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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 学经济家:中美经贸谈判为什么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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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8 14: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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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你想象的要难
先看看日美经贸谈判,也同样是难产了几十年。
“1985年日本顺差占到GNP的3.7%,1986年升到4.4%.....1986年4月,日本发布了《前川报告》",基调是:“日本经常项目收支顺差是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混乱的主要因素”,“经济结构改革势在必行”,“必须调整到GNP的2%左右”。
“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完善社会资本、扩大消费、相应调整税收、开放门户等......几乎是集今日(小泉时代)所说结构改革所有菜单之大成”。 “小泉声称自己是涉及结构改革的第一人,事实恰恰相反,几乎历代内阁都涉足过结构改革,只是效果有限罢了”。
“(1993年8月)细川内阁一成立,便开始实行结构改革,首先是筹建以放宽管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研究会”, “清点细分的结果,日本的管制政策总数约11000项左右”。“《平岩报告》简要鲜明的提出,原则上废除全部经济管制政策。一时间招致相关各省厅的激烈反对。”
“报告出炉不久,细川内阁就下台了。”“感到非常突然。下台的实际原因在于社会保障负担和消费税的问题,政府部门提出的相关方针事先并没有和细川做充分的沟通。”
“村山内阁时,我亲自主持制定了立足结构改革的经济社会计划,并通过了内阁决议,遗憾的是,这些政策至今无一落到实处”。
“日本的政府机构,特别是经济政策领域,原本应该是就政策的有效性和政策本身进行争论的,后来却演变成为相互争夺法定权限和财政预算权限,以及操纵这些权力资源的人事权限”
以上摘自《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作者是日本经济企划厅的前高官 宫崎勇。
宫崎勇的评论提供了一个新角度: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多数内阁其实改革意愿强烈,可是内阁的改革目标与具体部委的目标和利益相冲突,部委拖一拖或者挖几个坑,还很容易让内阁下台走人。
如果这条脉络能够证实,那日美经贸谈判的长期难产也就不难理解:部委不高兴、不配合的,谈判代表就没法承诺(对方觉得你自私顽固);强行承诺了签约了,回来也难以有效执行(对方觉得你言而无信);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系统就只能长期带病运行,等它自然消失或者出现另外的解决方案。

日本的官制,是日本特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官制的最大的特点是,流水的内阁和部长,铁打的官僚。各部委(日本称为省厅)的高级公务员们基本是一考定终身,除非触犯法律几乎不可能解职。考试门槛非常高,多数考进的聪明家伙的绩效差距也不大,接近于完全按照资历排位升迁,升到最后是“事务次官”,为避免内斗,也避免内阁部长干预提拔,惯例由几位资深官僚内部推举,通常每人一年轮流担任,到者有份。设想一个大公司,总经理(首相)大致能决定各部门总监的人选,但各部门总监几乎一个手下也开不掉、换不了,那政策能否执行、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层团伙的心情。
这套日本特色官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之前日本是各个封建主自有领地、家臣、武士,没有现代政府、军队、财政、官僚系统,要从零开始抄袭拼凑一个现代政府架构,当时的共识是除了考试和年资以外,不给旧势力派系留下任何干预的口实。当这个体系开始复制并牢牢占据了社会生态位之后,就牢不可破了。
战前日本莫名从君主立宪倒向军国主义,祸害全球,官制就是驱动要件之一。俞天任的《战犯参谋》对此有非常细致周到的梳理。比如,关东军几个军官私下炸死了张作霖,首相向天皇保证调查并送上军事法庭,可是到了向军部要人时,陆军说“绝无此事”。田中只能辞职,没几天气死了。到了九一八后,首相犬养毅不承认“满洲国”还想查办主事者,那索性刺杀了事。再往后,“七七”、“淞沪”、乃至避免太平洋战争的“日美谅解案”,内阁都只能顺从或者硬忍,忍不下去就走人。
战后美国占领军对官制动了第一次大手术。阉割陆海军乖乖的听内阁吩咐,地方知事(等同于省长)也不再由官僚选拔任命。不过经济产业交通规划民生等大权还掌握在官僚手里,按照明治维新以来的惯例,每周各部委的“事务次官”们开碰头会,把事情定下来,第二天的内阁会议再通过。不通过?你部长和内阁们换个地方吧,不能怀疑我们的智商、忠诚,更不能影响我们一辈子啊。
官僚主导了几十年后,成长起来的企业、协会、智库们大多都控制调教好了,国民和媒体也习以为常,偶尔不满也吵不了三天就熄火。问题是到了1970年代,日本经济管制的扭曲开始影响世界秩序,外压(日语里有个专用名词GAIATSU),尤其是外部的带头大哥美国的不满,成为一个持久的压力。
这时的“外压”不像战前,毕竟安全要仰仗美国驻军,经济也仰仗对美出口,走向翻脸对抗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所以只好拖延、硬忍。有些首相和内阁团队不那么乖顺,会玩阴的或者来硬的,就趁机啃下一点点,比如增设副大臣、政务官来分解权力,大部制改革合并裁撤,历经了十几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尤其是2009年取消了有120多年传统的“事务次官会议”,由首相部长们的内阁会议负责决策,官僚们负责执行和反馈,这以后日本的官制才勉强正常。
在长达几十年的日美谈判中,部委官僚们施压谈判代表少做承诺,或者面上承诺,私下用土地审批、细节规定、行业协会等继续阻挠,最后再两手一摊“法律规定,等我们修法吧”、“民间行为,我们不好越权干涉啊”。几十年里,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彼此努力示好,打高尔夫、看相扑,谈判代表们一轮轮抠着字眼、宣布取得成果和共识,彼此辛苦的打好自己那份工,然后,大多数时是照旧。
对于这个病根,美方决策圈也一直没摸清门道找到良药,因为美方有他特色的短板。

美方外交团队的短板
为叙述方便也从官制角度开始。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制是另一种异类,议员、州长等官位只来自于选举,法院、联储等机构也接近完全中立,总统只能从圈子里挑个相对顺眼的,加上议会、司法、预算等严格制约,剩下有限不多部门的人事权、决策权,就索性给足给透。这个传统由来已久,比如林肯上台时能把1600多名联邦官员换掉了1400多个。
美式官制有几个好处:一是每届总统的团队内部,不会长期内耗和僵持,哪位高官形成阻碍就直接换掉;二是众多商界、法律界、学术界的一流精英轮流进入政府,往往能够引领变革、突破困境;三是换届时高官们通常毫不留恋的走人,继任者废弃政策时没有师徒情分的顾虑,甚至以此为乐以此为政绩,这使得官僚机构对社会生态的扭曲塑造非常轻微。
这套官制是美国持续领先的重要组件之一,只是很少得到重视和借鉴,追赶者大多停留在抄抄宪法和政制的层次。好像照抄卓越公司的章程和架构,而不考虑管理层执行层的选拔和约束机制,也能成长为一流公司似的。
负面作用当然也有,而且主要表现在外交领域,尤其美国先天条件雄厚,“外交搞砸了又怎样,也伤不了我们皮毛”。按照学者米德的说法,美国的外交传统可以粗分为四种流派,分别更偏重商业拓展、民主制度、安全富强、世界道义。总统会倾向于其中一两个流派,另外的就在议会和媒体上吵闹施压,除非碰到把这四派全都得罪的挑战者,多数时候具体外交策略是不那么稳固清晰的。
具体外交策略的不稳定确实伤不了美国的皮毛,对其他人却往往致命。比如听由德国一战前挑战英国,关税法案让多国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权更迭;二战时的外交也严重受苏联影响:雅尔塔体系丢掉东亚东欧、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与黄金挂钩、组建联合国等等架构,掺杂了太多苏联的意图(维诺纳计划);之后在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地,经常因为总统和国务卿的了解有限、仓促决策,搞得美国灰头土脸,盟友们一片哀嚎。
回到日美经贸谈判这条线上来。美方每几年一换的代表们,很多是领了任务和指标,还没搞清楚病症和病因,就又换了人,取得突破往往是巧合,纠扯不清、鸡同鸭讲、表面上缓解而把病根拖下去,这才是常态。
至此,谈判双方是什么人,总算大概有个框框了,轮到“双方到底争执为何事”。然而这个也不容易厘清,因为中间经历过一次大的游戏规则切换,原有的攻略不适合继续用,各方都自己摸索新版的攻略,很容易产生摩擦。

新旧游戏规则的剧烈切换
总统里根、财长里甘和联储主席沃尔克的四年期间,完成了黄金的彻底脱钩,这相当于改写了底层代码,此前很接近你争我抢的零和游戏,而此后更接近联手做大的增量游戏。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分工、经济周期和发展理论,等等,也随之调整。很多旧的攻略指南也纷纷不好用了,甚至越是努力,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就越大,给体系带来的风险就越多。
美元挂钩黄金时期可以算是游戏2.0版本,很接近零和游戏,没可能长期持续。美国要顾忌库存黄金能否维系承诺,不得不缩手缩脚近30年,援助给了英国、希腊、土耳其和以色列后就不够给蒋介石,越战需要每年抠着预算打,苏联在拉美、非洲到处煽风点火也只能干瞪眼,给反对派扶持几百万美元就算尽力了…说美元绑定黄金是霸权和剥削,还不如说是苏联下套戴上了锁链更接近实情。直到里根搞起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才挣脱这个枷锁,国债总额从七八千亿美元飙升到约三万亿美元,有底气和苏联全面硬怼,苏联就怎么都支撑不下去了。
对于美国以外的各国,2.0时代也是悲剧。由于国际流通货币和资本严重不足,各国也承担不起万一紧缩连串儿贸易崩溃的风险,纷纷选择关税保护、自主替代等低效策略。日本虽然搭到了美国开放的便车,资本的大头也是依靠自己积累的。60年代初曾为了1亿美元公债那点利息的免税指标,花了1年多谈判恳求,谁能想到一两代人之后,中国每天甚至每半天接受的FDI都不止这个数,根本不需要谁批准额度…
学界思想界的理论和分析范式,也能找到金本位影响的影子,间接影响历史的进程。黄金不足必定引发货币和信贷的定期坍缩,大量资本、生产力和消费力同时毁灭,马克思推断财富会绝对集中、穷人将一无所有;凯恩斯主张提升政府开支比例以缓解信贷和经济大起大落,一段时间内被当作救星;国际之间极难协调,新富的国家必须增持黄金,已富的国家无法忍受黄金流出不得不贬值再挣回来,无限期的协调忍让不符合政客和选民的天性,早晚会走向贸易战、汇率战和热战,所以那时列宁判断帝国主义之间必然爆发战争也是对的…..
直到里根-里甘-沃尔克时期,才把这个游荡几百年的幽灵赶回瓶子里,新的操作系统开始运行,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
里根主导减税增债、放松管制、私有化等措施后,官僚的干预权力几乎砍没了,国内和全球投资者在产业、股票、期货、外汇、基金、创新、VC、房产、农地、林地、油田等能够想到的所有资产和组合方式上自由尝试,也同时带来效率、税收、就业、知识技能和居民收入的最优实现。期间大量外部资本也涌入美国,引发美元快速升值,升值使进口产品价格下跌,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反常现象”。
对于资本流出国,政府也不需要像以前惯例去调低汇率、提升利率、紧缩信贷等措施来留住资本(黄金),让整个社会都承受痛苦;什么都不干预反而更好,短期资本流向美国会导致美国需求强劲和自己币值下跌,结果是出口和就业快速增长,当然资产价格会有些下跌。有些部门失血有些部门回血,几个波动之后身体更健康了。以前是必须要堵否则会失血到休克,现在是最好别堵否则一定会长出肿瘤。
对照更老版本的操作系统的话,会发现提升更是显著。把部落联盟和皇权王室暴力竞争那几千年当作1.0时代,自家资本是任意抽税的对象,别国资本当然烧光毁光为好。光荣革命之后算2.0时代,英国政府弯下腰来开始和境内外资本达成稳定的契约合伙关系,百余年时间就把1.0时代的恐龙捕杀完毕。3.0时代美国政府带头跪下后,“资本没有祖国”,对各个政府挑三拣四,谁对资本更友好,就去耕种一番;谁继续颐指气使甚至动粗没收、翻脸不认的,比如八十年代的南美,90年代的东南亚,以及这十几年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等,境内外资本就飞速消失逃离,留下满地废墟。
3.0时代资本没有了国别之分,在投资收益率的压力下,往往比别国政府还关心发展,关心能不能给穷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和工薪收入,消费能力是否能提升,交通电信的硬件网络,民法商法和银行金融的信用网络,能否下沉覆盖到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多的土地和房产…新卷入的穷人买的起更多的家电、电脑、汽车和游戏,如果还能开始申请汽车或者住房贷款就更好了,这些会给旧资本带来更高回报,同时也是新增资本的源泉和基石。
这与之前的大国战略外交理论完全相悖:霸主国家怎么可能真诚的期待外部国家秩序稳定、经济增长和人民富裕呢?可是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农业时代的争夺土地,和工业时代争夺廉价原料,这点价值,3.0时代的领跑者们真的看不上眼了。外部世界走向动荡和穷困,才是他们最担心的:这样下去科技医药航空金融软件芯片等卖给谁?薪水和分红还能撑多久?我孩子将来是收入更高,还是去种土豆小麦,甚至背枪上战场?不,绝不。
资本的扩张渴求,和美国政界的商业拓展派、世界道义派的主流一拍即合,成为全球化三十年奇迹的主要推手。当然其中会夹杂着各种浪花,对新资本仍然心怀疑惧的人群,试图搭便车表演爱心争取选民的政客,抗拒交出干预权限的官僚,以及担心在玩法下丧失优势的企业和行业,等等。
所以,把日美经贸谈判当成两军对垒的零和游戏,起点就错了,因为财富不再是限量的。走马灯一般轮换的双方代表们其实更像在同一战壕,共同修补BUG,安抚自己背后各种利益团体对这个系统的不满、哭闹和干预。

日美双方究竟做错了什么
大致梳理了日方、美方的团队,前后两种版本的游戏攻略,大合作小摩擦格局,总算可以开始评价双方了。先理顺框架并大致认同,才能避免基于碎片事实而推断“美帝想要什么,日本该怎样才是对的”,这种片面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往往害人不浅。
为了中立评价双方的行为,这里完全虚构出日美各一位投行经济学家的对谈,直接切中核心,无需耗费很多时间去梳理双方的无穷无尽的细节。
第一轮,85年左右,美方代表简称为A,日方代表简称为J。
A:满世界都在讨论美国财政和贸易赤字,可惜大多数连赤字的多面性都没想过。减税引发的投资收益率升高,自然会吸引外部资金流入。这个流入,在我们眼里是冲着投资收益率来的,而在财政眼里是新增预算赤字有人填补,海关眼里是贸易出现大笔逆差—出口商收的钱没有买东西回去而是留在美国,自然是逆差;联储眼里美元受欢迎,升值接近一倍;经济学家看到了“无通胀的高增长的反常现象”,其实是美元升值导致进口增多而且价格下跌,摁住了通胀;议员们看到的就是失业和保护主义提案的表演机会。
在一定的限度内,通过给企业和工薪阶层减税的方式,把国债占GDP的比例提升20个点,那会刺激企业扩大投资,新增就业和员工收入,这些新增收入(小部分还会加上汽车或者住房贷款的杠杆)又会变成另外企业的新增盈利、新增就业和收入,这种循环乘数效应有可能导致GDP总量增长40%。当然这个游戏会有一个上限。原则上通过减税把更多资本留给企业家和就业者去支配,总归是效率提升。其他国家最好尽可能筹划跟进才对,尽快减税、削减管制。
抛开各种表象和各流派的药方,回归一下基础逻辑。资本和贸易同时自由的话,那失业,贸易顺差逆差,资本流入流出,汇率波动,这些都是必然现象,就像人有呼吸有脉搏。美国纺织、汽车和家电行业的失业是好事,如果日本赚到的钱买了波音、惠普或任何其他公司的产品,这些公司的扩张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吸收失业。即使不买产品,而是选择某些企业的股票、债券或者其他资产,那也会因投市场变化汇回,或者因个人因素而变成采购,这对彼此的消费者和产业界乃至政府税收,都是有利的。
但政府管制就完全不同,特别是钱被你们央行收做外储长期投放回来,就是一个双输的干预。你们的钱没有变成订单,相当于我们的企业和工人被抽水,却没有回流;订单的消失意味着投资机会的消失。而投资机会是一切增长的源头:在生产循环是就业和工薪提升的源头,在资本和货币循环也是货币创生和还贷支撑的源头。持续抽走订单直到极限时,工薪的现金流无法支撑房贷价格,股票分红和债务利息无法支撑养老金增值,或者资方和工人的不满积累到要求政治解决时,都会引发系统的不稳定。
所以前十几年的协调和争吵其实是走了弯路,应该只盯着资本和贸易自由,减少政府干预尤其是限定外储比例。稳定汇率的任务交给市场,要方便境内外民间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们自由对赌,看多方本来就是看空方的最好储备。日本想避免升值过快伤及出口,那就分析怎么能多进口,比如废除进口关税和管制;比如减税提升企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就业和工薪收入,优化信贷覆盖、保险覆盖和土地房产流通抵押,让更多人能够买更多国产高端品还有进口高端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勒紧腰带,牺牲居民的福利,牺牲企业的资本积累,去为美国输血,还惹得美国火冒三丈、循环不畅。
可惜,行长、财长、商务部长、外长等技术官僚,总统首相议员等政治家,总是盯着眼下的KPI和压力行事,纠结于症状而非病因,真是糟蹋宝贵的时间、金钱,破坏盟友之间的友谊和信任,还增大了体系的风险。
J:日本这边政府和国民的观点非常糟糕,可能是政界学界和传媒缺少一流的金融家的影响。老派稳重的国民以为美国借债度日是堕落和陨灭,担心未来世界去向哪里;年轻的民族主义者相信顺差证明了日本的优势,满心期待着未来是日本世纪。如果他们想明白,在国内增长率和投资收益率高于美国时,还出现外储和顺差,属于强制对美输血,那不知他们会不会去骂央行“非国民行为”(注:日奸行为)。
美国成为全球投资者的乐园,一流企业优选去美国投资或者上市,各国精英富豪优选移民去美国,形成了资本+人才+富豪的巨大顺差,那必然对应着二三流商品领域的巨大逆差。这种新玩法的诀窍,不知下代人能不能搞懂。
我感觉,从农业转换过来的第一代人,都会为现代工业和技术目眩神迷,以为搞定就赢得了终极胜利,其他应该是被压缩的牺牲的,他们理解不到,是金融和资本的循环机制,在主导着分工和贸易,主导着他们提供什么产品和卖给哪些能买的起的顾客。而理解不到,就追赶不了。
除了观念不接受外,更多明着暗着的阻力,来自于各省厅这些逐年熬上来的官僚共同体。比如通产省就不想开放,一是为了自己的政绩好看,二是放外资进来就不好继续干预指导,三是确保关联的圈子利益不被冲击继续围着他们转,开放了进来了很多不把他们当神的美国人,那日本企业也不把他们当神了。至于高价由国民支付,麻烦由谈判代表擦屁股这些,跟他们的奖金升迁一点关系都没有,自然毫不关心。而其他负责具体行业和要素市场的干预的部委,比如国土厅和农林水产省,就比通产省隐蔽而且致命许多倍。
A:你们也是奇葩,没有单独的商务部。财长行长外长商务部长的思考起点通常还是国家利益,通产省、国土厅、农林水产省这些家伙一直阻拦的话,那顺差、外储、贸易摩擦就永远不顺畅。我们那边的捣乱也很多,不过没什么持续性,过完选战那一阵风就又摇摆回来了。偶然的失控一次,倒是捅了天大的乱子。胡佛总统竞选时向愤怒绝望的破产农民承诺一定通过关税法案,不顾上千位学者反对,也不顾福特老板和摩根总裁的整夜跪求,仍然选择兑现。结果引发全球连环的经济危机,德国日本脆弱的宪政体系没能撑过去。不过我相信几代人之内,美国绝大部分力量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悲剧重演,在最坏的选择时,宁可单独对一国发动战争,也好过全面切断贸易引发全球混战。
J:你们那次关门可真是间接要了一亿人的命,但回看过去的话,你们的破产农民早晚会造反的,金本位这个老系统的历史车轮总是要不断的碾压一些人,拼命阻拦的越久,出来碾压时的牺牲品就越多。除非一战之后各方没有恢复金本位,而是创建了类似现在的体系。

第二次:1988年前后
J:趋势很不妙,三年来,汇率升值约一倍,但贸易顺差还是涨的很快,为了防止升值导致紧缩的财政扩张预算也在执行,加上资本流入,三个水龙头各自灌各自的水,央行不得不拿日元买下来,股市和房价已经有泡沫的迹象。央行如果放任日元无限制升值,确实能强制调整,但三年升一倍已经不慢了,也想听下你的意见。
A:哪有央行不得不拿日元买下来,还是不肯改弦更张。要立即放开企业和居民持有和交易外汇资产(注:实际上到1998年才完全放开)。阻碍他们持有,可不就是央行代为持有,接盘放水会让你们涝十年旱十年,一代人大起大落。交出去以后,央行就坚决坐视升值直到市场信心动摇开始掉头,前几年法郎英镑四年贬一倍也没什么。坚持不介入,升值也会迫使出口部门找进口管制部门干架。
二是这么多资本流入,你们却拿不出更多的杯子接,可不是要溢出来。务必要保证土地房产和股票等资产的供应增速能够灵活跟上。听说你们核心农地转移用途需要部长和省长批准,不转用途也只能转移给农民打理,禁止资本公司和市民插手,农产品贵到天价,整个经济都在给输血却又没什么产出,简直就是现代经济的面子封建农奴的里子,禁止流通还让泡沫全堆在城市里。(注:直到2009年时日本务农人口平均年龄约60岁了,很多土地抛荒,资本下乡经营农地的禁令才解除)。
J:国土和农地确实管制极多问题很大。你们有全世界的优秀企业跑去买地建厂,美国企业一有机会就到城郊大块的拿地建总部,可是日本土地管制极严。不仅是外资工厂进入日本受到阻碍,日本制造业以外的公司大多也只能挤在城里付高租金推高房价,富豪也没法像你们退休后下乡去搞大房子。结果导致与美国相比,日本的机会更多积聚在划定圈子里,钱也都更多的堆在划定圈子里,也有更高比例的青年又苦又累好几年才挤进小房子,生育率自然也会比你们低不少。
可是国土厅和农林水产省根基非常深厚,由于人均耕地太少、粮食自给率太低,管制和保护很少有人质疑,积攒的法律也很多。农民选票和农协、基层官员利益一体,组织程度堪比二战前陆军海军,内阁和议会很难搞定他们,倒是他们使个眼色,内阁和议员们就会识趣的赶紧低头闭嘴。
A:关于土地,我们好像有个专家组来过,建议务必停止国土硬性管控,方便房产商和居民换地流转整片开发,把规划审批权限给到基层社区,为了避免过度囤地可以统一征收一点点持有税。你觉得能调整多大?
J:很不乐观。即便明知泡沫将至,也很难让国土厅修改目前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只能等到编制“五全综”时放松(注:“五全综”是94年修订、98年执行)。国土厅如果承认“四全综没能预计到需求猛涨,所以需要紧急调整”,那别人会问“难道以后就能提前预计十年吗,还是方便个人业主自行交易、地方自行核准吧”,会危及到官僚们的位子。而如您所知,官僚们宁可灭国也不肯自裁,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当年珍珠港咬你们时,你们只以为日本政府疯了,没看到背后是陆军官僚们坚硬如山,内阁垮了好几次。
A:土地流动性推进不了,那金融开放能不能补救?你们的银行,会数地皮、和老客户喝酒、按计算器就能活的很好,有着全球规模的资产,管理还停留在20年前,照惯性思维加码信贷是火上浇油。还有你们股市的市值排在世界前列,可感觉公司治理比我们要落后两代,要是在纽交所上市的美国公司,早就被收购兼并重组了,二三流业务线卖给同类、做强自己优势部门,高管也优化几轮,股价这么高也会增发股票囤积现金还会压低泡沫。银行和股市是对成千上万个企业的竞争优劣进行裁判的系统,难以想象一个经济大国的核心功能,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J:现在正是欢歌笑语的高潮时期,多半要等摔倒了才会大动。没有世界一流同行进来殴打一番,自己的进化就停滞了。我倒是很怀念明治维新初期时的制度创新发明,那时四成政府预算用于给武士大名发津贴,协助完成了新旧势力的切换,不像大清保守派和维新派耗了几十年死了无数人。

第三次,1995年前后。
A:恭喜你们把自残之路都走了一遍,现在还在继续自残,未来可以当作教科书了。
危机处理有几点很好奇,一是财政政策,为什么大兴基建花钱,同样是增发国债,走减税道路的话还能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新基建已经没有回报,浪费了宝贵的窗口期和国债额度,最后不得不增税时就彻底锁死了。国民背着巨债挤小房子又没有生育率,将来国债找谁接续,用什么资产的现金流撑着?
二是货币政策。这几年日元居然还升值。银行丧失放贷功能属于系统性危机,救助是央行最紧急的要务。这时企业变卖境外资产回国补窟窿,无限接盘压低汇率是一举多得,一是能帮那些企业还债轻松一点,二是有想试着抄底的吞并的也得到足够军火。泡沫前不该放水的时候放水,危机后该放水的窗口期又矜持了。搞不懂。
三是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强制重组出售两三家大银行和证券公司?让美资进来占一两成份额,把银行和资本市场效率提升一级。清理掉失败者、让优胜者扩张,这对系统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撇账,也是社会为危机支付惨重代价后所能得到的最有价值的回报。
J:还是几个官僚集团各吵各的、各做各的,内阁无法协调。总算上来一位不是自民党的首相细川护熙,他没太多利益纠葛,可是也没太多实力。他计划要废除全部管制,切断官僚与企业界和协会的关联,实现日美经济一体融合,可惜公布没多久官僚们就给他挖坑,逼他辞职。更寒心的是,他辞职了一个月,竟有枪手在公开场合刺杀他,理由是因为他的战争道歉,还好没有击中。
我觉得日本二十年内难有起色,再以后,思维更现代更国际的当下年轻人熬成高级官僚了,也许会不一样。如果十几年前,里根改革时施压更系统化一些而不是整体纵容、零打碎敲,或者日本没有自满于产品和技术的进步,而是更多关注产权金融和制度等领域的开放和跟进,或者虽然不懂但只管无脑硬抄,那即使官僚、公司高管、土地的流动性只有你们的一小半,也不致此。
A:部委和官僚没有流动性,公司和高管没有流动性,土地缺乏流动性,制度也缺乏弹性,处处和资本贸易要求的流动不合拍。赶巧了20年就走到极致,时代或者系统一变就死活转不过来,是这个意思吗?真是太可惜了。
J:没能突破确实非常可惜,倒也没啥奇怪,似乎只有英语民族的心态文化是和资本规则是先天就内嵌互生的,看看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大家都或多或少的需要英美的压力才能转过去。我们倒是有个专用名词,外压gaiatsu,还好外压来自你们而不是法德俄等,那可是会糟糕到不敢想。
日本没什么激动人心的了,要不我们换个关注方向,一个重量级的新玩家?
A:我也觉得中国的走向激动人心浮想联翩。93年起他们的动作很大也很坚决,但估计严重缺乏经验和人才,比如明明很穷而且增速很快,为什么要追求贸易和资本双顺差,把宝贵的外汇存在美国而不是换成急需的设备、原料和技术,还搞到通胀不可收拾?而且现在锁定了汇率,再这么锁定的话,泰国印尼马来菲律宾会受很大影响。看不懂。
J:日本已经很难懂了,对中国就不宜着急下判断。他们走了几十年的公有制,企业、员工、土地大多还是国有的,现代银行和金融近乎于零,各种部委厅局倒是百八十个,能转过来的难度和风险比我们高好几倍。但愿这次转折能少一些弯路,也祈祷这头大象千万别乱撞,把系统给搞崩了。

(上篇完,下篇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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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推荐两个朋友的书:
俞天任:《战犯参谋》和《谁在统治着日本》 (可以了解日本官制对历史和社会影响,淘宝有售)
于杰翻译的《时运变迁》和《管理美元》(货币体系转轨史,广场协议前后的全球协调,最靠谱的复盘,后者预计4月或者5月份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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