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俄革命之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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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将法国大革命与十月革命相提并论委实不当；而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同上述两国的革命同列入一个文化谱系，就越发荒谬了。新文化运动确实是在“西风东渐”的前提下发生的，针对的是腐朽的旧文化和“吃人”的旧礼教。新文化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实乃中国社会最为迫切之需要。没有“民主”，国人如何争取个人的自由；没有“科学”，国人何时才能摆脱千年的愚昧？即使说新文化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有关，那它也是继承了法国大革命所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即“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法治和人权”等价值观念。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而绝非什么政治革命，更未提出过暴力革命的主张。其中虽出现过一些过激的口号，那却是在所难免的。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固然有它的偏颇之处，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更不能将所有的革命暴力都归罪于它。当今某些学者以此来批评甚至否定新文化运动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三位巨匠都很难归于激进主义。胡适先生自不必说，毕其一生都在追求与实施温和渐进的改革。鲁迅先生的激烈仅限于对旧思想、旧文化和旧礼教的彻底批判，而对社会革命却从未持乐观态度，他曾将人类社会的进步比作“煤的生成”，此喻足见先生的理智与清醒。至于陈独秀先生，其早期思想的确有些激进，但自从他拒绝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就彻底与激进主义决裂，恢复了他从“监狱”到“研究室”的学者身份，并深入地反思和批判苏俄的十月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截然不同了，虽也冠以“文化”，实则是政治革命。如果说它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话，那它继承的恰恰是暴力、非理性和集体无意识。实际上，它更多地继承的还是苏俄革命的极权主义和反人道意识形态，在“继续革命”和“不断革命”的口号下，在一切领域对所有被认为是异己的存在实行“全面专政”。文化大革命究竟有多少非正常的死亡，目前尚不得而知，但仅从一些业已披露的资料来看，仅1966年“文革”初期和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被诬为阶级敌人而惨遭屠杀的民众就不在少数。其酷刑和虐杀的手段，更是远远超过了法国的“断头台”--其实，法国大革命即使在杀人无数的情形下，尚能提出“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可“文革”时期某些丧心病狂的造反头头，则以施加酷刑和滥杀无辜为乐，以此来发泄私愤、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1968年法国的学生运动，与其说是源自法国大革命，毋宁说是盲目地接受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言，革命有时是无法避免使用暴力的，尤其对于那些专制独裁的暴政。但我们又必须尽量避免使用暴力，有那么多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在，现代人难道不该引以为鉴，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吗？1976年的西班牙可以说为当今世界树立了一个不流血而实现社会转型的榜样，无论是国王胡安﹒卡洛斯和首相苏亚雷兹，还是社会党领袖冈萨雷斯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对历史的发展与世界的格局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们不贪权、不恋权、不争权，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着眼，通过谈判和妥协达成共识，又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实施“政治改革法”，并于1977年举行大选，组织起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经历了残酷的内战和佛朗哥几近四十年独裁统治的西班牙，终于在我们中国决心改革开放的前一年，顺利实现了政治的改革和社会的转型。那时，卡洛斯的国王加冕不过才一年半，苏亚雷兹任首相还不到一年，西班牙就完成了如此天翻地覆的政治改革，这在我们某些人看来，是不是太“激进”了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