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支付的现实冲击与监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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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张力军

理解第三方支付这个关乎中国互联网金融起源的核心环节需跳出纯粹的支付环节，也必须将其置于中国金融体系长期的金融垄断和金融抑制，以及当下利率市场化的金融开放大背景下，超越单纯的技术创新，因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和其他国家尤其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的美国有着本质区别，虽然我们时常向着美国对标。即使中美有着看似相同的病症，背后的病源却很可能完全不同。

如果说《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出台后市场反应还算正面为主的话，那么随后有关《网络支付》的征求意见稿则让市场发出更多的不解和反弹之声。面对一个涉及多方利益的新生事物，争论、辩解、误会甚至欺骗都可以理解。尤其是在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利益关联还时常困惑着市场，情愿或不情愿的代表与被代表难以辨别，比信息不对称更难以消除的话语权不对等问题依然存在的环境中，理解第三方支付为何引发热议的最好方式或许就是跳出纯粹的支付，冷静梳理一下第三方支付的出现究竟冲击了现有金融体系的哪些要害之处。

个人浅见，第三方支付，尤以支付宝为代表，对现有金融体系最大的改变始于虚拟账户体系的建立，让资金沉淀成为现实，继而对接天弘货币基金变成余额宝后，冲击了商业银行的存款根基。这就是为什么支付宝运营了多年也没有引发地震，而余额宝横空出世，瞬间就确立了互联网的金融地位。

一、第三方支付的模式与逻辑

我国的第三方支付起源于网购，最初解决的是电子银行和银联网络支付手段的用户体验问题，有网关支付和快捷支付两种方式。支付宝出现之前有过网购经验的人大概懂得什么是用户体验。本人曾用过某国有大行的网银支付，几乎可以透过屏幕看到开发者和产品经理麻木的面容——砸吧，反正电脑是你自己的。剁手族用户体验的改进除了可以在网购总量上反映出来，看不到的恐怕是被保护下来的键盘数量。当然，监管机构更关心的可能是网络支付比起衙门一样的营业网点如何加快了社会资金周转的速度。

但真正成就了马云的却是不经意间解决了买卖双方信任问题的虚拟账户。以支付宝为代表的虚拟账户体系完美解决了网购中买卖双方的信任问题，起到了信用中介的作用，这非常类似国外escrow账户的作用。我们用下面几个图来理解虚拟账户体系的工作原理，简单，但非常关键。





上面两图取自谢平等著的《互联网金融手册》，分别表示了第三方支付加入前后的情景。没有第三方支付前，每个客户都可以在任何一家银行开户，所以交易双方的资金转移是一个多对多的过程。有了第三方支付，无论客户在哪个银行开户，都只须面对第三方支付一家。但是关于第三方具体如何实现资金转移过程，谢平书中只是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深入到第三方支付模块内部（见该书2014年4月第一版，第7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知是作者觉得太简单没有必要，还是有意忽略。本文用以下简例图示这个多对多变成多对一的过程，因为笔者认为这个过程对支付宝以及后来的余额宝非常重要，也是以往讲座中许多人理解模糊之处。





该例说明，从工行开户的买家到招行开户的卖家的资金转移，是如何经由支付宝的两个中间账户，从一个跨行支付，变成了两个同行支付。支付宝在每个银行开设的中间账户就是支付管理办法中所说的备付金账户。相比买家工行帐户资金直接跨行转入卖家招行账户，买家资金首先通过支付宝充值环节进入支付宝的工行账户，当买家收货满意后指令支付宝付款时，支付宝再从其招行账户转给同行开户的卖家，卖家提现环节的资金流动与买家充值环节相反。买卖双方的支付宝账户就是我们所说的虚拟账户，其实只是支付宝平台上的一个虚拟电子账户，纪录充值、转账、提现等交易信息，而资金是在客户和支付宝的银行账户之间流动。根据客户指令和充值、使用习惯，在途资金或账户余额在中间账户沉淀的时间可长可短，但可以做到几乎实时到账，因为两个同行转账可以同时进行，而且根本无需跨行清算过程介入。

进一步思考商业银行之间的跨行清算。再设想一下另外一个相反的交易，买卖双方互换开户行，如果两笔支付数额相等方向相反，即四个同行交易同时进行，那么支付宝中间账户的存量则根本没有变化。交易数量足够的大，方向足够的随机，跨行之间的轧差清算必将只是全部交易量的一小部分。





有了上述分析，不难想象支付宝累计了各银行之间的相互对冲后，只需要在每天央行要求的时点清算不能完全对冲的差额部分。已经对冲的部分本来是央行清算系统的工作，支付宝却将其化解于无形。本人相信支付宝暗含的这个天然对冲机制应该是马云当初的无心插柳之举，这恐怕也是多数业内人没有想到的后果。

笔者曾戏称支付宝在多少家银行开户，马云就是有多少只手的观音。经查询官网，支付宝至少与130余家银行有合作关系。剁手族的手去哪儿了？

二、第三方支付带来了什么变化？

现在我们可以深入思考一下第三方支付对现有金融体系的改变了。

支付功能场景化。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改变的不仅是用户网络支付过程的体验感，还通过解决用户生活中的付款需求把支付场景化，如手机充值、订餐打车、公用事业缴费等。从国外银行的经验看，这些方便用户的衍生支付需求早在ATM、电话银行时代就出现了，金融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并非只是一个口号。从用户角度说，是国内金融机构的官僚与垄断给了第三方支付在互联网时代爆发的机会。

支付过程简单化。支付机构在各银行开户，将需要在买卖双方开户行之间进行的多对多的交易过程变成多对一的过程，每家银行都只要面对支付宝一家支付中介，无论对付款方还是收款方，支付过程都因为第三方中介的存在简单了许多。

整体交易费用下降。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多家合作银行都有中间账户，所以可以通过中间账户变跨行为同行，实现对客户而言的跨行免费、实时到账，整体降低了用户需要支付的交易费用。

成就了货币基金。以第三方支付机构最具代表性的支付宝为例，其中间账户可以沉淀大量资金，对接了天弘货币基金后，可以轻易把支付宝余额转移到余额宝，其实质是屌丝客户零散的活期存款被集合成了高大上的货币基金，回过头来再找商业银行团购协议存款。本来是随意玩弄的小散，摇身一变成了趾高气扬的超级大户，这极大伤害了银行的自尊。成就了宝宝类的货币基金，当然也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存款数量和性质。

央行清算功能被前置。支付机构在商业银行体系内部的天然对冲替代了一部分跨行清算，央行的清算功能被前置，削弱了央行清算系统的作用。某财经评论员曾指责支付宝和余额宝是传统金融体系的寄生虫，这种批评在一个习惯于道德说教却又全面沦丧的社会再正确不过，可是人家犯法了吗？

三、第三方支付影响了传统金融的什么利益？

现在让我们狠下心来，真实地面对利益格局的变化，看看第三方支付到底动了谁的奶酪。

商业银行中间收入。跨行转账费用属于银行中间收入，银行业收入目前主要还是靠吃利差，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正逐步增加中间收入占比，跨行转账费损失的具体数量大致可以根据第三方支付在10多万亿的网购交易量中所占份额近似估计。2014年工行中间收入排名第一的就是银行卡，351亿。

商业银行的存款。初期和支付宝合作可以留住中间账户的存款，否则有存款流失的可能，不管是消费者个人还是支付宝账户，都是一般存款。转到余额宝，性质变成同业存款。这影响到了银行的存款数量、放贷能力和监管指标计算，取消存贷比指标考核与宝宝类货币基金的兴起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负债流动性风险陡然增大。具体而言：

· 负债成本：从活期存款变成协议存款，成本大幅增加。目前的活期存款利率不到0.4%，6个月的大额存款则接近3%。有1000亿的存款变身，银行一年就要多支付26亿利息，活生生被啃掉一块肉。如果推到极致，银行体系所有活期存款都变成余额宝……算了，还是不说了。

· 数量：余额宝最高峰时曾达到8000亿元。要理解这个数量的意义，必须懂得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根据宇宙第一大行工行最新的年报，20万亿的资产规模，现金及非限制性存款总计约2000亿，现金不过800亿。

· 流动性风险：余额宝等货币基金是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存款替代产品，理论上说风险很小。但美国金融危机中货币基金遭遇流动性风险，美联储不得不将存款保险扩大到货币基金。余额宝的实时赎回隐含着潜在的流动性风险，其运营者天弘基金或支付宝或阿里体系的重大危机都可能导致合作银行的负债流动性危机。比起股市恶意做空，银行流动性风险危害更大，也更难以控制。

银行间的清算。银联可说是第三方支付蓬勃兴起的最大输家，本就是为解决多元支付而生，却未尽到自己的本分。如果非要对比他国，国际上的Visa和Master实际上就是国外各大金融机构的联合，我们知道的是外在表现出来的两大信用卡组织，其实就是和银联一样的支付网络。所不同的是，人家有两个体系相互竞争，而银联更愿意躺着挣钱，可能比银行还大爷，何曾想过用户体验。银联觉得委屈吗？国外网购用信用卡支付后如果有问题，一个电话就能把钱要回来，如果银联能做到，未必会有支付宝的今天了。

央行的清算体系被短路。中央银行加商业银行体系是现代金融支付、货币、信用制度的根基，第三方支付如同钻进这一体系肚子里的孙悟空，部分取代了央行的清算功能，业内人的不爽相当可以理解。

数据信息失控。笔者以为，由于IT技术和金融工程技术的进步，现代金融变得越来越IT化，数据化，模型化。大数据概念热传之前，金融行业就是数据使用的重镇。眼下，对数据的争夺已经上升到各行各业的战略高度，数据就是资产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第三方支付机构利用数据创新业务模式已有成型的产品。客户消费数据、交易数据、社交数据均可涵盖进监管数据范围，从数据角度监管机构可能对第三方支付有鞭长莫及之感。

四、面对冲击监管应该如何应对？

毫不夸张地说，第三方支付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兴盛的起始点和技术基础。此次网络支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之所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除了一般用户出于方便使用而对央行的种种限制不理解外，还有其他市场利益主体对监管意见公正性的质疑，更有市场对监管机构监管理念是否适应创新需要的忧虑。有了前述对第三方支付的模式、逻辑和利益冲击的分析，笔者以为，第三方支付监管措施出台至少应该考虑和回应以下几个可能的现实因素。

安全性的不同层面。安全性、赢利性、流动性是金融体系永远需要把握的平衡。新技术给我们带来便利和效率的同时，也引入了安全性问题。但是，安全性是有层次的，需要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比如，在储户、消费者层面的安全性问题，需要用技术、市场教育等方法解决。在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层面，需要建立内控制度、监管指标、安全技术投入等方法解决。而在国家金融体系层面的安全性，才应该是监管机构重点考虑的问题。具体而言，我们说安全性，重点要分析、识别第三方支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

监管机构想说独立不容易。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主动顺应的成分，但更多是政治、经济、社会现实困境的倒逼和突围。在此过程中传统金融体系转型的缓慢与艰难不是一个简单的权贵利益所能概括的，监管机构在体制机制和人事安排上都与金融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业银行体系国有控制资产过半，股权过半，一声央妈，透露多少复杂的感情关联。国进民退的背后其实是国亲民疏，国家队才是亲生儿。

金融体系的终极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金融是虚拟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达成的共识。然而，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终究是要为人民服务的，所谓国家利益最终也是人民的利益。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保护自身个人利益的现象在金融界毫不稀奇。谢平、陆磊在其《中国金融腐败研究：从定性到定量》一文的引言中写道，“他们喜欢中间状态，喜欢长时间的转轨，喜欢所谓‘中国特色’，喜欢用神秘的国家金融‘机密’剥夺存款人与纳税人的知情权，掩盖自己的私人利益。我们的研究发现，中间过程利益集团是不可能有积极性改革自己的权力的，必须通过外部强力推动，坚定不移地下放权力，坚定不移地推行透明度建设才是金融反腐败的根本举措。”

监管理念的变革。监管落后于市场是普遍现象，非中国独有，然而对待变革的态度和理念大概还是有许多值得探讨的中国特色。政府干预市场在中国如同家长干涉孩子一样的顺理成章，除了利益、体制的原因，文化、观念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个体缺乏独立性，自然没有应对风险的能力，但这绝非监管以保护市场为由限制市场的借口，过分的呵护长不成强壮的下一代。父母官、老百姓这样的说法背后就隐藏着观念上的不平等，早就应该被历史淘汰。当央行举出8个风险案例证明自己的正确时，是否想过那些风险有多少是第三方支付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又是否问过第三方支付的用户宁愿承受某些风险？

结语

面对金融自由化大潮下的金融创新，在讨论监管的目的、理由和逻辑时，简单以安全性为由限制创新已难以让市场信服，也不利于金融开放的进程。毕竟，从开放股市起我们就走上了金融自由化的不归路，仅仅把金融开放视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手段和工具的想法，忽视或抑制互联网+对金融的颠覆性创新，终归只能是互联网时代的一厢情愿。

关注政策而不唯政策，在市场中寻找机会，解决用户需求，改变阻碍通向理想彼岸的现实缺陷而不是妥协，面对未知世界保持开放心态，这才是互联网时代的精神。

（作者张力军为资深金融专家，加拿大RiRe顾问公司执行总裁，慧科教育集团互联网金融专业委员会成员，在北航首开互联网金融导论学位课程，兼任硕士生导师，邮箱zh.lijun@gmail.com。本文是应《首都金融》杂志之约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