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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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的父亲罗传珍，字沛卿，号钝庵，早年游幕江西，迭掌进贤、万年、都昌、奉新等县，政声卓著。复工书画、精篆刻，著有《咬菜根斋诗文》、《诗话》、《联语》等多种。母亲周氏，名霞裳，亦具文采

生在这样一个书香家庭，3岁即开始发蒙，从小就接受了传统的中国文史知识教育。二岁时，罗母就开始教他识字、背诵短诗。罗父也常传授他古今诗文，每天亲自选录二、三则有趣且富教育意义的典故，晚上先记在小册子上，隔日早上叫罗家伦跪在榻凳上聆听，讲解后将小册子交给他复习，这样持续了好几年。

据其自述：“三岁时吾母置我于膝上，教以识字并背诵短诗。”5岁时，即“正式启蒙，就学家塾”，其所读课程不外乎传统的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罗家伦曾忆其读书情景，“晨起犹未早餐，必盘旋父榻之前，或跪榻几，或坐小凳上，以听父讲授历史中先民之故事……日恒二三则，如是者数年”，因而“受传珍公与周太夫人文学史实之熏陶渐深”。罗父对其读书督责甚严，罗母则“济之以宽”，不仅晚间于素油灯前为其温课，且“戒之以格言，感之以温泪”。

1906年，罗母不幸去世，给予幼年的罗家伦以“生命上最初亦即最惨痛之创痕”。此后，罗父独自充当了严父慈母的双重角色。罗家伦在文、史方面的功力、造诣，不仅得力于父亲的指导，母亲的识字教学和背诵短诗的启蒙也功不可没。对他而言，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远比私塾教育产生更深远、更直接的影响力，罗家伦认为他儿时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但是九岁那年母亲的去世，却教他初尝人间的巨恸。从此在三十六岁所写《孩子的哭声》和四十七岁所写的《孤儿泪》中，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孝思至情，可发现他的童年不只由父母那儿得到文学和史学的熏陶，还有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二者汇注成向往革命之情的思潮，发展为日后以民族为本位的教育主张。

罗家伦四岁入私塾，直到1914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就读为止。大凡一个人幼年所读之书，不仅能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对其日后的社会经历和成长道路都有较深刻的影响。少年时代十多年对传统文史经典的诵读，不仅使罗家伦初具古典文史基础，而且在无形中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成为他日后处理人生、社会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这些早年经验，对日后罗家伦认为“教育本来是要把以住人类宝贵的经验，提取优越的部分，镕铸过交给后代，指示他们去发扬光大”具有深远的影响。

1917年，北大文科招生委员会主事胡适在披阅考生作文时，被一篇文章深深吸引，一气读了两遍，大叫妙文，给了满分，随即优先破格录取（数学0分，后来罗家伦也破格录取了数学15分和0份的钱钟书和吴晗）。此文的作者便是当时复旦公学有名的才子罗家伦。他因国学基础深厚，竞诗美文，才思敏捷、被同学们誉为“孔夫子”

1917年夏，罗家伦二十一岁，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罗家伦应试录取，进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自1917年到1920年（21--24岁），罗家伦在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的风气中，接受良师益友的启发熏陶，不断地切磋琢磨学问；不停地活动、求发展；与同学办《新潮》，提倡文学革命；参加爱国游行，起草五四宣言。儿时所埋伏的革命种子，经中学时期的孕育，在此时已彰显为高昂的民族意识与革命的行动。罗家伦虽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但只要是有见解的教师传授课程，无论那个科别，即使是守旧派大师，他也会去听课。当时老复辟派的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诗，他把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罗家伦屡屡“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对于辜鸿铭仍是非常地欣赏，并未以片面之言而废人。胡适是罗家伦经常讨教甚而争辩的对象，所谈大半是文学革命之事

1918年，罗家伦和傅斯年、顾颉刚、康白情等人为提倡文学革命而办《新潮》月刊。他们主张要以近代人的言语（白话文），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情感；打开传统束缚，解放学术思想，反对违反人性的文学；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重新评估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反侵略、反封建，主张民主、民族的独立和自决。这种以民族为本位的思想，更进一步的表现就是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中国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传来美国威尔逊总统答应日本提出的“山东二十一条款”，由日本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5月4日那天，北京的十几个学校几千名学生在天安门集合，预备游行示威活动，罗家伦执笔五四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主张。在游行中，罗家伦被推选为三人代表之一，遍访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美法英意各国公使馆，因适逢星期天，各国公使都不在馆内，由馆员代为接见并转交书面意见，学生游行队伍沿路散发许 多传单。接下来，罗家伦以“毅”的笔名在5月26日刊行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这是“五四运动”这一名词的首见。罗家伦指出，此番学运有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民族自决的精神。参加五四运动的罗家伦，只不过是一名二十三岁的青年，却能具有如此新的观念和崇高理想，无论在文学革新或政治民主、民族本位方面，理念都相当坚定且明确！

1920年秋天，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实业家穆藕初赞助，罗家伦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毕业后又游历于德国、法国和英国多个大学。1926年回国后，执教于南京的东南大学，任史学教授。第二年，商务出版社出版了罗家伦的译著《思想自由史》。他在译者自序中说：“能为纯粹的知识的主张而殉道，是人类最光荣、最高尚不过的事；能自己为思想言论自由作自觉的牺牲，以唤起他人对于此事的觉醒，是对社会最有实利的贡献。”从中可窥罗家伦回国之初的抱负和理想：为纯粹知识的主张而殉道。

不久，北伐战争爆发了。罗家伦的革命浪漫主义又被激荡起来。他投笔从戎，随军北上。据说，还担任过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秘书。

北伐既定，天下一统。1928年8月，31岁的罗家伦以少将军人之身被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首位清华大学校长，发表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就职演说。任期两年内，他对清华大学的改制有很大的贡献。清华大学原是由部分中美庚子赔款所办起的学校，原隶属外交部。他们把钱存在美国，罗家伦透过外交部和教育部争回这笔赔款，成立清华基金。他很重视实验，并开始招收女生，淘汰次级教授。建立了一座地板是玻璃做成的大图书馆。

1932年，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至1941年去职，计达10年之久，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 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 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 学术气象"。"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 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固步 自封，怡然自满。本着这样的思想，罗家伦在中央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罗家伦曾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激励学校师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脱离英国，1947年罗家伦任中华民国第一任驻印大使。一次使馆晚宴，被邀的尼赫鲁（印度政府总理）和胞妹逾时很久才到，说是因国会开会刚散，罗家伦问讨论何时，他们说讨论到印度国旗问题，辩论了许久，倾向于沿用甘地对英不合作运动时代所用的旗子。它以绿、白和橘红三横条作底子，中间安放甘地土布运动的纺车。

　　尽管知道在那神话甘地时期，来批评他的得意之作是犯大忌的，可是对于自己认为正确见解的隐藏是对真理和朋友的不忠实。罗大使迟疑了一下说：“我是一个中国来的大使，如何可以评议你们有历史性的新国旗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您所代表的经验和智慧”在场的印度朋友异口同声。罗家伦说：“一个象印度这样疆域广而人口众多国家的国旗，最好要使散步在各区的人们，看到政府颁布的图案和说明，就能按照仿制，不致错误。甘地的纺车虽简单，但棍棒等件仍然很多，各处仿制，很难合乎比例，将来势必不能一致。国旗不易标准化，是不方便的，这是我所持的第一个理由；我知道甘地抵制英货的纺织土布运动，自有印度独立史上的意义，可是印度要建国，必须要现代化，断不能停滞在手纺脚勾的原始土车上，这土车时代任务过去了，就在当时，它也不过起到了有限的作用，何必把它延长的重建印度的影响，这是第二个理由。说到这里，听者频频点头称是了。致力研究印度文化、历史、政情的罗家伦，又说出了第三个理由：“何不主张将你们历史上和艺术上著名的阿青王轮，放在中间呢？啊青王轮虽有许多轮齿，可是都是按一定几何图案的比例，不但容易绘成，而且民间处处都有现代的印本。正位于国旗中间，实属最美丽，又深切地富于涵义，更易普及。这件有代表印度统一性的古迹，其历史性岂不比纺车更悠久吗？”在座的人都点头大笑起来称赞这是最有价值的意见。尼赫鲁先在沉思，继而也频频点头。

高等教育管理工作，应该说是罗家伦最有心得、最有建树的领域，也被认为是他“飞黄腾达”的“不拔之基”。但是，无论是罗家伦年仅三旬即出任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时期，还是他执掌中央大学近十年的光阴，“赫赫声名”的背后却是难抵毁誉参半的忧伤和壮志未酬的遗憾。抗日战争期间，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罗家伦的的确确是发挥他“学者化”的“政治人”与“政治化”的“文化人”的优势和特长，在中央大学校长的任上，他著书立说，撰写了《新民族观》、《新人生观》等著作，从中华民族起源的角度，构建其“新民族”的理论体系，以“文明史”替代“政治史”，强调政治的统一与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通过从体格、品格等多方面塑造“强者”的形象以影响青年，试图培养一代具“新人生观”的“新青年”，以应对民族生存的危机。无奈，这些努力虽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随着他的去职，也都一一销声匿迹。出使西北，在饱览河山壮美之余，目睹“建设的落后”，“政治的腐败”，“分裂的危机”，罗家伦也曾经忧心忡忡，言辞恳切地上书中央政府和蒋介石，发出”经营趁早”的呼吁。然而，所谓“开发西部”对于忙于内战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而言，无非是一个暂时安定边疆的权宜之策，不可能有长远的规划和实质性的措施。罗家伦富有远见的建设性意见也不过如泥牛人海，毫无声息。任命历史学出身的罗家伦出任印度大使可以说是“得人之举”。罗家伦对中印关系问题也一直比较关注，并曾经撰写过一系列文章加以讨论。在大使任上，他竭尽全力，为维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国际形象”而四处奔走，但却无法挽回“蒋家王朝”“大厦将倾”的政治宿命。降旗撤馆，黯然返台，他的所谓“外交”实践，一言以蔽之可以用“以受命危难开始，以彻底失败结束”来形容。罗家伦的政治生涯，一次次的起落，无一不是“高调开场”，尴尬收局。到了晚年，罗家伦终于回到了他一直不能释怀的老本行——历史学的天地，可惜，他所从事的并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被“偏安一隅”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再一次“御用”的“史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