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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 张又普:两位海外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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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8 20: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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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外生活多年,认识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海外华人,我周围的华人社会好像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国,这里想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两位同学,刘同学和王同学,两位人物都用了化名,因为文章目的仅是在讨论社会现象,不希望有人联想太多,甚至对号入座。
第一节:海外华人刘同学
1982年我在大连外语学院参加出国培训期间,认识了这位刘同学,他与我同级,专业不一样,我后来去了筑波大学,他则前往日本寒冷北方的B大学。博士毕业后,我漂泊到加拿大、美国,他则留在了日本,举家加入日本国籍,在日本南部的一所大学任教。刘同学的父亲曾是国民党中统局的一位底层小职员,1949年遭到镇压,但因其级别太低,够不上枪毙或关押,就被“送交人民群众监督管理”,全家人都由此成了中国社会的“贱民阶层”。刘同学的童年时代正逢文化大革命,故而他非常凄惨,受尽同学的欺辱和学校的白眼,所有同学都可以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是国民党特务的狗崽子。刘父对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选对主子,他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站错了队伍,因此,他要求刘同学要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不论父亲受到怎样的迫害,都要永远感谢党的恩情。
刘同学自幼聪明伶俐,智慧过人,不仅学习成绩傲视全校,而且为人非常成熟、老到,不论遭到什么样的欺辱,他都能忍辱负重。1977年恢复高考,他当然金榜题名。大学毕业后他又成功地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生,是他们学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留学生的毕业生,与我同期在大连外语学院集训,然后又一同赴日留学。刘同学一贯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时,刘同学这样的“国民党特务狗崽子”想要入党,半点门都没有。然而到1980年代中期,党的路线是“三个代表”,很多原地主、资本家都入党了,这使得刘同学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馆任命他担任B大学的学生会领导职务,帮助大使馆管理留学生,刘同学受宠若惊、喜形于色,工作热情高得令人啧啧称奇!据B大学的朋友说,刘同学每个星期都要给大使馆打电话,详尽汇报留学生们的各种动态,以至于留学生们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大使馆都了如指掌。而且他总是喋喋不休地向人炫耀自己,说大使馆如何如何地信任他、重用他,以至于引起B大学的留学生们的警觉和怀疑,不愿和他多来往。
功夫不费有心人,经长期的努力奋斗之后,1987年,中国驻日大使馆终于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他成为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然而一个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事情,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1988年3月,我们一起博士毕业,按规定必须立刻回国效力,这时大使馆才发现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不愿意回国。众留学生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用各种方法继续留在海外。大使馆向刘同学及所有党员留学生们发出警告,如果不按时回国,必定开除党籍。刘同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精打细算之后,仍然选择了留在日本,忘记了他公开宣称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抛弃了他为之奋斗多年、刚刚到手的党籍。若干年后,刘同学举家加入日本国籍,全家人改名换姓,成了真正的日本人。
第二节: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的英语原文是“banality of evil”。1961年,德国纳粹战犯、犹太人大屠杀执行负责人阿道尔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有一位美国记者阿伦特全程旁听了审判。若干年之后,他指出,艾希曼是一个品行端正、遵守纪律、教育良好的人,他犯下灭绝人性的罪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忠于职责,坚决服从命令并严肃认真执行。阿伦特由此分析指出,为恶完全可以是普遍常见的行为,普通人只要放弃自己的判断力,接受大众观点,从众作为或者从众不作为,都有可能为恶。
前不久我发表了“海外华人刘同学”一文,引起很多反馈,对刘同学的行为有褒有贬,促使我再加几笔。刘同学是一位为人热情的人,身为B大学中国人学生会的领导,对每一位初到B大学的中国人均给以亲切接待,让初来者感到祖国的温暖。每年中国留学生聚会时,都是刘同学四处张罗,尽心尽力,给海外中国人从孤独中带来热闹。刘同学听党的话,跟党走,一心一意要做一名党的好战士。他忠于职守,坚决服从命令,并严肃认真执行,是大使馆的好助手。他品行端正、遵守纪律、教育良好,获得了日本B大学的博士学位。
像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人,如何评价是好是坏?有网友认为,我写的文章对刘同学有贬义,我不太赞同。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看你站在哪个角度来评判。刘同学每个星期都要给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打电话汇报工作,这是他自己引以为荣的事情,是他自己向大家炫耀的,是他的基本工作之一,不对吗?对于他能于1987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人感到羡慕,认为是对学生会主席辛勤劳动的表彰;也有的人报以反感,认为是对他从事地下线人工作的奖赏。议论纷纷,褒贬不一。至于他最后竟然放弃了来之不易的中共党籍,并又加入日本国籍,又使两方面所有的人大跌眼镜,愕然语塞。世界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我无意评价刘同学的好坏,只是把我看到的事实写出来罢了,有兴趣的人自己来评论吧。
第三节:海外华人王同学
王同学曾经是我在芝加哥时的邻居,他在芝加哥北郊的一家公司就职,过着普普通通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王的父亲曾是中共领导干部,级别相当高。王从小生活在北京的高干圈里,是一位“根红苗正”的接班人。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王曾经在中央党校教授过马克思主义课程,是一位很有水平的教官。恢复高考后,王同学又转学理工,八十年代末期前往美国中部的D城上学。
1989年春天,北京发生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王同学在D城连连组织华人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且从海外华人手中募集了大批捐款。1989年5月,王同学携带大批捐款,只身返回北京,他鼓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众多饭馆老板,让他们大量地把食品送进广场,免费送给学生,所有费用都由他一人支付。按照他的要求,众饭馆老板们送食品时都声称自己是自愿免费支援学生的,并且这些支援行动当时都上了报纸和电视。当然,像他这种“幕后黑手策划者”,当时就被秘密警察发现并跟踪监视。6月4日镇压后,王同学当然很快就被逮捕入狱。那时他父亲已经过世,但母亲还健在。其母惊闻儿子入狱,勃然大怒,来到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家中,对邓小平大发雷霆,邓连连道歉,以至于第二天王同学就被释放,改为家中软禁。两星期后,王同学悄然无声地离开北京返回美国D城,从此以后偃鼓息旗,不再参与政治活动。
王同学返回D城后,继续他的学业。毕业后在芝加哥北郊找到一份很体面的工作,移民、结婚、生子、安家、立业,成了我的邻居。他见多识广,经常来我家高谈阔论,给我讲述了很多我们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的高层领导们的生活故事,还讲述了很多共产主义理论的原本意义,使我眼界大开。他虽然是高干子弟,然而其观点却与国内正统大相径庭。还记得我在上一篇文章介绍过的刘同学吧?王、刘两位同学同时在我家作客聊天时,二人时常感到相互间有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
刘王二位同学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两人相反的表现很值得心理学家去研究。你把一个人当贵人来对待,从小给他优厚的待遇,他也有可能最终站在你的对立面。你把一个人当贱民来凌辱欺压,他也很可能对你忠心耿耿,侍奉终身。撇开政治不谈,列位看官中若有对心理学感兴趣的人,敬请分析一下这两种不同的心态。
后记:根据王同学夫人的口述,我从网上查到了王同学全家与邓小平全家的合影,世上万物,一物降一物,王同学的母亲的确是一位能够随意出入邓小平家的人物。
第四节: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个问题
上篇文章中介绍的王同学是我的邻居,他是“根红苗正”的高干子弟,党龄很长,精通共产主义理论,曾在中共党校教授过共产主义课程。说来似乎奇怪,正因为如此,他反而成为一名批判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士。他对我讲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个问题,听起来颇有道理,征得王同学同意,我将其原意转述于此,供大家评论。
(1) 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该原理认为,人类的社会有阶级之分,富有者和贫穷者属于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两个阶级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马克思的重要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动员贫穷者进行阶级斗争,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富有者。认为如此即能由贫穷者建立起没有贫富差别的平等社会。然而,当今世界除少数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宗教都不承认阶级斗争理论,而是崇尚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认为无论是富有者还是贫穷者,人的尊严及其享有的法律地位是相同的,人类不可避免存在富有和贫穷之分,但不可以高低贵贱之分。人类应该在一人一票的公平社会里,通过合作机制,逐步消除贫富差别,推动社会进步。
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之后,我们环顾全球,有哪一个国家是通过阶级斗争取得的进步?我们看到的是,甚至曾经推行阶级斗争的少数国家,也悄然放下了阶级斗争的旗帜,实现了国家的团结与和谐。这说明了什么?在21世纪一零年代的今天,试问,如果有人还在提倡“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原理,这样合适吗?
(2) 暴力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基本原理就是暴力革命,在国际共运历史上,首先实践暴力革命理论的人是列宁,而首先反对暴力的人是恩格斯和伯恩斯坦。
暴力革命者认为贫富不均是剥削阶级掌握政权造成的,而剥削阶级绝不可能白白送出政权,因此被剥削者一定要使用暴力夺取剥削阶级的政权,为此,双方都必须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
反对暴力的人认为,暴力革命可以推翻一个不平等社会,但是在流血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一个平等社会,而只能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平等。暴力革命摧毁国家经济、牺牲人民生命,没有任何正面意义。社会变革应该采用全民民主的方式,采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才能促进社会进步。
纵观一百多年各个国家的历史事实,暴力革命究竟为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实在乏善可陈。北欧各国通过和平道路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且不必说,即使是曾经发生暴力革命的国家,例如前苏联、中国、越南等,也总结历史教训,各自用新思维改革、改革开放、革新开放等方法,证明了非暴力的成就,成功地推进了经济发展,为国家和人民造就了福祉。在21世纪一零年代的今天,试问,如果有人还在提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暴力革命原理,这样合适吗?
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乃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两大支柱,也是至今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倍受冷遇的主要的原因。如果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实事求是地看问题,那么王同学的这一番批判,正确与否?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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