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遗忘的晚清思想家和一本被遗忘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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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界面　作者：程衍樑


　　1908年3月，在日本出版的中文刊物《天义》刊出了一篇对于两位德国学者早年著作的部分译文：

　　“欧洲诸国，有异物流行其间，即共产主义是也。昔欧洲之有权力者，欲施禁止之策，乃加入神圣同盟。若罗马法皇、若俄皇、若梅特涅(奥地利首相)，若额佐(法国首相)，若法国激进党，若德国侦探。”

　　许多年后，这段文字的另一个译本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文学前言名篇：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这一年距离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合写作《共产党宣言》已经过去了60年。但对于亚洲的知识分子，《宣言》仍吸引起他们的目光，事实上，当时的日本激进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思想学说，这些思潮充满了离经叛道与异想天开，仅有一小部分在历史中得以完整保留。

　　早在半年前的1907年下旬，《天义》便宣称这部作品的全书译本“已由社会主义讲习会诸同志编译，不日出版”。但这一预告落空，发行了19卷的《天义》杂志在1908年停刊，《宣言》后面各章的译本随之不知所终。在有记载的共运史中，这很可能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一次被集中翻译为中文。而主持这项任务的，则是一本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Anarcha-Feminism)杂志。

　　《天义》的创办人名叫何震，杂志停刊时她只有22岁。她的丈夫刘师培是中国近代赫赫有名的经学家，曾在科举制度行将灭亡的1902成为举人，同时也是创办《天义》的得力帮手。

　　20世纪初，大量以介绍海外思想与政治变革的编译类刊物在沿海及清国留日学生群体中流行，包括梁启超、章太炎在内的重要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这一知识救国浪潮。

　　刘师培与何震夫妇也不例外，他们都出生在重视传统教育的中国中层家庭，在海外生活的经历则帮助他们开阔视野。与许多留学生一样，何震同她的丈夫在日本接受了来自俄国的无政府主义的熏陶。

　　在集体主义兴起以前，无政府主义曾在全世界拥有巨大的号召力。尤其在参加同盟会的一代留学生中，张继、吴稚晖早年均深受无政府主义领袖克鲁泡特金影响。而另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巴金的笔名，正来自克鲁泡特金(又译作“苦鲁巴金”)。

　　何震走得显然比一般留学生更远。创办《天义》与《衡报》两份刊物的同时，她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保持密切联系，并一同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所”与“女子复权会”，积极组织结社与演讲活动。

　　这引起了日本外务省特务机关的不安，在长期的跟踪监视后，刘师培与何震感受到了外部环境的恶劣，由于经费困难，1908年《天义》与《衡报》先后被关停。何震在年底与丈夫一同回国。

　　这是这对夫妇毁誉参半的开始，他们在回国后转变为君主立宪派，公开发表《上端方书》，与革命党做出切割，并在次年进入端方幕府。辛亥革命后，在汹涌的政局动荡中“站错队”的刘师培夫妇不可避免地走向潦倒。如果不是孙中山和蔡元培适时向刘师培伸出援手，分别将其从革命军的囚禁中释放和向其提供北京大学的教职，很难想象36岁便早早去世的刘师培会在另一种历史上以何种面目出现，也许他将受到遗忘——这正是何震的遭遇。

　　厌恶清廷的人指责何震在刘师培背叛革命党人的转变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民国建立以后，关于何震人品的揣测与攻击从未停止，以至于何震“毒杀死章太炎”般荒诞不经的流言伴随着这个名字至到今天。

　　历史上的何震并没留下太多可靠资料。人们仅仅能通过刘师培的生平、柳亚子书中某张模糊不清的照片、甚至日本外务省秘密警察的监视档案中拼凑出这位女性主义先驱的生平。

　　“围绕在何震身上的只有这些流言了，”对何震兴趣浓厚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比较文学学者刘禾对此感到遗憾，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忿忿不平。她直指许多学者刻意避开关于何震的研究话题，仅仅是出于何震遭受的流言诽谤。“男人做的坏事，然后栽到女人身上，这一点都不新鲜，我是希望以后多一点关于何震的博士论文。”

　　刘禾第一次将何震作为学术讨论对象是在2007年，距离何震创办《天义》和《衡报》整整过去1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关于思想史的讨论中，刘禾拿出了《天义》的影印本。

　　那时，学术界关于《天义》的主流观点是这是一本无政府主义刊物，而它的主编是刘师培。刘禾显然无法同意如此“简单甚至错误”的解读，在台湾中研院王汎森院士的帮助下，刘禾对能找到的每一期《天义》进行了整理，最终确认了这份杂志是“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主编是何震。

　　“为什么历史学家要回避这个问题?他们没看到原版的《天义》，因为的确很困难看到。如果看过原版的话，不可能错的，因为上面写着主编是何震，不是刘师培。”

　　在一篇刊载于《天义》、有关男女平等的议论文中，何震提到了当时北欧国家妇女开始获得选举权并进入议会。与单纯将其视为进步榜样的观点不同，在许多人为妇女争取选举权感到了不起时，何震已经开始提出质疑——既然给了选举权，那选举权是由哪些原因决定?

　　在面对以财富加权为特征的有限选举权时，何震就“妇女参政”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她甚至进一步引申出关于国家性别和公共事务的设想。

　　这位22岁的女青年在一个世纪前关注的话题和思考令刘禾震惊，“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晚清的思想家。”

　　《天义》甚至在出版的当时就受到了国际关注，当美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艾玛·古德曼(Emma Goldman)受到美国政府封禁时。刘禾注意到一条当时的文件内容提到，古德曼已经注意到日本出版了一本叫《天义》的刊物，将她所主编的《Mother Earth》中一篇文章翻译成中文。

　　毫无疑问，何震乐意广泛的对议题展开讨论，在一篇报道中，《天义》对于南非在布尔战争后出台排挤华工的法案进行了深入分析。而在另一次活动预告里写道，在南非担任律师的印度人甘地将为中国留学生进行一场有关排华法案的演讲。

　　当同盟会的同志们极力宣扬民族主义主张时，《天义》公开站出来唱反调，何震指出民族主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她警告知识分子应当提防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何震看来，这些意识形态会阻止人们看见更加重要的问题，即民生问题、平等问题、社会革命问题。她和刘师培甚至提前预见到了土地公有和农民因素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变动中扮演决定性力量的可能。

　　翻阅这些尘封在旧报纸中的资料过程中，刘禾总会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位22岁姑娘的视野和内心反复震撼到。偶尔她觉得何震走得太远了，和同时代那些更著名的报人与思想者相比，何震的见解无疑更加具备原创性和信息量，但这在当时的社会现实里，只能愈加显得不容于潮流。

　　“我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现象，只能说她是一个天才——她不跟随着大流走，她有独立的判断。独立的判断来自她掌握的大量的信息，她会在汉族知识分子反满抗清的时候，说出不要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路，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个角度呢?我觉得有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她真是一个天才。”

　　刘禾在2007年后，开始着手与《刘师培年谱》作者万仕国合作整理《天义》杂志的校注本。这部作品在2016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书名为《天义·衡报》。

　　比《天义》稍晚一年开始运营的《衡报》由刘师培主持出版。相对于直接关注女性问题的《天义》，《衡报》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则更加集中。这两份报刊的区别无疑也彰显了这对夫妇在各自话题领域的兴趣。

　　“我说一下《衡报》的目录，差不多就明白了。比方说——《论国家之利与人民之利成一相反之比例》、《论中国搜刮民财之现象》、《论共产制异形于中国》、《社会革命与排满》、《汉口暴动论》、《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这是《衡报》的目录，是他们关心的问题。”

　　这幅光景实在让人充满遐想：一位出生在1886年的江苏女孩，在人权和妇女权利距离中国仍非常遥远的年代，同她中过举的丈夫一道远避东京，与孙中山、章太炎、幸德秋水和托忒克·端方互通款曲。他俩无疑也参与过多次关于祖国未来喋喋不休的同盟会式争论，笔墨却总能为那些看似不着边际的全球议题留下方寸之地，在那里，英国的妇女运动、法国的工人罢工、芬兰的议会革命、俄国的无政府主义骚动为这群中国知识分子身处的那个沉闷专制、奄奄一息的社会，带来了畅所欲言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