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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青年在德国保守派媒体发表复兴德国的"兴国策",并提倡发扬德国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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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29 18: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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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春帝 于 2020-10-29 20:26 编辑

Tichys Einblick是针对德国保守派右派精英的政治经济杂志。该杂志由一手建立德国战后经济体系的德国先总理Ludwig Erhardt基金会主席RolandTichy创立。该杂志作者包括前德国自由民主党全国总裁Fritz Goergen,现任自由民主党籍国会议员Frank Schäffler,现任德国基督教民主党籍国会议员Klaus-Peter Willsch,知名记者和出版社社长Albrecht Prinz von Croÿ 亲王,现任德国自由民主党总书记Nicola Beer等人。
因为拥有这些重量级的作者,虽然才建立不久,但Tichys Einblick杂志网站目前的点击量已经超过法兰克福汇报这样的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网站。
近前, Tichys Einblick作者Marcel ZhuTichys Einblick网站发表德文长篇文章,名为兴国策:以中华帝国的命运为例论德国未来维持富强的基本方针”,给德国保守派为复兴德意志提供政策建议。文中,作者明朝历史教训为例,呼吁德国国家正常化,并且建议德国重新提倡爱国主义,重塑德意志家认同



兴国策

以中华帝国的命运为例论德国未来维持富强的基本方针
作者
马塞尔·

作者简介:马塞尔·朱生于1989年,13岁那年随父母移民到德国,其父母都是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分别在德国和澳大利亚获得博士学位。马塞尔·朱毕业于德国一家知名大学的数学系,现任欧洲一家大型机构的管理人员监控金融风险,曾参加欧洲央行,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和G7集团涉及金融政策的工作小组,业余兼职德国一家大学的金融系博士生。马塞尔·朱在业余兼任德国第一大党基督教民主党的地方领导人(市委主席团成员)

当中华帝国统治半个世界的时代

让我们回到1431年,宣德三年。那一年离中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统领的军队将蒙古人赶出北京之后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朱元璋创建了自八世纪唐朝盛世结束以来最强大的汉族帝国:“大明”。
整个中华世界经过了契丹(统治幽云),女真(统治中国北部)和蒙古人(全中国)的三次异族统治后重新统一在一个汉人帝国的旗帜之下。
15世纪初中华帝国大明王朝达到国力鼎盛时期。她控制的广阔疆域从北方黑龙江寒冷的原始森林直到越南的热带雨林,从戈壁沙漠延伸到太平洋。
公元1431年,载满了27000多名官兵的帝国舰队在大太监郑和的统领下准备再一次远渡重洋,扬国威于万里之外。起航的舰队中有超过60艘强大的九桅“宝船”,长达120米,宽50米,是哥伦布27米的“圣玛丽亚”号大小的4倍多。90年后,欧洲的全球统治时代才开始。

那时候,拥有世界领先的大炮和枪械技术的大明水师已经在中国人的已知世界中航行了六次。
而明军已将从印度尼西亚到东非的三十个国家置于中国皇帝的宗主统治权之下。
在出航前夕,大明水师官兵在纪念碑上竖立了一座豪气万千的纪念碑,碑文中写着“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


迂腐和教条主义为沉沦之始

自明朝开国以来,帝国一直由文官统治和管理。以此同时,他们也构建了中国当时的上层建筑,因为他们都出身于儒生士大夫阶层,而根据当时的盛行的观念来说,“万品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这些半辈子只研究古籍经典而和当时大众生活严重脱节的读书人只要中举就能进入文官行列,并且统治面积等同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国大小的行政区。、
这些精英一步步掌控了大明帝国大多数的政治权力。到了16世纪末,即使大明皇帝面对文官集团的力量也是无能为力。比如明朝万历皇帝就是因为无法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压过文官集团,而为了抗议几十年都不上朝。
这些文官们不仅仅控制了大多数政治权力。他们通过发表文章和他们超群的社会地位而几乎垄断了社会的舆论。于是他们定义的道德才是道德。他们口中的民意才是民意,他们确认的良政才是好的政治。
因此,文官们都成为了舆论领袖,并将所谓的道德作为一种政治标准。
同时帝国的福祉和王朝的稳固往往并没有被文官们在制定政策时放在第一位,而是其政策是否和他们的道德教条以及特殊利益-即其家庭和政治团体的利益-达成一致。

比如,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免除任何纳税义务。这导致许多农民都想成为有功名的士大夫的佃农而免于徭役。这就使得有功名的儒生快速成为大地主,并与权力紧密相连。
同样,富有的商人也不得不通过行贿使自己处于官员们的庇护下,从而只需缴纳很少的税赋。
每次皇帝试图对大地主或富商提高征税,都会因文官集团的全面反对而失败。他们把这说成是不道德的,而这居然被广大人民看做亲民之举而得到赞美。在市民们雷鸣般的掌声中,皇帝派遣征税的太监在遭到满街殴打并被赶出城镇。
到最后,无权无势的贫农们不得不承受着帝国愈加沉重的负担。他们就像几千年来的那样一直忍受着剥削,直到无可忍受。

文官统治阶级的迂腐和道德教条最终将使中国付出惨重的代价。

中华帝国一步步跌入深渊

明帝国建国两百多年后,国家财政处于崩溃的边缘。东亚的小冰期时代给中国带来了毁灭性的作物歉收和饥荒。农民们揭竿而起,蔓延到了全国各地。他们席卷了数十万人并摧毁了大片地区。同时,帝国周边各处也是烽烟四起。大明与她朝鲜半岛上的附属国李氏王朝的联军在壬辰战争中付出极大伤亡后,终于驱逐了侵入朝鲜半岛的数十万日本武士。尚武的满洲部落看到东北地区的大明戍边部队经过常年对日作战而变得虚弱时,发现自己反叛大明的良机已到来。而此时在内地正遭受饥荒和起义双重打击的大明在和满州人作战中遭遇了多次毁灭性的军事失利,以致满州人叛乱之后没几年就已经占领了关外大部分省份和地区。

1636年,满洲大汗黄台吉加冕称帝,建立大清国。这也就显示了满州大汗征服中国的野心。根据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清”这一字象征着“水”,而水应能扑灭象征大明的“火”。

鉴于局势的严峻性,明朝崇祯皇帝被迫试图和满洲达成停战协议,以便集中全国仅剩的军力于扑灭国内的流寇。但是,由于文官集团的反对,皇帝的计划很快就失败了。这些文官以道德为由断然排除了任何与“东虏”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在这些满嘴全是道德的士大夫的公开压力下,崇祯皇帝不得不将他的兵部尚书作为替罪羊处决了,此人曾被皇帝亲自委托与满洲人进行和平谈判。为对付国内外敌人提供财力,明庭大幅度提高了的税赋偏偏落在了帝国最贫困的群体身上:广大贫农。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农民加入流寇大军。而战争的持续又使得帝国的财政不断恶化。于是明帝国被越战越强的流寇和野心勃勃的满族人前后夹击,最后轰然而倒。

最终,在瘟疫席卷了大部分京师守军后,首都北京落入了流寇手中。不久之前,崇祯皇帝最后一次尝试是将首都迁往帝国相对安全的南方。但此计划在文官集团的激烈反对下胎死腹中。最后一切都晚了。

在最后一位忠诚太监的陪伴下,崇祯帝吊死在了煤山的一棵树上。

以此同时,大多数高官跪倒在北京新的主人面前,希望在新的朝廷能继续享受高官厚禄。

永恒之墙和红龙的陨落

在抵达东亚的权力中心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农民军领袖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们并没有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并争取获得投降的前明降官的支持。相反,他们急着享受眼前已经是囊中之物的战利品。因此,他们马上着手没收京师里的降官和富商的财产。当明朝关宁军总兵吴三桂得知他的家族在京师被抄家以及他的爱妾陈圆圆被一位叛军将领霸占之后,他向满洲人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并臣服于了大清摄政王多尔衮。有着全中国最先进火器的前明关宁军和十万余满清八旗组成了当时东亚最强悍的军事力量。他们很快就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并开启了满清对中国268年历史的异族统治。

其实那时大明还有机会翻盘,假如南方的大明官军能在清军入关后能立刻和农民军结盟共同抵抗满清的入侵。然而,大明和农民军的同盟再次遭到明庭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官”和“贼”不可谋。相反,由于崇祯帝直系亲属全部陷在北京,明朝的残余势力很快就陷入了关于皇位继承人合法性的内部冲突,甚至自相残杀。明庭与农民军之间的联盟只在局势已经几近溃败的时候才形成。但那时候已是为时太晚。

在这里,政治被道德化的致命影响再次显现出来。在明朝文官的统治下,道德教条和特殊利益超出了国家社稷的利益。紫禁城的庙堂上充斥着互相以各种道德标准攀比的政治表演者,却没有能力拦狂澜的实用良臣。汉人最后一个帝国的灭亡已是定局。

在被许诺财富和王侯头衔的前明文武官的帮助下,清军仅用了20多年就征服了整个中华帝国。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和他信仰基督的太子君士坦丁(以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命名)被请军俘虏并处决后,汉人最后一个帝国终于灭亡。而同样信仰基督的大明孝刚匡皇后(西方名亚纳)写给罗马教皇的呼救声缓缓消失在梵蒂冈冰冷的大厅里。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中华文明的断裂

清军入关不久后,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发布了一项法令。根据该法令,所有汉族男子必须剃发易服,留满洲式的辫子(大部分头发被剃光),并且穿戴满州服饰。违者格杀勿论。但汉族和其他汉化东亚人两千多年的传统服装是汉文明和汉人身份认同的核心之一。此外,根据儒家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蓄发象征着孝道。这就是为什么剃发和纹身是汉人自古而来的禁区。因此,满洲统治者剃发易服的法令遭到了汉族人的强烈反抗。为了消灭汉人的反抗意志,清军采取了最严酷的镇压屠杀手段。
剃发令的座右铭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有记载称满洲将领令剃发师背着担子在街上巡视,看见蓄发髻的人就上去抓住强行剃发,稍有抵抗,就当场杀掉,把头悬在竿子上示众。
辫子和满洲服饰成为汉人服从满人统治的象征。中国人的外貌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永久改变了。据清初记载,前往朝鲜和日本的汉人在看到那里的人民的外貌和服饰时深深地感到羞耻,因为朝鲜人和日本人早在一千年多前就采用了汉人服饰。从外表上看,这些汉化的朝鲜人和日本人显然比清人更像“中国人”,而从服饰和发型上看,清代中国人看起来更像属于游牧民族的满人或蒙古族。日本和韩国的儒家学者以此而将自己的国家视为中华文明的真正继承者。

中华的恢复与红龙的归来

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上层阶级在清军入关后已屈服于满州人的统治,并通过科举等机制将自己视为国家统治机器的一部分,但清帝国在整个清代都存在着反清活动,尤其在中国南方。那里有不少反清人士组建了一系列的秘密组织。这些秘密组织原来的宗旨是反清复明,重建中华。其中最有名的一个组织被称为“洪门”。
在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殉国242年后,一位中国医生在火奴鲁鲁的美利坚的土地上加入了洪门,并发誓要推翻满清统治恢复中华。他的名字叫孙文,在西方也被称作为孙逸仙。

八年后,他的革命运动结束了满人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东亚第一个共和制国家。

满清的青龙于是被民国的火龙推翻。

中国人斩断了自己的辫子,重新获得了自由。

自我束縛的联邦共和国政治

中国明朝灭亡三百多年后,位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再次面临着与当年中华帝国相同的基本问题。强调“政治正确”至上的道德化政治风格已经遍及德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领域,使德国政坛在这些政治领域的很多决策陷入自我束縛中的困境。其中,内政和外交政治的道德化对德国的未来和前途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

过时的价值导向政治

在德国的外交政策中,政治道德化在所谓的“价值导向”的外交政策中以及德国缺乏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决心方面尤其明显。

在“价值导向”的外交政策中,人权是外交政策关系的基础和准则。按照这项外交政策的标准,人权问题甚至比维护国家利益更为重要。同时,该政策的支持者认为,如果德国政府积极推动将三权分立的西方政治模式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并将其视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则将最有利于德国的利益。

然而这些人忘记了一点,那就是西式法治,民主和民权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启蒙运动和工业化以及相关的社会进步的结果。各种各样的社会历史因素,例如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遗留的传统,贵族和教堂对皇()权的限制,以及通过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主导社会的中层阶级,这些都催发了西方现代民主国家的形成。

当然,非西方国家也能形成稳定的民主体制,但前提是这些国家拥有广大的中产阶级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私营经济,社会高度世俗化并且稳定。例如,日本和韩国就建立了稳定的民主政体,而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在战后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盟国-美国的影响,并且由于巨大的经济成功和主导经济的私营部门的发展而使其稳定的民主政体成为可能。
因此,前瞻性的德国外交政策会仔细权衡干预非西方国家的内政,而谋取在这些国家建立西式民主制度是否真正符合德国的利益,或者与德国的利益背道而驰。

无论如何,西方目前只能对小国和弱国实施有效的价值导向政策。但是,西方世界对诸如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批评实际上只有象征性的意义。

其实价值导向政策的支持者忘记了此类外交政策是冷战的结果,当时两个意识形态上不同的强权集团相互对立,各自试图在世界其他地区推广其国家社会模式。在21世纪,意识形态在非西方大国中逐渐淡出其政策重心。今天,俄罗斯等非西方大国都没有将传播国家模式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相反,他们都奉行强硬的利益政策,以增强国家利益并维持其内部政治力量平衡。

在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几乎独霸天下的那十几年,西方可能在能够有能力让以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当时冷战刚结束,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陷入了动荡。而在俄罗斯等国重新崛起成为大国的今天,德国这样高度道德化的外交政策不仅仅在结果上是无效的,而且甚至会和德国的国家利益相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外交政治不再起任何作用。但是,它应该在利益政策的框架内或作为其补充。例如,西方可以通过强调共同的价值观,来加强西方国家内部的团结。这样做也符合这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因为很多西方小国作为个体在国际舞台上往往没有太大的重量。而当以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时,这种政策就会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

因此德国必须得改变目前以价值观主导外交政策的局面,奉行以利益为主的外交政策。德国只有在加强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价值政策才能对其利益进行补充。然而,目前德国在外交政策上还是以康德的命令式的价值政治作为其外交政治的基石。根据这一原则,国家利益甚至得被置于道德之后。而正因为德国这一道德价值观为主导的外交政策,德国近年来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孤立在欧洲,而且还因为错误的将西方世界价值和道德左派政治价值观等同起来,而疏远了很多其原本的盟友,包括美国。

软弱的外交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外交政策的根本问题在于她缺乏决心采取必要的强权手段来维护其利益。而德国目前的主流媒体普遍左倾。这些满嘴都是政治正确的左倾媒体将任何形式的西方强权政治都标记为民族主义或保护主义,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与其作斗争。
然而这些左派媒体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在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中,那里的人民并不把本国的以利益为主的强硬外交政策看作为一个应该受谴责的事。相反,那里的人民都理所当然地期待他们的领导人采取强硬的手段来捍卫本国的利益。在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甚至“民族主义”一词也具有一定正面意义。在西方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德国,民族主义一词往往与两次世界大战直接联系在一起。然而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往往会会把本民族的民族主义视为本民族独立和强大的必要前提。

尤其是联邦德国因为其二战的历史所以一直坚持和平主义的立场,并始终避免本国表现任何形式的强权示威,或试图把强权示威纳入于各种国际机构或平台而达到其外交目的。


尽管鉴于纳粹的滔天罪行,德国这种和平主义立场是可以理解的。但自从两德统一以来,这种立场已经完全不符合德国统一后成为欧洲第一强国的身份和其在西方联盟里的地位。同时,这种立场和德意志国是否能在其未来保持繁荣和富强发生冲突,尤其是在其他的列强在多级时代把本国的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高目标并大力为此奋斗的二十一世纪今天。

事实证明,自德国统一以来,柏林共和国的左倾建制派未能使德国发展为成熟的欧洲领导大国,以履行其随着统一而国力增加所带来的新责任,而且未能在政治和文化上重新塑造和定位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际上成为了大国,却不知道或不愿意像大国一样为之承担责任。

然而,联邦德国和平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对强权政治的自我束缚和限制,对于像德国这样的经济强国和欧洲大国来说几乎是一种政治奢侈,而联邦共和国之所以能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当中享受这种政治奢侈是因为她被美国领导的北约军事联盟保护着,故联邦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时往往能依靠西方国家联盟的支持而所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和亚洲迄今能基本上能维持和平主要是基于以下事实:一方面,所有西方工业化大国和日本都融入了西方联盟,另一方面,西方和其他相互竞争的大国(尤其是中国,俄罗斯)通过相互核威慑而几乎不可能发生大战。

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联邦德国通过自己属于西方阵营的关系而能享受和平,并从中受益匪浅。故而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她能够主要专注于自身的经济发展。而德国数十年来之所以一直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以“充满慈悲的干净绅士”的身份出场,是因为她可以将那种不受舆论欢迎的军事和非军事强权示威的“脏活”留给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然而,作为北约和西方国家联盟的一员,德国在对非西方世界面前维护其国家利益时极大的收益于其他西方大国的强权示威。
德国缺乏使用其强权措施-或表现出所谓“不友好的面孔”-的意愿代表着德国比其他主要西方大国更加迫切地依赖国际机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联邦共和国的左倾政客们非常清楚德国这种权力缺陷。但是他们没有努力使德国外交正常化和承担责任,而是继续致力于深化和加强国际机构,尤其是是欧盟的政治一体化,以便能够将强权政治的责任转移给这些国际组织或跨国联盟中。然而,这些政客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其他国家主要将国际机构和跨国联盟仅仅视为扩大和加强其国家利益的手段,并且在必要情况下把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
德国政坛和主流媒体的很大一部分人都希望欧洲认同能完全代替其德国身份认同,而在内心里将欧盟看做为一个超越民族的国家看待。故而一旦德国国家利益和欧盟利益发生冲突,德国的左倾建制派宁愿牺牲本国的利益。以此同时,大多数其他欧盟国家都不准备为欧盟牺牲其国家利益或将其国家利益简单的等同于欧盟的利益。
德国这种在欧洲特殊的国策而造成的后果只能是德国在欧盟一级的核心利益不断被忽略,德国普通民众对欧盟的反感和排斥也越来越强。
德国对西方联盟和国际机构的依赖也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德国不知道如何独自捍卫其涉及生存的根本利益。
德国的强权和利益政策的缺乏在2015年以来一直持续的难民危机中尤为明显。在如何制止难民移入这个棘手的问题上,北约既并没有为德国作决策也没有替德国采取措施。而欧盟,也未能有效地保护其外部边界。联邦德国的领导层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自行作出决策。而结果是默克尔总理下令打开国境,让难民无限制的涌入。有人说,德国打开边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默克尔想避免媒体在德国关闭边境的情况下制作不利于她选举的“丑陋的图画”。最终,中欧和东欧的小国(匈牙利,奥地利等)为维护本身国家利益所作的努力最终导致了难民潮巴尔干路线的封锁,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的遏制了移民危机。
这种以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把接纳难民看作为人权问题,而被置于德国的内部稳定之上)和德国强权政治的缺乏的结合让德国外交政治走入死胡同,并至今都没走出来。

失败的移民政策

政治道德化和情感化使得联邦德国的左倾政客们在移民和融合政策上几乎是束手无策。
在早期的文章中,我已经从分析了德国为什么不能成为移民国的原因。一方面,这是由于德国的民族认同源于其悠久的文化历史,而并非源于移民。这就是德国与典型的移民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本质不同的地方。与典型的移民国家相比,德国今天的繁荣富强不能归因于来自其他文化圈的移民,而得归功于德意志民族累计几百年来的成就:自启蒙运动以来德意志民族的创造力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工业。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德国一直是科学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国家之一。尽管德国的大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毁灭性破坏,然而西德大多数工业设施仍然完好无损。此外,德国战后仍然拥有大量的优秀人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技术工人和工程师)重建德国。因此,只要战胜国没有阻碍德国的重建,二战后联邦共和国的经济腾飞只是个时间问题。结果,战争结束仅几年后,联邦德国就达到了战前的繁荣和现代化水平。在非欧洲移民大规模移民德国之前,德国已经是世界上拥有最先进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此外,德国因为语言上的独特性,来自于千年历史的身份文化认同以及其福利国家的体制,与典型的移民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世界上高技能的人才大多会说英语,但不会说德语。此,大多数高技能的顶尖人才没有理由会选择德国作为移民目的地,而不是移民到说英语国家。这些英语国家本身就大多是移民国家,并且已经拥有庞大的高技能人才两大来源国中国和印度的移民社区。此外,高收入的专业人才本身也不依赖社会福利体系。因此,他们往往倾向移民往低税率,高收入的国家,而不是去德国那样的高税率的福利国家。
总而言之,德国因德语的独特性和她福利国家的机制对世界上绝大多数高素质的人才来说绝不会是首要选择。即使德国制定再慷慨的移民法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这一点从德国近年来的移民数据当中得到了证实。既虽然德国对高学历专业人才的移民门槛已经远远低于美国等传统移民国家,欧洲之外的高技能人才移民德国的人数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

德国很多政治和媒体的建制派人士希望通过难民政策和新移民法从非欧盟地区获得技术工人的人力资源。但这种途径并不会成功。1960年代时期,德国曾从土耳其招募百万土耳其工人来德国工作,以填补德国工业的人力需求。但德国经济现在的情况已经和1960年代截然不同。1960年代时期,德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其制造业占全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多数。
然而今天德国制造业的比例已经大幅萎缩,而服务业已经占据德国经济产业的大部分。今天德国的大多数空缺岗位来自高度专业化的服务业,并且需要专业技能和良好的德语水平。很多简单的工作要么通过自动化已经被机器所代替,要不已经被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相反,因为数字化和自动化的迅速发展,德国现有的很多岗位会在不久的将来消失,而被人工智能所代替。因此德国本土的数以百万计的员工在未来是否能保住饭碗尚是难题,如何能给百万低技能的移民提供新的岗位?除此之外,德国的劳工市场对欧盟境内所有的劳动力都是开放的。所以通过移民法或难民政策来增加非欧盟移民的办法根本不是增加德国竞争力的良策,也不会解决德国经济转型的问题。
因此,德国应该采取一个国家利益为基础的移民政策,同时不得改变德国相对单一的民族结构或危害福利国家的社会模式。
德国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吸收移民,而是应尽一切可能将自己国家有才华的人才留在国内。因为德国早已不仅仅是低技能移民向往的移民国,而更是高素质人才的输出国。在过去几年里,大批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离开了德国,选择移民高收入/低税收的国家,例如美国,澳洲,瑞士。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就不应该接纳有技能并愿意融入德国社会的移民。但目前非欧洲移民通过工作签证和蓝卡的种种现有移民机制完全有足够的机会来德国就业并移民德国。
只要德国能维持其当前的社会模式并使其可持续发展,她将能够吸引一批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才和一些喜欢生活在福利制度中或喜欢德国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非欧盟人才。虽然德国永远都不会是大多数非欧盟人才的首选,但起码会有一些外国人才会来德国工作和定居。

倘若德国毁坏了自己的传统强项,例如其福利体系和相对安宁稳定的社会制度,那么这个国家最终会丧失对最后一个非欧盟国家人才的吸引力。
因此,德国目前的移民政策,既大多数非欧盟的移民通过申请难民途径而不用经过德方任何签证检查,不用任何语言和专业技能来到德国定居,从理性的从德国国家利益角度是无法解释的。相反,目前的移民政策就是德国把道德和价值观置于政治行为标准,和其他的务实政策选项被视为禁忌的结果。但这样的政策的最终将破坏德国对国内外人才的吸引力的基础。
现在我们可以聊聊移民融入政策成功的前提。德国的许多政客将衡量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标准仅仅包括德语和专业上的成功。毋庸置疑,这些因素是移民融入德国社和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是,融入的前提也应该包括移民须完全认同其新的家乡,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会为其新的家乡的国家利益而效力。如果移民应该选择入籍其新居住国的国籍则尤其如此。从长远来看,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其数百万新公民的忠诚属于其他的国家。

来自美国或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的经验显示,移民接受国只有在给移民提供一个全新的强烈的国民身份认同的情况下,移民融合新的国家才能成功。例如,美国要求移民在入籍的同时宣誓放弃对其原籍国的忠诚,并要求新移民的忠心毫无保留的属于美国,即使原籍国和新祖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以此同时,美国等移民国家也会毫无保留的把新移民看做国族的一员。
爱国主义是每个移民国家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移民社会奠定基础。在这些国家,所有公民都须认同共同的国家并为她的繁荣而奋斗。只有这样,一个移民社会才能将不同血统的公民链接在一起,组成一个共同的国家。
而当今的德国社会却否认和边缘化德意志国家认同感,这也使得德国社会无法给新的移民提供一个新的德国国民认同感。因此,远离他乡的移民主要在他们的原籍国或在他们带来的宗教,文化或族裔当中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样,移民从原籍国带来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感往往在异乡,也就是在德国不断的得到加强。因此他们根本没法真正融入德国。这样的结果是一个具有数百种不同国家文化民族认同,并无法相互融合的国族。而从长远来看,这样的社会早晚会从内部撕裂而瓦解。

因此,成功的移民融入政策的前提是德国主流社会恢复自己的国家国族身份认同:尤其是重新提倡并宣扬德国历史上积极的,正面的部分和形象。只有在德国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恢复健康和正常的情况下,德国才能给移民提供一个正面的德国形象,并且给那些愿意放弃自己原有的国家国族认同的移民提供一个新的,德意志国族认同身份。
承担历史责任不仅意味着要对前几代人的罪行负责,而且还意味着要维持社会在未来的长期稳定,以使社会不致分崩离析,最终陷入混乱和瓦解。而我们知道从混乱之中出现的往往是极权主义。到时候就一切晚矣!

德国正常化是未来德意志繁荣富强的前提在近四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有过八十多个王朝。

一个王朝建立于数以百万计的死者身上。王朝初建时往往蓬勃发展出现盛世,但她逐渐会被各种社会问题和特权阶级的腐败所侵蚀而最终走向消亡。

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的王朝可以持续两百年年以上。在这几些王朝中,总会出现有雄才大略的皇帝通过采取明智和务实的政策来力挽狂澜,重新复兴衰败中的帝国。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要打破以前的王朝统治教条和意识形态。这样的王朝复兴被中国人称此为:“中兴”。
德国只有在相关政策领域全面改变政策-从道德和传统政治教条的角度制定政策变为务实和利益导向的政策-才能长期维持她的繁荣和富强。

换句话说,德国能否长期保持繁荣和先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正常化。这意味着两点。第一,一个在西方阵营中扎根的德国自然可以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追求务实和强权政治,以维护其国家利益。第二,德国可以正常的对待自己的国家和国族认同,并且以其社会稳定和人民需求的角度制定移民政策。此外,一个法治民主的联邦德国的未来也将取决于德国政坛能否成功打破那些过时的政治教条,并引入适合当前世界局势的新的政治基本原则。

一个牢固地融入西方国家联盟的强大德国将为整个欧洲和西方国家带来福音。相反,一个位于欧洲中心而陷入社会动荡和经济文化衰落之中的德国也必定会被其邻国排斥恐惧。

只有一个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同时又能怀有过去的德国,才能在未来的风浪中维持其繁荣和富强。


TichysEinblick德国读者回馈

tfritz:这是我多年来看过的对德国以前和现在政治最好的分析!深度挖掘,预测遥远的未来,包括所有方面的分析,真是天才!我都能跪下了。我长期以来想到的,却无法这样清晰描写的,在一篇文章里!我敬佩您!

The Saint:非常伟大的文章。可惜的是默克尔这样的人看了这篇文章后会说什么"中国的长城也没有拯救中国”。

Ananda:尊敬的朱先生,您通过这篇文章让我们上了一课精彩中国历史课!但您对德国政治评价的还是太轻了。

Gabriele Kremmel:谢谢您写了这篇让人震撼的文章,为此我为您致敬!这篇文章非常冷静的分析了目前德国的灾难。

Thomas Hellerberger :Marcel Zhu 不经常为TichysEinblick 写文章。但每次他写的文章都是精彩的政治亮点!就像这一篇。

Hoffnungslos:亲爱的朱先生,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历史!也非常感谢您非常精确的对默克尔治下错误的政策的分析!我也不觉得目前德国的政策是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的。您非常正确的强调了德国移民政策在未来的失败。

Hanspeter Moesch:朱先生,特别感谢您的文章!您的知识让人惊讶,真的是一个思想上非常有意思的回顾!这篇文章出类拔萃,值得一读!
IJ:非常感谢,朱先生。这篇文章很长,因为其分析的深度这篇文章与那些浅薄的娱乐文章完全不同。它是我多年来读过的最好的,引发了再次捐助TichysEinblick的意愿。因为德国目前肤浅的,道德化的新闻界,都没有能发表这类高质量分析文章的媒体。

Bummi:非常棒的文章!这些关于人权的道德化废话让人无法再认真对待。这些都是那些远离事实的政治家的疯想。

Memphrite :一篇极好,丰富的文章!特别是中国历史的背景。对我来说中国是非常有意思的国家之一。她是最古老的国家和文化圈。她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已经繁华。她有很多黄金和黑暗的时代,而在150多年的衰退后现在她又将迎来一个黄金时代。在所有的危机当中中国都保留了它的文化认同!

Gracian: 感谢您的文章!我非常喜欢!

Teanopos :一篇文章漂亮的文章!谢谢!您,朱先生,是一个成功融入的例子。您很可能都为此不需努力。您13岁来德国的时候可能都不需要改变多少习惯,因为这个国家和您之间没有什么石器时期的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您在这里永远受到欢迎!我希望您能一直留在这里,这个国家需要像您那有能清晰思考的人!比任何什么都需要!总体来说,这个国家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理性。这个国家在这些所谓的精英的领导下在所有政治领域已经完全离开了正轨。

Gast-auf-erden:朱先生,您为什么不去帝国大厦在那里演讲,让那些所谓的精英们半张着嘴听听中国历史?德国统一后我和其他一位大学同学去中国长途旅游。那时候我们是中国人看到的第一个老外。在中国北部一个小城市几百个中国大学生都想从我们那知道西方是怎么样的,德国是怎么样的。我从来没遇到过那么多人想听我说话。这已经多年过去了。现在所有都逆转了。谢谢您关于中国的历史课!

Marcel Seiler:朱先生,谢谢您的文章!我完全同意您。我们真的可以感到幸运,能有您这样的移民。德国也可以感到自豪,能让您这样的人和作者留在德国。

Menschenfreund:感谢您提供这篇内容丰富的文章。和中国历史的类比对德国人来说可能非常有启发性。是因为今天如此多的德国人被蒙蔽或毫无顾忌地适应了当权者的时代精神。总而言之,无论是马基雅维利,修昔底德,孙子还是尼采,都可以让德国人从历史智慧中学到很多东西。但人们必须静下心来并努力学习。现在这些都是亚洲人民的美德,但这些曾经也是德国人的美德。要是希望它们再次在德国被发扬,就已经算是“右派”了吗?

Teufelskralle:这篇文章应该成为每个联邦议员和其他层次的议员,甚至包括所有政治人员的义务教科书!

Dodo:我觉得中国明朝和德国的比较很有原创感。我基本不了解中国历史。因此我想读这篇文章。我绝没想到这篇文章居然是这样一篇正确和深度的分析!这篇文章不仅仅精确的描写了德国目前的位置。它还指出了是什么错误把我们带到目前的处境。看过分析后就能明白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希望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一个秘密知识,而被广泛传诵。



德文原文:

https://www.tichyseinblick.de/kolumnen/aus-aller-welt/grundsaetze-zur-zukunftsfaehigkeit-deutschlands-am-beispiel-des-schicksals-des-chinesischen-imperiums


興國策


Grundsätze zur Zukunftsfähigkeit Deutschlands am Beispiel des Schicksals des Chinesischen Imperiums


Es war einmal das antike chinesischeFürstentum Lu im Osten des Reichs der Mitte. Im jenem Staat Luexistierte ein Gesetz, welches jeden mit Gold belohnte, der einen Staatsangehörigen von Lu im Ausland aus der Sklaverei erlöste.

Eines Tages rettete Konfuzius Schüler Zigong durch sein eigenesLösegeld einen Landesmann aus Lu aus der ausländischen Sklaverei. Doch lehnte Zigong die staatlichen Entschädigungen ab, als er in dieHeimat zurückkehrte. Als Konfuzius davon erfuhr, sagte er: “Zigonghat falsch gehandelt. Ab nun werden die Menschen aus Lu ihreLandsleute nicht mehr aus der Sklaverei erlösen wollen. Die Annahmeder staatlichen Entschädigungen wird euren Charakter nichtverderben. Die Nichtannahme der Entschädigungen jedoch wird dazuführen, dass niemand mehr aus Lu seine Landsleute aus derausländischen Knechtschaft retten wird.“
Später rettete Zilu, ein anderer Schüler von Konfuzius, einenertrinkenden Menschen aus dem Wasser. Dieser dankte seinem Retter miteinem Ochsen, welchen Zilu annahm. Daraufhin sagte Konfuzius erfreut:“Ab jetzt werden die Menschen aus Lu sicher tapfer ertrinkendePersonen aus dem Wasser retten“.
Kapitel 6, Buch 16, die Annalen des Lü Buwei, 265 v. Chr
Schon Konfuzius hat also erkannt, dass ein scheinbar moralischesHandeln ins Gegenteil verkehren könnte.  Es ist nicht die Rolledes Staates, Moral als Maßstab seines Handels zu definieren oderSelbstlosigkeit von der Bevölkerung zu verlangen. Viel mehr sollteder Staat Rahmenbedingungen dafür schaffen, die moralisches Handelnoder Wohltaten der Bevölkerung langfristig auch begünstigenkönnten. Es sollte hingegen vermieden werden, dass durch einmoralisch definiertes Handeln für die Bevölkerung allgemeineNachteile entstehen.
Die Geschichte lehrt uns außerdem, dass ein wirklich moralischesHandeln an seinen Folgen gemessen wird, nicht aber an seinemSelbstzweck.

Als das Imperium Sinica die bekannte Weltbeherrschte


Wir schreiben das Jahr 1431, das dritte Jahr der Ära Xuande(„Verbreitung der Tugend“). Mehr als ein halbes Jahrhundert warschon vergangen, nachdem das Heer unter der Führung des neuenchinesischen Kaisers Zhu Yuanzhang die Mongolen aus Peking vertriebenhatte. Zhu (Chinesisch: der Rote) schuf das mächtigstehan-chinesische Imperium seit dem Ende der Goldenen Ära derTang-Dynastie im achten Jahrhundert: Das feuerrote Reich „Da Ming“(„Große Helligkeit“).
Nach drei Fremdherrschaften durch die Kitan (2 chin.Nordprovinzen), die Jurchen (Nordchina) und die Mongolen(Gesamtchina) wurde die sinitische Welt wieder von einemhan-chinesischen Staat vereint.
Anfang des 15. Jahrhunderts befand sich das chinesische Reich derMing-Dynastie auf dem Höhepunkt seiner Macht. Das Imperiumkontrollierte ein Gebiet, das von den eiskalten Urwäldern dernördlichen Mandschurei (Regionale Militärkommission Nurgan) bis inden tropischen Dschungel Vietnams (Provinz Jiaozhi) und von der WüsteGobi bis zum Pazifik hineinreichte.
Anno 1431 stand eine 27.550 Mann umfassende Hochseeflotte desImperiums unter der Führung des Admirals Zheng He zur Ausfahrtbereit, um der Welt abermals die kaiserliche Macht zu zeigen. Mit der Flotte stachen auch mehr als 60 gewaltige, neunmastige„Schatzschiffe“in See, die in der Länge bis zu120 Metern und in der Breite bis zu 50 Metern maßten und somit einVielfaches der Größe von Kolumbus „Santa Maria“ mitihren 27 Metern Länge betrugen, die ihrerseits 90 Jahre später dasZeitalter der weltweiten europäischen Dominanz einleiten sollten.
Sechs mal war die Flotte des Zheng He mit der damals weltweitführenden Kanonen- und Feuerwaffentechnik bereits um die bekannteWelt gesegelt. Mehr als 30 Länder von Indonesien bis nach Ostafrikahatten die Chinesen mit ihrer Drachenflotte unter die formaleOberherrschaft des chinesischen Kaisers gestellt.
Kurz vor der Ausfahrt ließen die chinesischen Seefahrer einDenkmal mit der Inschrift errichten: „ Die KaiserlicheMing hat die gesamte Welt unter ihrer Herrschaft vereinigt. IhreErrungenschaften sind damit größer als jede Dynastie zuvor. Bis ansEnde des Himmels und der Erde gibt es niemanden, der sich nicht alsUntertan dem Kaiser unterwirft.“

Weltfremdheit und Dogmen als Beginn des Niedergangs


Seit Anbeginn der Ming-Dynastie wurde das Imperium von Beamtenregiert und verwaltet. Diese stellten zugleich auch die chinesischeOberschicht, da sie aus Gelehrten rekrutiert wurden und nach derdamals vorherrschenden Vorstellung „das Gelehrtentum der edelstealler Berufe und Stände“ sei. So konnten Gelehrte, die ihr Lebenlang nur antike Texte und klassische Literaturen ohne Praxisbezug undohne Bezug zum realen Leben der Bevölkerung einstudiert hatten, nachBestehen der Kaiserlichen Beamtenprüfung in hohe Regierungsämtergelangen und ganze Regierungskreise in der Größe eines Kleinstaatesdes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es wie Fürsten regieren.
Nach und nach haben diese Eliten (auch Mandarine genannt) denGroßteil der politischen Macht im Reich der Mitte übernommen. Abdem späten 16. Jahrhundert waren gegen das Machtkartell derMandarine selbst Kaiser der Ming-Dynastie machtlos. So musste KaiserWanli aus Protest Jahrzehnte lang Amtsaudienzen verweigern, weil erseinen Wunschkandidaten für die Thronfolge nicht gegen die Mandarinedurchsetzen konnte.
Die Mandarine kontrollierten nicht nur einen Großteil derpolitischen Macht. Durch ihre Schriften und ihre gesellschaftlicheStellung verfügten sie ebenfalls über ein Quasi-Monopol über dieöffentliche Meinungsbildung. Moral war, was die Mandarine als Moraldefinierten. Ebenso definierten sie, was im Sinne des Volkeszu deuten ist und was eine gute Politik ausmacht.
So schwangen sich die Mandarine zu Meinungsführern auf undpredigten Moral als politische Handlungsmaxime. Dabei standen dasWohlergehen und die Zukunftsfähigkeit des Reichs und der Dynastieoft nicht im Vordergrund der politischen Überlegungen, sondern dieÜbereinstimmung mit den dogmatischen Ansätzen einer moralisierendenPolitik sowie darüber hinaus die eigenen partikularen Interessen derMandarine – die ihrer Familien und der politischen Gruppierungen.
Manchmal gelang es den Mandarinen auch, ihre eigenen Interessenmit der politischen Moral auf wundersame Weise zu verknüpfen. Sowurden Gelehrte, sobald sie eine kaiserliche Beamtenprüfungbestanden haben, von jeglicher Steuerpflicht befreit. Dies führtedazu, dass sich zahlreiche Bauern freiwillig den Gelehrten mitbestandener Kaiserlichen Beamtenprüfung als deren Pächterandienten. Aus Gelehrten wurden so rasch Großgrundbesetzer, die mitder Macht gut vernetzt waren. Ebenso mussten reiche Kaufleute, diedurch ihre Bestechungsgelder oft unter dem Schutzschirm der Mandarinestanden, nur geringe Steuern und Abgaben zahlen.
Jeglicher Versuch des Kaiserhofs, die Steuern beiGroßgrundbesitzern einzuführen oder die Steuern bei reichenKaufleuten anzuheben, scheiterte am massiven Widerstand der gesamtenpolitischen Klasse der Mandarine, die dies als unmoralisch deutetenund ihren Widerstand auch von der Bevölkerung als volksnah feiernließen. Unter tosendem Beifall des städtischen Volkes wurden diesteuerneintreibenden Eunuchen auf öffentlichen Straßen verprügeltund aus der Stadt gejagt.
Am Ende blieben die wehrlosen Kleinbauern diejenigen, die dieimmer erdrückendere Last des Imperiums tragen mussten. Und wie schonseit tausenden Jahren ertrugen sie die Ausbeutung solange, bis beiihnen nichts mehr einzuholen war.
Für die Weltfremdheit und die moralischen Dogmen der herrschendenMandarine sollte das Reich der Mitte schon bald einen hohen Preiszahlen.

Das Schicksal wendete sich gegen das Reichs der Mitte


Mehr als zweihundert Jahre nach der Gründung der Dynastie standdas chinesische Reich der Ming am Rand des finanziellen Kollapses.Die Kleine Eiszeit in Ostasien bescherte China verheerende Misserntenund Hungersnöte. Bauern erhoben sich und zogen durch das Land. Sieverschleppten hunderttausende und verwüsteten ganze Landestriche. Gleichzeitig brannten an verschiedenen Peripherien des Reichs. Mitenormen Blutzoll konnten chinesische Verbände zusammen mit ihremkoreanischen Vasallenstaat Joseon gerade noch hunderttausendejapanischen Samurais im Imjin-Krieg aus der koreanischen Halbinselvertreiben, da sahen die kriegerischen Mandschu-Stämme durch diegeschwächte chinesische Garnison in der Mandschurei ihre Chancegekommen, um gegen das Reich der Ming zu rebellieren. Das chinesischeKaiserreich, das im Inland von Hungersnöten und Aufständenheimgesucht wurde, erlitt durch die Mandschu mehrere vernichtendemilitärische Niederlagen, sodass die Mandschu schon wenige Jahrenach der Rebellion einen Großteil der chinesischen Provinzen in derMandschurei besetzen konnten.
1636 krönte sich der mandschurische Großkhan Abahai zum Kaiserund rief die Dynastie „Da Qing“ (Die Großen Reinen) aus. Damiterhob der Großkhan der Mandschu Anspruch auf den chinesischenKaiserthron. Das Wort „Qing“ (Chin: Die Reinen) symbolisiert nachder Lehre der Fünf Elemente das „Wasser“, welches das „Feuer“der Ming löschen soll.
Angesichts des Ernstes der Lage sah sich Kaiser Chongzheng (ZhuYoujian) gezwungen, mit den Mandschu einen Waffenstillstandauszuhandeln, um sich zunächst mit den wenigen noch verbliebenenschlagkräftigen Truppen auf die inländischen Rebellen zukonzentrieren. Doch der Vorstoß des Kaisers scheiterte schnell andem geballten Widerstand der Mandarine, die aus moralischenPrinzipien kategorisch jegliche Friedensverhandlung mit „Barbaren“ausgeschlossen haben. Auf öffentlichen Druck der Moralprediger hinmusste selbst der Kaiser seinen  Kriegsminister als Sündenblockhinrichten lassen, den er zuvor persönlich beauftragte hatte, mitden Mandschu um den Frieden zu verhandeln.
Um den Krieg an mehreren Fronten gegen den Feind im Inneren undAußen finanzieren zu können, erhob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drastisch die Steuern und Abgaben ausgerechnet gegen die Ärmsten derArmen: die Landbevölkerung. Ein Teufelskreis wurde in Gang gesetzt,der dazu führte, dass sich immer mehr Bauern den Rebellenanschlossen und so die finanzielle Lage des Reichs weiterverschlimmerten. Das Reich geriet in den Zangengriff durch die immerstärker werdenden aufständischen Bauernheere einerseits und durchdie aufstrebenden Mandschu andererseits: ein schier aussichtsloserKampf.
Schließlich fiel die Hauptstadt Peking den Rebellen in die Hände,nachdem zuvor die Pest einen Großteil der Pekinger Garnisonstruppenweggerafft hatte. Kurz zuvor war ein letzter Versuch des Kaisers, dieHauptstadt vor den heranrückenden Rebellen und Mandschu in densicheren Süden des Reichs zu verlegen, durch den Widerstand derMandarine im Keim erstickt worden. Dann war es zu spät.
Im Beisein des letzten treuen Eunuchen erhängte sich Kaiser ZhuYoujian an einem Baum auf dem Kohlenberg.  
Die meisten Mandarine beugten ihre Knie vor den neuen HerrenPekings und erhofften sich dadurch einen hohen Posten in der neuenDynastie ergattern zu können.

Fall der Ewigen Mauer und des Roten Drachens


Im Zentrum der Macht der östlichen Hemisphere nun angekommen,begangen die überheblich gewordenen Anführer der Bauernrebelleneinen folgenreichen Fehler. Statt ihre Macht zu konsolidieren undsich die Unterstützung der kapitulierten kaiserlichen Beamten zusichern, waren die Bauernanführer blind vor Gier über dieKriegsbeute, die sie nun in der Hauptstadt vorfanden. So machten siesich daran, das Vermögen der Mandarine und der Reichen in derHauptstadt zu beschlagnahmen. Als der kaiserlich-chinesischeHeeresführer Wu Sangui der chinesischen Garnison erfuhr, dass seineFamilie in der Hauptstadt enteignet wurde und überdies seinegeliebte Konkubine Chen Yuanyuan von einem Rebellengeneral in Besitzgenommen wurde, öffnete er den heranrückenden Mandschu die Tore derChinesischen Mauer und unterwarf sich dem Qing-Prinzen Dorgon. DieAllianz aus ehemals kaiserlich-chinesischen Truppen derGrenzgarnison, die überdie besten Musketen und Kanonen des Reichs verfügten, und der100.000 Mann umfassende Achtbanner-Truppen der Mandschu erwies sichals die schlagkräftigste Streitmacht im damaligen Ostasien. Raschbesiegte sie die Bauernarme, eroberte Peking und eröffnete die 268Jahre währende mandschurische Fremdherrschaft über China.

So ging Wu Sangui in die Geschichte ein als der größte Verräterder Chinesen und wurde im Chinesischen ein Synonym für „Verräterder Han“. Seine tragische Liebesgeschichte mit Chen Yuanyuanlieferte den nachfolgenden Generationen Phantasien für zahlreicheRomanen und Erzählungen.
Es sollte sich  jetzt zeigen, dass die Nicht-Verlegung derHauptstadt in den Süden des Reichs eine fatale Auswirkung auf dieWiderstandsfähigkeit der restlichen der Ming loyal gebliebenen Teiledes Imperiums zur Folge hatte. Nicht nur fielen mit Peking auch derrechtmäßige Kronprinz und der Rest der Kaiserfamilie den Rebellenbzw. den Mandschu in die Hände, sondern auch die gesamteZentralregierung der Ming-Dynastie. Mit Hilfe der kapituliertenBeamten der frühen Zentralregierung der Ming-Dynastie konnten dieMandschu nun ihre Herrschaft in den eroberten Gebieten raschkonsolidieren und festig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konnten dieAnhänger der Ming zwar rasch einen Prinzen in Nanking (Chin:Hauptstadt des Südens) zum Kaiser krönen. Jedoch konnte keinestabile Regierung gebildet werden, da die Rechtmäßigkeit des neuenKaisers aufgrund seiner entfernten Verwandtschaft zur Kaiserfamiliestark umstritten war.
Eine letzte Chance hatte die chinesische Ming-Dynastie übrigensdennoch, wenn sich die kaiserlichen Ming im Süden des Reichs mit demRest der Bauernarmee gegen die Invasion der Mandschu verbündethätten. Doch dieses Bündnis wurde wieder von den moralisierendenMandarinen kategorisch abgelehnt, die an dem Prinzip festhielten,dass sich die Kaiserlichen niemals mit „Banditen“zusammenschließen durften. Stattdessen verfielen die Ming schnell ininnere Konflikte um die Rechtmäßigkeit der Thronerben undbekämpften sich gar gegenseitig. Ein Bündnis zwischen denKaiserlichen und den Bauernheeresführern kamen erst dann zustande,als die Lage bereits aussichtslos war.
Hier zeigte sich erneut die fatale Wirkung einer moralisierendenPolitik der Mandarine, die ihre Dogmen und ihre partikularenInteressen über das Wohl des Landes stellten. Der Hohe Regierungsaalder Verbotenen Stadt war voller Selbstdarsteller, die sichgegenseitig mit moralischen Maßstäben zu überbieten versuchten unddie Augen vor der täglich verschlimmernden Lage verschlossen, jedochfür die dringenden Krisen des Reichs keine Lösungen anbietenkonnten. Stattdessen fehlt es an den Schalthebeln der Macht anpolitischen Pragmatikern, die den Mut gehabt hätten, mitunbeliebten, aber notwendigen politischen Lösungen das Ruder dochnoch zugunsten der Ming-Dynastie herumzureißen. Der Untergangdes letzten Reichs der Han-Chinesen war besiegelt.
So konnten die berittenen Heere der Mandschu mit Hilfe von ehemalskaiserlich-chinesischen Generälen, denen sie Reichtum undPrinzentitel versprochen hatten, in nur zwanzig Jahre das gesamtechinesische Imperium unterwerfen.
Das letzte Kaiserreich der Han-Chinesen erlosch im Jahre 1662, alsder letzte Kaiser Zhu Youlang und sein zum Christentumkonvertierter Kronprinz Constantine (nach dem Römischen KaiserConstantinus benannt) von den Mandschu gefangen genommen undhingerichtet wurden. Die verzweifelten Hilferufe der ebenfalls zumChristentum konvertierten Kaiserinmutter Helena (Kaiserin Xiaozheng)ineinem an den Papst gerichteten Brief verhallten in denHallen des Vatikan.
Der „feuerrote Drache“ des Hauses Zhu wurde endgültig durchden „wasserblauen Drachen“ des Hauses Aisin Gioro ersetzt.


Zopf oder Kopf – Bruch der chinesischenZivilisation


Kurz nach der Eroberung des chinesischen Kernlandes erließ derQing-Regent Dorgon unter Androhung der Todesstrafe einen Erlass,wonach alle chinesischen Männer die Zopf-Tracht (wobei ein Großteildes Kopfs kahl rasiert werden musste) und Kleidungender Mandschu zu tragen hatten. Die bis dato seit mehr alszweitausend Jahren von Han-Chinesen und anderen sinisierten Völkerngetragenen traditionellen Gewänderund Kleidungen stellten aber eine der zentralen Elemente derhan-chinesischen Zivilisation und Identität dar. Zudem symbolisiertedie „Unversehrtheit der Kopfhaare und des Körpers“ lautkonfuzianischer Tradition die Kindliche Pietät, weshalbHaareschneiden und Tätowierungen zu den Tabus der Han-Chinesengehörten. Dementsprechend wurde der Erlass der Mandschu zurÜbernahme mandschurischer Kleidungen und Zopftracht mit erbitterterWiderstände seitens der han-chinesischen Bevölkerung begegnet, dienur mit äußerster Brutalität niedergeschlagen werden konnten.
Dem Motto des Erlasses „Behaltet den Kopf, so verliert dieKopfhaare. Behaltet aber die Kopfhaare, so verliert den Kopf“entsprechend, patrollierten vielerorts Friseure auf Befehl vonMandschu-Generälen durch die Straßen und schlugen denjenigenPassanten den Kopf ab, die die alte Kopftracht trugen und beimsofortigen Haarschneiden Widerstand leisteten (Man Qing Bai Shi,1914). So wurde die Zopf-Tracht und die Annahme mandschurischerKleidungen zum Symbol der chinesischen Unterwerfung unter dieMandschu-Herrschaft. Das äußere Erscheinungsbild der Chinesen wurdeinnerhalb kürzester Zeit für immer verändert. Zeitgenossen derfrühen Qing-Zeit berichteten von han-chinesischen Besuchern in Koreaund Japan, dass sie beim Anblick der dortigen Menschen und derenBekleidungen in tiefe Scham versanken, da die Koreaner und Japaner,die mehr als ein Jahrtausend zuvor chinesisch geprägte Gewänderübernommen hatten, offensichtlich von ihrem Äußeren „chinesischer“aussahen als die Qing-Chinesen selbst: Allein von ihren Kostümen undHaartracht her sahen die Chinesen nun eher wie die nomadischenMandschu oder Mongolen aus. Dies nahmen die konfuzianischen Gelehrtenin Japan und Korea zum Anlass, um ihre Länder fortan jeweils als diewahren Erben der chinesischen Zivilisation zu betrachten.
Rückkehr der Chinesischen Nation und desRoten Drachens Obgleich sich die große Mehrheit der chinesischen Oberschicht mitder Herrschaft der Mandschu abfand und sich als Teil desStaatsapparates ansah, existierten über die gesamte Qing-Dynastiehinweg Geheimgesellschaften im Süden des Reiches, die von denehemaligen Anhängern der Ming-Dynastie gegründet zum Ziel hatten,einen der Nachkommen der Prinzen des ehemaligen Kaiserhauses Zhuwieder auf die Kaiserthron zu verhelfen, um so den „chinesischenStaat“ wiedererstehen zu lassen. Die größte dieserGeheimgesellschaften war bekannt als „Hongmen“ (Hong war einCodewort für Zhu: Hong-> Rot->Zhu).
242 Jahre nach dem Untergang des letzten Kaisers der Ming trat einchinesischer Arzt am amerikanischen Boden in Honolulu der Hongmen beiund schwor, die Qing-Herrschaft in China niederzuringen und denchinesischen Staat wiederherzustellen. Sein Name war Sun Wen, imWesten auch bekannt Sun Yat-Sen.
Acht Jahre später sollte sein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dieHerrschaft der Mandschu in China beenden und die ersterepublikanische Staatsordnung in Ostasien ausrufen. Der wasserblaueDrache der Qing wurde daraufhin durch den feuerroten Drachen derRepublik gestürzt.
Die Chinesen schnitten ihre Zöpfe ab und gewannen wieder ihreFreiheit.


Die gelähmte Bundesrepublik

Mehr als dreihundert Jahre nach dem Untergang der chinesischenMing-Dynastie steht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m anderen Endedes Eurasischen Kontinents erneut vor dem gleichem Grundsatzproblemwie einst das Imperium Sinica. Über fast sämtliche relevantepolitische Felder hat sich ein moralisierender Politikstil in Formvon Political Correctness ausbreitet, der den Diskurs und dieEntscheidungsfindungen des Politikbetriebs lähmt. Besonders fatalwirkt die Moralisierung in der Innen- und Außenpolitik auf dieZukunftsfähigkeit Deutschlands aus.

Überholte werteorientierte Politik


In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zeigt sich dies vor allem in dersogenannten werteorientierten  Außenpolitik und in demmangelnden Selbstbehauptungswillen zur Durchsetzung der deutschennationalen Interessen.
Bei der werteorientierten Außenpolitik bilden Menschenrechte dieGrundlage und Richtlinie der außenpolitischen Beziehungen. Im Sinnedieser Politik nehmen die Menschenrechtsfragen noch eine höherenStellenwert ein als die Verfolgung nationaler Interessen. Zugleichwird die Annahme zugrunde gelegt, dass den Interessen Deutschlands ambesten gedient sei, wenn Deutschland die Übertragung des westlichenpolitischen Modells der Gewaltenteilung und der Demokratie in derübrigen Welt aktiv fördert und als elementaren Teil seinerAußenpolitik betrachtet.
Es wird dabei übersehen, dass Rechtsstaatlichkeit, Demokratie undweitreichende Bürgerrechte ein Ergebnis der geschichtlichenEntwicklung, des durch Aufklärung und Industrialisierungermöglichten Wohlstandzuwachses und des damit verbundenengesellschaftlichen Fortschritts im Westen sind. Verschiedenesozio-historische Faktoren wie die griechisch-römischen Traditionen,die Begrenzung der königlichen Macht durch Adel und Kirche oder dieHerausbildung eines gesellschaftlich dominierenden Bürgertums durch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haben die Bildung des modernendemokratischen Staatswesens im Westen begünstigt.
Gleichwohl kann sich eine funktionierenderechtsstaatlich-demokratische Staatsordnung in nicht-westlichenLändern etablieren, wenn diese über eine breite Mittelschicht undeinen wirtschaftlich dominierenden Privatsektor verfügen, weitgehendsäkular geprägt sind, gesellschaftlich stabil und ideologisch einerDemokratie nicht grundsätzlich entgegenstehen. Dies trifft etwa aufstabile ostasiatische Demokratien wie Japan, Taiwan und Südkorea zu,deren politische Systeme maßgeblich durch den Einfluss ihreramerikanischen Schutzmacht geprägt wurden und bei denen eine stabileDemokratie durch den enormen wirtschaftlichen Erfolg und dieHerausbildung eines dominierenden Privatsektors ermöglicht wurde.
Eine vorausschauende Politik würde deshalb genau abwägen, obeine westliche Intervention zur Errichtung eines demokratischenSystems in einem nicht-westlichen Land in der dort vorzufindendenEntwicklungsphase den Interessen des Westens dient oder eherzuwiderläuft.
Ohnehin kann der Westen gegenwärtig nur gegenüber kleineren undschwachen Ländern eine wirksame werteorientierte Politikdurchsetzen. Kritik in Menschenrechtsfragen gegenüber Großmächtender Welt wie Russland oder China bleibt hingegen eher symbolischerNatur. Es wird dabei geflissentlich vergessen, dass diewerteorientierte Außenpolitik ein Ergebnis des Kalten Kriegs war,als sich zwei ideologisch verschiedene Machtblöcke entgegenstandenund jeweils ihr Staatsmodell in der übrigen Welt zu verbreitenversuchten. Im 21. Jahrhundert sind Ideologien bei dennicht-westlichen Großmächten in den Hintergrund getreten. WederChina, noch Russland sieht heute noch die Verbreitung seinesStaatsmodell als vorrangiges Ziel seiner Außenpolitik. Vielmehrverfolgen sie eine knallharte Interessenpolitik zur Stärkung ihrernationalen Interessen und zur Aufrechterhaltung ihrer innerenpolitischen Machtverhältnisse.
Eine werteorientierte Außenpolitik mag in der kurzen Phase dernahezu erreichten westlichen Hegemonie nach dem Ende des KaltenKriegs in begrenztem Maße funktionieren, als Russland aufgrund derWirren nach dem Zusammenbruch der Sowjetunion schwächelte und vorallem mit sich beschäftigt war, und die VR China aufgrund ihrerUmstellung von der Planwirtschaft auf den Staatskapitalismus dringendauf westliches Kapital und Know-how angewiesen war. In der heutigenZeit eines wieder erstarkten Russlands und eines zur Weltmachtaufstrebenden Chinas ist eine solche Politik des Westens bzw.Deutschlands, die Werte zum obersten Richtwert des politischenHandelns erkoren hat, gemessen am Ergebnis nicht nur wirkungslos,sondern den Interessen des Westens und Deutschlands eher nachteilig,wenn Menschenrechtsfragen von diesen immer stärker werdendenGroßmächten als Druckmittel bei wirtschaftlichen odergeopolitischen Verhandlungen, z.B. in Form von formalen odersymbolischen Zugeständnissen, ausgespielt werden.

Das heißt freilich nicht, dass die Wertepolitik keinerlei Rollemehr spielen sollte. Vielmehr sollte sie im Rahmen bzw. als Ergänzungder Interessenpolitik erfolgen. So könnte der Westen beispielsweisedie Solidarität  innerhalb der westlichen Staatengemeinschaftoder den Schulterschluss mit nicht-westlichen Verbündeten wie Japanoder Südkorea durch die Betonung der gemeinsamen Werte stärken.Dies geschieht auch im Interesse dieser Länder, die alsEinzelstaaten auf der internationalen Bühne oft zu wenig Gewichthaben. Eine werteorientierte Politik wird dann den Interessen derwestlichen Staaten nachteilig, wenn sie zum moralischen Imperativumdefiniert und über die eigenen Interessen gestellt wird.
Die US-Regierung unter der Führung von Donald J. Trump hat dieseProblematik eingesehen und verfolgt deshalb außenpolitisch primäreine interessengeleitete Politik, die nur durch die Wertepolitikergänzt wird, wenn sie die eigenen Interessen stärkt. Deutschlandhingegen hat die werteorientierte Politik im Sinne des kantischenImperatives zum obersten Gebot der politischen Überlegungen erhoben,nach dessen Prinzip die eigenen nationalen Interessen im Zweifelhinter die Moral gestellt werden. Mit dieser Politik hat sichDeutschland zuletzt nicht nur in Europa weitgehend isoliert, sondernsich auch durch eine Gleichsetzung der Werte und Moral mitlinksgrünen politischen Ansätzen gefährlich weit von seinembisherigen wichtigsten Verbündeten, den USA, entfremdet.  

Außenpolitische Machtlosigkei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liegt das grundlegende Problem derdeutschen Außenpolitik in dem mangelnden Willen zur Machtpolitik unddamit zur Durchsetzung seiner Interessen. Jegliche Form derwestlichen Machtpolitik wird von der moralisierenden medialenÖffentlichkeit als nationalistisch oder protektionistischabgestempelt und mit allen Mitteln bekämpft.
Gleichzeitig wird übersehen, dass eine interessengeleiteteMachtpolitik in fast sämtlichen nicht-westlichen Ländernkeinesfalls als etwas Verwerfliches, sondern als eineSelbstverständigkeit angesehen wird, die von der dortigenBevölkerung von ihren Staatslenkern erwartet wird. Selbst derBegriff „Nationalismus“ ist in den meisten nicht-westlichenLändern der Welt positiv assoziiert. Wird der Begriff Nationalismusim Westen, vor allem aber in Deutschland, sofort mit den zweiWeltkriegen in Verbindung gebracht, sieht die Bevölkerung in dennicht-westlichen Ländern den Nationalismus eher als eine notwendigeVoraussetzung ihrer nationalen Unabhängigkeit und Selbstbehauptung.
Insbesondere die Bundesrepublik hat aufgrund der deutschenVergangenheit im Zweiten Weltkrieg seit jeher an einer pazifistischenGrundhaltung festgehalten und die Demonstration der Macht stetsvermieden oder in internationale Gremien einzubinden versucht.
Während diese pazifistische Grundhaltung und machtpolitischeZurückhaltung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angesichts dergigantischen Verbrechen des NS-Staates verständlich sind, werdendiese seit der deutschen Wiedervereinigung der Größe und der Rolleder Bundesrepublik für Europa und das westliche Staatenbündnisnicht mehr gerecht. Gleichzeitig geraten sie mit derZukunftsfähigkeit des deutschen Staates in einen Konflikt, wennandere Mächte im multipolaren Zeitalter die Maximierung ihrernationalen Interessen als oberstes Gebot betrachten und diese auchmit Nachdruck durchzusetzen versuchen.
Es zeigte sich, dass das tonangebende politische wie medialeEstablishment der Berliner Republik seit der deutschenWiedervereinigung nicht imstand war, in ihre Rolle als eineeuropäische Ordnungs- und Großmacht hineinzuwachsen, um den neuenVerantwortungen infolge des nationalen Machtzuwachses gerecht zuwerden und die Bundesrepublik zum Wohle der deutschen Nation, Europasund des Westens politisch wie kulturell neu zu gestalten und zupositionieren. Die Bundesrepublik wurde faktisch eine Großmacht,ohne dass sie wusste oder willens war, wie eine Großmacht zu agierenund die Verantwortungen dafür zu übernehmen.
Die pazifistische Grundhaltung und machtpolitische Zurückhaltungder Bundesrepublik sind jedoch ein politisches Luxusgut für dieGröße und Wirtschaftskraft eines Landes wie Deutschland, das sichdie Bundesrepublik nur deshalb leisten konnte, da sie seit mehr als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unter dem militärischen Schutzschirm dervon Amerika geführten Nato gestanden hat und in internationalenAngelegenheiten oft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s westlichenStaatenbündnisses zurückgreifen konnte. Dass nach de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bis zum heutigen Tage weitgehend Frieden in Europaund Asien herrscht, ist es vor allem dem Umstand zu verdanken, dasseinerseits sämtliche größere westliche Industriestaaten bzw.Japan in das westliche Staatenbündnis integriert sind undandererseits ein größerer Krieg zwischen dem Westen und anderenkonkurrierenden Großmächten (vor allem China, Russland) durchgegenseitige nukleare wie konventionelle Abschreckung kaum nochmöglich ist.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at wie viele andereLänder auch von dieser Friedenssicherung durch die eigeneZugehörigkeit zum Westen enorm profitiert, sodass sie sich mehr alsein halbes Jahrhundert lang vor allem auf ihre eigene wirtschaftlicheEntwicklung konzentrieren konnte. Insbesondere konnte sichDeutschland  Jahrzehnte lang deshalb auf der internationalenBühne als den „Saubermann“ präsentieren, da es die unbeliebteArbeit der militärischen wie nicht-militärischenMachtdemonstrationen den Amerikanern, Briten und Franzosen überlassenkonnte. Als Mitglied der Nato und der westlichen Staatengemeinschaftprofitierte Deutschland in der Durchsetzung seiner Interessen in dernicht-westlichen Welt dennoch von eben jenen Machtdemonstrationen deranderen westlichen Großmächte.
Der fehlende Wille Deutschlands zur Anwendung seinerMachtinstrumente – oder das Zeigen eines „unfreundlichenGesichts“- führte dazu, dass Deutschland – mehr noch als anderewestliche Großmächte – in der Durchsetzung seiner Interessen aufdie internationalen Gremien krampfhaft angewiesen ist.
Den politischen Entscheidern der Bundesrepublik ist diesesmachtpolitische Defizit durchaus bewusst. Doch statt eineaußenpolitische Normalisierung Deutschlands in eigener Verantwortunganzustreben, setzten sie weiter auf eine Vertiefung und Stärkung derinternationalen Gremien, zu deren wichtigsten Säulen die politischeIntegration der EU gehört, um diesen bei schwierigenEntscheidungsfindungen Verantwortungen der Machtpolitik zuschieben zukönnen. Dabei übersehen sie, dass die meisten anderen Staateninternationale Gremien und Organisationen in erster Linie lediglichals Erweiterung und Stärkung ihr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betrachtenund ihre nationale Interessen im Zweifelsfall über alles anderehinwegsetzen. Während ein Großteil des deutschen politisch-medialenEstablishments seine deutsche Identität am liebsten durch eine„europäische Identität“ ersetzt haben möchte und die EUbereits im Geiste als einen über-nationalen Staat begreift, derenInteresse im Zweifelsfalle über die der nationalen InteressenDeutschlands und der anderen EU-Staaten steht, sind die meistenanderen EU-Länder nicht bereit, ihre nationalen Interessen für dieEU zu opfern oder mit diesen gleichzusetzen. Dieses machtpolitischeUngleichgewicht zuungunsten Deutschlands zeigt sich auch dadurch,dass sich Politiker der meisten europäischen Länder, die ein Amtder europäischen Institutionen übernommen haben, weiterhinvordergründig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ihres Heimatlandes sehen undin den EU-Institutionen selbstverständlich für die Interessen ihresHeimatlandes einsetzen. Die Einbindung der EU-Amtsträger an dieBelange des eigenen Heimatlandes wird durch die Regierung desjeweiligen Landes auch aktiv gefördert und betrieben. Auf deranderen Seite steht der deutsche Sonderweg, bei dem sich deutscheEU-Amtsträger selbstverständlich als übernationaleInteressenvertreter der EU begreifen, aber nicht mehr für diedeutschen Interessen zuständig fühlen und sehen. Die Folge einessolchen deutschen Sonderwegs kann nur sein, dass Kernelemente derdeutschen Interessen auf der EU-Ebene ins Hintertreffen geratenwerden und so die Entfremdung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von der EUstetig befördert und verstärkt wird.
Die Abhängigkeit Deutschlands vom westlichen Staatenbündnis undvon internationalen Gremien hat auch zur Folge, dass Deutschland imZweifelsfalle seine existentiellen Interessen nicht durchzusetzenweiß, wenn es auf sich allein gestellt ist.
Diese machtpolitischen Defizite offenbarten sich besondersdeutlich in der seit 2015 andauernden Migrationskrise. Hier nahmkeine Nato das Ruder in die Hand, wenn es um die brenzlige Frageging, wie die Migrationsbewegung der irregulären Masseneinwanderungaufgehalten werden konnte. Ebenfalls versagte die EU in dereffektiven Sicherung ihrer Außengrenzen. Die politische Führung derBundesrepublik musste selbst eine Entscheidung treffen und ließkurzerhand die Grenze öffnen, statt die unkontrollierte Einwanderungzu unterbinden. Es heißt, dass einer der wichtigsten Gründe fürdie Grenzöffnung war, keine „hässlichen Bilder“ vor den Medienzu produzieren. Schließlich waren es kleinere Länder Mittel- undOsteuropas (Ungarn, Österreich etc.), deren Bemühungen zum Schutzihr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letztendlich zur Schließung derBalkanroute führten und die Migrationskrise zumindest für eine Zeiteindämmten.

Die Kombination aus werteorientierter Außenpolitik, bei dererklärte Menschenrechtsfragen in Form der Aufnahme der Flüchtlingegenannten irregulären Migranten über die innere StabilitätDeutschlands gestellt wurden, und dem fehlenden Willen zurDurchsetzung d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erwies sich als einefolgenschwere politische Sackgasse, aus der das politischeDeutschland bis zum heutigen Tage nicht herausgekommen ist und sichbereitwillig in der eigenen Ohnmacht seinem als Alternativlosigkeitgenannten Schicksal zu fügen scheint.

Verfehlte Migrations- und Integrationspolitik

Die politische Moralisierung und Emotionalisierung haben diedeutschen politischen Entscheider in der Migrations- undIntegrationspolitik nahezu handlungsunfähig gemacht.
Ineinem frühen Artikel habe ich bereits die Gründedargelegt, warum Deutschland kein Einwanderungsland im klassischenSinne sein kann. Das liegt zum einen daran, dass Deutschlandsnationale Identität aus seiner langen Kulturgeschichte, aber nichtaus der Migration erwachsen ist. Dies unterscheidet Deutschlandwesentlich von den klassischen Einwanderungsländern wie Amerika,Kanada oder Australien. Anders als die klassischenEinwanderungsländer ist der heutige Wohlstand Deutschlands nicht aufdie Einwanderung aus anderen Kulturen zurückzuführen, sondern vorallem auf die im Laufe der Jahrhunderte gewonnenen Errungenschaften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 die Schaffenskraft seiner Bürger seitder Aufklärung und die dadurch ermöglichte moderne Industrie. Seitder zwei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gehört Deutschland bereits zuden führenden Nationen dieser Erde im Bereich der Wissenschaft undTechnologie. Trotz der flächendeckenden Zerstörung der Großstädteim Zweiten Weltkrieg war der Großteil der industriellen Anlagenintakt geblieben. Ebenso stand ein gut ausgebildetesPersonenreservoir nach dem Krieg dem Wiederaufbau zur Verfügung.Insofern war das Wirtschaftswunder der Bundesrepublik nach demverheerenden Zweiten Weltkrieg absehbar, solange die Siegermächtedem Wiederaufbau nicht im Wege standen. Bereits wenige Jahre nach demEnde des Kriegs erreichte die Bundesrepublik daher dasWohlstandsniveau und den Grad der Modernität der Vorkriegszeit.Deutschland galt schon zu den reichsten Ländern der Welt mit denfortschrittlichsten Sozialsicherungssystemen, bevor überhaupt einenennenswerte Zahl von außereuropäischen Migranten nach Deutschlandeingewandert waren.
Zudem unterscheidet sich Deutschland aufgrund seiner sprachlichenBesonderheit, seiner in der Geschichte verwurzelten Identität undseiner Eigenschaft als Sozialstaat fundamental von einem klassischenEinwanderungsland. Hochqualifizierte Fachkräfte sprechen zumeistEnglisch, aber kein Deutsch. Es gibt deshalb keinen Grund anzunehmen,dass der Großteil der hochqualifizierten LeistungsträgerDeutschland als Auswanderungsziel wählen würde, anstatt in denenglischsprachigen Raum zu migrieren, in dem ohnehin die klassischenEinwanderungsländer zu verorten sind und in dem sich bereits größereCommunities von Landsleuten der großen Auswanderungsländer vonhochqualifizierten Fachkräften wie China und Indien etabliert haben.Als Leistungsträger und weltweit gefragte Fachkraft sind sie zudemnicht auf soziale Systeme angewiesen. Auch aus diesem Grundbevorzugen sie ein Land mit niedrigen Einkommenssteuern und Abgabenals ein Land wie Deutschland, das zu den Ländern mit den höchstenSteuern – und Abgaben zählt. Aus diesen Gründen kann Deutschlandallein aufgrund seiner nationalen Besonderheiten und seinerEigenschaft als Sozialstaat für die meisten hochqualifiziertenFachkräfte der Welt auch mit einem großzügigen Einwanderungsgesetznicht attraktiv werden. Für diesen Befund spricht, dass sich dieZahl der Arbeitsmigranten aus dem nicht-europäischen Raum nachDeutschland seit Jahren auf einem niedrigen Niveau bewegt, auch wenndie deutschenEinwanderungshürden für hochqualifizierte ausländischeFachkräfte inzwischen niedriger liegen als in den klassischenEinwanderungsländern wie USA.
Ein flächendeckendes Anwerben von Ungelernten oder Fachkräftenmit Berufsausbildung aus dem Nicht-EU-Raum, wie sich viele Vertreterdes politisch-medialen Establishments durch die Flüchtlingspolitiksowie das Fachkräftezuwanderungsgesetz erhoffen,  ist ebenfallswenig zielführend. Denn anders als in den 1960er Jahren, als derdeutsche Arbeitsmarkt mit dem dominierenden industriellen Sektor miteiner hohen Wirtschaftswachstumsrate auch Ungelernte raschabsorbieren konnte, werden heute vor allem hochspezialisierteFachkräfte mit guten Deutschkenntnissen im Dienstleistungssektorbenötigt. Aufgrund der fortschreitenden Automatisierung und derVerlagerung von einfachen Arbeitsplätzen ins billigere Ausland sindviele Arbeitsplätze gerade im Industriesektor weggefallen. Wo solcheArbeit zurückkehrt, wird sie von Robotern übernommen. Es istdeshalb davon auszugehen, dass durch die zunehmende Digitalisierunggerade einfachere Tätigkeiten in Zukunft vermehrt durch dieKünstliche Intelligenz ersetzt werden. Es ist daher schon heute zubefürchten, dass viele heute im Erwerbsleben stehenden Arbeitskräfteauch mit einer Berufsausbildung mittelfristig ihre Arbeitsstellenverlieren werden, sofern sie sich nicht die nötigen neuenFähigkeiten im IT-Bereich aneignen können. Ohnehin steht aber derdeutsche Arbeitsmarkt heute schon den migrationswilligenArbeitskräften des gesamten EU-Raums zur Verfügung.
Ziel einer besonnenen und einer an den nationalen Interessenorientierten Einwanderungspolitik Deutschlands sollte daher sein, dieBedürfnisse der Wirtschaftssektoren nach Fachkräften zubefriedigen, in denen tatsächlich ein Fachkräftemangel besteht,ohne jedoch die bisherige kulturell relativ homogene Gesellschaftwesentlich zu verändern oder das bisherige Gesellschaftsmodell einesSozialstaats zu gefährden. Vor allem sollte Deutschland alleMöglichkeiten ausschöpfen, um seine eigenen Hochbegabten im Land zuhalten. Denn längst ist Deutschland nicht nur ein attraktivesEinwanderungsland vor allem für Versorgungssuchende geworden,sondern auch einAuswanderungsland für viele eigene Hochqualifizierte. Diesbedeutet freilich nicht, dass Deutschland sich vor qualifizierten,einwanderungs- und anpassungswilligen Migranten verschließen sollte.Vielmehr reichen die vorhandenen gesetzlichen Möglichkeiten mittelsArbeitsvisum und BlueCard völlig aus, um jenen qualifizierten undmigrationswilligen Migranten aus dem Nicht-EU-Raum einenAufenthaltstitel in Deutschland zu ermöglichen. Sofern Deutschlandsein bisheriges Gesellschaftsmodell aufrechterhält und zukunftsfähiggestaltet, wird es in der Lage sein, Fachkräfte aus dem europäischenKulturraum und manche Talente der Drittstaaten anziehen, die einengroßen Wert auf die Vorzüge des Sozialstaates und den sozialenFrieden legen, oder jene, die sich ohnehin für die deutsche Sprache,Kultur und Lebensweise interessieren. Deutschland wird auch dann keinattraktives Land für die Mehrheit der Fachkräfte aus denDrittländern sein. Jedoch wird immerhin ein Teil der Fachkräfte ausden Drittländern die gegebenen Einwanderungsmöglichkeiten derBundesrepublik nutzen wollen.
Verspielt Deutschland jedoch seine traditionellen Stärken, sowird dieses Land letztlich auch seine Anziehungskraft auf dieFachkräfte Ost- und Südeuropas und den Rest der Talente derDrittstaaten verlieren.
Insofern ist die gegenwärtige Einwanderungspolitik inDeutschland, durch die ein Großteil der außereuropäischenMigranten ohne Vorprüfung, ohne Nachweis von ausreichendensprachlich- wie beruflichen Qualifikationen und ohne eine wirksameMigrationssteuerung- und Kontrolle des Aufnahmelandes nachDeutschland kommen konnte, mit rationalen Argumenten zum Wohle desLandes nicht erklärbar. Vielmehr ist sie ein Ergebnis einer Politik,in der die Moral zur obersten Maxime des politischen Handelns erklärtwurde und andere realpolitische Handlungsoptionen tabuisiert wurden.Vergessen ist dabei, dass eine schlechte Einwanderungspolitikletztendlich der Attraktivität des Landes für die wirklichenTalente im Inland und Ausland  die Grundlage entzieht.
Kommen wir nun zu den Voraussetzungen einer erfolgreichenIntegrationspolitik in Deutschland. Integration wird von vielenPolitikern in Deutschland lediglich mit dem Erwerb der deutschenSprache und dem beruflichen Erfolg gleichgesetzt. Selbstverständlichsind diese Faktoren unabdingbare Voraussetzung einer erfolgreichenIntegration. Eine Integration bedeutet aber auch, dass derEinwanderer sich mit dem neuen Heimatland identifizieren kann und imZweifelsfalle für die Interessen dieses Landes einsetzen würde.Dies gilt insbesondere dann, wenn sich der Einwanderer für dieStaatsbürgerschaft seines neuen Heimatlandes entscheiden sollte.Kein Land der Welt kann sich auf die Dauer leisten, dass dieLoyalität von Millionen seiner neuen Staatsbürger im Zweifelanderen Ländern gilt.
Erfahrungen aus den Einwanderungsländern wie Amerika oderAustralien zeigen nämlich, dass eine solche Integration nur danngelingen kann, indem den Migranten eine starke nationale Identitätdes Aufnahmelandes angeboten wird. Gleichzeitig mit der Annahme derneuen Staatsangehörigkeit schwören frisch Eingebürgerte etwa inAmerika feierlich jeglicher Loyalität zu ihrem alten Heimatland ab.Stattdessen gilt nun ihre Loyalität uneingeschränkt dem neuenHeimatland, auch wenn es darum geht,  ihr neues Heimatland gegendas alte Heimatland verteidigen zu müssen. Dieses feierlicheBekenntnis zu seinem neuen Heimatland ist jedoch nicht nur eineZeremonie: Es wird im alltäglichen Leben in einem Patriotismus fürdie gemeinsame Nation ausgelebt, deren Zugehörigkeit im Gegenzugdann auch uneingeschränkt für jeden Staatsbürger gilt. Deshalbmuss die Vergabe der Staatsbürgerschaft an die uneingeschränkteLoyalität zu dem neuen Heimatland geknüpft werden.
Der Patriotismus ist ein elementarer Bestandteil jedesEinwanderungslandes und schafft erst die Grundlage für eineEinwanderungsgesellschaft, in der sich alle Bürger zu dergemeinsamen Nation bekennen können und nach ihrem Wohlergehenstreben. Nur dadurch werden Bürger verschiedener Herkunft zu einemStaatsvolk zusammengeschweißt.
Die heutige deutsche Gesellschaft in Verleugnung undMarginalisierung ihrer nationalen Identität ist jedoch nicht in derLage, den Migranten eine neue, deutsche Identität zu geben. Dieentwurzelten Einwanderer suchen daher ihre Identität vor allem inihrem alten Heimatland oder in ihrer mitgebrachten Religion, Kulturoder Ethnie. Auf diese Weise wird oft die aus dem Herkunftslandmitgebrachte Sozialisierung in der Fremde – in Deutschland –fortlaufend verstärkt. Eine Integration ist somit nicht möglich. Die Konsequenz daraus ist somit ein Staatsvolk mit hundertenverschiedenen nationalen Identitäten, die einander nichtintegrierbar sind. Eine solche Gesellschaft fällt langfristig vomInnern heraus auseinander.
Eine erfolgreiche Integrationspolitik in Deutschland setzt deshalbvoraus, dass sich die deutsche Mehrheitsgesellschaft wieder auf ihreeigene nationale Identität besinnt: nicht zuletzt mit den positiven,identitätsstiftenden Teilen ihrer Geschichte. Nur wenn das deutscheStaatsvolk wieder ein unkompliziertes, gesundes Verhältnis zu seinerIdentität entwickelt, nur dann wird es in der Lage sein, denintegrationswilligen Migranten ein positives Deutschland-Bild zuvermitteln und denjenigen, die bereit sind, ihre alte nationaleIdentität abzulegen, und eine neue, deutsche Identität zu geben.
Eine solche Förderung der deutschen Identität steht derzeitjedoch dem moralischen Leitbild des politischen und medialenEstablishments in Deutschland entgegen, sodass jegliche Forderungennach einem deutschen Patriotismus sofort in die rechtsextreme Eckegestellt und mit der NS-Vergangenheit assoziiert werden.
Selbstverständlich gebieten der Respekt vor den Opfern derNS-Gewaltherrschaft, aber auch die historische Pflicht zur Aufklärungdarüber, dass der Totalitarismus und der Rassenwahn nie wieder inDeutschland oder in sonstigen Ländern salonfähig werden und dieOberhand gewinnen dürfen, dass die Erinnerung an die MillionenNS-Opfer und die Aufarbeitung der NS-Verbrechen auch in Zukunftfrisch gehalten und als ein Schwerpunkt der Erinnerungskultur inDeutschland erhalten bleiben müssen. Dies steht jedoch nicht imWiderspruch dazu, auch die positiven Teil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stärker als bisher herauszuarbeiten und für den sozialenZusammenhalt daran zu erinnern.
Verantwortung aus der Geschichte bedeutet nicht nur,Verantwortungen von den Verbrechen der vergangenen Generationen zuübernehmen, sondern auch, die gesellschaftliche Stabilität auch fürdie Zukunft zu sichern und zu erhalten, damit die Gesellschaft nichtauseinanderdriftet und in Chaos und Zerfall endet, aus denenletztendlich totalitären Strukturen herausgehen.

Normalisierung Deutschlands als Voraussetzungfür die Zukunftsfähigkeit


Im Laufe seiner fast vier tausend Jahre währenden Geschichtezählte China mehr als achtzig Dynastien und Herrscherhäuser.
Dynastien wurden auf Millionen Toten gegründet. Dann blühten dieDynastien auf und strebten anschließend, zerfressen durch dieKorruption und ausgezehrt durch die sozialen Probleme und diedekadenten privilegierten Gesellschaftsschichten, unaufhaltsam demNiedergang entgegen.
Nur eine Handvoll davon konnten mehr als zweihundert Jahreüberdauern. Bei diesen wenigen Dynastien gab es stets Kaiser, die esgeschafft haben, das Ruder des im Niedergang begriffenen Imperiumsdurch eine kluge und besonnene Politik herumzureißen, auch wenn esbedeutet, mit den bisherigen Dogmen und  Ideologien der Dynastiezu brechen. Diese wiederbelebte Blütephase nach einer Zeit desNiedergangs nannten die Chinesen „Zhongxing“: „MittleresAufblühen“.
Deutschland und auch andere westliche Länder können nur dann denWohlstand ihrer Bürger und ihre Stellung als eines der führendenIndustrieländer der Welt aufrechterhalten, wenn in den relevantenPolitikfeldern auf breiter Front ein Politikwechsel stattfindet: Voneiner moralisch und dogmatisch getriebenen Politik hin zu einersachlichen, pragmatischen und interessengeleiteten Politik.
Die Trump-Administration in den USA hat dies bereits erkannt undbetreibt seitdem eine knallharte Machtpolitik zur Selbstbehauptungder amerikanischen Nation gegenüber aufstrebenden Großmächten undzur Sicherung der eigenen Wettbewerbsfähigkeit, auch wenn esbedeutet, durch den Bruch mit der bisherigen Moralpolitik das gesamtemediale Establishment im Westen gegen sich aufzubringen. Bislang hatdie Trump-Administration damit großen Erfolg. Die USA blühenwirtschaftlich wieder auf. Ihre Konkurrenten geraten hingegen in dieDefensive.
Ob es Deutschland jedoch gelingt, seinen Wohlstand und seineFortschrittlichkeit langfristig zu erhalten, wird maßgeblich von derinnen- wie außenpolitischen Normalisierung des Landes abhängen. Dashieße einerseits, dass ein im westlichen Staatenbündnis verankertesDeutschland außenpolitisch selbstverständlich wie jedes andere Landder Welt zum Schutz sein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Real- undMachtpolitik betreiben kann. Das hieße aber auch, dass Deutschlandwieder unverkrampft zu seiner nationalen Identität stehen kann undin der Migrations- und Integrationspolitik in erster Linie seinerinneren Stabilität und den Bedürfnissen seiner Bürger verpflichtetist. Weiterhin wird die Zukunftsfähigkeit desdemokratisch-rechtsstaatlichen Deutschlands davon abhängen, ob esdem politischen Deutschland gelingt, mit denjenigen politischenDogmen zu brechen, die nicht mehr zeitgemäß sind, und neueGrundsätze der politischen Ausrichtung einzuführen, die zu derveränderten Lage der Welt passen.
Ein starkes Deutschland, welches fest in das westlicheStaatenbündnis integriert ist, wird ein Segen für Europa und denWesten insgesamt sein. Ein Deutschland im Zentrums Europas aber, dasin seiner grenzenlosen moralischen Überhöhung in diegesellschaftliche Instabilität und in den wirtschaftlich-kulturellenNiedergang hineinzugeraten droht, werden seine Nachbarn zurechtfürchten müssen.
Nur einem selbstbewussten Deutschland, das mit einem Herz fürseine Vergangenheit wieder seinen Blick nach vorne richtet, wird esgelingen, in den Stürmen der kommenden Zeiten zukunftsfähig zublei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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