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乐园":中国虎的最后100年 突发的"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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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塔里木的老虎曾经像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报告的那样 “像伏尔加的狼一样多”了。事实上，它的灭绝仅仅是在几十年间的事情。当1934年，斯文·赫定再次来到塔里木时，一个罗布人说：十多年前一只很老的老虎慢慢吞吞地沿着河里的林地向塔里木河上游走了。
以现在的罗布泊境况，说这里曾经出没着老虎的话，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是怎样的一块干旱之地，是怎样的一块死亡之海！
科学家们把罗布泊称作地球上的“干极”，比如南极北极，青藏高原之“高极”一样。罗布泊成了亚洲中部最为干旱的地方，年降水量仅为2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 2600毫米，略加运算就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蒸发量为降水量的130倍。这里翘楞的盐壳坚硬如铁，锋比利刃，密如刀丛。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称其为 “可怕的索尔的海洋”，索尔是维吾尔人对盐壳的称谓。
更早见识罗布泊凶残的是唐高僧玄奘。他从印度取经回来，想凭吊楼兰古国，一路走来强烈地感受到了罗布泊的残酷：“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况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之，盖鬼魅之所致也。”
然而这里确实有虎。一张新疆虎的虎皮保留在瑞典民族博物馆里，它是1900年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罗布人手里购得的，因为是被毒死的，这只老虎相当完整。它是一只未成年虎，重220磅，雄性。
新疆虎悄然灭绝。生命金字塔的塔尖折了，物种从高级到低级环环相扣的链条断裂。或许这还不足以提醒人们一个乾坤颠倒沧桑巨变的时代的到来，接下来的变化如噩梦一样，那条沙漠里的生命河塔里木河的死亡，罗布泊越来越干，最后也走向死亡，罗布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存条件，不得不开始迁徙流浪。新疆无虎。华南无虎。中国无虎。没有虎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多么寂寞而又了无生机的世界，没有虎的世界又是一个多第危险的世界。
■ 一
1876年，普尔热瓦尔斯基来到塔里木河尾闾的罗布泊，看到了他从来没有见到的世界——动物、植物、湖泊和人。
罗布泊之行成为普尔热瓦尔斯基短暂的人生中一项长久地被人们提及的“伟业”——他首次考察了罗布泊，向世界提出了一个争论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的罗布泊是游移湖之说；他在罗布泊捕获了三只野骆驼，制成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野骆驼标本；他首先向西方世界报道罗布人的存在。
如果说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罗布泊还有什么考察遗憾的话，就是他遭遇了新疆虎，但却完全没有办法对付它们。
那是罗布泊宿营的第一夜，在寂静的夜晚，人似乎更能接近荒原的呼吸。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梦境被长长的虎啸声惊醒，马圈里的马惊恐地嘶鸣着，慌乱打乱了夜的寂寥。远处的虎啸隐隐的、沉沉的。但它给荒原带来的冲击波一波波地敲击着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心扉，他感到了荒原的激动和力量。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罗布泊的考察活动，先从新疆南疆重镇库尔勒开始，他沿着孔雀河的古河道向南，去与塔里木河汇合，他穿过盘根错节、枯干凄凉的胡杨林带，找到了一个罗布人的小村子——阿赫塔尔玛村。他测量了这个当时罗布泊最大的村子，并在这里扎下了营寨。他向世界报告了罗布人的情况，称他们是他“在中亚见到的最野蛮的部族，贫穷而又软弱的罗布人在精神上也是贫困的，他们所理解和想象的世界就局限在四周环境的狭小框子里”，只知道“捕鱼、捉鸭，再加上一些其它生活琐事”。
对于塔里木有老虎生存，普氏并不是第一个知道并记录的人。哈萨克人乔坎·瓦里汗诺夫1858年下半年至1859年初到喀什游历，他的《准噶尔概况》中记载，“在亚高山地带，我发现了虎、雪豹、野猪、野鸡、地鸨、欧斑鸠等，上述这些动物也栖居在平原地带。”
早普氏一步的沙俄军官库洛帕特金上尉1876年9月奉沙皇之命来新疆与浩罕入侵者阿古柏进行秘密会晤，他看到从喀什噶尔到阿克苏阿古柏行宫的路上，“沿途是茂密的胡杨林，每隔一段距离，还用四根木桩架起一座小棚屋，供那些天黑仍在赶路的行人过夜，以躲避老虎的袭击。”
但是这两个人可能只是听说了老虎，而并没有真的见到老虎。而普氏在阿赫塔尔玛村周围的8天考察中，真的和老虎遭遇，在一次出行中他的役马被一声虎啸吓得脱了缰，而普氏也积极投入到猎虎行动中。
1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塔里木的老虎曾经像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报告的那样“像伏尔加的狼一样多”了。但是捕获一只老虎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次普氏的猎虎行动没有什么收获。
这个为了探险终身未娶，临死还要穿上野外考察衣服并在墓碑上写上“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俄国军人，野心是非常明显的。正如他在新疆准噶尔盆地中捕获新疆野马并把它们命名为“普氏野马”一样，捕获一只新疆虎并把它们制成标本，也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而行之的事。但他根本不是那些斑斓大虎的对手，他也只能给世界带去新疆虎的口信而没有新疆虎的标本。
■ 二
1885年2月初，普氏再一次来罗布泊岸边的新阿不旦村考察，普氏看到：“早在古代就已消失的楼兰古国周围，沙漠静悄悄的，即便是这个有人居住的村落周围，湖区也是死一般的沉寂，偶有野猪出没于芦苇丛中，或遭到老虎的袭击。”
和老虎相伴为生的罗布人，最了解这种猛兽的习性。这一次普氏有时间和当地人闲聊，他得知，近期村子里的羊总是受到老虎的攻击，这些老虎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甚至在大清早进入羊圈咬死羊，不仅如此，老虎还一改从来不袭击人的习性攻击了人，把一个罗布人摁倒在地，抓得满脸是血。
普氏也细心地观察了罗布人的猎虎方法，罗布人手里少有铁器，更没有弓弩枪械，但他们能猎到老虎。因为罗布人深深了解这里老虎的习性，老虎猎获了猎物，吃不完的，常常会藏在草丛里，等肚子饿了再回去吃，罗布人就在老虎回去的必经的路上挖陷阱，将铁夹子固定在一个大木门框上。老虎落入陷阱被夹住后，会着急地大吼大叫，但罗布人却躲得远远的，十天半个月之后，直到听不到虎叫了，才去看陷阱，此时的老虎早已筋疲力尽，只有被捉的份了。
罗布人猎虎自有一套办法。有时候罗布人是用从植物里提取的毒药抹在肉上，诱使老虎吃肉并中毒，然后跟踪着它们，等到药性发作时才捕获。普氏学习了罗布人的方法，他用的是氰化钾，可能是常常吃毒药，罗布泊的老虎具有了抗药性，三只老虎居然都抗住了剧毒，把毒饵吃光后在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眼皮底下摇摇晃晃走回了丛林，看得普氏目瞪口呆。
还有一次，普氏埋伏了整个晚上，老虎来了，他一排子弹打了出去，老虎竟然毛发未损，迅速消失在丛林中。普氏又想出一个主意，把打到的一头野猪放在湖水中间还未消融的冰面上做诱饵，设想老虎上了冰之后没有地方躲藏，然后便可以围猎成功。塔里木虎显然受到了野猪的诱惑，天不黑就出来向着食物潜行，但没想到的是，它们是害怕冰的，特别是天一黑它们根本不向冰面踏一步，因为冰容易割破老虎爪子，它们早已熟悉了冰。
一次次捕虎不成，普氏赔进去一条狗两头牛，领教了这种百兽之王的智与勇，望虎兴叹而去。
■ 三
1899 年，斯文·赫定到达这里的时候，罗布泊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人类难以生存的荒漠。但是，斯文·赫定初来的第一夜，还是受到了虎的惊扰，在斯文·赫定的考察报告里，留下了一张虎落陷井的速写：一只虎困在罗布人的陷阱里，前左爪被一个圆形的夹子夹住，那只老虎蹲着身子仰天长啸，似乎想一跃而起冲出陷阱。
尽管如此，其实新疆虎留给这个世界的时间并不多了。就在此后的几十年内，这种老虎悄然灭绝。
1927年底德国探险家艾米尔·特林克勒报告说，罗布人告诉他已经有近二、三十年没有怎么见过老虎了。新疆巴楚的一位猎人告诉他，叶尔羌河河畔的最后一只老虎死于1916年。
1934年，斯文·赫定再次来到塔里木时，一个罗布老人说，十多年前一只很老的老虎慢慢吞吞地沿着河岸的林地向塔里木河上游走了。斯文·赫定因此首先作出了新疆老虎已经绝迹的判断。
接下来关于新疆老虎的消息便时隐时现，真假难辨。《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州志》载，1961－1962年州境内有人用枪打到过老虎，但是，1959年的新疆综合科学考察的结果却是新疆南疆无老虎；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动物学家谷景和教授一次曾说过：“新疆虎的绝迹在60年代前后，我最后一次见到老虎是在霍城（新疆伊犁地区），那一次猎获的老虎制成了标本”。
1979年2月，印度新德里召开了一个保护老虎的国际会议。会上正式宣布：世界上原有8个老虎亚种，3种已经灭绝，其中一个就是新疆虎（里海虎）。
科学界研究表明，200万年以前老虎起源于中国，然后逐步向东西南北四面发展。向西的一支，通过蒙古、我国内蒙、新疆和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抵达伊朗北部和高加索南部直至土耳其。这就是新疆虎的祖先。
■ 四
对于新疆虎最后灭绝的原因，罗布人向斯文·赫定的讲述有点离奇：罗布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种特别大的食肉蚂蚁，它们对新生虎的胎衣最感兴趣，成千上万的蚂蚁围住还没有脱去胎衣的小虎崽，直到最后把小虎崽杀死。斯文·赫定对这种说法很是相信，因为这是出于罗布人之口，“他们非常朴实，想象力也非常有限，如果没有实际事实做依据，他们不会编造出这样一个故事来。”
笔者后来采访中国华南虎，将这个离奇的新疆虎的灭绝原因讲给老虎专家们听，试图想从某个侧面证实其真实性，但听到的人都瞪大了眼睛，所有人都没有听说过或者从资料到看到类似的事，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大型的食肉动物、百兽之王会灭绝于蚂蚁之手，这对于老虎来说真是太悲哀了。
食肉蚂蚁的泛滥是不是因为环境的巨变而引起的？当自然的某种平衡被打破之后，常常会出现生物界的变异现象。或许我们还没有证据将此归结于环境的恶化，但自然－生物－人类是有一个相互依赖的链条的，如果这个链条的某一环节断裂，很难说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虎是生物链中列于顶级序列的动物，它的消失，意味着多种虎以下级别的动物的消失，还意味着一个完整的生物链的断裂。
现在的罗布泊早已有近一个世纪没有虎了，不仅仅是老虎，濒危、消失的物种的名单足可罗列长长的一串。塔里木河里特有的裂腹鱼、大头鱼都已经是濒危动物，现在我们只能从当年西方探险家拍下的照片里看到那足有一人长的大鱼；还有野猪、马鹿、雪豹、塔里木免、新疆野马等等。这里不再是动物的天堂，也不是人类的家园。
近百年来，罗布泊因来水断绝，渐趋缩小，直至干涸。如此巨大的变迁足以使繁荣的人类文明跌落于黄沙，更不用说是一种动物——老虎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新疆虎走向灭绝是必然的命运。
现在人们只能从西方探险家的笔记里了解新疆虎的习性了：它们在穿过芦苇丛时，会把头低下像蛇一样爬行；它们走路时非常的小心，绝不会踩断芦苇或树枝发出响声；它们会模仿雄马鹿呼唤雌马鹿的声音，来诱捕机敏的马鹿；它们在春天时产仔，一般生2到4只，有时候母虎会自己吃掉一两只，可能是为了使健康的小虎更好地活……■
科学家们把罗布泊称作地球上的“干极”，比如南极北极，青藏高原之“高极”一样。罗布泊成了亚洲中部最为干旱的地方。地表的水分被强大的蒸发力吸走，变得愈来愈干，愈来愈硬，湖盆中的盐壳也被晒得翻卷起来，一如刚刚深犁过的耕地。以现在的罗布泊境况，说这里曾经出没着老虎的话，无异于痴人说梦。然而这里确实曾有虎。
普尔热瓦尔斯基或许是最早在罗布泊试图寻找新疆虎的探险家，这个临死还要穿上野外考察衣服并在墓碑上写上“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俄国军人，一直期望捕获一只新疆虎并把它们制成标本。但他在和新疆虎的斗智中彻底失败了，只能给世界带去新疆虎的口信。
1934年，斯文·赫定再次来到塔里木时，再也没有见到过兽王的一丝痕迹。他首先作出了新疆老虎已经绝迹的判断。

“打虎英雄”的时代命运

华南虎①，这个曾广泛分布在华南、华东、华中、西南乃至西北的老虎亚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打虎高潮过后，一步一步走向了消失，在它们的身后留下来的，是寂静的山林。
时隔半个多世纪，曾任湖南耒阳土改工作组组长的资朝阳仍记得当年打虎队打到老虎的场景：“(大家）手里拿着个大木头，把它原地抬起来，一看，就跟电视里面那个武松打虎差不多。”
耒阳位于湖南南部，境内多是丘陵，并无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山。然而在建国初期，这里却是整个湖南“虎患”最严重的地方。
从1952年起，湖南各地纷纷成立打虎队。其中仅仅在耒阳，以“当代武松”陈耆芳为队长的打虎队，在短短7年间就打到猛虎168只。
凭着“征服自然”的赫赫战绩，陈耆芳迅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被广为宣传，并在1957年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如今追随陈耆芳四处追捕猛虎的打虎队队员大多已故去，见证过当年的那段历史的陈耆芳的长孙陈湘然也已74岁。回忆起当年打虎故事，老人家仍很激动。但是陈湘然从青年时代起，就再也没见到过哪怕一只华南虎。
■ 突发的“虎患”
1952年春天，湘南的农民都沉浸在分了土地和山林的喜悦中。同是在这一年，湘南各县市频频传来“虎患”消息。
先是在耒阳东边的炎陵县新坪村，人们惊恐地看见了饿虎下山。《炎陵县志》对此事的记载如下：“人们前去围捕，一虎竟叼起一人为质，偕另一只从容离去。”炎陵县山高林密，当地有很多猎户。老虎们肆无忌惮地下山，经验丰富的猎人们也不明白，不是一直说“人有三分怕虎，虎有七分怕人”吗？
此时湘南的山林虽然仍是连绵不绝，但是山上留给老虎的猎物已远不如以前丰富了。1950年，“土改”开始后，湖南各地掀起了开垦野岭荒地的热潮。同一年，为防野猪、水鹿到新开垦的田里“偷”庄稼，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出指令，号召猎手上山捕杀野兽，打死野猪奖谷一斗，打死水鹿奖谷二斗。本来就有着狩猎传统的炎陵人热情高涨，成立了数以百计的打猎队，对高山密林进行了地毯式的围猎。
这一次围猎，猎人们并没有大规模地捕杀老虎，但老虎们却在山上找不到猎物了，饿肚子的老虎们不得不下山“碰碰运气”。为防饿虎伤人，炎陵县政府在1952年的谷雨过后，采取了紧急措施，封闭了县城的一座城门。
在与炎陵相距不远的耒阳，“虎患”更为突出。1952年的一个秋日，陈耆芳的一个孙子到家对面的“百里冲”山下，看管自家的地瓜田，一直到天黑都没有回家。陈耆芳感到不太对劲，就赶到田里，却只发现了孙子留下的一只鞋子。狩猎经验丰富的他根据现场的痕迹判断，孙子应该是被老虎叼走了。接着，他到山里去寻找，发现了孙子的一条残缺的“脚把子（腿）”——人已经被老虎吃了。
时隔多年，陈湘然在耒阳夏塘镇莫浣村的陈家老屋里讲述这件事时，仍感到一丝恐惧。他说，被老虎吃掉的是他的堂兄。他爷爷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打虎，先后拜过好几个师傅，还跟一个衡阳的师傅学习过如何调配用以猎杀老虎的毒药。但是在解放前的十几年里，陈耆芳打过的老虎并不多。
孙子丧身虎口时，陈耆芳已经65岁了。悲痛的他连夜调配出涂抹在箭头上的毒药，发誓要杀死那只叼走他孙子的老虎。
年轻的耒阳县长杨泽芝在整个1952年也一直因为老虎而头疼不已。隔不了几天，就有一起老虎伤人事件报告到他的办公室。全年下来，耒阳有120多人被老虎咬死，被老虎捕走的家畜更是数以千计，这让耒阳成了全湖南“虎患”最为严重的地方。
在向上级报告后，杨泽芝组织了足有一个连的打虎力量。他们装备了轮盘枪、机关枪等现代化武器，像作战一样进山，要剿灭“四脚土匪”（当时湘南对华南虎的称谓）。但是在战场上的经验对于打虎没有丝毫作用，在山林里搜索了一个多月，他们竟然连一只老虎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卯足了劲，却一无所获，“武装同志”都急得大骂。在听过乡民们关于“打虎能手”的谈论之后，杨泽芝决定寻找当地有经验的老猎人来担任打虎队首领。
“高山打虎名声众”，陈湘然说，解放前他爷爷的打虎本领就已经在耒阳和耒阳周边地区广为人知。杨泽芝来到夏塘，拜访了陈耆芳，并带他到县城。
当年年底，耒阳各界在县政府礼堂召开了打虎队成立大会，陈耆芳被公推为打虎队队长。凡参加打虎队的队员，政府每月补助300斤粮食。

■ “为民除害”
就在陈耆芳带着打虎队队员在丛林里四处追捕老虎时，有关“虎患”的消息仍不断从湖南各地传来。沅陵、新化、安仁、通道乃至长沙岳麓山，湖南数十个县市都报告了老虎伤人的消息。
时人的反应是“老虎集体疯了”，但是当时没人仔细想过这场“虎患”的真正原因。后来人们推断，是生态链的破坏导致了饿虎下山。首先是“土改”后对山林的大规模垦荒导致了野猪、水鹿等动物的觅食地减少，不得不与农民争夺庄稼。接着，炎陵等地对野猪、水鹿的地毯式围猎又导致了老虎没了口粮，让老虎不得下山觅食或远走他乡。
陈湘然则认为，当时湘南的“虎患”之所以最为突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建国初期的湘西在进行剿匪战役。持续不断的枪声和炮声使得湘西的华南虎向湘南转移——这和国内外虎豹专家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的结果有一致之处，那就是当一个地方的人群活动强度过大时，老虎会选择“搬家”。在部分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湖南的“虎患”首先从炎陵开始，却在耒阳闹得最为严重——炎陵的 “全民狩猎”使得当地的老虎不得不到邻近的耒阳一带做“客”，导致1952年时耒阳的老虎数量比以往更多，引发了更为严重的“虎患”。
各地消除“虎患”的办法都是快速成立打虎队。从1952年起，湖南各地陆续成立一千多支打虎队，耒阳打虎队是其中的一支大队伍，在刚成立时即有队员近百人。陈耆芳自己带了11个人，除了自制毒箭，还有政府提供的武器装备，“人人配子弹”。他们首先到夏塘和周边的乡镇搜索虎迹，设置陷阱，等待机会。
陈耆芳可以根据老虎的脚印判断它的活动规律。虽然说任何一只老虎的活动都很谨慎，但是在陈耆芳这样的猎手面前，它们无处可逃。短短一年时间，陈耆芳就打了40多只老虎。
每次打虎行动结束，县长杨泽芝就在县城为他们召开庆功大会。身为打虎队队员所得的物质鼓励，以及接踵而来的“为民除害”、“征服自然”等各种荣誉，让打虎队更加热情高涨。耒阳附近的安仁、永兴等县的精干猎手闻讯也都纷纷赶来，加入陈耆芳的打虎队。耒阳打虎队的“战斗”范围就更加广阔，耒阳周边地区以及和邻省交界的区域也成了这些打虎队的围猎场。
到1959年时，陈耆芳和他的打虎队已经“消灭”了138只猛虎，消灭的野猪、麂子等动物则更多。1956年时的一份“记功薄”这样描述陈耆芳和他的打虎队的功绩：
“全队消灭虎豹105只，野猪132只，山牛（水鹿）2头，麂子2157只，箭猪203只，狐狸415只，兔子376只，害鸟1612只。”当时的文章称赞打虎队：“他们用自己的机智、勇敢，保护了人们的生命，保卫了农业丰收。”
辉煌的战绩让陈耆芳声名远播。1955年时，陈耆芳还应邀到韶山打虎，用毒箭放倒了一只400多斤的老虎。
如今在耒阳夏塘镇，提起陈耆芳，凡是年纪稍长者，对他的故事仍是津津乐道。镇上85岁的郭凤莲老太太说，她年轻时上山砍柴，见到4个老虎幼仔，以为是小猫，就抱下山来。陈耆芳见了，说这是小老虎，于是他提着小老虎上山，设下陷阱，成功地诱捕了“老虎婆子（雌虎）”。
■ 华南虎退场
“土改”结束后，各地农村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接着又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那个热情高涨的年代里，作为保护农业生产的模范，陈耆芳接连受到了多方面的奖励：1955年，他成为耒阳县的打虎英雄；1956年，他代表耒阳打虎队出席了郴县（今郴州）专区的劳模大会；1957年，他出席全国农业劳模会，“戴着红花，到了北京，见了毛主席，上了天安门……”；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以他的事迹为内容，出版了《打虎英雄传——记打虎英雄陈耆芳》，这本书属于当时湖南的“先进模范人物丛书”，与陈耆芳一同入选这套丛书的，还有养猪模范、兽医模范、开山凿石模范、供销社干部模范。
在那本书中，陈耆芳被描述成一名解放前与土豪做斗争，解放后努力保护农业生产的模范农民战士，他在书中自述：“毛主席年纪也大了，他还要为六万万人操心，我只爬爬山，装装弩，算得什么！如果多打一只虎，也算是为社会主义多尽了一份力”。
在 1958年后，年过七旬的陈耆芳仍不肯休息，“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席卷全国……71岁的陈老头子更坐立不安了，看着年轻的小伙子半夜三更，点着汽灯，翻山过坳，去挖山土，他也披起衣来，拿着弩摸进山去……”但是此时山里的老虎已经很少见了，书里再次赞颂打虎英雄们的功绩：“没有老虎在山坡，挖起土来唱起歌……唱得规划早实现，唱得农民干劲多。”
对于上个世纪50年代这场“虎患”的原因，书中这样解释：“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的敲诈勒索，明欺暗夺，那些靠打老虎为生的人，用生命换来的钱，总被洗劫一空，于是打老虎的便一年少一年，虎豹却一年多一年了。真是：苛政猛于虎，虎伴苛政生。这就造成了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严重虎患。”
书中还认为，“土地改革进度慢，虎是地主的大帮凶”，因为地主的山林虽然分给了各户农民，但是地主家的“守山虎”却开始到处吃人了，打掉地主和地主的“守山虎”，都是进行“土改”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迫需要。
但就在耒阳“虎患”几乎完全消除的时候，在湖南、贵州交界处的通道县，发生了一次极为罕见的“百虎围村”事件。
1957年9月的一个下午，通道县高坪村，一个位于雪峰山麓，人口不满百的小村庄，突然被近百只猛虎团团围困。老虎无视村民的火堆和锣鼓，将村庄围了三昼夜，最后冲进村里，将所有牲畜洗劫一空，还叼走了一个小女孩。
没有人能够理解“百虎围村”这样令人诧异的事件，这事已经完全超出了常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老虎乃是一种领地性极强的动物，特别是雄虎，它们每一只都要占有相当大的一片领地。在这片领地上，它们也许走上很久都不会碰见另外一只老虎，如果有其他老虎要与它争夺领地，势必要发生一场恶战。
通道县政府赶紧向邻近的贵州、湖南各地的猎手求援，其中就包括陈耆芳。没过多久，华南虎就从通道县消失了。1964年，湖南最后一支打虎队解散，此时全湖南猎杀的华南虎数量早已超过了600只，华南虎在全省范围都很少见了。
不仅仅是在湖南，在贵州、江西、广东、福建等其他地方，经历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一场打虎热潮后，华南虎很快销声匿迹了。
重庆自然博物馆动物学专家胥执清曾对建国后各地捕杀老虎的情况做了一个统计：在建国初期，有超过四千只华南虎生活在南中国的山林里，之后，随着猎杀高潮的到来，湖南省在1952-1953年猎杀了170只华南虎；江西省在1955-1956年猎杀了171只；福建省在1955-1964年猎杀了334只。
这三个省份由此成为当年猎杀华南虎最多的省份。胥执清估算后认为，在1950-1960年，全中国至少猎杀了3000只老虎，其中绝大多数为华南虎。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南方各省对华南虎的猎捕数量逐年下降，从一个省就可以每年猎捕50只以上，下降到只能猎捕到寥寥几只。1974年，全国的捕虎数量下降到14只。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多数省份已是无虎可猎了。
那些侥幸逃过猎杀的华南虎此后也只能苟延残喘了，胥执清认为，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全中国的华南虎数量只有建国初期的1%。因为难以再见到华南虎，耒阳人对这种曾被他们称为“湘南虎”的老虎也就慢慢不再关注。“1958年开始全民大炼钢铁，山上的大树都被砍光了，到哪里去找老虎？”耒阳林业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
华南虎，这个曾广泛分布在华南、华东、华中、西南乃至西北的老虎亚种，就这样走向了消失，在它们的身后留下来的，是寂静的山林。■

从1952年起，湖南各地纷纷成立打虎队。其中仅仅在耒阳，以“当代武松”陈耆芳为队长的打虎队，在短短7年间就打到猛虎168只。
1950年，“土改”开始后，湖南各地掀起了开垦野岭荒地的热潮。同一年，为防野猪、水鹿到新开垦的田里“偷”庄稼，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出指令，号召猎手上山捕杀野兽，打死野猪奖谷一斗，打死水鹿奖谷二斗。
后来人们推断，是生态链的破坏导致了饿虎下山。首先是“土改”后对山林的大规模垦荒导致了野猪、水鹿等动物的觅食地减少，不得不与农民争夺庄稼。接着，炎陵等地对野猪、水鹿的地毯式围猎又导致了老虎没了口粮，让老虎不得下山觅食或远走他乡。
1964年，湖南最后一支打虎队解散，此时全湖南猎杀的华南虎数量早已超过了600只。在贵州、江西、广东、福建等其他地方，经历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一场打虎热潮后，华南虎很快销声匿迹了。
华南虎的消失
根据史书记载，华南虎曾广泛分布于华东、华中、华南、西南乃至陕西、陇东、豫西、晋南等地区，数量应在10万只以上。上世纪中叶，我国华南虎数量还保持在4000只左右。
1959年2月，林业部颁发的批示里，把华南虎划归到与熊、豹、狼同一类有害动物，号召“全力以赴地捕杀”；东北虎则被列入与熊猫、金丝猴、长臂猿同一类的保护动物，可以活捕，不能杀死。
1962 年9月，国务院颁布指示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列出19种动物为严禁捕猎动物，华南虎再度被排斥在外。由此，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捕杀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持续进行。据估计，在1981年，全国野生华南虎约只剩150只到200只。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湖南省猎杀170头以上；到60年代，湖南共猎杀华南虎647只，占历史猎杀量的88.1%。
1966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在《哺乳动物红皮书》中将华南虎列为E级，也就是濒危级。
1973年，华南虎开始进入国家保护视线。当年5月，国务院把华南虎列为三级保护动物。1989年，国家颁发《野生动物保护法》，在法律上明确：华南虎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996年，联合国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发布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公约》将华南虎列为第一号濒危物种，列为世界十大濒危物种之首，是最需要优先保护的极度濒危物种。
2000-2001年的华南虎及其栖息地调查搜索过程中没有看见一只野生虎的身影，国外一些学者认为野生华南虎已经灭绝。

寻找 Tiger Tan


谭邦杰是一个很少被中国公众知道的名字。这位中国最早按照现代动物保护理念提出保护野生虎的人，在自己42岁的最好年华时，与动物隔绝了22年。也就是与此同时，中国的野生华南虎遭遇到毁灭性的捕杀，一步步走向灭绝。现在已无法假设，如果谭邦杰及其同道的命运轨迹不在那时拐弯，华南虎的命运是否会因此改变？
上世纪50年代初，谭邦杰就大声疾呼要抓紧保护野生虎。但很快，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青龙桥太舟坞放羊。他的家人只知道那些年他除了放羊就是在生产科给动物园打饲料。他留下的文字，只能让人了解到每天晚上他躺在海淀人民公社的“之”字型铁道下听狼嚎。“不知有多少个深夜，我被那凄凉的嚎声由梦中唤醒，久久不能入寐”。
现在，无人知道他不能入寐是因为个人际遇，还是狼嚎的声音又将他带回了熟悉的动物世界。
1980年代，谭邦杰复出，不停地在媒体上疾呼要保护野生虎尤其是华南虎，终于在1986年通过努力，使得华南虎成为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最优先需要国际保护的濒危动物”。不过，这一切都已经来得太晚了。
没有人能够假设，那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如果谭邦杰不是被打倒、被隔离，华南虎这一物种的命运是否会因此而更改？
■ 打虎1957
谭邦杰的父亲谭显章，是1928年济南惨案中殉国的民国外交使节，死时42岁。
谭邦杰本人是美国驻华使馆驻平副武官处惟一的中文秘书，担任过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区长。由于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49年，谭邦杰曾有机会从政，但他希望离政治远一点。
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时，他就酷爱动物，曾自修过生物学专业。1950年3月，谭邦杰通过“自报公议”被聘为北京西郊公园动物股首任股长。多年后，他还记得， “当时不太冷，大约是春天。”那时，刚经过战乱，动物园只剩下动物3种17只，谭邦杰用了五年时间一步步去丰富动物品种，并提出了保护大熊猫的主张。
1950年代初期，受苏联保护西伯利亚虎的影响，谭邦杰提出了保护东北虎的措施。与此同时畜产公司出口货单上，动物皮张的数量不断上涨。于是，他又向国家提交了保护华南虎的报告。他是中国最早提出保护华南虎的人。
知识分子谭邦杰远离政治的天真想法，在1957年被反右运动击碎了，他从此开始了22年的“老运动员”生涯。
就在被打成右派前几天，谭邦杰收到一封密云县的来信，信中说在清东陵发现一种浅黑色毛皮上有深黑色斑纹的老虎。这正与文献中记载的黑虎相似，正当谭邦杰要安排保护黑虎的措施时，自己就成了“右派”。此后，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种虎。
这一年，反右斗争“找”到了很多人头上。提出著名的“梁陈方案”的陈占祥也是这一年被划为右派，梁思成则受到了冲击，北京城墙没有保住。不幸中的万幸是，梁思成的一些弟子后来被发配到西安，西安古城因而得到了部分保护。
而谭邦杰却是在孤军奋战。他要保护的老虎，此后完全是孤立无援。1957年，也是中国打虎的高潮年，数百只华南虎被当做害兽打死。
那一年还发行了普9型天安门武松打虎邮资封；中国连环画泰斗刘继卣出版了小人书《武松打虎》，一版一次印了8万册。同年6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来到华南虎出没的湖南省，演出了《武松打虎》。
“武松打虎”，在这一年具有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
■ 盲区22年
寻找谭邦杰动物保护思想和理念的形成，从1957年起进入盲区。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健在的老者口中，只鳞片爪地复原谭邦杰这22年。
除了有人看到过谭邦杰在门头沟放羊时背完一本英语词典，6年“右派”生涯中没有更多的回忆能够说明他还与学问有关。
1963 年，摘帽“右派”谭邦杰回到动物园打扫了3年厕所，1966年起开始了炼狱般的生活，“炼狱”是谭的同事在回忆他的“文革”岁月时特别重调的一个词。那年所有流行的帽子他都戴过——“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白天打扫公共厕所（动物厕所谭邦杰没有资格打扫，怕他报复、迫害动物）、晚上挨斗或陪斗——动物园每一个人挨斗，都可以拉谭邦杰当陪斗，他是挨斗的“第一梯队”。
即便是在这段时期，还是有一个人发现谭邦杰在看书。崔占平，60年代中期曾任北京动物园主任，他发现谭邦杰偷偷摸摸地看解放前出的英文版《美国博物馆中亚调查记》。崔占平的记忆，弥补了一小段空白，有助于人们理解谭邦杰在1979年以后的巨大能量爆发期。
文革后期，谭邦杰被“监督劳动”。下放在动物园的果园劳动的朱秀珍见证了这一时期的谭邦杰。一个剪枝期，有工人检举谭邦杰不老老实实彻底改造，还在找窍门省力气。朱秀珍过去一看，原来谭邦杰发明了一个夹子，可以不弯腰就把树枝拾起来，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朱秀珍告诉工人，这说明谭邦杰劳动态度端正、劳动认真，就把这个检举压下去了。她心里实际上想的是，“老谭心态真好！”
在果园，所有人看见谭邦杰在整天劳动，但令朱秀珍惊异的是，文革刚一结束，谭邦杰就拿出10万字的书稿到处找出版社。当谭邦杰找到中科院动物所一位专家时，这位专家要求与谭邦杰“合作”出版。谭邦杰拒绝了这一要求，这本在1979年他获得平反时才出版的书，名为《虎》。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虎的专书。
在这本书中，谭邦杰提出很多关于野生虎保护的设想。
《虎》出版的前后，谭邦杰被重新分配了工作——从他那间自盖的不到十平方米的“违建”里出来，往南几步，是北京动物园的北门；往北走过几排平房，是动物园刚刚盖好的家属楼。人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位老人，一手拿个小板凳、一手拿个小布包，到楼门口“看楼”值班。
谭邦杰平反后的多年里，定了个相当于大学本科刚转正的技术十三级，工资比他几个孩子的还低。唯一庆幸的是，他可以公开做研究、可以在公开场合为虎争取生存权了。
但他要保护的虎，早已所剩无几。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王应祥曾经做过野生虎的调查，1960年代到1980年代是打虎最盛的时期，打下的虎皮通过畜产公司或供销社的途径收上来，那段时期，每年都有一些虎皮被收购。但是自1986年以后，供销社就再也没能收到一张老虎皮。

■ 出山
1984年的一天，谭邦杰跟动物园里制作标本的年轻人肖方说，自己目前正在做三件事：一、寻找普氏野马；二、让麋鹿回家；三、保护华南虎。
肖方说，谭老说的那三件事，一样也没人宣传，更没人知道他。《虎》尽管出版多年，但整个社会关于保护老虎的理念仍未普及。谭邦杰开始大量给报刊撰写科普类的文章，宣传保护老虎。
1986 年1月3日深夜，谭邦杰给《中国青年报》写下这样一行标题《虎年谈虎的保护》，36天后是虎年春节，71岁的老人早年是媒体出身，写稿子会打“提前量”。在这篇稿件中，他提出了华南虎“保种”、野生调查和保护区概念，最后一句话是：“希望在下一个虎年时，我们的‘老相识’不仅健在，而且更远能脱离险境”。 1995年科普出版社选了他部分科普文章结集，出版《珍稀野生动物丛谈》，共计68篇，印数5000册。但这些篇章仍未引起多大的反响。
倒是发表在国外动物学期刊上的论文一再引起轰动。燕京大学出身的谭邦杰有一口流利的英语，这种语言优势成为谭邦杰隐形的翅膀，国际动物学界的各种专业期刊定期寄到他的名下。
1980 年代初期，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总是令外国人无法理解，当他们发函邀请谭邦杰出席国际论坛时，总是联系不到人；国外学者找到动物园来，他总是“不在”。至今，谭邦杰的孩子们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怕我爸说话太直？还是怕我家没法让人看？不知道，真不知道”，谭邦杰的二子谭保华说“就算他们让人进屋，也进不去啊，十几口人住两间小平房，哪儿还有地儿待客？”
1986年4月，他终于有机会出席在美国召开的“世界老虎保护战略学术会议”，一名西方学者开口就责备他“轻易放弃”了对1957年黑虎踪迹的调查，谭邦杰在会上没有做任何解释。回国后，他在本子上写下了一句“他怎能明白，那是在‘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时代呀！”
这一年，谭邦杰的调查和统计结果是，动物园圈养的东北虎还剩下100多只，华南虎在各动物园圈养了30多只，中国以外的地方，只有莫斯科、日本多摩共养了5只。
野生华南虎虽查无踪迹，但各专家估计，也许？可能？还有40只？护虎者谭邦杰荒废了22年业务。中国的老虎也在这20多年间迅速地失去了踪迹。
“平反后工资也只有80、90块钱，买了那么多国外资料，还经常跟国外同行通信，这些费用得多高啊”，谭保华说，他的父亲经常连写稿子的稿纸都没有。
■ 呼吁
“华南虎作为一个珍贵的亚种，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1984年，从保护单一物种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观念还没有普及，渐行渐远的华南虎快要淡出人们的视线了。谭邦杰坐在一盏老式台灯下，给林业部门写信、给《大自然》杂志撰稿——为了华南虎不成为第四个被灭绝的虎亚种（虎的8个亚种中，巴厘亚种、里海亚种、爪哇亚种已灭绝）。
此时，华南虎行将灭绝，而《野生动物保护法》仍未出台，直到4年后，这部法律才姗姗来迟。在漫长修改和立法过程中，老虎等不及了，自然死亡了，被杀了，或者远走他国。
同样等不及的谭邦杰还在不停地想办法，“只靠消极的禁猎已难挽救，只有采取积极措施，比如在关键地区，尽快建立自然保护区才能奏效”。
在北京动物园北门外的小平房里，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摆在一张用木板拼接起来的小桌上。木头椅子，低矮的木书架，构成了谭邦杰的学术世界。
这时的谭邦杰想写文章，最缺的就是资料，他的藏书和自己在1950年代写的书抄家时损失惨重。“他的每本书我都有”，谭邦杰的朋友天文学家李元说，“有几本我保存了20多年，抄家也没抄走，我又给他送回去了”。
谭邦杰提出“就地保护”思路：在小兴安岭创立一两个东北虎的保护区；在湘西、闽北、赣南、粤北、鄂西、贵州等地，找几处理想的地点，建立华南虎保护区；在西双版纳和藏南地区，开辟孟加拉虎保护区。灯下的老人在脑海中构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自然界：“在虎的‘保护伞’下，许多其他大小鸟兽以及各种树木也一同受到保护，岂不是好！”（谭邦杰1980年3月文稿）
“异地保护”的措施是，全国选出几家有条件的动物园，建立起东北虎、孟加拉虎、华南虎的繁殖种群和谱系簿，集中优良种畜，保护血统纯洁。他认为这样坚持下去“不难越养越多，但这项工作必须与保护区互相协作。”
在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中国各动物园，有华南虎30只，他们是1950年代6只野生华南虎的后代。
三年后，苏州动物园的黄恭情从南昌买了一对华南虎，一个月后，雄虎死亡，剩下147号雌虎。又过三年，苏州动物园从南昌引进了147号同父异母的虎弟157号。开始了“异地保护”的实践。
■ Tiger Tan
1986年4月12日至17日，谭邦杰等4位中国代表出席了在美国明尼苏达举行的“世界老虎保护战略学术会议”，将华南虎濒危现状报告给大会。经过几番争议，终于把这种中国特产的亚种作为“最优先需要国际保护的濒危动物”。
24年后的今天，一张会场现场彩照已经色彩剥落，但是仍能明确地判断出，正倾斜着身子演讲的谭邦杰，右手指着中国地图上“上北下南”中下面一块区域——华南。
在 13日举行的猫科专家全体会议上，会议主席杰克逊征询谭邦杰对第三条第五款“中国是唯一拥有四个虎亚种的国家，但到本世纪末，野外恐将不复有虎的存在”一句的意见，谭邦杰说，“这种估计基本符合当前发展趋势，但还要加上一句‘除非能及时采取有力的和有效的措施’”。这句话后来加上了，它给野生中国虎的未来，提供了一线生存的可能性。
16日晚上和 17日上午，又召开两次全体代表会。谭邦杰再次就华南虎的濒危状况作了详细介绍，强调必须优先救援的理由。主持会议的锡尔博士把现存的各虎亚种的野生估计数写在黑板上。从少到多排，华南虎名列第一约40头，东北虎（西伯利亚虎）次之，约300头，苏门虎约700头，东南亚虎约2000头，孟加拉虎4000多头，印度代表潘瓦尔则说超过5000头。如此一目了然，专家们都认为中国虎确实已到了绝灭的边缘。
接踵而至的，是南亚和东南亚代表的反对：华南虎已经到了如此濒危的地步，能否挽救希望渺茫，关注成功率这么小的亚种，不如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有限的资金用于挽救成功可能较大的老虎种群上。
在会议的各种发言、商讨和辩论中，中国代表认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不能坐视华南虎在眼前绝灭。谭邦杰又提出一系列保护措施和数据，表明华南虎种群保护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程度。
兽类学权威联邦德国的哈默尔教授和“一墙之隔”的民主德国赛福特教授、莱比锡动物园主任、国际老虎谱系簿主管人都认同了谭邦杰的观点，他们提出在保种的大前提下，依野生虎和饲养虎两种情况对比，作为援助的排列根据。按照这个原则，中国虎优先获得“紧急援助”，全体通过了此项决议。谭邦杰刚回国不久，就接到杰克逊的信，这位猫科专家委员会主席催促谭邦杰：“我正在为华南虎的计划寻求援助，但我需要从您和您的同事们那里得到一份预算表，越快越好。没有预算而争取一份敞口的援款是不可能的”。
由于谭邦杰在会上出色的发言，与会者们送他一个绰号“Tiger Tan”（谭老虎）。
在杰克逊向谭邦杰催促预算表“越快越好”的3年后，华南虎被中国政府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名单。
■ 落差
年逾古稀的谭老虎回国后提交了一系列报告，对比中国与国际社会在虎的科学性研究和生物性研究中所存在的差距：
国外已有较多的老虎保护区，中国尚无条件设立；在科学性研究方面，野外调查、录音、录像、自动拍摄、夜间摄影、红外拍摄等操作方式中国还没有起步。在虎的生物学研究领域，特别是繁殖生物学如染色体、遗传基因、脱氧核糖核酸、近亲交配、选种、变异等项的研究，乃至谱系簿全国性的、全洲性的、直至世界性的建立，中国都才刚起步。谭邦杰认为这是长期“锁国政策”所致。
面对这些差距，谭邦杰早年提出的中国华南虎保护的两大理念——“就地保护”和“异地保护”显示出其科学性和前瞻性，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今年77岁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首席科学家乔治·夏勒博士，在回忆起20年前与谭邦杰的交往时谦逊地表示：“他对虎的保护做了杰出的工作，我每次来中国，都要去动物园找到他，我是来向他学习的。”
但他的理论从当时中国的国情来看，却是超前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巨大落差，在中国、在谭邦杰的学术领域里，不幸地体现在华南虎身上。当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提倡环保、生态、生物多样性的时候，20世纪末的中国，正在马不停蹄地弥补前几十年国民生计中的各种亏空，温饱刚刚提上日程。
谭邦杰的忘年交肖方说：有那么多濒危动物需要保护，他为什么提华南虎？一方面华南虎是中国唯一的虎亚种，另一方面他知道国际上对处于生物链顶端的食肉动物的重视程度超过了生物链底部的食草动物，在这个领域上容易得到国际资金援助。他可——不是嘴上喊喊，肖方把“可”字拉得很长，“他是真的爱动物，真的爱祖国呀！”
■ 笔耕
保护政策何时出台谭邦杰无能为力，他只能做他做得到的事。
1980年代中期，谭邦杰和朱秀珍被安排在一间大办公室里，这是对两位老专家离休前的照顾。
植物学家朱秀珍不知道动物学家谭邦杰在写什么，从今天留下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谭邦杰除了“每天上午10点站起来喝杯茶”，一直埋头的撰写内容是《谈东北虎的存亡问题》、《存亡已到最后关头的华南虎》、《华南虎的濒危处境与挽救对策》、《中国虎的野生现状及保护策略》等。谭邦杰从技术层面的保护，转向呼吁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来监督和保障，他还写了《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制问题》、《濒危动物不能久等》并列出了一行濒危物种的名单，最后，这种呼吁变成了请求—— 《请不要将它们“赶尽杀绝”》。
一本背面贴满拉丁文词条的旧挂历，显示出谭邦杰撰写107万字的《哺乳动物分类名录》时的分类检索过程。帮助谭邦杰查找过资料的肖方说，“他那时候查了多少资料啊！他可不是像别人拿三四本书一抄，就‘集大成’了。谭老的‘名录’，是一部研究作品，为什么采信这个，不采信那个，是他去伪存真、以理服人的研究结果”。
这部专书在他当“摘帽右派”时已打腹稿，老两口辛辛苦苦写作和誊抄了几年，竣工时却成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人——时代变了，出书要花钱，而且出这么大部头的书需要自己掏5万元开印“工本费”。
最后不知道哪个机构替他掏出这笔钱，这本享有国际声望的巨著才得以问世。谭邦杰的《哺乳动物分类名录》，因中国动物分布与种类广博，填补了世界上哺乳动物分类的空白。
国内外学界关于哺乳类动物的分类本来有众多争议，但是，“谭老的名录一出版，平息了很多争论，有不同看法的时候，大家就以他的分类来统一分歧。”动物学家黄恭情说。
1993年，78岁的谭邦杰被发现躺在地上。医院诊断是脑溢血。
此后的10年里，谭邦杰真正享受到了副局级的待遇，每年发病都能到医院住上两三个月。2003年，这位老虎的保护神，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马属专家组成员、猫科专家组成员、哺乳类专家组成员，离开了他命名过的白头叶猴、离开了他从英国引回出生地的麋鹿、离开了他寻找到的普氏野马、离开了由他更名的“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从外国引进的一款战斗机，开始翻译为“猎兔狗”）、离开了他保护过的各种野生动物。
“谭老虎”离开后，由于陕西镇坪山上出现过一次纸老虎闹剧，人人知道了华南虎可能早已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