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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说] 趣文:党报“口头禅”里的中国政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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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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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3]偶尔看看II

    发表于 2018-12-17 14: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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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
      
    在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喉舌媒体当属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密不透风的中国政治中,它被视为是洞察中国政局与政策变化的窗口——当某个特定政治词汇在一段时期内被反复提及,相应的政策也会发生变化。

    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40周年之际,BBC中文从过去40年的《人民日报》中整理出那些曾红极一时的“口头禅”,从词语出现频率变化带您回顾中国40年来的政策摆动。

    走向“一尊”


    当你打开一份党报,先映入眼帘的很可能是粗体的领导人姓名,他们可能出席了某次会议,或发表某些讲话。显然,领导人姓名出现的顺序、频率与他的权力和地位息息相关。

    1983年,邓小平在《人民日报》出现次数首次超越毛泽东。那一年,他开始担任中央军委主席。1990年卸任后,他很快输给了继任者江泽民,但两年后,当他以普通党员身份“南下考察”后,他重新成为党报上的“一号人物”。
    这一切,在习近平上台后显得小巫见大巫。2012年,较为“低调”的胡锦涛将权力交给习近平,后者姓名出现频率便几乎直线上升。五年后,习近平获得“党的核心”称号,同一年他被提及的次数已超过江泽和胡锦涛二人峰值之年总和。

    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都无小事。今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头条标题是短短七个字:“习近平回到北京”,内容仅是讲述他参加完金砖国家峰会后回国。

    《纽约时报》认为,习近平已成为邓小平之后最有权势的统治者,而《福布斯》杂志也将其评选为2018年世界最具权力人物。

    左右摇摆

    除了领导人的姓名,“党的领导”和“意识形态”这两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词汇,在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如同指南针探寻着中国政局左右变化的方向。

    改革开放之初,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们放下《毛主席语录》,“解放思想”成为主流。这段时间,《巴黎圣母院》等西方影片引入中国,思想界空前开放。

    但到1987年,在党内保守派反攻下,一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展开,“党的领导”被重新重视起来。两年后的六四事件或许更加让领导人认定,是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面对“姓资姓社”之争,说了四个字——“不搞争论”,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明显放松。

    直到习近平上台后,这两个词语出现频率再次抬头猛增。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党是领导一切的”被写入党章,“党的领导”出现频率自此达到40年来最高点。

    政治改革昙花一现

    改革开放后摇摆不定的政治氛围,让很多人认为一场彻底的政治制度性改革迫在眉睫。1980年,邓小平发表了有关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然而,突然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的团结工会事件,却给中共党内保守势力带来了阻碍政改的借口,邓的领导制度改革设想还未展开便偃旗息鼓。

    政治改革重新进入中国领导层视线是在1986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正是这样的基调下,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组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就党政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进行研究。1987年10月,《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获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这一年,“政治体制改革”在《人民日报》上的出现次数达到巅峰。

    历史仿佛与中国开了一个玩笑,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后,这场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彻底终止。

    在随后的20余年时间里,“政治体制改革”的字眼虽仍时不时出现在党代会等重要场合,但再也未能像80年代的政改一样引起强烈反响。

    意识形态的纠结

    政改夭折,经济改革也并不轻松。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引发相当一批保守人士质疑,中国是否已偏离了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毛泽东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成分。

    直到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尽管如此,“市场经济”并未立刻在《人民日报》上崭露头角,而是被用“商品经济”这一更委婉的提法替代。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共十四大会议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为中国经济改革目标。“市场经济”由此在党报中大幅出现。


    与火热的“市场经济”形成对比的,是日渐冷落的“共产主义”一词。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将社会主义写入《宪法》的国家。根据俄国政治家列宁的理论,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显然不想再考虑过于遥远的、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使命”。

    早在80年代中期,围绕是否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写入党的决议,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与党内保守派曾发生争议。

    1986年8月,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全国人民怎么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四项基本原则是实际工作中要贯彻的,不能天天念经的样子去讲,那就解放不了思想。”

    此后,中国当局对共产主义的提法越来越少,在需要强调意识形态时,很多时候只提社会主义。

    公共舆论场的博弈

    伴随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是中国民众要求参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意识。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享有监督权,但批评人士认为,现实中履行这一权利异常艰难。

    中国对媒体长期实行严格监管,禁止民间开办新闻媒体。但官媒的主要身份是“党的喉舌”,批评同级甚至上级的工作成为大忌。

    在这种情况下,巧妙避开“媒体”字眼的“舆论监督”一词被提了出来。1987年,中共十三大会议报告说,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90年代后期,官方媒体也走向市场化改革,很多党媒开始办起了都市报。尽管报禁犹在,但遍地开花的都市报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针砭时弊。

    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视察时说,“什么叫以正面报道为主?是指99%都应该正面报道吗?98%、80%就不行吗?我看51%不也行吗?”


    21世纪到来,互联网成为中国新的舆论场。博客、微博等社交平台兴起后,公民意识表达有了新高地,“公民社会”也在党报中被越来越多地提及。

    转折点发生在2011年初,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在中国也引发效仿,多个中国城市爆发集会,要求开启政改,开放新闻自由。

    或许感到威胁的中国领导人,自此对“公民社会”嗤之以鼻。前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甚至撰文批“公民社会”是“西方国家设计的陷阱”。

    今年前11个月,与中国有关的“公民社会”仅在《人民日报》出现一次,达到历史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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