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俄革命之辨 二

piaoinkoeln

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将这两个革命混为一谈，并将它们列入同一文化谱系。据说奥地利皇太后就曾经指出，法兰西是一个“动辄群情激昂的国家”，因此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自发性。1789年的7月14日，是由于三级会议上的冲突，导致了巴黎民众与军队的冲突。在宫廷决定以武力来威吓国民会议，并控制凡尔赛和巴黎的局势时，法国民众能不被激怒么？这似乎与法国人的激情与浪漫并无太大的关系，在枪口的恫吓之下，谁愿意束手就擒任人宰割呢？于是，巴黎市民拿起武器冲向了王权象征的巴士底狱。其实，这个所谓的“大革命”，它的爆发似乎更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群体性事件”。十月革命就不同了，它完全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是在设于斯莫尔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命令下进行的。革命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夺取政权！1789年7月14日攻陷巴士底狱之后，8月27日制宪会议即通过了《人权宣言》，用法律的形式把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所阐述的思想固定下来。它不仅在美国《独立宣言》“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前提下，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第一次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些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普世价值”么？法国大革命尽管有那么多的暴力和血腥，但它为人类社会留下的这笔精神遗产却是功高盖世的--正是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才促使法国在经历百年的动荡，五个“共和国”之后，终于实现了真正的民主与宪政，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兰西共和国。遗憾的是，俄国革命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可取的东西。沙皇早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就退位了，十月革命推翻的并非沙皇的专制，而是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不过是二次夺权而已。尤其是在1918年1月5日的立宪会议上，布尔什维克，这个所谓的多数党（在俄语中“布尔什维克”和“多数”两个词的词根相同），竟在选举中惨败，705个席位仅获得175个，只占24.7%，而社会革命党却获得410个席位，占了40%，剩余的席位则为其他党派分得。在布尔什维克明显处于劣势，无法再执掌大权的情况下，多次声言“实现民主立宪制，即民主共和国”的列宁，竟然调动赤卫队以武力镇压的方式，驱散了立宪会议，再一次地实现“武装夺权”。近年来，俄罗斯的历史教材已将“十月革命”修订为“十月政变”，看来不是没有道理。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二月革命已经与沙皇政府达成了妥协，避免了更多的暴力和流血，然而，1918年7月16日夜间，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老小，在卡捷琳娜堡被苏维埃政权全部杀害。之后，恐怖便笼罩着整个苏俄大地，屠杀已成为“巩固政权”的常态，甚至连老人孩子（包括吃奶的婴儿）也不放过。根据很不完全的统计，截至斯大林死前，以“反革命罪”逮捕的人数高达六百万，判刑的多达四百多万。参与过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根据他翻阅过的秘密档案统计，苏维埃政权期间，被处决以及死于监狱和劳改营的人数，达2000--2500万。除了所谓的“专政”，十月革命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陈独秀就指出，根本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只是领袖的独裁。实际上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其“无产”性质便自行消亡，这时若宣扬什么“专政”，那也只是假无产阶级之名的领袖独裁或少数人专政。十月革命不仅没有“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其独裁专制的程度较之沙皇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重要的是它根本没有为人类留下什么可取的精神财富。同时，它还以大国沙文主义向其周边邻国“输出革命”，尤其是对于沙俄时代就垂涎欲得的亚洲第一大国中国。从20年代到50年代，苏俄一直企图控制、干涉和影响中国的革命进程和社会发展。他们丝毫不在意什么“新文化”，对民主与科学更是竭力排斥；在意的仅仅是夺权政权，以便建立一个完全能被他们操纵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