后,身处日本的部分国民党人,为了讨袁行动能够获得日本支持,依然将两国关系置于“同种”的语境下考虑,称“自十八世纪种族主义勃发以来,黄白冲突,嚣腾人口,袁氏之素所持媚欧政策,与日本大有不相谋之势”,故而“袁贼之存亡,东亚之祸福也”。通过列举欧洲国家之间“同种互助”的事例,表示“此吾国人所以有事于改革,而又不得不以将伯之道望日本矣”。1916年7月,黄兴在上海大摆宴席招待侨居的日本人,席间高谈西方白种压迫亚洲黄种的“白祸论”。在他看来,白色人种针对黄色人种的压迫,在一战结束后会越发激烈,因而,中日两国急需通力合作来面对这一共同敌人,要以更坚决的“提携”态度维护双方利益。

  表面上,日本政府曾多次表示,不可公开倡导“日中同种联盟”之说,称“人种与地理,非两国命运之必然联结,将支那之休戚等于帝国之休戚之推论十分危险”,甚至还有可能再度引发西方的“黄祸恐日之惑”。然而,乘一战期间西方无力东顾之际,在独霸中国的意图下,日本实际上继续对华大力宣传所谓的“人种对抗论”。中国国内一些受日本控制的报纸,也积极配合宣传对白种人的仇恨。1918年5月,一个日本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就发表了蓄意煽动种族情绪的演说,“他们演说的要点是说,欧洲国家战后将要加紧控制中国,所以黄种人现在应及时联合起来反对”。

  作为国力远胜于中国的日本,利用中国对日本的人种亲近感与依赖幻想,煽动“人种对抗”、“同种联合”这样泛亚主义情绪的真实用意显而易见。“我日本国,今既厄于内外情势,不得已与列强并驰于帝国主义之中。则于东亚和平负有维持之责。故于中国问题将作其轴干,为之盟主,以拯之于皙人种压力之下,保其国土,启其文化,裕其民生,以全同文同种、唇齿辅车之义。”在“抗击白种侵略”的幌子下,日本被鼓吹为“东亚盟主”,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改造和保全中国”。

  应该说,“同种联合”思想是在近代历史进程中,日本与中国在面对西方侵略压力时的一种共鸣,有其产生和存在的时代背景。但随着“二十一条”的提出,日本妄图独霸和灭亡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中国对其侵略本质开始逐步认清。正如孙中山后来所认识到的那样,所谓的人种对立和人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民主主义思想家吉野作造也指出,“提倡日中两国亲善论者,往往含糊其辞。或是因同文同种之故而要亲善,或是因欧美诸国白色人种压迫黄色人种之故而要共同协调,以各种言辞强说日中提携之必要”。然而,在两国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所谓的“提携”不过是“抽象之空论”。“同种联合论”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由于它无视历史变化和两国现实,最终只能是“假以白色人种为敌,将黄色人种强行捏合的苦肉计”。

  2. 东亚侵略下的各式人种论

  从历史上看,日本在东亚扩张时,“同种论”一直是其重要的宣传手段。除了针对中国的“同文同种”论调之外,对于觊觎已久的朝鲜,人种论也有用武之地。明治后期,根据一些历史文献及相关挖掘的考证,宣扬日本和朝鲜“两国初为一域,并非他境”,“日韩人种言语同一”的“日鲜同祖论”开始流行。随着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加剧,原本具有学术探究意义的这一理论逐渐被扭曲和滥用,所谓“于日本古代史上,韩国确凿无疑为日本之殖民地。故而是同一人种,即便是从骨相学上而言,韩人与日本人亦是相同”之类的言论不绝于耳。吞并朝鲜后,民族学家鸟居龙藏甚至声称,兼并朝鲜乃是“正确之事”,“日鲜人实为同一民族,古时我等远祖本在一处,两者关系亲近如家人。……我等通过日鲜合并,彼此同归母亲之国”。日朝两国的人种同一性论说,最终成为日本掩盖侵略的绝佳口实。

  人种论的特殊作用在于,通过强调先天的自然属性,进而激发出排他性的亲近感,可以使运用者的政治行为更加隐蔽和顺畅。在日本看来,同为亚洲黄色人种的身份,或许能够显示其对他国的殖民统治与白人的殖民统治有着“本质”的区别。例如,日本侵占台湾后,在统治策略上,时任台湾事务局委员的原敬指出,由于“与支配欧洲异人种完全不同”,如果利用台湾与日本“人种、文化的类似”特点而进行同化,不要完全按照西方列强般的殖民地方式统治,最终效果将会对日本更加有利。

  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日本开始冀图构建一个由其主导的东亚乃至世界秩序。随着对外武力侵占的一步步扩大,“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等理论接踵出现。在民族问题的处理上,除了周知的“五族协和”宣传之外,在人种分类上牵强附会、混淆视听的“日满同祖论”“日蒙同祖论”等论调,也逐渐成为其实施侵略的又一有力工具。

  当时的日本历史学界和军政界,有不少人都认为,“原本所谓满洲、蒙古,实为种族之称谓,并非支那之领土”。汉族虽然扎根居住,但这些地区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十八内省,在“人种、语言、风俗、历史方面都甚为疏远”。石原莞尔也称,“满蒙并非汉族之领土,其与我国关系实为更加密切。以民族自决而言,满蒙乃是满洲人及蒙古人之地,比起汉族,倒不得不应承认满洲蒙古人更接近于我大和民族。……依据日本之力,开发满蒙,维持其治安,方能期望满蒙得以迅速持续之发展”。被称为“蒙古通”的政客佐佐木安五郎,经常提倡“日蒙同祖论”以及“日本人种源流希伯来人说”,用以鼓吹日本在大陆的扩张政策。1942年4月,“蒙古自治邦”的最高顾问大桥忠一上任后,对蒙疆地区进行了巡视,声称“蒙古人无论就人种系统而言,或是就语言性质而言,或是就民族性格而言,乃是最接近日本人之民族。吾深信,散居于世界各地之蒙古系统民族,之所以几乎毫无例外地带有显著亲日倾向,其原因就在于有此血缘之纽带”。宣扬这些言论的目的,是要通过扰乱和分裂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进而为其侵略扩张铺平道路。

  更有甚者,部分日本人为贬低中国文化、打击中国的抗日信心,还以中国古书中“后稷生于扶桑”、“盘古生于大荒”等语句为依据,附会臆造出所谓的“中国人种东来说”。对于这种“没有半点科学依据”、“日寇法西斯民族侵略主义的荒唐胡说”,中国考古学家尹达表示,“这一说法首倡于日本人,为了要证明中国民族是从日本来的这句话,就根据着汉代或汉以后的人的记述,以为中国民族之上古的帝王都生于东方。但是,这些记载并不是什么有力的证据,拿它们来附会一套,未免有些可笑。考古学和人类学上的材料已经告诉我们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无聊的谎言”。

  但不可否认,日本在华宣传的各种“人种论”,为部分分裂主义和投降主义分子所迎合。内蒙古的一些反动上层王公,为一己私利勾结日军侵占满蒙地区,歌颂日本侵略者是“东亚黄种民族中之文明先觉者,实有黄种各民族导师之资格”。投日后的汪精卫也宣称,“百年以来英美两国挟其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双方并进之国策,美洲的红种,非洲的黑种、澳洲的棕色人种,次第受其摧残,不但国土丧失,连人种也几于沦亡。亚洲的黄种,亦同样受其厄运”。他认为,配合日本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发动的“大东亚战争”,不仅可以使东亚民族以及世界人种获得解放,而且可以使“整个世界的地图,从此将洗却凄惨的颜色,显出光明璀璨的异彩”。日本方面大肆宣扬的人种论,成为亲日分子美化自身行径的华丽托词。

  结语

  一战以后,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存在着两种思想流派,一种是以“币原外交”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主张与英美进行协调合作,承认并适应新形成的国际秩序;另一种是以“田中外交”为代表的积极主义,认为英美的目的在于维持既得利益现状,日本必须单独处理于己有特殊意义的东亚与满洲问题,打破英美主导的秩序制约。然而,在国际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西方列强开始标榜建立帝国主义下的和平体系,此前,明目张胆的掠夺式旧外交在世界舆论中开始难以立足。随着日本军方对政党内阁“软弱政策”的愈加不满以及受到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矛盾逐渐加剧,而在人种问题上产生的危机感与抗拒情绪,变相地成为此后日本强硬外交得以顺利实行的助推剂。部分意欲扩张的日本人,“已经意识到民族主义动机,只能通过‘人道正义’、‘世界改造’这样一个框架来表现”。为了打破欧美霸权、维护本国利益,所谓的人种平等就“几乎成为唯一能公然表述的民族主义话题”。

  历史证明,对西方(欧美)进行协调与对抗,对东方(东亚)进行渗透与侵略,是近代日本外交中两条交织前行的主线。日本在人种问题上的反应与表现,可谓是一战后日本对外政策的生动写照。像一些政党团体纲领所宣称的那样,“寻求人种平等”、“解放有色民族”、“创建世界新秩序”等内容,一度是当时日本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关注热点,而在人种问题上受到西方的压制,更使日本在领导亚洲有色人种对抗西方白种的宣传中有了足够的话语权。但是,正如英国史学家罗素所言,日本人“表面上希望白人能平等对待自己,但实际自以为远胜于所有白人国家。其内心真正的愿望不但是与白人平起平坐,而且更要凌驾于白人之上”。这种充满悖论的对外认识,“源于日本人有两个相互矛盾的野心,他们一方面希望扮演反抗白人统治亚洲的斗士,另一方面,又希望与白人一道聚餐于欺凌弱国的盛宴”。来自西方的人种排斥,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日本对抗英美的“正义感”。但是,从其标榜自身的“有色人种盟主”地位、利用各式“人种论”大肆侵略的实际行径来看,部分日本人高呼的人种论调,又确凿无误地沦为其中饱私欲的一种政治伎俩。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日语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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