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宁可关税全免和鸦片合法,也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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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奕詝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寝宫。

在他病逝前，做好了国家权力的自以为高明的交托。首先是三月初八（4月17日）安排大阿哥载淳入学读书，令李鸿藻担任大阿哥师傅。六月初九（7月16日）是咸丰帝的30岁生日，病情恶化，时常陷入昏迷。七月十一日谕令肃顺署理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七月十六日册封大阿哥载淳为皇太子，指定了肃顺、端华等八大臣为辅政顾命大臣。

除了遗诏，咸丰帝还将“御赏”印、“同道堂”印分别交给皇后钮钴禄氏（慈安太后）和载淳。咸丰帝的用意显然在于，以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压制奉命在京与英法联军谈判媾和的恭亲王奕䜣，然后再以皇后钮钴禄氏和皇太子来压制顾命八大臣，实现政治平衡。

新出版的《简明晚清史》一书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姜萌指出，咸丰帝的这个政治安排只是理想中的环环相扣，在现实政治运作中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首先，顾命八大臣不是慈安太后和小皇帝可以压制的，而被咸丰帝有意排除在外的、载淳生母慈禧太后，有着极强的野心，也事实性地代替载淳掌握“同道堂”印，这样一来，强势的顾命八大臣与太后、小皇帝的矛盾必然突出，尽管前者暂时可以占据上风，但后者可以引入“外援”。

这个“外援”指的就是恭亲王奕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手握重兵的僧格林沁、胜保等亲贵也没能进入顾命大臣序列，这事实上削弱了顾命大臣群体的自保能力。

甚至而言，英法联军入侵，攻陷北京并洗劫圆明园一事，咸丰帝本人在全过程中都扮演了拱火激化矛盾的角色。



《简明晚清史》书中指出，英法美俄四国在19世纪50年代都力图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在这一点上存在共识。但是清廷1858年6月被迫与四国签署《天津条约》，其实已经基本上满足了侵略者的要求。

《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公使驻京，用西方礼节觐见皇帝；第二，增开11处通商口岸；第三，外国人可以在内地游历、通商和传教；第四，修改海关税则，减少税收；第五，赔偿英法大量白银；第六，对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保护传教等内容进行细化。按照约定，条约批准一年后，在北京换约。

上述六个条款中，第二到第六都意味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是不折不扣的不平等条款。但第一个条款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不平等条款，因为清廷也可以派遣使节在对方首都设立使馆，约定礼节觐见对方的君主或国家元首。而且，中外建交，本身可以促进沟通互信。但咸丰帝最最在意的就是这个条款，坚决反对，甚至打算用关税全免和鸦片合法等条件来换取列强放弃公使驻京和外国人内地通商游历等条款。

这就使得1859年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高度紧张。咸丰帝面对英法军队大兵压境，再次妥协，允许四国公使进京换约，但要求要从北塘登陆而不是从大沽登陆。对峙之下，清军曾取得守卫战胜利，击沉多艘敌舰，这种情况下，咸丰帝信心大增，态度又变得强硬了起来，要求公使从北塘入京。

《简明晚清史》书中探讨指出，咸丰帝之所以强硬要求外国公使从北塘，而不是大沽入京，其实两地登陆并无任何差别，从根本上而言，是在于希望看到清军能够在军事上重挫、压制侵略者。僧格林沁当时受命重建了大沽防务，这让咸丰帝判断有出口气的底气。而对于英法联军而言，走北塘就显示了对中国皇帝的服从，走大沽则意味着成功征服。

咸丰十年六月十五日（8月1日），英法联军在补充了大量舰船和陆军后，绕开严密的大沽，从毫不设防的北塘登陆。在此期间，重兵守卫大沽的僧格林沁没有出兵赶去阻挡。书中指出，这也佐证了之前咸丰帝的命令纯属意气用事。半个月后，英法联军开始迂回包抄，最终迫使僧格林沁撤兵到通州。英法联军很快攻陷了大沽和天津。

1860年八月初三（9月17日），咸丰帝全盘接受了英法联军提出的公使驻京以及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等要求。但因为随行的英国外交官员巴夏礼提出额外的外交要求，也就是外国公使必须面见清帝递交国书，而清帝盖玉玺的批准书也需当场交还，这超出咸丰帝的预计，更让皇帝觉得受到侮辱。咸丰帝大怒下宣布扣押巴夏礼等39名外交官员。此举激发了侵略军的野性。

在这之后的半月内，英法联军多次以极低的伤亡代价重创清军满蒙精锐，而咸丰帝逃往承德，北京在八月二十九日（10月13日）落入英法联军之手，接下来，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圆明园。



所评图书：

书名：《简明晚清史》

作者：姜萌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