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意识压倒问题意识，肯定做不出真学问

idayolanda

来源：共识网　作者：王淇/采写


　　1981年蛙鸣正盛的夜，一个年轻人却选择了自我毁灭。

　　当27岁的何怀宏第一次从报纸上读到苏克俭日记时，他为这位才华出众同龄人的离开，感到深深的震动和忧伤。
　　“这个‘现在’不怎么好。”何怀宏写道。“人们得不到交流，感到自己的无力，连躲避、退隐也谈不上。你不是牺牲者就是从犯。没有激动，没有热情，没有威武雄壮，只有一些粘滞的东西。这不是为精神追求者造就的社会，对现在这种阴沉干燥的实用主义，可能不久会有更多的人厌烦。”
　　彼时的何怀宏，还是北京空军学院的年轻教员，工作才刚满一年。自杀，这个加缪眼中唯一的哲学问题，对这位年轻老师的触动非同小可。他暗自下定决心——要为他人、也为自己寻找到某种拯救之路。于是开始遍读存在主义经典，期冀从萨特、加缪、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找到回答。

1954—1983      志学之初
　　没有家学渊源，也不曾做过谁的私淑弟子，出生于江西清江县一个园艺场的何怀宏，小学毕业正好赶上文革。他既学工又学农，18岁高中毕业就去内蒙古当了兵。
　　在时代的断章里，唯一不变的是他对读书的痴迷与执着。那个年代书很少，他曾和几个朋友守在废品收购部门口好久，就等人来卖旧书;也曾走上几十里路去借书，每找到一本书，就如获至宝。
　　这种坚韧也延伸到后来外语的自学中。
　　1979年，25岁的何怀宏作为政治机关的干事调离内蒙，到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学习。他把英文书拆成一页一页的，每天学五六个小时，就这样背完了叶剑英国庆讲话英译本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硬是从语言零基础变成读写无障碍。
　　用同样的方法，何怀宏还自学了法语、德语、拉丁语等多门语言，并试着自己翻译外文原著，平均每天翻译三千多字。梯利的《伦理学导论》，拉罗什富科的《道德箴言录》，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等一部部译稿，都是在这样勤勤恳恳、日拱一卒的努力下出来的。



　　也正是这些积累，奠定了他对西学的深入理解。何怀宏在《旁观集》序言中，把1978至1982年这五年，看成是自己在学界之外的“学徒时期”。早早就有志于学的他，已得其门而入。

1984—1994    积厚之功
　　1984年，何怀宏30岁，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读研。此前，他已经在《现代外国哲学》辑刊发表了几篇分析萨特自由哲学的文章，从而得以结识一批外国哲学同好。
　　人大有学生读到何怀宏写的文章，请他过去做演讲。多年以后，当何怀宏回忆起80年代火热的读书学习氛围，依然很感慨：“那个时候比较开放自由，学生社团只要找到一个教室，就可以随便请人来演讲。其实我有什么资格讲啊?我还不是研究生，也不是名人。但初生牛犊不怕虎，索性就去了。我看到现场满满都是人，非常惊讶。现在不要说一个普通人，就是知名教授的演讲，可能也不如电影明星或者商业巨子吸引的听众多。”何怀宏觉得，80年代有一种单纯甚至有点空疏的思想追求，至今仍是宝贵的、可爱的。
　　然而80年代初的那个困惑，并没有在萨特那里找到答案。
　　萨特成为了一个引子。后来翻译罗尔斯的著作让何怀宏进入了西方社会与政治理论的领域。他认为这是自己在思想学术上一次较大的转折：“我从关注个人变成关注社会，从注重非理性转到注重理性，从悲观而稍稍乐观。我觉得人总要做点什么，也总能做点什么。”
　　在阅读了大量西学著作后，何怀宏决定系统地阅读中国典籍。于是自己写下一句座右铭：“以大学读小学，以博士学识字。”他准备老老实实地从文字训诂入手，遍读经史子集。
　　何怀宏制定了相当严格的读书计划。他按照历史的顺序读完了先秦除甲骨、金文之外的全部文字典籍，魏晋的主要经典和隋唐的主要思想性著作，以及宋、元、明、清最重要的思想性作品。
　　那段时间，他写繁体字、练书法，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力求接近古代，好更加贴近古人的心灵。
　　1989年，他开始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并在四年之后得到了去哈佛访学的机会。他几乎跑遍了哈佛每一个图书馆，对所需书籍的摆放位置熟谙于心。
　　《庄子·逍遥游》有谓：“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从1984到1994，这十年的读书生活，是紧张而充实的积厚之功。不仅让何怀宏真正意识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和意义，还进一步深化了之前西学的认识。这些都为《良心论》的横空出世打下了基础。

　　1994—2014     为道德重建鼓与呼
　　自1840年英吉利的炮声震碎了中国传统社会，相应的伦理秩序和价值体系也趋解体。道德重建，路在何方?
　　很多学者认为，现代社会道德需要一个哲学基础。90年代初，读完《心体与性体》的何怀宏对牟宗三的解决并不满意。
　　于是在1994年有了《良心论》的出版。这本书试图对传统正义和天道性理做出了现代意义上的重新解释，由此构建一种走向现代的中国社会的个人伦理。
　　《良心论》认为，恻隐和仁爱最能彰显中国传统伦理的特色。一个人道德动力的“发端”是恻隐，而努力方向的“发端”是由近及远的仁爱。何怀宏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人的立己之道是诚信，如此才能保证自身的一贯和完整，而又达成一个守信互信的社会;个人的处人之道是忠恕，如此才能与价值趋于多元的现代社会稳定结合。
　　《良心论》的体系以恻隐、仁爱为道德发端之源泉;以诚信、忠恕为处己待人之要义;以敬义、明理为道德转化之关键;以生生、为为为群己关系之枢纽。
　　有人评价这本书是继《新民说》之后中国伦理学曲折发展的一个完成，也是新世纪的一个起步。
　　何怀宏果然没有止步于此。1998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底线伦理。他认为，在现代多元社会，人们可以追求不一样的目标，做相当歧异的事情，但有一些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人人都会赞同，并且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遵循。
　　那这些基本行为准则是什么呢?可以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概括。人人都不希望被别人伤害、杀戮、欺骗、凌辱，那么每个人也要做到不这样对待他人。何怀宏认为，这就是底线伦理，也是普世价值。
　　时间进入到新世纪，已过不惑之年的何怀宏到了北大哲学系任教。21世纪的头十年，新闻上曝光的道德问题日益增多、道德滑坡频频提及。小悦悦事件，动车事件，彭宇案，一个个让人心寒的消息接踵而来。这个时代怎么了?为什么做一个好人如此艰难?如何才能唤醒人们的道德勇气?
　　这些问题也一直牵引着何怀宏的心。2013年，《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出版，接续纲常传统，提出了新三纲五常。他给传统的三纲赋予了新的义涵：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又对五常重新定义，将之分为两部分：五常伦，即五种经常性的需要人来处理的社会关系;五常德，即人应当具有的五种持久性的德性。
　　通过这样的阐释，何怀宏希望一种温和而坚定的中道力量能够兴起且成为稳固的主流，也希望这本书里面的探讨能够成为未来社会道德根基的选项之一。
　　新三纲最别具匠心之处是把“生为物纲”加入进来，不是站在人类中心的角度，而是将人纳入到自然中来审视天人关系。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道德往往表现为生活里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老人摔倒了扶不扶，见到一个乞丐给不给钱，考试时好朋友希望帮他作弊你帮不帮，等等。这样一些小事情，却会困扰很多人。究竟我们该如何选择?只听命于良心、不拘囿于人情的道德行为怎么可能呢?何怀宏说：“你要先去尝试一下，先行动，才会更加坚定内心的道德命令。”
　　不遵循道德并不代表人性恶。何怀宏说他当年放弃研究萨特，是因为觉得萨特对人性并没有真实的了解。仅仅主张个人意志，不太看中社会条件，这是有问题的。除了自身的道德信念之外，道德一定需要制度支持或物质保障。比如政府在制度和法律上对于道德行为给予一些物质支持。
　　何怀宏的文字典雅而不古奥、明快而不细碎。他书中有两个小故事颇为意味深长。一个故事是说有个穷人欠了很多钱，债主都已经愿意谅解他了，但这个穷人依然倾尽毕生之力，偿还了一笔笔欠款;另一个故事是说在欧洲某公园有项规定，春天新草萌生的时候暂时不允许踩踏草坪。这一天小朋友玩耍的时候，手里牵着的气球一不小心飘到草坪上空去了。但是父母拉住了他，不让过去捡。
　　何老师说，第一种情况不容易遇到，并且一个社会里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它展现了底线伦理的深度；第二种情况则不难做到但也往往人们不屑于做，而一个社会却必须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做才能维系这些规范，它展现了底线道德所需的广度。
　　虽然欠债还钱的诚信守信和对公共生活规范的遵守都是基本的义务，它们却需要一种高度尊重规范的精神。
　　整个采访过程，何怀宏的回答始终逻辑清晰、不蔓不枝。他的观点理性温和，总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少作惊世骇俗之语。结束采访之后，我莫名地想起一句话，“柔质冲寒香若簇。”也就是这样润物无声，才能慢慢推动一些观念的改变吧。

访谈

　　王淇：您最近在读什么书?
　　何怀宏：最近看历史书比较多。因为我在上一门课《政治史和伦理研究》，不过主要偏统治史。现在中国做思想史的太多了。每一位思想家，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而且是反复地做。其实更应该从实际的政治史来梳理理念，这比思想史更有意义。比如国外福山等人从政治制度或者政治运动着手，而不是直接从思想家的著作着手。
　　王淇：现在哲学、伦理学算是比较边缘的人文学科。为什么在80年代会有美学热甚至全民学哲学的浪潮?
　　何怀宏：全民学哲学曾在文革甚至文革前夕有过。文革是一个大运动，里面有很多小运动，其中有一段时间特别强调学哲学。那时讲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甚至一个孩子也可能上台就讲用。讲用就是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明白学，学了什么什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实际上就是比较教条，会针对某个问题学习某本著作。
　　八十年代还不是全民学哲学，只是有一种对于思想、信仰的自发关注。这和运动式的学哲学很不一样。而且主要是年轻人关注哲学，也没有蔓延到全民。
　　因为那时候强烈的物质诱惑还没有出现，大家更关注精神，加上国门刚打开，存在主义、美学等等很多新思想涌进来。刚从严密的思想禁锢中走出来的年轻人对新知识有强烈的好奇心。旧的信仰虽然破灭，但是人们对信仰本身仍然郑重其事、严肃对待。
　　真正的变化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物质，当然看世界的眼光也更广阔了。不光注意政治，精神信仰更趋多元化，但相对来说也不那么浓烈，没有信仰也不是活不下去。人们对此已经有些无所谓了，这是更深一层的危机。
　　王淇：李泽厚有一个说法，90年代相比之前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大家反思80年代注重思潮太过空疏，所以到90年代经济法律等注重实际的社会科学飞速发展。 您怎么看?
　　何怀宏：对。思想淡化，学术凸显，这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关注政治，不是说所有人都一定得有思想有信仰。学者应该说是和观念思想打交道比较多的，但他还得有一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另外他也要有能力让思想关注落实到各个专业领域里面去，这样才能做出比较扎实的学术成果。
　　当然有时候也会担心，这会不会过分专业化?会不会慢慢失去对思想和精神的关注?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比较好。
　　王淇：老一辈学者从那时候就有建立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心愿和尝试，您认为在今天这种心愿实现了么?伦理学学科80年代恢复建设后，现状又如何?
　　何怀宏：80年代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一个非常可贵的事是大环境和平，不再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学者得以有闲暇从事学术研究。49年一直到76年文革结束，这二十多年间全是政治运动。钱钟书、季羡林那些老先生全部都下放劳动，还经常受批判。
　　和平、安定、闲暇是做学术基本的要件，有这几点不一定能出繁荣的学术，但没有的话一定会有很大影响。一个学术共同体也需要几十年相对安定的时间来积累、递进、发展。
　　现在中国学术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可观的成绩。葛剑雄说：“不能太赞美民国学术”，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民国有大师，这个没错，但民国内忧外患，相当不安定，这还是影响了学术的发展。现在的学术整体水平不仅超过八十年代，也超过民国。民国时很多东西都是介绍性的，也许我们还达不到少数大师的高度，但现在很多思想学术作品不光是介绍引入，而且还融入了自己的思考。体系化专业化的成果总体来看是超过民国时的。
　　过去像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完全被意识形态掩盖了，全部要归到马克思主义，用它来代替各种各样具体的学问。伦理学八十年代刚刚恢复，这三十多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远远不如外国哲学或中国哲学，更别提经济学、法学了。伦理学很容易跟思想教育混淆起来，这个界限到今天也仍然不太明确。所以有不少搞伦理学的其实还是在做宣传说教的工作，没有独特的学术含量。不过虽然有很多意识形态的纠缠，但是我觉得前景还是可观的。
　　王淇：现在的学术生产其实和之前很不一样。
　　何怀宏：是的。我现在有点担心什么呢?就是课题意识压倒问题意识。大家都被项目、课题牵着走，掩盖、淡化了真正关心的东西。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有时候会感叹，国家花了这么多钱，一个大课题投入几十万，但是很多从题目看就觉得是泡沫，是垃圾，做不出真学问来。
　　有些课题确实需要物质支持，比如实证研究、田野调查。但是有些课题纯属糟蹋钱。泡沫太多，反而把真正的学术遮蔽了。90年代初知识分子比较弱势和贫困，据说“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所以有不少人下海。但现在除了一些年轻学者得不到足够的物质支持，总体上比20多年前的条件好多了。
　　做学术需要和平安定以及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有这些并不必然保证学术繁荣，还得有内在驱动。学者要去寻找那些让自己有内在冲动的问题，不搞明白就不罢休。他不是来混饭的，更不是来赚钱和致富的。能够将这样热爱学问的人吸引到学术界，才有希望。而不是用各种课题分散他们的精力。
　　王淇：您做学问是因为内在驱动吧?
　　何怀宏：对。也可以说是因为我干其它的事不行，只好来干学术，学工学农我干得不错，也挺尽力，但就不是我最擅长或者最喜欢的。学术还是我最喜欢的，而且也是我欲罢不能的。思考和写作都是我快乐的源泉。
　　王淇：良好的经济基础是不是做学术的前提?学者如果有后顾之忧，是没法扛住很多诱惑、保持独立性的。
　　何怀宏：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电影《孔子》里把颜渊之死处理成是因为到冰河里救书，这个太扯了。我觉得连孔子本人也不会同意，没必要为了救书连命都不要了，还是生命第一。
　　就是说还得有基本的物质保障。只是说物质的东西多少算够?比如说有一个安静的房子可以住，我就无所求了，就可以比较专心地致力于学术研究。如果没有基本衣食住行的保障，他不容易坚守住。安定的感觉除了来自外界的和平，还包括不必为每天的生计发愁，摆脱谋生的压迫。
　　对于物质的欲望因人而异。有的人会觉得豪车豪宅还不够，有的人就很容易知足。比如冰心就觉得自己很富有，因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绰绰有余。
　　我写过一篇叫《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义》的文章，独立性就包括取得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这是独立于权力时特别需要的客观条件；但同时也意味着不以经济利益为自己的主要追求，也就是说不仅客观上要争取经济自立，主观上也要独立于金钱。
　　他们要能够在经济上生存，而且可能的话，还有还要争取一种经济上体面的生活。虽然“何为体面生活”的标准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差异，不同知识分子所理解的“经济独立”也会因人而异——有些知识分子主要通过自己的挣钱能力或遗产获得一种不错的独立性，而有些知识分子则可能通过在内心世界降低欲望、过一种简单淡泊的生活来获得经济独立性。但总的说，起码的经济基础和更高的价值追求都是需要的。
　　王淇：在当前信息爆炸、人心浮躁的时代，沉下心来读大部头的著作何以可能?
　　何怀宏：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获取信息如此便利!这三十多年变化太快，我们的经验可能就不那么合用了。我那时候读书一定得苦苦地寻找。但现在每天都有无数的书出版，只要能上网你就可以下载到很多资料。也许年轻一代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学习。
　　我们过去比较强调背诵一些经典名著，经典也不多。但是现在东西越来越多。据说国外的教英美文学的老师都感叹，现在很少有人能够读完《战争与和平》，因为太厚了。大家习惯网上阅读，微博只有一百多字，原来博客还长一点。现在很多东西越来越短，都是短平快的。并且面临的诱惑也很多，到处都是电影、游戏、多媒体这些令人分心的东西。
　　不过我想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代人里面总会有那么几位读书种子。

注：文章删节版首发于2015年7月1日的《中华读书报》，此为完整版，发表时题为《何怀宏：学术让我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