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女作家丁玲为何在狱中与叛徒同居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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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女作家丁玲为何在狱中与叛徒同居生子？ 星岛

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她40年代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她也遭受过诸多不公正的待遇，而这一切皆源于1933年4月她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秘密逮捕、囚禁了三年多的时间。正是这段“可以说得清但又说不清”的历史，在此后的岁月里，让丁玲承受了一次“抢救”、两次“反党”、两次“下放”和一次“坐牢”共计三十余年的不公正对待。在1979年至1984年拨乱反正期间，全国大量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丁玲冤案的平反昭雪却姗姗来迟，其个中原委不外乎没有人能够证明那段历史。其实以家父张国栋的身份和当年经历，是完全可以证明丁玲的清白的，只是当时有关部门没有对家父进行询访查证。尽管他也非常关注丁玲的情况，但以其个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

家父张国栋，1905年生，1928年进入国民党中统局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1936年7月任特工总部（1932年由调查科秘密扩编而成）情报科副科长（负实际责任），此后在徐恩曾的“关照”下，一步步上升为中统局（由特工总部扩编而成）的第四、五号人物。在丁玲被囚禁的1933年至1936年间，父亲不仅参与其间，而且与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科长顾建中、队长季源溥、南京区长王思诚等人不论于公于私都始终有着较深的交情。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家父记忆力惊人，1975年特赦时，对于50多年前的100多个大学同学，包括姓名、籍贯、职务以及分配去向等，仍能清晰回忆并写出。那段时间，每天晚饭后家父常常将丁玲在那个年代的传奇故事以及自己对丁玲的仰慕及感慨，不厌其烦地向我娓娓道来。

丁玲被捕前后

丁玲，原名蒋冰之，1904年生，湖南临澧人。早年受“五四”新思潮影响，追求个性人生，为逃“娃娃亲”，17岁的丁玲与另一女伴奔赴上海，20岁时在北平结识了她生命中第一个最重要的男人——青年编辑胡也频，双双堕入爱河，后经潘汉年的指引，共同走上革命道路。丁玲于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许多令读者难以忘怀的著述，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母亲》等，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是说出了那个时代女青年迫切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心声，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也给家父留下深刻印象。

1931年调查科上海区部逮捕并杀害了丁玲的丈夫胡也频以及柔石等一批文化界的共产党人，一时间整个上海滩一片白色恐怖，众多文化界人士甚至连大名鼎鼎的鲁迅也遭到通缉。丁玲却于此时勇敢地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为党的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文革期间，有文章批判丁玲，说丁玲是投机革命，请问有在革命低潮时期冒着随时掉脑袋的危险去投机革命的吗？丁玲主编的《北斗》就像一面唤醒民众的旗帜，鲜艳夺目，让国民党当局恨得要死，因此逮捕丁玲早已排上中统特务的工作日程。

具体抓捕丁玲的线索从何而来？徐恩曾说是抓捕其他共产党文化人时顺带抓着的，这肯定不是事实，最大的可能就是特务多次秘密跟踪、尾随的结果，中统特务这一手很厉害，许多共产党人就是这样遭密捕的。1933年5月14日中午，特工总部上海区长马绍武（化名）带领特务一行数人乘坐4223号汽车直奔丁玲暂住地昆山花园路7号四楼。一进门发现房间里除了一位女士，还有一个人，马绍武异常兴奋，认为又抓到“大鱼”了，但马不认识他们，就厉声喝道：“他们是罪犯，将他们抓起来。”

几名特务立即上前将他们架住，经叛徒指认，一人是丁玲，另一人是中共上海市文委书记潘梓年。马绍武指令立即将他们押走，并留下几个特务留守再捕来客（这是中统特务惯用的招数），汽车在楼下不远处等着，丁玲和潘梓年一会儿就被特务们押走了。

再说留守的三个特务一直等到下午4点钟左右，终于等来了一个人。那人敲门，就在特务开门的一瞬间，特务伸手一拽，那人一个趔趄，被拽入屋内，特务们立即对其搜身，以查明身份。然而那人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出其不意，突然挥拳向其中一个特务打去，非常勇敢地与三个特务搏斗起来，但一个回合后便渐渐不支，眼看就要被特务打倒，只见那人拼死一跃，从四楼窗口飞身而出，不想中途被一利物划破肚皮，右前额着地，脑袋裂开，肠流满地，其状惨不忍睹。这位英雄即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应修人。

这时，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三个特务中化名为李菊村的叛徒，可能受应修人英勇壮烈之举的感染，也可能是连日来受到良心的谴责，在此混乱之际，突然挥拳击倒另一特务，飞身逃离现场，一会儿便跑得无影无踪了。

李菊村这一突然举动打乱了中统特务的部署，也改变了丁玲临时羁押的地点。

不得已的囚禁

对于李菊村的逃脱，中统特务始料未及。为了防止因抓捕丁玲而带来的麻烦，中统特务不得已连夜将丁玲押送南京，但麻烦还是不期而至。

李菊村离开特务视线以后，立即投书“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将中统特务抓捕丁玲及潘梓年的时间、地点及前后经过一一和盘托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进步团体，旨在反对国民党迫害，营救和帮助被逮捕的革命者。丁玲是著名女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军人物，具有广泛影响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立即行动，联合外国友人、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巴比塞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组织营救。上海租界当局由此得知中统特务在租界范围内抓捕丁玲的经过，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抗议国民党破坏“治外法权”，侵犯租界国的主权。这下事情闹大了，中统特务和国民党当局坚决不承认抓捕丁玲和潘梓年的事，最后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租界当局联合夹击下，仅承认在中国管辖的闸北区抓捕了潘梓年一人，对于抓捕丁玲就是死活不认账，所以中统特务对丁玲是不能杀（因其影响太大），不能关（指正式监狱，否则就是不打自招），也不能放，唯一的办法只有秘密囚禁了。在抗议和营救丁玲的过程中，奔走最力的要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和总干事杨杏佛，这下激怒了蒋介石，为了恫吓宋庆龄，由蒋发出密令，一个月后杨杏佛被军统特务暗杀。

丁玲被押解南京，先住在一家大饭店，由众多特务看押，与冯达同住，完全没有自由。后怕走漏消息，转至一小饭店，由两个特务日夜看管，也是没有一点自由的。又过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风声过去了，为便于看管和节省经费，中统特务将丁玲转至特工总部宿舍继续囚禁。那些年月，特工总部的中层人员经常聚在一起，因怕泄密，一般都是轮流做东，有一次家父去城南登隆巷某大宅院顾建中家（顾家就住在这座大宅院的最后一进）时，亲眼看见丁玲、冯达及看守住在前面一进，再前的几进还有其他中统特务及家属居住。那时特工总部有多处宿舍，丁玲还被辗转至明瓦廊、螺丝转弯等处关押，每到一处都有一个中统大特务主管看着，依然是没有一点自由的。直到迁往中山门外的苜蓿园以后，丁玲才有了一点自由，当然这点自由也是在其巧妙周旋之下才得到的。

造谣和诬蔑

三年多的囚禁，给丁玲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几乎与世隔绝，能够接触的不是看守就是叛徒、特务，还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劝降和“洗脑”。要么在夜晚将其带往阴森恐怖的黑暗房间，要么在深夜将其从热被窝里拖出押至刑场，无休无止的恐吓、哄骗甚至令人尴尬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小便，另外明知冯达已经自首、叛变，还要与其同居一室，以夫妻相处，这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对于这一切丁玲只能独自承受。更有甚者，特务们放出比杀人还要恶毒的谣言来中伤、诬蔑丁玲。特务曾数次将国民党特务编造的刊登在报纸和杂志上的所谓“社会新闻”放在丁玲房间，说丁玲已经放弃共产主义，背叛共产党，早已“自首”、“叛变”，还编造丁玲与大特务马绍武已经同居的消息，称马绍武被杀是丁玲的另一个相好与其争风吃醋的结果，诬蔑丁玲是如何的不堪，是如何的风流下贱等等，不一而足。其编造者就是以臭名昭著的叛党分子、大特务丁默村为首的一批“御用文人”，丁玲为此曾痛苦地自杀过，是冯达救了她，冯达有看守丁玲的责任，如果丁玲死了，他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徐恩曾曾说：“造谣最好的方式就是对人身进行直接地攻击，这样既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又能够达到快速传播的目的，就像在一张白纸上涂鸦，即使以后擦干净了，那张白纸也不是原来的那张白纸了。”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为什么在拨乱反正后的那么长一段时间里，丁玲都没有得到平反昭雪，是不是这个谣言在作祟呢？据了解，囚禁期间丁玲在叛徒当面指认的情况下，也仅承认自己是一名“左联”战士，从来就没有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从来就没有承认”，哪来的“自首”？没有自首，哪来日后的“叛徒”、“特务”一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丁玲真的自首了，叛变了，以三年多的时间和著名作家级的水平能写不出几篇小说和文章？如果真的写出来了，特务一定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告诉别人：“丁玲不是好好的吗？我们根本没抓她，她的大作已经出来了。”但事实上丁玲从没给中统特务这样一个机会，她一篇文章也没写，甚至连国民党主管文化的大员张道藩费尽心机，让丁玲修改一下剧本都没有成功。中统特务之所以没有杀丁玲，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不值，他们怕的不是社会舆论，不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营救，而是怕租界里外国人抗议“治外法权”受到侵犯，从而引起外交风波，对国民党当局不利。

一定要逃出去

丁玲的原则性非常强。囚禁之初，从不与看守、特务说话，看守、特务与她说话时，丁玲就像没听见，根本不予理会。有叛徒来说降时，丁玲更是横眉冷对，怒目而视，只要叛徒一张嘴，她就以“叛徒，特务，你不配与我说话，滚！还不快滚！”等话将叛徒轰走，叛徒一般脸皮都很厚，赖着不肯走，丁玲就以“这里怎么多了一条癞皮狗”，“怎么这么臭！哪来的癞皮狗放屁”等言语讽之。凡劝过降的叛徒、特务没有一个不说丁玲是最难缠的，其铮铮铁骨，日月可昭！

丁玲被囚禁于中统特务宿舍后，对看守、特务以及冯达的态度逐渐有了一些改变，对人也客气了，有时还主动与之说话，叙谈的都是一些生活方面的话题，如天气、吃饭之类。

有的特务坏得很，专挑敏感话题，如某某被抓来了、某某人自首了等等，丁玲这时就会双眉紧锁，显出愤怒神色，或扭转身去，或在其谈兴正浓时冷不丁问一句“你带伞了吗？”或是“你的气色很难看，莫不是病了吧？”突然打断对方，使对方完全没有了继续谈下去的兴致，直到将特务气跑为止。半个世纪后家父回忆起这些细节时，常常感慨丁玲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能够不断变换自己的斗争策略，既坚持不暴露党的机密这一大原则，又让特务错误地感觉到丁玲确实在改变，是个可以感化的人。丁玲以“革命的灵活性”争取到了一些自由，而这些自由又为她寻找党组织、回到党的怀抱提供了便利。丁玲住到苜蓿园之后，多了些自由，与特务、叛徒的关系也“融洽”了。为了迷惑住特务最重要的眼线，丁玲与冯达“重归于好”，还生了个女儿。为了“逃跑”大计，在特务的安排下，丁玲接来了母亲、儿子（与胡也频生的），给特务留下“丁玲要安生过日子”的错觉。徐恩曾带着丁玲去春游秋游，表面上是轻松的游玩，实际是在考察丁玲，窥探其真实思想；丁玲陪伴在侧，则没有选择也不容选择，如果硬抗，只能回到之前的严密囚禁状态，那么原先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成功的“隐藏”和“伪装”让丁玲的心每天都在滴血，但她已经没有选择，只有继续迷惑和麻痹特务，才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丁玲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

1936年夏，丁玲以冯达病重，侍候日久心情烦躁为由，试探性地向徐恩曾提出要去北平散散心，结果得到批准。这是丁玲迷惑特务的最后一步棋，因为此时丁玲已经与党的地下组织联系上了，不过她遵守诺言准时归来，给特务们造成一个“要跑早跑了”的假象。丁玲回来不久，又以患病需要就医为由，申请前往上海，徐恩曾批准了。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丁玲终于逃出魔掌，抛子别母的痛苦背后又是多么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

对于丁玲逃出魔掌后来到陕北前的这段情形，《潘汉年》一书是这样记述的：在潘汉年的安排下，丁玲与另一位地下党同志改名换姓，经过重重关卡终于到达西安。在西安，潘汉年希望她到巴黎去，在坚定的“不”字后面，潘汉年体察到了一颗拳拳之心。是呀，她刚从国民党特务的囚禁中出来，是多么渴望到自己最亲的人那里去，到母亲的怀抱里去，党就是她的母亲，陕北就是她的家。只有投入到母亲的怀里，才可以慰藉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何况已经来到了西安，来到了家门口，她不想再上别的什么地方，只想到陕北去……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丁玲冤案

在保安（今志丹县）她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在欢迎会上获毛泽东赠送的《临江仙》一首：“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足见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对她是多么器重。刚刚回到组织怀抱的丁玲以极大热忱投入到《解放日报》文艺主编的工作中，却无端遭到这样那样的责难。《三八节有感》写了什么呢？无非是一些人不该说投奔延安来的知识分子“没有我们，你们哪能上延安吃小米”，可人家是舍弃了安逸和白米饭来投奔革命的呀！《莎菲女士的日记》又有什么错呢？

几十年后不是被改编成电视剧上映，引起很大共鸣吗？她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这本是一篇无可非议的文章，谁知以后竟被中统特务歪曲利用，还有许许多多的“不懂”与无奈。“抢救运动”中，丁玲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批判。

建国后的1955年和1957年，她又先后被诬为“丁陈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再遭批判，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进行长达8年的所谓“思想改造”。文革开始后，对丁玲的迫害开始升级，她不仅遭到逮捕，还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1967年，家父在北京秦城战犯管理所改造，管理所与秦城监狱紧邻，前者地势略高，加之住的是楼房，可以清晰看见秦城监狱后面的一排单身牢房。其中最边上的一间，每天早中晚三餐都有军人送来饭菜，其准确度可以用秒来计算，那名军人只拎着一个长饭盒，看样子仅够一个人吃。起初战犯们并不知道关在里面的是哪个重要犯人，到冬天时看到那人时不时晒出来的衣裤有多种颜色，有时还有花的，大家约略猜到那是一个女的，直到有天那人出来晒太阳，证实了大家的猜想。虽然看不清她的面廓，但大家结合当时报纸上登的、广播里说的，便知那是丁玲无疑了。5年后丁玲走出监狱，被送往山西农村改造，直到1979年才回到北京，她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党组织请求恢复中断了20多年的党籍，然而这一申请又是5年，直到1984年8月始得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