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俄革命之辨 一

piaoinkoeln

近十多年来，有些学者在论及世界革命时，常把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相提并论，并列入同一“文化谱系”，继而又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也统统纳入这一“谱系”。笔者的历史知识与政治常识均很有限，尚无能力对此做出全面的分析，仅从个人的所知、所历与所悟，感觉上述“谱系”似有些不太靠谱，故想谈谈一己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记得在上中学时，就发现所学的《世界近代现代史》中，法国大革命占的篇幅最多，几乎与英国和美国两家的革命之和相当。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教材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苏俄政权对法国大革命是颇为看重的，就此而言十月革命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某些行为观念，似乎也未尝不可。二者的确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但又实在不能混为一谈。这倒不是指它们的阶级属性，而是指它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都很难划等号。当今一些学者对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持批评态度，是因为法国大革命使用了太多的暴力，乃是现代激进主义的滥觞，甚至将从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到1968年巴黎学生撤出街垒，二百年的法国现代史都一锅烩了。

　　在比较法俄革命的异同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革命”这一概念认真体味一番。按照传统的解释，“革命”乃是“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在这三个内容中，窃以为后二者是毫无疑义的，否则就很难称其为“革命”，但第一个内容却颇值得商榷。“革命”就非得使用暴力吗？即使不可避免地必须使用暴力，这个“暴力”是否应该有一个限度呢？再说了，“革命”的目的究竟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呢，还是要“夺取”一个政权？因为政权原本是一个“公器”，只有当它成为“私器”的时候，我们才有理由去推翻它，而“公器”是不能“夺取”过来据为己有。就像美国革命成功之后，无论是大陆军的总司令，还是大陆军的任何一个将领或“革命功臣”，都不曾将政权“夺取”到自己的囊中去，而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出宪法，然后根据宪法组成新的政权机构。总统是民选的，政府也是民选的--这才真正是“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暴力，就以近30多年的历史来说，不经过“暴力革命”而实现社会制度变革的并不鲜见，比如西班牙的政治改革，比如东欧的天鹅绒革命，还有面积仅46000平方公里的不丹，都为我们树立了不经过暴力与流血，社会制度即可实现质的飞跃的典范。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结果。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前，早在17世纪中叶，英国就已经实现了“光荣革命”，尽管我们可以批评它“不彻底”，但毕竟是在两次革命多次复辟的血的教训之后，领悟与总结出来的结果。同时，美国革命也在法国之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还一度支持过北美的独立。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对这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为什么就视而不见？即使必须采取暴力的手段，那暴力又是否应该有一个边界呢？

　　革命并非暴动，不排除使用暴力，但不一定非得经过暴力，更不能由此而导致恐怖。就给人类社会留下的血的教训而言，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确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法俄两国的革命，在推翻旧的政权之时，并未使用多少暴力呀！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而作为王权象征的最大监狱里，当时关押的只有7名囚犯，为解救这7名囚犯也不过死亡了近百人。倒是攻陷之后，革命群众竟然杀死了已经投降的7名俘虏--要塞司令德洛内和6名士兵，这恐怕就有违正义和公理了。1917年11月7日，俄国工农兵攻打冬宫，则基本上没费一枪一弹，所谓的“阿芙尔乐巡洋舰一声炮响”，也只不过是放了一声空炮。说起来，法俄革命在夺取政权时，所流的血，远远不及英美革命。可问题出在夺取了政权之后，法俄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却远远超过了英美，“革命”简直演变成了恐怖与屠杀！在路易十六的王位被推翻后的短短十年间，尤其是1793年，法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称作“黑寡妇”的“断头台”已成为新的专制与暴政的象征，它远比巴士底狱恐怖。在断头台上身首异处的，不仅有已经退位的国王与王后，还有革命三大巨头中的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另一巨头马拉则被杀死于自家的浴缸里）。仅1793--1794年间，就有一万七千人被送上了断头台。苏俄的灾难就更可怕了，其恐怖程度又远远超过了法国。1917年12月，即十月革命后的第二个月，苏维埃政府就宣布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从此便开始了苏俄的恐怖时代。1918年9月5日，政府颁布了《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又使滥捕滥杀的恐怖活动合法化。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处决了5万多人。暴力与流血，恐怖与屠杀，这就是法俄革命的相似与相同之处，尽管在程度上有所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