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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转贴: 福音博弈论 | 文:郭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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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5 14: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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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博弈论 | 文:郭暮云原创 2017-04-05 郭暮云 郭暮云的半导体
经文

太 22:37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 神。
太 22:38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太 22:39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太 22:40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可 8:35因为凡要救自已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路 6:31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引言

“互相伤害”这个词好像是去年开始流行起来的,一般前边还要加上“来啊”。“来啊!互相伤害啊!”,这样。但我个人开始察觉到大地已经遍满戾气,大约是在十年前,起因是一个宝马女车主大骂剐蹭了她的修车师傅(其实是她撞倒了待修的自行车),更叫来家人殴打对方。最后修车师傅说回家取钱,然后拿刀回来杀了宝马女并她的全家。

或许我们直觉的反应是:何至于此?大度些,理智些,不就没事了?然而历史是有记忆的,某种类似隐秘知识一般的经验,会以主要是不可言说的方式代代遗传下来。简单来说就是:若想在黑暗丛林中生存,一笑而过和忍气吞声通常既不明智,也不经济。残酷的生活会一遍遍告诉你:能胜过恶人的唯一方式,就是比他更恶。早在达尔文之前很久,我们这个民族就已经掌握了这个隐秘法则。若没有上帝,拉麦的原则就是最合理的原则: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

罪的蔓延,是有加速度的。始祖堕落后,迅速就有该隐杀兄弟。该隐之后不久,就有了更为残忍的拉麦。正如经上所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 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传 7:29)。

如同宇宙中的熵一定会不断增加,罪所带来的堕落,其范围和程度也会愈演愈烈,“巧计”会越来越多地被找出和发明。能率先“醒悟”并毅然突破底线的人,常会迅速获得令人满意的回报,消耗秩序和降低底线带来的势能足以让他们赢得先手生存优势。不过,这种做法一旦开了头,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因为比他更狠更恶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快地出现,在消灭第一个或第一批底线突破者之后,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间隔后又被自己的降维者消灭。

并且这一切,常常会以进步和理性的名义发生。因为黑暗森林中的绝对理性人,能做出的最好决策,本来就是先下手为强,要做就做绝。就是《三体》意义上的率先降维。这也正是博弈论的结论,或者“全然败坏”教义所暗示的历史演进路线图。

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试着说明何谓“绝对理性决策”,或者底线突破者的隐秘法则。

旅客困境

某家航空公司把两个行李箱搞丢了。这两个行李箱里装的东西完全相同,但却属于A、B两名不同的旅客。航空公司派出一名经理,与这两名旅客协商赔偿事宜。经理向这两名旅客解释说,航空公司方面无法为丢失的行李箱估价,因此需要让两名旅客各自独立地写下一个2到100之间的正整数(包括2和100),表示自己对行李箱的估价,单位是元。如果这两名旅客写下的数完全相同,航空公司方面就认为这是行李箱的真实价值,并按照这个数目对两名旅客进行赔付。但是,如果其中一名旅客写下的数比另一名旅客更低,那么航空公司方面将会认为,前者的估价是真实的。航空公司将按照这个估价对两名旅客进行赔付,但报出此价的旅客会多得2元作为奖励,另一名旅客则会少得2元,作为估价过高的惩罚。举个例子:若A、B两人分别估价50元和40元,则A将会获得38元,B将会获得42元。

如果两名旅客都是绝对理性的,并且上述所有条件都已经成为这两名旅客的共识。那么,这两名旅客将会写下怎样的数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的话,你肯定不会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结果是,两个人都只估价2元。为什么呢?


容易想到,对于这两个人来说,最好的结局便是两人都估价100元,这样一来,两个人都会得到100元钱。然而,其中一个人肯定会动一下歪脑筋:“如果对方估价100元,我估价99元,那么航空公司会认为我是诚实的,我就可以得到101元了,而对方只能得到97元。”另一个人其实也想到了这一点,因而两个人会不约而同地写下99元,其结果就是,两个人各得99元。有趣的是,如果两个人都想到了对方也会写下99元,那么每个人都会发现,把自己的估价重新提高到100元是无益的,但是把自己的估价减小到98元,会让自己的收益从99元提高到100元。结果,两个人都会把估价改为98元。总之,两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管对方报多少钱,我比对方少报1元总是最佳的选择。于是,这种恶性的心理战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每个人都推出,自己应该把估价从3元改为2元。到了这一步,两人终于不再有争斗,于是就得到了刚才所说的答案。

当然,在实际的测试中,真正写两元的人是很少的。因为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成立,就是“所有人都是绝对理性的”和“所有条件都已成为共识”。稍后我们会分别谈到这两个前提。总之,之所以没有出现最坏的结果,通常不是因为人们有多么善良,而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这么理性(聪明、狡猾……);之所以没有两败俱伤,只是因为“巧计”(最佳博弈策略)还没有形成共识。

纳什均衡

前年逝世的美国数学家约翰·纳什(电影《美丽心灵》的原型)因其对人类博弈问题的研究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用来描述他理论的最经典例子,就是所谓“囚徒困境”,但在此不必赘述,因为本质上“囚徒困境”和“旅客困境”是同样的问题。最后的那个“各得两元”的结果,就是一个“纳什均衡”。所谓纳什均衡,就是指在多方的非合作博弈中,看似出于绝对理性的最佳选择,最终却会让各方都得到一个最糟糕的结果。


用圣经的话说,这或许就叫“想要救自己生命的,反倒丧了生命”。对基督徒而言,纳什均衡的意义,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再次深刻揭示了“人的全然败坏”。保罗教导提摩太: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提后3:1-2a)……这就是说,人的罪性一定会导致他在任何选择和博弈中都要寻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专顾自己),区别只是他的寻求方式是强理性的还是弱理性的,更通俗些说就是他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是真正的“巧计”还是弄巧成拙。但发人深省的是,越“聪明”的决策,却会导致他的最终收益越差。这就意味着,有时候反倒蠢人有蠢福,安徒生写的《老头子永远不会错》就是这个道理(即便你把老头子算作蠢人)。

换言之,罪人与罪人的博弈,特别是绝对理性的罪人之间的博弈,最终结果一定是双输而非双赢。

在此意义上,奥古斯丁的论断再一次得到证实:罪并非一种存在,而是善的缺失。它不配称为一种存在,因为它只会杀害毁坏,不能建造更新。罪与熵的方向一致,都指向秩序和生命的反面。

所谓“自我利益最大化”,用圣经的话说,就是“私欲”:

雅 1:15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所谓“私欲”,就是“自我利益最大化”或“自我损失最小化”。再举一例。

有一位牧师去一个村庄服侍,几个月后他将要离开,村民们说要给他一些奉献。盛情难却,牧师就说,这样吧,既然咱们村盛产远近驰名的美酒,那么大家就一家舀一瓢酒,倒在我门前这口石缸里吧,就当做你们给我的奉献。大家纷纷说好。一天之后石缸倒满了酒。然而牧师舀出来一尝,就发现居然完全是水,一丝酒味儿都没有。

原来,大家都是这么想的:既然别人都会往缸里倒酒,那么我兑一瓢水也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因为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就集体上演了一个变酒为水的奇迹。

这个故事当然是编的,然而我相信你可以承认,它的意思却是真的(恰如华盛顿并未砍过樱桃树,但那个故事非常符合他实际的品格)。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并不常常发生,罪人变酒为水的“奇迹”却时刻都在上演。比如我们原先在主日结束后,常以普遍呼召的方式要求弟兄姊妹留下来打扫卫生,然而通常留下的人很少,还有好多次没有一个人留下。因为多数人都在想:别人会去做,不差我一个。别人都倒酒,不差我这瓢。所以基于这一现实,我们现在的值日表,要落实到人头。

人心不古

或许面对这些情况有人就会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太不靠谱/顺服/热心了,想当年……”如果排除其中隐含着的自夸,这种说法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们在潜意识中似乎觉得,过去的人们比较不那么自私,比较善良,比较会留下来打扫卫生,比较可能不太往酒里兑水。

事情真是如此吗?

某种意义上来说,事情还真是如此。但是请注意,之所以过去比现在似乎好一些,其原因并不是人的罪性和私欲没有今天这么大,而是因为私欲和罪性的两个强力催化剂“理性与共识”,在过去没有今天这样发达。风俗淳厚,就是指初民的质朴或憨直还没有被罪侵染过甚。“理性与共识”这两种催化剂——特别是后者——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累积的。让我再举一个例子。今天会有好几个数学例子,这是因为数学的确能最迅速地把事情说清楚。但愿从此以后你们会爱上数学。

今天我们在座的大概有一百人。假设我们要做这么一个游戏:请大家每人在小纸条上写一个不超过100的数字交给我,然后我会现场统计大家所写数字的平均值,并且把这个数字乘以三分之二得到一个有奖数字,纸条上的数字最接近这个有奖数字的将会获得奖品。有多个同样接近的,就并列获奖。比如所有人写的数字加起来再除以100的结果是60,那么60的三分之二就是40,如果有人写了40,他就获奖。没有写40的,那就是写39或41的获奖,依此类推。

请问,如果我们真的要玩这个游戏,你会写多少?

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过这个游戏,或者你的聪明程度是在正常范围内的,现在立刻要你写的话,基本上你会从1到100之间写一个随机数。那么100个随机数的平均值大概是50左右。现在,如果你已经想到这儿了,那么理性分析的结果就是,你写50的三分之二,也就是33,是最有可能得奖的。不过且慢!事实上,如果你能想到这一点,别人就也能想到,也就是说很快大家都会发现写33是最合理的。如果你又能快人一步,你就会紧接着发现现在写22才是最合理的。但是很快大家也都明白为什么22才最合理,并且因此都写22。于是现在写15成了最合理的……这样推下去,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会发现,写1是最好的结果。

不过,实际测试显示,无论参与的人是否玩过这个游戏,玩的时候真正写1的几乎没有。因为你固然知道这个推理过程,但你却不知道别人知不知道。你不知道别人能想到第几步,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有比较楞的人偏要写100。这就叫做“不完全信息”或者“没有形成共识”。

这就是想当年或者古代人为什么在类似事情上,私欲和罪性可能表现的不那么明显的主要原因,那是因为这种“私欲最大化”的“共识”还没有完全形成。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啊!”,情况就开始恶化,面酵开始发挥作用。随着人类的理性越来越发达,共识越来越透明,人类彼此博弈的结果最终就会逼近纳什均衡,也就是最糟的那个结果。

刚才关于正直和巧计的经文,有另一个译本是这样说的:

【现代中文译本】传 7:29我所学到的只有一件:上帝造人原是很单纯的,但是他们把自己弄成这么复杂。

所以,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真实的含义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共识”(《巧计汇编》)会累积、传播,在同样的罪性之下,这种增加了的“共识”(《最新版巧计汇编》)会使得人类的头脑与策略越来越复杂,并促使人不断选择更坏、更恶的选项。

若没有一股逆转乾坤的力量,这种趋势最终就会将人带向共同灭亡,因为这种趋势其实就是,罪所带来的具有加速度的,堕落。

高斯分布

罪所带来的“私欲之律”,就是指导罪人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私欲之律”的大前提之下,能够造成进一步区分的,是罪人的理性强弱程度:多个强理性罪人彼此博弈的最终结果,纳什已经指出就是纳什均衡。而弱理性罪人彼此博弈的结果呢?那随机性就会比较强,因此基本上会是高斯分布(正态分布)。再看一个例子。不要害怕,这是最后一个数学例子。


有十个人,每个人都有100元钱,然后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奉献出一部分钱用于集体投资,投资会收回双倍的钱,并且均分给所有人(即使大家出的钱不一样多)。那么最好的结局固然是,每个人都拿出100元,最终每个人都会得到200元。但是,理性的决策者会这么想:“如果我只出99元钱,那么用于投资的基金就只有999元,最后大家将会获得1998元的回报,每个人都会分得199.8元;但是,别忘了我手里还有1元,因此最终加在一块儿,我不就有了200.8元了吗?事实上,如果我干脆一分钱也不出,我就能坐享180元的回报,我手里将会拥有280元!这比200元更多!”

因此,如果每个人都是绝对理性的,那么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比别人出的少,总能让自己更赚一些。最后的结果竟然是,每个人都不愿意拿出一分钱!于是大家都一无所有。或许这也是主耶稣讲过的那个“按才受托(5000两、2000两、1000两)”比喻的变形版本。

但通常并非所有人都能想这么远,或者碍于面子、压力之类多少都会出一些(这正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情况),如此一来大家拿出的钱总体上会是随机值,服从正态分布。在这个例子中,随便选择多少出一些,反倒比出于绝对理性精心选择的一毛不拔,最终的结果对人对己都要好一些。也就是说,随意决策,很多时候反倒比机关算尽收益更多。

人本银律VS神本银律

这就是一开始说的,如果没有神,如果这世界真是个进化论的黑暗森林,那么冷血,吝啬,自私,互相伤害,其实恰好是最理性的选择,因为理性是你唯一能依靠的法则和力量。虽然这理性正如上边所分析的,最终在一切事上会把包括这个理性人在内的共同体中的所有人都带向最黑暗的地狱。

那么,基督徒也服从在这个私欲之律下吗?纳什均衡和高斯分布也同样是基督徒的最终结局吗?

如果没有耶稣,如果没有福音,事情当然就是这样。但福音逆转了这一切。

如同若没有太阳的能量注入,光合作用就不能真正发生。若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罪如熵一般的单向性就不可逆转。然而死里复活这件事的最重要意义,就是其逆转性。生命的秩序被彻底破坏和删除后的状态,就叫做死亡。对死亡的逆转,就叫复活。罪人那已经死亡之灵魂的复活,就叫重生,这就是上帝救赎的恩典借着祂赐给选民的信心所成就的事。这样活过来的人,就叫做基督徒。从此他们脱离了黑暗森林的国度,进入了基督光明的国中。这些被圣灵重生的人就组成了教会,一个崭新的生命共同体。

维持这个共同体的伦理就是天国的伦理,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叫做金律和银律:

太 22:37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 神。
太 22:38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太 22:39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太 22:40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其中的第二条“爱人如己”,更清楚的解释就是:

路 6:31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这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彼此相处时理应践行的准则。参考我们之前讨论的主题重述一下这句话,就是:你们如果想要别人使你的利益最大化,你们就要先使别人的利益最大化。

或许有人觉得,基督徒的银律,和儒家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回事。其实不然,因为银律要用文言表达,也应该是“己之所欲,先施于人”。但是儒家的确有更接近银律的一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但是这就能说明儒家的精神其实与福音的银律等同吗?仍然不是。

事实上,福音的银律,是以金律为前提,也就是是以神本为前提的。而儒家版本的银律,是以自律,也就是人本主义为前提。它貌似不是利己主义,而是利他主义。但单纯的利他仍旧与神无关。因为你我他都是人类共同体的成员,所以这种利他,其实仍是人类面对上帝的集体利己主义

因此,儒家版本的银律,要么会使人在自误中走向自义,要么会使人在自悟中走向自缢。

这是因为若从人本的角度出发,若真以儒家的这种“利他主义”原则来做事,真做到了,一定会产生道德主义的自义,热泪盈眶地觉得自己真的比别人都好,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当然真正的现实通常是,你再怎么对别人好,别人也都受之泰然,觉得理所应当,甚至觉得你傻,觉得你贱,并且基本上也不会照你所设想的那样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你,所以你就幻灭了,只能去死了。不去死的话你可能就“醒悟”了,于是轻则大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们刚才已经说明这实际上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古时的巧计库还不够大),重则走向反面,认定世界上除了自己之外都不是好东西,认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最放纵最自私的人。

或者,你就二阶顿悟了,发现并认同了黑暗森林的隐秘法则,就是对邪恶的罪人来说,你虐他他才会认为你厉害,对他好他只会认为你贱。所以针对他那种“便宜没好货”之类的心理,你就不该无条件地爱他,而是应该不断提高收费标准,好让他廉价的敬畏感迅速生发出来。

你应该已经意识到,这就是儒家精神运行了两千年的国度的黑暗简史。公平地说,互相伤害的今日,并非只是这六十年造成,因为这六十年只不过是对原本已经很low的底线的最新突破。

而基督徒的银律是在金律的前提下的。也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的法则,无论表面上看是不是像传统中的儒家精神,或传说中的雷锋精神,或者被有些心机深沉之辈称之为是“更加隐蔽的利己主义”——其最终目的,从上帝的顶层设计来看,实际上既不是利己,也不是利他——而是“利神”,也就是西敏小要理问答第一问所说的“荣耀上帝”。

事实上仔细观察就可得知,基督教的银律并未彻底否定人类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重生的罪人仍然是罪人,是被“算为”义人的罪人),而是在此前提下指出了几个被人忽视的重点:

l  “想要”自我利益最大化,并不等于就能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
l  而且罪人通常并不知道对他而言最大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因为他不太可能具备长远眼光和宏大格局。
l  按照金律、银律而活,不是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抵抗这样的活法。
l  想要利益真正最大化,你就需要造就他人的“善意”和率先作为的“主动”。然而你两样都没有。
l  所以除非你能从死里复活,除非你被圣灵重生,否则你不能真正理解并活出金律、银律。

就是说,你不能急不可耐地上来就要运用金律银律。如果你没有重生,你其实是与金律银律无关的。或者说,你完全不能活出金律银律,是因为没有真正重生。正如经上所记:

他以为弟兄必明白 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 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 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使徒行传 7:25-29)

对没有重生的人谈金律银律,无异于在没有风的时候给猪传授飞行要诀,它要真去操练,也是不能上天的,而是会从悬崖坠入海中。


圣灵就是那风。没有圣灵的运行,我们想做好人和想要彼此相爱的愿望,都是猪对于飞行的幻想。

未重生者的记号

没有重生的人,他生命的记号仍旧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仍旧根据“私欲”来指导他的生活,因此在一切博弈中,都不能见证神的荣耀,因此或者落在渊面黑暗的纳什均衡,或者落在空虚混沌的高斯分布。

私欲的记号,或者说口号之一,就是之前提到的:“别人会做的!”。你要省察自己,是否也常常对自己的灵魂宣传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或记号还有一些没什么本质不同的变种:“我很忙”、“我有事”、“这不在我的计划里”、“我没听见”、“我不适合”、“请不要强人所难”、“我不想做这个”……

以及一种专门感染基督徒的特殊变种,就是使用宗教术语来表达的:“我没有这个负担/感动/恩赐/呼召”。

不可见的内在生命,一定有可见的外在记号。一个人如果眼睛发黄,可能肝出了问题;如果脸色苍白,可能是贫血;如果皮肤上出现了不明原因的黑斑,最坏的情况可能是恶性黑色素瘤。同样,当一个人称为信徒,实际上却总是在用与不信之人一样的“私欲”之律来指导他的生活时,我们就可以说,他里边的生命,其实和那不信之人的生命,并无本质不同。所以我们理应省察自己,这是否是你的情况。如果是,那么这说明你还没有得救,还没有重生。这说明你并没有真的认罪,没有真的悔改,没有真的相信福音。或者你所相信的,并不是福音。

金银律下的博弈论

一个真正重生得救,从而真的能活出金律和银律来的基督徒,面对之前提到的那几个博弈论困境,又会怎么做呢?答案应该是这样:

旅客困境:基督徒会写下100,无论对方写多少
投资问题:基督徒会把他的100都拿出来,无论别人拿不拿,拿多少
变酒为水:基督徒会舀一瓢真正的美酒倒在牧师的石缸里,无论别人倒的是什么
服侍呼召:基督徒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无论别人做不做
……

但是或许你马上就会这么问:如果我都这样了,他还是那样呢?如果我的好心还是被当成驴肝肺了呢?如果我虽待他如初恋,他仍虐我千百遍呢?

那么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践行金银律的基督徒在博弈中的实际情况。

1.真信徒VS真信徒。

此时你和他聪明与否已经不重要。因为作为真信徒,大家都会活出金律之下的银律生命,所以丢了行李箱就会都写100(如果实际价值就是100),最终大家都得100。投资问题里也都会奉献出全部的100,最终所有人都再得100。有服侍的呼召时争相恐后上,最终所有人都有服侍并且被服侍……总之这是最美的情况,这是彼此相爱的最佳体现,这是天国应有的风貌。

2.真信徒VS真罪人。此时又要细分为两种情况:面对强理性的罪人和面对弱理性的罪人。

2.1如果你用银律原则去对待强理性的罪人,那么能说的就是,碰上他算你倒霉(但你不信上帝也不代表就碰不上他)。比如旅客困境里,你写100,他精算之后还是写2块,那么最终他得四块,你一分没有。这种情况对比你也选择做“聪明的坏蛋”,的确损失了两块。但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所以虽然你损失了两块,但这两块的损失并不会让你产生儒家版银律碰壁后的幻灭感,因为神仍然得荣耀,你仍然有永生。而对面那个聪明的坏蛋,正符合耶稣所说的:“可 8:36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人群中这么聪明的恶人,其实并不太多,具体而言是符合高斯分布的,大约只有10%。也就是说你遇上他们的机会并不太多。退一万步来说,你从此也了解了他是什么人,所以下次大可以选择不和他合作,并且将他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基督徒圈子里公之于众,形成另一种共识。

2.2多数时候你所面对的罪人,没有这么强的理性,也就是他们通常都是在做随机选择,所以你在用银律原则和他们博弈的时候,通常仍会得到高于平均值的收益。

所以金银律其实就是上帝的最高启示之一,是基督徒共同体的神圣法则,是天国驻地球大使馆的淳厚风俗。被这种大智若愚的伦理学影响越多的地方,文明程度就越高。

总结一下就是,当你以金银律原则与人相处:

l  面对10%左右的真信徒,你们彼此利益都会最大化;
l  面对80%左右的不太聪明的罪人,你的利益通常也会高过平均值;
l  面对10%左右的聪明的罪人,你会有损失,但损失也不大,并且你这样做的同时就已经荣耀了上帝,并且在这个聪明的坏蛋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进一步说将来若圣灵在他身上动工,你还是可能得着他成为你的弟兄姊妹,退一步讲你也没有做错什么,并且还可以拉黑这种人,这可能也正是他所盼望和应得的。

逆转的生命

虽然今天的几个例子里,好像都在用“金钱”来代表“利益”,然而这并非在暗示金银律只是用来指导经济活动。它实际上首先是人际关系的指导原则。这意味着如果你希望别人好好跟你说话,你就不要怒气冲冲地喊“能不能好好说话!”,而是要先好好跟他说话。如果你希望别人公平对你,你就要先以公平对他。如果你希望他爱你,你就要先爱他。如果你希望他向你道歉,你就要先向他道歉。如果你希望他与你和好,你就要先与他和好。如果你希望他把你应得的给你,你就先把他应得的给他。如果你希望他相信你,你就先相信他。

这样,无论他是否如你所期待的那样对待你,你都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在上帝眼里,至少已经有一位已经得胜:那就是你。

另外需要指出:真重生、真悔改、真信主的基督徒,能活出荣耀上帝的丰盛生命的前提,并不是必须彻底明白这福音博弈论的一切细节。因为“明白”是为了帮助已信之人信得更清楚、更喜乐、更坚定,同时对比显示出未信之人的生命是怎样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明白”你的新生命是什么样式当然很好,但“拥有”或“活出”这样的新生命才是目的。而一旦有了这样的新生命,即便你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样做,你也依然会因为相信和顺服而去那样做,这就叫做健全常识。真去行的人才能满得上帝所应许的祝福,就是那持续到永生的丰盛生命。

就是说,重生之人当中,清楚知道这福音博弈论(所谓理性较强、知识较多)并且照着去做的人,是自觉自愿地荣耀上帝;不知道这福音博弈论(所谓理性不是十分发达、知识不算特别丰富)但也已经照着去做的人,是不知不觉地荣耀上帝。他们的生命都会更加丰盛,并且持续到永生。相反,未重生的人(无论他是否自称基督徒),都会向那条通向灭亡的黑暗之路走去,他们的灭亡只是姿势不同:强理性的,坠入纳什均衡;弱理性的,落入高斯分布。


所以最后我要再次向你呼吁:不要主动落入纳什均衡,不要甘心服从高斯分布。就是说不要在渊面黑暗中精明地沉沦,也不要在空虚混沌中随机地度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要爱人如己。但你若没有重生,你就不可能真正认同并活出金律银律。反过来,你若没有活出甚至并不认同金律银律,这说明你还没有重生,没有得救。于是等待你的结局,和那些或聪明或愚昧的罪人,没有什么不同。醒来吧!不要自欺!快快认罪悔改,好得着生命救恩!

得救赎的唯一方式就是信靠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要认识耶稣,你要感谢耶稣,因为是耶稣打破了纳什均衡,归正了高斯分布,逆转了私欲法则,保障了金律银律。祂以生命为代价,让那些属祂的人活了过来,得赦免,能信靠,以顺服。是祂使你认识到:福音中的金银律,金银律中的福音,不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是他人利益最大化,而是上帝荣耀最大化!

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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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6 11:32 | 显示全部楼层
刘仲敬:中国用亚文化把自己包裹起来

   

    受访人:刘仲敬,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网名:数卷残编。译有大卫·休谟《英国史》,著有《民国纪事本末》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对刘仲敬评价为“奇人”、“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

    采访人:李宗陶

    马克思主义是"边缘理论"

    李:你评价马克思主义是"边缘理论",是不是稍微过了?

    刘:那要看评价者站在什么台阶上。马克思是西方文化培养出来的人,他常引用《圣经》或者其它西方经典,对有些人来说,动不动就冒出没看到过或者看不懂的东西,那确实逼格很高,但对他实际上在批判什么完全不清楚。

    如果从西方文化传统来看,马克思相当于鲁迅那样的杂文家。他95%以上的文章是给报刊写的各式各样的杂文,附带零零碎碎地评判一下时事政治。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敢于断定他是优秀的杂文家和政论家,但要说那一是一个哲学体系,未免门槛太低。他真正的能力就是尖锐批评同一战壕的激进派盟友,说他们都很笨,而如果交给他,他会多么聪明。他所谓的聪明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激进。例如法国社会主义者搞了劳动权和国家工厂,然后被人家赶出来。他就说:都怪你们不够彻底啊,为什么不彻底砸烂官僚机器啊。美国人占了德克萨斯,有人说风凉话。他就说:墨西哥人这么劣等,怎么不多占点儿。这就是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很容易掌握的。

    他的哲学是剪刀加浆糊,没有个人独创的部分,而且剪裁的各部分也不协调,缺乏前后连贯和体系建构。所谓把黑格尔头足颠倒,再跟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结合,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两大来源是南辕北辙的,他也不再费心协调了。这事可以理解,他不可能有这个时间的。德国哲学家都是一辈子的宅男,基本上除此之外就是废人了。惟其如此,才能有精密体系。马克思大部分时间在搞派系政治,凡是混过海外流亡者社团的人都知道:那是多么费时间、多么小心眼的斗争。照布莱希特的说法:流亡者就是那种进了集中营,都要为倍倍尔(AugustBebel)一句话的解释打架的角色。任何人干上这一行,居然还能挤出写杂文的时间,已经很了不起了。论体系,他不如弗洛伊德和拉康。他那种评价表现出一种锐利的、短平快的特点,能够在一个点上迅速刺进去、深入进去,然后拔腿就跑,这是一种游击战的思维。

    他的经济学偏离了近百年来的主流,变成一种民科亚文化。马尔萨斯以后的经济学,其实就是他所谓庸俗经济学的后裔。资本主义不止一家,我们勉强可以把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算作一家。但把马克思和亚当斯密跟现代经济学或者是新古典学派这些东西相比,就像在航空母舰里面寻找无敌舰队的原型一样困难。由于数学方面门槛的上升,马克思的门徒大概不可能回归学院了,他们同样擅长零星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残余的空间可能在文化批判方面,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专业门槛。

    列宁主义用歪曲马克思的非常手段,为马克思主义赢得了唯一一次机会。这次事件是非常偶然的,除了列宁个人以外,其他的社会主义者都不肯这样“马基雅维利”。如果他们都按照马克思本人的想法去做,二十世纪的历史就会仅仅是十九世纪的自然延伸。此后所有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苏联资源的扶植下才得以诞生的。在苏联势力不及之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有过变成主流的机会。在学院的小圈子内,他们退到软性学科的角落里面,而且越退越远。在大众范围内,他们只能影响早已相信世俗人文主义的部分。这一部分本身就是边缘。人类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宗教。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或者很邪恶),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思想史缺乏了解。

    据我所知,冷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难凑钱维持同仁杂志。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资金都在鄙国。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衰落,而是为什么唯独在鄙国似乎没有衰落。答案当然是:强制力和资金。

    朝鲜之于中国,就像中国之于世界

    李:你挑起的这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确实值得想一想――就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选择人类文明成果的时候,可能是意识形态先行的,它导致了我们在人类知识和文明这个大篮子里,最后挑了些犄角旮旯的货色。

    刘:对。你可以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巨大的亚文化群体——什么叫亚文化群体?比方在美国,常有几百个青年结成社团,宣称我们不信基督教,信佛教。但是他们也不去研究佛经,只是凭自己的想象来搞佛教:听非主流音乐、吃素食、在野外搭帐篷、搞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过一种特殊的公社式生活,这在美国就是一个亚文化群体。你把它放大N倍,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亚文化群体,它为了维持内部稳态,必须把主流文化排斥在外。

    李:就是说现在的中国之于世界主流文化,没有沾边。

    刘:当然没有。49年以前也没有。中国原来有一套儒家文明,坦白说它在高度上没有达到西方两希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但它还是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后来这套东西被打倒了,同时西方近代文明那套东西也被打倒了,结果两手空空,所以只好搞出一套不太靠谱的亚文化体系,把自己包裹起来。想象一下朝鲜那种情况——朝鲜之于中国,就像中国之于世界。

    李:可不可以这样讲,那个拥有古老文明的遥远的欧洲是你精神上的故乡?

    刘:我十几岁的时候喜欢读阿加莎·克里斯蒂。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本小说叫《哑证人》,里面有一个情节,估计欧洲的读者完全不会在意,但对我的影响可能具备初始条件敏感性的意义。

    情节是这样的:大侦探波洛和助手黑斯廷斯为破案去拜访一个人,他们假装是作家,要写一部关于印度的书,等于是使诈了。拜访完出了门,波洛做了一个动作,他把耳朵紧贴在门上去偷听那个人在他们走了以后说什么,黑斯廷斯在旁边觉得很不好意思。波洛就嘲笑他说,你在公学里面所受的教育,教你不可以偷听别人讲话,这对侦探工作是很不利的。这一段对于当年的我来说,就是打开了一扇至关重要的文明窗口。

    我敢肯定我父母和周围熟悉的人都不会觉得偷听别人谈话是可耻的事情,我们的时代不出绅士。但在那个小小的细节里,我无意中发现了一种更加高级的文明,我印象中那时候读的任何一部欧洲文学作品都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这种东西。

    中国文明一路溃败

    李:这种东西传统中国也有吧。中国没有绅士,但出过君子。

    刘:对,中国古代的作品也可以带给你这些。全盛时代的中国文明要比晚近繁荣、高尚得多,然后就是一路溃败。在春秋,孔子快要到晋国的时候,他敬佩的两个大夫被杀,他就断然拂袖而去;他的学生子路会在决斗的时候停下来给自己整衣冠,结缨而死;还有宋襄公在两军对阵时表现出来的迂仁……这些都类似欧洲封建时期的骑士精神。

    李:基本上明白你心仪什么——人类文明和精神当中那些高贵的东西。

    刘:对,但这种东西也是脆弱的。春秋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后代中国文明从来没有达到过类似的高度,而新中国是无产者的世界。欧洲文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遭受重创,能不能够复兴到原来那个高度,难说。

    我对欧洲文明大概有一种骑士对贵妇的感觉,就是可以不顾自身利益去维护她,尽管这对我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好像面前有个非常天真、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她不是你的孩子,也不是你的姐妹或亲戚,只是因为她美、可爱,你就本能地想要去保护她;如果她有危险,你会奋不顾身。这是超越功利的,但也不是无条件的崇高——如果小女孩长得很丑,流着哈喇子,那就没这回事了。

    我写过一本书,现在还在商务印书馆没有出版,写的是安·兰德,就是写《阿特拉斯耸耸肩》的那个俄罗斯犹太人。我把她比作保卫罗马的蛮族将领,她到美国以后,一天到晚鼓吹美国价值观,反对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从文明边缘跑到中心区域的人,爱西方文明胜过西方人自己,就好像蛮族到罗马一样,他对罗马的伟大要比罗马人有更深刻的认识,于是拼命维护这文明,因为这文明代表了他自己的理想,是他长期渴望而得不到的东西,他绝不容许其它野蛮势力毁掉它们——我很能体会她那种心绪。

   来源:微信

   附:

   刘仲敬: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受访人:刘仲敬,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网名:数卷残编。1996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公安局担任法医长达10年,于2012年在四川大学获得世界史硕士学位。译有大卫•休谟《英国史》,著有《民国纪事本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评价此书为“奇书”,对刘仲敬评价为“奇人”、“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亦对《民国纪事本末》评价甚高,称其为:2013年读过的最奇特,但又让人印象最深的书。

    互联网上流传着关于他的一些事迹,比如:2009-2012年就读川大时,最常干的事情就是四处在教室走廊散步,看到听不惯的推门进去反驳完就走;考武大博士的时候,有人戏问历史学院有教得了他的人么,刘仲敬戏答武昌首义地方不错……

    刘仲敬这样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除了个人生活琐事以外,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看书,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翻译,另外三分之一时间用来上网。目前他已与广西师大出版社达成多本书的出版协议。

    采访:袁训会、邵思思

    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共 识 网:我们注意到,您在从事学术研究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经历,那就是,您曾经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当了十年法医,在我们看来,您的这份工作跟现在所做的学问简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人生选择上做出了这样大的转变呢?

    刘仲敬:我没有变化,世界变了。在新疆的十年,我本能的感觉到了某些潜在的危险,并且法医这个职业,只是落脚于技术层面,对案件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绝大多数案件最终的解决并不依靠技术,而是靠政治谈判。

    很多人觉得我现在学的东西跟我以前做的工作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对我来说,职业根本算不上人生选择。我也没有强烈的动机,非要做某种学术不可。我真正关心的,是我能不能控制的环境改变,如果环境恶化以致我感觉到自己没法控制,我会有强烈的动机,在环境恶化以前避开危险的位置。

    职业这个词只有对新教徒创造的近代世界才有意义。职业这个词是由“召唤”这个宗教词汇转化而来的。所以切斯特顿说,美国人对工作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他们多多少少认为,工作是一种侍奉上帝的神圣举动。切斯特顿之所以对“职业”这个词感觉到不对劲,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虽然天主教文化也主张履行许多行善的义务,但他们觉得世俗的赚钱根本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神圣应该具有某种高于世俗的特征,世俗的追求至多不过勉强容忍而已。

    在中国而言,孔孟老庄和纵横家混合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另一种行为模式,也就是一种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他的礼法和道德是针对个人的,而在公共事务上是世界主义者和流浪者。你可以从卜式(西汉大臣,以牧羊致富)和汉武帝的故事中看出这种伦理。汉武帝发动战争,号召人民捐款;但他其实并不指望捐款,而是抄没工商业者的财富满足需要。卜式居然真的捐款,皇帝惊讶地派出使者问他:你到底有什么不好出口的要求?只管说就是。是不是有冤屈,要皇帝替你伸冤?是不是有仇人,要皇帝替你报仇?

    这种模式暴露了华夏世界最根本的习惯法:没有针对陌生人的义务,只有私人对私人的关系。即使对于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的付出,必须另有知遇之恩。这种文化没有职业道德(对无名陌生人的底线)和事业心(对无形仲裁者的信服),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这里不能产生不断积累的知识传统,只能偶尔产生像张衡一类的聪明人。他们灵机一动,发明了某些东西,然后被人遗忘,直到下一位聪明人偶然地出现。

    这种社会的聪明人是智力测验产生的,测验内容完全无关紧要。正如苏东坡所说:无论折腾策论还是经义,反正选出的人都是同一批。同一智力级数的人,肯定能在同一层次内相互交换职业;但在更高或更低的层次内,即使保持同样的职业也不能胜任。所谓君子不器(没有专业),但必须知天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有些参天大树的根须已经腐烂,有些鲜美的果实结在寄生的藤萝上。你必须重视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演变趋势,然后判断某种环境是否具备投机价值。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所谓的民族矛盾 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

    共 识 网:还是结合您在新疆工作的经历,稍许对中国政局有些观察的人都会发现,近些年来,民族问题愈来愈成为一把悬在执政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您能否结合自己在新疆工作那些年的感受,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刘仲敬:这显然是伪问题。莎士比亚说过:当我们开始说谎,我们编织了多么可怕的罗网。我们必须编造更多的谎言,遮蔽原先较小的谎言。在伪问题的框架内,没有正确或有效的答案。

    我认为,内亚其实只有两个问题: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这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题,“民族”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正统性的失败是中国整体的失败,而地缘政治的紧张才是内亚的特殊问题。做个类比,如果德国失去了柯尼斯堡,原因不是因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国和世界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地缘政治的理由注定东普鲁士形同绝地,它像阑尾一样插入斯拉夫世界,在任何冲突中都会首先被切断。只有巧妙的外交手腕才能勉强保全这条三面受敌的领地,即使和平时期也防止不了各方向的渗透。你只要把德国换成中国,把东普鲁士换成内亚,就会明白地缘形势的危险性,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内亚斗争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决。只要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就像如果你的脚肿起来,原因其实是心脏衰竭的原因,在脚上贴膏药,基本上不起作用。

    内亚只有一项真正的地方性问题:跨国走私网络的发展成熟。如果没有地方强力部门的长期参与和分利,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但是地方政府往往是武断的、任人唯亲的、机会主义的,全中国大概都是这样。

    民族是流动的 不能把它当做静态的东西

    共 识 网:对于当前民族问题的种种症结,有人将板子打在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今天很多问题都肇始于这一政策,您怎么看?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全球化导致了问题的激化,他们主要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根上就很难认同汉族(或者所谓的中华民族)及其政权的统治。

    刘仲敬:我觉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否存在,不会比九三学社是否存在更加重要。除了极少数依靠统一战线基金为生的人,谁都不在乎这些政策存在不存在。这一政策浪费了一点点统战经费,但在巨大的国库开支中只是沧海一栗。它制造不了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难道有人当真相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统治了新疆吗?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人相信政协会议统治中国。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可能跟异教徒融合,但并非不能接受异教徒的统治。他们曾经愿意接受杨增新的统治,后者比共产党更有资格称为汉族政权。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不可能实施民族统治,除非以八千万党员自身构成独立共同体(民族)。照葛兰西的定义,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有机的。

    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在无根的国际资本主义刺激下,地方主义发育为民族主义的速度骤然加快了。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想象的普世化、理性化进程,而是一个创造民族的世界性进程。创造民族会不会导致矛盾激化,要看政治结构的包容性。比如魁北克在加拿大没有问题,但是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就有问题。

    中国这套民族理论有一个概念,就是把民族当成一种静态的东西,好像挖掘化石一样,挖出化石以后给它分类,分到这一组就是这一类,分类完了以后它就永远不动了,但是民族显然是流动的。古代有很多国其实是民族,比如在屈原那时候,楚国就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他死活不肯服秦国,是因为他跟秦国不是同一个族,而不仅仅是不同政权。而放在元末,陈友谅的手下去投奔朱元璋大概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后来秦和楚民族都慢慢消失了,但是新的民族不断产生,这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

    共 识 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刻意划分民族会增强他自己的认同感,原来他可能没有这种身份意识,但是因为刻意划分,就会加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比如高考加分。

    刘仲敬:现在高考的问题的确是这样。高考入学的时候让你上学好像让你占便宜,但是毕业的时候就不这样了,毕业的时候你发现让你上学你吃了很大的亏,因为没有对接了。以前高考制度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公务员制度,上学的时候是一个候补官僚,毕业以后就变成了政府官员,现在是后半截砍掉,一毕业的时候你就从悬崖上跳下去了。从体制上讲,把教育制度后半截砍掉,就相当于废科举一样,把社会一个循环机制打乱了,又没有很好的替代品,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紊乱。

    民国时期的政治动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毕业生没有出路了。以前科举考试出来是有出路的,他该去哪儿是很清楚,即便是回老家,他也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士。但是新学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去哪儿连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参加革命。

    共 识 网:如果这个方面纠偏的话能怎么做呢?难道把原来大学的扩招再收缩回来?

    刘仲敬:这样的话又很难,一旦扩招以后再收缩的话,现在大学教授怎么办?就像通货膨胀一样,开始最好就不要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以后再收回来就非常困难。

    “大一统”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

    共 识 网:同样还是民族问题,就我们看到的一些观点而言,其中有这样一种担忧,那就是随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话,像新疆、西藏这样的民族可能会闹分裂,而这样的局面是国人不愿意看到的。当然,您也曾经说“大一统”是个陷阱,但我想对此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能否结合这个问题再谈一谈您的这个观点?

    刘仲敬:如果你用分裂、而非独立的辞令,那就说明你不是真正的民主爱好者。请注意,这里的民主只是中性词。印度独立时,宪法之父安德佩卡尔(他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力主印巴分离。他的理由是:如果一亿心怀不满的穆斯林留在印度;印度要么不再有民主,要么不再有国家。当年邱吉尔很高兴爱尔兰天主教徒终于自己决定滚蛋,因为他们在下议院的存在严重干扰了两党政治的和谐。本•古里安也根据同样的理由,不肯吞并阿拉伯人的土地。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共和国的主权就是公民权的总和,将主权的一部分交给心怀贰志的外邦人无异于颠覆行动。你能想象美国人渴望吞并中国,然后让中国人做他们的总统么?民主需要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肯定会导致小邦林立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最多只能容许雅典帝国或罗马帝国,就其根本而言,其实只是最强大的共和国对盟邦和外邦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

    大一统的意义是普世统治,就是“已知文明世界的统一”或“历史的终结”。秦始皇曾经设想,他已经终结了历史。此后的朝代政治从理论上讲都是普世统治。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朝代不是地方性邦国,朝代没有地理边界,班固所谓“王者无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邦国肯定是要划分边界的。例如明代的琉球不是外国,而是藩属。藩王和总督只是管理形式的不同,权威都来自天子。从历史上看,大明和大清的对应物不是英格兰和法兰西,而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普世天主教会。中国作为相当于全欧洲的文明体,自居地方性的民族国家。其荒谬的程度相当于,罗马教皇自居梵蒂冈的领主。你要求共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只能建立一个地方性邦国,等于要求全体拉丁天主教徒都是法兰西的国民。自从韩国独立以后,这种幻想本该早已破灭。

    大一统从暴秦开始,从未走出秦政的阴影,给华夏世界带来了永无止境的灾难。汉儒呻吟叫嚣,举起周公孔子的旗号,号召用“周政”打倒“秦政”。三代上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的核心价值,回响在二十四史当中。儒家非常清楚:周政就是小邦林立的孔子时代。周政之所以是仁政,因为天子只有礼仪性、荣誉性的最高权力。各邦君主、贵族、国人分享权力,不时爆发《大宪章》式的阶级冲突。这时的中国酷似欧洲,充满了混乱和生命力。秦政之所以是暴政,因为唯一的君主垄断了所有权力。儒家除了教育这头老虎爱民如子以外,想不出别的高招。这种办法的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儒生天天“是古非今”。古,当然就是三代之治。今,当然就是暴秦开创的大一统帝国。

    大一统是在野心家谋杀众多有机共同体的血腥现场建立起来的,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没有秦政的残酷收割,民间社会势必不断发育产生富人和强人。这些土豪注定会变成郑成功和钱王,割裂帝国的疆土。一旦割草机停止运转,多国体系就会永久化。小邦的国民注定像屈原和项羽的同胞,不能安心服从邻国的统治,犹如波兰人不会热爱俄罗斯的和平。大一统需要另一种居民,他们完全不在乎统治者的更换,大一统需要的是顺民。而顺民在大一统之下享有的自由,远远低于古今大多数被征服民族在征服者铁蹄下享有的自由。举例为证,犹太人在波斯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仍然产生了自己的评议会;而所谓的英印帝国只有六万军人,总督只拿走了外交和战争的权力,像对待女王一样对待襁褓中的土邦王子。对比我国,明清帝国的臣民至多担任地方政府的临时工。如果他们有幸科举成功,那么永远不能在家乡任职。短期在任的流官非但不能为居民着想,反而以破坏为主要任务。他们不能允许民兵太强,如果他们还能允许民兵存在的话;不能允许土豪太富,如果他们还能允许土豪存在的话。

    任何地方的超前发展,都是统一的隐患。向上看齐很难,向下看齐很容易。举个例子,就拿春秋吴国来说,如果贸易和矿业使他们不用纳税,那么“大一统”要做的就是应该消灭他们,使他们跟内地小农一样贫困,反向的改造却做不到。只有在分裂时代,小邦为了竞争的理由,才会允许昙花一现的经济进步,例如吴越和闽国。宋朝的时候其实是有过机会的,杭州和泉州就是他们留给宋朝的遗产,宋朝却用吏治国家和垄断贸易制度将他们渐次削平。在他们眼里,除了京师,谁也不应该强大,除了官吏,谁也不应该富有……结果就是鸦片战争,英国人的军舰打进国门。

    反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年吴越的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泉州的人口远远超过伦敦。如果大一统帝国曾经为吴楚、七国、南朝、十国、郑成功父子留下机会,世界并非一定属于欧洲。相反,欧洲人知道他们应该感谢谁。如果奥兰治亲王或其他人宣布,他保障了欧洲的自由,意思就是他保障了欧洲的分裂,阻止了某些雄主统一欧洲的邪恶企图。

    在思想史上 马克思主义远没有有些人看得那么重要

    共 识 网:下边这个问题,还是同您的个人选择有关,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说过,正规教育对于“情境模拟能力”没有任何帮助,还说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那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读研进而读博?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啊?

    刘仲敬:我经常分析环境,有时利用环境,从未改善环境。除了顺水推舟和撒手不管以外,我迄今没做过别的事情。

    共 识 网:刚才那个问题,提到了意识形态,我们有一个感觉,现下意识形态给人感觉日趋式微了,虽然执政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似乎一时半会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还很关心,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刘仲敬: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边缘理论,只有非主流人群才会认真对待。人类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宗教。极少数自以为特别聪明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当中,有极少数曾经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

    据我所知,冷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难凑钱维持同仁杂志。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资金都在中国。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衰落,而是为什么唯独在中国似乎没有衰落。答案当然是:强制力和资金。

    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敢于断定他是优秀的杂文家和政论家,但其他方面都是杂凑起来的。他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以笔为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因此并不重视前后连贯和体系建构。他的哲学是剪刀加浆糊,没有个人独创的部分,而且剪贴的各部分并不协调。他的经济学偏离了最近百年的主流,变成一种民科亚文化。由于数学方面门槛的上升,他的门徒大概不可能回归学院了。马克思主义者残余的空间在文化批判方面,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专业门槛。

    我相信:在苏联势力不及之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有过变成主流的机会。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或者很邪恶),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思想史缺乏了解。他们就像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以为村里的老师非常伟大。其实这位老师只是落第秀才,在名流大儒的圈子里地位很低。

    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

    共 识 网:习近平最近在欧洲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道路时,说过这样一段表述,他说: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我们知道,您在研究辛亥及其之后的这段历史上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您那本《民国纪事本末》写的就是这一段的宪制演变情况。结合习近平的话,我们的问题是,从历史脉络而言,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上当下选的这条路呢?

    刘仲敬: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虽然他及时地利用了革命造成的机会。革命是八旗中央集权派和地方精英的冲突造成的,这种冲突破坏了曾国藩和恭亲王建立的满汉互信和朝廷-地方协调体系。十八省的独立(分裂)带来了多种路径的可能性。首先就是:建构中国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如前所述,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是民主的前提。试想,一个波兰俄罗斯哈萨克联邦共和国能站得住脚吗?五族共和其实就是这样的产物,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以大清版图为基础构建大中华,本质上是政治决断,民意和历史的基础几乎不存在。决断的基础有二。其一,梁启超以来江南知识分子的希望。其二,条约体系的需要。当时,第二点更重要。大清是东亚诸条约的政治主体。重新谈判签约非常麻烦,民国直接替代可以简化问题。老布什也曾经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苏联解体。这样的继承国只能是十八省联邦和蒙藏特殊政权的邦联,否则根本不能指望后者哪怕是象征性的同意。

    这样尴尬的联盟比1848年的日耳曼邦联更加脆弱,注定是过渡性的安排。如果听任内部因素自然发展,解体的可能性显然占压倒优势。袁世凯重建中央集权的尝试失败后,1923年宪法进一步扩大了各省的权力。二十年代的趋势是东南各省制宪工作顺利进展,沿海地区经济迅速起飞,东北和内地的差距稳步扩大,蒙藏独立性日益增强。听其自然,大清版图大概会建立四五个独立政权。满洲(很可能包括内蒙)只需要二三十年,就会成为东亚第一号工业强国。东南各省各自行宪后,可能以1923年宪法为蓝本,建立模范联邦国家,建立外贸取向的现代化经济。蒙古和西藏各自独立建国。北方和内地各省虽然会陷入长期混乱和贫困,但共同体认同会随着时间自然形成。江南联邦会以正统自居,但不必否定诸夏姊妹国家的合法性,正如德国不必吞并奥地利和瑞士,小日耳曼主义和小俄罗斯主义是欧洲和平的必要保障,大德意志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肯定会导致国际性战争。

    但是民国的精英更加倾向于大中华主义,因此对自己的悲剧负有极大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命运主要是由国际体系的演变造成的。如果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不能或不愿维护远东条约体系,和平演变的自然趋势肯定会遭到破坏。二十年代,苏联和国民党是主要破坏者;三十年代,日本及其支持的满蒙独立派、北洋联省派开始报复;共产党作为苏联供养的集团,在夹缝中投机。无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还是从宪法秩序的角度看,苏联都是主要责任者,国民党是次要责任者,日本只是在报复过程中手段比较简单粗暴而已。在1912年和1923年宪法体系中,五族是平等的宪法主体。十八省根本没有单方面修改宪法的权利,何况国民政府甚至没有取得十八省的同意和国会多数派的授权。这样的情况放在欧洲,如果奥地利皇帝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匈牙利王国,匈牙利肯定会在列强干涉下独立。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解体的。国民党能够掩饰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仅仅因为日本后来犯下了更大的错误和罪行。但敌人的错误不能使自己正确,敌人的失败也不是自己的胜利。

    国际体系在欧洲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拉巴洛会议和苏德事实合作;在远东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列宁的亚洲革命外交和国际军售禁令的失败。早期民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改朝换代例行的割据争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任何军阀都需要跟公使团交涉,在国际社会面前维持一个统一国家的假象。如果可能,这个假象最好具备西方立宪政体的形式。如果国际社会自身四分五裂,立宪政体在西方颓势显然;脆弱的宪制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国际协调外交也会同时丧失存在的理由。

    列宁的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饵,诱使中国加入瓦解国际体系的革命外交。北洋政府没有勇气对抗即使已经四分五裂的列强,苏俄的交涉对象很快就转向广州。这无疑意味着中国内战的升级。英国首倡的国际军售禁令原本是为了阻止中国内战,结果却只能约束遵守决议的主流国家。这些国家在亚洲内地的利益有限,野心不大。利益和野心最大的苏俄和日本则完全不受约束;因此中国内战很快就造成了苏日争霸东亚、列强不断退缩的局面,没有获得苏日任何一方支持的政治势力迅速萎缩、消失。

    国民政府在无力统一中国的情况下清党,陷入了比北洋政府更恶劣的外交绝境。她不能完全放弃革命外交和民族主义原则,因为这意味着取消北伐革命的合法性。她在内地收回关税自主权和教育权,至多获得西方勉强的容忍;在内亚边区强化中央权力,立刻激起了苏联和日本的军事反击。这时,她再依靠国联和国际协调外交,处境远不如北洋政府在凡尔赛-华盛顿时代。在俾斯麦式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下,革命外交的自杀性是一目了然的。清除西方在中国的条约利益,列强就不再有动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没有能力单独应对苏联和日本的野心,这种野心会直接导致中国的肢解。废除条约体系意味着取消列强的集体干预,然而只有列强的相互牵制才能防止个别强国的冒险行动。

    只有在中国迅速实现军事和军事工业近代化的前提下,革命外交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当时的历史约束条件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业国改造为军事工业强国——那就是斯大林模式,其代价是对农村施行超经济剥夺。其他任何发展模式都需要更长的时间积累基础。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在短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工业化。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注定了自身的毁灭。她在短暂和平时期取得的建设成就得不到和平外交或强大武力的保护,实际上已经破坏殆尽。如果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加入日本建立的东北重工业,中国1945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还会更加恶劣。

    国民政府主要的外交成就在于:加入西方主流国家的联盟,利用盟军的力量摧毁了日本的霸权。不过,这是一个皮洛士式的胜利。她付出的代价比北洋政府大得多。敌人的失败不一定等于自己的胜利,一战后的法国早已发现了这个事实。

    历史经验显示:只有在多国势力接近于平衡的情况下,国际体系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在原有平衡遭到破坏、新的平衡未能建立的时期,胜利者通常得到的不是国际平等、而是战争与动荡。弱小国家更有可能为了安全,寻找新的霸权,而不是追求平等。在霸权冲突的不稳定的地区,霸权的转移或毁灭通常导致弱小国家内部的革命。

    二战在东亚的外交后果是:经过日本的侵占和国民政府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西欧各国的条约利益已经荡然无存。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崩溃,日本彻底毁灭;为更加强大的苏联留下了舞台。美国是最后一个强大的西方国家,但她面对亚洲大陆的地缘形势非常类似十九世纪英国面对欧洲大陆的形势。她的最佳选择莫过于离岸平衡策略:独霸海上,控制重要岛屿和战略要地;一般情况下,对大陆奉行不干涉政策;一旦有某个强国接近于获得绝对优势,立刻集结其他弱国坚决反对。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随后的事态已经不难预期。日本在东北和亚洲内地的遗产必然落入苏联手中,在太平洋的征服必定落入美国手中。如果中国发生内战,掌握东北重工业基地(也就是中国百分之七十的重工业)的一方享有绝对优势,而东北的仲裁权掌握在苏联手中。国民政府这时除了她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只有另外两种选择。她可以实施捷克式的强烈亲苏政策,能够满足苏联对东北、内蒙、新疆的要求,这样虽然能够避免内战和革命,但无法避免贝奈斯式的结局:通过联合政府实现体面失败,最终加入苏联卫星国的行列。或者,她可以试图夸大苏联霸权的威胁,说服美国更早、更多地干涉,这样或许能保存台湾以外的某些沿海土地,甚至南中国。不过,在中国法定领土同时包括东北和台湾(也就是横跨内亚和太平洋)的前提下,跨海分治就是最合理、最可能稳定的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冷战的女儿、二战的孙女,正如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女儿、一战的孙女。先在的双重约束决定了她的路径和命运。

    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

    共 识 网:紧接着上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在20世纪初期,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其实有很多,这从当时活跃的各种思潮及其实践也可窥得一二。但国人的选择,却日趋激进,及至最后选择了苏俄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乌托邦道路,您认为个中因由为何?

    刘仲敬: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列宁主义是总体战在亚细亚社会的变形,严格说来不符合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标准。

    民国知识界的激进化是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在远东的投射,激进是针对世俗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而言、不是指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一开始就是苏联卢布植入的结果,很难说是国人的选择。李大钊在自己的政治保护人垮台后,不得不依靠苏联的金钱,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原先鼓吹的理论。这种情况跟严复或梁启超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完全不同。难道严复或梁启超也是英国和日本情报机关的成员吗?国民党需要苏联的金钱和武器,半心半意地接受列宁主义。而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不仅完全依靠苏联的资助,而且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苏联手中。这些选择都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一点都不乌托邦。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组织都是外来的,但组织才是重要的。思想起的作用,连点缀都算不上。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当中,中国人的地位还不如匈牙利。

    共 识 网:下一个问题,对于这种激进化的道路选择,彼时的知识分子有无责任?比如,他们在译介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总是不自然地会根据自己认为的需要,多有歪曲。

    刘仲敬:某些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显然有责任,但责任显然不大。李大钊在接受卢布以前是坚决镇压国民党的国家主义者,在接受卢布以后变成国民党的主要代理人。这种行径不可能由思想内在演化解释。知识分子可能充当策士和间谍,但李大钊这种是政治投机问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如果没有他们,苏联不难另找代理人,例如瞿秋白这样“毕业就失业”的俄文学生。民国不缺游民知识分子和游民无产者,不愁招不到人或是培养不出人。

    自由主义的思想(或任何思想)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集团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思想引进的忠实性对政治路径影响甚微。反过来却不是这样,胜利者不难扶植和培养自己喜欢的思想。启蒙创造历史的学说符合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在真正的历史上却没有什么依据。自由主义思想的歪曲程度低于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后两者有机会获得政治集团的扶植。歪曲和迎合是资助的代价。

    英国宪法是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 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

    共 识 网: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从历史上来讲,以休谟、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脉络为基础的一套宪政实践缘何没能在中国生根落地?据我们所知,其实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的。问这个问题,也是基于您正在进行的一项写作《英格兰宪法溯源》,此书进展如何?我们甚是期待。

    刘仲敬:这种机会不大可能存在。中国只存在另一种机会,某种拉美式的威权主义披上立宪主义外衣。经过长期和平发展,最终和平演化成功。

    欧洲由封建自由的各阶级分权演化为立宪君主制,这种可能性在秦政以后的中国已经消失,虽然在周政下或许曾经存在。你不可能在近代中国复制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历史背景。欧洲思想家是事后的总结者,不是事前的设计师。英国宪法是贵族、新教徒等等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历史创造思想,思想创造不了历史。根据某种理论设计未来的发展,这种做法就很不自由主义。

    至于我那本书,需要好几年吧。

    中国道路摸索成功的理由很难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

    共 识 网:对于现在走的这条路,也就是所谓的中国道路,除了官方意识形态给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解释外,国内以汪晖等人为代表的新左派也做了不少合理性论述,比如前几年提出的“中国模式优越性”即为一例,您作何评判?相关的问题是,您又怎么评价以齐泽克等西方左派的思想?

    刘仲敬:中国道路摸索成功自然有其理由,不过这些理由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找不到。你可以在桑弘羊、王安石和蔡京的改革中发现中国模式,也可以在托勒密王朝的财政家手中找到中国模式:比如对国家权力进行商业承包,对消费者进行超经济剥削。吏治国家和散沙顺民有互补关系,他们的SM关系可以在经验中形成。在比较野蛮和比较团结的民族中,这种模式没法推广。例如,罗马共和国很难对公民征尼罗河水税,还必须倒贴钱修管道引水,免费供应市民,所以财政一直不如埃及。埃及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于两者可以颠倒过来。

    如前所述,当代西方左派就是文化左派。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

    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

    共 识 网:当然,国内也有不少思想流派对现下体制多有建言和批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毛左、新儒家、以及新权威主义,不知您有无关注,又是否能在这儿做简短点评?

    刘仲敬:除了空洞的标签以外,他们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谁还会根据他们的意见行事呢?他们是一群不大有希望的策士,早已被买主抛弃。

    毛本人不是左派,而是善于利用左派的机会主义者。他的真正才能类似朱元璋,比其他人更能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这种才能来自他的传统教育和个人经验,他的追随者复制不了。

    新儒家没有一点儒家的东西,甚至连南洋儒家的新康德主义都放弃了,很快就会变成导游和土风舞演员。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国教会的地位,同时又说不清国教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历史上的儒家不是教会,也很难改造为教会。

    新权威主义是冷战体系为朴正熙和蒋经国一流人物准备的,这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无法复制的。

    新权威主义对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未必行得通

    共 识 网:现在很多学者把袁世凯当做是一个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您对袁世凯这人怎么看,他是不是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

    刘仲敬:新权威主义不是没有确定的内容,是一种机会主义。袁世凯本人模仿墨西哥的迪亚斯,后者引进外资来发展墨西哥经济,用军事独裁维持稳定。袁世凯和他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但新权威主义对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未必行得通。迪亚斯自己的下场就很惨,而且给墨西哥带来了长期的动乱。从迪亚斯的结果看,袁世凯的路应该是走不了多远的,这是内在的限制。类似的情况是:有人遗憾战争打断了国民党的黄金十年。实际上就算没有战争,最初十年的势头也不能一直维持下去。袁世凯路线的长期结果大概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以后,浙江、江苏、广东这样的省份慢慢就会独立出去。袁世凯的政治基业在比较落后的北方,仅仅依靠威权主义或军人干政的手段不足以瓦解南方各省的分离主义。照这种情况发展,中国分裂是早晚的事。袁世凯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力量,所以他多半压不住局面,就像墨西哥没有办法阻止德克萨斯独立一样。这样,中国通过某种比较合法的方式逐步分裂。沿海地区大概就会变成泰国和马来西亚那种情况,内地可能还是长期处在强权统治下,有些地方就会让俄罗斯和日本吞并。这对沿海各省并非不是好事,因为国家统一的经济意义就是落后的内地剥削东南发达地区。

    共 识 网:我们注意到,您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构建共识”努力不是很看好,比如您说“底线就是用来破坏的,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从各方面一起破坏的。”当然,一直以来,您以局外人自居,但前述评判是否太过轻飘?

    刘仲敬:有共同体,然后才能达成共识(或达不成共识)。谁和谁达成共识?谁又能代表谁?流沙社会没有共同体,因为你没有确定的身份和利益。重复博弈塑造共同体,游士的实际作用是削弱重复博弈的可能性。游士不代表任何人,甚至不代表自己。他只能开出一系列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以明日之我反对今日之我。

    美国是今天的罗马 在国内是共和国 在世界上是帝国

    共 识 网:您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自己比较欣赏斯宾格勒,我们都知道,他在汉语世界以《西方的没落》一书而闻名。那么,到我们这儿的问题是,您怎么看现在这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呢,它还能持续多久?真的会如有些人宣扬的那样,未来的世界将是中国的世界,东方的世界吗?

    刘仲敬:美国是今天的罗马,在国内是共和国,在世界上是帝国。今天相当于共和晚期和帝国前夜,格拉古以后、西塞罗以前。现在,辛辛那提和华盛顿的淳朴已经一去不复返,格拉古正在攻击先人的美俗,但凯撒和庞培的世纪还不一定会出现。迦太基和安条克已经灭亡,希律王和托勒密正在垂死挣扎。格拉古和西塞罗之间,罗马权力已经强大到任何外部势力无法挑战的地步。然而,罗马的伟大传统正在面临内部的考验。小加图只担心托勒密的腐化侵蚀,从不畏惧东方的武力。罗马军团在此期间毁灭东方僭主,以便拯救亚历山大留下的城邦。这不是忒修斯和莱库古建国行动的复制,而是罗马秩序和帝国正义的自我发现。

    世界秩序不能片刻缺少罗马帝国,帝国肯定会导致东方和蛮族的内部腐蚀。三种因素正在跟时间赛跑。基督教的美国比异教的罗马抵抗力更强。民主输出比蛮族世界建立城邦的效果好。消灭僭主的速度比腐败感染的速度快。因此,凯撒可能永远不会来临。即使凯撒无法逃避,目前也在凯撒以前的共和时代,罗马的力量还没有达到顶峰。在我有生之年,任何挑战者都会自取灭亡。中国或东方并不例外,他们的机会还不如以前的德国和苏联。中国世纪已经过去了。孔子和屈原是她的伯利克里时代,秦皇汉武是她的凯撒时代。今天所谓中国,无非像阿拉伯人的埃及一样借用了古老光荣的名字。中国是文明耗尽以后的灰烬,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她是文明的输入者,不是生产者。她目前没有足够的德性和能力诚实地学习,没有表现出将来可能生产文明的任何迹象。至于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崛起,那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捷径。

    东方化的定义就是共同体德性的衰退,无法维持自由邦必须的秩序,陷于拜占庭式的专制和停滞。这种情况当然是人类的灾难,但在凯撒来临以前并无可能。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之下,东方人只会创造西方文明。日本人曾经共同创造华夏文明,后来又共同创造西方文明。比如说,今天所有的学术都是西方学术。中国人在中国做的物理学也是西方物理学。你不能像纳粹一样说,我们的物理学是日耳曼物理学。水户藩研究的孔孟之道,是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同一个孔孟之道。

    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 又反对大屠杀

    共 识 网:20世纪,亨廷顿和福山分别提出了两套影响甚巨的理论——“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而且此后的世界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两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理论,我不知您如何评估它们的合理性?毕竟,在非基督教文化国家(和地区),英格兰式宪制的引进还是多有水土不服表现的,而这一点在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体现尤为明显。

    刘仲敬:亨廷顿其实是在谈论认同政治和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如果共同体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就必须有高度的价值认同。如果没有或不能维持价值认同,共和国就不是此时此地最理想的政体。亨廷顿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他的逻辑只能引出这样的结论。在现实世界中,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进一步推论,只有两种解决方法。要么发动输出民主价值观的十字军战争,要么在没有正确价值认同的地区实施变相的帝国主义。除此之外,任何手段都是后患无穷的权宜之计。十字军战争和帝国主义的主体必须具备非常特殊的性质,除了美国以外谁也无法胜任。

    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如果正确,那么现实政治的历史尚未终结。苏联集团演变而成的威权主义国家需要再次解体和重构,最终像波兰一样加入自由世界。世界其他国家也要通过其他方式,最终殊途同归。由于可欲的模式已经确定,这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东欧和阿拉伯世界的变化并没有违反终结论,但他的框架忽略了罗马-美国的特殊地位。如果美国和韩国都是性质相同的普通自由国家,世界秩序就会解体。即使在北约内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美国承担了单方面的保护义务。

    英格兰宪制是不能移植的,即使在拉丁国家都不可能,除非以殖民主义的方式。殖民主义为大多数殖民地留下了法统。即使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英国传统的法官仍然在军事政变和恐怖主义之间岿然不动。当然,自治能力的差异始终存在。统治是必然的,自治却不是必然的。世界不是平的,政治德性的落差构成了帝国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换句话说,不能自治的结果肯定是被人统治或干脆灭亡。如果不能采用直截了当的帝国主义辞令,就只能实施代理人统治,但实质不变。只有在各邦自治能力完全相等的情况下,世界才能不需要帝国主义。如果地方性邦国的合法性理论不足以解释世界,那就有必要回到奥古斯汀和但丁的帝国理论。帝国理论允许而且需要罗马的存在,只有罗马才能实施超越身份政治的普遍正义。你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又反对大屠杀。只有世界警察才能制止大屠杀,地方性邦国没有到远方维持秩序的义务。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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