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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陈文茜:这个时代被李敖奚落了 但他的情绪是挫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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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5 19: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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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这个时代被李敖奚落了 但他的情绪是挫败的[size=0.9em]文章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于 2018-03-31 06:49:41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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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愿意为自己的价值舍生取义,让自己活得这么困难。歌德讲,一个人幸福的泉源就是他不幸的来源。李敖是了不起的,但他自己为之做出的牺牲、别人对他的批评就会成为他另一部分扭曲的来源。

口述:陈文茜,采访:刘周岩,实习记者:刘馨遥

他选择了蜀道独行

在他告别我们之前,多数人早已告别了他。而我至今仍无法提笔,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你们让我谈,我就来谈谈,一个跟很多人想象中可能不太一样的李敖。

李敖的生日是4月25号,他如果活到84岁,我们就相识整整41年了。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认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坐牢出来。如果换作其他人,已经吃了这么大的苦头,坐牢出来后一定会想办法低调,该受的教训已经受了,接下来得想办法生存下来。

可他不是,他没有想办法讨好谁。他在《文星》杂志时期写了《老年人与棒子》等很多重要的文章,在台湾已非常有名。如果他愿意做一点点妥协,以他的才华与知名度,可以通过著作拥有很高的收入。李敖不愿意这么做。美国的大学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国民党不让他出去,但蒋经国方面也派人希望能够跟他和解,让他去做东亚研究所的合作研究员。他绝不向体制妥协,因此,他不得不做很多人不屑做的事情。



陈文茜(右)与李敖


他不想被国民党拉拢,但又必须维持生活,他想到了什么办法呢?台湾那时很穷,他就想办法“勾结”(我讲他就用他的字眼)美军顾问团里的人,把美国进口的二手冰箱、冷气机拿出来卖。他卖的时候会把价格抬高,这是他赚钱的第一个方法。他赚钱的第二个方法是,谁惹了他,他就告谁。从那时开始,他变成一个很爱告别人的人,动辄兴诉。别人从这里看到的是鄙夷,我刚好相反,看到的是佩服。因为我知道他的不肯妥协。

在他50多岁之前,他所有的书籍和文章全部被查禁。我23岁的时候,担任台湾《中国时报》美洲版副刊主编,我想可不可以找李敖来写文章。因为他坐牢前写过一本《传统下的独白》,非常轰动,那我想约他写一个《独白下的传统》,谈他对传统的反思。我以为谈传统比较不牵涉时政,所以很可能过关。结果,登报的第一天,台湾的警长就来了。可见,李敖连一篇文章都登不出来。

现在的人,对那样的一个年代里李敖经历的事情很难感同身受。所以如今的台湾社会只好用虚弱的方法,来讨论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李敖1985年开始最后这段婚姻时,他还处于经济上负债的状态。他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财富,直到台湾解严,可以让他上电视节目,他的书能够在台湾正常出版,他才开始有比较稳定的收入。

这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年代,很多评论他的人,从来不曾为他们想要的开放做任何奋斗。有的人懂得在体制里如何生存、得到名声,获得理所当然、正正当当的金钱利益。李敖选择了一条很困难的“蜀道”,选择攀爬最困难的峻岭,所以他的生存方法就非常特别,也因此引起很多人对他的非议。

所以,我与他友谊的建立基础之一是这条主轴。如果没有这条主轴,我可能落入与凡夫俗子一样,只看到他的怪异、刻薄、阴暗面,甚至有时不近人情。当你没有一个大环境,看不到他这个人的主轴时,就会继续去看他的那些古怪。可是,你要了解,当一个人走蜀道的时候,他的气是喘的,他的肌肉是酸的,甚至他的人格会有一定的扭曲。我属于家境比较好的人,我知道做那种倒卖生意,还有经常起诉别人,会真的快乐吗?其实是不快乐的。



李敖曾经谈到,最不舒服的是人们常常把他跟龙应台相提并论。所以龙应台比较倒霉,她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就写《大江大海骗了你》。除了他对龙应台的学问不以为然之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龙应台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懂得妥协的文人,她的写作诙谐,文字洋洋洒洒就能引起很大的共鸣。李敖觉得这种人得到掌声,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是取巧。所以,我只能说“攻击龙应台”是一个现象。他骂龙应台,多少有不服气的成分。在他不服气的时刻,是不是表示,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掌声,给了不应该给的人?这个时代被他奚落了,但他的情绪是充满挫折感的。

李敖一方面显得很幽默、快乐,另一方面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在蜀道上独行的孤独。知识分子的基本形式是从“五四”开始的,李敖承继“五四”那一群人的精神。所以,在李敖的身上一直贯穿着两个因子:一是“五四”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爱国主义;二是梁山泊式的侠义。已经有人用“东邪西毒”来形容他了,这可能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可我觉得李敖好像不完全是这样的人。他会做梁山泊的人才做的某些事情。比如台湾乡土文学的倡议者高信疆,他是《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如果没有他,当时很多的乡土文学,包括陈映真的书籍都很难出版。高信疆后来与《中国时报》的老板闹翻,就去了北京,发展也不顺利。后来他得了癌症,又回到台湾,潦倒到连找到一个好坟的钱都没有。李敖拿了70万台币给他。这是近10年前的事情,李敖那时自己也并不富裕。

他的前几任女友都说他看钱看得太重,包括胡茵梦也这样讲他。他既需要钱,又很爱钱,可仍然没有一件事情比他在乎的信仰来得更重要。《李敖有话说》这个节目既没有广告,又总是触犯底线,人们劝他不要讲这些。他去找刘长乐,动不动就说“我跟你们凤凰缘已尽了,我要跟你们‘翻了’”。刘长乐说:“我们可不要跟你‘翻了’,我们讲的是长久的关系。”刘长乐常常让我传话给李敖,请他珍惜凤凰这个平台。但因为李敖坚持某一些事情,他非讲不可,最后他就说:“那我不要做节目了。”凤凰卫视是他最重要的收入,他这么爱钱的人,立刻就不要钱了。所以,我也想问那些批评他的人,你们会为在乎的价值、信仰做到不要钱吗?

活得不一样

李敖坐牢的经历,实际上给了他很大的创伤。坐牢之前,他已被软禁,每天都有人跟踪。那时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女孩家里非常穷,李敖自己也很穷。在那种情况下,他有梁山泊式的侠义,他拿钱把女孩的一家人统统带到台北,给他们租房子。他觉得那时所有的人都跟他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只有这一家人还一直愿意跟他往来,所以他心里充满感激。

后来李敖去坐牢,10个月后第一次被允许看报纸。你知道他看到的消息是什么吗?这个女孩的结婚启事。这个女孩家里太穷了,没有李敖照顾他们,一家人在台北活不下去。所以10个月后,女孩嫁人了。她嫁人那天,在报纸上草草登了一个启事。启事登出的当天,狱警就叫李敖了:“哎!你今天可以看报纸了!”李敖好高兴,然后看到那个报纸,他终生难忘。



旧时的绿岛监狱,李敖曾关押于此(于楚众摄)


难忘到什么程度呢?难忘到他得了脑癌,在最后一两个月快要死的时候,他几乎是完全昏迷的,他夜里做梦还会叫那个女孩的名字。他讲话已经口齿不清晰,照顾他的特别护士第二天问他的太太,说他晚上一直叫一个名字,这个人是谁?他太太立刻就知道是谁。

这代表那个女孩是他难忘的女性吗?我不这样认为。这个女孩后来在一个规模很大的律师事务所上班,我算是间接认识,所以我就问李敖,要不要安排他们见面。按道理,李敖不受男女之情束缚,如果他还爱那个女孩,他也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但他跟我说:“不要了。”

对他而言,往事是不回头的,这个女孩在李敖被软禁的时候一直陪着他,后来嫁人也是不得已。他那时一直觉得,要用全部的意志力来对抗社会的体制和媚俗的时代,他付出的代价不是只有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坐牢、失业、穷、负债、用变相的方法赚钱,不是只有这些东西。他付出的代价,其实还包括了一个人幽微的感情。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必须承认一件事情,看到报纸的那一刻,他彻底地被国民党打败了。

有些人批评他,他们在叙述某些事的时候,他们从来没看到,李敖本身是一个斗士,而他们是妥协者。作为斗士,李敖有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身份。比如,他在“立法院”戴着防毒面具喷催泪瓦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跟美国人勾结在一起,他觉得无力回天,这是他对抗社会的方法。如果你把他的大前提看清楚,你会发现,他把自己搞得像小丑一样,是一件非常凄凉的事。他一方面很凄凉,一方面是斗士。其他人根本就是懦弱者,他们可能西装笔挺,看起来很有风度教养,可背后包含了多少妥协、懦弱和伪善。

他的一生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惊喜,怎么可以有人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就为了对抗、证明某些东西?他折磨自己的绝对没有比折磨别人的少。对我而言,他的存在是一种鼓励,鼓励我可以活得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成为现在的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李敖。



1982年2月,服刑6个月的李敖走出监狱大门(人民文学出版社《李敖自传》供图)


我20岁出头的时候认识他,那时的我把头发染了七个颜色。你可以想象,在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李敖看到我就觉得,这个人在搞什么鬼?后来他请我吃饭,讲他换女朋友、遇到的事情,我就挖苦他,他听到后觉得我把他挖苦得很好,他嘻嘻哈哈地觉得特别好玩。我心里也有对他的崇拜和肯定,但我们之间不是晚辈与长辈的关系,而是我奚落他、他奚落我。

从我个人来说,我作为一个跟别人活得不太一样的女性,已经比一般人辛苦很多,更何况他呢?很多人将我视为“有争议的女性”,我不偷不抢、一生正直,我争议什么?我只是和一般女人活得不一样而已,或者说,我跟他们希望的样子不太相同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定位”是社会体制对人的压抑,就像《1984》里的老大哥,不是政治议题的压迫,而是以无形的方式,压制你在每一个细节里不可以与众不同、不可以活出精彩。

一旦你做了不同的选择,别人不会理解你、佩服你,反而会在你身上挑毛病。那李敖之于我的意义是什么?他就是我的门神,他站在我前面,他千夫所指,我百夫所指。他挡在我前面,做我的盾。我每次觉得被压力压迫到不能呼吸的时刻,我只要打一通电话给李敖,属于我的生命就回来了。

周到的朋友

说到我跟他的友情,基础也正是我对他的“了解”。不论李敖有多少的争议,他为信念所做的,对我而言,我做不到。这就是我对他的佩服。至于其他的一些争议,他身上的缺点、阴暗面、男女关系里的自私,比如说他对女性的不够尊重等等,那些事情对我来说,是属于他缺点的一部分,但有些事情构成人生的主轴。

他对待朋友,是很周到的。在我的生日,他每一年3月25号早上8点半送礼物到我家门口,每一年都送,而且一定是早上8点半。我总是说:“李大哥你搞错了,我是11点57分生的,所以请你11点57分过来。”他说,他做这件事,人家都会感动,而我这个没有良心的家伙,还跟他说应该是11点57分。

我跟他对历史的兴趣都比较深。他英文资料看得比我少,我中文资料看得少。他就对我讲:“千万不要告诉民进党的杜正胜,因为陈文茜证明一个人可以不要练文言文,文章也好。”我就对他讲:“我是被你毒害的,因为以前《文星》杂志你们提倡全盘西化,那我就相信你啦,我们今天没有你的中文造诣,除了你很优秀外,还有你留下来毒害的种子,我应该向你请求精神赔偿的。”所以,我们花时间的地方不一样,会彼此分享见解。他看不到的,我看到了,我讲给他听,他会觉得有趣。他看到的,我是不懂的,他会讲给我听,我觉得特别逗。



我每次住院他一定都来看我,专门负责来讲笑话。我很爱养狗,我的狗就是我的小孩,狗死了我就哭,哭到两三条街外都听得见。他觉得我只要狗死了,我就快死了,他就会来看我。他看我的方法很滑稽,他觉得人不应该停留在伤感,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钱,都是白花花的现金往地上甩,还一直说:“我们挣了10万块,可以买一只狗,可以买两只买三只狗,你不要哭了!”一个人养了18年的狗刚刚死了,哪有兴趣去买狗?但是呢,你又会觉得他很可爱。

他八十大寿的时候,我要送他礼物让他挑,就跟他说:“李大哥,我要买瓷器给你。”他很喜欢瓷器,事实上,他是一个品味很好的人,他以前宁可饿肚子,也要买很好的东西,希望有好的生活品质。他喜欢英国的东西,刚好Wedgewood出一套纪念款的瓷器。另外,德国Meissen的瓷器也很好。我给他讲,中国最了不起的就是瓷器,欧洲最开始烧瓷都是软瓷,没有硬瓷。德国的泰勒神父来中国传教,在景德镇发现了烧瓷的秘密,他回去后,德国皇室把全国的瓷人都召集到一起,像监狱一样把他们关起来,逼迫他们烧瓷。有些瓷人半夜从高墙中跳出去,有的摔死了,有的摔断腿。英国知道德国烧出硬瓷后,找到断腿的瓷人,后来烧瓷就不再是什么秘密。我对他讲,德国Meissen的瓷器太贵了,如果要买的话,我只能送他一个壶和一个杯子,另一个可以送一整套。那我问他要哪个。结果,李敖就说:“我两个都要!”那我就都买给他了。所以,千万不要在李敖面前卖弄历史知识,你会下场很惨。

他转念不过来

李大哥并不是与我没有任何冲突,其实是有过的。比如,他很讨厌连战,但我跟连战在“立法院”里的合作关系是良好的。他后来又和小孩子吵架,还骂大S的婆婆。我就说:“你怎么这么无聊,骂人家婆婆干什么?”其实,他真正的原因是不喜欢《康熙来了》。他认为,《康熙来了》教坏了年轻人。他其实很疼爱蔡康永,觉得蔡康永很有才气,但是堕落了。他以为,一个社会的开放不应该是每天教你听一些低俗的东西。

我已提到,一个人想要对抗时代,会有某些人格的扭曲。他觉得他坐牢那么久、努力那么久、对抗那么久,争取来的自由被这些人搞成低俗。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去踢馆《康熙来了》,我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世界上失败的东西太多了,我承认失败后就会转念。所以,我现在说自己是住在台湾台北阳明山的村民,其他事与我没关系。我关心地球,关心全球变暖、中美贸易冲突、难民问题等,但我不关心《康熙来了》。李大哥虽然有幽默感,但他是斗士,转念转不过来的。

他骂大S婆婆的时候,他很生气地问我:“你怎么可以不跟我站在一起?”我就说:“因为你自己神经病,谁要跟你站在一起,我人生就三个原则。第一,我绝对不会得罪厨师,因为厨师可能会在你的饭菜里吐一口。第二,我绝对不会得罪医师,因为我生病要靠他。第三,我不会得罪殡葬师,因为人死了躺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他要怎么对待你的尸体。所以,这三种人我都不得罪,你自己要得罪,你自己去。”他听完就哈哈大笑,他觉得我是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跟他有交情。

李敖是个跟伪善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在他与《康熙来了》有一点冲突的时候,有一次我坐飞机刚好碰到蔡康永,他就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他听后很难过,康永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以为李敖这几年过得很好,没想到他过得这么不好。为什么他会觉得李敖过得很好?除了没有往来之外,康永很难意识到李敖这种人对台湾的希望,包括一切从政治到文化现象的希望,而最后这个希望变成愤愤不平。



李敖参加《康熙来了》节目的剧照


李敖要竞选台湾“立委”,是发现患前列腺癌之后。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疾病会打倒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重视养生的人,他每天一定在他们家前面健走一个小时,他总是对我讲:“文茜我告诉你,你有一天会躺死。”我就说:“我没听说过躺死,我听说过走死。”我们就这样经常吵架。

他一生都在控制他的体重,他对我这种好吃、迷恋巧克力什么的很不以为然。当他患前列腺癌之后,这对他的打击是双重的,一个是癌症的面向,一个是男性的面向。我去看望他的时候,问他:“我不要再当这个‘立委’了,请问你要不要当?”他就说他想想看。

有一天,我主持《文茜小妹大》出来后,一堆记者围过来,我想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说:“李敖刚刚宣布参选‘立委’,还说你是他的总干事。”他要参选也不跟我讲,以我和他的交情,他不需要和我讲的,可我的回答是什么?我回答说:“我不是李敖的总干事,我是他总干事的妈。因为李敖送给我一只狗,那只狗的名字就叫‘李敖大哥大’,他的总干事是我的那只狗。”后来,李敖去登记的时候叫我陪他去,我就带着那只狗上电视,人家拍的都是那只狗。李敖就说:“你完全模糊焦点了!是我要选,怎么最后变成你的狗在选?”

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就是这样,我了解他这个人跟世界上其他所有人不同的、令人佩服的价值。歌德讲,一个人幸福的泉源就是他不幸的来源。李敖是了不起的,但别人对他的批评、他自己做出的牺牲就会成为他另一部分扭曲的来源。我充分了解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第一,多数的人不敢牺牲;第二,要牺牲就要变成圣人,但可能连教堂里的圣人都经不起检验;第三,不牺牲的人讲风凉话。所以,我觉得,信念差别太大。

最认真的写书在50岁之前

李敖发现他身体不好后,就搬下山来住。不过,他认为,“他身体不好”是错误的医疗信息。他是很注重养生的人,他觉得自己要活到100岁。那时,我举办了一个青年论坛,隔一段时间我们的公益项目会找娱乐明星、文化名人来,周杰伦、蔡康永、张忠谋等人都来过。我找李敖过来的时候,我秘书去接他,回来告诉我说“他不太会走路了”。我那时常常离岛,大概一两个月没有见过他。李敖对我说,他觉得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我就说:“你今晚讲完话,明天我们就去医院。”在那天晚上的讲话,他还说:“我告诉你们这些年轻人,我这个人的脑袋是最后一个可以打败电脑的人脑。”

第二天,我就把他带到我最熟悉的台湾骨科权威那里,医生判断可能是脊椎压迫神经,最不好的情况可能是脑出了问题。于是,我们立刻找了脑神经医学中心的主任,最终判定是脑瘤。此后,他每三个月去复诊,但他仍然不肯请外佣。以他的身体状况是一定要请外佣的,他绝对不准。他跟他太太讲:“你要用,我就跟你离婚。”他这个人就是这么固执,那我就打电话跟他讲:“李大哥,我告诉你,你如果走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发言人,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认为我不能代替你发言了,所以你死了也没办法起来反驳我。你只要走了,我就说李敖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他是笨死的,因为他不肯请一个外佣来照顾,所以就死了。”他就只好说:“好,我同意,我接受。”

到了生病的第二阶段,他吃了太多激素,全身的抵抗力都变零了,脑瘤还没有恶化,很快就变成了致命性的肺炎。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呕吐,他的癌细胞已压迫到他的吞咽功能,最后只能插胃管。等到第三阶段,他有一段时间肺炎控制得比较好,他在医院吃了很多苦,曾经短暂回家。我去看他,拉着他的手,他跟我谈了一些话。

李敖很疼自己李戡和李谌,他担心自己走了以后,他们能不能过得很好。但他又不愿意跟家人一起过年,他在某些部分很不传统,我也不是很懂。他有很深的家庭观念,他可能有妻子还交女朋友,但他还有一个非常深的传统,就是“我太太就是我太太”。另外,他跟他妈妈处得并不好,他妈妈个性很古怪,大家都不敢照顾,可是他一定要照顾他妈妈到终老。他帮他妈妈的房子做很多细心周到的设计,是专为老年人用的,一个用人可以住在那里,开门正好可以看到老人的情况。我对他讲:“我觉得很奇怪,你每次讲这些,是很孝顺的。”他就说:“你搞错了,我不孝顺。”他绝对不承认这件事情,可是我明明白白就有看到。



李敖之女李文手持2005年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时在北京的合影(于楚众摄)


李敖知道自己得脑瘤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文茜,明年我要去北京办一个藏品展,把我与胡适字画几十年的浮生之缘,一个个地写出来。”之后,他就开始收集资料,从那时开始,我就请我的秘书每个礼拜三不要来我这里上班,去帮他剪贴、找资料,中午扶着他出去,在外面有尊严地吃一顿饭。后来,他跟我讲,那段时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以为他可以完成这本书。他说:“文茜,我们说好明年去北京,李小姐(秘书)也要陪我去,我们是一起的,不要忘记我们一生都是一伙的。”这就是他面对脑瘤的态度,他预计只剩三年可以活,他要怎么样活到分分秒秒都是值得的。

他还告诉我:“我没有想到这么快,我为了赚钱花了太多时间。”他的儿子还没有念完博士,女儿才刚刚开始读硕士,他还要每个月提钱给大女儿。他疼爱孩子的方法就是给他们钱,所以他养家的压力很大。

他从59岁开始才可以做电视节目、出版书籍,可以有比较高的收入,所以他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电视上,花太少的时间在著作上。他对我讲:“文茜,你没有我的困扰,不要重蹈我的错误。我虽然著作等身,可是我最认真写书的时候是在我50岁以前。60多岁的时候,我可以写更好的作品,但我花太多时间在电视上了。”所以,他得了脑瘤后就每天写下去,写到什么程度呢?我的秘书跟我讲说,写到他站都站不起来。

从他知道得了脑瘤开始努力写东西,到病倒下来,不到6个月。他原本是希望把那个文物展办在北京,把他人生的缘分、文物背后的历史写成一本书籍,也做成一档电视节目,这是原来全部合起来的构想。李敖去年曾宣布要做《再见李敖》这个节目,跟仇人、朋友告别。优酷找他签约的时候,他以为他还可以,他要好好地做这个节目。

不过,他做节目不是要跟各种人见面,他想把北京藏品展里的文物考证、故事讲清楚。后来因为他病倒了,他们就想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邀请来宾制造话题性。因为他已经签约了,就变成他的经纪人去授权,可能那时他们不愿意让外界知道他已患肺炎。那篇《再见李敖》不是他的文笔,可能经过他点头同意,但不会是他操刀的。他不会那么无聊,把自己最后的人生花费在这种事情上。他想好好做的就是北京藏品展,可是壮志未酬,老天连最后一点愿望也没有给他(时间去实现)。

注定孤独

他晚年其实很孤单的,他本来就不爱与人来往,社会的走向更让他感觉到世态炎凉。孤独是内心的题目,不是单指人际关系,他觉得他的一生是一场空。你看他在《北京法源寺》里写:“这就是祖国、这就是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我们来救他们,他们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睁睁看着我们亦无以自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蛮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李敖内心,他就是这样看待这个世界和他的关系,就是我一开始告诉你的那样,这是一个蜀道上的千山独行者。



现在的台湾社会“媚俗虚假”,“媚”是指谄媚成功者;“俗”指的是,我们其实已经没有文化深度了,现在是狗仔化的社会;“虚”是讲所有的东西都是空洞的、无聊的;“假”,大声喊的口号都是假的。这样的社会怎么会纪念李敖?纪念一个人首先是要理解他在大时代里提醒了你什么,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人怀念他,但是有权力、资源的人怎么可能觉得李敖提醒了他什么?

早在2007年的时候,我听说有人要给他做一个纪念馆。当时的文化局长是我的好朋友李永平,他曾是李敖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当时,他对李敖无微不至、照顾有加。李敖就跟我说,他真的是非常体贴,每天都会接李敖,各方面细心,比我好多了。可是节目做完以后,这个人就跟他不再往来,在李敖生病、去世以后也没有怀念他。李大哥讲得很极端,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要完全拆出来,否则是会伤人的。当时台北市拨了一个房子要给他做李敖纪念馆,就叫“李敖书房”,李敖也很有兴趣,跟我们到处看房子。但最后,他们就是不愿意,因为李敖充满了太多政治不正确,即使在那个年代跟他最有交情的人当上了文化局长,手中有权力,也不愿意。

现在,民进党当权,有人要给他褒扬令。李戡问我:“怎么讲我爸爸好话的,反而都是民进党的人?”他问我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我说:“不管是谁,你爸爸不会接受褒扬令,因为他一生都站在权力的对立面。”这是属于他父亲的高度。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不是要对抗,而是我与你隔着一条河的距离。你做得很好,我可以隔河给你掌声;你做得不好,我可以隔着一条河批评。但是我永远不会和权力百分之百站在一起。

他的人生,有想尽办法快乐的一面。可是其中的主轴,其实是一首悲怆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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