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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及其他] 金涛:40多年前的一次旅游与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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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6 13: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美食带来美好的一天!
作者:古籍


1963年夏天,正是大学毕业等待分配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和三位同窗好友携带非常简单的行装,从未明湖畔的校园出发,徒步走向北京西郊房山的周口店。

那时年轻,精力充沛,无所畏惧,从周口店进入重重叠叠的峰峦之中,那一带多是石灰岩山地,山路崎岖、山高涧深,沿途经过的山村如下中院、上中院异常缺水,少数的水井几十丈深,村民排着长队等候汲水的情景,虽是近半个世纪的往事,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我等一行由接待庵入上方山,进山沟,越石阶、攀山道,经发汗岭、欢喜台,过云梯,抵达古刹兜率寺,后钻进云水洞,在地下深处的石灰岩洞穴中逗留了一个半小时。

当晚,四条好汉在一座无人的破庙借宿,将旧炕略加打扫,铺满拾来的栎树叶子,铺上可防潮的油布,倒头便呼呼大睡了。深夜,山风撼林,夜鸟惊叫,我等均无察觉,倒是巡山护林的士兵两次来访,检查证件,打扰了我们的清梦。

次日,去黄花岭,霞光映照摘星坨等高峰,蔚为奇观。回望静卧山谷中的寺庙,美不胜收。不久到分界岭,直趋黄山店村,遇林业队一人赶毛驴下山,便结伴而行,也让小毛驴驮上我们的行李。

在林业队驻地小憩片刻,直趋宝金山。后轻装经会云门,到竹子院,事先打听到有一位山民叫李福全,他可当向导,由他带路去红螺三险。一路上壁立的嶂谷、陡峭的山崖、纷乱的崩石、曲折的山道,景色极佳也极险,

竹子院只有李福全一户人家,三口人。他随后带领我们跻崖攀石,在峭壁之旁蛇行而去,时而攀岩而上,时而顺壁而下。红螺三险之中以中险为最,有云梯、天桥,两旁壁立万仞。至上险,乃山涧最高处,三面环山,壁陡直升,遮天蔽日,山麓处水草丰美,泉水汩汩,有牧羊人和羊群,阳光从周围锯齿形的峰巅泻入,光影迷离,恍若童话世界……

当年结伴而行的同窗为朱振源、郑平、李明森。

我之所以提起这次微不足道的旅行,是因为当年受到一本书(借自北大图书馆)的影响,这即是《房山游记汇编》(以下简称《汇编》)。若干年后,我从中国书店觅得向往已久的《汇编》。该书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初版,编纂者为王毓霖,封面为傅增湘题签,署沅叔傅增湘,有增湘、藏园两方印章,定价国币一元,附图3张(为房山游览路程图,上方山、云水洞图,石经山、西域寺图),另置一牛皮纸袋内。

这是70多年前出版的一部科学内涵颇为丰富的旅游读物。

傅增湘(1872~1949)是民国史上著名人物,以藏书家、版本目录学研究卓有成就而著称。四川泸州人。字润沅、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1902年入袁世凯幕府。受袁世凯委任,参加唐绍仪的议和代表团南下议和。1917年12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后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著有《藏园瞥目》、《藏园东游别录》、《双鉴楼杂咏》等,其在北京西城西四石老娘胡同建有“藏园”作书库,自号“藏园老人”。

关于《汇编》的由来,从傅增湘、王毓霖二人的序言可略知大概,据傅序云:“友人王君泽民,采矿于周口店,其地距上方山伊迩,得肆游观。喜其崖壑之深邃,洞天之寰奇,而亦以道涂深阻为忧。常过余藏图,谭其胜概,因相与谋开通之计,泽民概然引为已任。躬亲履勘,至于再三,规画精详,锐图启发,闻於当道,深荷嘉纳。并荷邑令之护持,路局之赞翊,为之披山通道,叠石架桥,百年险阻,化为夷庚。从此驰车而往,计时可达。”又说:“余又以交通既利,筇屐沓来,必有纪胜之编,用为导游之具。乃嘱泽民汇集古今游记文字,凡十余家,都为一集。而法兰西人蒲意雅氏上方山石经山西峪寺三记,亦译录以附刊焉。”

从傅序可知,王毓霖,字泽民,江苏淮阴人,在周口店经营矿业,是傅增湘的挚友。因傅增湘的倡导,王毓霖不仅捐资,且亲自踏勘、主持规划设计,修建了自瓦井至上方山的公路。王毓霖热心公益的举动,得到房山县政府、县路局以及当地驻军支持。据有关资料,民国二十五年(1936)冬,通往上方山的最后一段坎坷山路,瓦井至圣水峪间的汽车路开通,游人可乘汽车直达上方山下,由此上方山的旅游业有了良好开端。与此相关的第一部上方山旅游读物《房山游记汇编》,也由傅增湘倡导,王毓霖具体编纂而成。据说这也是北京市房山区历史上第一部旅游读物。

王毓霖更多的情况,我知之不多,从王毓霖的序,多少可以了解他的非凡见识和远大志向:“余曾东逾辽沈,西入长安,江南河北,游历殆遍,舟航所至,辄作登临。惟以时日所限,眼界未扩为憾。洎乘飞机,翱翔天空,纵目远眺,一览无遗,山河城市,了如指掌,心旷神怡,盖无伦比。”“近年治矿房山,遍历诸峰,觉上方山云水洞石经山西峪寺诸名胜,有发展之必要。而周口店猿人发现地点,巳盛传于世界地质学界,尤应使国人共晓然于我国古代人类之进展过程。”正是具有这样不同凡响的胆识和眼光,王毓霖决定举个人之力,将上方山推向全国:“余既赏其奇奥,概然有兴坠起废之愿,爰加辟治,招致游览,借为山灵生色。鼓吹倡导,盖非一日。”“从此得与大江南北诸名胜,竞称于世。庶华北名区,不致以时势影响,而长久沉没,不彰于世也。”这便是他捐资修路不遗余力的初衷。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相当超前的意识,也是了不起的创举。

王毓霖对于发展旅游业有很先进的理念,也值得一提。他在序言中有一段话,今天读来仍然有很强的针对性。他说:“方今科学昌明,人事繁复,国际竞争激烈,人民生计煎迫,山川形势,道路桥梁,农矿物产,林牧渔猎,以及气象雨量,民情风俗,在在均与国家富力,国防资源有关。其有待于人民游历考察所得者,甚非浅鲜。近年各界人士,已多视旅行为人生必要之事,有识者实地考察,分类纪录,传播世人,实合乎世界潮流。我国富强之机,或其匪远。”由此不难窥见他视野开阔,洞悉世界发展趋势,而且爱国之情跃然纸上。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商人,而是很有思想的实业家。

近日搜索“胡同网”,有一篇《三座旧当铺》的文章,作者(姓名不详)提到:“我刚记事儿那会儿,随父母住在西城,而祖父(王毓霖,字泽民)就住在东城东总布胡同东头的‘弘通观’(今弘通巷)一所带花园的西式大院落里(今食品研究所至人民美术出版社),每逢礼拜天年节,我们都要去参拜老人家。”另读《旧时风物》(赵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其中提到作者小时候“随外祖父王泽民先生”去探望夏仁虎的说法(夏仁虎,号枝巢,民国初年曾任财政部次长,后任北大、北师大教授,中央文史馆员)。

这些零星记载,是否出自王毓霖后人之手,我就不得而知了。

《房山游记汇编》。全书共收录有关房山名胜的游记22篇,明人文章7篇,清人5篇,民国人文章9篇(蒋维乔、吴其辕、傅增湘、周肇祥、陈兴亚、李书华、尹赞勋)等,其中不乏一些大家的手笔,还有法国人普意雅和日本人太田喜久雄的实地调查报告及论文。作为编纂者的王毓霖对于收录的标准颇有深意,是有选择性的。

王序坦言:“记游之文,不应限于模山绘水,而要在徵掌故,述风土,考沿革,明形势,留待修国史方志者之采择,斯足尚矣。昔人游记写景者多,研学者少,纪事者多,徵实者少,其能固古迹而发新知,寻史地之变迁,考文明之进化者,益不数觏。”因此,他极力推崇欧阳修、范成大、陆游的文章:“於旅途宿泊游赏而外,兼及关河扼塞,民物荣枯,援古证今,斯为正轨。”其中,最是推崇《徐霞客游记》:“凡举方位,里程,山脉,河流,纤琐靡遗,穷探极奥,真有益于国家社会之作也。”

具体落实到《房山游记汇编》,值得一提的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的《房山游记》、北京大学地质系尹赞勋的《北平附近的一大奇迹》,法人普意雅的《记石经山西峪寺》和《记上方山》,以及附录中收入日人太田喜久雄的《华北之地势与地质》。王毓霖在序言中也点明:“李书华氏于详记游程而外,并记其地质,统计经石,分别为表,更述猿人之迹,详红叶之名,纯属学术之探讨。而尹赞勋氏记事人之外,说明云水洞地质时代,及洞之成因,并引欧洲各石洞之形状为比较。余久以不明地质成因为憾,得此极感愉快,特录全文,以告游者。”至于法人普意雅、日人太田喜久雄的文章,“皆能引经据典,考证翔实,蒲氏并加测量,绘具图说,披榛莽,涉溪谷,搜前朝之断碑残塔,辨废寺荒墟之遗址,皆足撑盖昔贤,尤使国人增愧”。由此可见,《房山旅游记汇编》是一部注重科学内涵的旅游读物,这在我国同类出版物中是开一代新风的。

附带提及的是,读李书华的《房山游记》,可知这次郊游的时间是民国十九年(1930)十月下旬,参加者有徐森玉、徐旭生、顾颉刚、马隅卿(马廉)、魏建功、庄尚严和常维钧等著名学者。了解本次远游的详情,肯定是很有趣的一个专题,留待有心者的发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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