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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商在中国|张挹凡:天津要寻求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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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8 21: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记者 马一鸣 实习生 罗思程 整理



澎湃新闻 王基炜 制图

我是张挹凡,在中国香港地区出生长大。我第一次来内地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学毕业后,我和几个同学到深圳、广州游玩,那一次经历令我印象深刻,此后也更加关注内地的发展。

1994年,我第一次到上海为我当时供职的银行招募人才。从2000年开始,得益于大陆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我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央政府对进一步发展金融业的规划与部署,与大陆的一些监管人员一起参与了关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进入内地市场未来发展的研讨会。一年后,中国市场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开放,我又参与了政府组织召开的关于合格境内投资者(QDII)相关政策制定方面的讨论。

2005年,我的工作重心转回到香港,直到2016年,和渣打环球商业服务有限公司签署了工作合同后,我回到内地并驻扎在天津。

“大”,是我对天津的第一印象。在我的家乡香港,通常花费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可到达我想去的地方。在天津,我的办公室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距市中心就有一小时以上的车程。不过,天津虽然很大,这里所有的建筑却都井然有序,社区规划井井有条。

天津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它厚重的历史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这座城市拥有超过600多年的历史,明朝起这里已经是一个发达的港口城市,是北京与外界联通的重要窗口。如果说北京是前庭,天津则更像后花园,为繁忙的首都提供各方面的支持,这两座城市的紧密联系超出了我的想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在2019年开始全面落实国家对天津的城市功能定位,其中“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是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重要的城市功能。根据天津政府的官方报告:2018年,天津先进制造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比重达到63.5%。在天津运营的欧盟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先进制造业的代表企业,包括空中客车、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等。

在2020年“欧洲绿色协议”的背景下,大型欧盟生产制造企业需要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有些甚至已将“碳中和”目标落地在天津工厂。这使得欧盟企业天津工厂的绿色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本地采购成为迫切需求。

但目前看来,在天津本地采购绿色能源依然困难重重,天津市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战略还任重道远。中国欧盟商会天津分会将就此议题继续代表欧盟企业与地方政府保持密切交流,希望助力天津市的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合作共赢。

挖掘、发展天津的特长是吸引人才的有效途径

在我初到天津时,天津已经通过八大优势支柱产业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近几年,天津在吸引高层次、高科技人才的方面缺乏优势,而人才必然是外国企业在考虑是否入驻天津时的重要因素之一。天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加速释放创新创造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天津的地理位置很好,古代丝绸之路时期就是一个战略支点,直到今天,它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交汇点。但这样得天独厚、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在给天津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增加了其与周边城区的竞争压力。如何利用好交通枢纽的优势,同时又凸显天津的独特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天津在发展中的一个较大问题是缺少明确而持续的发展方向。地处北京、雄安新区等有着极强竞争力的地区附近,却没有独一无二的特长,这就致使天津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也进一步加剧了地方人才储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例如,北京已经有了体系完整、高科技人才密度极高的中关村,那么如果天津想要吸引一些高科技人才,在规模上就不占优势。只要可以选择,那些科技人才,无论家乡在哪儿,都倾向于选择北京。所以,天津必须要找到自己可以专注及持续发展、形成特长的领域,才能吸引相应的高端人才。

天津政府针对吸引、留住人才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但目前效果还不够理想。2018年天津的人才引进项目试图通过落户名额和教育赞助等优惠吸引外来人才,确实有些人才被吸引过来,但很多人只是搬到了天津居住,办公地点仍然在北京,每日在京津之间往返。如果人才的工作地点没有转移到天津,对天津长远发展的实质性帮助就很有限。

在我个人看来,有两个领域是天津可以尝试大力发展的。一个是科技创新领域——在现在全国科技更迭加速的局势下,天津也应大力发展科技创新,比如数据分析、大数据科技等等。另一个是金融服务业,简单来说就是为银行等金融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等外包服务。我所任职的渣打环球商业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就是这类服务,国内很多银行都存在这样的实际需求。天津市政府在2007年已开始有这方面的设想,这也是当初企业落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背景。

总体来说,我希望天津发展成京津冀区域的金融枢纽,就像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大湾区的香港那样,我相信这也是在天津乃至中国政府日程上的计划之一。在中国已经存在上述金融枢纽的情况下,分工合作非常重要,天津通过负责北方以及北方和欧洲的通商业务,可以很好地与上海、香港等地差异化发展。未来,天津如能朝着京津冀地区的重要金融枢纽方向发展,对天津的经济发展也将有很大的帮助。就拿制造业为例,当前制造业在天津的产业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需要融资,原先他们是从海外或者北京、上海的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但如果天津成为了金融枢纽,就为当地制造业融资开放了另一个选择。

除此之外,天津成为金融枢纽也可以帮助制造业往更偏向服务业的方向转型。今年9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服贸会(服务贸易会议)就提到,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要从加工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为中心。中国在服务业领域有很大的贸易逆差,这在当下的中美贸易摩擦中鲜有被提及,但恰恰在服务业方面美国拥有贸易顺差,出口大量金融及科技外包服务到中国。新冠疫情使全球的供应链陷入巨大的挑战,一些外资企业已经在评估是否要将部分供应链庞大的商业活动移出中国以避免集中投资的风险。

因此,积极把制造业的重心从生产制造逐渐转向服务,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不仅有利于缓解服务业的贸易逆差,也将有助于天津转型成为京津冀区域的金融枢纽。

开放金融市场,与外资互助双赢

除了吸引国内的优秀人才以外,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层面的商业交流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自从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显著增加。作为中国欧盟商会天津分会的主席,在华欧企的投资与发展也是我非常关注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优势,让天津更好、更快地发展,我认为中国市场应该汲取外国金融企业的力量,创造更加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

人民币国际化是开放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20年前,当我和内地工作人员商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法规时,他们已经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想法。但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破产造成的危机给政府敲响了警钟:货币的自由流通可能会带来失控和风险。所以在今天,当再次谈到人民币国际化时,我们讨论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流通状态,而是规范可控的自由流通状态。

最近金融界就政府应首先开放资本账户还是实现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展开了热烈讨论,我个人认为开放资本账户更为紧迫。毕竟,近两年大陆对于市场化人民币利率已经做了不少尝试,开始逐渐走上正轨,然而外资企业对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要求已经持续了近20年。开放资本账户将实现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双向流通,对于在华投资的企业及务工的个人来说,也就意味着更自由地实现财富管理。

近几年,天津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在数据的整合和发布方面致力于更清晰、更快速地向公众展示天津这座城市的发展情况。不过,无论是天津还是内地的市场环境仍然存在对外资企业的一些限制。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竞争许多年来都是一个会引起不小争议的问题,外资经常抱怨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资助在国内市场形成了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我比较熟悉的金融业,所有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占比还不到2%,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十年前也是2%左右。基金管理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正在中国飞速成长的产业,而中国对外资基金的设立、运行虽然呈逐渐开放的趋势,但仍有相对严格的监管规则。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市场能向更多外国企业开放。好消息是,整体趋势正在向好,因为就在今年,中国政府对外国公司持股比例的限制已经有所放松,现已允许由外资100%持股的证券基金管理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从总体上看,外资进驻中国市场的益处非常明显,在战略上也可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更大的发展潜力。我期待在金融领域可以看到更多中外企业合作,这样双方可以更好地实现互助双赢。

责任编辑:吴英燕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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