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疑案与疑古之风（张岩）

ludwig14th

第340次天则双周论坛
主讲人：张岩
主持人：盛洪
评议人：江山 刘乐贤 张祥平 吴锐 虞祖尧

盛洪：张岩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曾经在若干年前到天则来就关于《山海经》和古代社会做过讲演。张岩先生是专门研究上古史的学者，但他其实是所谓的圈外人。他曾有书就《诗经》产生的历史和制度背景进行了解说，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山海经与古代社会》。后来我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对这本进行了评论，题目是《龙的诞生,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后来张岩先生又继续对上古史进行研究，又出版了《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同样非常精彩。虽然这本书一般人很难读下去，但其中有梳理上古制度演变过程的思路。今天请张岩先生讲的是《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一般现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可能都不太了解，我也知道不是很多。但是我知道，《尚书》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它是中国第一本史书，不仅记载了夏商周的历史，还描述了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使我们了解了中华文明和其它文明的本质区别，我们在探讨中华文明的特质时离不开《尚书》。其中精彩的章节（比如周公和成王的对话）都体现了中华文明形成中的基本原则。这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华文明甚至对现在的世界都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古文尚书》是怎么被打成伪书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十分了解。张岩先生出版这本《审核古文尚书案》就是想替《古文尚书》翻案。这事在中国文化史上非同小可，这涉及到我们定义的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基本原则到底是真是假的问题。下面就请张岩先生先做报告，后面我们再做讨论。

张岩：在秦代焚书坑儒的时候，《尚书》是重要的被禁对象。秦以后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秦博士伏生藏在家中传下来的《今文尚书》，它使用的是秦汉文字。还有一个稍微晚一些在孔子旧宅里发现的《古文尚书》，使用的是先秦文字。《古文尚书》在当时交给了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等于是还给孔家。《今文尚书》的不完整版本是33篇，《古文尚书》的篇数（包括《今文尚书》在内）一共58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尚书》（《今文尚书》）是五经之一。中央政权请伏生去讲授《尚书》，当时他岁数很大了，已经走不动。后派遣晁错向伏生请教。伏生传授原本只有《尚书大传》而没有成文的章句类教材。所以晁错奉诏"往读"以及伏生"使其女传言教错"者，实为草就一部"属读"章句的教材。"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是说晁错传本"师说"解读质量较差。因此，在《今文尚书》立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博士之后，晁错的传授就此被取代。

孔安国曾经两次献书。在《古文尚书》文献被挖出交还到其手中后，他将原本献上，被收藏在给皇家藏书的书库。这是第一次献书。他自己留了一个抄本。在此基础上对文献内容进行整理，并写出注解《古文尚书》的"孔氏传"。按照孔安国的叙述，汉武帝是准备在孔安国作传以后将《古文尚书》立为学官的。但他作传完成后第二次献书时，正好赶上巫蛊之祸，当时朝野大乱，汉武帝无暇顾及此事。

刘歆在晚些时候注意到《古文尚书》以及《左传》等"古文"经典的重要性，曾建议皇帝将这些书也立为博士。受到今文博士几乎没有道理的排斥，他们拒绝认可《古文尚书》。从汉武帝时候起的西汉许多朝代中，五经博士教出的学生里官至丞相的就有十来个，其他官员更是多不胜数。这些人成了官场中的重要势力。经学成为当时人牟取利禄的重要资源，这是今文博士排斥古文经的重要原因。

到王莽时期，刘歆地位提高了，《古文尚书》、《左传》等古文经才立为学官。但到东汉就很快被废掉。

东汉时又出现另一个《尚书》版本，由贾逵、马融、郑玄等人注解，也叫《古文尚书》。其文献数量和《今文尚书》一样，起的作用主要在小学（文字学）方面。这个版本之所以能存在，是由于它起到官学教材辅助性文本的作用。隋唐时期的陆德明作《经典释文》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他指出伏生《今文尚书》的文本质量很差。东汉贾逵、郑玄等人所注《古文尚书》的文献质量好于伏生本。

关于贾马郑注《古文尚书》的来源，《汉书》只提到它是由杜林保存到东汉，并传授给卫宏等人。所以这个版本也叫"杜林本"。纪昀在《四库提要》中有千余字案语专论此事。他将杜林本源头直接追溯到"刘向校正三家之时"。《汉书·艺文志》提到刘向以"中古文"（孔壁本）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伏生本），其间脱简、脱字以及文字互异约有八九百字。纪昀结论是："林（杜林）所传者乃古文字体，......是必刘向校正三家之时，随二十八篇传出。以字非隶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以授慎，故（许）慎称为孔氏本，而亦止二十八篇，非真见安国旧本也。"纪昀上述见解虽已很难被证实，但在目前史料条件下，确是历来学人有关论述中合理性最高的一个判断。

这样的话，《尚书》就有了三个版本。一是伏生的《今文尚书》，二是和此书篇数一样的贾马郑注《古文尚书》，还有一个是孔安国注《古文尚书》。孔注《古文尚书》由于长时间没有立为学官，在民间流传比较少。一直到东汉结束，今文博士把持国家教育部门的情况一直比较稳定。孔安国所注的《古文尚书》受到长期排斥。在三国时期的长年动乱中，今文经博士的势力逐渐削弱。在这个过程中，孔传《古文尚书》在一段时间内慢慢传播开去。其流传的源头，很可能直接出自孔门"世传"之学。《后汉书&S226;儒林传》："孔僖字仲和，......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在晋以后，孔传《古文尚书》逐渐替换了以前的两个版本。这主要是因为《古文尚书》的文本质量更好，而且注解质量也不差。另外，它还多出25篇。因此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选择孔注《古文尚书》作为注释的正本。

到了唐初，《古文尚书》已经完全取代了另外两个版本。唐太宗很重要的措施之一是整理《五经》，将其作为教材科举取士。他让颜师古去选定《尚书》文本，颜师古在陆德明的基础上选用《古文尚书》58篇的版本。之后，孔颖达对此进行了整理，主持编撰《五经正义》。李世民这样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难得的，他能把当时天下的顶级人才招致麾下。这不是每个朝代的每个统治者都能做到。唐贞观是一个开明的时代，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颜师古考证五经文本，到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的过程中，都有其他人进行指责和批评。唐太宗会把这些人组织到一起，听取不同的意见。

但是众多意见中，没有关于《古文尚书》真伪的争议。当时，参加探讨的人基本上代表了贞观时期这个领域的最高水平。后人要证伪《古文尚书》，第一个对手就是这些唐代的学者。唐初期的文献条件是大大好于清代的，唐初期的学者能看到汉石经、魏石经的拓本。贾、马、郑、王这四人的注本和伏生33篇《今文尚书》，这些能够充分认定《尚书》真伪的文献在唐初期都是存在的，但是在现在却基本上都没有了。对这一点，清代学者就太过偏颇。他们没有考虑到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等人的学术水平，以及唐代更好的文献条件。以那样的条件，考证《尚书》真伪是不难的。

西汉时期，在中央政府重金征集文献的情况下，有个叫张霸的伪造了一个"百两篇"的《尚书》文本。这个《尚书》文本拿到当时刘向的面前，和宫中所藏《古文尚书》一比，问题就很清楚了。它的篇幅很小，将《尚书》原来的版本拆开，再从《左传》等书中抄了一些内容。这些工作如果一个人做，也需要几年才能完成。造出来以后，它非常容易地被分辨出来。在文献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作出"真古文"、"伪古文"的分辨并不困难。阎若璩曾经在其书中一笔带过地批评撰写《五经正义》的唐初学者，说他们粗心大意把假的当成真的。这样的指责无法成立。

到了宋代，吴棫、朱熹开始怀疑《古文尚书》25篇的真伪。最初的理由是觉得《今文尚书》艰涩难读，但是《古文尚书》却文从字顺。我细翻之后发觉，在《今文尚书》里也有和《古文尚书》一样文从字顺的篇章，真正难读的只有商代和周代的十来篇。具体说，《今文尚书》33篇中有十几篇是难读的，有几篇是不太难读的，还有另外十几篇是和古文《尚书》一样好读的。所以这个理由不成立。但就是基于这个理由，从宋以后开始有人找那25篇是伪造的证据。

到了阎若璩，他集前人之大成，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工作，写成《尚书古文疏证》。这本书现在看来也是篇幅很大的，不算标点二十多万字。阎若璩在这本书中提出99条证据，认定《古文尚书》是假的。其中还有一些政治因素。阎若璩在写完《尚书古文疏证》以后，曾经想让康熙为其题字来褒奖他的学问。他派儿子去北京把他写给康熙的万寿诗还有这本书献上，但是事情没有办成。康熙的四皇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写信给阎若璩，信中让其来住处然后设法引荐给康熙。当时重病在身已经69岁的阎若璩得到这封信后启程连夜奔赴北京，到北京不久就病逝了。雍正派人为阎若璩主持葬礼，并亲自题写挽联。这个事情当时是很有名的，让很多文人羡慕。

到了乾隆朝，纪昀在《四库提要》中给《古文尚书》作了官方性质的定案。康熙和雍正都对阎若璩有非常高的评价。这是纪昀结论的政治背景。对于纪昀提到的四个地理方面的"铁证"，在我们现在严格地看是不能成立的。在阎若璩写这本书的同时，有一个叫毛奇龄的人，是一代才子，他与阎若璩争辩过，写有《古文尚书冤词》。据钱穆考据，现在《尚书古文疏证》中缺的条目多半是在毛奇龄的批评之下实在不能成立所以被删掉了。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他可能把证据不太强的条目移到了附录之中。附录中和这个专题研究无关的内容与真正关于《古文尚书》真伪研究的内容大概分别占56%和44%。

《四库提要》作为"钦定"之书，具有"官方话语"的权威性，所以影响极大。例如，崔述弟子陈履和为崔氏《古文尚书辨伪》作《跋》提到："伏思我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皆奉高宗纯皇帝钦定，刊布海内，《古文》二十五篇之伪，朝廷早有定论，非草茅下士一人一家之私言也。"《古文尚书》一案就此了断。相反方向的研究骤然减少，随声附和者则此起彼伏。再有人证伪也大致是按阎若璩的路数，不过是更加简洁精悍。到清末还有洪良品等人提出过相反意见，但是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

由于进入五四时期以后有疑古之风，不但《古文尚书》被确认是假的，《今文尚书》中一部分篇章也被认为是假的。早期的《尧典》、《禹贡》这些就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人所写。提出这种见解的依据并不充分。后来张荫麟写了一篇《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他把阎若璩之后关于《古文尚书》真伪争论的各种意见归纳重审了一遍。他把双方的举证拿过来比较分析，结论是《古文尚书》确是伪书。实际上他的这篇文章也有很大弱点，大家可以在我书里看到。

我对古代史感兴趣已经有一二十年了。这项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素材。一个是社会人类学或者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另一个是古文献。我的感觉是，《古文尚书》不太可能是伪书，因为作伪难度太高。后人想要搞清楚三代史中的文化、观念和制度是很困难的，《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以及其它早期文献（比如《周礼》）之间在观念和制度上的细节是息息相通的。它们有很多彼此呼应的内容，如果是几个骗子胡编，很难达到这样的"伪造"效果。

我分析了《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中大概1/3的常用字，发现二者之间用字频率高度一致。但是这种用字特点和同时期的其它文献（比如《诗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作伪的时候每写三个字就要考虑其中一个字在这25篇7600字中的含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先秦文献中，有时引用《古文尚书》中一篇的内容就多达十几条。要是真正伪造这个文献，必须把先秦文献中引用这个文章的片段都收集起来，然后编在一篇文章里。不仅在内容的连贯性上天衣无缝，其字频上还要与《今文尚书》一致，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我归纳了几条客观的标准来判断这本书能否被伪造。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古文尚书》是伪造的，不妨按照这些标准造一个试试。虽然我在事先告诉你这些标准，也不可能做到。但至少可以体验一下伪造的难度。另外，《古文尚书》的文采也是被刘勰盛赞过的。

我是首先说服了自己，《古文尚书》作伪的可能性太小、难度太大。阎若璩那本书是《尚书》"定案"主要依据，其内容基本上囊括此前指证《古文尚书》是伪书的全部主要证据，后人也没有提出有分量的新证据。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是由黄宗羲作序，又得到当时两代皇帝的盛赞。此外，还有黄宗羲为他作序，纪晓岚为其定案，钱大昕给他作传。阎若璩被公认是清代学术的直接奠基人，清代学术的路数跟他的《尚书古文疏证》基本一致。

五四早期回国不久的胡适曾和顾颉刚有一段时间的当面交流和通信，对顾颉刚影响很大。胡适一再提到"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他给顾颉刚推荐了一些清代人证伪古代文献的书，强调他们做得还不够、还得继续往前走。大概在1929~1933年之间，胡适的态度发生转变。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老子放在孔子之前，当时有些学者（梁启超、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人）说老子的书写于战国时期，不应在孔子之前。这可能是胡适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之一。

胡适写过一篇批评文章《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该文对《古史辨》中主要疑古方法持全面否定态度。他的原话是"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他还说："这种方法是很有危险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的，是一把两面锋利的剑。你的成见偏向东，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偏向东。你的成见偏向西，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向西。结果没有严格的批评，这个方法的使用不会有证据的价值。"他实际上指的是在当时通行的《古史辨》中传自清代的考据证伪的辨伪学的方法。

胡适从此退出疑古学派，没有在《古史辨》再发表过文章，也不参与这些研究了。到1946年，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对疑古之风提出更严厉的批评。在1961年，他又加了一个按语之后将这篇文章在台湾发了一次。可以将这篇文章看作胡适对考据学中史料真伪研究的最后的见解。

胡适强调："历史的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的有无，真伪，是非，与侦探访案，法官断狱，责任的严重相同，方法的谨严也应该相同。"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以往考据学的工作和法官断案的过程相比，缺乏严格的质证、认证过程。第二，他提出用证据法去审核考据学。

证据法是在实际操作中积累下来的一套逻辑清楚的甄别方法。在西方的法庭上不管是什么刑事案件，指控方都要提出证据。我们中国没有对指控证据进行严格的质证、认证传统，这些都是最近一些年学过来的。西方是在最近二三百年形成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无罪推定原则，是基于下述理念：刑事案件的调查审理是国家（政府）行为，被调查者是个人，二者之间强弱悬殊，所以有必要设立"正当程序"以避免权力的滥用，避免个人受到强大权力的无辜伤害（包括错判）。这套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方法是比较严谨的，你指控任何人有罪，就得提出罪证。这些罪证将来要作为确定犯罪事实的依据。在庭审过程中有质证、认证、采信、不采信以及证据排除等环节。整个过程相当严谨，也可以很快地严格地解决问题。

胡适的提议是要考据家树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一个是真实性，另一个是相关性。这都是证据审核的基本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动辄断定那些历史文献中的人或事是不存在的，胡适提出要想指控必须拿出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检验。胡适提出的这两条标准，可以将以往辨伪学举证和定案过程中的大部分证据都排除掉。

因此，胡适提的问题非常重要，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现在广义的证据学已经包括历史学和考据学了。任何人说某书是伪书都需要举证。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证据是否能构成支持其指证的依据，这和法庭上判定某人是否有罪是一样的。在对证据进行甄别以后，法官才能确定这个人是否有罪。这就意味着举证、论证、质证是有规则的。早期辨伪学大量采用默证法。默证在法庭上的逻辑是：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就是在现场的证据。因此可以定罪。但是现在看来，这是不严谨的。

我在动手撰写《审核古文〈尚书〉案》时有一个基本信念：既然阎若璩以来的疑古举证存在问题，就一定可以从学理意义上找出其中的问题加以解决。后来我是在这本书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才了解到胡适有这个建议。我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的研究，也借用了证据学方法。更严格地考察证据是否成立，是否存在相反证据。细细分析，阎若璩书中漏洞很多。

《疏证》的条目有的很漂亮，有的则不是太好。比如，其中有一条大意是"商郊和牧野是一个地方，伪造《武成》（《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一）的人将这两个地名分开来用，记录这件事情的史官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实际上《武成》中的商郊和牧野是一个地方，阎若璩为了突出书中的不是一个地方把"陈兵"改成"屯兵"了。屯兵是驻军，陈兵是列阵。列阵开来以后，一般会直接投入战斗。屯兵是驻扎的意思，所以是两回事情。要把六七万人的军队布好，半天都很难完成。在一个大战之前，列好阵以后拆掉再在另一个地方列阵。按照阎若璩的说法就是在大战之前两次列阵，这样的可能性很小。另外，《左传》里提到了一些重要的战争，比如宋楚泓之战、成濮之战、鄢陵之战、吴越之战。春秋时期还有周礼的残留，基本也是因循周礼中的打仗方式。这几次战争都记录了陈兵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打仗，没有说陈兵之后再次陈兵的。商郊和牧野在《古文尚书》中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地方来用的。阎若璩找的这条证据根本构不成证据。他把"陈兵"改成"屯兵"、把时间拉长、把概念改变，最后提出书中弄错了。这种情况在他的书中是很多的。

《古文尚书》证伪者主要方法之一，是在文献中寻找古文篇章引文、用文例证，将其用为作伪证据。具体思路是魏晋间某人遍查群书，广泛收集引文、用文的文献内容，在此基础上连贯字句、拼凑伪造"二十五篇"。这里的问题是，古文篇章引文、用文种种情况今文篇章同样存在。在今文篇章，人们知道这是原文和引文的关系，这一现象恰可证明原文的存在和影响；同样的现象对古文篇章也应具有相同的证明意义。相同的素材和思路不应得出相反结论。这一证伪途径存在明显逻辑错误，不能构成有效的证伪依据。《疏证》约有一半内容走此一路，深文周纳，强词夺理。

我在这本书中，从文献流传、古代地理学、史实、礼法、制度以及引文等方面，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进行了一次全面甄别，涉及到历代古文《尚书》研究中全部主要问题。我的结论是：阎若璩的研究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结论。不仅如此，阎氏书中还包含许多刻意捏造的伪证。当然，阎若璩也是绝顶聪明的。他的书中除了二三十条理由是前人提出的，剩余那六七十条都是他自己在文献检索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提出。他从字缝里抠到了这些证据，他的文字锻炼的功夫也很好。客观地说，很多人读了他的书之后都是十分佩服的。这些人包括黄宗羲、纪昀、钱大昕、惠栋、戴震、梁启超、胡适等等。

两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阎若璩〈疏证〉伪证考----清代考据学存在多大问题的一次检验》）放在了国学网首页。有一位研究《尚书》的专家（扬州大学的钱宗武教授），和我有过一次侧面较量。他在清华大学一个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论文由他和他的学生署名，批评了我的文章并具体指出了问题。我注意到他那篇文章的考据硬伤有多处。我又写了一篇回应文章，一一指出。我估计这篇文章主要是他学生写的，后来他没有再回应。那篇文章仅以他的学生的名字在一家刊物上发表，其中被我指出的问题也作了修改。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说："张岩叫板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时候，学界一直保持沉默。也许学界名宿对此不屑一顾，但是中青年学者的沉默更有可能是底气不足。" （丁进，刘莉：《重续经学学术传统----关于当代经学研究的思考》，《学术探索》2007年2期）

《古文尚书》问题很重要，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疑案。《尚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第一经典，是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的重要政治理论依据。盛洪说得也很对，它是中国的半部上古史。《古文尚书》真伪问题还关系到《尧典》《禹贡》这些《今文尚书》篇章的真伪。如果《古文尚书》不是伪书，搞清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不比排列一个夏商周三代的断代工程时间表要低。因此，在我的书出版以后，如果学术界"一直保持沉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感谢盛洪给我提供这个机会，我在这里继续"叫板"。我说阎若璩搞错了，谁要说我不对，我们就来一条一条地具体分析。当然，争论者有必要首先阅读我的文本。我的书现在书店可以买到。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国内外搞过古代文献学研究的当代学者总有上百人，不应该百分之百"底气不足"。

这里还有一个由《古文尚书》真伪引申出来的问题。我们能否走出疑古？胡适的提议中包含了走出疑古的一个具有良好可操作性的办法----立下规则，逐条审核。我们可以具体讨论规则的内容，比如相关性、真实性以及证据采信和排除的一些细则。这套规则应该比法庭上的质证、认证规则更加严格。这样说的理由是：就其价值而言，如果《尚书》、《周礼》等古籍不是"伪书"，这样的经典文献是后人了解三代历史极其珍贵的基本史料；对于中国文明早期阶段文明成就的了解和传承，这些经典文献具有无可估量的文化价值。有必要搞清楚，三五个后世帝王陵墓的价值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中国文明这些经典文献的证伪，毫不夸张地说，相当于对美国文明《独立宣言》的证伪。----这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得出结论必须极其慎重。就说这些吧。

盛洪：谢谢张岩。我大致看了一下关于字频的那部分，我想不出太多反驳的方法。他讲到了对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分析，发现二者字频很相似。但是它们和同时代的其它文献的字频却很不一样。这是他进入这个题目之前的准备，看到确实有一些依据然后进一步进行分析。时间太短了，他是带着书过来的。我补充一句，《尚书》其实离我们很近的。"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话就是《尚书》里的，这句话竟然有几千年了。还有一句："天听自我明听，天视自我明视"。我们民族很多的基本道德原则都是出自《尚书》。从这点说，这本书其实离我们很近。我刚才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尚书》，里面谈到有的人也是怀疑阎若璩的说法。所以我觉得，现在史学界对此还是有不同意见的。别的人可能只是怀疑，但是张岩先生在这里是有了更细致的研究。下面有请大家来评论。

江山：大家好，这本书我看了以后和张先生做了交流。我不是搞历史的，也不是搞考古，更不是研究考据的。我其实没有太多发言权，主要是凭借自己的感觉。我读古代文献，感觉有些东西无论是从逻辑还是史实上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没有像张先生那么大的雄心壮志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当我把他的整个稿子研读完之后还是很感动的，我觉得他还是扎扎实实做了一件学术的事情。这是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尚书》最早给我冲击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我也是无意之中对此产生了兴趣。我是学法律出身的，老师上课的时候说"剥夺政治权力"是西方人在文艺复兴以后发明的一种惩罚方式。我听了以后觉得这有点武断，根本没有考虑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是否会有类似的手段。我带着这个问题请教了我的一位国学老师。他也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给我开了一个书单。书单上有二三十本书，一般地方还找不着。我就到了重庆图书馆的古籍部。我在那里坐了十几天。那些古籍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还算找到了地方，把该要找的资料全都抄了下来回去学习。正好当时中华书局《十三经》出版了，我就买了一套。就为了这样一个小问题，我开始读这些古籍。后来就明白了有些问题原来是这么来的。

同时，我也读到了疑古派的很多东西，包括顾颉刚的《古史辨》我也有接触。当时有人提醒我，这些东西都是被否定过的。我也读了一些否定的意见，感觉太过头了，让人觉得几乎汉代以前没有什么真实的历史。有更极端的观点，认为前面历史包括孔子那些都不可信。我觉得张岩这个研究课题最大的意义是不仅仅只凭感觉说应该是怎样。他拿出了他的证据材料，说疑古派得出的结论是有问题的。这样就让我们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我在读完了以后也和张岩交流了一下。我跟他说在表达方式上可以更加醇厚一点。因为我们是搞学术的，从清代开始这个疑议也持续了200多年了。这么一个学术争论延续到今天，其中的肯定还是有一些复杂的问题的，而不仅仅是皇帝或者名人的影响。要想把这个案子翻过来，需要一个心平气和的学术态度。

你这本书出来以后，反响不是那么热烈。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不能反响太过热烈。不能像流行歌曲那样，一段时间之后影响就消失了。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作品是有几十年上百年的生命力的。虽然这本书是给专家看的，但是这本书对于一般的学者也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写一篇总括的文章，让一般的知识人也能了解你的大体的想法。如果他们还有兴趣，可以继续读这本书。如果他们要就此打住，也是可以的。这样就有普及的作用。

古文中的疑案已经有了两千年了，现在主要是有疑古派的观点和以张岩为代表的看法。这个冲突是由今文和古文引发的，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评论。这其中有一个学术立场问题。如果只是从一般学问的角度去理解，好像是一个载体问题。也就是到底是用古文还是今文做载体表达了孔子的思想。但实际情况可能不仅仅是如此。到了汉学的时候，我们看到今文经学以及古文经学都失去了原始的经文经学的意义了，它已经变成了孔子的新的思想体系的载体。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不能基于一个简单的学术理由去评论古文和今文的是非对错了。

可能疑古派的意图还不仅仅限于要把某个文字载体的真伪搞清楚，可能更加重大的意图是对整个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全盘否定。从这个角度看，张岩所做的工作可能就不够了。如果仅仅是对文字的清算，工作是相对容易的。如果涉及对文化的理解和把握，那就是比较艰难的工作了。如果从你现在的工作开始，能够引申出一条学术的路向。那就会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