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贝苏尼 “笑，还是不笑？这是个问题”

香菲儿

丹麦《周末报》（Weekendavisen）载“被诅咒的微笑”（De fordømtes smil），作者Jens Anker Jørgensen在漫长暑假里的一个雨天带着孩子到附近一座古老的教堂去。“这些人看上去很不高兴啊，”孩子看到那里著名的中世纪壁画后说。

俗话说，童言无忌，宗教画上的人物愁眉苦脸，确实是一个成人熟视无睹的现象。在早期罗马风（约1000年前后）壁画上完全没有微笑或大笑的面孔。人们或许以为，上帝在看到自己创造的世界一切都很好，应该微笑；圣母抱着怀中的耶稣，应该露出骄傲的笑容。然而都没有。在中世纪晚期的哥特式教堂壁画上才能看到少量小心翼翼的微笑。

然而在末日审判题材的壁画上却能看到微笑和大笑。一幅15世纪壁画上永远堕入地狱的罪人的裸体群像都面带笑容，魔鬼拿一根绳子捆住他们，拉着他们走向地狱之火，其中有国王和教皇（新旧教两重天，教皇在一边出售进入天堂的门票，在另一边就得下地狱！），一个小人儿在他们之间露出脸来，面带恶意的微笑。披头散发的女人咧开嘴笑。教皇离地狱之门最近，他的光脚一定能感到毒火的热力，但他仍然咧开嘴，愚蠢地笑着。他们的笑容不能引起人愉快的联想或者赢得信任，而是让人感到厌恶。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希腊罗马雕像是微笑的，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是微笑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教题材作品很多，人物却恢复了微笑。到了16世纪，更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出现了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喜剧天才。哲学家不甘人后，笛卡儿、斯宾诺莎、霍布斯、孟德斯鸠……人人都对“笑”有一通说道，讽刺大师伏尔泰和戏剧理论家莱辛自不必说，就连以艰深枯燥著称的康德、黑格尔也对“笑”给出了严格的定义。这个传统延续到20世纪，柏格森有名为《笑》的专著问世，党内斗争的失败者张闻天在家赋闲时穷极无聊，将其翻译为中文。林语堂看了George Meredith 的An Essay on Comedy，触动灵感，洋洋洒洒发挥成一篇幽默小品，遭到鲁迅的迎头痛击。二人正吵得不亦乐乎，比他们都年轻的钱钟书出来，古今中外掉了一通书袋，其中心思想竟然是“幽默不能提倡”！这真是一剑封喉了啊。

不过，热闹归热闹，在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之间存在着一个“马鸣萧萧”（钱钟书语）的阶段仍然是不争的事实，给本来已经很黑暗的中世纪又抹上了浓重的一笔。20多年前的电影“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13世纪意大利北方的修道院里发生的一系列神秘死亡，究其根本（凶手是谁我不会说），是为了隐瞒图书馆里珍藏的亚里士多德论喜剧的孤本，不让人笑！

法国中世纪历史学家Jacques Le Goff就中世纪的笑和喜剧性写了三篇短文，收入德文版《中世纪的笑》（Das Lachen im Mittelalter, 2004）一书。他认为，在“笑”的领域，集中了那个时代最激烈的冲突：哲学与神学的冲突。在哲学里，亚里士多德是大权威，他关于笑的理论见诸“人”的定义：人是会笑的动物，homo risibilis，正是笑的能力，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而在神学里，根据对《新约》的研究，耶稣从来不笑。基督徒的生活应该以耶稣为榜样，所以不能笑。哈哈大笑也就在许多修道院里，同沉默、谦恭、贬斥肉体等要求一起，明文加以禁止，其理由也可以在《旧约》里找到不少根据。

笑的心理学基础是，突然发现在应然和实然的世界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距离。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这种观点假定人类具有判断力，具备“为自己立法”的能力。然而根据基督教的世界观，人类是上帝所造，律法乃是上帝的话语，人类的理性也是上帝的恩赐，因此必须保持谦恭，而笑，则是对造物的不敬，尽管世界在人类堕落之后不再完美，但也没什么可笑的。

初看上去，禁止笑——不要说喜剧性——这样的本能反应似乎很不近情理，然而，本能恰恰是危险所在，因为这意味着意识对身体的失控，任凭身体被邪恶力量所支配。

然而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又是中世纪的最大权威，教会没有理由说亚氏不对，折中的办法就是掩耳盗铃，假装亚氏并未说过这些话。谢天谢地，亚氏关于喜剧和喜剧性的主要作品失传了。人们仅仅通过其他古代作家知道有这些论述，所以用不着禁，也用不着谈论它，就像亚氏的其他与神学冲突的作品一样。然而事情也没那么简单，因为在人类理性和神性启示之间不应该有分歧，最好能在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之间找到和谐。

深入了解一下基督教就会发现它并没有完全放弃幽默感，《新约》中固然没有笑，《旧约》里有，即90岁的撒拉在门背后偷听，神说她将生一个儿子，她忍不住笑了。还有圣Laurentius被处决的时候是放在火上烧烤，他对行刑者说，“我已经熟了。”

幽默被允许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促使人们将笑分为两类：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和不道德的，令人作呕的。后者就是前述邪恶的种种，而前者多半是微笑。微笑在方济各会不仅得到允许，而且被当作一种理想，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词，快乐的面容（hilaris vultus）。然而，在两种笑之间划清界线毕竟是很困难的，人们在这困难中坚持到文艺复兴，才能开怀大笑，文艺复兴也因此而获得了“笑的文化”之称。

上面这些话，有的是Jens Anker Joergensen说的，有的是转述Jacques Le Goff论文中的观点，综合起来似乎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的两大传统——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当中，前者认可笑的积极意义，后者则否，但也不绝对，还是给“笑”保留了一些地盘，因此，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世俗化过程中也为自己保留了地盘，避免了被彻底否定的命运。人们常说，西方的历史就是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两大传统斗争和妥协的历史，在应不应该“笑”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呜呼！

走笔至此，忽然想到近年来再度流行的“红色经典”们，正面人物除方海珍等少数例外，大都是双目圆睁，咬紧牙关，所谓“仇恨入心要发芽”也；而反面人物则不时爆发出得意的狂笑。还有“十七年”里各株毒草塑造的女特务形象，除了穿戴时髦，面容姣好，身材苗条之外，多面带微笑，那是“糖衣炮弹”最形象的写照。这样说来，“红色经典”竟不是“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更与“民间艺术”无关，而是西方中世纪传统潜流的显现。交响乐、芭蕾舞等西方艺术在“样板”上的应用，毕竟是形式，是“瓶”，其内容，“酒”里也掺了白兰地、威士忌，并非纯正茅台五粮液！这也是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在深入探讨之前，先哈哈大笑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