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浩劫”疮疤：前生今世 中国人该怪谁?(图)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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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浩劫”疮疤：前生今世 中国人该怪谁?(图) 南方都市报

[导读]这个罹劫150周年的废墟，仍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促使时代面对它的落败、教训和挑战！


圆明园谐奇趣楼主楼三层北面的窗户，石质窗框已烧断。(图片来源：《残园惊梦———奥尔末与圆明园历史影像》)
圆明园的镜子
北京西郊的一处废墟，存在了150年，它是圆明园。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最艳丽的一个疮疤。
150年前的那个秋天的一场劫掠和那把大火，将一个王朝300年积攒的宝物裹挟而去，涤荡的不仅是那些王公贵族的颜面，还有东方古老民族数亿蚁民的尊严。
150年来，我们总是将“圆明园浩劫”归结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对国门的轰打；我们又总是归结于资本主义的血腥，对生产资料的疯狂占有。
150年来，“圆明园浩劫”一直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仅是西方列强的凶恶，更是东方古国的文化和科技的落后、对通行世界的市场规则寡淡无知。它告诉150年后的后人，固守国门、回避世界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
150年后“圆明园浩劫”仍然在拷问着我们。
前世今生

此照片背后有这样的字句：“伟大的帝王宫殿圆明园，在烧毁之前，北京，1860年10月18日。”但据考证此图为大火焚烧前的清漪园昙花阁。


圆明园海晏堂主楼西南角的两间。此图由德国人奥尔末摄于1873年，是目前发现圆明园被焚后最早的照片之一。

2009年的圆明园残迹，拍摄于圆明园正式命名300周年之际。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之一。
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屋架，披上绸缎，缀满宝石……
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黄金，施以脂粉……
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再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
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宫殿，是神庙……
———1862年，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描述下他心目中的“世界第八大奇迹”中国圆明园
再过5天，圆明园将迎来罹难150周年纪念日。1860年(庚申年)10月18日，圆明园腾起冲天大火。英法联军在北京大肆抢劫后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皇家 “三山五园”一并焚烧，大火一直烧了三天三夜。庚申大火之前的151年，康熙将此前赏给皇四子胤禛(后来的雍正帝)的一个花园正式赐名“圆明园”。
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座园林，与一个家族、一个王朝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它诗情画意，它中西合璧，它集建筑、园林、文化、收藏于一体，它是万园之园，却又是政治中枢。毫无疑问，它是大清帝国王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然而，150年前英法联军的一场大火，使这座皇家园林终成劫灰，也使之最终疼痛地嵌入了所有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康熙赏给皇四子胤禛的花园
1644年农历四月，山海关内外，明宁远总兵吴三桂正与李自成率领的10万大顺军连日血战。漫天厮杀中，多尔衮统率的关外清军突然出现。
清人入关，战局急转直下。李自成败回北京，勿忙登基。之后，一把火烧了明朝皇宫，仓皇出逃，而多尔衮的清军则长驱直入，从朝阳门进入北京城，正式开始了清王朝367年的统治。
清军进入北京，当时的紫禁城也已烧得仅存武英殿一处。1644年7月1日，多尔衮于是在武英殿接见前明降臣。入关不久，多尔衮即颁布“剃发令”和“圈地令”，前者要求降清汉人必须剃发束辫，后者则允许入关清兵随便跑马圈地，解决生计。
而入主中原的满清皇室，由于长年生活于黑山白水之间，显然很不习惯于紫禁城内的沉闷生活。入关之初，多尔衮即有“不堪溽暑”，另择地筑城的想法。1650年 7月31日，摄政王多尔衮谕令户部，要求加派直隶、山西、山东、浙江、江南、湖广、江西、陕西、江南九省地丁银250万两，以输京师备工用。
然而，同年12月31日，39岁的多尔衮突然暴毙，别处筑园避暑的计划就此搁置。是时，年幼的顺治皇帝开始独立执政。顺治年间，南明王朝据守一隅、四川张献忠余部反抗不断、尤其是江南一带也接连反清。清初为平定叛乱，连年征战，国库亏空，根本无力重修宫苑。清廷奏折显示，其中一年国库亏损达到70万两白银。
直到康熙22年(1683年)，远在东南海面的台湾回归后，清王朝的版图才就此稳定了下来，社会经济也开始逐年复苏。康熙27-28年间，一次康熙到京城西北郊游玩，在明代清华园故址，他品尝了当地泉水，顿觉十分甘美，也深为喜爱当地风景，于是为此地取名为“丹淩水片”，并决定在这片水汊纵横、河湖遍布之地新修一处皇家宫苑。
其实京城西北，即今天的北京海淀区，早在明代，就已是王公贵族看好的修园之所。据记载，当时京郊西北一带，有1000多亩的水面，分别名之为：南海淀、北海淀。水域四周，芦苇茂盛，河湖交错。明代外戚李伟即在海淀修有清华园，后大画家米芾又在附近筑有勺园，两园均为明代名园，后毁于明末战乱。
由于清初立国，即要求“文教立国”，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与承继。故而康熙及其后的清代帝王，其汉文化造诣均表现不俗，尤其以康熙之孙弘历(后来的乾隆帝)为最。
此时，尽管已不再像顺治朝时的国库年年赤字，但康熙当政期间，国库也并不宽裕，仅仅大体持平。于是，康熙命人在明代清华园故址之上，节略其地，重新划出七八百亩土地，兴修畅春园，而深谙汉文化精髓的皇帝本人，则是这处园林设计的最后把关者。按清华大学周维权教授的说法，当时的畅春园面积并不大，即使加上后代帝王增修的西花园，总面积也不过1000亩。一待园成，康熙就忍不住从紫禁城搬到了这处山水园林处驻跸。
国事日见承平，康熙离开紫禁城园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自称“避喧听政”。康熙46年(1707年)，眼看皇子们渐次长成，康熙开始有意为他们别筑宫苑。在紧挨畅春园、一处名叫挂甲屯的地方，康熙决定将之拨给自己比较钟爱的皇四子胤禛(后来的雍正帝)，用以修建赐园，并指定由宫廷御用设计师“样式雷”负责设计。据地方志考证，挂甲屯一地，因北宋名将杨六郎抗辽时曾在此挂过铠甲，故而得名。
结果不到一年，园子就大体建成。这年冬天，年事已高的康熙按捺不住兴致，率领众人一早就兴冲冲地过来冒寒游园了。两年后(1709年)，信奉佛教的康熙帝为此园正式赐名：圆明园，喻意“圆融普照”。即希望在此读书的皇子胤禛以后能够道德圆融、功业完满至善。
随后到来的1722年春天，成为爱新觉罗皇室300年记忆里最温馨的一个春天。
这年三月底，圆明园牡丹台内，千树万树绕亭而栽的牡丹，一夜间灿然盛放：只见金红淡紫，绿叶扶疏，香气袭人，整个牡丹园一派生机盎然。牡丹花大而美，历来为皇家所钟爱，而这牡丹台，更是于曲径廊榭间，遍植了千万丛，蔚然大观。
年迈的康熙应皇四子胤禛之邀，从自己所住的畅春园前来圆明园赏花。这一次，牡丹丛中，他意外地遇到了自己年仅12岁的孙子弘历。康熙有50多个儿子，平时他连完全认清自己子辈的机会都不多，这次却在儿子花园中，祖孙三代相遇。这也清史上难得一见的“三皇相聚”(康熙、雍正、乾隆)。据说，康熙对弘历的聪慧，甚是喜爱。
然而，也就在这年冬天，康熙在畅春园猝然离世。尽管后人在皇位继承权上，一直猜测康熙或死于皇四子急于继位的阴谋。毕竟康熙离世时，50多个儿子中只有胤禛一人守在身边。于是民间有“传位于四子”，原本应是“传位十四子” 的传闻。但数百年后，研究人员更倾向认为：康熙当年更可能死于突发性脑溢血。
雍乾移山缩水筑就万园之园
雍正即位后，清廷已是国库日丰。旧日康熙喜欢的畅春园，后有昆明湖，已无多大扩建空间，雍正决意大规模扩建整修自己原先的赐园——— 圆明园。
雍正二年(1724年)，为了长期园居办公，皇帝召集成千上万的工匠，首先在圆明园南部破土动工，增建正大光明殿、勤政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等大臣属僚们的办公场所。这便是后来的勤政亲贤景区。
第二年(1725年）八月，心情愉悦的雍正首次驻跸圆明园。但年轻的皇帝显然也很担心驻园招惹朝政非议，为此还特地颁谕向群臣解释：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自此，圆明园正式成为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五代清帝园居理政之御园。
入住圆明园后，雍正并没有食言。清史记载，在雍正当政的13年期间，他每天只休息四个小时，每年只有生日那天才免予办公。后人统计，这位皇帝在数万件朝臣奏折上批阅的文字，总数竟达上千万字。
除了繁重冗多的公务，雍正的另一爱好与兴趣，似乎全部倾注在了圆明园的营建上。雍正显然也参与了园中景点的设计。据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记述，在宫廷御用设计师“样式雷”家族精心制作的园林烫样上，皇帝总会不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按终审设计思路，人们在圆明园西北堆矗起高山，又在东南开凿福海。从地理上看，这其实就是一幅中国地图的缩微。
但这座实为帝国政治中心的园林并不乏味。在对园中细部景区的营建上，设计师们充分运用了楼、台、亭、阁、廊、榭、轩、馆、桥等中国古典建筑式样，并使之与山形水系、花草林木巧妙搭配，最终让每个景区诗情画意，而又各各不同。比如弘历读书时所在的桃花坞，书室周边山坡，遍植山桃万株。虽景区名字与唐伯虎故居苏门阊门外桃花坞相同，然圆明园桃花之盛，已远不是当年吴下桃花所能比。另一景区杏花春馆，设计灵感则来自唐诗杜牧《清明》之意境：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些充满灵性与浪漫的中国古典建筑园林景点，在园中不是一处十处，而是多达100多处。经雍正扩建，圆明园面积已扩大至3000多亩，而且后来乾隆命宫廷画师所作《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中的33景，已经全备。

乾隆继位这年，国家财政状况持续好转，国库存银达到 3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整整一年的收入。由于牡丹台相会，而同样对圆明园充满感情的乾隆，在国库充实的基础上，继续耗费巨资扩建圆明园。同时，信奉 “钱聚则民散，钱散则民聚”的乾隆，也希望通过大兴木土来疏散国库年年余积之白银。因为，与前代皇家工程不同，清代皇家工程不再是无偿征用人力物力，而是 “物给价，人给钱”。圆明园也因此迎来其黄金时期。
与康熙一样，乾隆再次六下江南，除切身了解民瘼国情外，烟水迷离的江南秀色也让乾隆流连忘返。每见中意美景，乾隆必让随行宫廷画师描摹成图，然后带回京仿建。在圆明园之东，乾隆再辟1000多亩的长春园，让工匠们平地人工开凿水面，以回环萦绕之水道，修造山重水复、重重叠叠之江南名景。如杭州西湖十景，皇帝连名字都懒得改，一一仿建在了长春园中。正如后人所谓：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
圆明园不仅风景园林奇佳，而且在其千门万户的宫殿楼阁之内，除了装饰布置有上等雕花紫檀家具、精致的古代碎纹瓷器、织金镶银的锦锻毡毯外，还充斥着来自印度、欧洲、亚洲等国的各种奇珍瑰宝、各种光怪陆离的艺术精制品和装饰品。在著名的皇家北四阁之一——— 文源阁内，就保存有康熙时的《古今图书大成》、乾隆时多达8万卷的《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等琳琅满目之书卷。
1744 年，已做了十年皇帝的乾隆踌蹰满志，不仅国内殷实富足，他统治下的帝国还是同时期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是年，乾隆命令宫廷画师绘就《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悬挂于皇帝自己安寝的九洲青晏景区。年轻自负的乾隆在雍正写有《圆明园记》后，再作《圆明园后记》。在《后记》中，乾隆自称：“(无论)规模之宏场，丘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实在称观止”。并告诫后世子孙“必不舍此园林而重费，以重建园囿”。
然而，四年后，乾隆自食其言，按捺不住继续造园的冲动，命令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负责设计，在长春园东北建造了巴洛克风格的西洋楼景区，将之赏赐给自己宠爱的香妃。乾隆当政60年间，其后又分别在圆明园东南邻先后并入新建了熙春园、绮春园和春熙院，形成圆明五园。乾隆14年冬，为庆祝母亲60大寿，清廷征集上万民工疏浚昆明湖，再次在圆明园外，历经十年，建成占地3000多亩的清漪园(今熙和园)。
据清史记载，到乾隆45年，北京西北郊的皇家园林“三山五园”已基本成形，其中最漂亮的圆明三园(圆明、长春、绮春)，总面积5200多亩，园内建筑面积不少于16万平方米，而且一年之中，圆明园内日日花开似锦，堪成万园之园。
乾隆在清漪园成后，写有《清漪园记》。记中对他精心营建的园林各有定位：畅春(园)以奉东朝，圆明以衡笠政，清漪(万寿山上)、静宜(园，玉泉山上)一水可通，以为勒几清暇，散志成怀之所。
此时的圆明园，已成为整个帝国的中心，除了每年的重大祭祀活动外，皇帝已不再回到紫禁城居住。

庚申火焚烧了三天三夜
就在乾隆精心构筑皇家三山五园之际，危险已经悄悄来临。
1793 年夏天，英使马戛尔尼来到北京，为83岁的乾隆带来了天球仪等8件礼品，其中包括英国工业化后制造的一艘轮船和钢炮。年迈的皇帝没有像晚年康熙一样，对这些来自西方的技术充满好奇，而仅将之作为外国上贡的新奇玩意，陈放在了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两年后，荷兰使臣来京，乾隆赐与圆明园共赏水法。此后，他以“玩物丧志”为名，命人拆卸了长春园海晏堂前三处大型喷泉的水车房以及汲水铜管，改为人工打水。
此时，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并不知道一场新兴的工业革命，已经在6000海里之外的欧洲如火如荼地进行。他不知道：1776年，美国独立；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他更不知道：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扩张，百年后将危及到他子孙的王朝江山。十八世纪末的清帝国大门紧闭，对外界一无所知。
嘉庆、道光年间，清廷对圆明园的重饰修葺仍时有进行，并将五园中的春熙园和熙春院重新改赐皇亲大臣。于是后人习惯将圆明三园，合称圆明园。道光11年6月(1831年)，一个名叫奕詝的男孩，出生在圆明园九洲清晏景区的清晖阁。24年后，他以咸丰帝之名驻跸圆明园。
对这个祖传园子的喜爱，让咸丰同样在园内修修补补，不时在园内添建改建部分园林建筑，并修缮了长春园玉玲珑馆、映清斋等部分殿宇。但咸丰住在圆明园的日子并不好受，英法联军为打开中国市场，已经对中国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而且开埠通商、割地赔款的胃口越来越大……
在驻跸圆明园仅五年后的1860年(庚申年)10月，由于清军八里桥惨败，英法联军一路势若无人进入北京城，年轻文弱的咸丰帝，在圆明园安佑宫拜祭自己的祖先后，匆忙逃往承德避暑山庄。10月18日，圆明园腾起冲天大火。为逼迫清政府尽快改签和约，进入园内的约2万名英法联军，竟在大肆抢劫后，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海淀皇家三山五园一并焚烧，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水自尽。
大火一直烧了三天三夜。当消息传到承德避暑山庄，咸丰气得全身颤抖，当即咳血，并在奏折批示：览奏葛胜愤怒！一周后，再一次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北京条约》签订。圆明园一劫成灰，诚如英法联军所预料，不仅沉重打击了清皇室，也似乎预示了已持续300年大清帝国日后风雨飘摇的不堪命运。

残园的“木劫”“石劫”与“土劫”
圆明园被焚，让清皇室痛彻无比。同治7年前后，重新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因三山五园尽毁，不得已住回紫禁城。镇压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不久，一个名叫德泰的御史即上奏，建议在北京内外，按亩按户鳞次收捐，重修圆明园。议政王奕称此奏“丧心病狂”，将奏折挡下，并发配德泰到黑龙江“替披甲人为奴”。后数年，同治为庆祝慈禧40岁生日，重提修复圆明园一事，因国库虚弱、外侮当前，反对甚众而不了了之。
光绪12年，清王室对庚申火焚中的皇家园林又开始悄悄重修。由于重修圆明园反对甚众，这次清王室选择了万寿山上的清漪园进行复建，用以慈禧太后养老。清史档案显示：在光绪14年前，清漪园的大部分建筑都已经复建，而修园银两来自新成立的海军衙门。建成后，该园改名颐和园。挪用海军衙门军费私修皇家园林一事，在国难深重的清末，备受国人诟病。光绪21年，海军衙门撤销，清室修园工程被迫停工。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挟同光绪仓皇奔逃西安，北京城再次惨遭洗劫。属清廷内务府看管的圆明园，又一次涌入大量残兵游勇、地痞流氓，他们在园内肆意拆毁残屋、砍伐古树名木，将之烧炼成木炭换钱。时文记载：当时园内成天烟雾弥漫，烧炭不断，而附近清河木炭市场炭积如山。这样，“木劫”过后，圆明园原残存的少量园林建筑及同治、光绪两朝勉强修葺成型的建筑，彻底毁于兵匪内患。
1908年，圆明园撤销管园大臣。1912年，最后一位清帝溥仪退位，此时的圆明园，名义上虽属皇家私产，但手无寸铁的清皇室早已无力看管。
北洋政府时期，一片荒凉的圆明园又经历了一次长达数十年的“石劫”。这一次，连园内的残石断碑、围墙石础也无法幸免。驻守圆明园的看园太监，除了不断向溥仪内务府报告园内遗物被抢拆抢运后，回天乏术。从1919年起，时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令人拆毁圆明园内外围墙，大运砖瓦石材，用三年时间，在圆明园外修成一处私人花园——— 达园。而担任巡阅使的曹锟，为修建其在保定的私家花园，也从圆明园文源阁拉走数十车太湖石，经由西直门装上火车运走。远在东北的军阀张作霖，更从圆明园运走石件修筑个人陵墓。
直至“文革”期间，仍有大批农民涌入圆明园垦荒种地，圆明园再历“土劫”，园内部分土山陵湖沼尽被削光填平。
百年风霜，一代名园最终变得瓦砾残垣，榛蒿满目，一片凄凉。1967年成立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时统计显示：除西洋楼景区尚残石雕刻外，圆明三园全盛时的 100多个景区、16万平方米的建筑，不仅地面片瓦不见存，而且能保留地下建筑基址的，也仅剩20--30%；园中250座人工土山，40%被挖平；原 2000多亩的园中水面，被填占约100亩。最后能让专家们松一口大气的是：虽被雨打风吹去，幸如今山形水系尚存。

“废墟派”与“重建派”的争论
1980 年8月，在圆明园罹难120周年之际，以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为首，沈雁冰、习仲勋、许德珩、张爱萍、史良等1538人发出倡议书，明确提出保护圆明园遗址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围绕是否重修圆明园，国内一度引起争议。但这次争议的规模不大，而反对复建的理由主要集中于“没有钱”，“国家还穷，应该把钱用在刀口上”。
但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后又连续发表3封读者来信。《北京晚报》也发表了当时80多岁全国人大代表周建人(鲁迅的弟弟)的来信，周也反对重修圆明园。
“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国力贫弱，根本无力重修，当时宋庆龄等人提议是‘适当修复’，也许用不了多少钱”，人大清史专家王道成也写文章反驳周的观点，周没有回应，此事不了了之。
1983 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明确规定“整建圆明园……建成圆明园遗址公园。同月，北京市政府成立圆明园遗址公园筹建委员会，并拨专款40万元，用于修复长春园东、南、北三面围墙。1986年7月，在福海景区整修竣工开放后，新成立不久的圆明园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确定“以水为纲，以木为本，重点建设，建必有方”的建园指导思想。
1988年1月，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6月29日，圆明园遗址公园正式对社会开放。
此后，圆明园的修整仍在继续之中，全部从园中农民手中征回了园内原有土地，为下一步重建奠定了土地基础，而且绮春园的天心水面、凤鳞洲、圆明园的山高水长、藻园、长春园的狮子林、西洋楼景区等20余处遗址已经廓清基址，并全面补砌了绮春园东部水系自然石驳岸4960米等。
新中国第二阶段关于是否重建圆明园的争议，发生在1988-1994年期间。这个阶段比较有理论性，不再只是停滞于80年代初的“没钱”争论之上。北大德语文学教授叶廷芳提出：美是不可复制的，“废墟也是一种美”，认为北京需要一个城市荒野公园，从而反对重建圆明园的做法。
1993 年，尽管圆明园东部已局部恢复，属原建精华部分所在地的圆明园西部，仍有6000多外来人口，是养猪场、养鸭场、豆腐场，甚至还是海淀区的一处垃圾场，每天10多辆车的垃圾往园内堆。“治安也不好，那处荒地还经常出人命案”。于是，当时有人发出“救救圆明园”的呼声。
1998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百万庄园的董事长陈立群再次提出修复圆明园。这一主张遭到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从维熙的反对。双方在北京媒体上著文争论，相持不下。时正逢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叶廷芳、李学勤、梁从诫等49位文史专家型政协委员，集中提出一份联合提案，《坚决反对圆明园遗址公园重建》。
对此，北京市专门在清华大学搞了个圆明园研讨会。当时担任圆明园理事的王道成老师，为此专门著文《保护拯救再建辉煌》，提出应将圆明园全部纳入保护范围、整修圆明园山形水系，并进行园内绿化美化；以及在保护好现有西洋楼遗址基础上，精心施工，恢复圆明园中富于特色的中国古典园林部分。
作为这场争论的结果，是2000年8月1日，北京市市长办公会通过《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按照该规划，明确要求圆明园恢复古建面积应达到10%。
“从目前来看，圆明园内的古建建筑恢复还不到1%”，王道成表示，从80年代至今，我一直主张圆明园局部恢复，未来也应该还会修，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目前古建技术还存在、活的山形水系也还在，作为一个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北京，皇家园林是其应有之义，何况圆明园更是古代皇家园林中的巅峰之作，应该为后人留下一些实体的建筑精华。
鸦片战争下的蛋


1860年圆明园内的英法军队。（英军随军画师绘）


圆明园方外观风貌。 郎世宁绘铜版画


1916年前后的方外观遗址。

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大水法。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仪式。 佚名画
“不能忘记”！
书法家欧阳中石的四个大字题刻在碑石上，其鲜红的颜色与整个纪念活动的悲情色彩相统一。这是2010年10月8日上午，在圆明园正觉寺山门广场，北京海淀区政府纪念圆明园罹劫150周年。巨幅圆明园西洋楼老照片映衬下，一片废墟中惟一幸存下来的圆明园古建筑群———正觉寺主体修缮、复建工程已经完工。昔日皇家佛寺恢弘气派的重构，再次勾起人们一种离愁般的历史追思。
倏忽间已是一个半世纪。150年前那场“三昼夜不熄”的大火，毁损的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宫殿式御园，还有一个王朝面临外敌入侵时因技不如人而导致的尊严和利益流失。
发端于1860年10月18日的火烧圆明园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产物。二十年前，“自由贸易”的所谓普世价值旗帜下的鸦片输送，掀起了中西冲突的第一次近代战争。清王朝的惨败，昭示了一种弱肉强食的霸权逻辑的胜利。整个帝国对西方的了解都显得滞后，得知英国已退出长江，道光皇帝为节省浩繁的军费，下令沿海各省撤军。这样一种相对和平主义的治国方略，在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进一步诉求时，只能让历史再次重演。
在“战”与“和”间左右摇摆的大清帝国，褪去了往日荣耀盛大的光环。内部的腐败、江湖叛乱和外患，一起纠结着加速将其推向末路。圆明园的熊熊火光，映照出一个时代东西方的落败与骄横。
这场浩劫暴露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年代，闭关自守者的可悲下场；而侵略者粗暴的态度，对以“天朝”自居的满清也构成一种巨大的激励，此后发轫于同治年间的救亡图存战略和民族主义运动，在内忧外患中历经波折，却仍不绝如缕延续百年。
华园劫难
“嗨！至少也有我们一杯，我们大老远来的”
英法联军对北京城的包围是从两个方向展开的。1860年10月6日，飞涨的物价正困扰着这座大门已关闭十余天的城市，居民中弥漫着恐慌情绪。半个月前发生在与京城仅四公里的八里桥战役，让清军再一次惨败。败局已定之下，咸丰皇帝旋即避走承德热河，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恭亲王奕此刻也逃离驻守的圆明园。手持先进兵器的异族人，在北京的城墙外打转，并约定在圆明园处会合。
法军比英军较早抵达圆明园。在入园前，他们曾经历一段无效的阻抗。英国作家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合著的《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一个帝国的堕落》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法军原本预料皇帝的卫队会冒死保卫圆明园，但他们惊讶地发现卫队也逃跑了。不过，侵略者遭到了皇帝500手无寸铁的太监的既可悲又可笑的‘进攻’，他们是皇帝最后的保卫者。”
这段描述不尽准确。事实是，太监们握有武器，冲突发生时，满洲的八品首领任亮被打死，另有几名法国军人受伤。根据法国侵华军司令孟托班的记载，尽管经过长途艰难跋涉，他还是命令部队于当晚7时占领圆明园，强行攻入，他下令占领了圆明园。
圆明园的华丽，惊呆了几乎所有的入侵者。现存的史料中，充斥着他们不吝赞美的各种言辞。英军迟至第二天中午到达圆明园，与法军会合。按照英国最高指挥官格兰特事后的说法，法军在其到来前，已经洗劫了圆明园的部分珍宝文物，“每一个房间都有半数以上的财物被取走或遭到破坏。”但这种指控是相互的，法军后来也反咬英军率先掠夺这座皇家园林。
不过，在10 月7日这天中午，英法联军体现了合作精神，他们决定将圆明园内的所有珍宝作为“战利品”，由双方对半平分。但劫掠很快变得失序。当时在现场的法国埃里松伯爵说，当天下午三四点，法英联军委员会在忙着清点从圆明园抢来的战利品，此时有些勤杂士兵在园里不停地出出进进，每个人都带了些小玩艺儿出来，“有道是：最珍贵的被拿走了，我们要进去，该轮到我们了。嗨！至少也有我们一杯，我们大老远来的，不是吗……秩序已开始有点儿乱了”。
秩序越变越乱。布立赛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详细铺陈了英军与法军所见证的洗劫。“军纪涣散到极点，以至于第二天宫殿外的起床号响起时，只有 10%的英军士兵到场集合，大多数都在宫殿里面抢东西。”另一本书《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一个帝国的堕落》这样说。至于法军的表现，按照参与放火焚烧圆明园的行动队成员戈登的说法：“很难想象那座皇宫的壮观景象和法国人对它进行的令人憎恶的破坏……法国人极没有理性，他们摧毁一切。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十足的大破坏”。
最后，北京当地的居民也参加到偷取圆明园残剩物品的行列。在英国对华全权专使额尔金下达焚烧圆明园的决定之前，这里除了恢弘富丽的建筑本身之外，其实已几乎被洗劫一空。
人质玄机
联军抛出圈套论，是为后来的洗劫火烧圆明园开脱？
当圆明园内的珍宝文物，唤起入侵者内心疯狂的欲念时，清朝的钦差大臣恒祺正在犹疑着如何处理手中的英法人质
以巴夏礼为首的三十余名人质，是在1860年9月18日一次谈判破裂后被扣押的。在此之前，北塘和天津都已相继失守。清廷决定派出谈判代表桂良，在天津与英法联军议和。道歉、赔偿和签订《天津条约》之外，入侵者还要求进京面见皇帝。但桂良坚持入京的仪式必须听从清政府的安排。
在谈判进行过程中，英法联军并未停止向北京的进犯，并利用清朝的恐慌心理，一步步提出更高的诉求：1000人的军队进京，并将外交国书直接递交中国皇帝 ———自马戛尔尼乾隆朝期间使华开始，如何觐见中国皇帝，一直是个聚讼不休的话题，学界通常贴给清朝迂腐与自大的标签，获得列文森奖的《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美国学者何伟亚著)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反对那种文化差异导致冲突不可避免的论点。
英法联军已经挺进到北京郊外的通州，怡亲王载垣开始接替桂良，成为新的谈判代表，谈判地点也改在了通州。在谈判进行过程中，天津的河西务镇遭到了英法联军的洗劫。9月18日，英法联军率先发动了进攻，理由是清军在为伏击他们做准备。无论如何，谈判是最终破裂了。重起战端之后(事实上英法联军一直没有停止入侵)，英军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被清兵捉住，成为人质。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中称，“巴夏礼在离北京约10英里处的通州遇上了新任钦差大臣怡亲王，并在争执中侮辱了亲王。就在此刻，天津知府被英军士兵扣押的消息传了过来，怡亲王下令拘押巴夏礼作为报复。”不过，在巴夏礼的事后描述中，他是被主战的僧格林沁所捕获的。
在事后的记载中，英法联军一直指责清朝在谈判中背信弃义，设立了圈套。法国冈城大学历史教授泰西埃则认为，联军的自我辩解误导了很多史学家，其实他们在通州抛出圈套论，只是为后来的洗劫火烧圆明园开脱，是英法联军预先炮制出来用以指责中方欺诈，并为他们后来所犯下的罪行辩解、转嫁，求得宽恕。
联军很快洗劫了通州张家湾，9月21日，在八里桥决战的胜利，使入侵者的枪炮近在咫尺地对准了北京厚厚的城墙。提供补给之后，英法联军劫掠了圆明园。武力的威慑之下，巴夏礼等人陆续被放出，但其中也有部分人质已被处决。
北京城门也向入侵者打开了。在与傲慢的英法联军打交道中，恭亲王奕不得不节节退让，对圆明园被洗劫的抗议毫无成效，以为人质遭到虐待寻求赔偿的名义，白银的索取陡然又增加了50万两，英国对华全权专使额尔金还威胁要铲平整座圆明园。虽然恭亲王表达了请求，额尔金还是于10月18日下达了焚烧的命令。
“额尔金作出这个要烧毁圆明园的严重决定，全是依照他自己的意思行事，并没有得到盟军法国的同意。事实上，法军统帅葛洛斯并不同意用这种极端的报复行动来破坏和谈的气氛。”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在《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中认为，英国人最终要烧毁圆明园，为的是让咸丰皇帝痛心。
堂皇的焚烧
“火光映照在士兵脸上，使得他们活像一群魔鬼”
对圆明园的焚烧，是在清军失去抵抗能力情况下，明目张胆的一次行动。英军为此事先张贴了布告，并动用很多搬运车将圆明园和附近官邸内剩下且可以搬走的珍宝文物，全部搬走了。
虽然这最后一次对圆明园的有组织劫掠，收获甚大，但仍有部分物品成为接下来烈火中的牺牲品。当分布在圆明园各处的士兵，将手持的火把抛向大多以雪松搭盖的圆明园诸建筑时，火势迅猛燃烧成片。
一个叫哥顿的英国上尉在家信中说，“你绝对不能想象，我们烧毁了这个美丽而雄伟的地方。将之烧毁使人心酸，事实上，这些宫殿非常庞大，由于我们必须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使我们无法彻底地掠夺。大量黄金装饰当做黄铜被焚烧。很不幸，这对军队来说是一个让军纪丧尽的任务，每一个人都因为掠夺而变野蛮了。”
家信中透露出对焚烧影响劫掠的遗憾，虽然他也认为劫掠和焚烧一样，是野蛮的行为。这样一种幽暗的复杂心情，在下令焚烧者的公开声辩中，却难觅其迹。额尔金没有任何自责，他在焚烧开始后一周的一篇公文中说：“因为几乎所有贵重物品都已经被拿走，军队到那里绝不是为了抢劫，而是通过一个庄严的补偿行动，来表明它被可恶的罪行所激起的憎恶和愤慨之情。这一惩罚并不针对人民，相对而言，人民是无罪的。这一惩罚只针对皇帝，他个人在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负有直接责任；这不只因为俘虏在圆明园受到虐待，还因为他最近颁发诏书，说什么取一个外国人头可获一笔赏金，还宣布他决定把他最后的银两拿来充做此种凶杀的赏钱。”
“正义通常都是属于最后的胜利者。”汪荣祖有这样的慨叹。甚至于在当下中国学界和媒体圈内，额尔金谴责并放大中国对战俘虐待的论点，都有相当的市场。汪荣祖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清朝当权者下令虐待欧洲战俘，恰好相反，刑部9月18、19日的档案显示，他们不仅要求“不可以虐待和羞辱战俘”，还要在日常供应上让他们感到舒适和满意。当然可能狱卒并未遵守这些规定，但按照蔡申之的研究，中国人被英法联军虐待的残酷程度更远远过之。清廷天津知府即死于俘虏他的人手里。《剑桥中国晚清史》对此只有短短一句描述：“巴夏礼被扣押三个星期，受到压力，但实际上并未受到拷问。”
这些辨析在当时并无意义，因为谈判根本就是不对等的。重要的是圆明园就在冠冕堂皇的言辞下被焚烧了。英军中校吴士礼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飘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清风，将这浓密的黑云刮向北京城，浓烟带来了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无声地落在大街小巷，述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日光被黑烟和浓云遮蔽，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暗红的火光映照在往来忙碌的士兵脸上，使得他们活像一群魔鬼，在为举世无双珍宝的毁灭而欢呼雀跃。”
在这片欢呼雀跃声中，年仅30岁的咸丰皇帝吐血倒地。受到英军惩罚的当然不只是咸丰一人，圆明园的被焚自那一刻起，就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伤痕。而额尔金更深层的目的，其实是想通过这种肆无忌惮的破坏行为，为下一步的谈判增加砝码。
鸦片苦果
圆明园大火促使衰朽的帝国开始痛定思痛
圆明园的火势刚熄，法国外交代表葛罗接到恭亲王奕的一封信。信中声称接受英法联军提出的条件。葛罗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因为在额尔金下令火烧圆明园之后，他一直担心局势将发生逆转。
事实上，恭亲王、桂良等人的确被焚烧行为震怒，曾在上书咸丰的奏折中表示，“臣等见事机如此，万不能再议抚局。”但吐血过后的咸丰帝，已无此前主战时的勇气。
恭亲王在颐指气使的联军头目面前，开始收拾残局。接下来关于《北京条约》的谈判充满耻辱，1858年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被确认有效，并将对英法的赔款分别增加为800万两，香港九龙也被割让给了英国。在天津留下一支警卫部队后，供应短缺的英法联军开始撤军。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此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已有20年。这20年间，清廷甚少从第一次的失败中汲取有效的经验教训，以至于在敌人重新发起的坚船利炮攻势下，仍如此不堪一击。
英法开始全球范围的贸易与殖民，清朝却还是依循传统的“天朝”观念，以一种和平友好的下俯式姿态与他国交往，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吝让利，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甘于此，他们想要攫取更大的利润，为此而采取了两面的手法，一方面宣称文化冲突，以自己的所谓普世文明开道；另一方面，又在与清廷的冲突中，以自己单方制定的规则来评判和放大纠纷个案，并以枪炮做后盾进一步侵略。
在 18世纪后期，清朝对欧洲的贸易就已经有了所谓的“广州制度”。而鸦片的进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更早时，但其真正大规模流向广州，则始于19世纪上半叶。为殖民利益服务的东印度公司，在鸦片贸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前，中国陶瓷、丝绸、茶叶等的出口对欧洲造成很大的贸易逆差，西方的白银不断流入中国。而鸦片贸易，最终逆转了这一形势。
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中称，“到1820年代，大量的鸦片进入中国，足以供给一百万左右的吸食者。在这一数字基础上再加上中国本地种植的鸦片数量(虽然这个量还很小)，我们就可以意识到中国鸦片问题的严重性。”
鸦片进口的数量到1840年应该更为严重，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失，鸦片又侵蚀了众多国民的体质和意志力。禁烟的运动开始了，而西方以“自由贸易”和“平等外交”的名义，与这个东方老大帝国冲撞。
清朝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的确过于无知。战争的结果，以惨败告终。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曾详细对比清军与英军的军事力量：武器装备方面，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兵力上，表面数字为英国远征军至战争结束时有约2万人，与清军相比约1：40，但因为清朝没有警察，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其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务是维持社会治安，驻防分散，所以实际动员的部队约10万，且因调兵缓慢，很多战役反而英军兵力占优；而且清朝兵役制存在很大问题，内部腐败尤其严重。由此，在战争中一触即溃，并不出人意料。
令人慨叹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并没有明显的认识世界和改革自身的积极努力，二十年后在面对英法联军时再尝苦果，也是势所必然。不过这一次，圆明园的大火促使衰朽的帝国开始痛定思痛。

自强运动
将濒临崩溃的王朝再续60年
在圆明园被焚之前逃亡热河的咸丰皇帝，至死没有再踏回北京一步。但他从臣子的奏折中，知晓了圆明园被毁损的一切。如前所述，他在悲愤之下吐了血，并很快于次年去世。
让后人作为话柄的是，北京条约签署的前后，他最关心的仍是坚决抵制侵略者亲递国书。
咸丰皇帝英年早逝后，同治皇帝载淳继位，在他君临华夏(背后是两太后垂帘)的十余年间，大清有了中兴的气象。芮玛丽在《同治中兴》序言中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他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
1860 年，清朝面临的不仅仅是圆明园被焚、条约制度的进一步深化，还有挥之不去的内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朝的杰出将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借助了洋枪洋炮和西式轮船，它们发挥的作用，加深了精英群体必须学习西方技术的认知。清朝和平主义的方略可能并没有错，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即使出于自保的需要也不应再对世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守的势力开始受到冲击。
“从 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这表现出人们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政策，以应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剑桥中国晚清史》说，“自强一词是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第一次出现的，它是清朝新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强调要与欧洲列强妥协，接受条约制度，虽然主要的重点放在与列强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国自己的力量仍被视为有助于维护这种和平的局面。”
圆明园的废墟，仍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促使时代面对它的落败、教训和挑战。同治皇帝，就曾接到大臣的奏折，提醒其谨记1860年的耻辱。当同治皇帝1873年打算重建圆明园时，收拾二次鸦片战争残局的恭亲王奕，表达了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对国家财富的浪费。
兵工厂、造船厂开始兴建，还有培育外交翻译的同文馆。更重要的是，作为专司外交的机构，总理衙门横空出世。以前，朝廷的理藩院和鸿胪寺，牵涉到的外交业务，大抵都是有关朝贡国的。芮玛丽将这个机构的设立看做是同治中兴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制度改革。《剑桥中国晚清史》则表示，“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自强运动的努力成效，在后来甲午战争中受到检验。在一个习惯以当下成败论绩效的世界里，这无疑是一个惨淡、令人丧气的结局。但无论如何，中国被动进入现代化的征程从此再也没有真正意义停止过，有的只是在社会进步的理性自负下，阶段性地进三退五或原地打转。
众声喧哗。圆明园的废墟仍横亘在那里，寂寞如斯。它昭示了失败的教训，但未来的方向，仍有待发现的眼睛。(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参考书目：[法]伯纳·布立赛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汪荣祖著《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英]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合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一个帝国的堕落》，[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美]史景迁著《追寻现代中国》，[美]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美]芮玛丽著《同治中兴》，[美]何伟亚著《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珍宝漂流记


去年底起航的圆明园海外寻宝行动，在世人目光聚焦之下，已悄然搁浅。150年前的那场冲天大火中，究竟有多少文物流失国外，100万，还是150万，至今尚无清晰答案。
截至今年10月，已回归修复的圆明园文物数字为150件，而最早可追溯至1861年的海外圆明园文物拍卖，每一次都会触痛国人记忆中那处最敏感的伤疤。
让珍宝回家，即使在15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也仍然只是中国人心底的一个梦，一个持续百年的强国梦。
数量成谜
《陈设清册》无踪，遗失文物无法确证
咸丰十年10月6日，对圆明园来说，是劫难之始，也是大批珍稀文物流散的发端。
这天傍晚，英法联军几乎畅通无阻，就踏进了这座被欧洲人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中国夏宫。
最先进入圆明园的法军后来回忆，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自己是到了一座博物馆，那些摆放在高高低低架子上的东方玉器、金器、银器、漆器、佛像等，无论材料还是造型，都足以让他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第二天，“出于一种习惯上的谨慎，大家先是仔细观察……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先动手了，魔法破除了……”，据当年参与抢劫的英法士兵回忆，先是法军开抢，然后是因迷路迟到的英军加入，到第二天时，1万多名各种肤色的英法联军一涌而入，抢劫陷入“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般”疯狂状态
只见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一窝蜂向宫室内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则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串珍珠，把那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满揣满掖，而对拿不走的珍贵瓷器木器，就用木棍斧头打烂；英军甚至拆走了一处宫殿的纯金屋顶。
这样的抢劫整整持续了两天，英法联军的营房帐篷堆满了各种奇珍异宝。最后迫于军需供应不足，贪婪的部队才在强征来运宝的成队骡车伴送下，于10月8日离开圆明园，向北京城内进发。10天后，圆明园化作一片火海。
英法联军究竟掠走了多少珍宝？150年后，居然仍是不解之谜。
“按照清朝宫室管理惯例，通常各园各殿都会有一本由内务府负责管理的《陈设清册》，如清漪园36个景区，现还存有36本物品清册，每一个宫殿景区内陈设的物品都有详细记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专家王道成介绍，比如清漪园的清晏坊，就明确记载有两层建筑，石舫船分头舱、中舱、尾舱三部分，第一层一进门放了什么桌子，墙上挂了什么字画，桌上正中放有一本用金丝玉片刻就、可以自由翻动的乾隆手书《石舫记》等。
但让后世研究者遗憾的是，“万园之园”圆明园的《陈设清册》至今音信全无，不知是在庚申大火中化为了灰烬，还是被英法联军一道掠走？150年来，人们再也没有寻获这些清册的任何踪迹。而且圆明园大火后仍残延了近半个世纪的清王室，也从未向外界披露过圆明园相关损失。
2005 年，法国学者布立赛通过对国外140-150种资料的归整研究，第一次将火烧圆明园的经过详细披露。其在书中写道，抢劫数天后，英法联军撤离圆明园时，在从北京到通州的大路上，满载财宝的大车络绎不绝。“每个士兵除了规定的背包外，全部都有沉重的包袱，有些士兵还强迫当地农民为他们搬运东西，除此外，法军随行的300多辆征来的大车上，全部是战利品”。
圆明园遗址公园文物科科长秦静表示，此前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达150万件的数字，是根据现保存下来的故宫、熙和园文档清册推算出来的，“皇家宫殿居所陈设大体相同，比如制造某一器物时，通常是故宫一份，圆明园一份，熙和园一份”。
“100万件？还是150万件？其实至今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目前国内最年轻的圆明园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阳称，正由于《陈设清册》遗失，圆明园流失文物的数量、种类将一直成谜。
四散飘零
150年陆续回归修复150件
远征中国的英法联军，在中国发了一笔横财，这在19世纪的欧洲根本不是秘密。
签订《北京条约》之前，大饱私囊的英法联军已开始抛售抢掠所得。可以说，圆明园文物交换，从英法联军士兵军官们抢到手的那一刻起，150年来就从未停止过。
在当时堆满奇珍异宝的英法联军帐篷前，每逢有人打听有无物品售卖时，个个显得诡秘无比的士兵们，马上就能掏出一些金表、宝石项链、玉质饰品或者皮货之类，当场进行交易。连未能参与抢劫的法国外交官，也亲自跑到英法联军军营，以低廉的价格，从士兵手中购买战利品。随便用价值480法郎的金条去换几瓶苦艾酒的士兵，也大有人在。
10月11日，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公开举行非法战利品拍卖会，按拍卖原则，除挑选出一批最好的战利品送给英、法两国王室作礼物外，其它最珍贵部分将现场拍卖，所得全部由英法联军均分。据参与者英军吴士礼中校估计，仅这一次非法拍卖收入，就已达到12.3万美元。
此后，大发战争横财的英法联军在撤退途中，一直借机出售圆明园珍宝。在天津，法军士兵向中国人兜售皇宫抢来的丝绸、皮毛、豪华服装、玉制花瓶、景泰蓝等，售出所得居然达到三四千万法郎。在香港，即便是短暂停留，英军也将大批从圆明园抢来的物品脱手。
英法联军撤出圆明园后，清廷即派兵重新占领了已是一片断壁残垣的圆明园，并张贴告示，勒令四周村民凡持有园中流出之物品者，一个月内上缴归公。京城几个小偷因藏有圆明园器物甚至被砍头，但严刑峻法依然不起作用，园中之物最后也只收回了寥寥少数几件。
然而自1861年4月起，在英国伦敦就已有大批来自圆明园的物品被拍卖，包括玉器、珐琅、瓷器、钟表、丝绸等。1862年世博会期间，伦敦水晶宫展出了大批圆明园物品。1865年，参战的英军内格罗尼中尉在水晶宫再次拍卖了大批圆明园物品。另一名法籍士兵为了能顺利拍出所掠物品，不惜先退出部队，再到民间拍卖行公开拍售。
据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海维亚统计，1861-1866年期间，伦敦大约进行了15次包含中国掠夺物品的拍卖。而此时以及此后100多年间的中国，仍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泥沼中苦苦挣扎，对圆明园流散物品无暇顾及，而圆明园自身也仍在继续遭受火劫之后的“木劫”、“石劫”“土劫”之灾。
百年风雨后，这座曾经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皇家宫苑，早已变得满目疮痍、禾黍离离。1976年，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成立。这是继1908年圆明园撤销管园大臣，68年后再一次专设管理机构。
1977 年10月，北京大学一住户在疏浚水沟时，挖出一块刻有“柳浪闻莺”的汉白玉门楣。这架汉白玉门楣虽呈灰暗漫漶状态，但雕花极细，似非常之物。经圆明园遗址管理处甄辨，其确为乾隆28年御题门楣，楣之背面还刻有乾隆“柳浪闻莺”诗：十景西湖名早传，御园柳浪亦称璇，栗留叽啭无端听，讶似清波门那边。同时在北大一湖滨处，还找到了散失其间的5座石屏风、2块石鼎。这些旧物，最初都安置在圆明园观水法清帝宝座后边。
经调查，原来1924年溥仪被赶出故宫后，贝勒载涛曾管过圆明园之事，正是载涛在管园期间，将一批圆明园残留石件、雕刻等运回了自己的赐园———朗润园。
在北大支持下，圆明园遗址管理处用绞盘和撬杠，一点一点地将这重达3-5吨的石雕石屏，挪运回了园中，并将观水法宝座后边的石屏石鼎，重新安放回原处。“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园内文物回归，以前都是流出，但这次是流入”，圆明园遗址管理处文物科负责人秦静强调：“意义非同一般”。
在圆明园被焚147年后，经长期调查摸底，2007年6月8日，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正式向全社会征集圆明园流失文物。当时，不少北京单位、居民纷纷向管理处通报文物信息。位于西城区西交民巷的国务院某机关服务中心，一次就送回雕工精细的西洋式石洗一对、石狮一对、雕花石桌石墩等20多件文物。海淀一居民在翻盖自家旧房时，也主动将发现的圆明园石砖、须弥座等石质构件送回。据统计，截至今年10月，圆明园共陆续收回修复150件文物。
稍感遗憾的是，与国外大量流失的文物相比，国内目前发现的圆明园旧物，大多属北洋政府时期“石劫”过后残留下来的石雕、石梁、石础、石板等物，其它书画、瓷玉金银器等珍品罕见。而法国学者布立赛称，即使今天，在欧洲、美国街头，仍有人兜售圆明园珍贵文物。

寻宝折翼
远渡重洋第一站即遭挫折
圆明园珍宝绝大部分流散海外毋庸置疑，但具体状况如何，一直让众多国内研究人员纠结。
2009年10月18日，圆明园遇焚149周年之际，在国内某著名企业的赞助下，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圆明园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刘阳，决定到海外搜集圆明园流失文物资料。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管理处支持。
“出去调查圆明园文物，主要是为了完善圆明园文物资料，是为以后研究圆明园做准备”，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反复强调这一点。事实上，在国内近十年文物调查的基础上，圆明园管理处也确实迫切需要了解海外文物部分，以完备圆明园研究资料，以及为园内部分复建工程提供参照资料。
按出发前计划，调查人员将分三路进行海外调查，一路前往美国，一路前往英法德等欧洲诸国，一路前往日本。他们希望，一则完善圆明园现有文物数据库，二则能与国外一些博物馆共同举办圆明园文物展览。
“首站之所以选择美国，因为美国国家图书馆是全世界最大的，影像和文献资料都最齐全；此外美国为多元文化，便于沟通和交流，一些博物馆东方部负责人和职员本身就是中国人；另外美国历史上也从未直接参与圆明园抢劫，还考虑到英语翻译的可行性等”，今年10月初，刘阳承认，去年海外寻宝活动的路线设计，他们出发前曾进行过反复论证，而为筹划这次活动，他几乎花了五年时间查找欧洲、亚洲等国有关圆明园文物的相关资料。
“可以说，正式出发前，我们已经对海外圆明园文物有了大致了解，不是盲目行动”，刘阳介绍，2009年11月29日，这支由圆明园研究专家、管理处工作人员、媒体等八九人组成的寻宝小组，从首都机场正式起程前往美国。而接下来将近一个多月的寻访，却让这个研究小组感觉五味杂陈。
寻宝小组首先赶到美国国会国书馆调查，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套名为《圆明园大木作定例》的清朝文献。书中对圆明园修建过程中大的木工活用料，作了准确记载。如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五日，安佑宫神龛用，雕龙身长八尺至七尺，每条雕匠四十工，龙头六工。这意味着这条雕龙，共需46个大工方能建成。
在费城艺术博物馆，寻宝小组则发现了上百件玲珑剔透的中国藏品，其中包括有乾隆题字的娟秀鼻烟壶、瓶、印章等，两枚印章则均有刻文，一枚刻写着满汉文对照的 “太上皇帝之宝”，一枚刻写“十全老人之宝”。因这些物品均成对出现，没有散失，专家们估计这些乾隆御用之物，应该是从宫中成批流出。此后，在纽约洛克菲勒档案中心、波士顿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等处，寻宝小组寻找到了一批珍贵的圆明园旧照片。
“共五六十幅”，刘阳认为，这批珍贵的影像资料，至少可以让圆明园研究时间缩短二三十年，研究价值高于实际价值。但显然更多人并不这样理解。“就连我的母亲都问，去了一趟带回了些啥没有，也许人们认为只有抱一两个圆明园价值百万的瓶子或古董宝贝回来，才算是不虚此行。”刘阳承认，第一站美国之行回来后，海外寻宝计划即告搁浅。
圆明园学术委员会一相关专家透露，计划过早中断，一方面由于资金紧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海外寻宝动静太大，已 造 成 一 些 海外博物馆不 理解，甚至对寻宝小组戒备森严，“比如在研究人员到达之前，人家就已经准备好了律师函等法律文案，随时准备对抗”，“寻找时机还不成熟，很难再进行下去”。



汪荣祖，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历任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现为台湾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从火烧圆明园事件上，我们看到西方文化也有野蛮的一面，我们不能像义和团一样盲目排斥西方文化，但是吸取之余，还要注重自己文化的创新。
10月中旬，圆明园罹难150周年之际，著名历史学家汪荣祖将来访大陆，与《1860：圆明园大劫难》作者伯纳·布立赛在遗址共话圆明园兴衰。
生于上海、长于台湾的汪荣祖，现为台湾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主任。1981年夏，他游览了圆明园遗址，对这座帝国宫苑产生兴趣，开始不断搜集相关资料。20 年后，他用英文写成的《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全美研究图书馆权威期刊《选择》评选为2001年度“各学科最佳学术著作”之一。昨日，南都记者连线专访了汪荣祖。
过于责备清朝是不对的
南都：火烧圆明园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对鸦片战争，有人从“文化冲突”、“自由贸易”和“平等外交”的角度诠释，其潜台词似乎是过错主要出在中国，你怎么看？
汪荣祖：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过于责备清朝是不对的，这是过于从西方的视角来看问题。火烧圆明园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因为武力不如人，所以抵挡不住鸦片。鸦片贸易是不对的，西方也有人批判，就像现在贩毒一样，强迫清朝接受毒品，这在现代也是不被认同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订立《南京条约》，这是不平等条约，战胜一方规定税率等，使清朝丧失国家主权。此后还不到十年，西方因不满足现状，要增加条款，中国当然是拒绝，最后因处理不当造成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也是一个国力的比赛，打不过西方就受西方的欺负。
这是两种体制的冲突，西方如英国法国是民主国家，而中国还是旧式的帝国，这两个不同的体制互相冲突，胜负怎么决定，不是说哪个制度比较好，而是强的制度胜利，打败另外一个制度。事实就是如此，因为中国被打败了，所以必须要放弃帝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像德国、法国一样。
南都：你刚才提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进一步的要求，清政府处理不当。当时怎样处理才是适当的？
汪荣祖：处理不当也是因为当时的体制不同。譬如说，第二次修约，清政府在压力下已经答应了《天津条约》，但后来发生的问题是，怎样使条约能够完成的问题。西方人一定要亲自见到皇帝，由皇帝批准。但清朝没现代外交概念，怕洋人。
从一些细节可以看出双方不了解。中国后 来 在压力下也答应他们来北京呈递条约，但要求不能经过大沽炮台———从现代看，也是完全合理的，怎么能够让外国军队经过自己的炮台？！可英国人说清廷允许走的路以前是朝鲜等来朝贡走的路，非要从大沽炮台那走。
后来，大沽炮台开炮击沉了英船，清军这下士气大振，以为可以对付入侵者。结果引来英法远征军。你看，都是这些细微的事情，使事态一步步扩大。当然，我所谓的清朝处置不当，包括咸丰皇帝在是“和”是“战”上犹豫不决，有时候觉得不对会反悔，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守信用的表现。
南都：其实，以当时的国力，中国无论是战是和，结果是否都将是屈辱的？
汪荣祖：事后来看，据伯纳·布立赛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国军队并不是不堪一击，也打得很勇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指挥的问题。咸丰皇帝和高层犹豫不决，英法联军虽然强但到底是数量不多，而且补给也有问题，他们10月进的北京，冬天要来了。虽然大沽炮台的胜利有运气的成分，但如果搞个持久战、游击战，他们还是受不了的。只是当时没有这种战略的观点。僧格林沁十万部队，如果正面作战，外国的炮打到你，你打不到他，肯定吃亏。如果化整为零，避免正面冲突，拖住他，到了冬天他们没有补给就没有办法了。
日本多层级反应，中国只有一个反应
南都：火烧圆明园对清廷刺激很大，它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汪荣祖：对皇家冲击很大，但在清朝正式文献上几乎不提，只是“圆明园大火”一笔带过。可是你可以看到同治皇帝一直想重建圆明园，遭到很多人反对，也只恢复了一部分，后八国联军又烧掉了。
对一般知识分子也有冲击，清朝末期到民国，大家一直在纪念圆明园被毁。
在决策上的影响就是自强运动，它完全是英法联军后发起的。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的恭亲王深受刺激，他亲自发起了自强运动。
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也会有影响。民族主义蛮复杂的，它其实是从西方传来，中国原来没有国家概念，只是效忠朝廷。后来才有国家意识，加上近代一直受外国欺压，民族主义才强了起来。
民族主义有两种：防御性民族主义和攻击性民族主义。中国多半是防御性民族主义，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像二战时期日本、德国即是。当然，中国现在强大后，有人担心会变成攻击性的民族主义，但我觉得中国这方面和西方比起来比较保守，倾向和平。
南都：清朝、元朝对外扩张似乎也蛮厉害。
汪荣祖：元朝、清朝因为是边疆民族，而且他们的扩张像美国的西部扩张，不是海外扩张。你看清朝的实力那么大，它可以把越南朝鲜都并吞嘛，但它没有。
南都：从这个意义上讲，鸦片战争是不是逼迫和平主义国家进入战备竞赛中去？日本也是美国入侵的刺激下开始维新，但它发展后马上开始侵略。
汪荣祖：鸦片战争是外国打到门上来。日本也是一样，1853年，美国一个舰队进入东京湾，逼迫日本开放，日本受影响比较大，马上明治维新。东京湾的地形，使不仅主政者，老百姓都可以看到外国“黑船”，所有人都感到外国势力无法抵挡。但是鸦片战争离北京太远了，主政者都看不见，所以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到北京，这样才有自强运动。
日本没有像中国受到那样大的压力，虽然它也与美国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但西方国家的主要焦点在中国，日本利用这个空隙振兴起来，它利用明治维新，到了20世纪初也参加了列强的俱乐部。
南都：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过清日面对外国压力的反应不同，说明清政府还是振作的精神太少。
汪荣祖：历史研究是很复杂的问题。有一个美国学者赖肖尔，肯尼迪时代做过日本大使，他认为中国和日本反应不同，是因为制度关系。日本还是封建时代，虽然是幕府，但下面有200多个大名———封建领主，受到打击后，有很多层级的反应。其实封建领主大多数也失败了，但其中有4个藩成功了，靠沿海做生意振兴，帮助天皇明治维新，把幕府推翻了。所以日本的机会比较多。日本是没有经过革命的，而中国一直革命。
中国就一个反应，来自中央政府。一个冲击一个反应，所以如果这个反应失败，就失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道理。
焚园有毁灭证据意图
南都：额尔金将下令烧毁圆明园说成是一种正义的复仇？这种观点当时在英国也很有市场。
汪荣祖：这是个借口。他说西方俘虏有被虐待，有的还致死，因此火烧圆明园是一种报复。但你看英法联军登陆后，造成多少中国人的死亡？还将天津知府俘虏后杀掉。战争的残酷是双方的，当然中国当时监狱情况不好，可咸丰皇帝并没命令虐待战俘。额尔金发现咸丰皇帝很在乎圆明园，而且恭亲王还一再要求不要烧圆明园，为了使咸丰皇帝痛，就烧了圆明园。可是在我看来，这是所谓“胜利者的正义”。
南都：英法联军留下不少有关鸦片战争和火烧圆明园的记录，被史学家广泛采用。现在来看，相关言辞的可信度是否也要重估，因为入侵者可能为合理化自己的行动，用谎言来寻求开脱？
汪荣祖：这个是当然的。譬如，为什么西方人要火烧圆明园？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毁灭证据，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当时圆明园内好的宝物都被抢光，现在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博物馆也可以看到部分。而这种行为在当时的西方也是不对的，战争不是抢劫。圆明园中的东西烧掉了，就一笔勾销。而西方人将虐待俘虏大肆渲染就是一种很好的借口，他绝对不会公开说因为毁灭证据而烧掉圆明园。
南都：在特拉维斯· 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合著的《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一个帝国的堕落》中提到，在英国火烧圆明园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额尔金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这种行为为何获得这么大的拥戴？后来，是雨果等的抨击才使形势扭转过来，为什么又会发生这种转折？
汪荣祖：因为英法联军很成功，加起来只有1万多人的部队，就把北京占了，伤亡也很少。而且额尔金有报告到英国去，形容俘虏怎么被虐待。英国首相说，听到这个报告，感觉令人发指。这就像现在的媒体将情况进行了渲染，发挥了作用。但事后，雨果等高级知识分子进一步了解情况，当然发现这是不对的，完全没有道理。当时他们宣称西方文明，但火烧圆明园却把野蛮的一面表现出来。在中国看来，这就不是西方的文明，而是西方的野蛮。

追讨国宝需法律政治齐下
南都：国宝流失在外，如何追讨这个问题，你是如何看待的？
汪荣祖：因为时间过了这么久，当然会有困难，但应继续追讨。而且追讨也不仅是中国一国存在的问题，像埃及、希腊也都如此。
南都：鼠兔首在国外拍卖的时候，有中国人进行了诈拍，引发很大讨论。你怎么看？
汪荣祖：大家在玩嘛，这是一个游戏。有人对此批评，我认为无所谓了。本来这个东西就是被抢走的，诈一下也无所谓嘛。
南都：关于追讨国宝，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国宝回归的问题是否相对更容易解决？
汪荣祖：国力增加，肯定对文物回归比较好。现在从法律上追讨比较麻烦，因为时间太久了，需要法律与政治双管齐下。
维持废墟意义更大
南都：圆明园是否重建，100多年来也发生过很多争论，你觉得如何处置这片废墟比较恰当？
汪荣祖：我认为把它完全修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完全复原后也是一个假的东西，而且搞原来的圆明园也不适合现代，因为它原来是给皇室家族用的。而且修复的工艺恐怕远远不能和原来比，这样的修复反而不好。我去过珠海的圆明新园，感觉不成样子，做工非常粗糙。还是维持废墟的意义比较大，废墟对游客有种悲壮的感觉。
南都：今天重温火烧圆明园，中国人该汲取什么教训？
汪荣祖：最重要的是国家要强，你弱就要受欺负。
另外，从文化角度来看，我觉得整个华语世界，文化上现在还是跟着西方走。虽然西方有长处，但我们不能只是跟着他屁股后面走。从火烧圆明园事件上，我们看到西方文化也有野蛮的一面，我们不能像义和团一样盲目排斥西方文化，但是吸取西方文化之余，还要注重自己文化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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