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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芦笛:周恩来、陈毅都不是合格的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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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20 13: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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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张闻天手下干将。1954年12月,张闻天被任命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何被张从驻苏大使馆紧急调回国,担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其实是张的助手,职权范围极广,包括张的秘书工作、外交政策研究、重大文件起草等等。他随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后倒霉,就此默默无闻。近年因为写了本《党史笔记》,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党史史料而名噪天下,引起史学界高度重视。芦某无福,至今尚未能买到此书,但最近在国内出版社出版的《温故》丛书之七上看到他写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P77-119),觉得很有意思,因信口转述点花絮。
该文披露(当然是我的诠释,他并未直接说出),我们居然连起码的外交观念都没有,丝毫不懂国际惯例,连使馆的功能职责是什么都不知道。除了一度有过个政策研究室外,外交部竟然没有研究机构。在开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前,竟连印度支那三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都没有,遑论对人家的文化历史的起码了解。驻外使节的主要工作,似乎就是罔顾国际法规以及所在国法令与风俗习惯,向所在国及时传达中央精神,输出革命,介绍国内的先进建设经验。据何方说,在大跃进期间,驻某“兄弟国家”(亦即所谓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大使竟然鼓动该国总书记发动“大跃进”,那仁兄也竟然被怂恿起来了,最后为此丢了总书记的乌纱帽。驻外蒙大使竟然还向中央报喜,说他们自己制造了一部大卡车!
何方后来下了台,所以没提到在文革中这套“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全面占了上风。当时驻外使馆的主要工作就是向当地人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像章,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伟大口号鼓动异国阶级兄弟。
一言以蔽之,那时派驻非共党国家的使馆,在本质上与周恩来当年在重庆的“曾家岩公馆”毫无二致;而派驻在“兄弟国家”亦即共党国家的使馆,则是北京驻各省的办事处。
最有趣的是,据何介绍,当时没有几个驻外使馆有电台,与国内的电报联系全靠所在国的邮局代理,加密后付钱请人家拍发。驻外使节还常常内斗得不亦乐乎,印尼大使和政务参赞竟然闹到见面不讲话的地步,连张闻天去调解都无效。张只是略微露出批评那大使的意思,大使立即就把椅子一转,用背对着张闻天,给他一个难堪。缅甸大使馆据说也有类似问题。
驻外使节如此,“外交家们”又如何?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大捧周恩来,说他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有过的两个外交家之一(另一位是李鸿章)。唐说他为顾维钧整理过回忆录,认为顾维钧不过是个外交官僚,够不上做外交家。白让老唐学历史,竟然连北洋政府相当辉煌的外交成就都不知道。
世人只知道一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没有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却被列强转让给日本了,由此引发了五四运动,从此认定北洋政府不过是一群祸国殃民的军阀。却不知道军阀们有个我党拍马也追不着的好处,就是知道尊重内行,自己只管内斗,外交从来是委任给专业人士的。军阀们在台上如走马灯换来换去,内阁却始终是那群懂行的海龟在操持。
正因为此,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最先是北洋政府作出的,并取得了相当进展。一战后,外交部抓住了德奥战败的良机,废除了与该两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另订平等新约。1921年6月中德签订《解决中德战事赔偿及债务办法换文》,中国竟然因此获得8400万元巨额战争赔款,甚至引起了法国的嫉妒(《复旦史学专刊》第三辑,P61;曾友豪著《中国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P122-P125;钱亦石著《中国外交史》,生活书店1947年版,P163-P166;)。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获得外国赔款。当时中国内战方酣,对外立场软弱之至。而且,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就没有什么贡献,无非是向法国派了许多华工而已,没死人还给国家创了点汇,获得如此巨款赔偿实在是无天理。
此后北洋政府又设法在华盛顿和会废除了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主体。1924年5月又与苏俄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条约》,迫使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国的一部分并放弃沙俄时代在中国划定的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这些辉煌的成就简直是对“弱国无外交”的否定,堪称外交史上的奇迹。
这种骄人的成就,我们可曾做出来过一星半点?据唐德刚说,那是周恩来被上面压住了,未能大展雄才。这也不错,我自己就这么说过。但看了何方的回忆录,我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周的个人魅力远远超过外交才干。剥去英俊的包装,他对“外交”的理解与那位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满族老前辈“外交家”毫无区别。
耆英对搞定蒙古王公很有一套,因此在“抚西夷”时自然要把看家本事使出来,也就是奉行“请客送礼拉关系”的国产社交原则,当面跟鬼子亲热得不行,满脸堆笑认亲家,以为西洋鬼子和咱们一样公私不分,在办外交时以私人情谊而不是国家利益为指南,转过脸来又把人家骂得一塌糊涂。没成想鬼子公私分明,下来可以是朋友,上了谈判桌就是公事公办,这套不灵还不说,耆英的书信后来还被他们在广州缴获了。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耆英作为谈判使节,又去天津跟英法鬼子套近乎拉关系时,鬼子便拉下脸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把他那些辱骂鬼子的话和扣押他们对清廷的要求的证据悉数抖出来,让耆英老脸挂不住,只好灰溜溜跑回北京去,被皇帝赐死了。
恩来当然没有耆英那么不走运,不过除了仪表堂堂风度出众之外,他的所谓“外交”,似乎也就是祖传的“请客送礼拉关系”。据何方说,恩来只热衷于所谓“外事活动”,也就是送往迎来,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形形色色的人,施展他那套“统战手腕”,却没有时间处理该办的要公,既不重视形势政策研究,也不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的建设,连年度总结规划都不能及时批阅。张闻天起草的重要文件竟被他压了几个月,张到最后实在等不及,只好注上“草稿”二字把文件发下去。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他接见,常常等上一两个月,末了却接到通知说总理没时间,不接见了,让他们回去。另一方面,具体行政事务他又毫无必要地管得很紧很细,完全是个事务型官僚。
最令人吃勿消的还是,周把中国人接待上级的那套传统当成了国际礼仪,丢尽了国格。据何方说,早在延安接待中外记者团和政协代表团时,就摸索出了那套后来推向全国的媚上谄外办法,亦即大众熟知的打扫卫生,装点门面,训练答词(当年我们厂要接待外宾,每个职工都发了一本教义问答,其中穷尽了外宾可能问到的一切问题并给出了标准答案,所有的人都必须背熟),夹道欢迎,隆重接待,大摆排场,酒池肉林,满载而归。
据何方说,周恩来和陈毅都特别热衷于讲排场,图好看,强调一定要搞得场面宏大,接待丰盛,稍不满意就严厉批评,给下面负责接待的单位造成了极大的思想负担。苏联芭蕾明星乌兰诺娃访华时,因不适应北京气候有点感冒,周恩来立即把负责接待的范长江叫去骂了一顿,说人家是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们当成了路旁草,立即以大姐(注:即小超)的名义,送一件貂皮大衣给她!
这种作法引起了下面干部不满。姬鹏飞认为,请客送礼太铺张浪费,接待规格过高,不符合国际惯例(他还没敢说违反了外交对等原则,成了卑躬屈膝讨好贿赂上司了),应该实行礼宾改革,为此写了份报告,列举了若干笑料,诸如缅甸文工团走时每人送一件毛皮上衣,全不管人家这辈子也穿不上。周恩来看到内参后大发雷霆,吓得张闻天酝酿许久的礼宾改革只好就此搁置,再不敢提了。
外长陈毅更是只喜欢出周式风头,除了送往迎来开宴会访问列国,便丝毫不管外交部业务。他刚当外交部长时,实际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张闻天怕他以为自己揽权,便主动避嫌退避三舍,除了给陈毅专门布置了个最大的办公室外,还主动找陈毅,说自己以后只抓形势和政策的研究。陈毅也同意了,但任命发表后从不到外交部上班,根本不管外交部工作,却反过来指责张“遇事推诿”。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陈毅连出周式风头的本事都没有。一次他会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梅农不良于行,带了根拐杖。陈毅起身会见他时,竟然不伦不类地“开玩笑”说,大家都在讨论解除武装,你怎么还带着武器(指拐杖)? 梅农岂堪这种对残疾人的侮辱,何况他还代表一个大国?当下扭头就走,任译员怎么解释分说都消不了气。
最结棍的还是陈毅在60年代举行的那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何方的回忆录提到此事,颇有微词,但没有细说。其实那次记招会深得中央赏识,曾在全国各地放映记录陈毅讲话全文的新闻电影,并组织群众学习。我那时上高中,也给组织去看了那电影,并参加了多次学习讨论。陈毅在会上豪情满怀,屡出惊人壮语。至今我还记得几个片段,一是他大义凛然地朗诵佛家语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二是他那惊天动地的好战叫嚣:“要打就早点打,越早越好!我巴不得今天就打!趁我们老家伙还没死,现在就来打我们吧!美帝国主义、台湾蒋匪帮、印度反动派都一起来吧!明天就来!今天就来!我等不得了!我的头发都等白了!”
他越说越激动,越说声音越大,到后来简直是声若雷鸣。
在人类历史上,这种记者招待会大概是唯一一次,就连希特勒德国也不曾有过。相反,纳粹从来把自己装扮成“和平爱好者”。小小寰球,只见吾国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用伟大领袖的话来说便是“斥鴳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民间俗话所谓“装猪吃象”者。
而这种声嘶力竭的拙劣表演却能深邀圣眷,发给全民学习仿效。当时还有个香港无耻记者化名“马力”者在其所作《京华来去》中大肆吹嘘,活龙活现地描写那战争叫嚣如何“震惊中外”(中国人离开了这四个字就无法歌颂伟大祖国,似乎咱们的民族理想就是震惊中外,所以无论是义和团,是陈外长,还是红卫兵,都是民族英雄)。那文章自然也深获圣眷,荣刊在《参考消息》上。既有这种深厚党文化传统,殊难怪几十年后又有某将军“装猪成虎”,以大言壮语“震惊世界”一番。
何方那回忆录最令人深思的是,“革命外交路线”何以竟然会在吾国诞生并取得统治地位,以致任何具有低等常识的共党官员都无从撼动之。
何方认为,“建国”以来我党无论在内政外交上都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了整整三十年,固然是在国内执行了极左路线的结果,但外交上的重大错误诸如闭关锁国,反修防修,支援世界革命,准备打仗等等也不能辞其咎。他着重批判了“建国”伊始毛泽东提出的“外交三原则”。虽然他没有按顺序逐条开列,但从行文中不难整理出这“三原则”到底是什么烂污货。
第一个原则就是大众熟知的“一边倒”。何方认为,这实质上就是内政上实行全盘苏化,外交上跟着苏联屁股转。内政实行全盘苏化给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计划经济,党的一元化领导,舆论一律等等,其恶果至今未能消除。何方没有列举外交上紧跟苏联老大哥造成的灾难,但他指出,后来外交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联美反苏的作法也不对。
第二个原则是毛所谓“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意思是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势力,其结果就是拒绝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实行毛泽东在1958年6月说的“要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个原则则是毛所谓“另起炉灶”,那意思是不承认国际关系中的继承性和一般的国际惯例,对外关系中的一切问题都要按我们的意思办。
何方指出,执行这些原则的结果,首先是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其次是放弃了反法西斯战争中四大强国的地位,不再有大国强国的份儿,成了一个和印度、巴西相提并论的发展中国家(头二三十年的国际地位还不如印度)。发展到后来提出“打倒帝修反”,就更使我们几乎要与全世界为敌了。
以上对毛“外交三原则”内容与恶果的介绍基本是逐字照抄何方原话。这些话我早反复多次说过了。我在旧作中曾指出,一般人只看到那个时代的大跃进和文革那些内政灾难,却看不到外交领域中也照样充满了“大跃进”式灾难,介入韩战就是第一个此类大灾难。但芦某不过是个草民,人微言轻。人何方可是中共外交元老,说出来的话分量自然不同。看那些马屁家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何方还指出,不是所有的共干都竭诚拥护“外交”路线。文革中无耻阶级司令部宣传的“外交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也有点影子(这当然是我自己的表述而非他的原话)。周恩来和张闻天其实都不同意毛的主张,但又不敢反对。张闻天力图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匡救。他试图推行的就是文革后来反复批判的“三和一少”(亦即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的支持要“少”),也就是后来老邓制定的“韬光养晦”、“不要扛大旗,我们扛不动”以及现今胡中央制定的“和平撅起”。
这“外交路线”说穿了,乃是连文盲都有、唯独天才的痞子没有的最低等常识(common sense,亦即与后天教育无关的天然智慧):咱们没那国力管隔壁闲事,最好还是先利用能争取到的一切国际援助,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了再说,少去“装猪吃象”,为了想取代斯大林当国际共运领袖(何方也指出了这个事实)而彻底丧失神智,专演“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一类丑剧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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