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35周年：德国如何避免“日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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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界面新闻
35年前的9月22日，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与他的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或许没有意识到，当天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由美国、日本、西德、法国和英国五国财长共同签订的一纸《广场协议》即将拉开日本“失去30年”的序幕。

随着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一书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样从畅销书变为一个时代的注解，以及安倍晋三辞职以及安倍经济学难言完美的落幕，《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长远影响几乎变成了学界和舆论界探讨国际货币问题时的固定话题。以至于2006年至2008年间的美元兑欧元贬值周期、2010年至2014年美元兑人民币的贬值都被冠上了“广场协议2.0”的名头。

而特朗普任内美欧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以及欧元兑美元自6月以来再度加入升值周期，似乎“新广场协议”这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迟早会将欧元区带入日本陷阱。

不过，35年前的《广场协议》背后，也并非只有一个“失败”的日本。一个成功逃过日本命运的正面案例则是同为以制造业为本的出口强国西德。

日本失去30年的导火索？


这份被许多人视为日本丢失昭和精神的协议，仅在5个小时之内便谈判并签署完毕。其核心内容仅有两点：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得美元对其它四国货币有序贬值，以及对经常项目的收支不平衡进行政策干预。

美元之所以需要贬值，根源在于自越南战争、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债务与贸易逆差都在爆炸式的增长。

1985年当年，执政已5年的里根总统任内创下的8000余亿美元债务，甚至超过了美国建国后百余年的总和。为了确保西方阵营的团结与稳固，日德法英四大国除了配合美国对本币进行升值以外，别无他法。

从签订《广场协议》的第二天起，在市场上大把抛售美元的日本银行（即日本央行）和大藏省开启了日元升值的漫漫长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美元兑日元从1:240一路攀升至1:210，顺利完成了《广场协议》中规定的升值目标。

然而这只是序幕，日元的升值一发不可收拾。协议签订五个月后，美元兑日元突破1:200这个重要心理关口；1987年初，美元兑日元再度突破1:150大关；九十年代初期，坚挺的日元最终创下了1:80的峰值，这相当于日元在不到十年时间之内升值了三倍。

对于经历过二战战败的“昭和男儿”们来说，“强大日元”加上海外资金涌入带来的财富增长感导致的是被点燃的民族自豪感和疯狂。一场泡沫也由此被吹起。

1987年开始，为了抑制过度升值的日元，日本银行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五次降低利率，央行贴现率从5%下降至2.5%。市场上过度充裕的资金，以及“昭和男儿”对日本未来的一致看好，也催生了东京地价足以买下几乎整个美国的房地产神话。

1990年及时意识到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日本银行终于开出了猛药，在三个月时间内连续五次上调利率。“药效”立竿见影，次年日本经济增长率首次跌到3%以下，接踵而来的便是日经指数的腰斩和东京房价的暴跌以及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不过，单纯将《广场协议》视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主因并不公平。一个典型的对比案例便是西德。

事实上，美国在协议中所针对的并非日本一国。根据规定，五国央行在外汇市场上需共同卖出的180亿美元中，除日美各负担30%之外，以出口为导向的长期贸易顺差国西德也需承担25%。甚至在35年前的今天，西德和日本是唯二在共同声明中被点名批评的贸易盈余国。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三年内，日元兑美元升值了86%，西德马克兑美元同样升值了71%。两国兑美元的货币升值幅度明显高于法郎的51%、里拉的47%以及英镑的37%。

马克和日元的升值幅度如此之大，以至于美国不得不于1987年2月22日在巴黎再度召集五国财长签订《卢浮宫协议》以替代《广场协议》。颇为讽刺的是，《卢浮宫协议》的内容与前者恰恰相反，其主要目标在于稳定国际货币市场，停止美元的持续贬值。

德国向左，日本向右


《卢浮宫协议》也正是德日在随后30年内走出不同国运的分岔点。该协议签订之后不同的应对举措也直接导致德国未出现“失去三十年”的现象，最终也使得德国在本世纪初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反超日本，并保持优势至今。

为了确保美元不继续贬值并逆转美国的贸易逆差，协议规定日德需要在保持或降低利率刺激内需的同时在外汇市场大量买入美元。不过，与为了平衡出口受损而需扩大内需、避免日元过度升值并在1987年之后继续维持2.5%超低基础利率的日本人不同，德意志联邦银行（即西德央行）在《卢浮宫协议》之后立即将基础利率从3%上调至了1989年的6%，从而杜绝了类似日本大规模资产泡沫的产生。

西德敢于冒着马克继续升值的风险上调利率，首要原因是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保守作风以及其独立性。一方面，经历过二战的德国人对于193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导致的纳粹党通过民选上台的集体记忆，使得德国人至今仍对通货膨胀极其敏感。这也为德意志联邦银行通胀目标优先于汇率的一贯政策打下了基调。时至今日，在欧元区整体通胀率常年稳定在2%以下且随时可能陷入通缩的大背景下，德意志联邦银行依然是欧洲央行负利率政策的坚定怀疑者。



另一方面，与受到政府影响颇深的法兰西银行、英格兰银行不同，德意志联邦银行一直以欧洲大陆独立性最高的央行而闻名。得益于二战战败之后法律体系的推倒重建，德国与时俱进的《联邦银行法》赋予了央行极大的自主权力，且剥夺了总理和联邦政府对央行的人事任免权。

相比于德意志银行，日本银行不仅受到大藏省的诸多节制，在日本银行行长的继任者问题上，央行与大藏省更是在日元升值之际爆发了被称为“日元王子”的激烈斗争。日本银行的政策与人事之争都为日本之后的资产泡沫与经济“硬着陆”埋下了巨大隐患。

事实上，在《卢浮宫协议》签订之后，选择进入加息周期的西德反而并未遭遇到太多的资本涌入冲击，而降息的日本却无力阻挡外部资本进入当时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两国在此期间的另一大不同之处在于对外界释放出的不同政治信号。

与时常被误解为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广场协议》不同，《卢浮宫协议》的核心精神其实本就由时任大藏省大臣竹下登和时任美国财长贝克一手策划。在竹下登看来，日元升值不仅能够使得日元成为与美元、马克一样的国际货币，还能实现日资走向世界的对外战略目标。

在竹下登那句著名的玩笑“我名字中的登，就是日元要升的意思”，以及“美元兑日元1:199又怎么样”模棱两可的表态推动下，国际资本选择无视日本银行采取的任何措施坚决看多日元。

相比于竹下登的“大嘴巴”，西德自一开始就对被日本人拉进《广场协定》十分不满。德国人的怀疑态度、德意志联邦银行严格且呆板的利率政策，加上行长卡尔奥托·佩尔的那句“日本人是不诚实的骗子”，外部国际资本始终没有选择进入西德对土地等资产进行炒作。

以土地价格指数为例，在《广场协定》签订之后的五年内，西德的住宅用土地价格上涨了29%，而日本的城市土地价格则上涨超过了51%。

除了德意志联邦银行在马克升值期间发挥的重要作用，“恰逢其时”发生的两德统一、东欧剧变以及苏联解体都为西德提供了热钱的蓄水池以及新的出口市场。

1989年东德解散并加入西德以来，原西德11州共计为经济孱弱的东德地区投入了至少超过1万亿马克。无论是给前东德地区居民发“红包”，还是为前东德地区建立20条交通大动脉的基建项目，都是建立在已经开征30年的特殊税目“团结税”基础之上。仅以税率已经多次下调的2019年为例，该年全年的团结税总额依然高达196.5亿欧元。

前东德地区财政上的巨大窟窿不仅吸收了富裕资金，也抽走了原西德地区的部分居民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整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德国土地价格长达二十年的连续阴跌。

但是与之相对的，马克在三年之内高达71%的升值幅度带来的对出口的打击却也在前东德地区和东欧诸国得到了弥补。例如在九十年代初期遭遇出口业绩滑坡的大众集团和其它德国汽车制造商就在两德统一之际成功地占领了整个东德市场，在瞬间打垮风靡东欧集团的“卫星牌”汽车的同时，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工业设施。大众集团彼时购得的茨维考工厂如今已经成为了大众全新电动汽车ID家族的制造基地。

同样的案例也在东欧诸国发生着。作为原德意志帝国的后花园和势力范围，苏联解体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和经济势力范围真空被德国人迅速填上。相比于日本人在热钱流入的背景下选择在美国大肆购买以洛克菲勒中心为代表的地标性建筑，德国人则选择了乘虚而入，将东欧各国的潜力公司一扫而光。

1991年4月百年老店捷克斯柯达被大众集团一口吞下，以及1993年奥迪开始在匈牙利购买土地并建设生产基地便是两个典型的案例，这两笔交易为之后德国汽车业长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除了可遇而不可求的东欧时局剧变之外，相比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人的“土豪”形象，德国在本币升值打击出口的同时选择了痛苦的转型以压低制造业生产成本。

其中之一便是相比于日本终身雇佣制更加灵活的劳资关系模式。虽然德国的工会势力一直十分强大，但是更注重长期发展的工会在90年代选择了与公司共同进退。例如在九十年代初期受困于成本问题的大众集团便创新型地引入了一周四天工作制，通过压缩工时、事实降薪的方式，在保留就业机会和压低成本之间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平衡点。该模式在本次新冠疫情期间也被德国几乎所有汽车企业再次运用。

此外，与对移民持有怀疑态度的日本不同，德国还选择大量引入来自前东德地区和东欧各国的移民以确保人力成本优势的解决方案。尤其是1992年南斯拉夫内战爆发以来，德国几乎来者不拒地接纳了来自克罗地亚等国的所有避难者，这一被称为“德国第三次移民潮”的人口流入为德国工业带来了大量廉价且优质的劳动力。时至今日，克罗地亚人仍是德国人数排名前列的外国人族群，德国目前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移民净流入国。

德国模式后遗症


虽然德国并未在《广场协定》之后掉入日本化陷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模式就能够保持常青。

如果说相比于对美出口占到总出口额35%以上的日本，对美出口仅占总出口10%是德国能够在《广场协定》签订之后游刃有余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德国对于东欧市场以及欧元区市场的过度依赖就是德国的致命弱点。

事实上，2019年德国曾一度无限逼近连续两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跌的技术性衰退，情况并不比日本乐观。其根源之一便是南欧国家自欧债危机以来一直未能彻底恢复经济活力，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又在持续施压欧元区的经济前景。此外，自从2014年西方各国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以来，德国工业企业就是损失最为严重的经济实体。

至于强调独立性和注重通胀率的德意志联邦银行也在欧洲央行时代摇身一变，成为了阻扰欧洲央行降低利率、购买南欧各国债券、注入流动性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德国人洁癖式的强调财政纪律和制定赤字目标也加剧了欧盟内部的南北矛盾。

另一方面，通过东欧移民压低薪资水平以缓解汇率压力的举措也使得德国本地工人的薪资水平在两德统一之后进入了长达近二十年的停顿期。在此期间，向东欧国家进行转移的大工业企业使得曾经德国工业心脏的鲁尔地区开始没落。德国曾经西富东贫的格局也正在向南富北贫变化。

与此同时，成功避免了土地等资产泡沫化的德国人也进一步强化了“房租不买”的传统观念。但是随着2010年代以来热钱涌入德国房地产市场并导致每年超过10%的房价增长之后，自有住房比例不足一半且毫无应对经验的德国人手足无措，并最终引发了去年以来多次抗议房价上涨的大规模游行示威。

而如今，历史也似乎正在重演。

特朗普任内的美国贸易逆差和负债率再创新高，在立志于控制贸易赤字以及美国新冠疫情迟迟无法得到控制的大背景下，欧元兑美元在过去三个月内已经从1:1.1上升至1:1.2。

问题仅在于，如果欧元兑美元长期保持升值趋势，已经没有下一个苏东集团可以解体、德意志联邦银行也让位于欧洲央行的德国人，还能应对可能出现的《广场协定2.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