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工业起步津城——李鸿章筹办洋务档案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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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档案馆藏《李鸿章在天津筹办洋务档案》，近日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随着这批国家级档案文献的拂尘亮相，19世纪后40年一段天津城市发展记忆呈现在我们面前。
　　《李鸿章在天津筹办洋务档案文献》涉及1866至1900年间档案珍藏近百卷、500余件。这些档案基本覆盖了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大沽船坞、发展天津机器局等军工企业，创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以及试办邮政电报、督办铁路交通等洋务活动，是研究洋务运动历史、天津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中国近代起源问题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尘封百年的珍藏秘档犹如记忆的碎片，使我们有幸穿越百年时间隧道，通过手中的卷宗重新拼接和还原历史，再现19世纪末叶天津曾一度领跑中国发展的事实。
　　大沽船坞曾经易址
　　大沽船坞是中国北方最早的船舶修造厂和重要军火工厂,也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重要拐点。为什么修建大沽船坞？据史料记载，1875年清政府下令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也称北洋舰队，以加强从辽东半岛至山东半岛的防务，并先后从英国、德国购得军舰25艘。为了使这些战舰能够就近得到维修，避免“贻误军需”的事情发生，李鸿章开始筹备建船坞。
　　1880年，经过反复考察李鸿章选定天津大沽海神庙地方创办船舶修造厂，并得朝廷获准。为此，李鸿章与时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文书往来，这些文书全都围绕建船坞这一主题，内容既涉及选址又涉及劳力，既谈到工程又谈到资金，可谓翔实记录了当年大沽船坞兴建的始末。
　　在给德璀琳的文书中，李鸿章写到他曾指派司扦手(旧时对海关验货人员的称呼)前往大沽进行勘察，而且觉得大沽海神庙前面有一块地基很适合建造船坞，他有意将船坞修建于此。接到李鸿章的文书后，对津城了如指掌的德璀琳思忖再三不置可否。他知道建于1695年的大沽海神庙，以祭祀海神而成为古代天津地区最重要的庙宇，而且“敕建大沽口海神庙”匾为康熙皇帝御题，因此，多年来海神庙在天津老百姓的心里格外神圣，不能轻易取缔。迟迟不见德璀琳的回应，李鸿章只得商请德璀琳亲自前往大沽勘察。如果说没去勘察前德璀琳尚且犹豫，实地一看后他坚定不移，认为李鸿章勘定的船坞地基“恐碍海神庙正路，致妨风水”。无奈之下李鸿章妥协了，再派人选择新址，最后认定海神庙偏西的地方，并购地16亩作为建造船坞选址。
　　地址定了，劳力从何而来？按李鸿章的意思工程起初雇用民工，需付银800两。老奸巨猾的德璀琳得知后立即表示“诚恐太昂，是以商饬勇代办”。意思是用民工太贵，最好临时招募不在编制之内的士兵完成。因为用那些临时招募的士兵干，既都是壮劳力又可以不付工钱。但德璀琳这一建议，遭到清朝军方坚决反对，军方马上回函 “饬勇代办不便”。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权衡利弊后，否决了德璀琳的意见，仍维持原议雇民工订立合同。合同明确造坞工程于1880年2月26日开工。船坞深20英尺，长390英尺，上宽88英尺，下宽40英尺，共价银700两整。木工等使用广东工匠广生号李希清。一切土木尺寸做法都按照木坞式及所绘之图办理，并连新添之台阶一层(原定五层，后为六层)，共银1.1万两整。
　　可以说大沽船坞的建设方案，当时领先世界。据档案记载船坞可停靠吃水12英尺的船舶。涨潮时坞内有12英尺多的水，退潮时虽落水10英尺，但尚存2英尺在坞，届时必须用水龙掣出方可修船。正因为如此，“需购外洋新式10马力汽机水龙，只需几点钟时间即可将水全行掣净，实为便捷。连同造屋及零碎各物需价银2500两整。”
　　1890年清政府又开始兴建旅顺船坞，大沽船坞转产军火，在这里成功仿造德国快炮90余尊。甲午战争期间大沽船坞既承修舰船又出产军火，成为我国北方最早的船舶修造厂和重要军火工厂。从此，大沽船坞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深烙印。
  
　　天津机器局重任在肩
　　李鸿章的洋务生涯中最突出的一项，是在全国各地兴办了大约二十几个制造枪炮、舰船和弹药的军事工厂。其中他最为得意也是在北方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天津机器局。
　　其实早在李鸿章之前的1867年4月，满洲贵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已在天津城南三里海光寺处设厂，以机器制造洋枪炮架等物，兼制小火轮。这是天津机器局的西局，被认为是我国北方最早出现的具有近代规模的机器工厂。1868年崇厚又在城东十八里贾家沽道设厂，专制火药及各种军械，并招募洋匠为之监制。
　　1870年冬天，李鸿章奉命接办天津机器局。此后，他对企业的人事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任用了一批精通洋务和军工技艺之人。从1873年开始，李鸿章对天津机器局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扩充，先后兴建了数座碾药、饼药、洋枪、水雷、淋硝、硫磺、栗药、炼钢等工厂，天津机器局的发展从此进入鼎盛时期，以军需品种齐全被时人称为“洋军火之总汇”。据史料记载，甲午海战前天津机器局年产火药达到100万磅，子弹100万颗，炮弹7万个，水雷数百个。
　　天津机器局创造了中国和北方工业史上多个第一。如第一座北方近代化炼钢厂，见于史料记载的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艘潜水艇等。尤其是聘请外国技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建造的栗色火药厂，当时外电报道“将成为世界上最好最大的火药厂，能以最新式的机器制造最新式的炸药”。然而，当时春风得意的李鸿章并非所有事都一帆风顺，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让他“上火”，其中最忍无可忍的一桩记录在他的档案中。
　　1892年4月，李鸿章紧急致函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主要内容是湿坏栗药赔偿一事。文中陈述了天津机器局筹拨给旅顺、大连炮台急需栗色饼药各12万磅、共4000箱。机器局雇装摇船从东局海河码头出发，1892年3月30日夜间行至葛沽，因起大风其中两船暂于岸边浅水靠岸停泊。次日早5点钟天明之时，外商带水公司“怡窝”小轮船拖带新乐、罗司两艘驳轮乘潮上驶，忽将装药摇船一只撞坏，船腰倏时进水沉没，船上弁兵、船户惊唤请轮救护，小轮竟加快驶逸。在这场事故中，摇船装栗药300箱，经捞运上岸点验，未受水浸70箱，其余230箱均已湿坏，不能运解，摇船船帮损折。李鸿章再三强调“怡窝”小轮船撞沉湿坏栗药，为前敌炮台军火要需，尤非寻常货物可比。因此请德璀琳以津海关道名义照会驻津英领事，转交清政府要求带水公司将湿坏栗药照数赔偿，并赔修船的公文。另外，再转交“怡窝”小轮暨新乐、罗司两驳船暂行停驶、听候查办以重军需的公文……
　　这份档案虽记录的是与英国商船之间的纠纷“故事”，但却折射出甲午海战前，北洋旅顺、大连旅顺海军基地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天津机器局所肩负的重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