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汉语中的北方诸族语言成分 ZT

子衿

一、引言

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性，可与欧洲语言的多样性相比拟[1]。然而，“北方汉语”却又有着并不亚於“美洲英语”的统一性。后者产生於欧洲诸国大量移民的近三百年间；而“北方汉语”的出现，则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这种“大一统”现象，使我们猜测：“北方汉语”必定是在一个漫长时期里，由许多不同部落的原始语言融合而成的。那时候，在黄河流域一定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融合活动。

现代语言学是将“汉语”归属于“汉－藏缅语系”的，这种极具说服力的理论，使人们开始积极地注意“藏缅语”与“汉语”间的关系；但同时又使人们忽视了其他语言在“汉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实，“中原居民”与“北方诸族”直接相邻，他们之间必然会有血缘上的联系；其次，基于对地缘和人口的考量，似乎不应是“藏民族”本身，而是其他“藏缅式语言”的载体部落参与了“中原汉语”的形成。然而，“北方诸族语言”与“藏缅式语言”，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语系分野。因此，辨明中原地区古代民族来去的方向，及其语言的“先后”、“主客”和“转换“关系，将是认识“古代中原汉语”形成的先决条件。

许多证据表明，“戎狄诸族”是在远古时期从中原地区出走的。“北狄”部落在草原地带，因改营游牧而获得了巨大迁徙能力；所谓“西戎”民族，也就是沿河套通道转徙陕甘宁青，尔后再经河西走廊扩散至中亚、南亚、东欧地区的“北狄”部落[2]。正因此，“北狄”和“西戎”的许多部落名，乃至“西域”的族国名，都可以在古代中原部落的历史中追溯到它们的始源；反之，“华夏民族”民族的许多语言信息，亦可以在欧亚草原上去寻觅它们的去踪。“北狄”、“西戎”与“中原部落”间的这种同源关系，正是现世所谓“通古斯”、“蒙古”、“突厥”语的成分，在“汉语”中有着举足轻重分量的根本原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和湖南的“城头山遗址”等考古发现，震撼了世界各国学术界，这些七千至九千年前的古代农耕文明的出土，有力地表明：长江流域有着更早的人类社会活动。其次，以现代基因科学为基础的人类学的研究，也发现亚洲东部人类男性Y－染色体种类，自南向北渐趋单纯的瓶颈现象[3]。这些考古学、基因－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重现了古代人类迁徙活动，这也为“汉民族”和“汉语言”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线索。

“语言”是人类历史的“化石”。例如，“族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於人类语言的早期发展阶段。而“族名”又往往会转化为“姓氏”、“人名”和“地名”。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白令海峡两侧的地名或原住民的族名：“爱斯基摩”（Eskimo）、“楚克奇”（Chukchi）、“阿留”（Aleut）等，就很象“通古斯”族名“兀者”、“沮渠”、“挹娄”。在“阿拉斯加”一侧的“尤比克语”（Yup'ik）中，还保留了为数不少的“通古斯语”的基本词汇；但是，尤比克语中的“基数词”却有着“五进位制”的特征[4]。这表明：可能是在“通古斯语”的“数词系统”产生之前，这些“爱斯基摩”人的祖先，就带着他们的“族名”离开了“通古斯民族”部落群体。

不少人企图从“地名”去为“民族”寻根。例如，在满、蒙地区就可以找到许多个“鲜卑山”。事实上，上古人类是不可能先为山川河流，而后为自身血缘命名的；这些山水地名不过是“鲜卑部落”迁徙活动的遗迹。同样，人们寻找“族名”的语义，也往往是徒劳的。象“爱新”和“阿巴嘎”（通古斯语“金”和“天”），或“叱奴”（蒙古语“狼”），这样一些保有语义的族名，是为数不多的。“语种”的湮灭在历史上从未休止过；然而，人们却并不因为语言的更替，而轻易放弃自己的“族名”或“姓氏”。在古代部落及其语言的兴亡融合中，大量的“族名”早已丧失了它们曾经有过的含义；那些探索“突厥”、“蒙古”、“女真”，乃至“华夏”这样的族名的语义的努力，还不是统统都归于失败了吗？

由原始“族名”发展而来的“地名”和“姓氏”，无疑是人类语言最深层的沉淀；由于它们大部分失去了语义内涵，因此也不再迁就语言的游移变幻，从而成为语言中较稳定的语音成分。因此，揭示“地名”、“姓氏”，乃至“人名”的族属、语属信息，是历史语言学的最基本的研究内容或方法。而中国历史又恰恰在这些方面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记载。

《逸周书·王会解》，记载了两个似不显见于后世的北方族名：“空同”（khong-thong）和“姑他”（kha-tho）。其实，后史记载的“乌谭种”[5]、“渴单氏”[6]，“纥突邻”[7]部；辽代“越里笃”[8]，都是它们的变音。“塞种”部落“捐毒”或“尉头”[9]，乃是它们远涉中亚的同源族类。“于阗”或“和田”，又是这些部落在西域形成的族国名[10]；《秘史》将其记作“兀丹”[11]，《元史》则作“斡端”或“忽炭”[12]。实际上，中原地名“邯郸”、“洪洞”、“滹沱”，都是它们最恰当的对音。从这两个族名的语音解析，我们或许可以瞥见源自中原的古代人类部落，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流动势态。

“中原地名”与“北方族名”之间的关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史记》的“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13]的“三河”地区，必是“华夏民族”的根本之地。春秋时，那里有“北虢”、“东虢”、“大卤”、“曲沃”、“令狐”、“羁马”、“狐厨”、“篪祈”等地名 [14]，它们显然与“仆骨”、“东胡”、“同罗”、“昭武”、“术和”、“且末”、“兀者”、“赤狄”等族名相对应。又如，中原“戎”名“扬拒”、“伊雒”、“陆浑”、“鄋瞒”、“皋落”等[15]，又与“按出”、“挹娄”、“术和”、“悉万”、“斛律”对应。这些关联现象，不仅是北方诸族出自中原的证据，也是确认中原古代居民族属的判据。

先秦人名也应为人们所重视。如“舜”的生母之名“握登”[16]，可能就是蒙古语中的“夫人”－“合敦”；又如“商王朝”的直系后裔，“宋国”的末代诸侯“景公”名“头曼”[17]，竟同一个匈奴单于之号[18]。再如，与“北方诸族”打了数千年的交道后，我们或许会联想：“东郭”、“孟尝君”、“扶苏”、“胡亥”、“伍子胥”、“无忌”等古代人名，就是由“屠各”、“东胡”、“靺鞨”、“密须”、“回纥”、“兀者”这样一些族名转化来的；而《秦本纪》所记载的：“大费”、“蜚廉”、“太几”、“大骆”、“奄息”、“到满”、“乌获”、“孟说”、“白起” 、“恶来革”、“百里奚”、“摢里疾”等人名，则无一不是“胡名”、“胡姓”[19]。

当然，对“族名”、“地名”、“人名”的研究，必然会涉及汉语古代语音问题。清代以来的中外文字语言学者们对先秦语音的研究，基本是在中古《切韵》系统上从事反推。一些学者客观地指出，作为规范汉语语音的一种努力，《切韵》等书也把许多“古音”抹煞掉了[20]。为重现各代“古音”，选取一些非汉语的对照系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梵语和汉语的译音比较，曾对认识唐代语音起过有益的作用。又如，藏语和汉语间的比较，则划时代地推动了汉－藏缅语系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而近百年来，西方历史－语言学者对古代西域地名、族名、人名，怀有极大的学术兴趣。他们很精明地看到，从中可以发现上古汉语的一些语音线索。

事实上，对先秦文献记载的中原人名、地名的比较研究，不仅具有“语音学”的价值；我们还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地去解析“汉民族”极其语言的融含成分。


二、春秋时期齐鲁地区住民的族属分析

“春秋”是一个仕农工商全面发展，文化教育长足进步时代。而春秋时代的“齐鲁”地区，又是农业文明的中心，孔子作为“专业”的“思想家”、“教育家”出现在鲁国地方，是齐鲁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必然结果。

西周的“宋”、“卫”、“鲁”三国，又是“商王朝”的故地，学界一般也认为“商族”与“东夷系”民族的渊缘较深。研究“商部落”族源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创制了“甲骨文字”，这于“汉民族”及其语言的形成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

《史记·仲尼弟子》所记载的孔子的七十七个平民学生，大多是出自“商奄”周边诸国，他们的姓氏则为我们检索的“商族”居民的族属，提供了一套标本。这些姓氏本该是古代中原的部落－氏族名；而它们与北方诸族族名的相似性，则揭示了中原古代居民与中国北方民族同源的事实。

本文的姓氏研究始于孔子学生中的含“公”诸姓。

“公”姓诸生

孔子弟子中有十一人的姓氏含有“公”字：“公冶长”、“公皙哀”、“公伯缭”、“公西赤”、“公孙龙”、“公祖句兹”、“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公西舆如”、“公西箴”。此外，《史记》还说：“黄帝者，……姓公孙”[21]。因此判定这些含“公”姓氏的族源，对于中原古族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有人说“公孙”是“公之孙”，“公伯”是“公之伯”，“公祖”乃是“公之祖”，这大概都是些无稽之谈。我们还得从语音上来寻找它们的族名之源。从字形上来看，“公”与“瓜”有相象之处；但是“公”和“瓜”究竟是否相关？从文字考据的角度来说，是颇难求证的。然而，“瓜”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我们也若将“公”作“乌”、“兀”、“斛”、“纥”读，所有含“公”姓氏[22] 与北方诸大族族名的关联，倒是一目了然了：

“兀者”：              公祖、公肩、公车、公仇、公朱；
“回纥”：              公夏、公何、公户、公扈、公华；
“乌孙”：              公孙、公山、公申、公慎、公胜；
“纥奚”：              公西、公皙、公师、公施、公息；
“曷萨”：              公沙、公若、公帅、公索、公输；
“斛律”：              公良、公林、公刘、公留、公旅；
“纥突”：              公涛、公佗、公德、公都、公堵；
“巫马”：              公孟、公明、公罔、公文；
“呼延”：              公冶、公言、公羊；
“阿巴嘎”：           公伯、公宾。

因此，将“公”读为“乌”或“兀”，不失是个成功的归纳和猜想。而“黄帝”亦姓“公孙氏”，也必是“乌孙氏”；而“乌孙氏”很可能就是“爱新氏”[23]。这无疑揭示了“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是有着深度渊缘的。

“冄”氏诸生
孔子弟子中有五人的姓氏含“冄”字：“冄耕”、“冄雍”、“冄求”、“冄孺”、“冄季”。
一般认为“冄”字即是“冉”字。其实，它是“内”或“南”的别写；这个说法可能较少质疑，因为“楠”字，亦是作“

边城浪子

我顶~~~顶的头都晕了

子衿

呵呵～～～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后裔，姓氏特殊啊
所以对这个感兴趣，帖子的确是长了点

阿甘

朱学渊

很早就有人说“秦”是戎狄。但说第一次统一中国就是外族的武功，中原百姓会觉得脸上无光。因此，历史多的是在谴责秦始皇的XX，却很少有人谈论秦部落的种属。  
西周时，“秦”是一个西戎部落；其他西戎部落作乱时，它总是站在周王室一边。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无道，怨臣申侯引犬戎伐周，杀幽王骊山下；周平王是靠秦襄公的护送，去洛阳避祸，从此东周才起了头。东周王室感激这番效忠，才将秦部落封为诸侯国。然而，这个迟到的诸侯国却又很有作为，它不断吸取中原先进文化，引进了商鞅这样的变法人才，移风易俗，富国强兵，战国时成为七强中的最强，最后一举统一了中国。
秦是一个游牧的部落，《史记·秦本纪》两处说到它的一个祖先的事迹，一说：“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又说：“[周]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看来，秦部落善长畜牧养马，曾受到夏、周两代王室的重视；至于“赐姓”之说，只能姑妄听之了。
《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东周]王赧四十三年（昭王三十五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这说的是秦宣后主持并吞邻族，顺便扯出了她年轻放浪的轶事。原来是“武王”在位四年故世，其异母幼弟“昭王立”；相邻的义渠部落酋长“朝秦”，竟与昭王的寡母宣后连生二子。昭王是秦始皇的曾祖父，在位五十三年，他即位时母亲宣后还很年轻。三十几年后她所杀的义渠王，当不会是过去的情人。
说来，中原文化是绝容不得这种“生活作风”的；然而游牧部落性俗宽松，这位“快乐的寡妇”还握有的大权。《商君列传》还记有商鞅在秦国推行“男女之别”的事迹，商鞅说：“始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这是明说秦国百姓是戎狄之人；而“父子同室”是乱伦的之谓。商鞅强制推行的“男女之别”，是用中原农业社会进步的性伦理，来教化民众。
古代族名“义渠”读如“讹斥”，与现代族名“赫哲”一样，都是通古斯族名“兀者”的谐音；而秦与义渠如此密切，想必也是通古斯民族的同类。秦部落的故地在甘肃东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那里汉代属天水郡略阳道；北连安定郡的“乌氏县”和“月支道”。说来，“月支”就是“月氏”；汉代出走的“大月氏”又是“乌兹别克”（Uzbek）民族的祖先，因此“月支”、“月氏”、“乌氏”等就是“乌兹”（Uz），或即“兀者”。不过，元代才启用“兀者”之名，秦汉时还数“月氏”有名。
秦部落混迹于“义渠”、“乌氏”、“月支”之间，无疑也是月氏民族的血亲部落。几百年后“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即是“五胡”。其中，“氐”实即“氏”，氐族就是月氏民族的后裔。那时陇西氐族出了“临渭氐苻健”和“略阳氐吕光”等风云人物，苻健的侄子苻坚，还曾建立“大秦”政权，并一度统一中原。可见月氏后裔是认同秦部落的。
《史记·秦本纪》有关于秦部落祖先的传说：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
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
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
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
其玄孙曰中□，……生蜚廉。
蜚廉生恶来。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
恶来革者，蜚廉子也，蚤死。
蜚廉复有子曰季胜。
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
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
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
此中“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鸟俗氏”，“鸟身人言”的传说，都是秦部落与通古斯民族同俗，崇奉鸟图腾的证据。而这些可供研究的人名中，又以“恶来[革]”和“宅皋狼”最为怪异。我们若知锡伯族有“敖拉氏”，匈牙利有Olah氏的话，“恶来”是戎狄人名就无疑了，它应该是蒙古语“山”字“乌洛”的转音。而“宅皋狼”必是“它皋狼”的误抄，古字“它”应同“陀”音（王力从许慎《说文》，谓之即“蛇”，大谬也），“它皋狼”（tu─ghu─lun）就是满蒙二语中的“锡”字“托活罗”，或其衍生族名“吐火罗”的谐音。
“锡”是一种低熔点的金属，青铜是锡与铜的合金。在始于四千年前的青铜时代之前，亚洲人类就一定发现了锡，而最先掌握炼锡术的部落，可能就是“吐火罗”民族的祖先。北方民族常以族名做人名，“它皋狼”就是以“吐火罗”为名的。既然“吐火罗”是部落名，自然也就转化为后来的姓氏，今天美国NBA奥兰多“魔术”（Magic）队里，有一个土耳其球员姓Turkolu，把它译做“它皋罗”是很恰当的。众所周知，土耳其是突厥民族的国家，而突厥民族和突厥语言又兼容了北方诸族的血缘和语言成分。
秦部落人名与戎狄族名对应的现象，实在太多了。不以传说为证，信史时代的人名如：“胡亥”是“回纥”，“樗里疾”是“女直”（读“主儿扯”），“到满”是“头曼”，“蒙骜”和“蒙武”是“蒙古”的谐音“蒙兀”等，都是极好的例证。中原古代人名也有同样的特徵，如：“句践”即“女真”（读“朱里真”），“夫差”即“兀者”，“墨翟”即“勿吉”（读“莫吉”），“百里奚”即“篾里乞”等。因此，这些对应只能说明中原民族与戎狄同源，而要追究秦部落的确切血缘，求证它在统一中国时还在使用戎狄语言，就需要拿出更多的证据来。
首先，“赢姓”是通古斯─女真系民族的姓氏。
二十世纪着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认为，“赢”字是与“燕”字是同音的，东北“燕国”是与“赢姓”有血缘关联的，这既是文字学的猜测，也是人类学的预言。然而，他并没有说“燕”究竟读什么音。若注意到的“燕”、“颜”、“淹”、“眼”、“岩”（yan）等字的方言音，不少是与“俺”（an）字同音的，如四川歇后语“矮子过河，安（淹）了心”，正是用的这个特徵。然而，把“赢”读作“安”，却能解决许多疑难的问题。
秦始皇叫“赢政”，有人说是“姓赢名政”。那末，他的儿子叫“胡亥”，不就该是“姓胡名亥”了吗？这显然是错的，嬴政和胡亥都是戎狄的人名，内中没有姓氏。“嬴政”与清代雍正帝的名字“胤□”同音，如将它们读作“英正”，在胡名中是找不到出处的。而把它们读做an─zhen，就是女真人名“按春”或蒙古人名“按陈”的“一音之转”了。因此，循了陈梦家先生的猜测，人名赢政的源头就找到了。也因此，“燕国”就是“安国”；历史上的“赢”、“阴”、“允”、“颜”诸姓，就都是“安姓”了。
“按春”和“按陈”的字根是“按出”，它与“爱新”一样，都是女真语里的“金”字。“按出”后缀一个─n音，便是“按春”（an─chun），而“赢政”、“胤□”又不过是“按春”的同音僻字。金代统治部落“按出虎部”的名字，也是从“按出”来的。其实，“安姓”就是“按出”部落，或“金姓”氏族。而“燕国”就是“按出国”，或即“金姓国”。“赢姓”部落名“秦”，“按出虎部”号“金”，爱新觉罗氏建国“清”；我以为“秦”和“清”都是“金”的谐音，都是自命“金族”的通古斯民族立国的国名。
我想顺便指出一个颇易理解的语音规律，不少首音为y的字，只须将这个y除去，即可大概明其古代音。如，将“有”（you）字读作o或u，上古传说中的“有巢氏”是“兀者氏”，“有扈氏”是“回纥氏”，“有莘氏”是“乌孙氏”，就都不言自明了。而把“燕”读作“安”，把“月”字读作“乌”，也可以说是沿用了这个规律。
其次，“赢姓”虽是通古斯氏族，秦部落的语言却很像是蒙古语。
六朝古都南京是“江南第一州”，在现代城市上海出现之前，它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战国时代，它是楚国的属地，称“金陵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金陵”为“秣陵”，与“丹阳”、“江乘”同属“会稽郡”。两汉沿用秦制，三国东吴孙权改其名为“建业”，晋恢复旧名“秣陵”，后长期称“江宁”。直到为朱明王朝，始谓“南京”。
东魏时，在河南沈丘地方也设置过一个“秣陵县”，辖颖水流域的今项城、沈丘、郸城等县。颖水发源于“中岳”嵩山，水量可观，于安徽入淮；是淮河最大的支流，也是中原的“名流”；先秦《庄子》有“尧让天下，许由遂逃箕山，洗耳于颖水”的记载，说的是一个厌恶权力的古人，听了别人要将权力禅让给他的话，还去把耳根洗了洗乾净。
东魏（公元五三四─五五〇年）是从北魏王朝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汉族将领在其中专权，鲜卑族皇帝只是傀儡。然而，有别于北魏推行汉化政策，东魏却事事效仿鲜卑旧俗；在颖水旁设置的县名“秣陵”，无疑是个鲜卑字。众所皆知，鲜卑语是蒙古语的祖先，蒙古语的“江河”有两字：gol和moren，汉语的“河”字是由gol变来，“秣陵”则必是moren的译音。蒙古人把黄河叫“喀喇木伦”，把西辽河叫“西拉木伦”，分别是“黑河”和“黄水”的意思，这“木伦”就是“秣陵”。据说，是秦始皇亲自决定将“金陵”改名为“秣陵”的，这至少表明他是会说蒙古话的。
“大良造”是秦国很高的官职。商鞅主持变法，升为大良造。商鞅被诛五年后，魏人犀首（公孙衍）入秦，亦任大良造，即《秦本纪》记载的“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一事，看来“大良造”应是文职。然而，后来名将白起屡建战功，封为列侯，官职也是大良造；那末它也该是个武职了。因此，“大良造”的意义，还得从语言解析着手。
蒙古语dalai是“大海”，通译“达赖”。蒙古语名词后缀─n音即成形容词，dalain就是“大海的”，音如“达浪”或“大良”。蒙古民族常把“大海”加誉给地位崇高的人物，《秘史》说“成吉思合罕意为腾汲思合罕、达赖合罕二词，皆有大海合罕之意”；而“达赖喇嘛”头衔也是蒙古民族赠予的。一五七八年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四世传人索南嘉措去蒙古族地区传教，在青海湖边与土默特部俺答汗相会，俺答汗赠送他一个称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这个“达赖喇嘛”就是“大海喇嘛”。
秦国官职“大良造”里的“造”，可能是突厥语中的“啜”字，是“酋长”或“官人”的意思，而“大良造”就是“大海般的官”。北方民族的语言互相渗透，蒙古语中有大量的通古斯语和突厥语的成分，突厥语中也有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成分；正因为这样，它们才被归纳为一个“阿尔泰语系”。在今天看来，“大良造”是一个蒙古字和一个突厥字的复合，上古时它们也可能属于同一个部落语言，只是被后来的蒙古语和突厥语分别继承。然而，“大良”一字再次传递了一个信息：秦部落语言的确像是蒙古语。
《秦始皇本纪》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民曰‘黔首’。”因此，“黔首”是秦部落语言中的“百姓”的意思。南朝着作《史记集解》引东汉人应劭的说法，“黔亦黧黑也”，于是许慎的《说文》也跟着说“黔首”是晒黑了脸的劳动人民了。我则以为不必附会汉语的字义，而更须注重语音的线索，突厥语的“人”或“人民”一字“克西”（keshi），可能是“黔首”（拟音kenshu或gyenshu）的源音。
《货殖列传》提到一个叫“乌氏倮”的富人说：“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闲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乌氏倮显然是乌氏部落中的戎狄之人，他善于贿赂酋长，得以便利，畜牧致富，而得到秦始皇的重视；一介牧夫竟与列臣朝请，一起议论国事。于是看来，秦王室可能是用戎汉双语进行沟通的；而秦始皇自己则可能是用蒙古语与乌氏倮交谈的。
从陶制“兵马俑”的面型，也可以悟出秦部落种属的究竟。它们分长、园两种，我以为长型脸（如溥仪、康生、文强之相）属通古斯─女真系血缘，圆形脸（如歌手腾格尔之貌）属鲜卑─蒙古系血缘。秦是赢姓部落，只是说它的统治家族有通古斯民族的血缘，而它的民众则必然是多源的。
事实上，“民族”可分成“血族”和“语族”两个概念。人类之初，群体间的接触很少，部落中的血缘和语言都很单纯，血族就是语族。到了人类大规模迁徙和融合的时代，血缘和语言都变得非常混杂，所谓“汉族”、“蒙族”、“满族”、“突厥族”都是“语族”而已，它们的血缘则是“理还乱”了。从上述分析来看，秦部落的语言可能有较浓重的蒙古语特徵。而说蒙古话的秦始皇，则可能是一个长脸的月氏─女真人。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子衿

kao 你也看朱学渊的，还是你google来的？？？

南腔北调

专家！学语言学好辛苦的；我一个同学，原来是北大分校的老师，在哥德堡大学语言学系读了两年，一个学分也没有拿到；愤然去了美国。

纳兰

Originally posted by 南腔北调 at 2005-3-3 02:55:
专家！学语言学好辛苦的；我一个同学，原来是北大分校的老师，在哥德堡大学语言学系读了两年，一个学分也没有拿到；愤然去了美国。

语言学是很有意思的，虽然我学的也很浅，呵呵 （只是专业选修不是专业必修）
你的同学是在歌德堡大学念纯的Linguistics么？？呵呵，我一月份刚刚在歌德堡结束了学业回到德国，巧的很～～～

mineralwasser

Originally posted by 南腔北调 at 2005-3-3 02:55 AM:
专家！学语言学好辛苦的；我一个同学，原来是北大分校的老师，在哥德堡大学语言学系读了两年，一个学分也没有拿到；愤然去了美国。

美国怎么什么人都收啊，呵呵

mineralwasser

Originally posted by 纳兰 at 2005-3-3 03:25 AM:


语言学是很有意思的，虽然我学的也很浅，呵呵 （只是专业选修不是专业必修）
你的同学是在歌德堡大学念纯的Linguistics么？？呵呵，我一月份刚刚在歌德堡结束了学业回到德国，巧的很～～～

斑竹不是在CTH啊，偶晕。。。

纳兰

Originally posted by mineralwasser at 2005-3-3 04:41:
斑竹不是在CTH啊，偶晕。。。

你老是搞七捻三，呵呵～～～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在CTH了，我倒是住在CTH旁边没错，不过我是歌大的，你还问过我KTH的事情，我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