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枪》流露天津味 导演与原作者揭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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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11日11:55  天津网-城市快报
《借枪》海报
《借枪》剧照
颜炳燕饰演的周书真是一名唱大鼓的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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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天津等各大卫视热播的又一部谍战大戏《借枪》成为市民热议的话题，与剧中的精彩桥段相得益彰的是《借枪》中出现的大量天津元素。尽管电视剧全程在上海拍摄，但无论从商业老字号到地理坐标再到饮食文化、风土人情，甚至民间娱乐，《借枪》处处体现着正宗的天津味儿，因为，《借枪》的原著作者龙一在天津生活了40多年。

　　龙一介绍，《借枪》的故事与《潜伏》中讲述的军统局天津站不一样，《借枪》找不到历史原型，故事和人物均为虚构，他只是将发生地放在了天津；拍摄时，导演姜伟尊重了龙一的创作，这才将天津味儿保留了下来。

　　目前，电视剧《借枪》收视攀高，剧中的天津味儿也愈发浓烈，本报记者对话导演姜伟和原著作者龙一，揭开了《借枪》中天津味儿的制作过程。 (记者 孙帅)

　　天津味儿 1

　　津籍原著作者、演员、主题曲词作者

　　姜伟导演的前作《潜伏》并没有过多地体现出天津特色，但在《借枪》中，除原著作者龙一外，著名津籍快板表演艺术家张志宽的儿子、在《神探狄仁杰》中扮演李元芳的演员张子健和演员李乃文都是地道的天津人。

　　导演姜伟说：“张子健很早就看过《潜伏》，读过龙一的原著，李乃文也是一样，因为原著中涉及大量的天津地名和天津风味，我想他们对人物的塑造应该更得心应手，我们一沟通他们就同意了。”

　　津籍主创方面，除了主演张子健和李乃文，还有一名幕后工作者。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观众可能会对《借枪》的片尾曲《不朽》产生共鸣，《不朽》正是借用了影响过整整一代人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主题音乐。为该曲填词的就是出生于天津的音乐人韩葆，导演姜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与这名为刘欢、汪峰和韩红等大牌歌手作词的音乐人在制作《潜伏》片尾曲《深海》时就已合作。“上次她做了《深海》，很成功，于是我又找了她。”

　　此外，剧中对白还提及很多津籍爱国人士，如爱国报人刘髯公、曾任天津耀华中学的校长赵天麟等。

　　天津味儿 2

　　天津人的幽默、豁达、逗闷子

　　张嘉译饰演的熊阔海是整部戏的灵魂人物，在制造紧张的同时，他同《潜伏》中的姚晨一样也制造着幽默。导演姜伟说：“虽然他是地下工作者，但作者一开始就没有把他处理成大人物，因为小人物最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这样的设置合情合理。”

　　原著作者龙一告诉记者：“我之前研究过中国革命史，当时的地下工作者并不是像余则成一样，大部分都是小人物，他们一边要维持生计，一边还要解决活动经费，应该说，熊阔海真实地体现了当时地下工作者的生活状态。”

　　剧中，熊阔海一出场就跟女儿逗闷子，“人家是英雄的雄，你是狗熊的熊。”女儿这样评价爸爸。熊阔海跟媳妇瞒天过海，一块钱学费能来回矫情半天，吃个饭嘴也不闲着，颜炳燕出演的妻子评价熊阔海“嘴皮子好使，是个半吊子。”甚至有观众称，从熊阔海的身上看到了“杨光”的影子——“贫”和“逗”。

　　那么，作者对熊阔海的性格塑造是否是在刻意体现天津人的乐观与幽默？龙一说：“倒是没有刻意这样做，我在天津生活了40多年，对于天津人的幽默和豁达太熟悉了，所以人物身上可能沾染了一些天津人的秉性。”

　　无独有偶，无论是张子健饰演的巡警安德森，还是李乃文演的洋行经理杨小菊，都是逗闷子、耍贫的高手，人物之间的对白让《借枪》充满了津味儿喜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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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声、天津快板、京韵大鼓

　　《借枪》第一集中，熊阔海几句《报菜名》的贯口已交代了他除了洋行职员外的另一个身份——相声艺人。剧中，熊阔海与张子健饰演的安德森是从小一起“捧哏逗哏”的师兄弟，这从颜炳燕饰演的周书真的抱怨中就能看出，“你俩一使一量，糊弄我还不容易？”使和量就是相声术语“逗哏”和“捧哏”。

　　剧中，观众能听到熊阔海和安德森来上一段《报菜名》和《大保镖》。身为著名快板表演艺术家张志宽的儿子，张子健还在剧中来了一段天津“快板”和“数来宝”。而颜炳燕饰演的周书真则是一名唱京韵大鼓的艺人，她为了生计重操旧业，重登舞台的第一个剧目就是《大西厢》。

　　除了三人表现出的曲艺元素，观众还能在茶馆儿中过过瘾。熊阔海与线人接头时，大都是在这里进行，其背景音不是相声就是咿咿呀呀的鼓词儿。想必观众印象最深的就是熊阔海在茶馆儿与季德平策划刺杀加藤的那场戏，二人出场时，站在台上的就是一个老艺人在说单口相声《隋唐演义》。

　　导演姜伟说，《借枪》全程在上海拍摄，为了体现这些津味儿文化，剧组专门找来了相声艺人。而颜炳燕饰演的周书真更是引人猜想，剧中有句台词称：“在天津，除了小彩舞就是您了”，众所周知，“小彩舞”就是天津著名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不过，姜伟介绍，周书真这个人物在原著中是没有的，加进来完全是为了丰富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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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楼、 老九章、煎饼果子

　　《借枪》中充斥着大量的天津“老字号”，熊阔海跟女儿耍贫嘴时提到：“等爸爸有钱了，带你去‘聚合楼’吃大餐。”后来熊阔海又提到“老九章的料子”，以及陆续出现的“登瀛楼”等都是当年乃至如今耳熟能详的“老字号”。

　　此外，在饮食方面，天津的煎饼果子、炸糕、饽饽、包子等名小吃也都先后出现在 《借枪》的饭桌上，熊阔海一家吃饭时，他对妻子说：“今儿这煎饼果子个儿大，孩子肯定吃不了。”张嘉译给天津的煎饼果子做了一个大大的植入广告。

　　对于这些细节，导演姜伟笑称：“龙一在转让著作权的时候就规定，不能改，而且我觉得天津的人文、风俗、饮食确实很吸引人。”而原著作者龙一也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表达了自己宣传天津的决心，“拍我的作品可以，但你不能改变故事的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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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和洋行、国民饭店、解放北园

　　除了老字号，《借枪》中的镜头和对白中还出现了海光寺兵营、劝业场、小白楼、金汤桥、维多利亚花园、耀华中学、天津西客站等大量的天津地标性建筑。

　　在播出的剧集中，涉及地理坐标最多的当数以下三处：龙一告诉记者，在第一集中出现的怡兴洋行，实际上他借鉴的就是开设于1861年的英国怡和洋行，这是当时全中国最大的洋行，也就是现在位于和平区解放北路157号的大楼，为本市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第二个出现的地理坐标是剧中被提到的“天津市市长进行就任演说”的国荣公馆。龙一说，国荣公馆的原型就是现在坐落于和平路与赤峰道交口的国民饭店。剧中，李乃文饰演的杨小菊出场后，现位于和平区解放北路的金城银行就成为被提及最多的建筑，因为杨小菊是金城银行的经理。

　　此外，剧中采用原名呈现的地理坐标还有原英租界的维多利亚花园，也就是现在正处于改造中的解放北园。

　　鉴于《借枪》中出现了大量历史建筑和地理坐标，目前，天津卫视也正在陆续推出系列栏目进行解读。这些元素对推广和宣传天津的城市形象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

　　《借枪》故事梗概及人物关系

　　《借枪》讲述了抗战时期，天津中共特科行动组组长除掉日本宪兵司令加藤的行动失败，中共地下党员熊阔海在进退维谷的情境之下刺杀顽敌的故事。《借枪》由《潜伏》原班人马打造、内地优秀的一线实力派明星演员主演，其中，张嘉译饰熊阔海，颜炳燕饰熊阔海的妻子周书真。两位天津籍演员张子健和李乃文则分别饰熊阔海的师弟、巡警安德森和银行经理、国民党情报员杨小菊。

　　刘髯公，杨村人、《新天津报》创始人。天津沦陷后，爱国报人刘髯公不愿做亡国奴，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最终被日寇折磨致死。

　　赵天麟，天津市人、著名爱国教育家。1934年出任天津耀华中学校长。1938年，赵天麟步行去学校途中被日本宪兵队暗杀。

　　老九章绸缎庄，清末章姓排行第九的沪商在天津开办，该店以经营绸缎、呢绒享有盛名。现位于和平路北段人民剧场对面，为和平区文物保护单位。

　　聚合楼、登瀛楼，位于老南市地区，同为天津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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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地下党组织及城市斗争概述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贯彻党的有关沦陷区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隐蔽精干地坚持开展市内工作，保存发展党及其领导的进步力量，千方百计为抗日根据地提供支援，同日伪当局进行了机智顽强的斗争，为抗日战争赢得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抗日战争时期的天津地下党组织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党组织一直在天津坚持斗争。从沦陷初期的中共天津市委，到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及其领导的天津城市工作委员会，再到抗日战争后期各抗日根据地在天津建立的党的基层组织，党组织始终战斗在天津这座敌人统治十分严密的大城市中。
　　中共天津市委是天津沦陷前后市内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属中共河北省委领导。1937年7月30日天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天津党组织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形势，白区党代表会议决定，将原中共河北省委分设为河北省委和平汉线省委。中共河北省委(俗称敌后河北省委)设在天津，由李运昌任书记，马辉之任组织部长，李大章任宣传部长，林铁任军事部长，主要任务是领导平津及北宁铁路沿线党的工作，开展沦陷区的抗日武装斗争。9月，根据党的发动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中共北方局指示，李运昌赴冀东组织抗日游击战争，马辉之接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负责领导中共北平市委、天津市委、冀东特委以及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工作，姚依林任省委宣传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委领导成员还有组织部长李启华、宣传部长胡锡奎(不久调离)。天津市委机关设在英租界(今和平区西安道福顺里12号)。沦陷初期，市内大部分党员根据党的指示先后撤往农村或大后方，只有少数党员留在市内坚持地下工作。市委直属的党的基层组织，只有“民先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天津地方队部党支部、公大六厂和北洋纱厂联合党支部、王兰庄党支部、小站党支部和西北乡党支部。1938年初，河北省委秘书长兼军事部长林铁调往平西抗日根据地，后由姚依林接任省委秘书长，仍兼任天津市委书记。1938年4月，李启华奉命带领部分党员到津南游击区工作。7月，按照党中央指示，马辉之着手组建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9月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及天津城市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姚依林奉命调往冀东抗日根据地，天津市委至此结束。
　　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天津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天津城委)，是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相持阶段时党在天津设置的重要领导机关，负责领导北平、天津、唐山三个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北宁铁路线党组织。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是由葛琛任书记，赵耕田任委员，机关设在天津法租界耕石刻字社内，最初由中共长江局领导，1939年1月，划归北方分局(即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由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马辉之代管1941年初，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　　1939年上半年，赵耕田、葛琛先后调往冀东和平西根据地，赵普宣接任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书记，顾磊为委员，机关先是设在英租界41号路，后迁至法租界老西开教堂后信昌里10号。1941年8月，赵普宣被捕，后设法逃脱敌特抓捕，并通知顾磊等人转移。顾磊从天津转移到北平，继续同北平铁路党组织保持联系。不久，潜回天津，隐蔽在法租界，继续坚持开展工作。
　　天津城委，从1938年9月成立到1942年2月，一直由顾磊担任书记。顾磊原任河北省委组织部干部，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成立后转任点线委员会干事、委员兼天津城委书记，并兼管铁路沿线党的工作。天津城委未设委员，由杨思宗协助顾磊管理党的关系。天津城委机关即顾磊的住处(天津黄家花园福顺里50号，1941年秋迁至法租界教堂前)。1942年2月，顾磊奉中共北方分局指示赴晋察冀根据地汇报工作。根据分局决定，将所管天津和铁路线党组织的关系全部交给分局城委负责人刘慎之，并留在根据地工作。至此，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的领导工作全部停止。
　　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及天津城委停止工作后，晋察冀中央分局决定城市中不再建立党的领导机构，城市内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由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后改为城市工作部)直接领导。此后，天津市内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分别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及所属冀中、冀东、北岳等根据地党的城市工作部门领导下，互不发生横的联系，独立坚持斗争。这一时期，天津市内党的基层组织有：中共北方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城市工作部)领导的青年抗日先锋队(“青抗先”)党支部、天津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抗联”)党总支、小站党支部；中共渤海区党委领导下的天津工作委员会。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冀中、冀东、渤海、太行、北岳等抗日根据地分别派遣干部到天津市内开展工作，恢复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天津市内约有党员百余人。
　　二、坚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1．实现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
　　天津沦陷初期，天津党组织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如何贯彻党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迅速安置和转移本市和大量经天津中转的党员及进步青年。自平津沦陷后，许多党员、“民先队”队员和进步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由于日本侵略势力尚未控制英法等国租界，加之天津海上交通没有中断，天津成为北平等地的党员、“民先队”队员和爱国学生转移的重要中转站。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天津党组织为迅速实现这一任务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天津市委在市内建立了多处联络站，并通过各方面关系租借了开滦煤矿堆栈、太古洋行及怡和洋行仓库等地，使来津的北平等地党员、“民先队”队员和进步青年迅速得到安置。随后，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同参与组织撤离工作的有关同志，为认真细致地做好转移的组织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和北平学委负责人蒋南翔、杨学诚、李昌、李哲人、王德、李华等一起商定转移疏散办法，并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杨秀峰和北平“民先队”负责人熊大正、李萍、郝诒纯、黄元镇及天津“民先队”负责人张淑贞(周彬)等具体实施。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天津市委从党费中拿出几百元加以资助，号召大家互相帮助，并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募捐。当时，通过利亚书局等处联络站(今和平路人民剧场旁)，党组织凭地下党开的证明为一批经济困难的党员、“民先队”队员和进步青年提供了资助。由于天津市委巧妙而周密的安排，经过两个多月紧张有序的工作，到10月份，平津等地的大部分党员和“民先队”队员、爱国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先后撤离天津，投身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各地的抗日救亡工作，为伟大的抗日战争注入了宝贵的力量。中共天津市委作为这次战略转移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恢复发展党组织及进步力量
　　隐蔽精干地保存党的组织、联系党员及进步群众，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天津坚持城市斗争的重要内容。 天津沦陷初期，天津市委着力进行了“民先队”天津地方队部党支部的重建工作。1937年8月初，在姚依林主持下，“民先队”天津地方队部重新建立，张淑贞任大队长，黄元镇任副大队长，天津地方队部下设学生、工人、市民、妇女四组。在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下，天津“民先队”主要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创办了队刊《灯塔》，先后在耀华、圣功、中西、省女中、法汉、志达、省一中等十几所学校和市民群众中，恢复和发展“民先队”队员，建立“民先队”小组，并联系许多分散队员。按照天津市委指示，“民先队”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为抗日根据地募集寒衣、药品、捐款，收集日军情报等任务。至到1939年夏，全市“民先队”队员已经发展到200余人。后来大部分相继加入党组织，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边晓、李锟、吴镇华、温宗歧、徐永馨等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0年夏随着“民先队”领导成员全部撤往抗日根据地，“民先队”结束了在市内的活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天津城委，领导着王兰庄党支部、小站党支部，公大六厂和北洋纱厂的地下党员及天津“民先队”队部的工作，此外还与一部分党员保持着单线联系。1941年春，天津城委书记顾磊直接在省一中学生中建立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发展党员，并建立了“青抗先”党支部。天津城委还恢复和发展“民先队”队员，对符合条件的积极慎重地吸收到党组织中来。
　　3．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党组织坚持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沦陷初期，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等为中共河北省委机关刊物《火线》撰写文章，阐述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他还参加了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机关刊物《时代周刊》的稿件撰写和编辑工作。天津市委还创办了《抗日小报》和党的刊物《风雨同舟》，李启华、李青、姜思毅、刘文桀等承担了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许多共产党员为这些报刊撰写过文章。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领导的秘密抗日组织“天津市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和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天津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天津抗联”)，多次在市内印发抗日传单，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1942年10月，“青救会”印发了题为《胜利在望，同胞们团结向前》和《给伪军组织同胞的一封信》等传单，在市内广为散发。1944年“五一”前夕，“天津抗联”以《迎接五月，准备反攻》为题印制了1600多份传单，并从中原公司楼顶向下抛撒。“天津抗联”还在国民饭店、日租界等地散发传单，令日伪当局惶恐不安。1944年“天津抗联”党总支成立后，根据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指示，“天津抗联”停止使用印发传单的宣传手段。通过编辑出版报刊、印发传单等方式开展的抗日宣传，鼓舞了天津各界群众，打击了日伪当局的气焰。
　　4、组织工人及各界群众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党组织在贯彻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城市工作方针的同时，秘密组织工人和各界群众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
　　党组织发起组织了各种工人抗日团体。1937年11月，在中共河北省委的组织领导下，宝成、北洋、裕大、恒源、华新等几大纱厂和电车、邮局、济安自来水公司的工人，成立了天津工人救国团。天津工人救国团在纺织厂、火柴厂、面粉厂、化学工厂、烟草厂、电信局、电车、码头等地都成立了分会，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天津电话局职工紧密团结在一起，为抵制日本侵略者强行接收电话局，进行了历时三年之久的“抗交”斗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天津电话局坐落在英租界内比尔道(现四川路)，同时也是电话三局(亦称南局)所在地。天津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强占了天津电话局租界外的几个分局，对英、意租界内的电话三、四局施加种种压力，多方企图强行接管，以实现其统治天津电讯业的目的。地下党员朱其文和以地下党员为核心的电话工人救国会发动广大职工奋起抵制日本侵略者，全局职工一致表示“绝不把电话局交给日本侵略者”，“抗交”斗争也得到电话局局长张子奇的支持。日本侵略者为破坏“抗交”斗争、强占天津电话局用尽了伎俩。先是授意天津伪政权派人带着“关防”大印到电话局企图强行接管，随后又派特务破坏电话线路，绑架、劫持坚持“抗交”斗争的电话局职工，企图借以瓦解“抗交”斗争。1938年3月16日，电话局职工召开大会，一致表示“抗交”到底，决不屈服。日本侵略者又再三向英租界当局施加压力，甚至扬言实行武力接收。7月3日，英法意三国租界当局宣布成立“特别委员会”，对电话三、四分局实行“暂时代管”，支持“抗交”斗争的张子奇局长被迫离职。在愈益严重的形势下，电话局职工的“抗交”斗争仍在暗中坚持。日伪当局又派人对坚持“抗交”斗争的电话局总工程师朱彭寿进行游说利诱，在遭严词拒绝后，于1939年9月将朱彭寿绑架入狱。朱彭寿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1940年9月，英法意租界当局最终向日伪当局妥协，把电话三、四分局管理权全部交出。电话局职工提出强烈抗议，一部分职工毅然辞职，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天津电话局职工在地下党组织发动领导下进行的“抗交”斗争不仅直接遏制了日伪当局统治天津电讯业的企图，而且在天津人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党组织还派党员和进步分子打入工厂、企业、学校、机关和伪军、伪警中，在工人和各界群众中秘密开展工作。像天津城委领导下的省一中党支部、由中共冀中区第十地委领导的天津抗联党总支曾派党员和进步分子到裕丰纱厂、制铁所、公大七厂、双喜纱厂、恒源纱厂、华北自动车株式会社、晖东制鞋厂、兴满胶皮厂、天津银行、天津铁路东站等企业开展地下工作。在党的发动组织和影响下，天津工人和各界群众烧毁敌人工厂、仓库，破坏敌人运输和军工、电力等生产，截获敌人军用物资，开展怠工、罢工斗争和其他形式的反抗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不少群众在斗争中流血牺牲，表现了威武不屈的崇高精神。
　　5、设法支援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市内地下党组织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为抗日根据地提供各类物资的任务，为支援抗日前线做出了宝贵贡献。
　　日军占领天津后，在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和统制的同时，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日本侵略者颁布了“经济封锁法”，建立专门从事经济战的机构，对军火弹药、粮食棉花、医疗用品、电讯器材及纸张油墨、机器零件等各类物资，一律实行封锁。为了帮助抗日根据地解决军用物资、生活用品匮乏的困难，天津地下党组织秘密组织工人、市民群众千方百计为根据地提供所需物资，与敌人展开了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
　　天津地下党组织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为根据地提供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冀中区党委第九地委天津工委派遣地下党员打人市内医药行业，在药材行业集中的大红桥一带，建立了四个进步群众小组，秘密组织中西大药房、中央大药房、上池馆大药房、共和大药房、环球药房、华美药房等许多药店的职工，不顾个人安危，采取分散购买等方式，秘密帮助根据地采购人员购集了大量药品及医疗器械。为了把药品等物资运出去，地下党组织将大红桥码头作为转运站，开辟了水路运输线和从独流下圈经水高庄、杨柳青进市的陆路交通线。此外，不少工人还以回乡捎带等方式，将违禁药品改装成滋补药品，为根据地送去盘尼西林、磺胺、汞粉、奎宁粉等药品。
　　天津地下党组织还设法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军工、电讯、机械等各类急需物资。为尽快给冀中根据地搞到这类物资，庆昌工厂地下党员杜亦平利用与五金店的业务联系，购置制造步枪枪栓的弹簧、锋钢、钻石钢等特种钢材等物资，还组织了七名政治可靠的工人，在厂内秘密挑选最好的炭精棒、石墨、二氧化锰、氯化亚铅、锌皮等制造干电池的原料，由冀中军区采购人员秘密运回根据地。天津友成电器商行技师魏国良，在党组织的帮助教育下，利用伪沧县公署技术员的合法身份和县公署的采购证明进出天津，多次为冀中军区采购电讯器材。冀东军区采购人员在天津德利兴工厂进步工人张俊杰的帮助下，秘密采购了车床、铣床、钻床等设备工具，以及火硝、硫磺等化工原料。塘沽新河材料厂工人多次向渤海区游击队提供成吨的铁管、钢丝盘条等五金器材。新港工人还分散地把仓库中的大量钢材，从海上运到渤海根据地。
　　为了给抗日根据地提供印刷设备和器材，天津全聚兴工厂的工人们在地下党员的带领下，先后为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提供了20台不同型号的印刷机和大批纸张、油墨等印刷材料。此外，河北大胡同的益顺兴文具厂也通过各种途径为根据地提供了油墨、纸张、文具等各种物资。
　　天津地下党组织还通过各种方式为抗日根据地输送各类建设人才。天津一些技术工人与工程技术人员，奔赴冀中、冀东、冀南等抗日根据地，帮助根据地发展生产，培养技术力量，特别是在突破军工生产的难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地下党组织开展的城市工作，保存和积蓄了党的力量，组织工人和各界群众同日伪当局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天津周围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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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借枪》拍摄地 特务机关如今成婚纱影楼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14日09:49  重庆晚报

国民饭店现址

金城银行现址

怡和洋行现址

　　点击观看《借枪》高清在线

　　本报读者天津探访《借枪》拍摄地

　　重庆晚报天津专电 由重庆晚报和天津卫视联合举办的“看《借枪》、游天津”活动日前在天津举行，重庆晚报征集的5名读者不仅品尝到了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听到了最地道的天津茶馆相声，了解了天津的历史，还对《借枪》剧中提到的多处地点进行了深度探访。原来，《借枪》中提到的不少地点如怡兴洋行、金城银行、国荣公馆、久太精盐公司等都真实存在，且每一个地点背后，都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第一站：

　　怡兴洋行(现怡和洋行)

　　剧情还原：熊阔海借以隐藏身份的地方，由于老板菲利普卷款出逃而在一夜之间倒闭了。失业的员工纷纷抢夺办公用品，熊阔海在这场“分家”的争夺战里，只抢到了一把鸡毛掸子。

　　真实的怡兴洋行：铺面不大，也确实有个跑路的老板。因为这位老板当时做投机倒把的生意，手里资金周转不灵，债主逼上门，只得逃跑。后来另一个外国人以极低的价格接手了铺面和这批物资，并改名为怡和洋行，后来生意做大，楼也越建越大。怡和洋行成为了法租界最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

　　第二站

　　金城银行

　　剧情还原：军统天津站特别行动队队长杨小菊伪装身份的地方，在这所银行里，熊阔海骗钱，裴艳玲借钱，组织天津媒体公布刺杀加藤的时间和地点……

　　真实的金城银行：金城银行在怡兴洋行的对面！重庆晚报读者王鸿森的观点最为有趣，“难怪熊阔海会和杨小菊有扯不清的关系，两人居然是邻居。”姜伟在剧中犯的常识性错误也很快被重庆晚报读者给扒了出来———金城银行的门口不可能出现石狮子！原来，金城银行是由当时中国的军阀、警察投资修建的。按照当年修建银行的惯例，只有英属银行才会在门口摆放石狮子。

　　第三站

　　国荣公馆(现国民饭店)

　　剧情还原：熊阔海的亲弟弟熊罗成暗杀加藤的地点。最终，熊罗成被加藤开枪击中，壮烈牺牲。

　　真实的国荣公馆：真实的国荣公馆并没有发生刺杀日本人的事件，《借枪》原著作者龙一透露，吉鸿昌曾在此地遭到过刺杀。但国荣公馆最有影响的一个事件，来自于末代皇帝溥仪。当年，溥仪回到天津就和文绣居住在离国荣公馆不远的地方，两人关系紧张，文绣要求离婚，溥仪拒绝并将她软禁。文绣以出门散步为名骗过溥仪并走到国荣公馆召开了宣布和溥仪离婚的新闻发布会。后来国荣公馆更名为国民饭店，现在是一家快捷酒店和皮革品牌在里面经营。

　　第四站

　　久太精盐公司

　　剧情还原：日本人在法租界的据点，熊阔海的下线飞龙，最后一个电话就是打给了久太精盐公司的中村，以自己生命为代价除掉了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真实的久太精盐公司：当年的确是日本驻天津的特务机关，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家婚纱影楼。而附近的天津中心公园，成为了天津最大的民间露天相亲场所，有很多剩男、剩女的父母来此地推销自己的儿女。

　　重庆晚报首席记者 巫天旭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