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重庆与薄熙来

杜伊

转载两篇有关重庆和薄熙来的文章，供阅读和思考。
   
     如果没有发生王立军事件，重庆恐怕不需要反思；薄熙来也不会免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立军事件影响了中国的政局的走向。
   
     从表面上看，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的突发事件。究其实，却是如何对待文革和是否要彻底摒弃文革的极左思维、极左做法的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件。有人说薄熙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毛泽东何尝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行为，就是他理想主义的杰作！
   
     让我们拭目以待，关注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命运，关注后红歌时代重庆的政局和中国政局的走向！
   
     
   
     附两篇文章：
   
     
   
     重庆应当反思什么
   
     
   
     作者：童之伟（作者为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唱红”
   
    　　我注意到近几年相关媒体做的诸如这样一些报道：1.为开发红色资源，一座高20.6米、重46吨的毛泽东不锈钢塑像主体工程在重庆医科大学大学城校区竣工。连底座在内，这尊塑像高达37.4米，是目前全国最高、最大的一座毛泽东塑像，其一只脚便可坐6人。2.重庆市深入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读讲传”活动。仅两年多时间，重庆全市开展红歌传唱活动12.8万场，经典诵读展演活动2.8万多场，举行故事会7.01万场，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1.3亿多条次。3.去年3月某星期五，重庆洋人街风景区“长城”景点红歌会，3000余名市民登上“长城”，共同唱响近40首红歌。从图片看，参加者都有显然是被统一置备的全套行头，场面壮观宏大。4.去年3月某星期一，重庆市九龙坡区巴国城文化广场，万余人挥舞红旗高唱红歌。当日，重庆市万余人集体学习、高唱红歌。从图片看，参加者统一穿红外衣，外围有大批统一着装的人员挥舞党旗，高处均悬挂巨幅标语。
   
    　　在唱红方面，重庆需要澄清和反思的地方很多。这些需要反思的问题包括：
   
    　　1.如此连续、持久和大规模的活动，它们是自发的还是由公共机构运用公权力统一安排的活动？
   
    　　2.　这些活动是民众、党员自觉自愿地参加的，还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有形或无形的强制参加的？他们真的有选择不参加这些活动而不影响自己生计和出路的自由吗？如果他们并不真正有选择不参加的自由，那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3.开展这些每种都数以万场计的活动，显然每年都需要一笔数量可观的经费，这笔经费难道不是归根结底主要来自纳税人？这些支出对于民生来说是最紧要的吗？这些支出项目是否经人民代表机关审核批准？
   
    　　4.在精神生活方面，公共机构及其领导人是否有权为公民或个人做主？是否有权将自己个人认为高尚、优美的东西强加给公民等个人？公民等个人有没有选择在公共机构或其领导人看来不那么高尚、不那么优美的精神消费品的权利和自由？
   
    　　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党员享有党章保障的权利，他们如果用自己的钱或党费自觉自愿地开展唱红，那当然谁也无权说三道四。但是，如果哪个机构或官员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推进和持久地维持唱红，从宪法和法律的观点看，说不过去的地方就很多——即使重庆方面成功地将唱红排除到了政治运动的定义之外，问题的性质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爱的精神产品的权利和自由，作为成年人，他们可以选择高尚的精神产品来消费，也有权消费被高贵者不屑一顾的精神产品。公权力机构可以引导公民等个人的消费倾向，但不能事实上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或不给他们以选择自由，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作为事实上垄断了相当大比例精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公共组织，我国的公共机构及其领导者有义务适应多种需求，向不同的公民社群供给可由人们选择的多样化的公共产品，不宜依据领导者个人的消费倾向决定向公民提供的产品的种类。像重庆卫视那样，从原本向公民提供较多样化的影视产品供其选择的机构，转变为仅仅向受众提供一种颜色的公共产品(即红色节目)的机构，实际上是其公共职能严重倒退的一种表现。这样做，在公共机构方面，他们可以说是引导公民的精神文化消费，确保了政治正确，但在那些对红色产品没有消费偏好的公民受众看来,则是被剥夺了对消费产品的选择自由。
   
    　　所以，综合地看，与公共权力和地方财政等公共资源结合在一起的唱红，从法理和宪法而论，实际上是公共机构向公民等受众实施的一种无形强制或精神强制，其性质属于软暴力。试想，重庆的干部民众能够拒绝“唱读讲传”？他们拒绝“唱读讲传”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没有负面影响吗？我确信，他们不仅不能拒绝，甚至不敢表达异议——君不见，整个重庆对于“唱读讲传”，就没有“七嘴八舌”，在表示异议方面，已经形成“鸦雀无声”局面！但正如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或许有人会说，民众一致拥护欢呼的举措，怎么能说“鸦雀无声”呢！？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千百万人或其“代表”者一面倒地拥护欢呼，与鸦雀无声是同一性质的事情的两个不同侧面。
   
    　　现代的公共机构和政治家，要治理好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坚守或许应该是尊重公民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重庆方面似乎对这个道理认识还不够深入。每个公民都是享有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的独立个体，都有权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做自己的人生规划和生活规划。
   
    　　就拿唱歌来说吧，不论唱红歌、唱情歌、唱山歌，都不过是个人爱好。唱红歌和唱其他任何歌曲一样，确有其一定或特定的教育、教化功能，倡导和推动唱红者的动机也是好的，但为什么引起“负面评价”，招致“误解”？根本的问题恐怕就在于：倡导和推行唱红者将自己理所当然地放在了教育者的位置，将辖区内其他所有人都看成了有义务接受其教育者；倡导和推行唱红者把自己的偏好毫不怀疑地看成了其辖区内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兴趣和爱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也看成了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接受或采用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因此，唱红的倡导和推动者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有悖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精神，没有注意到其行为与当代社会多元的特性不协调，以及其做法几乎必然产生压缩或妨害他人的一部分权利和自由的后果。
   
    　　在一个走向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公共机构和官员不可以过多地考虑如何给自己任职区域的公民上课，倒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现今是实行自由、法治和民主宪政的社会，是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所以，今天的各级官吏严格地说在法律上对公民等个人并不具有“导师”的地位，不宜仿效旧时代的做法，更无权动用公共财政和公共权力推广基于个人偏好的对社会全体成员进行教育的内容。
   
    　　看来，在走向法治的时代，此前的公共机构和官员的很多习惯性做法、尤其是“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一些行为模式，其合法性、合理性都需要重新审视，不能简单因袭。在行使公共权力方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记住，自己只是一个“有限政府”或“权力受限制的政府”。
   
    　　“打黑”
   
    　　重庆的唱红与打黑是联系在一起的。有黑势力和黑恶行为就应该依法打击，这早已是全社会的共识。
   
    　　没有人反对打黑，但重庆应该正视“运动式”打黑中暴露出的问题：
   
    　　1.以大规模集中抓捕、在临时场所关押犯罪嫌疑人和数百专案组同时运作为特征的运动式打黑，几乎必然发生严重“黑打”。几十年来历次的运动式“严打”的后果已表明，成百数千地大规模集中抓捕并在临时场所集中关押犯罪嫌疑人，往往存在大量的公安对被抓者犯罪事实基本不清楚、对犯罪证据基本没掌握就抓人、抓了人后再根据口供取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办案人员审讯犯罪嫌疑人时的破案压力，以及从而受刑讯逼供等非法侦讯手段诱惑力都非常大，法律底线可轻易被突破。
   
    　　2.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被剥夺，律师的相应执业权利也被剥夺——这就是“黑打”的重要表现。重庆有个临时关押、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场所好像名叫“铁山坪”，但迄今为止从来没听说有任何律师被允许进入那里，更没有听说那里的犯罪嫌疑人得到过律师的帮助。
   
    　　3.重庆打黑，律师仅深度介入个别案例，但就是这个别的案例，其中已经显露了骇人听闻的刑讯逼供情况，它们是打黑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黑打”情况的有力证据。就以法律、法学界众所周知的龚刚模案中被告的遭际为例来看看这方面情形：龚刚模受专案组人员刑讯的事实相当明显，尽管他先前向其辩护律师详细陈述被刑讯情况，后来为求得从轻治罪，又配合涉嫌刑讯逼供的专案组人员掩盖罪嫌的需要而否定受到刑讯。
   
    　　4.打黑案审理过程中，控方有义务促使证人出庭但却基本不安排证人出庭，甚至还出现了控方疑似伪造被告犯罪的证据而且被法院采信等情况。很多关注打黑的读者或许注意到，在人们十分关注的那个打黑大案中，还出现了一份被一些律师称为“天大笑话”的龚刚模证词，我亲眼在视频上看到了这份由检方举示、法院采信的书面证言的电子扫描本，这个电子扫描本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龚刚模答：2006年底的一个晚上，龚刚模请我到他家吃饭，饭后龚刚模开他的白色宝马车送我回家，路上他向我提及了万贯公司的执行案件，希望我给予帮助，两次送张弢共计折合人民币402340元。”
   
    　　5.重庆在打黑中办理的一些典型案件，其中如李庄案，给人留下的印象往往是沿用了法治未立时代常用的、很不得人心同时也在许多方面违反法律的一些做法。这些做法的基本路径是：第一步，瞄准一个打击对象（这些打击对象有的确实有罪，有的不一定有罪但主事者有强烈意愿将其定罪），初步确定欲对其进行打击的程度；第二步，将他/她抓起来，让其失去人身自由和辩解条件，同时违法剥夺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第三步，按照预定的对其进行打击或处罚的程度，开动宣传机器、调动舆论手段对其进行道德摧毁或政治抹黑，争取做到“人人皆曰可杀”，实现舆论上的未审先判；第四步，来个“大三长”或什么“领导小组”定案，将舆论上的未审先判转化为司法上的未审先判；第五步，控方和法院协调配合走司法过场，具体落实“大三长”或“领导小组”的既定决策。
   
    　　公检法三方一体化办案或“大三长”变相合署办公，未审先判之类做法，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性破坏，其性质和危害比“文革”时期砸烂公检法没有什么不同。公共机关职权关系混乱，一定是宪法和法律被违反的结果。
   
    　　重庆“黑打”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反思呢？
   
    　　我们不妨站在国家法制的立场、甚至站在重庆官方的立场，来提出几个重庆打黑领导层应该反思的问题：
   
    　　1.打黑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就是维护城市治安？自2009年以来，重庆官方对待外界“黑打”批评的制式反应或习惯性反应，几乎一律是立即强调打黑必要、打黑有成绩。这种反应属于无的放矢、答非所问，无法消除国人心中的怀疑或建立确信。打黑真正的难点，是严格依法办事、平衡地实现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与惩治犯罪活动两个目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城市治安问题，那任何掌握了公权力的人靠心狠、手黑、敢于违法乱纪使用暴力，都可以把黑恶犯罪活动压制下去。
   
    　　2.虽然声称要依法办案，但何以有那么多人批评和谴责司法机关违法办案，甚至指责他们制造冤案？从部分著名案件已经披露的案情看，那里的违法司法现象确实激起了许多知情者的义愤。
   
    　　3.重庆打黑过程办案的透明度低，仅仅个别有外地律师介入的案件披露出一部分内幕，但就是这点内幕,就足以让人在一定程度上洞悉其严重程度。这方面的质疑包括：办案人员为掩盖自己涉嫌违法犯罪行为，鼓励和利诱刑事被追诉人诬陷自己的辩护律师；离间和挑拨律师与其当事人的关系；非法拘禁和广泛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千方百计阻挡独立性较强的外地律师到本地办案，但却招聘外地律师违反职业伦理协助追诉犯罪嫌疑人；为不正当不合法目的搞选择性办案；普遍违背程序正义；利用职权胁迫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公民作伪证；玩忽职守纵容职务犯罪；利用职权枉法追诉；利用制度性漏洞强行管辖案件；等等。
   
    　　尤其是，在死刑的运用方面，“黑打”的做法让国家法制失去了道义高度，丧失了正气和权威。有的一个死刑判决下来，司法机关如此这般地受到公开和强烈的谴责，受刑罪犯获得如此真切的同情，是古今中外极其罕见的现象。
   
    　　4.重庆的事态表明，公门中的法律人如果没有法治信念和良知，又缺乏监督和制约，其手中的权力极可能腐化变质为危害公民权利或现存法律秩序的利器。重庆领导层似乎需要对这种情况有所留意。从重庆公门流播向中国社会的不少言论让人感到恐怖。我这里所指的不是“双起”，而是指诸如“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之类说法。这是近乎赤裸裸的暴力威胁，它不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语言。如果公门中的法律人都是这样“胡闹”，社会主义法治和法制就都成了笑柄。但遗憾的是，常常招致滥用的公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不断制造着新的“法棍”。
   
    　　5.在刑讯逼供、违法办案乃至制造冤假错案方面，重庆如果时下都不能对民众有所交代,那恐怕就很难谈得上对历史负责。我以为，最好有所交代，尤其要及时纠正冤案，其中首先是李庄前案。重庆方面曾一再强调重庆办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都能依法办事，做到不枉不纵，办的每一个案件都是‘铁案’，很有说服力和公信力”。自己对自己办的事能有信心当然是好事，但不可自信到背离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程度、不可违反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例如，根据什么说“办的每一个案件都是‘铁案’”？是否铁案是需要时间检验的，铁案不是办案者自己夸成的。检验是否铁案的“时间”首先是当时、现在。如果某种行为“当时”、“现在”就显然是违宪违法的做法，将来能变得合宪合法吗？
   
    　　6.黑恶犯罪活动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危害，较之公权力机构“黑打”对法律秩序的危害，到底哪一个更大？这一点值得重庆领导层及其治下的人民理性思考和比较。黑社会犯罪活动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危害实质上是个人滥用权力的犯罪，其规模和社会危害程度，无论如何不能与由国家机器参与或纵容的“黑打”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相比。在中国历史上，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最大的危害从来都是来自公权力机构。公权力机构一旦被系统地动员起来危害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其危害程度和持久性，往往是无可估量的，十年“文革”及其后果，就是公权力机构持久和大规模地破坏法律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的显著例证。中国任何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家，都不应该诱使深受公权力专制统治之害的中国人民忘记在历史长河中曾经历的巨大惨痛。
   
    　　如果官方机构仅是一直片面宣传打黑对于维护法律秩序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巨大意义，完全回避“黑打”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危害。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自欺欺人。客观地说，重庆从普通百姓、新闻媒体到学者专家，对“黑打”危害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各种情况均不敢公开表达任何异议，其本身已经证明在重庆那块土地上公民的言论自由已经事实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和现实威胁。
   
    　　打黑要看街头治安，但决不能仅仅看街头治安。打黑与“黑打”关乎的事态，其重要性比街头治安大千百倍。确实，重庆的做法或许是一个试验、试探或某种前奏曲，确实，这里“肯定又触及到什么人的利益了”——毋庸讳言，这里触及了包括作者本人、本文所有读者、全部重庆人和全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中国人的重大基本权利及其背后的利益。对这些基本权利和利益，他们不可能不有所捍卫。
   

杜伊

我们深入了解一下薄熙来
   
   
    作者：智慧大讲堂
   
   
     司法局局长文强、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副区长赵文锐、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毛建平、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煤矿局副局长王西平、下面的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徐强……
    　　一个个权倾一时的高官，因为涉黑，纷纷落马。
   
    　　民意井喷——“群众通过手机短信、来电来访等方式，提供线索1.4万多条，其中80%为实名举报”;在著名的天涯论坛上，支持的帖子、评论高达几十万条;有民营企业家为了表达感激，欲筹资1000万，发起成立全国首家“打黑基金”……
   
    　　重庆，这座中国西部最大的直辖市，在薄熙来治理下，以雷霆万钧式的打黑，突入公众视野，声势逼人。
   
    　　“大人物来到小重庆”
   
    　　很多人记得薄熙来2007年11月刚刚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的时刻，那时，他们对这位即将到任的政治明星，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一位旅居法国巴黎的重庆籍华侨，得知薄熙来将履新重庆后，连夜写了8个字，送给薄熙来：鉴史、治官、解怨、富民。
   
    　　一位网友则在日志中表达期待：(希望)您把重庆打造成“中国西部的花园城市”;带领我们实现“314总体部署”(胡锦涛对重庆发表的一个讲话)的目标;能提高执政效能并严查腐败，打造一个更加勤政廉政的政府……
   
    　　第一次“真实地”看到薄熙来的一个重庆记者，这样描述她的感受：“有些激动”，“没想到，他比照片上看着还要帅!”“他一身深色西装，彬彬有礼走到台上，话筒的高度似乎不够，呵呵，估计在重庆历史上，还没有遇到过身材这么高大的领导。他脱稿讲话极具煽动力……这个感性的薄熙来啊，我喜欢!”
   
    　　世界级媒体英国路透社，也对薄熙来履新表示出了兴趣，他们的看法是：“大人物来到小重庆。”
   
    　　报道说，“(重庆)这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城市距离发达的沿海地区约有1500公里远。尽管它是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但地缘因素和多家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依然令重庆的发展道路层层受限……这位中国前副总理、革命老战士薄一波的儿子在重庆面临的任务可能更艰巨。”
   
    　　薄熙来没有让人失望。
   
    　　2007年11月30日，在履新大会上，他向在场的几百位重庆高级干部表示：“党政领导一定要风清气正，取信于民。我已经和开来(薄的妻子谷开来)商量好，决不允许任何亲友以及身边的任何人在重庆图方便、求特权。”
   
    　　“如果大家听到有谁打着我们的旗号在重庆办事情，请一定坚决制止并告诉我们。”薄熙来的话，成为第二天媒体的头条。
   
    　　治官：“官不聊生”
   
    　　一位熟悉官场的观察者用“官不聊生”这个词来形容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官场。
   
    　　履新后，薄熙来将重点放在了治官身上，他认为这是问题的核心。
   
    　　他主政重庆的第一把火，烧向了领导和干部——2008年3月，在他主持下，重庆市渝中、九龙坡等7个区县一把手进行了调整，而一年前，一场大规模的调整才刚刚完成，因此“调整格外引人注目”。
   
    　　一批官员在2008年的春天，被纪委“双规”，他们是：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原副局长梁晓琦、九龙坡区原区长黄云等。
   
    　　媒体评论，薄熙来新官上任，引发官场地震：“7区县换帅，7高官受贿被双规。”有人说，薄熙来一上任便“迅速抓住了阻碍重庆大发展的关键问题”。
   
    　　重庆直辖以来，干部多为本地人提拔而成，关系盘根错节。2008年初，薄熙来在重庆基层调研，发现一些重庆干部视野狭隘、素质不高，尤其是对现代经济不熟悉，个别区县领导甚至对经济术语“一问三不知”。
   
    　　基于这种状况，薄熙来开始整肃官场，除去“换帅”和“双规”这两种非常规手段，为外界称道的，是他“训官”——举办“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培训班”，学员都是各区(县)的书记、区长，薄熙来亲自上课。
   
    　　在培训班上，薄熙来给重庆官员“泼冷水”——历数重庆与中国诸多地方发展差距，直言是“睁大眼睛看中国、看世界”的时候了——“能不能搞好扩大开放，关键在领导，核心在干部”，“重庆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率先解放思想，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
   
    　　在薄的强力推动下，2008年3月，重庆市“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领导小组成立，成员包括4位市委常委。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江西省省长吴新雄、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等都成为重庆市的座上宾——希望他们为重庆官员传经送宝。
   
    　　让重庆市民惊讶和兴奋的是，别开生面的“开放论坛”、“青年人才论坛”以电视辩论赛的形式，让官员与群众来了个面对面。
   
    　　他亲自出辩论赛题目：“重庆实现新跨越的关键是政策资金还是思想思路”、“重庆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创新还是科技创新”、“30年后，重庆与京津沪比肩而行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
   
    　　对于最基层的官员，薄熙来让他们回炉深造——2008年，重庆市人事局等下文，要求全市机关单位35岁以下、未取得大专学历的在职人员到12所在渝高校进行脱产学习，否则，一律不得提拔。
   
    　　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争议。有媒体发出疑问：高素质的公务员可以速成吗?然而，在“胡萝卜”(政府给进修文凭的公务员提供补贴)加“大棒”的政策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基层官员走进课堂、捧起书本。
   
    　　薄熙来还大规模引进新鲜血液——2008年，重庆市启动《重庆市农村乡镇人才队伍建设计划》，5年内面向全国择优选派3万多名高校应届生，充实乡镇机关和农村。
   
    　　2009年5月，薄熙来更是将官员赶进了基层——一项名为“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党性、作风实践锻炼活动，在重庆市轰轰烈烈展开。
   
    　　治民：“红色浪潮”
   
    　　治官，是薄熙来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对民众的治理，薄熙来颇费了一番思量。
   
    　　2008年5月30日，儿童节来临前夕，他前往巴蜀幼儿园、巴蜀小学，和孩子们一起唱起了50年代的几首“老歌”后，他问小朋友：《歌唱祖国》会不会?
   
    　　“不会。”孩子们的回答，薄熙来很失望。
   
    　　临行前，他告诫随行人员：一个民族要强盛，培养年轻人昂扬、健康的精气神很重要。孩子们光念书还不行，光搞知识教育，最后可能学成个书呆子……
   
    　　不久，重庆市《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下发，“唱红歌”成为各部门在重要纪念日的必要活动。
   
    　　《重庆日报》每天在重要版面刊载红歌;重庆卫视开辟红色经典《每日一歌》;一批文艺骨干和积极分子组成教歌小分队，向群众传授红歌……
   
    　　仅仅这些，是不够的。
   
    　　2008年国庆节前，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教授，突然接到“政治任务”：编一本小册子，口袋书的形式，内容要经典，每月一本。以研究古代文学见长的刘院长，立即抽调院内的相关老师，组织编选班子。
   
    　　很快，暂定名为“博雅文选”的小册子完成，但这不符合薄熙来的思路，因为，刘明华等人选的是古典诗词。
   
    　　薄熙来的思路是，一定要有“红色经典”。反复修改，3个月后，他亲自定名的《读点经典》出笼。
   
    　　在已出到第九辑的小册子中，你可以读到《论语》、《孟子》，也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和刘伯承的《出益州》，亦有纪伯伦的《名誉》。
   
    　　在序言中，薄熙来写道：“经典应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传世之作，而引领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共产党人，也在他们书写英雄史诗之时，留下了许多催人奋进、感人至深的文化经典……有如多种维生素片，虽每日一粒，亦可养身。”
   
    　　这套丛书的主编，刘明华教授常会被人问起“何为(点击观看何为影视作品《乱世丽人》)经典”，他的回答耐人寻味：经典也有分别，比如，传统的文化经典，现当代的红色经典……
   
    　　能说明薄熙来对这本小册子重视的是：该书出版前六辑，他几乎每篇文章都审读过。最初，书的开张、纸的好坏，甚至封面图案，他都要过问，里面选取的“红色经典”，他更“会提出自己的建议”。
   
    　　现在的《读点经典》，销量已高达30多万册——重庆近6000名市管干部和2万余名各级干部几乎人手一册——重庆市的通知是，全市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把阅读经典作为人生追求、职业责任、生活时尚……
   
    　　薄熙来还鼓励人们发“红段子”——“2009年第二届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他发出首条参赛短信：“我很喜欢毛主席的几句话：‘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这些话很精干，很实在，也很提气。”
   
    　　据说，薄熙来的这条“红色短信”转发已超过1600万次。而2008年重庆第一届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共在民间收集了1万多条原创的红色短信，发送量才100多万条。
   
    　　2009年3月，“讲故事”活动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举行。著名演员姜昆和王刚声情并茂地为台下的3000余名观众讲述了《难忘的航行》和《夜幕下的哈尔滨》，一些小朋友见到了那么大牌的明星，激动万分。
   
    　　这一切，总导演和总策划都是薄熙来。
   
    　　在一次文化宣传工作会上，他透露，自己的目标是，用红色文化来“塑造人”，“抓未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首当其冲的是，“领导必须到位”，“领导干部要树立抓文化就是塑造人，就是抓发展、就是抓未来的理念”。
   
    　　基于这种判断，重庆市对“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提出明确意见：每个区县至少提供1个大型红歌坝坝舞广场;全市所有图书馆至少要提供一间经典阅览室;每个镇街至少设立1个“故事角”;各区县都要设置“箴言栏”……
   
    　　重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厅级干部告诉本刊，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薄熙来提到，之所以在全市开展轰轰烈烈的红色文化运动，是想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进行民众改造。“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进行思想文化建设，换一种说法，就是对人民的思想进行改造。”
   
    　　环境：栽绿留白
   
    　　走在重庆，会看到很多新栽的香樟或者银杏。履新不久，薄熙来对重庆的定位是，“内陆改革开放的高地”，但这个并不具体的目标“在官员中引发了一些议论”。
   
    　　很快，“改革开放的高地”被“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所取代，成为薄熙来治渝主线。
   
    　　“平安重庆”引发了“扫黑风暴”，对于“宜居重庆”，薄熙来则从改造旧城开始，“用3~5年时间，投入1000个亿把主城九区的危旧房全部改造”。而“森林重庆”的目标则是，用10年的时间，完成新造林1100万亩。
   
    　　“对一个城市来说，怎样做才算‘以人为本’、‘立足长远’?我看就是要种树，而且要多种、早种。现在就要组织千军万马上山种树。”薄熙来说。
   
    　　在这种思路主导下，到下面区县考察，他都要谈到绿化：“绿化城市需要提高树种的档次和质量。”“不要小看种树，树长得干净、漂亮，城市就显得有精神。”“要选择优良的树种，比如银杏、水杉、香樟等。”
   
    　　上有所呼，下有所应。
   
    　　重庆市铜梁县一年种了4000多棵大树，其中不乏香樟、银杏等优良树种，“县城显得树影婆娑，绿荫处处”;永川“短短一年，森林覆盖率增长到35%”，无论行走在城市街头，还是漫步在乡村小路，处处绿树掩映，鲜花簇拥……
   
    　　2009年8月25日，在忠县考察时，薄熙来更是让忠县县委书记朱晞颜和县长刘贵忠对这媒体的镜头举手宣誓：“一定把忠县的树种好!”
   
    　　在大连时，薄熙来以治理城市环境而出名，建设了诸多耗水的草坪，而在重庆的栽绿，则被一部分人戏称为“大树进城”。这些大树是否将道路变窄使堵塞状况更加严重，是否遮挡了司机视线造成安全隐患?一位市民如此质疑。
   
    　　薄氏风格
   
    　　薄熙来治理重庆仅23个月，可已给重庆留下深刻烙印。
   
    　　一位熟悉他的官员告诉本刊，薄熙来讲话很口语化，往老百姓的路子上靠。比如，在参加“红色短信”大赛启动仪式上，看到湖南、四川等省市的电信部门也都赶了过来，薄熙来说，好啊，来了这么多兄弟省份，都是好哥们!
   
    　　“一个如此级别的官员，‘哥们’竟然从他嘴里说出来……”这位官员坦言，他是非常惊讶。
   
    　　在“健康重庆”动员大会上，薄熙来拿原卫生部部长高强的名字开起了玩笑，“高强同志虽是卫生部长，但高强、高强，‘更高’、‘更强’，你的名字已经很接近奥运精神了!”全场近千人大笑。
   
    　　接着，薄熙来开起了重庆官员的玩笑：“健康和长寿，是咱重庆人共同的追求，我们身边就有胡健康、王长寿嘛!”全场哄笑。胡健康是重庆市人大副主任，王长寿则是重庆市政协秘书长。
   
    　　薄熙来曾说，“咱重庆人体质不错，能爬山，但个头儿不行，居然排在广东之后!咱比不了东北和山东大汉，但要有志气和广东的朋友们一比高低!”全场又是掌声和笑声。
   
    　　大部分时间，“薄熙来笑眯眯的”，然而，其强硬、铁腕的一面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重庆出租汽车司机罢工，薄熙来邀请司机代表召开座谈会，媒体直播。在对话中，出租车司机大倒苦水，一位加气站工作人员想推托责任，被薄熙来打断：“好的，你就讲到这儿可以了，今天我主要是听司机们讲。你不要讲了。”
   
    　　“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电视辩论赛上，薄熙来是评委之一，最后的点评阶段，看到一位评委点评过分冗长。他挥挥手进行制止：“这不是做报告。”
   
    　　到下面的一个贫困县调研，书记、县长都出来接待，薄熙来听完介绍，突然笑眯眯地来了这么一句：都说你们这是贫困县，看你们这身材，像贫困县吗?
   
    　　还有一次，听基层官员汇报，这位官员把各项数字如数家珍，汇报得极为顺畅，薄熙来起了疑心，随即打断：为这汇报，你昨天背到夜里几点啊?
   
    　　今年4月，多家香港媒体到访重庆，薄熙来出面，港媒们抛出一个问题：重庆发展的最薄弱环节在什么地方?
   
    　　薄熙来一听，笑了，说：“你们这不是考验我的政治智慧吗?说出来，把前几任领导都给得罪光了?你们实在要问，不如换个说法，改为，我在重庆最想干哪些事，你们觉得如何?”一脸的真诚。
   
    　　当时参与采访的一位记者说，采访前，本来很多港媒对薄熙来充满疑虑，但是经过他那么真诚的一番回答，后来，“很多记者反而很自觉地保护起他来。”
   
    　　重庆施政600多天，薄熙来给当地官员留下的另一印象，是他对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经典语录的熟稔——讲话时，随时可以脱稿引用，进行大段大段地背诵。比如，在“宜居重庆”建设动员大会上，薄熙来不但引用了毛泽东“江山如此多娇”的诗句，还解释，“重庆有江有山，就是江山多娇!”
   
    　　“如果把‘五个重庆’都搞好了，我们再登山远望或漫步江边，读毛主席‘江山如此多娇’的诗句，就会倍感亲切，仿佛他老人家就在讲重庆，对‘五个重庆’建设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
   
    　　一位热心网友统计发现，仅就公开见报的薄熙来讲话，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就高达31次。
   
    　　为何薄熙来如此热衷在重庆推行红色文化，热衷毛泽东语录?
   
    　　重庆思想界的多位人士表示，这和薄熙来的家庭出身以及自身成长道路有关系，“他们那一代人受毛泽东的影响很深”，“家庭影响也很大。”
   
    　　原辽宁大学校长、和薄熙来熟识多年，被薄熙来视为师长的冯玉忠先生告诉本刊，根据他的观察，薄熙来到重庆，还是“理想主义色彩过于浓厚”，追求完美。“他是所有静止社会的敌人。”冯玉忠说，但“总体上，还是越来越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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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感性的薄熙来啊，我喜欢!”


女记者春心荡漾不能自持地向薄淫棍敞开了胸怀

湿润乐意

考一个人，一个官来解决一个地方的问题，本身就是人治的体现。如果中国要从人治像法治过度，这种人还是少点好。